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战略优势的历史性转变
一、正文：东西方战略优势的历史性转变
（一）导论（10点）
★★第一，由于生态压力和凭借气候屏障，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成为世界历史的战争源和征服者，史称“草原暴力”（游牧暴力）；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它被“海洋暴力”（西方文明）所取代。
★★第二，“草原暴力”让位于“海洋暴力”历时数百年，开始于13世纪末日本击退忽必烈入侵，完成于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这就是说，在近现代的军事意义上，“旧大陆”东西两端的大岛具有“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
★★第三，“海洋国家”是相对的和易变的。英国和日本曾久患于或深惧于海洋（近古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科技之传播使它们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在西洋的科学革命的基础上，欧美及日本成为战争源地（美国在前期主要表现为灭绝土著和西部扩张）。
★★第四，由于科学和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升级，世界的地缘战略的优势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从能够威胁洲陆的大岛转到能够控制海洋的大陆；时至今日，“高山大海、广土众民”的中国，变成了全球最佳的“地缘政治”的国家。
★★第五，就现代战略而言，日本是个“残废军人”——心理残废和地缘残废。广岛原子弹致残其人的好战心理：打仗则必毁无疑，投降反而苟活，认贼为父更好；何况历史表明，共产主义的战争机制是武士道的天敌，西方霸权是其克星。科技升级致残日本的海洋地缘：它真得成了“弹丸之地”而易陷火海。今之日本虽是狐假虎威，实则贪生怕死。
★★第六，清朝为现代中国所打造的“最佳地缘”意味着，她在弱势时可仰陆退守，强势时则能俯海进取。在此方面，俄罗斯能守不能攻，其海洋地缘不良，难与列强争。美国易从两洋钳制全球，但其广原却难以退守；且因文化浅薄，一旦其霸权受挫，它就会陷于分裂内战。印度地缘的正面，像今中国之俯冲海洋，而其背面则似古中原之“逆形胜”之被动挨打。越南，昔之抗击美国有“大后方”，故能坚韧不拔；将来若与中国战，则为海陆多面受敌，此乃灭顶之灾。日、韩、越、菲等单挑中国，均是螳螂当车；它们被美国结盟反华，也只是阻挡而已；加上印度，仅为部分“围堵”。
★★第七，1945－1990年冷战，中国是最初的受害者和最终的真赢家。冷战开始于美苏英三强共谋（雅尔塔密约），牺牲国民党和置中国于内战与阶级斗争之战场。新中国施展“战国策”而“以夷制夷”：先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再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结果苏联帝国解体，美国霸权徒劳，中国先后利用两者来“结盟自保”和“伺机崛起”。
★★第八，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事重心从欧洲移向中东（西亚）、再移向东亚，意味着它的世界霸权的战略退却；再者，鉴于控制西亚是美国包围中国的重要环节，更是其克服中国的地缘优势因而使之腹背受敌的关键步骤，所以美国的军事重心的东移，也说明它的中国战略从攻势转为守势。
★★第九，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构成西方军事优势的三要素（组织、地缘和技术）——西方称霸及其对其余世界战而胜之的“法宝”，现在开始发生根本逆转；而中国在此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潜力。
★★第十，在今之“地球村”的时代，征服性的智慧和消灭性的手段让位于“窝里斗”的智慧和“柔道式”的手段，看谁究竟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世界尚不至于战争毁灭或生态毁灭的话，一个民族的心灵优势与文化蕴藏将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
（二）西方文明的兴亡原理
“西方”及其“文明优越”和“战略优势”是怎么缘起的？欧洲民族原本所处的地理环境，可分为“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A.“内涵”即生态，它相对贫瘠（土地的生物量较小），难以支持可观的人口及其社会安和，因而其人相争相害、族群生生灭灭，这基本上否定了“文明”。B.“外延”即地缘（海洋地缘），易于获得外来文化和技术；但在此之前，其社会或族群总是内斗。
