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以来，中东欧逐渐形成了左、右二分或左、中、右三分的政治理论格局，这种理论格局对应着非斯大林化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赫勒(Agnes Heller)的思想代表了从“左”向“右”的理论转变，成为当前中东欧政治理论格局中的右翼代表；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代表了从“左”向“左”“右”共识的转变，成为“中间派”的政治理论代表；托马什（Gáspár Miklós Tamás）则代表了对传统左翼的坚守，成为当前政治理论格局中的左翼。这三种理论格局中的左翼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而右翼和中间派成为当前中东欧政治理论的主流。这种理论格局对应着中东欧当前的政党格局，即右翼或中右翼强势，左翼弱势。这种局面既与中东欧内外政治环境相关，与中东欧民众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记忆有关，同时也与左翼理论缺乏创造性的更新，不能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积极改造，变遗产为“我”所用有关。中东欧左翼理论的滞后与中国自改革开放3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也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的重大意义。
一、中东欧左翼政党格局及评析
匈牙利最大的左翼政党是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而来的匈牙利社会党，它是匈牙利政治舞台上唯一能够与右翼势力相抗衡的左翼政党。捷克的左翼政党格局以1878年就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为主，共产党为辅。斯洛伐克左翼政党的主体则是由民主左翼党（由斯洛伐克共产党改建而成）的部分党员组建，合并了社会民主党（二战前存在的老党）等政党的方向—社会民主党。[1]波兰最大的左翼政党是民主左翼联盟，它于1999年注册为民主左翼联盟党，在此之前它是由原统一工人党演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为主要力量的左翼政党组成的竞选联盟。
从苏东剧变到2010年，匈牙利举行了六次议会选举，1990年3—4月第一次选举，社会党仅得到了10.89%的选票和33个议席，未能入阁；1994年5月第二次选举，社会党以32.99%的得票率和209个议席大获全胜，执掌政权；1998年5月第三次选举，社会党再次失利，败给青民盟，失去执政地位；2002年4月第四次选举，社会党再次获胜，赢得42.1%的选票和178个议席，重掌政权；2006年4月第五次选举，社会党以46.62%的得票率和186个议席领先于青民盟，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2]但是，2010年4月举行的第六次选举，青民盟获得超过总数2/3的议席，而执政已8年的社会党遭受惨败。[3]
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在1991年的议会大选中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获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权；1995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击败瓦文萨，当选为剧变后第二位民选总统；同时，以社会民主党为核心的民主左翼联盟在议会选举、政府组成及总统选举中取得了全面性胜利；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右翼竞选联盟获胜，民主左翼联盟仍是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2001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劳动联盟与波兰农民党再度联手，组成了新一届左翼联合政府；但是在2005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则惨败。在目前波兰政党格局中，民主左翼联盟党及其他左翼政党完全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4]，议会、政府、总统都由右翼和中右翼政党主导。
捷克独立后的四次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地位经历了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2006年捷克大选，社会民主党败北，共产党维持第三大党地位。2010年捷克大选，社会民主党和右翼公民民主党分获22.1%和20.2%的选票，居前两位，但得票率与上届选举相比均大幅下降。社会民主党主席帕劳贝克在得知选举结果后说，虽然得票率领先，但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胜利，为此，他决定辞去主席职务。[5]
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在2006年大选中获胜，在斯洛伐克独立13年后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负责组建并领导联合政府的左翼政党。[6]2010年大选虽然方向党成为第一大党，却未能顺利组阁。
2010年对于中东欧左翼政党而言，是整体失败的一年。尽管有学者认为这种失败是竞选政治的必然现象，但它无疑也是左翼政党缺乏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基础的结果，也就是左翼政党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理论基础，并因此也缺乏强有力的文化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能够通过修正竞选纲领获取选票，但是仅仅建立在竞选机会主义基础上的左翼政党永远无法成长为强大的政党。
