“文明冲突”与世界政治新时代

按：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这当然是指国家大事。历史一再证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问题，千头万绪，关键也在政治，在归根结蒂对谁有利。不懂国际政治，没有防人之心，或者一厢情愿地以为全球化就是“先富后富”，等于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倘若被软刀子割头，则一定要完。”90年代以来进入世界政治新时代，新时代的关键在于有人将“文明冲突”上升为国际战略或称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矛头指向谁人？全球剩余资源争夺战和“文明冲突”（需要读懂其真实含义）战早已打响，在这种关系民族生存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岂可掉以轻心？联系近年来萨斯、转基因主粮和新型疫苗等一系列问题引起的争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和严重关注。

 “文明冲突”与世界政治新时代

                                          郑彪

    与此同时，主要是人类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消灭剥削和私有制引起反动势力的拼死抵抗，导致各种政治集团、国家集团和国际集团（包括跨国公司）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等领域斗争的尖锐化，造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20世纪下半叶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的外部压力急剧加大。在这种主要以冷战为形式的巨大外部压力下，也由于种种内部原因包括政治和文化原因，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内部在思想、政治等方面发生异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和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中国极“左”路线的长期错误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苏联衰落和入侵阿富汗的十年战争，以及后来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于是出现了全球性的社会主义价值被一时颠覆，同时资本主义的弊端也再次充分暴露。这种历史曲折造成的价值真空是世界各国重新从自己的文明中寻找精神归宿和凝聚力的根本原因。从长远看，这种趋势具有历史暂时性；但是从现实看，文明因素作为国际权力资源要素的地位上升，如同70年代以来石油作为国际权力资源要素的地位上升一样，正在成为在近几十年内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因此，世界政治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地缘文化整合。这里，在对世界体系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引入文明的分析。

一、文明成为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因素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文明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仁，不含有种族主义的因子；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基督教义相联系，却有浓厚的种族主义。15-16世纪西方兴起的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意识形态。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证明，西方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是同义词，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是近义词。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主义，更与种族主义无关。这是东西方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不可以混淆。

    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旗帜沾满血腥，经过18世纪的启蒙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文化的整合、提升和自由、民主、人权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此后西方种族主义有所收敛。但是狐狸尾巴根本夹不住，种族主义时不时就冒出来。20世纪后半叶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主义声名狼藉，“文明冲突”被“主义的冲突”和冷战所掩盖，但是在西方新殖民主义背后，种族主义仍然时隐时现。到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向人类发出“增长的极限”警告之后，西方实际上以“黄金十亿”的国际战略思想来应对。“黄金十亿”只涵盖欧美国家，本质上还是种族主义。战后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东西方政治对抗的背后，既有“主义的冲突”和地缘政治冲突，也有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相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地缘政治矛盾、民族和文化的矛盾。美国与欧洲之间是如此，其他不同文明体之间，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极世界倾覆导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决定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的地位相对下降，国际政治撕去了意识形态面纱；不是意识形态不再重要，而是以往被忽视的，被冷战、意识形态斗争掩盖起来的文明冲突背后的西方种族主义重新暴露出来，于是文明作为国际政治权力要素的地位迅速上升。2009年4月20日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抵制，就是突出的表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废除种族主义，是时候了。”西方的抵制表明，他们认为“还不是时候”，或者不想废除。亨廷顿说文明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地位，其实文明始终是最重要的国际权力资源要素，只是到了20世纪意识形态的意义凸显，无所谓谁取代谁，也取代不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衰竭，掀开了世界政治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不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既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也是文化的。“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47）与此相联系，一切与过去的时代相联系的事物，如民族、历史、祖先、宗教、语言、文物、价值、习俗、体制等等更加重要，人们不仅用政治来促进自己的利益，不仅用意识形态来界定自己，而且用文化来界定自己，来促进自己的利益，或者干脆说，文化变成了政治，变成了国际政治。人类的国际行为，不仅受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动机支配，也仍然有意识形态的理想追求，同时也日益受文明认同的影响。这个变化，不是什么人为的规定，而是一个国际事实。这个事实，提升了民族国家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地位。民族国家作为影响国际事务的主要因素，比以往更加重要，因为文明决定世界政治格局，文明共同体的分量决定国际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似乎又回到19世纪以前，亨廷顿甚至于说“现在，各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的出现已更加接近中世纪时期的情况”（48）。这样一来，世界就不仅按照财富划分为三个世界或四个世界，更加为国际认同的是世界划分为七八个主要文明带，新的世界体系格局的竞争据说将主要在文明带之间进行。亨廷顿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并且以维护后美国霸权地位的立场和目的论证了世界体系重构的思路。因此，他提出，“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正在沿着文化线被重构。”（49）这其中一个原因是“黄金十亿”思潮背后的西方种族主义抬头，导致与此相适应的民族主义在全世界狂飙再起。为什么小布什总统嘴边挂着十字军东征，他的周围多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其实美国一直就是暗地里秉持种族主义原则 地缘政治原则，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只是涂上去的意识形态油彩。所以二战期间罗斯福可以与斯大林合作，暗中算计西欧，与苏联瓜分欧洲，缩小西欧的地缘政治实力。冷战期间，又与西欧合谋算计苏联。苏联解体以后，就轮到算计中国了。这就是美国“文明冲突”的战略轮盘赌。