一旦它能够凭借外来技术向外突破，西方社会（族群）的内在毒素——斗争性与冲突性——就会“化腐臭为神奇”：A.在其内部，由于能够向外宣泄矛盾，生存竞争得到“最佳平衡”而最大化；这对它不仅没有害处，反而带来了资本主义、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民主和法制。B.对于世界，它的原罪和人性本恶——被启蒙运动和《人权宣言》所“解放”，又被科学和工业所驱动——愈益冲击全人类和生物圈，这是把其内部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语）外化为地球的浩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
在造成上述人类厄运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凸显它的“死亡冲动”和“弥留亢奋”——后者表现为“物质奇迹”从而“西方优越”，前者形成其“战略优势”乃至“天下无敌”。如果我们能够破掉西方的“战略优势”，那中国与世界就能幸存下来；否则的话，即使不是中国“身先死”，也是全人类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深入分析，西方的战略优势是由科技、组织、地缘三要素所构成；但科技易被学习，组织亦可模仿，地缘终会改变。而另一方面，由其内在的斗争性和冲突性所决定，当西方对东方战而胜之的时候，它便开始内里分裂而自相厮杀；这就给西方的受害者予以结盟和复兴的历史契机。
（三）西方文明的战略优势的“三要素”
“文明冲突”或中美两国之较量——是战是和？谁输谁嬴？决定着世界的未来。自从20世纪下半期以来，形势出现了不利于西方或美国的历史性的转机：这不仅指西方内部“同而不和”，而且其经济正在滑坡；而更重要的则是，整个西方文明或美国霸权的战略优势正在发生逆变，这也是数千年来东西方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详述如下：
自古迄今，处于兴盛期的西方（希腊、罗马和近现代）对于其余世界，恒具战略优势，其大体是由“三要素”（组织、地缘和科技）所构成：
（甲）契约组织→战斗序列，军国机制。此乃尚未物化的亲缘社群的凶神，因为这些社群的政治不具有那平时令人窒息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所以战时也就缺乏对外抵抗力。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承认：“西方赢得世界所凭借的，并非思想、价值和宗教的优越性，而是运用有组织的暴力的优越性。”（Samuel P. Huny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ouchstone,1998,pp51）
（乙）海洋地缘→倚海制陆，驰骋世界。此乃海洋性差的定居民族的困扰，因为这些民族不擅长向外冒险；再说，海洋对他们来说，却是艰难险阻，而对“海盗民族”来说，则为机动捷便。美国战略学家马汉说：“如果一个国家所处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领土，而完全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占据着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更优越的地理位置。”（Manan On Naval Warfare, Dover Publications,Inc. New York, 1999. PP.21）
（丙）科技强势→征服利器，无限升级。此乃文雅和静的文明社会的灾星，因为这些社会科技落后——它们鉴于科技的“双刃剑”，故用文化来控制它，唯恐其伤害世间淳朴与天人和谐。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从科学那里，正如应用到工业主义中的情形一样，我们（西方人）汲取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也和神一样，可以成为不科学民族的生死的主宰者。”（the Problem of China, PP186）
通观总论：科技及其扩散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之战略意义，乃至改变地缘政治的世界格局。例如历史上，在得力于中国技术之前，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国全无战略优势，倒是相反：日本民族畏惧瀚凕（见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学》），而英伦三岛则屡屡被侵略和征服（例如北欧海盗和1066年威廉征服）。是中国科技的广泛传播令它们时来运转，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其标志性的历史转折点分别是13世纪末日本成功地抵抗元朝进攻和1588年英国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而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发生了科学革命，两个岛国对之倍加利用，遂能先后成为世界战争源，而害人利己，且历时良久。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则发生了“否定之否定”——科技与武器的不断升级，使两国原先基于客观条件的战略优势，全都丧失；要说其“地缘政治”的价值犹存，那只是被美国霸权所利用、换来好处和保护而已！尤其是日本，它被推到了“恐怖平衡”的前沿，其民族苟活于灭顶之灾的阴影之中。那么时至今日，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究竟转入何方？下文分解：
