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的挫折
中信泰富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 黄晓京
2010年9月7日﹐钓鱼岛撞船引发的事件﹐是对日本鸠山内阁试图“亲美入亚”和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反动﹐也给中日关系打上了一个死结。最有关系的美国不直接介入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日本外相宣称没有领土问题﹐钓鱼岛海域适用美日安保条约﹔中国从没有接受过美日的“旧金山和约”﹑“归还冲绳协议”﹐决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退让。一个似乎偶然发生的事件﹐冲击着所谓“和平东海”﹐引发了一场中日美三国之间的战略博弈﹐而这三个国家是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的经济大国。中国人不知道日本想干什么﹐日本人说不理解中国的激烈反应﹐战略国家美国则在那里逍遥起来。
亚太局势的动荡﹐并非从这一天开始。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事件”以及美韩日的黄海军事演习﹐美国介入中国南海拉拢东南亚﹐还有中印边界的争议。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蔚(Arthur Waldron)说﹕这种动荡的局势﹐“首先意味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重新划分﹐而这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亚太地区在经济领域呈现日益融合的趋势﹐如同欧洲在一次世界大战前那几十年。值得注意的是﹐冷战期间亚洲和欧洲在经济领域都并非如此。但是﹐即便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各国之间的军事竞赛以及试探性的抗衡中国的联盟﹐也都可能在实际上进行着。一次世界大战很清楚地表明﹐经济纽带并不能阻止武力冲突。亚洲地区当前的形势类似于20世纪初的欧洲﹐国际之间的经贸利益和安全防卫利益之间是矛盾的﹐在军事和外交上逐渐形成某种抗衡中国的架构似乎势在必行”。[1]
这是从历史角度对美国战略思维的清晰表达。亚太地区的经济纽带﹐不足以阻止冲突﹐甚至武力冲突﹐而且﹐这是被欧洲20世纪初的历史所证明了的。鸠山主张的“东亚共同体”似乎只是纸上谈兵。钓鱼岛事件﹐全球瞩目。这个事件不仅损害了经济关系十分密切的中日关系﹐可能导致日本“亲美疏中”﹐也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提出了挑战。
一﹑鸠山内阁的对美政策
2009年8月30日﹐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民主党获得压倒多数的议席。9月16日﹐执政358天的自民党麻生太郎内阁总辞职﹐民主党领袖鸠山由纪夫当选内阁总理﹐建立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和国民新党的联合政权。这是1993年细川内阁之后的又一个“非自民党”内阁。日本总理连年易人﹐政局动荡。安倍﹑福田﹑麻生﹑鸠山四人﹐皆为政治世家子弟﹐其父亲或祖父当过内阁大臣或总理。组阁之后﹐鸠山宣称将执行竞选“公约”﹐推行内政外交的一系列改革。而外交的现实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宜野湾市普天间机场的迁移问题。[2]
在取得政权之前﹐民主党反对自民党一贯的对美追随﹐主张“对等的美日关系”﹐和最终“没有基地的美日同盟”﹐并要求政府结束自卫队在印度洋为驻阿富汗美军提供加油服务。关于基地迁移问题﹐民主党公布了“归还普天间美军基地”的具体政策﹐即停止使用军用机场﹐将美军海军陆战队基地迁往冲绳县之外的地点。2008年﹐民主党公布所谓“民主党冲绳使命2008”﹐重申普天间基地将迁移到县外﹐最终迁移到国外。2009年7月﹐鸠山在那霸的选举集会上声称“至少也得县外”。8月10日﹐鸠山在VIOCE杂志公开发表了〈我的政治哲学〉一文﹐[3] 批评美国式自由市场原理主义﹐提出“自力和共生”的“友爱”理念和“东亚共同体”构想。在他那里﹐基地处理和“东亚共同体”﹐是相互联系的命题﹐互为因果。鸠山引用了他的祖父[4] 所敬仰的人物卡尔基(Coudenhove-Kalergi)的话说﹐“一切伟大的历史事件﹐都以乌托邦开始﹐以实现告终”。毫无疑问﹐这种带有一点欧洲旧贵族色彩的政治表白﹐和小泽一郎那种直截了当的“反美”言论一样﹐不会让美国人高兴。
2009年9月21日﹐就任首相五天之后﹐鸠山飞往美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等系列会议和匹兹堡的金融峰会。他与奥巴马总统的首次会谈只进行了25分钟﹐双方确认朝核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立场﹐并没有涉及冲绳基地的敏感问题。鸠山到美国后﹐第一个重要的外交活动反而是与胡锦涛的会面。双方的会面超过一个小时﹐涉及历史认识上继承“村山讲话”的立场﹐和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话题。鸠山决定在10月正式访问中国﹐并出席中日韩三国峰会﹐中国表示支持“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鸠山的美国之行﹐已经透露一种改革外交的信息。概括起来﹐他的对外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第二﹐建立与美国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推动驻日美军及其基地的重组﹔第三﹐建立和中国﹑韩国和亚太地区各国的信赖关系和合作体制﹐构筑东亚共同体﹔第四﹐在国际协调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第五﹐在废除核武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第六﹐阿富汗的支持对策。在诸多的外交课题中﹐首先要面对美日关系的考验﹐包括印度洋的后勤支持和普天间基地的迁移。199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12岁的日本少女。由于类似“治外法权”的《美日地位协议》﹐日本执法当局无法加以制裁﹐引起冲绳县民的愤怒抗议。1996年9月﹐美国和日本建立了“美日安保协议委员会”﹐[5] 11月﹐又设立冲绳设施特别行动委员会。[6] 9.11事件之后﹐美国投入反恐战争﹐并开始全球范围的美军重组﹐其中包括驻日美军。2004年﹐普天间机场起飞的军用直升机﹐在冲绳国际大学坠落﹐进一步掀动驻日美军基地重组的话题。从2005年开始﹐两国共同研究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合作目标﹐美军在太平洋的整体部署和指挥系统发生一些重大变化﹐涉及到日本的作用和地位。对美国来说﹐普天间机场只是一个小问题﹔对冲绳人和日本政府来说﹐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经过不少外交周折之后﹐两国政府于2006年终于达成初步合意﹐将普天间机场迁移到边野古周边﹐其“路线图”也于2009年得到了日本国会的认可。但是﹐冲绳县知事稻岭惠一拒绝接受﹐[7] 坚持美军迁出冲绳县外的立场。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政府继承原有的合意﹐鸠山民主党反对﹐并因此和美国产生距离和相互不信。