从苏东剧变以来的左翼政党史来看，它们经过艰苦的改组和重新制定竞选纲领，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这种竞选纲领具有明显的去意识形态化的特点，而主要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例如剧变后的第二次大选，中东欧几乎所有国家的左翼政党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这种胜利主要是由于右翼政党领导下的政府无力解决很多经济、社会问题而导致的。总的来看，中东欧左翼政党在剧变后的政治角逐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功能主义的政党。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等人曾经从后共产主义精英的角度分析过，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管理者主要是技术专家，“旧共产主义精英中的官僚部分被从上层权力位置上置换出来了。许多提前退休，或者从事着不重要但体面的工作；前国家社会主义精英中的技术专家部分，尤其是经济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基本上保持原位，或者甚至有所提升。最后，一些新的职位被创造出来给那些过去主要是政治也包括文化和经济领域的普通专家（通常是非共产党员）。”[7]也有学者在分析波兰左翼政党的情况时指出类似情况：“确实，除了一两个例外，SdRP（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引者注）的领导人都不能被归为PZPR（波兰统一工人党。——引者注）的‘空想家’；他们大多数都是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的技术专家，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一种新的身份。”[8]
政党的实用主义化与政治理论的实用主义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有学者分析指出，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都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功能主义的、制度主义的和新制度主义的方法在中东欧政治科学中占主导地位。政治研究大多集中于现有政府体制的‘管理’。第二，几乎完全没有批判理论。”[9]而这种情况对于左翼政党而言甚至更为严峻，因为对与共产主义政党有着密切联系的中东欧左翼政党而言，它们曾经最大的理论资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即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一理论资源并没有很好地为现在的左翼政党所用，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自身发生了转向，作为主流的是从“左”转向了“右”和“中右”；二是尽管仍然有一部人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左”的特质，但是却未能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东欧的理论创新。
下面，我们将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生的转向来分析这个问题，力图更好地理解左翼政党的理论状态，并对其未来发展做出一些预期。
二、左翼批判理论的三种不同走向
从二战结束到斯大林逝世之前，由于政治压制，中东欧根本没有出现左翼批判力量，只是到斯大林去世之后，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东欧的左翼力量才开始复苏，左翼思潮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这一阶段涌现出大量的左翼批判理论家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以阿格妮丝·赫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以科西克为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在20世纪50、60年代，这股“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强劲的左翼批判势头，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这股左翼批判力量悄然发生了转变，有的从“左”转向了“右”，以赫勒为代表；有的走向了“左”“右”共识，走向了中间派，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代表；还有的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批判传统，以匈牙利哲学家托马什为代表。
1．赫勒从“左”向“右”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赫勒形成其左翼批判理论的时期，同时也是她开始摆脱卢卡奇的哲学理论框架，形成其独立学术和政治见解的时期。
赫勒左翼思想的核心是激进需要理论。激进需要有四个重要的维度：其一，激进需要的革命性。激进需要是在以依附/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无法实现的需要，而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的社会，所以激进需要的实现必然是以超越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前提的。因此，激进需要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其二，激进需要的乌托邦本质。激进需要有着乌托邦的追求。赫勒将乌托邦分为三个层面，即真、善、美，最高层次的乌托邦是真善美的结合，但是侧重于其中一个层面的真的乌托邦、善的乌托邦和美的乌托邦同样是值得追求的。其三，激进需要的个体性。激进需要是个性的需要，是个人的质的需要；个人不再被集体所遮蔽。其四，激进需要的左翼性。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赫勒的左翼批判立场发生了“右”转。出版于1982年的《历史理论》是她从“左”向“右”的转折点，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从政治层面转变到价值层面，从政治体制转变为伦理道德，从历史必然性转变为价值选择的多元性；二是从革命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这与第一点相关，因为当社会主义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唯一性和必然性之后，也就失去了为之而进行革命的动力。关于这一点，赫勒在出版于1999年的《现代性理论》中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表达，可以被称为关于“弥赛亚的椅子”的右翼保守主义。
我们围坐在现代性的桌子旁。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椅子都被现在（以及现在的未来）的事物占据着，这些事物我们知道，或者可以推断。但你也可以让一把椅子空着。这把椅子等着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或许会来或许不会来。不过，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会来呢还是不会来。
