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众对中国太不了解
“西方公众对中国太不了解”，这句话正好点出了西方媒体要进行反华鼓噪所必需的社会基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完整生存到今天的国家。这是事实。但是不管是我们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大多都片面地强调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代文明，却忽视了对现代中国的了解和传播。实际上，这是用汉学研究替代了对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的了解。1974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露西•贾维斯在北京拍摄了一部轰动西方世界的纪录片《紫禁城》，对中国的古老文明赞叹不已。当屏幕上展现故宫珍宝馆收藏的景泰蓝及各种雕刻工艺品时，解说词说：“在中国发明瓷器七百年以后，马可•波罗才第一次把这些瓷器的样品带回意大利。在这之后的三百年间，直到欧洲偶然发现了制造瓷器的秘密，欧洲人把瓷器看得比金子还要贵重”，“当基督渡越伽利略海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使用指南针；而当中国人发明纸张的时候，用来做十字架的木料在耶路撒冷还是一株幼苗”。但是，我想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异同不仅仅是像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关系那样简单。中国不仅仅是被记录在历史书上或档案袋里的。对于现实的世界的了解，中国人远胜于欧美人。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也远胜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
我也经历过另一种事实，那就是美国有许多人连中国在亚洲这个事实都不知道。1981年9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大上午，我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首府科伦巴斯自己的居所附近等候公共汽车。由于巴士的间隔时间很长，我不得不同邻家那位坐在门前阶梯上晒太阳的小妹妹聊起天来。这是一位很漂亮的金发美女，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她好奇的问我；“ Where’re you from（你从哪里来？）”“Beijing”，我回答。没料到她这样回答：“No idea（不明白）”。我接着问她：“知道北平吗，那是北京在旧时代的名字。”她一个劲儿地摇脑袋：“对不起，我的地理常识太差了。”于是我只好简要地介绍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以及这个名字的来历。姑娘真诚地感谢我，说我为她上了一堂世界地理知识课。我在学成回国之前，到美国的邮局寄包裹，邮局职员居然把日本东京错当中国的首都北京！
当时，我正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电子传播中心当访问学者，并且编导了纪录片《中国人的眼睛》。在执行采访的过程中，我确实亲历了美国文化中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其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印象就是美国国民对于世界的了解程度，和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据我了解：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美国大学本科生，不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2006年，意大利都灵举办冬季奥运会，美国一所大学在课堂上讨论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在哪里，有人大声回答是东京。全班师生大眼瞪小眼，连教授都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最后总算有一位硕士生回答：“中国”，也没有讲出北京这一城市名。
美国老百姓之所以对世界认知度低，其原因之一，是历来的美国统治者不鼓励开发老百姓对这方面的知情权。美国的大众传媒，对于其境内的居民的知情权也是不重视的。
其实，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德国之声》访问了德国的水球运动员马科本，这位运动员因为曾经提出“亲藏泳装”方案成为媒体明星，一下子收到了20多个采访邀请。不过，令马科本不快的是，这些采访通常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定性判断，只是希望“借人之口，树己之论”。在与许多中国留学生展开激烈讨论后，马科本越来越发觉自己对中国了解的空白，他埋头阅读了大量资料，“这才意识到，先前的我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一无所知，只会人云亦云的重复报纸上的观点，然后再在别人的指证和批驳面前哑口无言”（原载《环球时报》2008年7月1 日第6版，《赖斯要陪布什来看奥运》之续篇）。
说起法国人，2008年7月3日《环球时报》的几位记者联合采写了一篇题为《傲慢让法国远离世界》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本报记者在午餐时听到旁桌的几个法国人议论此事，他们对着电视屏幕上的不实报道和歪曲议论大肆数落中国的不是。告一段落时，几个人忽然想到互相询问有没有到过中国，回答都是从来没有，沉默片刻后，其中一人轻蔑地说：‘那种地方，我宁可不去，还是留在巴黎生活最好’。不了解某件事物，似乎并不妨碍法国人对其进行评论。去年记者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法国人，聊天时，他听说中国有13亿人口后，频频摇头；他还惊讶于中国的文字，说这种象形文字太复杂，他怀疑中国的小孩一年也认识不了多少字，接着又是频频的摇头。”
2000年，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的时候，有一位拉丁美洲的国家电视台总裁来北京访问。下飞机后，他惊异地看着高速公路两旁的建筑群，向前来接客的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负责人提出疑问：“这是北京？我们没下错飞机？是北京的话，怎么不见骆驼、黄包车，还有裹小脚的女人呢……” 他的心目中的中国北京，还停留在《骆驼祥子》时代呢!