据说鸠山有四位外交政策顾问﹐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会长及多摩大学校长寺岛实郎﹑鸠山的政务秘书佐野忠克﹑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部长须川清司。在正式的官方外交渠道之外﹐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研究国际问题﹐在外交政策制定上发挥作用。其背景主要是﹐对于鸠山的美日关系理念﹐不论是政界﹑官僚﹐还是学界和媒体﹐大多持怀疑或反对态度。鸠山大约也只好另起炉灶。寺岛实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此后一直在三井物产工作﹐驻在美国十余年﹐曾任三井物产华盛顿事务所所长﹐发表不少国际关系﹑对美政策方面的著作﹐文笔犀利﹐逐渐享誉研究界和舆论界。他的主张一贯而明确﹕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不能固定化﹔中国和东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变革﹔“亲美入亚”是日本的战略抉择。在〈回到常识的构想﹕日美同盟的再构筑〉一文中﹐他批评说﹐从鸠山内阁成立起﹐媒体和日本知识界的论调﹐正如中国的鲁迅先生所说的“奴颜”。日美同盟不能变化﹐甚至于改变现状的言论也不能接受。而常识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外国军队的驻留是不自然的。战后65年﹐冷战之后20年﹐日本依旧驻留着四万人的美国军队(包括家属超过五万人)﹔1010平方公里的基地﹐相当东京23个区的1.6倍﹔在美军的全球大规模军事基地中﹐前五名中就有四个在日本(横须贺﹑嘉手纳﹑三泽﹑横田)﹔美军驻留的费用70%由接受国的日本承担﹐甚至包括高尔夫球场。[8] 他在文章中提到﹐2009年12月初到美国访问的事﹐此事引起了外界猜测。他自己解释说﹐从1997年回到日本﹐他每年四次访问美国﹐作研究的定点观察﹐这一次要参加能源环境的合作会议。由于外界认为他是鸠山的政策顾问﹐为了避免“二元外交”﹐他故意避开了当权人士﹐只与研究界接触。而媒体却认为﹐寺岛作为鸠山特使访美﹐为了解除奥巴马政权对鸠山的误解﹔还报导说﹐美国驻日大使馆已经作了通报﹐说此人一贯“反美”﹐最好不要与他接触。
理念不能代替实际工作。倡导“东亚共同体”﹐鸠山得到不少正面响应。但处理棘手的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牵涉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不是简单的理想主义可以对付。防卫和外交两个部门﹐承担与美国交涉的具体工作﹐很快他们就开始知难而退了。2009年9月17日﹐防卫大臣北泽俊美视察冲绳﹐表示普天间基地的县外迁移确实很困难﹔外务大臣冈田克也提出过将普天间与嘉手纳基地合并的方案﹐10月23日也表示说县外迁移很难考虑。联合政权中的社会民主党和国民新党﹐无法接受大臣的这种态度﹐声称如果不能实现“公约”的县外迁移﹐他们将脱离参政与党的地位。鸠山开始妥协﹐表示不排除县内迁移﹐引起冲绳县民和与党同仁的不满。11月﹐冲绳召开反对县内迁移的县民大会﹐参加者万人以上。11月13日﹐美日首脑会谈﹐关于基地问题﹐鸠山对奥巴马说“请相信我”(Trust me.)﹐并表示将在2009年以内解决迁移问题﹐为此可以设立高级别的工作小组(Task Force)。此后﹐鸠山料想无法说服与党内和冲绳地方接受﹐再次改变立场﹐申明拖延到2010年6月参议院选举之后再做决定。
对于民主党政权﹐美国政府的不信任﹐不是鸠山“请相信我”一句话就可以改变的。2009年10月﹐盖茨国防部长访日﹐向日本方面表达了对日本企图改变美日同盟现状的不安。美国政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北朝鲜而焦头烂额之际﹐亚洲最重要的同盟国发出了挑战。《华尔街邮报》发表了〈美日同盟龟裂加深〉的文章﹐为原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官员﹐他指出鸠山内阁的政策﹐将动摇东亚最重要的安全保障的基石﹐并质问道﹐鸠山提出“东亚共同体”﹐冈田要求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何对付中国的军力扩张和北朝鲜的核威胁﹖10月2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有个评论﹐“美警告日本勿违背美日同盟”﹐引用了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现在最难办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美国的忧虑﹕
自从民主党上台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日前访问日本时表示﹐美国非常关注日本重新定义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做法﹐以及日本在亚洲的外交政策。他警告日本新政府称﹐如果日本违反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接近正崛起的中国﹐将面临严重后果。数十年来﹐与美国结盟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很多政策决定都与美国一致。但自从2009年8月份﹐日本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美国官员就开始注意到日本的变化﹐很多人担心民主党将改变日本外交政策。令美国感到沮丧的是﹐日本新政府正如他们担心的那样﹐要重新定义与美国和亚洲的关系。美国现在要面临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等多方面挑战﹐对于不堪重压的美国来说﹐与日本这个亚洲最重要盟友的关系变得无比重要。美国一直认为日本是其在亚洲最坚定的盟友﹐但现在不是了。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与日本的关系已经成了美国在亚洲的最大挑战。许多日本政治家现在公开与美国官员争执﹐民主党政治家批评美国官员不重视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才是执政党。
日本民主党已经宣布﹐他们将停止为美国领导的阿富汗联军提供燃料补给支持﹐他们还将重新与美国商谈260亿美元的军事协议﹐包括重新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和八千名美军驻地问题。美国驻日本大使肯特‧考尔德说﹐如果鸠山由纪夫将与美国的军事协议推迟到2010年﹐这个协议最终可能作废。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曾同美国一起积极对抗日益崛起的中国。而民主党一上台就表示﹐将重新界定与美国的关系﹐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反应并不像美国那样敏感。鸠山由纪夫还积极提倡建立“欧盟版”的东亚共同体﹐而中国将是这个共同体的核心。考尔德说﹕“在过去30年中﹐我从未听过或见过日本人对美国外交官如此强硬﹐甚至在私下里频繁地顶嘴。以前如果美国提出一项协议﹐日本通常的响应就是‘很好’﹐但现在一切都变了”。[9]