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意识并不会留下一把没人坐的椅子——这里没有等着弥赛亚到来的位置。相反，传统的宏大叙事相信虚假的弥赛亚，因为它们声称自己知道弥赛亚是谁（是什么）；抑或更糟，它们声称自己知道是什么会让弥赛亚到来。无论这种允诺的内容是什么，它都是一种虚假的允诺。如果有人来了并宣称“这将是人类的历史救赎者，我知道它的名字”——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辨认出他是虚假的弥赛亚的预言者。真正的弥赛亚的预言者保持沉默。因为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不应该说弥赛亚将永远不会到来。永远也不要让空椅子被一个冒充者占据（每一个占据者都是冒充者），但最好是不要把空椅子搬走。我的信念，或者不如说我的感情，建议我把空椅子留在那儿，留在房间中央桌子的一端，在那儿，它始终暴露在其空虚性之中。[10]
从左翼革命主义转向右翼保守主义对赫勒而言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逻辑发展的必然。首先，对所有的中东欧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随着苏东剧变，他们原来的批判对象消失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他们完成了最初所提出的左翼批判任务。其次，从逻辑上看，消解社会主义终极目标论，也就是消解黑格尔主义的残余，当然这也必然伴随着对其导师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消解。从黑格尔转向康德，似乎成为了赫勒的不二选择，对道德自律和完满个体的强调的确也成为赫勒新的乌托邦诉求，不过，这种乌托邦已经从外在世界走向了内心世界。而最后一步向右翼保守主义的跨越是在她成为所谓的“后现代人”之后，后现代人是不需要革命的。
2．科拉科夫斯基从左翼走向“左”“右”共识的中间派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当左翼力量复苏之时，科拉科夫斯基发表于1957年的“左翼的概念”[11]则可以看作是这股左翼批判力量的第一篇重要的檄文。同时，这篇论文也是科拉科夫斯基的左翼立场宣言。
科拉科夫斯基所理解的左翼，第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对现实持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态度；同时，左翼对现实的否定是以乌托邦为指向的，这就决定了左翼对现实的否定以建构为目的，而不是以破坏为目的。但是，乌托邦有着冲突性的本质，一方面乌托邦要成为乌托邦，就必须保持一种未来向度，总是具有超越现实的潜质，另一方面，乌托邦总是渴望成为现实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以此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念。然而，一旦乌托邦成为现实，乌托邦也就不再是乌托邦，而是成为了必须被新的乌托邦所超越的现实。甚至更糟糕，由于乌托邦总是保持着一种想象的维度，所以当乌托邦变为现实时甚至可能造成极权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正是如此。因此，科拉科夫斯基认为，乌托邦只能存在于理论和道德思想领域，而这也正是左翼不可超越的软弱性。
作为理论和思想的斗争，左翼立场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秩序中有着很多共同立场：在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斗争都要求取消所有社会特权；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压迫；要求取消不平等、歧视，以及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反对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努力使社会生活世俗化；主张消灭种族主义；反对社会生活中的蒙昧主义。同时，在两种制度下，左翼都不排斥使用暴力；左翼随时准备与历史事实达成妥协，但拒绝意识形态的妥协。在两种制度下，左翼都不对已有的历史条件持有神圣感，并且对现实采取一贯的修正主义立场。概而言之，左翼始终是社会生活的发酵因素，只要社会生活中有矛盾，它就要求冲破僵化的体制、习俗、思维惯性、保守主义教条等束缚。
这样一种左翼批判立场在70年代末无疑发生了转向，转向了科拉科夫斯基所说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12]。我们只有从科拉科夫斯基对这三种思潮的价值提炼中才能理解它们是如何在他的思想中达成统一的。
科拉科夫斯基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信条。他指出，保守主义者相信以下信条：第一，在人类生活中，每项改革都必须付出代价，自由和平等、计划和自治、安全和技术进步的关系都是此消彼长的。第二，我们不知道不同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例如家庭、礼仪、民族和宗教共同体，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可缺少的。第三，假定一个可以消除一切弊端的社会制度不仅是难以置信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专制主义。自由主义者相信：第一，以安全为目的强调国家的作用是有用的，但是强调安全和国家的作用不能与自由相矛盾。第二，人类共同体不应该阻碍个人发挥其创造性的空间。第三，平等是获取自由的手段，完美的平等是弄巧成拙的理想。社会主义者的理念则包含以下三点：第一，纯粹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自由应该受到限制，但对自由的限制也不应该被认为是更高形式的自由。第二，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完美的、无冲突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认为现有的不平等形式都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获取利润的方式都是正当的。第三，应该鼓励对经济进行重要的社会控制，即使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然而，这些控制必须在代议制民主内实施。
由此可见，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它们同时又都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容词。这三种理念的兼容是因为它们本身都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它们不是事实本身。在理念层面，科拉科夫斯基肯定“左”与“右”的共识。
3．托马什对传统左翼立场的坚守
匈牙利哲学家托马什是极少数的左翼坚守者之一，但是他的坚守却是艰难的，一方面源于外部环境的普遍向“右”转，另一方面也源于他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左翼传统做出实质性的创新。