（四）战略优势的历史性转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欧美的各种优势正在丧失，而且从大趋势来看，西方文明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
……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人类与大地母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同上，第31页）
具体一些，仅就中美两国的对抗而言，上述西方的三个优势正在改变。眼下，经济上已是显而易见的，在科技方面，中国也正在追赶。虽然美国在科技和军事上还极占优势，但其战线长和对手多，特别是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愈益对抗，并弥漫于西方社会。下面重点分析在组织和地缘两个方面，中国和西方之间或中美之间的优势转移。
（甲）在组织方面，传统中国与其说是“中央集权”，不如说是“太平政治”；它的组织力与动员力很有限，只是“治水防夷”而已，并不足以应对强大暴力。——传统中国的旨趣是，防止政治重压，推进天下太平；所以她对于内外暴力的抵抗力和国际竞争力，均相对较弱。然而，从战国七雄乃至兵马俑可见，中华文明乃极具尚武之潜力，而且必要时，她还可以容摄外来文化乃至战争机制——“借人之力，以夷制夷”。20世纪中国的转型与引进，表面上是抛弃传统，实际则为历史变通。西方的极端体制和暴力之最，经苏联转手，结合于中国的当时情势，而扫乱象，合群力，步调一致，同仇敌忾；其在冷战中发挥出神勇神效，若非武器和科技的相对落后，中国军力是不逊于超级大国的。不过，过度发力、超限运作，以致元气大伤、机体变异；幸亏其文化深厚，而潜在文化协调，修复循环功能。
比较一下：在组织上，俄罗斯（苏联）曾经把“现代的战争机制”发挥至极，今却松弛，但潜力犹存（目前中国也如此，然介于前苏联和今俄罗斯之间）。印度虽是民主制度，但它的缺乏组织力和动员力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很难转变成为有效的现代战争机制；在这方面，印度仅是近似于新中国之前的中华民国，后者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显著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参战国。日本的组织质量，原先比中印两国稍胜一筹，而较之苏联共产主义和西方霸权主义则是“小巫见大巫”，今天更是等而下之。在二战中，日本相对于美苏两国乃漏洞百出——各军种（陆海军）、战区（南北线）和级别（下克上）之间难以协调；只是具体的战斗单位有过人之处，但这也只是依靠武士道作为精神纽带相维系而已。武士道，对付像国民党那样的“准现代战争机制”尚能奏效，但初试苏联共产主义时则完全失灵（1939年）；它较之西方的基督教式的爱国激情，既显幼稚和单薄，尤难作为持久信念。但无论如何，自从广岛核爆之后，武士道乃至日本军国主义几乎灰飞烟灭，绝难恢复；因为无胜算之情，有灭种之忧。如果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也倒好。但问题是，打仗则必死无疑，无法逃离；不战反而苟活有路，认贼为父。现在的日本人最为贪生怕死，到了关键时刻，“有奶便是娘”——脱欧入亚，弃贼父认慈母，回归“朝贡”这不是不可能的。“文明冲突”首倡者亨廷顿说，日本是个极不可靠的“西方盟友”。
（乙）在地缘方面，古中国之大一统基于稳定的中原，但其地势被动，多面受敌，动辄板荡。清朝为之改变：绝千年胡患（夷狄蛮戎），囊四疆形胜（蒙藏满疆）；从而为中国打造了一个最佳地缘——从世界屋脊俯冲太平洋，退可立于不败之地，进可伸张海权——这样的地缘政治，对于中华民族摆脱至大外患和致力于“和谐世界”来说，真是“自天佑之”！笔者诗（清朝首功）云：
烟尘虏患终于清，万古胡云一扫晴。
形胜四疆吞海寇，昆仑九派逐洋鲸。