这种西方公众太不了解中国的现状，折射出两个误区：其一，是西方面对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的种种恐慌和猜忌。西方人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围绕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争夺而不断的残酷竞争规律，来观照今天的中国和推测它的将来。结果是“自己吓自己，越想越害怕”；其二，是我们中国人怎样也想不到自己会被误解。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也陷入了一个误区：或是过高地估计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误以为西方人也同自己一样了解人民的新中国；或是一味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胜利前进的征途上很少去注意还有一些逆流和噪音来干扰。在今天“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中，这两个误区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敌意和仇恨，是最善于利用不同民族之间的误解的。而民族之间的敌意和仇恨，往往会连绵不断地延续数十年甚至几百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他的《不确定性的崛起》一书中说了非常醒目的一句话：“当前最大的危险是中国与西方彼此间逐渐上升的敌意。”
现代传播学破坏人类之间的沟通
有人认为，西方的传播学研究的结果，是越来越让他们的媒体不会正常传播。他们所热衷的“议程设置”、“新闻框架” 等都不过是“愚民政策” 的策略而已。
2008年6月28日，德国前驻华大使康拉德•赛兹和“德国之声” 网站有过这样一段访问谈话：
德国之声：您描述了很多中国辉煌的成就，但是西方似乎对此知之甚少。西方似乎对中国过去的成就和今天的进步不屑一顾吗？
赛兹：很大一个原因是西方的狭隘。德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外国的事情。中国已经算是个例外了，不过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扭曲的中国的形象。媒体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政府为脱贫所做的努力和成就关注很少，却聚焦政治话题。
西方的媒体往往与普通大众是分离的。但是媒体对于他们的主流社会，特别是政府机构、政客、社会中坚还是起到作用的。老布什总统就曾经说：“我从CNN知道得比从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的还要多（见罗西•阿门：《全球电视与世界政治交易》，2001版）。” 西方传播学家把媒体对于公众舆论、社会政局、国际关系的影响称之为“CNN效应”，CNN的总裁居然敢夸下如此的海口：“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是我的摄像机决定的，我的摄影记者到了哪里，哪里就是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李希光、周敏：《24小时的新闻报道：是新闻还是娱乐？》”。
西方的媒体怎样影响其主流社会呢？他们的主要策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议程设置”，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发表了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对于所谓的“议程设置” 他们是这样具体描述的：“影响个人认知变化、构造他们思维的能力——已经被认作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里还可能有大众传播最重要的影响力，即在头脑里为我们安排和组织世界的能力。简言之，大众媒介在教导我们怎样思考上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诉我们思考的内容上惊人地成功。” 说白了，“议程设置” 就是由媒体设了套，让公众往里钻。他讲的可能是真话（现在连这一点也不能保证了），但只是专讲一面，而且反复渲染，让人偏听偏信，以达到媒体影响公众的目的。
西方的传播学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他们还认为，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另外，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地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二、“新闻框架”，它无非就是强调新闻报道要有角度，新闻报道要讲事实也要讲立场。“新闻框架”一词来源于美国社会学家E•戈夫曼，他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一书中对“框架” 一词进行了阐释。戈夫曼强调框架使人们将社会真相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依据，人们借由框架整合信息，了解事实。框架理论已被广泛地用来讨论新闻媒体对政治运作的影响。记者叙述一条新闻的观察点或视点构成一条新闻的框架，就如同一幅镶在镜框中的照片一样，这个相框决定了读者能否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记者决定把什么内容收进新闻报道相框内，同时把什么内容排斥在相框外。记者们不仅决定框架应该收进何种事实，同时还设计框架、制造语境，以便记者选择的事实能被读者理解。
三、“新闻包裹”，实际上这是上述“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 理论在电视新闻编排方面的运用。新闻包裹是指用平行编辑法来代替传统的线型编辑法来编排一次新闻的播出。传统的线性编辑法，是指按照新闻价值的重要程度（而不管上、下两条新闻间在内容上的关系），一条接一条连续播放；而新闻包裹，是把内容有关联的不同新闻，或者同一新闻的不同消息源的报道平行组接成一个包裹，再由主播把不同的新闻包裹串联播放。这样处理，可以获得许多好处：
1、在一个新闻包裹内，不同新闻互为背景，相互支持，突出了新闻价值和新闻报道背后的含义，因而可以不依靠评论就能达到影响公众的目的。
2．一次新闻节目由几个新闻包裹组成，由新闻主播来组织串联，使得新闻播放在叙事性节奏上更加鲜明、突出，有利于阅听人保持注意。