二、“文明冲突”论具有种族冲突的含义

上文提到，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马克思说资本原始积累是“血与火”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西方种族扩张史，是殖民地人民的“血与火”。这种“悲情”是客观存在，历史上被宰割，却不允许人民有历史“悲情，岂非咄咄怪事？一些人出于故意或被洗脑，歪曲历史，掩盖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真相，美其名曰“以文明为主线”，其实是为虎作伥。终于图穷匕见，现在人家围堵过来，杀将上来，甚至兵临城下，虎视眈眈，而且打出“文明冲突”的旗帜，窗户纸已经捅破，甚至公开叫嚣战争，再不言语，就会被视为愚昧和软弱可欺，会引狼入室。亨廷顿直言不讳地说：“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50）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全球不过是扩大的区域，全球政治也是种族的政治，不过是换上文明的概念，比较“文明”一些。只不过他没有这样直接赤裸地表述，但是至少已经在暗示，必须读懂。其实，“文明冲突”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含义是：基督徒已经摧毁了东正教（苏联），现在需要摧毁儒教和伊斯兰教。虽然美国衰落，但是军事优势尚存，必要时不惜一战。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宗教的复兴，特别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美国起了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在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美国道德危机》和乔治·索罗斯的《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有所揭露，但是他们都是美国要人，话说得相对含蓄。对此揭露最彻底的是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的著作《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以上都有中译本）。亨廷顿说：“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剧烈的，并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51）不是“可能”产生，而是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政治的影响，所以索罗斯称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崇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不是偶然的。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助于理解其好战性和种族意义。亨廷顿还说，冷战结束以后“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52）在这些发生在非西方文明国家的种族灭绝现象的背后，是否有西方“看不见的手”在为之推波助澜？是什么人最希望世界大乱和非西方文明发生种族灭绝？用种族冲突来概括21世纪的国际政治，明示或暗示21世纪人类将面临一场种族决战，对谁有利呢？其实，对谁都不利，那将是人类毁灭，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但却是弱势文明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切实认真应对的。中国人由于文化原因，既善良又不熟悉宗教，更由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去政治化”，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往往忽略其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种族主义背景，特别容易吃亏。

亨廷顿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功。而现代化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使它适应了他们的目标，并用它来向西方的权力挑战，来动员其人民，坚持民族认同以及自己国家对西方的自主。”（53）在亨廷顿看来，中国人争取独立自主，恢复民族尊严，过人应当过的日子，就是向西方挑战。难道中国人注定要永远给西方当马骑？这还不是种族主义？这恰恰说明过去中国的路走对了，今后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目标。他还预言：“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54）伊斯兰国家为什么“不宽容”？西方又岂止“傲慢”？中国更何尝“武断”？这都是哪儿跟哪儿？终于，亨廷顿憋不住，索性挑开天窗说了亮话：“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55）这是预见，还是挑唆？或是诅咒？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有不少深刻的观察，同时也散发着一种西方没落悲观的种族主义气息，对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充满敌意，不少人竟浑然不觉，甚至有盲目崇拜者，也是咄咄怪事。