另一方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因为科技进步使海洋变得“单薄”之后，地缘政治的内涵为之丕变：从原先的海洋性很强的国家转移到了“大海高山广土众民之四维一体”的国家。在战略上，中国的海洋之辽阔令俄罗斯乃至印度“望洋兴叹”；而其陆地之复杂性则叫美国“高山仰止”。美国的地理（广原和两大洋），易于出击而宰世，不堪弱势而自保；而且其人不能忍受没有霸权的日子，那样就会分裂内战，因为该国缺少民族融和的文化纽带，它不是“以情相凝”，而是“暂且互利”。印度的正面海陆使之具有和中国相似的“战略倾势”，但印度洋没有太平洋广大和重要；其背面却很被动，犹如古中国的中原那般的“逆形胜”，而且国防工程也会便利对方。更为严重的是，印度以邻为壑，使之两面受敌，此乃兵家大忌（苏俄曾竭力避免，遂能坚忍不拔）。然而印度和日本等被揽入美国的“地缘政治”之中，此确能致患中国。
世界的地缘战略的历史演变：A.历史上：欧亚草原（游牧部落：气候屏障、骑兵机动捷便。战例：中国胡患。另外，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俄罗斯也是如此，但逊于海洋霸权） → B.中古后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濒陆大岛（英国、日本：风浪屏障，船舰机动捷便。战例：日本战胜元兵和英国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 → C.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大洋大陆（美国：“内涵外延、两栖巨霸”，从两大洋钳制世界） → D.从今往后，陆海形胜（中国：即大海高山广土众民之四维一体。另外，印度在较低程度上也是如此）。不过，美国正在尝试以“太空边疆”的战略，来抵销中国的地缘战略的绝对优势。
总结一下，在军事战略的意义上，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它有“四性”——地势形胜性、国土倾海性、纵深复杂性和生态多样性。这“四性”对于现代中国的国防分别意味着：A.地势形胜性→能使侵略者望而生畏；B.国土倾海性→便于她自己海洋立国；C.纵深复杂性→战争的潜能与后劲大；D.生态多样性→生物量大，人口多、繁衍快。后两个特点决定着，中国在战时的幸存率最高——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或生化战争，只要不是彻底灭绝，中国都能比他国坚持得更久。
（五）“岛链”所形成的战略对峙
然而，现代中国的地缘政治也有其弱点：一是美国经营“岛链”犹如“拦路虎”，一是西方伸入中东犹如“芒刺在背”。但最近美国计划从中东撤军，这意味着什么呢？鉴于中东乃地缘政治学所称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是世界的战略制高点，加上诸大国的背后和石油等因素；美国果真从这里撤走，那说明它的世界霸权的战略从攻势转为守势。再鉴于中东是美国包围中国的重要一环，它若放弃，那就等于它的中国战略，也从攻势转为守势，尽管其把战略重心移于东亚。
其实“岛链”并不可怕：它似为地缘优势，实乃技术优势；后者变化很快，前者则慢。从地缘上说，美国本土对此乃鞭长莫及，而日、韩、台、菲等及关岛则皆为脆弱之点面（技术优势若丧，便玉破沙散），更何况此脆弱性是随着军备竞赛和技术升级而递增的——科学再进步，则“岛链”就会贬值，正如日本的海洋地缘发生历史性的逆变一样。再者，日本越是发展军备，哪怕拥有核弹，那它就越危险、毁灭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罪恶感，日本这样做就会鼓励他国对它先发制人、最大打击，却很少会负国际法之责任。今之日本的地缘，与昔之元兵遇神风和日俄大海战，均非同日而语；比较中国乃绝对逆境，动辄吞灭于战火，其海上生命线亦会使它窒息。上述“岛链”或“点面”，平时以美国为后盾，但唯恐被霸主困绑而送死，而且是“树倒猢狲散”。美国在东亚只能是对峙和威慑，最多是阻遏，而不能真打大打。这样就对中国有利，因为她是近水楼台，又是传统“儒教文化区”，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辐射，握其命脉；凡此皆为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良好条件。积攒力量，角逐抵牾；软硬兼施，刚柔并济；假以时日，水到渠成；从而突破岛链，驰骋海洋。朱熹诗云：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从心理学上讲，如果战线长的一方，在某个局部势均力敌于一个“生命攸关”的对手（例如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生命攸关”）；那么，它在精神上就会处于劣势，因为它是“生存多途”，故很理性而不冒险，终会退让。然而这一退让会影响到“全盘均势”，但很少人会远虑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中国能够解决台湾问题，甚或中美两国能够在太平洋上“平分秋色”；那么，美国霸权就会摇摇欲坠，而变得特别依赖中国；后者自然而然地按其既定目标和文化志向，向前迈出一大步，此如《易经》曰：“见龙在田”（农业文明，普施德泽）→“或跃在渊”（海洋文明，利进无咎）→“飞龙在天”（和谐世界，万国咸宁）
从今往后，在战略对峙的情况下，中国克敌制胜的办法是“文攻武卫”，必须双管齐下，但要避实就虚——以“文攻”为主，以“武卫”为辅。