托马什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过持异见者的遭遇，他说：“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异见在今天的东欧非常不受欢迎。除了波兰这个例外（波兰自1976年以来就几乎没有中断其革命传统），以前的持异见者在现实政治中仅仅扮演着一个象征角色，他们最值得骄傲的符号，例如瓦文萨、哈维尔或康纳德，被描述为、谴责为‘共产主义者’、‘叛徒’和‘间谍’。在匈牙利议会，只要提到昔日的异见就会遭到从政府长椅处传来的嘲笑声、嘘声和叫喊声。”[13]尽管面临这种环境，托马什在过去的20年里却依然坚持着左翼立场。
托马什的左翼立场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二是对新的左翼政治理论提出一些新的维度。
托马什认为在现在的中东欧，无产阶级及其他下层阶级根本无人代表，而他自己则有一个非正式的知识分子组织，努力帮助工会和工人阶级，他甚至寄希望于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的联合，并希望这种联合能够得到中产阶级的帮助，因为他认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当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受到了损害。[14]但是，他也承认，如何在亚无产者（sub-proletarians）、各种公务人员、学生、少数民族（包括移民）中形成一个共同的事业以反对现有资本主义体系，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左翼理论的建构上，托马什提出了关于未来的期许，认为越来越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能够超越卢梭平均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却不能提供一种没有乌托邦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规范性观点，所以这种缺失将使左翼回到一种旨在建立摆脱排斥、羞辱、不正义的政治实践。同时希望左翼理论的创新从对国家和法律、劳动和货币、正义和合法性作出新的解释出发。[15]这种关于左翼政治理论的期许或许会为左翼政治理论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路向。
除此之外，托马什还提到“东欧新新左翼”（New New Left）[16]的萌芽，并认为它至少在精神层面是颇有希望的。“新新左翼”倒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例证。在波兰的左翼俱乐部“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新潮的年轻人每天晚上都会聚在一起阐释马克思和社会民主的优点，谈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社会平等问题等等，他们抽着烟，喝着酒，被称为“伏特加马克思主义”(Vodka Marxism)。这些“伏特加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有学生、律师、企业家、艺术家、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是1989年之后出生的。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对资本主义无法兑现的承诺感到失望。
这种“新新左翼”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托马什的新阶级梦想，但是路能走多远却也是值得怀疑的。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中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而传统工人阶级也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少，所以，当托马什仍然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时，其理论的生命力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如同马克思当年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时那么有力了。而对于国家和法律、劳动和货币、正义和合法性等新的理论问题，托马什的阐释又显然不够。
从中东欧左翼理论现状的整体情况来看，有一些新的左翼理论正在逐渐成长，其中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表现得最为突出。中东欧的生态主义具有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两个主要维度，前者体现为反对消费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后者既反消费主义，反全球化，而且也反对男权主义。同时，中东欧的生态主义将生态危机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相结合来批判中东欧社会现状，并从中延伸出激进生态主义和温和生态主义两个走向。其中，温和生态主义被制度化、体制化、专家化，成为中东欧生态主义的主流，而激进生态主义则植根草根阶层，并逐渐被边缘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东欧，不仅左翼政党，而且右翼政党都在努力争取生态主义者的支持，将生态主义作为获取选票的筹码。被整合进右翼政党的生态主义理论往往也失去了左翼批判的力量。中东欧的女性主义则分为三个流派：一是上面提到的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生态女性主义，主要植根草根阶层；二是与身份政治相结合，强调女性身份意识，旨在回复到女性的天然属性，回归家庭，这种女性主义被西方称为“反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三是与现代性批判相结合，强调女性的社会身份，强调现代性的平等和自由理念。总体来看，中东欧的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都还处于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还未成长为强有力的左翼批判理论，这与抛弃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批判传统如果能够很好地与这些新兴的左翼理论相结合，无疑将促进中东欧左翼批判理论的良性发展。随着中东欧转型已经20年有余，资本主义的弊端被越来越多的理论家重视，这就为新批判理论的创立提出了迫切的希望，而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优势不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中得到体现，而且也在中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体现。但是中东欧曾经的左翼或者走向了右翼和中间派，或者遮遮掩掩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剩下的少数左翼坚守者却又未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创造性发展。