三、世界向文明多极化转变的历史进程加速，这个进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西退东进

20世纪世界政治运动的基本态势和特征是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向东方崛起和多文明复兴的新的世界体系过渡，这个历史起点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亨廷顿也承认，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俄国，然后在中国“掌握了政权，这代表了从欧洲国际体系向后欧洲多文明体系过渡的阶段。”（56）两极世界格局具有历史过渡性质，这一格局倾覆带来的单极化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错觉，如同其理论表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证明是历史的错觉一样。苏联政治解体，美国金融崩溃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是，“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60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90年代的六个以上的世界。”（57）“六个以上的世界”，大部分属于非西方文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极政治格局崩溃，引发了全球性的政治混乱和文化认同危机。原有的阵营解体，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失去了国际政治方向，到处都有国家在问：“我们是谁？”“知向谁边？”“谁跟我们一伙儿？”世界政治格局以地缘政治文化为划分标志，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前的特征。亨廷顿说：“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58）在冷战时代，一个国家可以选择结盟或不结盟。选择结盟是为了利益和安全；选择不结盟，同样是为了利益和安全。在两极世界格局倾覆和一个充满变数的“文明冲突”时代，不在文化认同中结盟可能意味着既没有利益也没有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到处都在忙活文化结盟：欧盟吸收了前中立国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前华约组织的天主教、新教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东正教的结盟和伊斯兰教的结盟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那里“‘正在形成两个轴心，一个穿着东正教的长袍，另一个戴着伊斯兰的面纱’”。（59）在中亚，苏联的穆斯林加盟共和国正在加紧重新加盟周边的穆斯林，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在为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竞相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北美洲，美、加、墨三国的一体化取决于墨西哥在文化归属上的选择：是北美，还是拉美？在拉美，基于共同文化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很快。在东亚，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正在推动政治关系发展，特别是美国衰落背景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效应，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导致90年代以来出现世界政治格局文化重构的根本原因，是两极世界格局解体后各国寻求自身利益和安全的需要。无论大国小国富国穷国，在世界上都不能独处，都需要朋友。在人类历史上长期是按地缘文化划分政治格局的，只有到了20世纪由于西方衰落，才出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政治对抗，才形成了超越文化的不同的政治阵营。两极世界倾覆，不仅苏联东欧集团解体，西方集团其实也在解体。同时，也使得原来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小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上升，并正在按照文明重新集结。

四、随着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失败，“去政治化”、“去民族化”思潮已经退潮，“普世文化——达沃斯精英文化”正在湮灭，政治-民族-阶级意识重新兴起，汇成新的世界思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寻求伊斯兰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明确拒绝西方化，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意识。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发展，在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政治意识、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被重新唤醒，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普遍高涨。2009年主要发达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群众游行具有政治性质，虽然这些运动缺乏政治领导和理论武装，但是表明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正在被重新唤醒，西方国家的精英政治和精英文化时代正在终结。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推动下，随着世界经济中网络、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泛起的是“普世文化”泡沫，或称“达沃斯文化”，即所谓精英文化。亨廷顿说，普世文化是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60）关于普世文化，亨廷顿嘲笑它是一些“深刻而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又不深刻的”观点。（61）因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62）“达沃斯文化”语出“达沃斯论坛”，也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年一度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座美丽的小城举行。每年都有一千名左右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世界级的富商巨贾、金融寡头、政府高官、学者名流和媒体人士云集于此。这些人一般具有显赫的地位和学位，有资深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有自由主义的共同理念，受雇于著名跨国公司（银行）、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享有丰厚的经济收入或巨额资产以及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操着熟练的英语，在国内国际上层社会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享受一种超高质量也超高度西化的生活方式，拥有社会精英的美誉和心理。他们被称为达沃斯人，自视是一种掌握了“金融炼金术”的“超人”；他们的文化也称达沃斯文化。达沃斯人由于掌控了所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和大量重要的政府职位，因此达沃斯人及其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广泛而巨大。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破产和世界金融、经济泡沫的破灭，世界金融机构、金融体制、经济政治秩序的变动和重组，“普世文化-达沃斯精英文化”日益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文化也正在迅速湮灭。2009年达沃斯论坛没有邀请经济学家就是一个证明。正如亨廷顿所说：“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63）达沃斯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豪、政客和学者，据估计在发展中国家总计不到500万人，占世界人口不到0．１％，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亨廷顿说：“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64）