第一、“武卫”即富国强兵，整军经武，以致坚如磐石，龙蟠虎踞；虽是坚甲利兵、磨刀霍霍，务必后发制人、各个击破。
第二、“文攻”即攻心为上，恢宏华夏，以致意服心仪，近悦远来；虽是气贯长虹,长驱直入，务必暗渡陈仓、瞒天过海。
总而言之，首须战胜自我，方能临民服众；再是以仁制暴，终乃兵威去残。儒经云：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而致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大小归一。因此，“文攻”的步骤是由内而外，先近后远：
A.九州（中国大陆）：民族自信、众志成城 → B.诸夏（港台海外）向心凝聚、抵制西潮 → C.亚太（海陆近邻）：一衣带水、历史情怀 → D.泛教（印回东正）：和而不同、多元文化→ E.欧美（西方世界）：互利共存、相害皆祸。
《易经》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笔者诗云：
当今弱者为强者，仗势霸权伥霸主。
狐假虎威松苦藤，偎魔作父儿凌母。
疆台蒙藏虑中华，越印倭韩联姆虏。
龙战洋天洗宇寰，云开雾散春风煦。
二、参考资料：清朝为现代中国所打造的“地缘政治”
清朝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贡献最大，以致中华的“忧患重心”能够从“逐鹿中原”转向“东洋大海”，从而她的战略地势从终古的“逆形胜”变成了现在的“正形胜”；这是近百年列强不能灭亡中国的客观条件，也是当今“中国崛起”与“海洋立国”之必要前提。
满族入关而建立清廷，姑且不论改朝换代之人祸，而就其大体而言：它虽然对于中华民族之“内涵”乃是大冲击，但对于中国文明之“外延”则为大贡献。也就是说，清朝把儒家的“平天下”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详述如下：
追溯明朝的功绩：它把纯粹汉风恢弘至极！明朝作为一个纯汉政权，励精图治，整军经武，而应对忧患，平治天下，其坚持一二百年而不懈！明朝中叶，因为倭寇与胡骑，从海陆两面威胁中华（任何民族都难承受两面受敌）；所以儒家必须进一步“平天下”，来形成“真正的”大一统——化蛮荒、靖边土，旨在确保吾民族之安身立命和吾文明之可大可久。然而，“郁郁乎文哉”的士大夫不胜此任——他们虽善于在文化上“尽精微”，但拙于在文明上“致广大”，故他们忙于“内圣之功德”，而把“外王之霸业”拱手相让于“入主中原的蛮族”。所以，儒家在这方面奉行“以夷制夷、守在四夷”之上策（老子亦曰：“借人之力，配天之极”）。
改朝换代亦是积攒新生力量而再冲刺。满清之替明，不再用长城限内外，从此塞北江南永和为家；绝除千年胡患（夷戎蛮狄），囊括四疆形胜（蒙藏滿疆）；再加上收台湾，臣藩邦，拒沙俄，宾泰西；从而谱写了空前无比的“盛世华章”。笔者诗（胡患消融）云：
千城血泊哭神农，百代烟尘绕夏龙。
大漠东西融大雅，长城内外废长烽。
从那以后，中国就能够充分利用大纵深和高倾压的大陆地缘（非比从前那单薄的中原：四面受敌、四战之地），来应对来自海洋方面的至大外患。其功巨也！若非如此，数百年后的中华，必亡于列强——不仅蒙藏滿疆非我所有，反被敌国用来居高临下，倾覆华夏；尤其是在遭遇“海洋暴力”之时，中国哪能迂回喘息而存有生机！俄罗斯与日本乃虎狼之国，后者败则美苏英三分我沿海与边疆矣！事实上，自从清朝盛世以后，中华虽然罹至患因而国运极为悲惨，但其地缘政治的优势却也愈趋显著；她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扭转逆境（百年间从列强瓜分到“中国崛起”），这一客观条件也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从世界屋脊顺势而下，俯冲太平洋，能攻能守——其力弱时亦能阻挡外寇，后者最多像日本之侵华，逆水仰攻而越陷越深；其强大时尤可倾压霸主，后者想要长期遏制中国，而欲使这个面向大海的国度“虽是近水楼台，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指深蓝色海洋——太平洋的纵深)”，真是越来越难呀！如果不是清朝在“地缘政治”的方面立了大功，现代中国哪里谈得上有效地应对冷战与后冷战，遑论和平崛起与海洋立国也！
三、参考资料：中国与冷战：最初的受害者，最后的真赢家
所谓“共产阵营”和“民主阵营”之间的冷战，起源于1945年美苏英三强首脑之共谋，主要是以《雅尔塔密约》来牺牲中国（外蒙、满洲利权、国民党政权＋后者所培植的统一的朝韩政府）；若非如此，它们之间的对抗就会升级，并非“冷战”，而是“热战”——第三次世界大战。