西方传播学的这些研究成果，如果单纯就他们在强化传播行为的效应上来看，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时甚至是具有很大的威力的。但是人类文明史上所有威力强大的发现和成果，都必须加以有效的控制，核能、中子、激光、计算机网络以及传播学理论和手段的开发、发展等等，都概莫能外。一旦被利用到消极方向，就会贻害人类。但是，如果被积极地开发运用，就会对社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动员作用，引发出伟大的凝聚力。例如，5．12四川大地震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众志成城” 新闻直播就是这方面一次成功的实践。
目前，西方国家媒体上的反华鼓噪，除了造谣生事是违背人类道德的恶劣行径以外，大多数都是从反华政治需要出发运用了上述的理论或策略。例如关于对中国人权状况、“藏独”骚扰、“伤害环境”、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等报道，都是如法炮制的。但是，对于那些从来不知道事实真相的西方老百姓，还真起作用。我们在前文中谈到过的德国水球运动员马本科、法国小酒馆里那几位对中国一无所知却敢出言不逊的“法国佬” 就是最普遍的例子了。可见，我们日常说的“偏听偏信”，不仅是人们认知上的一种过错，也是传播的失误，或是传播者的诡计、阴谋。而善良的人们不是被愚弄、欺骗，就是受到诬陷、丑化或中伤。西方传播学的研究，一旦被别有用心地利用，就会造成人类沟通渠道的断绝，使得传播效应往真理的反向滑行。
鉴此，无论是从对世界负责还是从对我们自身的保护来看，我们都要为真理而战。我们也应该检讨以往在对外宣传中的一些理念或传统习惯是否应当改一改了。例如，我们曾经严守中华古训“慎言”，在对外宣传中往往采取“后发制人”，结果却丧失了对世界的话语权或是最好的发言机会。为了真理，为了国家利益，有些事就应当抢先说话，对于国外媒体的造谣、攻击，就应当针锋相对，甚至也应以“议程设置”、“框架”来回应。
西方对“新闻自由” 的双重标准
西方媒体的商品性是和它的娱乐性紧密相连的。西方的涉华报道，为了吸引人，“故事” 说得越邪乎越好。这可能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 的原因之一。
为了吸引眼球，西方的媒体可以对新闻报道真实性原则全然不顾。在2008年春季拉萨“藏独” 骚乱的报道中，不止一家、不止一国的西方媒体造假诬陷中国军警平息骚乱的行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对西方的“新闻自由” 还有过亲身的体验。为了拍摄纪录片《中国人的眼睛》，我曾经在美国就老年人孤独的问题，在美方推荐的哥伦布市“玛丽广场老年人中心”做镜头前的采访。但是，列队等着我访问的是20余位“沉默的老年人”。当我问他们：“Are you lonely（您是否感到孤独）” 的时候，他们的回答都是：“No，I never（不，我从不孤独）”，一下子封死了路子，访谈根本无法进行。实际上，美国老年人的孤独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美国的大小媒体经常大量地刊载这样的调查报道或研究报告。偏偏我这位中国编导问不出来真话来。我注意到被访者们颤抖的手指，这表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有人事先对他们作了提示。后来，观众们可以在我的纪录片里听见三位老人怒斥政府、邻居、子孙不关心他们的谈话，这段资料是把我拟的采访提纲委托给我的美国朋友——主持人弗雷德，让他代我出镜头，找了另一个老年人中心访问获取的。
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完善法律，也限制了“无冕之王”的“自由”。他们以保护“隐私权”、“形象权”、“言论版权”为由，限制了媒体拍摄、编辑、播放、发表他们的言论以至他们所拥有的企业、财产影像的“自由”。哪怕拍摄一家商店的内景、招牌，也要获得店主方面的许可，请人家接受采访或做电视讲话都要签合同。
在西方世界，还有一些法律规定之外，属于西方社会或者某些主流媒体的传统偏见的制约，集中表现在他们的电视媒体一般不播放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节目。美国学者阿兰•罗森沙尔在他的名著《纪录片的良心》序言里说；“我们都是纪录片工，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电视机构工作。但是我们都一致认为：纪录片的使命是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增进人类之间的了解。” 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纪录片这种充当“文化使节” 来增进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使命却被各种政治、经济、理念的干扰破坏掉了！
我觉得，西方传媒界没有资格指责别人新闻不自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新闻媒体公信力的标准是真实性和责任感。但是，西方的媒体为了给“藏独” 活动张目，不仅已经积极播出了一堆用造假手段炮制的所谓的“纪录片”，最近网上还有人报道：又有一个法国女导演，在策划拉拢萨科奇总统在内的人物，用扮演来拍摄一部虚构的纪录片，企图再制造一个“藏独”分子在北京奥运村活动遭到中国军警枪杀的谣言。你说，西方媒体还好意思讲“公平” 二字吗？！
我们列举以上的事实并加以分析，并不是想和谁吵架，相反，恰恰是为了寻找东西方之间的隔障滋生的根源，寻找消除这种隔障的途径，以促进、加快东西方人民互相之间了解的进程，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必然趋势。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几件大事，引起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震撼。汶川地震后全中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奋力抗震救灾，使得西方许多人士开始审视自己原来对中国认识上的误区。全世界的媒体都要认识到自己应担负的传播的原始使命，帮助各自的民众，尽快提升对世界的认知水平。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2期《现代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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