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被人料定结果的谈判
2010年11月29日 ，这一年的国际气候谈判的压轴大戏将在墨西哥美丽的国际旅游城市坎昆召开。坎昆三面环海，风光旖旎。各国的气候谈判代表，众多的环保NGO，还有那些时尚圈的各色人物以及媒体记者将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进行一场华丽的谈判表演。
其实，我想很多人心里很跟明镜似的，不会对这次谈判报什么太大的希望，尤其是有了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经验后。
我想，以后，我们也许会经常看到那些谈判代表，NGO以及社会名流们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耗费着大量的能源，排放着二氧化碳，浩浩荡荡的来到某个城市，然后代表们重复着那些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的话，为自己国家辩护，同时指责谈判对手；那些NGO们用花样翻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怒斥那些各国政府，接受记者的采访；艺人和社会名流则不停地宣传环保的重要性；记者们马不停蹄的采访报道，不时的加入很多的花絮。然后大会谈判一定会取得进展，但是进展一定是那种象征性远大于实际意义的。会议结束，大家又消耗着能源，排放着二氧化碳的回家了。回家后准备下一次的气候谈判大会。
说实话，气候谈判大会更像秀场，作秀和花絮比谈判本身更吸引人。我不知道一次次开这样的大会，除了消耗更多的地球资源，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外，似乎就只剩下作秀了。那么，如果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那就最好不要开这样的大会，否则每次大会就只会像电脑中的“复制”、“粘贴”一样，只是不停得“复制”上一次的会议。
二．悲观的情绪
那么，到底有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来推进会议取得关键性的进展呢？有人很不乐观，泰尔伯格基金会（Tällberg Foundation）主席波•艾克曼（Bo Ekman）就撰文（1）认为：“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现行的宪政体制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金融危机表明了这一点，生物多样性国际会议、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以及一切其它国际性事务都表明了这一点。”
他进一步分析：“当今世界是一个联系紧密、各成员间相互影响和跨越国界的体系。在该体系中，权力在不同国家间分割，这种格局是在历史变故和政治发展中诞生的。各国为维护自身利益所作的不懈努力最终导致全球的共同利益受损。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冲突在谈判中必定能得到解决，殊不知这种谈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家主权这一先决条件。目前基于国家主权原则的世界秩序是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产物。但任何世界秩序都不可能永久存在。某种世界秩序，只有当它能体现权力均衡、促进发展和有效地解决问题时，其存在的合理性才得以延续。随着全球化进程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部分前提推到超国界的层面，目前这个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制已变得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了。这一点在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体现比在其它任何领域都更为明显。生物圈本身就是一个属于我们地球的、有着适应性和互动性、并且不断变化着和进行着自我调节的系统。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大自然不会按照逻辑被划归于不同的国家。你不可能孤立地去解决海洋、森林、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或者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
针对气候谈判，艾克曼的结论是：“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所决定的气候问题谈判进程面临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是通过让192个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目标和手段的成员国达成共识，让它们在今后的数十年里共同为各自的行动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来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地球物理学和生态学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即使这192个国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达成了这样一个“完美协定”，协定也会因缺乏应对一些不履行协定的行为所需的金融监管权或强制执行力而显得名不副实。但谈判代表并没有致力于解决上述缺陷，相反，他们试图去解决一个与气候变化不相干的问题：他们试图达成政治妥协，作用主要在于维护强国的霸权利益。然而，要扭转气候变化，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但行动应当基于生态系统的状况，而不是各国的相对谈判力。”
艾克曼显然非常的悲观，他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这些人认为根本达不成什么协议，即使达成了协议，也难以履行。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达成一个协议，就会出乎 艾克曼 先生的意料，那么， 艾克曼 先生又怎么敢肯定我们一定在行动上不能履行协议呢？难道不会再一次出乎意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问题要一步一步的解决，因此，我觉得关键在于大家首先能够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有了这个协议，也就有了行动的前提和基本保障，因为既然大家在激烈的争论而达不成协议，这恰恰说明如果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对大家是有一定的约束力，否则做做样子，糊弄一下不就行了。我们如何才能达成一个协议呢？首先我们就要先看看问题到底卡在哪里了，然后再认真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