关于基地迁移问题﹐日本提出了各种方案﹐诸如“德之岛方案”﹑“边野古周边方案”﹑“胜连半岛案”﹑“嘉手纳机场合并案”等等。每一个方案﹐都在技术细节上作过研究﹐而且既要得到当地住民的同意﹐也要得到美国的同意。对于许多方案﹐美国人认为不具有可能性﹐净是无稽之谈(some kind of a joke)。鸠山不断地重复他的理念﹕日本的安全要靠自己。50年﹑100年日本永远需要美国保护吗﹖他“至少迁移到(冲绳)县外”的主张﹐被民众和舆论理解为民主党“公约”﹐决不能妥协。执政之后与美国过招﹐鸠山遇到了强大的抵抗﹐不但无法贯彻“没有基地美日同盟”的最终理念﹐连普天间基地县外迁移这一点也无法坚持。结果是﹐鸠山放弃了在野时代的一贯主张﹐2010年5月28日﹐他的政府与美国达成协议﹐按照自民党时代的“合意”﹐普天间机场将被迁移到边野古地区和周边水域。鸠山辩称﹐2009年7月所说的“至少迁到县外”的话﹐只是党代表的一个发言﹐不是民主党的“公约”。这种解释完全不行﹐政治家的食言肯定致命。从对美说“不”到妥协﹐理念与实际的距离一目了然。对这个协议﹐内阁成员社民党领导人福岛瑞穗拒绝签字﹐随之她被免职﹐带领社民党脱离联合政权。在民主党内部﹐鸠山下台的呼声高涨﹐理想家自己进退维谷。2010年6月2日﹐在民主党参众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上﹐鸠山以美军基地迁移所引起的政局混乱﹐引咎辞职﹐一直支持鸠山内阁的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也辞去了职务。关于自己的辞职原因﹐鸠山对媒体说了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我的声音并没有传达到国民那里”。
鸠山是政治世家子弟﹐富贵公子﹐两只眼睛分的较开﹐距离较远﹐绰号“外星人”﹐不食人间烟火﹐像《皇帝新衣》中的那个小孩﹐童言无忌。在〈我的政治哲学〉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金融危机使许多人意识到﹐美国单边主义时代可能正走向没落﹐美元持续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也令人生疑。此外﹐我还认为﹐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终结﹐我们正在朝多极化的时代迈进。不过﹐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足以取代美国的主宰地位﹐也没有哪一种货币可以扮演美元的角色。虽然它的影响力日益衰落﹐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美国仍将在军事和经济上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中国﹐他认为“当前的事态发展明确表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同时还会继续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过日本。美国正在努力保持其作为世界主宰力量的地位﹐而中国则在谋求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处在夹缝当中的日本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呢﹖不仅日本需要考虑这一问题﹐亚洲的中小国家悉数如此。它们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但也希望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行为能有所约束。它们还希望减小我们的邻国中国构成的军事威胁﹐同时确保中国规模日益庞大的经济发展能够有序进行。这些都是加速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他指出﹐“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和全球主义作为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哲学﹐不论好坏﹐其影响都已式微﹔各国民族主义再次抬头﹐并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在我们寻求建立国际合作新架构之际﹐我们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激的问题﹐沿着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之路前进。与欧洲不同﹐东亚各国的大小﹑发展阶段和政治制度都不尽相同﹐因此注定了经济一体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朝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方向努力﹐这是快速经济增长后的自然延伸。东亚的快速经济增长以日本为开端﹐继之以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之后便是东盟诸国和中国大陆。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建立永久性的安全框架﹐这对实现基础货币一体化至关重要”。
他还指出﹐克服民族主义和建立“东亚共同体”﹐可能如欧盟一样﹐解决领土争端﹕“建立一个单一的亚洲货币很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至于由单一货币催生的政治一体化﹐则肯定会耗时更久。目前﹐东盟﹑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东亚地区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该地区内部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日益深化。因此﹐建立区域性经济集团所需要的架构业已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矛盾以及安全利益冲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面临着许多棘手的政治难题。比如﹐日韩﹑日中之间的军事竞争和领土争端问题﹐不可能通过双边磋商加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双边场合讨论得越多﹐就越有可能面临民族情绪高涨和民族主义加剧的风险。我认为﹐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因此我建议﹐区域一体化道路上面临的这些障碍﹐只有通过更进一步推动一体化才能得到真正解决。这可能有些矛盾。但欧盟经验告诉我们﹐区域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争端”。
显然﹐在对美政策和亚洲政策上﹐鸠山政权提出了新的路线图﹐企图改变日本追随美国的惯例。而在日本战后政治史上﹐追随美国是一个定律。积极追随的政府﹐比如小泉内阁﹐一般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反之则可能较短。从田中角荣卷入洛克希德事件起﹐对美国不敬者大都难以立足﹐日本政治家几乎都患有恐美症。鸠山内阁的不到九个月的经历﹐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一点。2009年11月13日﹐鸠山与来访的奥巴马总统会谈﹐深夜他丢下客人﹐自己去了新加坡参加亚太首脑会议。他的论文在《纽约时报》发表之后﹐美国不少评论说他反美﹐他说看了论文就知道了﹐我不一定反美。鸠山下台之前﹐自民党的前首相安倍严厉地批评说﹐鸠山损害了美日之间的信赖关系﹐鸠山内阁每一天都在损害国家利益。诸如鸠山内阁是“日本的恶梦”﹐“罪该万死的失政”之类的说法经常见诸报端。还有评论说﹐鸠山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理念相似。卢武铉在执政期间(2003~2008年)﹐主张对等的韩美关系﹐实行金大中的“阳光政策”﹐与北朝鲜发展关系﹐亲自走过三八线﹔反对美国的对朝制裁﹐为此而撤掉亲美外长。他要求美军缩小基地﹐主张驻韩美军不得卷入东北亚争端﹐还坚持要求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企图自主国防﹐抛弃以往的“冷战外交”。卢武铉下台之后﹐立即被金钱丑闻所困扰﹐2009年5月23日跳崖自杀。至于对华关系﹐鸠山家与中国的渊源甚深﹐曾祖父作为早稻田大学校长接受清末留学生﹐祖父参与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其家史涵盖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由他来提出新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亲美入亚”﹑“东亚共同体”有其历史的必然。[10] 无论如何﹐鸠山内阁的对美政策﹐还只停留于理念和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已经失败了。
