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级大国到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
马也
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漫长的通往常态之路上的俄罗斯》（《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颇多独特价值。
力图避免撰写直接政治性的宣传品。作为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撰写的工作论文，只在表述国家分类和时代区别的时候，使用了习见于西方媒体的“后共产主义”。主要份量在数据。因为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因为既有自身的纵向比较也有和其它相关国家的横向比较，这些数据比较系统而可信，成为支撑全文间架结构和基本论点的基础。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济的两个“失去的10年”——
1989-1998年，“转型经济衰退”：GDP下降到1989年水平的55%。
1999年-2008年，大约年增7%，发展到接近1989年水平。然而“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中遭受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打击”：2009年GDP下降9%，高于美国的2%、欧洲的4%、日本的5%。
苏联解体前后苏联和俄罗斯若干数据比较——
“影子经济”占GDP比重。勃列日涅夫时期最高10%-15%，九十年代达到50%。
腐败程度。在54个国家列表中，1980-1985年处于中间位置，比意大利、希腊、葡萄牙、韩国以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为清廉。1996年在54个国家中排第48位。
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1986年0.26，2000年0.40，2007年0.42。十分法不良系数（指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收入与最贫穷的10%的收入之比。一般认为，3以下高度平等，3-6相对平等，6-9相对合理，9-12差距偏大，12-15差距过大，超过15差距极大）1992年8，2000年14，2007年17。
犯罪活动。二十世纪初，谋杀率十万分之十。六十年代降到十万分之五至七。“俄罗斯的谋杀率在所有的转型国家中增长最快”。1987年到2002年，谋杀率从每十万居民8人增加到33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成为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九十年代中期，谋杀率超过十万分之三十，高于饱受战争摧残、处于崩溃之中的发展中国家，仅低于南非和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比俄罗斯低2倍。发达国家中谋杀率最高的美国为十万分之六到七。
死亡率。1950-1953年，“由于存在大量劳改农场以及战时营养不良和伤病后遗症导致众多人口死亡的斯大林统治时期”，9%-10%。1990年10%，1994年16%，此后一直维持在14%-16%的水平。“这是真实的死亡危机——历史上极其罕见：一个没有战争以及瘟疫、火山喷发等灾难性事件爆发的国家，短短5年内死亡率增加60%。”
产业结构。燃料、能源、金属等主要原料行业的产出在工业产出总额中所占份额，九十年代前25%，九十年代50%以上，其后一直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出口产品中矿产、金属、钻石所占比重，1990年52%，1995年67%、2007年81%，机械与设备的出口份额则从18%下降到1995年的10%、2007年的不足6%。“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俄罗斯经济‘去工业化’和‘资源化’的时期”。
研发开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占GDP的3.5%，“现在这一比例已降至1.3%”。部分可供对比国家的这一指标为：中国1.3%，美国、韩国、日本2-3%，芬兰4%，以色列5%。
“苏联是一个‘反常的’发展中国家。它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它在科学和文学领域拥有大约20位诺贝尔奖得主，目前全世界40位健在的菲尔兹奖获得者中的8位来自人口不足世界5%的苏联，苏联还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好的免费医疗保健体系和教育体系、低度的收入不平等和相对低的犯罪率以及腐败。1965年，尽管苏联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20%-25%，但70岁的预期寿命仅比美国少两年。”
“菲尔兹奖”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1936年开始颁发。
苏联是一个“反常的发展中国家”，到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患上“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弊病”，才算“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普通的发展中国家”。还好：“中间水平”，“远非最差”。
俄罗斯“没有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没有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因此得到“国外人士”的鼓励和表扬：这比原先那个“威胁西方价值观的邪恶超级大国好得多”。
这里涉及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
因为包括着世界范围压迫和剥削关系的含义，他们不喜欢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喜欢“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已经一再宣称，必须废止“第三世界”这个“历史名词”。他们惯常使用“发展中国家”。
至少已经有三位西方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这就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的斯塔夫里亚诺斯，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的冈纳·缪尔达尔，“世界体系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用法只是一种“外交辞令”。用缪尔达尔的话来说，“我们常常让我们的科学术语中混杂着通俗的、政治性讨论中的词句，如我们的意思不过是说一个不发达国家时，用‘发展中国家’，说非共产主义世界时，用‘自由世界’。对我来说，这并非是一个不重要的语义疏忽，而是更深层偏见的象征，即使在逻辑角度也起着干扰作用。”
从“反常”改革到“正常”，“大多数俄罗斯人”终于“切身感受”到：“俄罗斯转型过程出现了严重错误”。
一个错误是“非竞争行业产量减少的速度快于资本转入效率更高部门的速度”。不仅俄罗斯，“许多市场改革中‘后共产主义’国家恰恰自己制造了这一瓶颈”。“几乎一夜之间，这些国家将近半数的经济成为了没有竞争力的，这些部门的生产在随后若干年中一直下降，在某些案例中几乎成为零资产”。这里是指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和以它们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产量减少”和快速退出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资金大量转入外资和私企，转入金融、股市、房地产等等。这叫做私有化、市场化、泡沫化。
另一个错误，是“制度崩溃”或者说“政府支出急剧下降”。问题不在于改革的激进或是渐进，而在于“国家体系力量下降”和“打断了制度承继”，在于独联体国家“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国家能力”。
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威权政体”、“威权国家制度”或者“集体主义制度”。另一个是“个人主义责任制”。中国、越南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威权政体”避免了制度崩溃。“后社会主义转型”的东欧，也“激进式改革相对成功”。而独联体国家和拉美、非洲国家一样，只有“非民主自由”：“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和执行法律秩序的能力，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而且“对生产造成毁灭性影响”。
西方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摧毁集体主义制度，收入不平等恶化。其后把它强加给部分发展中国家。结果出现两类国家。一类如东亚、中东、北非、印度，“并未真正脱离集体主义制度”，“抵御西化”并“维护了制度的承续和收入分配相对平等”。苏联和中国，也被认为重新建立并加强了传统集体主义制度。另一类——独联体国家、拉美和殖民主义的撒哈拉以南地区，“西化”或“植入西方制度”，“最后都以收入不平等和制度能力缺乏告终”。阿根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尚属发达国家，“贸然抛弃集体主义体系”而被踢出这个俱乐部。
中国读者不习惯变换诸多概念和对概念不进行明确界定的表述方法。本文关于东欧改革的判断会引起争议。对拉美局势变化的认识还停留在九十年代。所谓激进或渐进，所谓相对于市场的国家能力、制度体系，所谓“威权政体”、“威权国家制度”、“集体主义制度”和“个人主义责任制”，尚需更具体的分析。但是基本思路清晰和一贯：苏联解体是巨大悲剧，第三世界国家西化无一成功。
当展开那些显示社会客观过程的数据的时候，他是有力的、无可辩驳的。当他在自己的语境中想要张开创造的翅膀的时候，混乱就不远了。
苏联现象，苏联出现和苏联解体，成为二十世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也成为注定在数百年里纠缠人类、总会引发争论的重大研究课题。历史在推出一种“苏联学”。它在相当一个时期遇到的困难，是怎样摆脱“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这种至今在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障碍，不再是由杜勒斯、乔治·凯南创办，以颠覆苏联共产党及其社会制度、瓦解苏联为宗旨，相当程度上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的那种“苏联学”，不再是那种“苏联学”的变种或延续。这应该成为全面掌握历史事实基础上的社会客观进程的研究，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科学研究”。
201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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