三．我的一些想法
我个人认为，气候谈判争执的关键点就在“公平”上，因此我们要解决问题就要解开“公平”这个死结。为什么“公平”是谈判的关键点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谈判的争论中看出来：谈判者都觉得对自己不公平。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人类思维方式，虽然我曾经看到有人讨论什么西方思维和东方思维，但在这个气候谈判问题上，大家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考虑问题自我中心，缺乏将心比心的能力。
从已经发生的气候谈判大会来看，谈判的国家我们可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再细分，那么其实是发达国家和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其余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是极其有限的。“新兴经济体”主要指像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阿根廷这样的还在快速发展的，已经有了一定经济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兴经济体对能源的需求快速增长，相应的它们的碳排放也是快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增长不快，但排放的总量也非常的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因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碳排放数量巨大，使得它们在气候谈判中拥有了巨大的话语权，而那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碳排放无足轻重，它们也就失去了话语权，基本上坐在那里瞅着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唇枪舌剑，最多起一个帮腔的作用。所以我上文说的“不公平”感其实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产生的。
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不公平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们认为空气中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增加，大部分是西方在工业革命后排放的，因此西方应该负主要责任，打个比方说，就像山西的煤老板挖煤过程中损害了山西的环境，挣了很多票子，那他跑到环境好的地方买房子，同时又转变成了环保主义者，要求在山西生活的其它人要保护环境，省的破坏了环境会影响到他的优雅生活；其次，现在新兴经济体虽然碳排放绝对数量巨大，但是人均排放还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即使发达国家能够兑现承诺，在2050年消减掉承诺的碳排放，那它的人均碳排放还是高于发展中国家，那就可能意味着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水平永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第三，新兴经济体的老百姓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低，老百姓想摆脱贫困，过上好生活，这无可厚非，但要过上好生活，能源消耗自然就增加了，相应的碳排放也就会增加，因此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不会接受碳排放绝对数量的减少，因为那样也就把继续发展的空间挤压掉了，因此新兴经济体主要承诺单位产值的碳排放减少；第四，既然发达国家是造成今天空气中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责任人，现在又要求我们减少碳排放，那么你们就应该掏钱支付一部分我们减排的费用，因为减排本身是要花钱的，比如说，为什么在中国上海举办的2010年的世博会能够做到低碳，简单的说，就是舍得花钱，另外发达国家应该无偿的或者很低价格转让先进的减排技术，而你们却不答应，还总想着卖技术捞一把，趁机发一笔减排财，这公平吗？
可能有些人认为都是中国这样的才一个劲的强调公平，西方国家主要说气候变暖的危害，大家不赶紧减少碳排放，地球就危险了，西方国家应该基本上不涉及公平问题。其实西方国家恰恰也要追求公平。他的不公平感主要是：首先，地球快不行了，我们大家只有一起减少碳排放，人类才有得救，可是如果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坚持增加碳排放，那我们自己的所有减碳努力都将付之东流，我们减，你们排，那我们不是瞎忙活，一点作用也没有，最终我们还得跟着你们一起死，这对我们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世界是平的》的弗里德曼就说：“你们必须理解，当我们开始烧煤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会对气候造成影响，但在今天的中国，你们知道它正在对气候造成根本的影响。”其次，不能只一个劲的要求我们的减少排放，发达国家减排也不是无限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世界范围内，也包括中国非常畅销。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卖力鼓吹全球化，认为世界在变“平”。其实这个世界至少现在还有着鸿沟般的差距，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一个高级住宅里，女主人对忙得一头汗的保姆说：“以前你只能在乡下种地，现在也生活在城市里了，可见世界真的变平了。”这才是真实的现状，而弗里德曼在书中很明显夸大了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的力量。本质上，这本书是在警醒美国人，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保持自己的优势，继续自己的领先地位。作为一部警示之作，一般而言，对于威胁都会有所夸大。
对于气候以及环保问题，弗里德曼同样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在接受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就像我看到的中国年轻人那样，实际上印度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在人均水平上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低……每次我到中国去，中国的年轻人都会对我说：“弗里德曼先生，你们把地球搞脏了150年。现在轮到我们了。”对此我回答说：“我知道你们的感受，也理解你们的感受。我们吃了主菜，我 们吃了甜品，我们吃了餐前小食，然后对你们说，‘给你喝茶，你我平分账单吧’。”噢，那可不行，人们认为这真的太不公平了。我理解这一点。所以我对中国的年轻人说：“你们完全正确，我们确实把地球搞脏了150年。现在轮到你们了。但是不着急，慢慢来。想发展得多脏就多脏。因为我觉得，我的国家只需要五年时间来开发所有的绿色动力技术，而这些技术是你们——中国——在窒息而死之前将会需要的；那个时候，我们会来中国，把这些技术统统卖给你们。这意味着我们会让你们毫无招架之力。我们会在下一轮大规模的全球化工业中将你们彻底击败。”