关于鸠山外交政策的失败﹐他的朋友寺岛实郎有自己的看法。寺岛与鸠山同龄﹐1947年出生。“亲美入亚”战略思维﹐即“对等的日美关系”﹐“取消基地的安全保障”﹐“东亚共同体”等﹐都是寺岛的一贯理论﹐并得到鸠山的赏识。据说在鸠山内阁﹐寺岛和调查员须川对首相的影响最大。[11] 鸠山内阁所提出理念﹐企图实行的对美政策﹐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唤起了日本社会走出衰落的希望﹐一时其支持率曾高达70%。然而﹐基地迁移问题陷入困境﹐对美关系急剧恶化﹐大众支持率也急剧下降。整体来看﹐鸠山内阁所设定的课题﹑所持有的理念﹐符合东亚历史发展的逻辑。错误不在理念﹐而是低估了这个课题的分量﹐和相对弱小的实行力。守旧势力的话语﹐比如失去美国的保卫﹐如果北朝鲜来攻击﹐中国占领“尖阁列岛”﹐谁来保护日本之类﹐很容易得到共鸣﹔而与中国﹑亚洲合作的“东亚共同体”﹐则还只是一个历史性变革的开始﹐遭遇挫折﹐实属必然。鸠山辞职之后﹐寺岛对日本社会的“病态深重”表示了苦恼和气愤﹐认为是日本的官僚体系误国。特别是外交和防卫官僚﹐他们皆沉溺于美日同盟的现实﹐受到美国教育的深刻影响﹐不能自拔。寺岛甚至说﹐当年大清帝国的失败﹐主要是大清官僚的无识与腐化﹐当今日本也是如此。[12]
二﹑“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失败的政治家﹐往往会留下一些决定未来的理念。也许鸠山就属于此类。鸠山内阁的“对等的日美关系”和“东亚共同体”﹐是相互联系的组合命题﹐也是对近20年来东亚经济圈现实发展过程的一种政治解读。2009年9月21日﹐在与中国胡锦涛主席会面时﹐鸠山引人瞩目地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试图将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付诸实践。
2009年11月15日﹐鸠山在新加坡国际关系研究院(RSIS)发表题为〈亚洲的新承诺 — 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构想〉的政策演说﹐比较详细地对他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作了说明。[13] 首先﹐鸠山宣布日本新政权重视亚洲外交﹐其支柱是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其次﹐从“友爱”和“自立和共生”的观念来看﹐尽管战后已经过去了60年﹐日本和亚洲各国依旧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他这样表述说﹕“如果追溯我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思想源流﹐那就是我特别强调的‘友爱’(Yuai)思想。‘友爱’也可以翻译为‘博爱’(fraternity)﹐就是在尊重自己的自由和人格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和他人的人格尊严。这也可以说是‘自立与共生’的思想”。第三﹐按欧盟模式建设“东亚共同体”。他认为“正是思考了欧洲和解与合作的经验﹐才形成了我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原型。如果看一下欧洲﹐我们会发现经过两次悲惨的大战以后﹐以前曾经敌对的德法两国通过缔结煤炭钢铁协议不断加强了合作关系。以此为基础﹐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不断深化﹐形成了事实上的不战共同体。以德法两国为中心﹐西欧各国间关系经过波澜起伏的曲折发展﹐终于建立了今天的欧盟”。第四﹐鸠山承认﹐日本如果不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就没有发展的出路。“质而言之﹐我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就是根据‘开放的区域合作’的原则﹐通过推进相关国家间的各领域的合作﹐在这一地区建立多重的机能性的共同体之网。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要共同制定规则﹐相互配合﹐集中大家的智能﹐共同地遵守规则。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得到现实的利益﹐而且还能够培养相互信赖的感情”。关于具体合作﹐鸠山在亚洲政策演说中提出了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第二﹐保卫绿色亚洲的合作﹔第三﹐保护生命的合作﹔第四﹐建立“友爱之海”的合作。
“东亚共同体”是否须美国的参与﹖鸠山在演说提到﹕“日本将积极参加10+6框架下的‘CEPEA’和APEC框架下的‘FTAAP’的讨论与研究。如果要问构想中谁是‘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则我的回答是拥有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的人们。关于合作的方式﹐可以考虑在所有领域具有合作意向与合作能力的国家先行参加﹐在其合作获得成效的基础上再增加合作伙伴”。2009年10月7日﹐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外国记者协会演说时说﹐“东亚共同体”包括中日韩﹑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说法﹐曾引起了美国的非议。为此﹐日本政府一再表示无意在“东亚共同体”中排斥美国。10月25日﹐鸠山在泰国参加东亚峰会时表示﹐日美关系第一的立场也没有改变﹐现在没有必要决定美国是否加入﹐我的构想是要灵活且多方面地加以考虑。在演讲中鸠山说﹕“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的和平与亚洲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也将接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之所以继续坚持日美同盟﹐把日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其最大的原因就在这里。奥巴马总统昨天(9月14日)在东京发表演说﹐再次确认了美国参与亚洲事物的姿态。我和大家一样﹐欢迎美国的这种姿态”。
