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银行：在北非动荡中建设“形象工程”
瑞士银行业已经把此次北非动荡视为一个好机会，正千方百计地重塑自己在逃税丑闻和阴谋论流言中陷入危机的形象
■ 环球财经记者 刘美
好莱坞大片中时常出现的一幕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在现实中上演了：犯罪分子突破全球警方的重重堵截，最终来到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某家瑞士银行的地下金库中，取走自己存在那里的数百万美元赃款，提着装满现金的箱子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这首先在技术上存在困难，“一个手提箱装不下一百万美元的现钞（目前流通中的美元纸币最大面值为100元），”美国著名金融罪案小说家杰弗里·鲁宾逊指出，“罪犯需要三个手提箱。”
然而现在，即便准备了超大的皮箱，从瑞士银行取走疑点重重的存款也并非易事。最近在本国陷入麻烦的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便可现身说法，他们在瑞士的存款都已遭到冻结。其中不仅包括他们本人和亲属名下的资产，还包括挂在他人名下、但他们被认定为“受益所有者”的银行账户。
反“贪”先锋
与瑞士的高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收到突尼斯和埃及等国新政府发出的冻结账户请求后，英国监管部门至今还在“搜集相关账户违法的证据”，而美国联邦调查局与司法部“还没有确定本·阿里及其亲信是否曾经在美国金融机构拥有或转移过资产”。
“能够如此迅速地确认并冻结相关账户，体现了瑞士银行业处理此类问题的杰出效率。”瑞士银行业协会（SBA）发言人表示。
当然，也有美国媒体批评，既然瑞士当局早就对这些账户了如指掌，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其转移国家资产和洗钱行为听之任之，未免有为虎作伥之嫌。“瑞士方面的确检举了30项可能与本·阿里相关的洗钱案件，但全部都是他的资产被冻结后才汇报的，可见瑞士银行业在预防金融犯罪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华尔街日报》评论道。
不论如何，此次事件澄清了世人对瑞士银行保密制度的一个误解，即认为“保密等于匿名”。事实上，瑞士虽然拥有颇具特色的“数字银行账户”（Numbered Account，即客户身份只在有限的几位银行高管中共享，普通职员无法获取），但开设银行账户从来就不是匿名的。1998年瑞士《反洗钱法》正式生效，更把“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原则写入法律，瑞士银行不但要仔细查证前来开户的客户身份，还要搞清楚他是否只是代理人，幕后是否存在另一个“受益所有者”（Beneficial owner）。这使瑞士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程度远远胜过很多欧美同行。
“在英国，你只要出示一份写有名字和地址的有效票据，就可以在银行开户。如果在瑞士这么干，会被人笑掉大牙。”瑞士银行业协会发言人表示。不难看出，瑞士银行业已经把此次北非动荡视为一个好机会，正千方百计地重塑自己在逃税丑闻和阴谋论流言中陷入危机的形象。
形象危机
1934年正式把银行保密制度写入法律后，瑞士银行业为此收获了恪守秘密的良好口碑，也招致许多带有阴谋论色彩的猜忌。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怀疑瑞士银行藏有大量“来路不正”的存款与贵金属。例如著名的“纳粹黄金”传言：二战时期遗留在瑞士的无人认领资产究竟有多少，外界一直众说纷纭，1999年由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主持的“二战大屠杀遇难者资产调查”也并未得出确切的结论。除此之外，上世纪后半叶发生政权动荡的国家，如菲律宾、伊朗、海地等，无不指责瑞士银行协助前任统治者藏匿了掠夺或贪污的国家资产。
“当某个国家的统治者倒台，或是他的西方密谋者决定不再支持他时，就会迅速产生诸如‘他在瑞士银行有大额存款’的流言。”瑞士历史学家Robert Vogler撰文指出，事实上瑞士往往只是一个财富的中转站，“有研究显示，进入瑞士的大部分资金最终都流向了美国。”
对于瑞士的另一个指责，来自其他国家的税务部门。在瑞士，“逃税”（Tax Evasion）和“税务欺诈”（Tax Fraud）的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并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吸引了大量公司前往瑞士注册，特别是很多美国富人都把瑞士当成避税天堂。2007年，瑞银（UBS）前美国雇员布拉德利·比肯费尔德（Bradley Birkenfeld）向美国当局检举，指出前雇主曾协助1.9万名美国公民逃税，涉案金额达200亿美元。从而引发了美国政府、瑞银与瑞士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三角官司。
此事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富人和贪官污吏都在通过瑞士银行洗钱与逃税！”——各种或真实或臆测的消息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一时之间，瑞士银行在开展业务的多个国家都遇到了类似的诉讼风险。人们对瑞士银行业的多年积怨瞬间爆发，很多人断言瑞士银行保密制度将“被撕开一个大口子”，更有人怀疑这个在二战乱世中发扬光大的传统已经不适应目前的新形势，应当入土为安了。
税务公关