弗里德曼首先表示理解中国的不公平感，但是他还是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提议改变自己，否则的话，后果很严重，这多少有点警告的意味。这个态度也是立场决定的。
气候谈判中双方的这些观点都被反复提及，大家自说自话，难以互相理解和沟通，真的没有变通的方法吗？我试着提供一个思路。
一般而言，当不同的两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这种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忽视对对方有利的因素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要解决争执，就要找到双方都认同一致的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出发，找到解决问题钥匙。在碳排放这里，我认为有一个双方可能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一种价值观：人权。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不管做的怎么样，人权理念基本是大家都认同的价值观。那我们就从人权出发，找到解开气候谈判死结的方法。
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来到人世间，我们就具有了一个基本的人权，这种权利不会因为我们的性别，出生的国家，信仰的宗教，使用的语言文字等不同而不同。那么，对于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一个尼加拉瓜人，一个英国人而言，他们有相同的人权。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真正的出现了侵犯人权的事情，那它都应该受到谴责和干预。我们知道，一个人生活的好坏与他消耗的能源密切相关。一个好的舒适的生活必然会消耗掉更多的能源。过上好日子应该是人的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消耗同样多能源的权利，虽然现实做不到，但是拥有这个权利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不能因为你是一个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你就天生拥有比别人消耗更多能源的权利。如果中国或者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人被限制拥有比美国人少的能源消耗权，那就不仅是人权的问题了，那更是一种种族歧视。西方国家总是批判中国等国家不尊重人权，那自己应该做一个表率。
因为大家拥有相同的能源消耗权，也就相应的拥有了相同的碳排放权利，对不对？那我们气候谈判能不能换一种思路：首先确定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拥有多少的碳排放权利。
科学家们警告我们，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达到某个ppm值时，地球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测算一下，我们人类到底每年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才不会导致这个后果，这个最高值是多少？如果测算出来，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我们每年能够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总量范围。用这个总量除以我们人类的人口总数，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拥有的最高碳排放权，用这个个人最高碳排放权乘以每个国家的人口总数，那就得出了每个国家的碳排放权。以每个国家的碳排放权为基准，看看这个国家现实中每年到底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如果低于这个基本碳排放权，那就有了可以增加自己的碳排放的权利，不过以基本碳排放权为上限，不能超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碳排放权低于自己的实际碳排放量，那它就只能减排了，并且必须把自己的碳排放量减到碳排放权以下。这样，不就解决了碳排放的问题了吗？发展中国家仍然拥有发展的权利，仍然可以让自己的人民脱贫，但这个发展权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制的，你必须在这个限制下尽量让自己的民众过上好日子。发达国家也有了自己减排的范围，不用无限的减排了，不用总是被人诟病了，减到要求以下就可不减了。大家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明白清楚自己在碳排放问题上到底向那个方向努力，以及努力到什么程度，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达成一个协议了？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平等，因为发达国家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商品，那么在发展中国家消耗掉的能源以及碳排放，实际上获得享用的是发达国家的人，那个这个商品产业链上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应该记在哪个国家的头上呢？我个人觉得发展中国家应该让一步，记在自己的头上。因为第一，如果这也记在发达国家头上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碳排放是多少将非常难以计算，在这个问题上也就会有扯不完的皮；第二，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同意我的上述方案，那么他们也是有不少困难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那么大家将心比心，互相理解，都往后让一步。
那么气候大会还开不开？还是要开的，大家应该谈判把个人碳排放权到底有多少定下了，因为上面我们只是有了一个最大值，应该定一个比最大值小一点的值。这个谈判的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的建议是真知灼见，还是愚蠢透顶；是通透了解社会，还是幼稚可笑。不管怎样，即使这个方法不行，我试着提供一种思路，使大家能够开拓思维，为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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