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青年贫穷化：“大社会”与学术危机
林柏仪
在未来的政治研究中，对2010年上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政策所做下的纪录，英国首相卡梅隆（台湾译作“卡麦隆”（David Cameron）的“大社会”（Big Society）口号，恐怕不会遭到遗忘。
政党口号成为热门研究
英国《观察者周报》（The Observer）日前揭露了一项震惊学界的讯息：责司人文艺术领域的研究经费分配，每年有1亿英镑预算的人文艺术研究委员会（The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简称AHRC），将要把卡梅隆政府竞选时提出的口号“大社会”，作为一项核心的策略性发展计画，让学界人士申请研究。
报导指出：“学界将把研究‘大社会’作为优先，作为和政府的一项协议，来避免经费删减。”“这背后有来自着保守党内阁的压力。”“一位不愿具名的牛津大学学院院长指出：‘在极短的速度内，一个政党的口号，竟就成为了学界的一项核心议程’。”一时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都质疑：这是英国保守党政府打破了过去建立的“学界经费由学界自行决定如何分配”原则。
消息披露后，有188位教授联名投书媒体表达抗议，并已有超过了3千名的学界人士，签署了一项网络连署：“将‘大社会’移除在AHRC的补助项目外。”负责筹划此项连署的新堡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Thom Brooks，还寄信给学界人士提到：“倘若政府始终不愿改变，我们希望募集一群AHRC的研究计划审查人，以集体辞去审查人身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诉求。”
面对各界质疑，AHRC採取强硬的态度，两次发表声明稿表示：“绝无此事”、“这个计划是原本2年前就存在的‘连结的社区’（connected community）计划，和政府的当前政策无关”；而后来经记者採访询问：“尽管计划可能是延续既有的，但为何AHRC的官方计划要加上‘大社会’（Big Society）的字样，而且多达5次？”AHRC的发言人才出面回答：“会提到‘大社会’，是为了帮助政策决定者了解这个计划的内容。”但始终不愿承认此作为有任何不妥，也一再声明没有受到任何官方压力。
而英国保守党内阁也指出，绝无干涉AHRC的研究计划，尽管他们很乐意AHRC研究政府关注的重大政策方向。事情发生自此，彷彿进入了罗生门。指控者言之凿凿，但被指控者坚决否认。
或许，此事件的关键争点已不在于研究发展计划上有无“大社会”的字样；而是当前学术界的独立自主程度究竟为何？如此多的学者站出发言，反映的集体学界焦虑是什么？这还是得回到“大社会”下的经费删减政策来理解。
卡梅隆的“大社会”
“大社会”这个口号尽管在保守党内部，也曾遭到诸多质疑：被批评太抽象、选民听不懂。然而，卡梅隆却独排众议，坚持推行。从政治学的分析来看，这其实是连结上一整套意识型态的修辞，有他坚持的道理。
所谓卡梅隆的“大社会”，其实真正要说的是“小政府，大社会”。透过颂扬社会里社区与家庭的凝聚、互助力量，来正当化政府没有介入的责任，进一步地，说服人们接受保守党政府提出的“删减预算”计划，将公部门人力大量裁员，改以私有化的方式运作。“社会里面的力量，总是比政府更加强大的。”卡梅隆如是说。
这种修辞并不陌生。实际上从1980年代的保守党撒切尔（台湾译作“柴契尔”）夫人政权，就一再以美化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攻击二次战后以来的西欧福利国家体制。不过卡梅隆更时髦地添加了许多“发展公民社会”、“培力人民”的词汇在裡面，并强调这才是“由下而上”。其实1997年工党布莱尔政权提出的“第三条路”（the third way），里头强调的“社会互助”，也是如出一辙。台湾等地把“私有化”（privatization）翻译为“民营化”，强调“民营”也有同样的修辞意义。他们的重点都在于他们没说出来的讯息：删减基层人民的公共福利，改由社会里秩序自行解决。
一时之间，“大社会”竟成了“要社会自生自灭”？却在修辞下，如此地理所当然？
“大社会”下的学术危机
这套逻辑摆在学界之中，结果就是能合乎“市场需求”的学术可以存活，不合乎的则淘汰之。去年以来英国数百亿英镑的学术经费遭到删减，取而代之的是由学生的高额学费来承担，尽管如此，政府依然颂扬着“社会中的人们，能因此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在这之下，每个大学系所都在为自身未来的招生可能绞尽脑汁，也为如何承揽公部门或私部门的案件耗费心神。学术发展至此，其实不需要政府施压研究单位，来推动各种替政府宣传的研究；“人穷志短”的学界机构，主动就会和当权者眉来眼去，抢着替各种政治口号做有利的学术添妆。这次AHRC主动和“大社会”连结上，不过是演出地比较拙劣罢了，但也拜其所赐，才呈显出了学界本来就无法独立的事实。
