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时没答上来。此前，我们正在讨论索马里社会对该地区内西方霸权（尤其是西方干预）的普遍不信任和仇恨。这种怨念是如此之深，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极端主义暴力，并将索马里引入了其所处的困局 - 各大洲的教科书上都会如此形容它：“一个可憎的、危险的、失败的国家”。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正如毛泽东所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多年来，各索马里人社区都致力于将一个基本的事实公之于众，即外国政府及舰船乘索马里陷入长期内战之机，在该国沿海进行大规模非法捕捞，并向其海滩上倾泻了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和核废料。这些对当地海域资源不可逆的摧毁，使索马里渔民彻底失去了自力更生的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于是被迫诉诸于暴力，并最终成为海盗或海盗的同情者。
这并不是要把海盗的存在合法化，也不是说作为一种自发反抗的形式（至少在其起始阶段是这样），索马里海盗的出现对各个受剥削的沿海社区有什么革命性的、解放性的意义。但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对各外部势力长久以来给当地资源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掠夺漠然处之，又是什么让他们对不只是海盗，而是全体当地人民指指点点，仿佛这些本土群众生来暴力，只知和各外国友人（其“善意”往往被无限拔高了）持枪相向？
人们都对未知充满恐惧。但在天翻地覆的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百姓对索马里人正在面临的种种指责早已经耳熟能详了。在短短几十年前，中国还处于被西方以革命的名义妖魔化的阴影之中；即便是今天，中国也仍然无法摆脱另一种，被以扩张的名义妖魔化的阴影。
而那些近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在扶助政策缺失的情况下，其中的部分群体也显示出了日渐暴力化的趋势），对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索马里渔民的处境，也多少会感同身受。
这可能正是中国人“跟谁都不结仇”的一个根本原因。中国之大、之复杂，决定了其文化的本质必须是多元的。“和而不同”的观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孔子说，“同而不和”的是“小人”）。多少代中国人都是在这种不命令、不强迫、不假定的哲学下成长起来的。
在各种乱相频生、文化冲突加剧的当前世界里，这种观念的意义是：互不干涉的政策导向、开明和聆听的意愿，以及助人于危难之中的胆识。
不论以哪种标准考量，中国都绝不完美。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都一贯坚持着如是立场。我对能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而感激不尽。
每个知道我要独自前往内罗毕东利区和东北省曼德拉镇的人都建议我不要去。曼德拉是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三国的交界处，一片非索马里人不愿踏上的土地。人们告诉我，“这些地方都很危险，（相对当地居民而言的）‘白人’是从来不去的。”
但我的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认为这些被孤立地区内数百万贫穷的百姓就是“危险”的呢？既然这些人能按其方式生活，我们怎么就不能尝试着做同样的事呢？我们怎么就不能走到他们当中去，微笑着与当地人和平相处呢？
我在肯尼亚采访的九天里，遇到的多数人都无比友善 - 我为此感谢宽容豁达、与人为善的东方哲学。
在东利区某处充满泥泞的角落里，一名索马里老者在得知我是中国人后，马上就殷切地问：“那么说，你是来给我们抽水的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鄂瓦克、瓦吉尔和那辆花了32个小时，才把我们从内罗毕送到东北边境的旧客车途经的东北省各地。人们纷纷打探中国工程师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来帮他们修那传说中会修起来的路 - 这些地方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没有路的。
在曼德拉，联合国难民署办公室的安保负责人和镇警察局反恐支队都不相信一个像我这样充满善意、不说索马里语或斯瓦西里语的“从中国来的白人”会跳上那班客车，和三十多个索马里人一道风餐露宿地赶到那里，还要花40多个小时，坐一班要经十四五个岗哨严查的更破旧的客车回到内罗毕。
在审讯室里，六名反恐支队的警官围坐着，询问了我三个多小时，并试图建立任何一条可能与“敌对势力”相关的线索。其中一位警官在翻看我那本被盖得满满的公务护照（在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活动中，我有幸随着圣火团队，在33天内拜访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时候，质疑我以另一个身份，用私人护照入境肯尼亚多次，可能“从事了其它活动”。
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前，反恐支队的队长问：“你说你是个记者，来找故事的。那么，这稿子你会怎么写？”我答复道：“这样吧，我来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会怎么写。”
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从头到尾地把计划写的每段话都一股脑地倒了个干净。我说，他们和当地居民一样，都是那些从来也不去实地采访的各国媒体的一连串“想当然”报道的受害者。我说，这些报道巩固并加深了索马里社区的内部矛盾及其负面形象。我说，我们的目标是展示一幅更加完整的，平衡的画面。
我一边说，几名警官一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我说完后，屋子里安静了一段时间。过了三十分钟，我就被释放了。天已经全黑了；宵禁即将开始。在警局外，几位索马里裔的朋友欢欣雀跃地跑来迎接我。他们就在那里站着等了三个多小时。
我知道我必须要多走那一步，自己踏上那班车，到东利区去，到曼德拉去（包括迟些时候，到蒙巴萨去做另一个采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取人们的信任 - 信任是个棘手的玩意。人们总会倾向于以十分简单的诸如“我们/他们”这样的二元法来看待与其不同的群体。但我相信，只要主动表现诚意，事情就能改变。
对一个突然来到你家门口，坐下喝杯茶聊聊天，过了个把小时就离开的不速之客，谁都很容易撒谎或拒绝采访。建立信任和联系需要更大的耐心，因为只有在相对长的时间里患难与共的陌生人，才会向彼此袒露心迹。
说到底，这种方法的要义是人们应该放下所有成见，试图尊重并融入到群众中去。这可能意味着要和当地百姓嚼同样的叶子，喝同样的茶，搭同样的车，睡同样的（甚至是同一张）床。如果几百万人都在这么做着，我们怎么就不能呢？久而久之，恐惧和怀疑就会，也一定能，烟消云散的。
“到群众中去”在本质上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如果真想到群众中去，办法永远都是有的。
当然，中国人“跟谁都不结仇”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华人独特的哲学体系是关键之所在。像李小龙说过的那样：“持空灵之心，无形，无法 - 就像水一样。水倒入杯中，就成了杯子的形状；倒入瓶中，就成了瓶子的形状；倒入茶壶中，就成了茶壶的形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
（本文英文发于2010年12月6日的中国日报。本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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