其实﹐美国的重回亚洲﹐领导亚洲﹐与鸠山构想的形式和内容完全不同。鸠山构想的“东亚共同体”﹐最重要的合作国家是中国﹐而美国则另有战略。早在1996年﹐日本民主党成立后﹐鸠山率第一个访华团来中国。1999年﹐鸠山出任几个政党合并后的新的日本民主党党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还是中国﹐并且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2009年﹐鸠山第三次出任民主党党首并成为首相。他参加9月在美国举行的金融峰会﹐不属于正式访问。而10月的中国之行﹐才是他出任日本首相后正式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此外﹐2009年12月10日﹐鸠山内阁的支持者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140名国会议员访问中国﹐进一步表明了民主党的外交﹑政治姿态。其背后是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对中国和亚洲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深。《产经新闻》评论小泽的访华说﹐“仿佛是邻国的家臣们去参拜中国的皇帝一样﹐弥漫着朝贡的气息”。这种姿态仅仅是一两个政治家的构想﹖其实不然。在民主党“脱美入中”的行动背后﹐是中国东亚经济的兴起﹐是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和对中国亚洲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深﹐是布罗代尔所谓“中国世界”的复归。从经济关系上﹐日本和中国﹑东亚的相互依存﹐已经远超对于欧美的依存﹐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脱亚入欧”已经走到尽头。至于说到“朝贡体制”﹐至今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东亚历史上﹐确曾存在过另类的国际关系﹐即与西方传统的条约体系不同的“朝贡体制”﹕中国处于中心位置﹐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皇朝的权威﹐并通过所谓“朝贡”﹐开展外交活动。历史上﹐孤立于海上的日本曾处于朝贡体制的边缘。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复兴﹐隐含着一种历史的复位过程﹐百余年来“脱亚入欧”的日本﹐在重新寻求自己的国家定位。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鸠山构想﹐在民主党内也是如此。2010年6月2日﹐鸠山辞职之后﹐菅直人内阁于6月9日成立。菅直人曾与鸠山﹑小泽﹐为抗衡自民党的保守独裁﹐建立日本式的两党制﹐患难与共。然而在政治理念﹑家庭背景﹑个人性格上﹐则与小泽﹐甚至与鸠山都有距离。菅直人不是政治世家子弟﹐出身一般白领家庭﹐据说有点抠门﹐这与鸠山当年拿自己的家里的钱组党不可同日而语。学生时代﹐菅参加左翼市民运动﹐反对升国旗﹑唱国歌﹐而后从政﹐也与小泽曾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经历不同。在野的自民党评论说﹐菅直人没有当首相的资格﹐他的内阁是“左翼内阁”﹔媒体则评之为“外交外行内阁”。菅直人上台之后﹐极力摆脱小泽一郎的影响﹐启用非小泽派人士﹐开始修正鸠山的政策路线。正因如此﹐参议院选举之后﹐小泽一郎结束赋闲﹐表示为了实现民主党“公约”﹐参加9月14日民主党党首选举。原来支持菅直人的鸠山﹐也转而支持小泽。由于小泽自身存在的金钱问题﹑政治手法﹐及其强烈个性﹐得罪人多﹐不受一般日本社会的欣赏。最终﹐菅直人以占优势的党员票战胜小泽﹐再次当选民主党党首并第二次组阁。美国的日本专家欢欣鼓舞﹐到处谈论小泽一郎这个危险人物﹐关于胜利者的菅直人却很少提及。以清廉自认的菅直人内阁﹐最初得到近70%的支持率。就在民主党陷入内部争执﹐选战激烈之时﹐发生了9月7日的钓鱼岛撞船冲突。菅直人内阁乱了阵脚﹐不仅破坏了鸠山内阁所开创的中日关系新局面﹐将“东亚共同体”变成纯粹的乌托邦﹐而且必然地使日本“钟摆”重新摆回到美国“老大”那里。
三﹑钓鱼岛冲突的背后
偶然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某种必然因素。2010年9月7日﹐福建的渔船“闽晋渔5179号”﹐在钓鱼岛海域渔区作业﹐遭遇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拦截﹐并发生碰撞。8日﹐海上保安厅以妨碍公务嫌疑﹐逮捕了渔船船长詹其雄。10日﹐冲绳县石垣简易法院﹐批准拘留詹其雄十天。9月19日﹐宣布继续拘留詹其雄﹐并以“国内法”处理。这个“国内法”处理﹐最没水平﹐失去了在存在领土争议地区“模糊处理”的可能性。事后日本媒体揭露﹐9月16日﹐时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诚司﹐以当天往返的日程来到石垣岛﹐视察了海上巡视船﹐并激励当地的海上保安部说﹐没有领土问题﹐可以毅然行动。冈田外相也表示﹐在我国领海内妨碍公务﹐不执法怎么行。只有菅直人的官房长官仙谷由人表示了不同看法﹐质疑逮捕的方法。菅直人自己则反复说“按照我国的法律对应”。[14]
中增根康弘形容菅内阁是一个“工薪内阁”。“工薪”或从事企业行政﹐或当政府行政﹐一切按成规行事。所谓“国内法”处理的说辞﹐思维方式﹐似属此类。1972年日中复交谈判﹐日本法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以“旧金山和约”﹑日台间签署的所谓“日华条约”为成规﹐拿来说事﹐反对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政府的统治权没有到达台湾﹐日本签了“旧金山和约”﹐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权利﹐不能“两次放弃”。这是将条约和成规﹐凌驾于国家主权与政治的思维﹐周恩来斥之为“法匪”﹐而成一个著名事件。这次钓鱼岛的处理﹐再现日本官僚的“法匪”思维。从处理过程的手法来看﹐前原诚司可能是始作俑者﹐该当“法匪”之人。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中﹐一个实力人物的判断﹐往往在特定的集团中既成结论﹐附议者多﹐反对者少。冈田﹑菅直人似乎是附议者。中国政府的抗议﹐出乎这些“外交外行”的意料。无条件全部放人﹐肯定顿失颜面﹐于是才有9月13日将14名渔民放回的程序。不放船长詹其雄﹐宣称对他启动所谓“司法程序”﹐力图保住自己的底线。在有争议地域﹐称之为无国土问题﹔明摆的国际政治问题﹐非要“国内法”处理﹐愚而自用。对此﹐中方的反应极为强硬﹐暂停了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和一系列双边会谈﹐中国公民赴日旅也受到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38年﹐“法匪”再现﹐前所未有。
9月7日事件之后﹐日本舆论一派“法家”论调。政府引用“国内法”处理“没有领土问题”的问题﹐顺理成章﹔中国非法制国家﹔政府的对应“理所当然”。[15] 中国可能认为施压之后﹐日本政府可以介入司法﹐船长可以释放。与共产党支配的中国不同﹐三权分立的民主主义国家﹐不能允许这样的手法﹐中国应该理解。[16] 这样的论调﹐似法家而实“法匪”。“旧金山和约”也好﹐“归还冲绳协定”也罢﹐中国一概没有承认﹐法理何来﹖中国承认1997年与日本签订的《中日渔业协议》﹐该协议于2000年起生效。协议规定﹐在钓鱼岛海域可以自由捕鱼。[17] 同时规定﹐从钓鱼岛海岸半径100公里是禁区﹐如有违规渔船要警告并且通报对方国。协议没有规定可以逮捕渔民﹐多年来日本也是这样做的。菅政权为何忽然发难﹐不仅逮捕船长﹐还要用“国内法”处理﹖
“三权分立”﹐不可超越国际政治和国家主权﹐凌驾于外交之上。据日本媒体报导﹐9月24日上午10点﹐东京霞关法务检察合同厅舍19层的最高检会议室﹐集聚了一批实力人物﹐大林宏检事总长﹑伊藤铁男次长﹑胜丸充启公安部长﹑那霸地方检察院上野友慈检事正﹑福冈高检岩桥义明次席检事。这是逮捕国会议员之类大事件才召开的“检察首脑会议”。他们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证据确凿﹐可以起诉。从9月19日起﹐决定继续拘留中国船长﹐检察当局无人反对。藤田建设的四位日本职员﹐在中国军事管理区摄影而被拘留﹐下落不明。据说在那个会上﹐议论至此﹐在法家们的判断天平上放上了自己人的命运﹐负重不堪了。9月21日﹐温家宝在美国发言﹐抗议日本的独断专行﹐申明如果不马上放人﹐中国将采取对抗措施。最头痛的是﹐中国船长一直不承认妨害公务。检察当局甚至想找个好的律师﹐诱导他认罪﹐然后采取“略式起诉”的方式解决。可惜﹐船长就是不认。天平开始向释放倾斜了。此后的具体过程﹐进入黑箱﹐无法推测。事实是﹐9月24日﹐那霸检察厅决定﹐以所谓“保留处分”的形式﹐释放船长詹其雄。同一天﹐菅直人在纽约表示﹐日中两国是重要邻邦﹐放还中国船长是出于“全面考虑”作出的决定。9月25日﹐中国政府派出公务机包机﹐接他回国。日本国内“法家”依旧不依不饶。9月27日﹐日本70多名国会议员联名发表声明﹐抗议检察当局释放中国船长﹐称检方以“外交问题”为由释放这个人超越了检方权限。舆论界也声称﹐释放中国船长是贬低日本﹐为日本外交种下了千年的屈辱祸根﹐是菅直人内阁轻率的外交导致的苦涩的政治决定。