为了拯救银行保密制度，瑞士官方表现出了惊人的行动效率。2009年3月，瑞士宣布“逃税”与“税务欺诈”的区分将不适用于在瑞士银行存款的外国人。随后在半年内马不停蹄地与12个国家签下双边征税协议（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从而满足了经合组织（OECD）的标准，被从“避税天堂灰名单”中移除。
2010年，美国与瑞士银行的官司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结局：美国索要5.2万个账户信息，瑞士还价到4450个，并在法院宣布此举违反银行保密法后，由议会强行通过了向美国提交账户信息的决议。瑞士银行支付了7.8亿美元罚款，没有一位高管承担法律责任，惟一坐牢的竟是“告密者”比肯费尔德本人，理由是他在逃税案的调查过程中不够配合。比肯费尔德在接受瑞士媒体访问时深表迷惘，他认为自己是个讲实话的英雄，可这显然不是某些美国当权者希望揭露的真相。
结束了与美国人的官司，又成功摘下了“避税天堂”的帽子。“瑞士的许多观察人士都相信，（瑞士银行业）最艰难的危机已经过去。”2010年底，瑞士官方网站“瑞士资讯”（Swissinfo）写道。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依然不够。
双边征税协议最多只能做到让瑞士政府代为扣缴税款，其中仍存在很大的暗箱操纵空间。而如果依照欧盟国家的要求，加入通行的纳税信息自由交换，则无疑会令瑞士银行保密制度分崩离析。“如出现冲突，欧盟法律（信息自由交换）总是优先于双边征税协议。”欧盟税务官员的这番表态，给刚松了一口气的瑞士人又浇下一盆冷水。
“把资产归还给人民”
压力使然，瑞士在日前的北非动荡中表现得足够积极。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下台到瑞士冻结其账户，总共花了4天时间。而埃及的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后仅仅两个小时，瑞士银行业就迅速做出反应。这主要归功于今年2月1日才生效的瑞士《违法资产归还法》（The Restitution of Illicit Assets Act），穆巴拉克在瑞士的资产将被冻结三年，并有可能以“适当的方式”归还给埃及人民。
“把国家资产归还给本国人民”这一满怀激情的口号，看上去更像是瑞士银行在那些对它充满怨恨的国家经营的“形象工程”。不过3年前的2008年，瑞士银行已经这么干过，它把冻结数年的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5.4亿美元存款归还给该国政府，并约定这笔钱只能用来“改善人民生活、改进司法系统和打击犯罪”。
“如果本国政府不能亲自提出返还资产的申请，我方将通过某些国际组织进行返还。”瑞士官方发言人表示。
据一些媒体分析，瑞士当局之所以急着使这部《违法资产归还法》生效，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对付海地前总统“娃娃医生”杜瓦利埃。1986年海地前政权被推翻后，瑞士便冻结了杜瓦利埃的资产。但24年后的2010年，杜瓦利埃在一家瑞士法院胜诉，获得了重新拿回存款的权力。就在此时瑞士议会急忙通过了《违法资产归还法》，使杜瓦利埃的努力功亏一篑。
这部法律或许也正是杜瓦利埃流亡24年后，突然在2011年1月底返回海地的原因。这位前总统自称回国是为了帮助地震后的灾区重建，但一位海地政府官员向《纽约时报》记者透露，他认为杜瓦利埃回国是为了瑞士银行的存款。“他只要回国待上一阵，再悄悄离开，就可以向瑞士证明，海地政府不想追回这笔存款。”可惜杜瓦利埃刚一回国，就立刻遭到逮捕。“看来这个计划不会成功了。”这名官员表示。
而另一个计划——瑞士银行的形象重塑工程，则看上去进展神速，瑞士人在北非动荡中的迅速反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是世界上归还资产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归还被盗取资产”机构负责人Mark Vlasic教授表示。随着国际形象的好转，精明的瑞士人在拯救他们赖以为生的银行保密制度的征途中，又迈出了一步。
瑞士银行保密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 环球财经记者 刘美
瑞士是历史最悠久与最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根据瑞士银行业协会（SBA）2010年的一份报告，金融行业贡献了瑞士11%的GDP，其中银行业贡献6.7%，保险业贡献4.3%；瑞士劳动人口中有6%（约20万人）从事金融行业，同时瑞士金融机构还有10万余名海外雇员。
根据2009年底的统计，瑞士境内共有325家银行。除去外国银行在瑞士开设的分行和瑞士央行外，瑞士本土银行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银行”（Big Banks），特指瑞士联合银行（UBS）与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根据瑞士央行的数据，2009年，这两家银行的资产规模占瑞士境内全部银行资产的54.2%；
第二类是“州立银行”（Cantonal banks），属于半国有机构，瑞士的26个州中有24个拥有自己的州立银行，资产规模占瑞士境内全部银行资产的15.1%（2009年）；