另一方面，即便是通俗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在全球流行也不意味着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化，恐怖主义者也穿牛仔裤，喝可乐，跳迪斯科；好莱坞大片的轰炸和通讯全球化也没有导致各国价值观和信仰趋同；德国统一后，那些英语娴熟的德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说德语，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这一点与前几年在中国某些城市举办的某些国际学术会议规定必须一律说英语形成鲜明对照。亨廷顿甚至设想“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上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65）亨廷顿是思想家，他的这个设想至少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是不无根据的。

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崩解之中，未来世界体系正在形成和构筑之中。亨廷顿正确地揭示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按照现存各种文明进行整合的趋势。与此同时，亨廷顿“漏掉”或“省略”了影响现存世界体系解构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趋势，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浪潮和趋势。后一种趋势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别是以“生态社会主义”面貌出现的“绿党”运动）、反战运动、世界各种力量与美国的明争暗斗的加剧以及美国金融海啸以来世界各国解构美国金融霸权的形形色色的斗争，等等。这些运动的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体系，指向美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西方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引起世界格局进一步改变，目前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亚洲，预计到2020年亚洲将进一步拥有世界五大经济体中的四个和十大经济体中的七个。（66）这无疑意味着亚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高。当前世界体系正在进行文明整合，对这种世界政治的地缘文化整合及其趋势进行分析很有意义。

首先来看西方文明的整合。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的分裂在20世纪末以来的世界地缘政治上得到鲜明的表现——基督教新教的美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欧盟、东正教的俄罗斯，这是西方文明中一种三分天下各有其一的态势。但是三分天下的局面并不像三脚架那样稳定，而且正在发生迅速的戏剧性变化，决定性因素在于美国以何种速度衰落以及结果如何。这里需要区分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如同奥巴马政府正在做的——极力控制和延缓美国衰落速度和进程，争取“软着陆”，防止金融海啸导致全面崩溃。目前美国国际战略收缩还只是刚刚开始，远不到位。随着美国地位的削弱，美国最终退回到西半球也不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情况就是俄罗斯学者伊戈尔·帕纳林所预言的2010年美国解体。美国面临解体威胁，这在一般局外人看来像是笑话，对于西化论者更是匪夷所思，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长期以来美国和政治、金融寡头合伙拿美国国运作赌注，结果是金融上赌赢了钱，政治上赌输了美国的国运，于是这场金融海啸不幸成为美国命运的拐点。这是“上帝”对美国寡头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报应。一旦美国真的解体，各种地缘政治灾难将接踵而至。按照帕纳林的观点，将主要由欧洲基督教和东正教势力为其料理后事。（67）换言之，西方将长期忙于文明内部的地缘整合，尤其是欧盟长期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谈何世界领导力？

伊斯兰世界的整合相对不那样顺利，也在于其领导核心的不确定性。帕纳林认为，俄罗斯作为中东的主要玩家，将逐渐从中东淡出。欧盟将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调停者。恐怖主义是一个复杂和特殊的问题，中国历来是伊斯兰世界的朋友，是有助于其团结和稳定的力量。儒家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圈的友好相处将大大提高亚洲的地位。

    无论美国解体与否，随着美国衰落，最富戏剧性的地缘政治变化或迟或早将会在东亚发生。有人希望东北亚发生政治危机甚至发生战争，以日本和韩国作遏制中国的炮灰，这是完全违背东北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当前美国金融海啸深化，如此需要中国，应当立即废止《对台湾关系法》。如此，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仅是两岸双赢，而是中华民族共赢。东北亚和东亚的局面将根本改观，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将促进新型儒家文化圈形成，亚洲的国际地位立马鲤鱼翻身。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届时世界新体系将具有日益鲜明的亚-欧特征。

（本文系拙著《中国软实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一章的一个子目，题目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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