例如说，今年4月15日在伦敦大学Royal Holloway学院将举办的“高等教育中的公民参与教学”研讨会，很讽刺地，在提出“强民主”（strong democracy）理论的知名学者Benjamin R. Barber专题演讲之后，就是一场名为“‘大社会’中的高等教育：重新审视新政府‘大社会’议程中的大学社会角色”的研讨。我们无法知道，这类“命名”背后是否有任何压力，但可以猜想，这麽安排的系所，的确很可能因此而获得某种奖励或关系。不少人也指出，这桩“大社会”争议，本来就是担忧被裁撤的AHRC，自己揣测上意而来的。
因此，这样的“学术不独立”问题，恐怕无法透过“政府不要伸手进学界”就能够解决；在资源匮乏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下，大学就是不向政府摇尾乞怜，也得要和大企业暗通曲款，成为资本家的研究部门。在各种评鉴、竞争绩效的压力之下，学术早已和其“本真的研究”异化了开来。而这背后的背景，无法回避地，就是资本主义遭遇利润危机下，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怎么办？这值得对此现象不满的人士严肃思考。至少，不要将这个争议简单地去政治化，只讲究表面上有没有用了政府的口号；或误以为在社会条件没被挑战之下，我们就能遁入自由主义许诺的“学术独立”当中。
“公民社会”，还是帮凶？
在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反面教材。当卡梅隆政府宣称“‘大社会’计划，是要帮助人们一起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它要把更多的力量交到人民手上，把权力从政府移转到地方社区“，它们还指出“大社会”至少包含了3项计划：社区培力、开放公共服务、社会行动。将对此提供大量补助。尽管包藏祸心，但对于去政治化的服务型NGO，却似乎是相当地美好？
不难发现，当卡梅隆政府提出此口号，以及一连串的“发展公民社会”政策后，英国众多的NGO、自愿团体们，并不是质疑政府其实是以此来推卸责任，反而是欣喜地拥抱此口号，一起颂扬“公民社会”。一些NGO的联合会，如英国自愿社区行动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ary and Community Action）、英国自愿组织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甚至还帮起政府向各个NGO做民意调查：觉得“大社会”计划如何？有什么要加强的地方？
这些联合会和政府连成一气，向各个NGO附带宣传能自“大社会”取得哪些补助。却对就在同一个月有超过50个公部门社会服务机构（如图书馆、社福中心、家暴中心），已将关闭的事实，未置一词。对政府将社会服务的责任“外包”给NGO的政策，究竟将造成什麽负面影响，也没有分析。彷彿，只要和自身组织的“业务”无关，就不会是他们在乎的议题；更何况，现在的政府愿意给他们更多经费？
这背后反映的恐怕是：这些服务型的NGO成为了政府删减福利的帮凶，却不自知，或在经费压力下不得吭声。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提到的“NGO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乍听似乎夸张，但现实很可能即是如此。
而在生存压力下，和当权者与资本家献媚的学界中人，能怎门外在抢钱维生之外，理解到这整套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反社会性格”，以及采取行动挑战它？这是所有真正追求要“学术独立”的人士，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否则，也很可能成了体制的帮凶，却浑然未知。
（为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2011-4-1
图为英国首相卡梅隆于今年2月14日在伦敦市中心的伦敦萨默塞特宫（Somerset House）以“大社会”为主题向社会企业家进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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