第三类是“私人银行”（Private bankers），在瑞士“私人银行”（Private bankers）是个专有名词，其名称拼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私人银行（Private banks），指的是瑞士传统上的合伙人制银行。这才是一般影视作品里所指的“瑞士银行”。因为在法律上属于合伙人制，瑞士私人银行需对客户资金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塑造了在国际上的良好口碑。一些瑞士私人银行已经拥有近200年的悠久历史，其所有者一般为曾在欧洲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银行世家，如米腊博（Mirabaud）家族、赫廷格（Hottinger）家族等，历史的厚重感赋予瑞士私人银行更多的传奇色彩。私人银行的门槛较高（一般为100万瑞郎），只针对特定客户服务，资产规模较小，只占瑞士境内全部银行资产的1.5%（2009年）。
《1934年银行法》
除去自身的地理位置（处于欧洲大陆中心）、从业人员专业素质高、政局稳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地位）等优势外，瑞士银行最广为人知的特色还是信息保密制度。1934年，瑞士议会通过了《银行法》，鉴于当时德国纳粹在欧洲各国清查犹太人资产的间谍行为，这部《银行法》中特别加入了银行信息保密及泄密处罚等条款。关于这部法律，衍生出许多感人至深的传说，瑞士银行家保护犹太人资产的人道主义精神被广为传颂。
然而在部分历史研究者看来，瑞士《1934年银行法》其实并无道德上的考虑，与所谓“人道主义精神”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只是一些憧憬二战故事、但并未亲身经历这部法律制定过程的年轻银行经理们想出来的宣传手段。”瑞士历史学家Robert Vogler认为，《1934年银行法》颁布的背景是德国纳粹上台后停止偿还外国银行的贷款，导致对德国风险敞口极大的瑞士银行业陷入危机，而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是银行业监管和风险控制，保密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性条款。尽管如此，保密制度却从此成为瑞士银行业的代名词，亦成为瑞士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银行保密制度并非瑞士独有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银行信息都是不可能随意向外界透露的。而将银行保密制度写入法律的也不止瑞士一家，新加坡、卢森堡、黎巴嫩，以及很多其他离岸金融中心，都有严格的保密和泄密处罚规定。至于瑞士著名的非实名“数字账户”（Numbered Account）制度，也已经被许多国家仿效。
近年来，其他银行保密制度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向瑞士发起了严峻的挑战。有报道称，从2008年1月到2009年11月，在瑞士拥有银行账户的外国人减少了28.1%。新加坡、阿联酋的迪拜、卢森堡等新兴离岸金融中心，正在从瑞士银行手中抢夺客户资源，而瑞士信贷干脆在新加坡设立了全球业务支援中心，利用竞争对手的银行保密制度来拓展国际业务。
美国对SWIFT数据的监听
2010年，为了结美国政府与瑞银的官司，瑞士议会通过了向美国移交4450个银行账户信息的决议，一时之间掀起轩然大波。然而，回顾2006年曾震惊世界的“SWIFT数据泄露”相关报道，美国如果真的急需瑞士银行的客户资料，其实根本不必采取法律诉讼这种麻烦的方式。
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学会（SWIFT）总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协调全球银行间业务通讯的行业合作组织。世界上绝大部分金融机构在办理国际银行业务时，均要经由该组织搭建的电信网络。2006年6月23日，美国三大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同时刊载长篇报道，揭露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中央情报局与美国财政部就已经获得了监听SWIFT数据的权力，从中可以获取与恐怖活动相关的“银行账号、客户姓名以及其他身份信息”，官方称之为“恐怖分子财务信息追踪项目”（Terrorist Finance Tracking Program）。
这些报道还提到，这个计划是华尔街的某位银行家最先提出的，因为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并不知道SWIFT这个组织的存在”。
美国官方随即谴责这些媒体“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同时强调，该项目只针对恐怖分子，并且只有当“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例如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提出请求时，SWIFT才会提供获取数据的权限。
此事给瑞士银行业带来极大的不安，更令小型银行气愤的是，两家“大银行”——瑞银和瑞信都在SWIFT董事会中派有代表，也就是说这两家银行早就知道并默许了美国监听SWIFT数据的行为。
瑞士银行业协会发言人回应道，SWIFT网络中只包含各国银行主动提交的账户信息。也就是说，美国并不能获取瑞士“数字账户”所有者的真实身份。然而正如银行业智库“瑞士金融行动”（AFP）负责人André Rothenbühler所说：“在美国的压力下，绝对的银行保密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论是对瑞士，还是其他离岸金融中心都是如此。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银行保密制度的含义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