冷战历时近半个世纪，结果是是一方“分崩离析”、一方“不战而胜”。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美国似已成为天下主宰，但世界却趋于多极化。德日两国及亚洲四小龙无疑都是冷战的受惠者，但仅此而已。实际上，中国才是冷战的真正的最大赢家！中国赢得冷战有双重意义：一是中华民族自从她被三强以《雅尔塔密约》宰割以后，却能够否极泰来而成功崛起；一是她的共产主义竟也幸存下来，并依然发挥其对内维护“大一统”、对外应对“新冷战”之功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在冷战中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古老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先是“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1950－60年)，再是“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 (1973－89年)；在中国最孤立的时间段里，她打败了受到冷战双方支持的印度，保证了边疆腹地的安全。韩战越战、抗印抗苏，再加上两弹一星、三线二炮，凡此令中国成为冷战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纵横捭阖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起到了平衡作用，以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抓住了发展契机，来解决自身球籍之难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轮流“扶植”下，中国先后开展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出海”而参与世界市场与西方经济，这是由中美结盟所带来的）。老子曰：“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之极！”
三、参考资料（现代日本）：大和精神？丧魂落魄
（一） 脆弱的寄生性
不管中国崛起与否，国际竞争均会加剧：共赢的机会少，冲突的趋势大。这是因为今人类所居住之地球村，已是生态超限与市场饱和，发展的余地用尽；而且地球村所赖以存在的生物圈，正在萎缩，将要解体。在此情况下，中国既要克服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又要应对全球危机的愈益深重；因此，虽说是“中国崛起”，但仍是“救亡图存”。西方自身的忧患尤其大：既要防堵“中华天下”，又得面临“世界末日”。相比之下，日本的前景最为暗淡：它倚靠美国、牺牲中国所获得的“生存空间”，将会丧失。本文并不直白“日本末日论”，而是阐述支持日本成功的两大精神支柱——武士道与大和魂——是怎样随着日本的地缘优势的逆变，业已倒塌或摇摇欲坠的。
就中日关系的历史而言，由于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绝佳条件，日本在文化和生态两个方面，皆在很大程度上寄生于中国。在明治维新以前，如此寄生性以文化为主，以生态为次。在文化上，日本乃“师从圣贤”，像似“择善而从”，实则“断章取义，为倭所用”，并在其本土琢磨器理而精益求精。在生态上，日本乃“打渔杀家”，绝少“回馈反哺”，倒是“输毒于外，宣泄矛盾”，遂在其本土助长杀气而整军经武。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文化上“脱亚入欧”——鄙夷守护天下和谐的文明母亲；在生态上“盗憎主人”——攫取暂时身陷逆境的千年古国。“盗憎主人”分为两期：1945年之前乃直接攫取：日本凭借其“近水楼台”来劫掠中国，先是以列强为伍，再是以独吞为主；1945年后乃间接攫取：美国利用其“地缘价值”来遏制中国，日本遂从中取利，成为经济暴发户。然而今天，中国崛起而海洋立国乃势在必行，势不可挡；不久将来，日本的地缘优势必定发生逆转：其利用价值和生态空间均被堵死。日本还能做什么呢？它依靠“地缘政治”及其所造成的精神与军事之优势，全都发生了逆转。
（三）武士道之破灭
从忽必烈两次征倭皆遇“神风”而失败，到后来明朝之应对倭寇，处处设防而防不胜防，凡此显示了日本的地缘优势——它可以随时随地侵略大陆，而岛国则无论如何不会受到报复（英国也大抵如此：从百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一客观条件也就奠基了它的武士道精神（大和魂）——个人越是勇敢牺牲，国家越是战无不胜。如此地缘优势与好战精神，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三显灵而变本加厉。但是物极必反：1945年两颗原子弹使之灰飞烟灭，以致今之倭民“谈虎色变”：一想到中国的核打击力量，他们就胆战心惊；一想到中国乃广土众民、纵深多山，生怕灭种的岛民的“核勇气”就变得沮丧。追根溯源，原始返终，让我们来看支持武士道精神的三要素是如何失效的：