释放中国船长﹐事件似乎告一段落﹐实则刚刚开始。对中日关系影响何种地步﹐还要看双方决策当局的行动。9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再次重申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日方对中国渔民渔船的扣押﹑调查以及任何形式的司法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要求日方就此次事件作出道歉和赔偿。文告一出﹐反响强烈。不过﹐尽管从撞船﹑拘留﹐到放人﹐中国占据主动﹐但是日本是不会道歉的。谁来道歉﹖谁的责任﹖日本历来是“无责任国家”﹐前原丢分﹐其问责将在今后﹐而且可能不是因为钓鱼岛﹐而是什么别的事情﹐对他有所处分﹐并可能影响到他的政治生涯。但短期内﹐他和他们都不会承认失察之责。对中国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钓鱼岛了﹐而是整个中国的海洋战略﹐是亚太地区的战略展开究竟如何﹖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富有前瞻性和战略性﹐领土问题﹐确实可以在某种合作框架之中逐步解决。然而﹐其它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美国﹐可以容忍中国和日本及东亚﹐建立那种战略合作吗﹖中国和日本﹐在一段时间内彼此疏离﹐大众心理也会比较负面﹐双方都不是赢家。在中国社会欢欣鼓舞的时候﹐日本朝野对政府的让步感到屈辱﹑挫折和愤怒﹐反华情绪升高﹐右翼开始威胁中国游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煽动说﹐中国在钓鱼岛事件摆出强硬姿态﹐做法有如黑社会夺地盘。
美国的立场依旧老道﹐引人注目。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希望重新确认日美同盟适用于钓鱼岛海域﹐美国只是原则的重复。在美国看来﹐这只是一个小的局部偶发事件﹖抑或是故意逍遥﹐以此牵制中日双方﹖就日本来说﹐菅内阁或者其鹰派势力故意为之﹐以试探美国和中国的反应﹖在鸠山倡导“东亚共同体”之时﹐美国一方面坚守在基地迁移上的立场﹐一方面着手自己的战略布局。2009年11月﹐美国和东盟决定将定期召开首脑会议。2010年9月24日会议在纽约召开﹐透露的信息是美国将继续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有分析认为﹐“在美国忙于应付阿富汗等中东问题时﹐中国却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了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到2020年﹐中国的军舰数量将与美国海军的水下舰队数量相提并论。未来美国和中国的核心竞争区域将是南海地区。且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正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经济强国﹐如果美国的经济仍不好转的话﹐那么中国强大的海上力量很快将威胁每个国家”。[18] 2010年7月﹐美韩之间设立外交﹑防卫阁僚会议(2+2会议)﹐继续其战略部署。普天间基地﹐即使照协议迁移﹐并没有弱化美日军事同盟﹔钓鱼岛则成为日本重归美国的契机。奥巴马总统9月24日在纽约会见菅直人﹐祝贺他重新当选首相﹐双方重新确认美日安保同盟不仅对地区安全很重要﹐对于两国安全也很重要﹐它是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基石之一。这是美国式的逍遥﹐胜利者的姿态。
还有十分微妙的一幕。9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日本外相前原在纽约会面﹐大约50分钟的会谈。前原一边赞美说﹐美日同盟不仅是美日两国﹐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公共财产”﹔一边对鸠山时代拖延了普天间迁移﹐表示歉意。普天间机场的迁移﹐将会根据美日5月所达成的协议实施﹐迁移到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希拉里表示“完全同意”。前原提起钓鱼岛事件﹐通报了日本政府的立场。[19] 有些日本媒体报导﹐希拉里说﹐钓鱼岛属于日本统治下的领域﹐适用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如该区域遭到武力攻击﹐美日将共同应对。事后﹐希拉里否定这个报导﹐斥责日本媒体歪曲。声称她只是表示理解日本的立场﹐敦促日本尽快与中国对话。前原辩解说﹐媒体发稿前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希拉里的发言人解释说﹐中日两国的关系对区域稳定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还没有打算去做调停或者支持哪一方。我们将继续鼓励中日双方应尽一切努力解决它﹐而不是升级它。美国并没有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带有任何预设立场。日本主张的钓鱼岛主权﹐其根据一个是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另一个是1971年“归还冲绳协议”﹐皆与美国签订。国防部长盖茨明确表示﹐美日同盟将包括钓鱼岛﹔国务卿希拉里则闪烁其词。前原“法匪”﹐用偶发事件试探﹐美国老大早已领悟其妙﹔中日之间似乎死结已成﹐美国乐得继续“战略模糊”。
前原诚司是一位年轻的政客﹐1962年出身贫寒家庭﹐师从京都大学高坂正尧﹐学习国际政治﹐后入松下政经塾深造﹐并走入政界﹐以鹰派言论著称。2005年9月﹐众议院选举﹐民主党败给了小泉自民党﹐当时的冈田克也党首引咎辞职﹐前原出山参加﹐与菅直人竞选。结果﹐前原居然以两票的微弱优势当选。此后﹐他曾出访美国﹐高调宣称“中国威胁论”﹐主张以美日同盟加以抑制﹐“亲美抗中”。在访问中国时﹐前原也放言高论﹐批评中国军力的急速增长。作为国土交通大臣﹐他分管海上保安厅。9月7日﹐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围堵中国渔船﹐并逮捕中国船长时﹐前原是实际指挥者。在逮捕中国船长﹐全面对抗中国重开春晓油气田生产问题上﹐前原一直态度强硬﹐号称“决不屈服于中国”。前原的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中国取消与日本合作开发东海油气田的谈判﹐中止了与日本的省部级官员交流。日本国内评论说﹐前原的“个人英雄主义”﹐使得日本努力了许多年的成果全部毁灭。
菅内阁起用前原主持外交﹐鸠山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似乎已被遗忘﹐代之而起的是美日同盟抑制中国的老调。而且﹐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不同﹐民主党内除了鸠山﹑小泽之外﹐与中国有历史渊源﹑疏通渠道的政治家甚少﹐加大了与中国沟通的难度。6月12日﹐辞职之后的鸠山﹐作为日本总理特使前来上海﹐参加世博会日本馆日活动。中国方面给与了破格礼遇﹐刘延东国务委员参加活动。鸠山在讲话中特别提起﹐十天前和温家宝总理说定﹐两国总理将建立热线联系。然而﹐此后我就辞去了总理职务。真的对不起。[20] 钓鱼岛事件之后﹐他公开提醒菅直人﹐应该找温家宝总理﹐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不过﹐涉及主权问题﹐很难谈判。况且9月14日民主党党首选举﹐菅和小泽两位候选人﹐都在演说中提到领海问题﹑钓鱼岛问题。[21] 9月10日﹐日本政府发表《防卫白皮书》﹐其中也有加强西南海域防卫力量的内容。偶然事件﹐将一系列必然的因素一一诱发﹐表现为一种设定的谋略﹐即直接修复对美国关系﹐间接推动日本独立安保的一个谋略。不过﹐谋略显而易见﹐并不高明。2004年﹐中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当时的自民党小泉内阁﹐只以所谓“强制送还”了事。相比之下﹐菅直人的“外交外行内阁”显得十分幼稚。