不论是从中东欧左翼政党获取文化领导权的角度看，还是从左翼理论的发展本身来看，都亟需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创新，而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做得最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又何尝不是中东欧左翼理论发展的榜样？
三、一点思考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就不断地被创新与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不同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态。与中东欧转型特质相比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具有两大突出的优点，这是中东欧左翼发展不可忽视的。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社”之辩，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始终与具体问题的解决相结合，既克服了只讲意识形态的空谈（这是中东欧传统左翼犯的错误），也克服了只讲问题和策略的机会主义（这是中东欧现在的左翼所犯的错误）。
当然，中国的情况和中东欧左翼力量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共产党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中东欧左翼政党却要不断地争取话语权。尽管如此，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对于任何政党来说都具有共通性。中东欧左翼力量只有具有了理论创新的自觉，才能够真正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党，而不是借用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获取选民的好感。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理论先导性而不是理论总是滞后于民众需求的左翼力量才是当前中东欧左翼政党和理论家应该做的事情。
注释：
[1][2][6]参见高歌：《2006年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选举与左翼政党的发展》，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2期。
[3] 参见孔寒冰：《匈牙利议会大选侧记》，载《世界知识》2010年第10期。
[4] 参见王志连、姬文刚：《波兰议会大选与左翼政党的浮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王志连、姬文刚：《从社民党到民左联党：波兰左翼政治力量演变的基本轨迹》，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5] http：//www.xjdaily.com.cn/news/international/zhengzhi/432408.shtml.
[7] Ivan Szelenyi and Szonja Szelenyi，Circulation or repruduction of elites during the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inTheory and Society，Vol.24，1995，p.636.
[8] Radoslaw Markowski，The Polish SLD in the 1990s：From Opposition to Incumbents and Back，in András Bozóki，John T.Ishiyama (eds.)，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New York：M.E.Sharpe，Inc.，2002.
[9] Rainer Eisfeld and Leslie A.Pal，“Political Science in Central-East Europe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s：Factors of Diversity，Forces of Convergence”，in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2010，9.
[10] [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23页。
[11] Leszek Kolakowski，“The Concept of the Left”，in Carl Oglesby (ed.)，The New Left Reader，New York：Grove Press，1969；此文最早发表于1957年。
[12] Leszek Kolakowski，“How to Be a Conservative-Liberal-Socialist”，inEncounter(1978)，转引自http：//sanseverything.wordpress.com/2009/07/17/leszek-kolakowski-rip/。
[13] G.M.Tamás，“The Legacy of Dissent”，in Vladimir Tismaneanu (ed.)，The Revolutions of1989，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9，pp.177-178，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93年。
[14] G.M.Tamás，Chris Harman，“Interview：Hungary-Where we went wrong”，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nterview，24 June，2009.
[15][16] Gáspár Miklós Tamás，“The Left and Marxism in Eastern Europe：An Interview with Gáspár Miklós Tamás”，inMediations，Volume 24，No.2，2010.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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