关于钓鱼岛日本政府的见解是﹐1895年以后﹐通过冲绳县实地调查﹐证明是无人岛﹐不存在清朝政府控制的痕迹。1895年1月14日设立标记﹐经过内阁会议﹐编入日本领土。1895年5月签订《马关条约》﹐清朝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不包括钓鱼岛。因此﹐战后签订“旧金山和约”﹐其第二条关于日本归还的领土中也不包括钓鱼岛﹐而根据第三条作为西南诸岛的一部分由美国管辖。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署“归还冲绳协议”﹐包括钓鱼岛。由于“旧金山和约”的第三条﹐中国不认为钓鱼岛属于台湾的一部分。1971年之后﹐由于东海大陆架发现石油﹐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开始宣称对钓鱼岛的主权。中国和台湾所提出的历史的﹑地理的﹑地质学上的证据﹐都不足以构成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国际法上的证据。
自明朝初年﹐钓鱼岛就是中国领土。虽然是无人岛﹐但在中国的海防范围之内。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前三个月﹐日本窃取了钓鱼岛。1943年《开罗宣言》﹐日本必须归还包括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的一切领土。1945年﹐日本接受《波斯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公告规定﹐日本领土只限于本州岛﹑北海道﹑九州岛﹑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之内﹐不包括钓鱼岛。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岛﹑四国﹑九州岛)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诸岛的约一千个邻近小岛”﹐其中也不包括钓鱼岛。1951年9月8日﹐美日签署“旧金山和约”﹐日本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冲绳交由美国管辖。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政府声明﹐“旧金山和约”中国没有参加﹐是美国和日本的不完全的和约﹐中国认为是无效的﹐绝对不会承认。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署“归还冲绳协定”﹐钓鱼岛也在归还地域之内。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声明﹐将钓鱼岛归还日本﹐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中国绝不容忍。对此﹐美国政府立场是﹐把原从日本取得的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日本﹐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其所拥有的权利﹐也不因归还行政权而削弱其它要求者的权利。……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从大局出发﹐于1978年表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并同意将带钓鱼岛问题“搁置”﹐由后代解决。
小泉内阁时代﹐由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困境﹐形成“政治冷﹐经济热”的不对称格局。安倍内阁以来﹐日本首相不再以公职身份参拜﹐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到鸠山提出“东亚共同体”﹐为中日合作提供了一个平衡发展的可能性。钓鱼岛事件﹐对经济合作的影响如何﹖长期的情况﹐目前很难判断﹐短期的影响已经出现。对日本而言﹐其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已经超过对于美国市场的依存。中日政治风吹草动﹐立即影响市场。9月24日﹐日本股市﹐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企业股顿挫。与稀土贸易有关的商社股下跌﹐三井物产下跌29日元﹐三菱商事下跌42日元﹔对中国机械出口企业下挫﹐小松制作所下跌50日元﹐久保田下跌13日元﹐日产汽车下跌21日元。总之﹐对中国市场依存度高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此外﹐最近几年﹐开放日本旅游成为“国家政策”﹐事件之后﹐一部分中国公民取消赴日计划﹐旅游相关行业也受到影响。日本各大经济团体﹐纷纷向政府施压﹐要求尽快妥善解决争端﹐菅内阁无法忽视这种声音。
也许除了鸠山内阁﹐这些年日本政府﹐一直在“中国机会”和“中国威胁”之间摇摆。笔者在分析日本改宪和国家战略的文章中指出﹐强军是其既定国策﹐与钓鱼岛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复兴军国主义已经过时﹐问题在于美日同盟。正好在钓鱼岛事件前后﹐日本强军举措引起人们的注意。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从现在的15.5万人﹐要扩充到16.8万人﹐冲绳县宫古岛以西的兵力将增至二万人。“制服组”在发挥作用。日本陆上幕僚监部的职业军人认为﹐随着中国海空军在日本西南方向的活动日益频繁﹐必须加强西南的防卫力量。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宣布﹐将加速开发五倍超音速空对舰导弹XASM~3﹐以提升应对中国海军的能力。海上自卫队的潜艇也有扩编计划﹐将原本的18艘增加到20艘。日本航空自卫队兵力大约为4.55万人﹐有370架作战飞机﹐主力机型是F~15﹐以及由美国F~16改装而来的F~2﹐还拥有E~767预警机﹐中国东南沿海在其侦测范围之内。海上自卫队兵力大约为4.4万人﹐拥有各种舰艇152艘﹐拥有六艘“宙斯盾”级驱逐舰﹐并且还会增加。[22] 笔者认为﹐只要针对中国的“东亚冷战”观依然存在﹐日本的强军将会持续﹐况且还有对美日同盟“相对化”的忧虑。日本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在乎钓鱼岛﹐就在于它是中国想定的对美防御线。而在美日同盟可能被“相对化”的环境之下﹐日本将会继续增加这条防线上的军力﹐而不是完全依靠美日同盟。
经济关系的紧密化﹐无法消除国际政治的风险。鸠山的超冷战思维﹐似乎真的成了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最近的美日峰会﹐美国向日本确认﹐为了东亚的安全﹐驻日美军存在不可或缺﹔日本则再次向美国表示追随。至少﹐从目前的菅内阁来看﹐寺岛实郎所批评的“超过常识”的美日同盟得到的不是消弱﹐而是强化。不过﹐从最近国防部长盖茨论文中所透露的信息来看﹐美国已无余力大规模地全球展开﹐同盟国的安全﹐需要各国自主防卫﹐美国则给予援助。[23] 这里﹐也包含着对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不堪重负。从2012年起五年以内﹐美国将总共消减一万亿美元的军费。2010年﹐美国军费开支为7280亿美元﹐该计划意味着每年要减少大约二千亿美元。日本也许还是一个例外﹐因为那里的美军驻军费用70%由日本来负担。对于美国来说﹐维持驻日美军的存在﹐至少目前只赚不赔。前原用了一个新词﹐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的“公共财产”。这意味着美日和其它追随者﹐都可以期待它“升值”﹐只要日本继续追随﹐或者还参与建立“亚洲版北约”。[24] 面对如此复杂局势﹐中国只有自强才能避免被战争。
四﹑简短的结论
东亚的经济融合﹐的确没有消除政治的矛盾或对抗。这种局面在一个历史时期将会持续﹐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提出挑战。就经济而言﹐不仅日本依赖中国市场﹐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十分紧密。2009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659亿美元﹐是美日贸易额1469亿的2.5倍。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的国家﹐经济上相互依存﹐政治上则是“三国演义”。
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消弱着美国的实力,如何遏制中国是美国的战略课题。日本的战略家们则担心美中接近﹐在被孤立的危机意识中寻求自己的立足点。当年吉田茂处于冷战格局之下的考虑﹐毅然决定签订美日安保条约﹐受此大恩﹐日本得到和平发展和经济奇迹﹐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冲绳美军基地的扰民问题﹐也是其中之一。为此﹐鸠山内阁成为短命内阁。不过﹐鸠山试图脱离冷战思维﹐从历史的长期趋势出发﹐主张日本回归亚洲﹐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此人虽然失政﹐其理念则将被历史证明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思考。钓鱼岛事件﹐不过是一批束缚于旧时代美日同盟传统的人们的挣扎﹐无视历史的一出闹剧﹐也是“东亚共同体”的挫折。
由中国和日本以及亚洲国家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重返亚洲”﹐意味着新版的美日军事同盟。战后以来﹐美国一直是太平洋的霸主﹔如今的“重返”﹐无非是应对中国日益增大的存在。在面对全球化的各种挑战中﹐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但同时作为一个战略国家﹐美国决不会无视其中的危险。日本的“回归”亚洲﹐直接动机是对中国﹑亚洲的经济依赖﹐间接的企图是改变与美国的主从关系﹐相对独立。对此﹐美国也不会坐视。钓鱼岛事件也许是偶然的,但显然被当作“三国演义”战略博弈的一个棋子﹐日本充当了一次马前卒。只要对中国发展的势头有所抑制﹐那么密室战略家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今后,类似的演出还会不断出现。不过﹐“中国世界”的复兴是一个大历史﹐或迟或早﹐历史所必然的乌托邦将以实现而告终﹐并非任何力量可以遏制。面对全球化的“三国演义”﹐中国需要发挥自己应有战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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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蔚﹕〈亚太安全与中国战略〉(刘庆燕译﹐参见《开放杂志》网站﹐http://www.open.com.hk/1009p23.html)。
[2] 普天间(Futenma)位于冲绳中部宜野湾市﹐距那霸十公里。普天间机场(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Futenma﹐简称MCAS FUTENMA)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机场﹐跑道长2700米﹐与嘉手纳并列为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面积4.8平方公里﹐占宜野湾市总面积的25%。该地区人口稠密﹐为二战时冲绳战役的激战之地。1945年修建机场﹐1950年朝鲜战争时扩建并永久化。目前驻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6﹑第18﹑第17等战斗机群部队﹐并有从维修工厂﹑仓库﹑通讯到商店﹑酒吧﹑医院等设施。军用飞机坠落事故不断﹐最近一次2004年﹐直升机坠落于冲绳国际大学校园。此外﹐严重的噪音影响市民生活﹐造成社会问题。
[3] 参考http://www.hatoyama.gr.jp/masscomm/090810.html。
[4] 鸠山一郎(1883~1959年)﹐日本著名政治家﹐1954年创立日本民主党。1954~1956年接替吉田茂﹐担任日本内阁总理。
[5] 即外相﹑国防相2+2会议。
[6] SACO﹐Special Action Committee on Facilities and Areas in Okinawa。
[7] 稻岭惠一﹐1938年出生于中国大连﹐实业家﹐曾任琉球石油董事长﹐1998~2006年为冲绳县知事。
[8] 寺岛实郎﹕〈回到常识的构想﹕日美同盟的再构筑〉﹐岩波书店﹕《世界》杂志2010年1月号(可参考其网页http://www.mgssi.com/terashima/list10.php)。
[9]“Wary Japan redefines relationship with U.S”﹐Washington Post 2009年10月22日。
[10] 参见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4359641/。
[11] 参见2009年12月12日《朝日新闻》报导。
[12] 寺岛实郎﹕〈日美同盟必须进化﹕普天间迷走的总括与今后〉﹐岩波书店﹕《世界》杂志﹐2010年8月号(可参考http://www.mgssi.com/terashima/nouriki1008.php)。
[13] 参考http://www.guangzhou.cn.emb-japan.go.jp/basicinfo/091115souridaijin-en.doc。
[14] 参见《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9月26日报导。
[15] 参见《读卖新闻》2010年9月9日社论。
[16] 参见《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9月9日评论。
[17] 2010年该海域俗称“剥皮鱼的丝背细鳞鲀丰渔”。
[18] 参见《华尔街邮报》2010年9月26日。
[19] 参见《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9月24日关于会谈细节的报导。
[20]《读卖新闻》2010年6月13日﹐第7页。
[21]《环球时报》2010年9月6日﹐第1页。
[22]《环球时报》2010年9月21日﹐第8页。
[23] Robert M. Gates﹕“Helping Others Defend Themselves”,Foreign Affairs 2010年5/6月号(概要可参考http://www.foreignaffairs.com/issues/2010/89/3)。
[24] 由印度学者﹑国家安全顾问马达夫‧纳拉帕特提出的概念﹐欲仿效北约(NATO)﹐以美国﹑日本﹑澳洲﹑印度为核心﹐建立“北美~亚洲公约组织”(NAATO)。除了核心国家﹐菲律宾﹑韩国﹐还有支持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可以加入。中国﹑巴基斯坦不被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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