（甲）强者意志？古时日本武士所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首先能够在心理上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老子也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佛陀亦云：战胜 他人一千次，不如战胜自己一次。圣人乃向内修己，感化人心；而武士道则是从恶杀人——以强化意志力来克敌制胜。盗亦有道：日本武士之“道”乃是强人一等、征服一切的道德律。《叶隐》一书乃极残酷的“武士论语”。心理强者所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恒是胜者”——个人虽会牺牲，但其效忠对象则永存。拿日本国来说，好像就是不可征服的。不是吗？海洋及其风浪，其对于岛国外侵自是交通捷便，机动灵活；而对于保卫自身则是天然屏障，艰难险阻。然而好景不长：科技改变了一切，岛国变得易受攻击，岛民几乎无处藏身！好战必死无疑。精神全垮了！投降反而活得更好（日本人曾奉麦克阿瑟为慈父，至今尤感激山姆大叔的恩惠）。所以日本的民族性变了：从“杀身成仁”到贪生怕死！
（乙）残忍决胜？据历史记载，有一个名叫山本吉左卫门的日本人，是如何被培养成赫赫有名的武士的呢？他遵照其父的指示，5岁时就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武士从小带刀，嗜杀成性。例如佐贺锅岛藩主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老子曰：“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但日本社会则截然相反。从世界历史来看，残杀之习，乃古代游牧部落之风气，而西方殖民者则更胜一筹。如果与苏俄的阶级斗争比较起来，日本武士道又算得什么呢！山外有山，学恶谁不会，只不过人家收敛他放肆而已！把一向仁静文雅的国度硬是逼成富有战斗精神的“恶邻”（中、韩、朝），这不是日本造孽而又咎由自取吗？
（丙）牺牲精神？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家族共享，播及后代。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勇于“杀身成仁”。当他们被敌人团团围住的时候，仍然奋不顾身，拼命杀敌。若以武士道的标准看，这并非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是捐躯效忠，灵魂不灭。然而，如此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古代的东西方的殉道者和近现代欧美的爱国主义，比比皆是；而共产主义则发挥至极，更具有普遍性与感染力。日本军队曾凭着武士道的牺牲精神战胜了沙皇俄国（1904－05年），但在遭受苏联红军的几场打击之后（首先是1939年5－6月间的诺门罕战役），才有遭遇“天敌”之感。若论战争机制，假如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不是在国际结盟的方面占有优势的话，日本军国主义战而胜之，不在话下；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或中国的共产主义在精神力、组织力和动员力三方面均是超过日本军国主义的，此乃倭民永丧“战魂”之另一原因。
在现代性的战争机制尚未完备之际，日本武士道之初 发难十分见效，但很快就会失灵。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1921年预测日美太平洋战争之时，指出：“日本政府认为与美国的战争终不能免。……海军大将左藤说：美国人缺乏武士道精神，再加上他们孜孜求利，无法忍受长期征战的痛苦，故必败无疑。这种胡说八道真是浪漫之极。在现代战争中，武士道精神毫无用处，而且美国人的勇敢坚毅不亚于日本人。如果两国交战，哪怕历时10年，最终必然是日本败北。” 经过了无比惨痛、险些灭种的历史教训，日本人才反过来又觉得老子《道德经》中的话“千真万确”，即“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因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以往的胆大包天而逞性妄为，变成现在的委身强霸而苟且偷生。
（四）优越性之真相
今之日本人认为他们虽败犹荣，其武士道精神战后犹存，只不过从军事转向实业而已，并且还带来了“日本奇迹”——武士道虽是隐而不明，但“日本优越性”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就来揭穿“日本优越性”。按照佛教的讲法，凡事均是因缘相聚而生，因缘离散而亡。近代日本之“太阳升起”和它将来的“日落西天”，皆是如此。“因”指内在因子（精神），“缘”指外在条件（地缘）。而这两个方面，日本都是依靠中国的，换句话说，中国是日本成功的“因缘”。先讲“因”，再讲“缘”。
（甲）日本成功之“因”。日本的思想文化之大体来源于中国，就连武士道最早也是战国秦汉的侠士之风。假如不是中国文化之输入，今天的“日本文明”，单凭西方之影响，最多也和菲律宾一样；但若任其自我进化，而无外来因素，则是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不相上下（如果不是历史上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与文化输入，今之日本岛民则等于或近似于19世纪的虾夷人或阿伊努人）。
（乙）日本成功之“缘”。这主要是地缘：两国隔海想望，距离“恰好适中”——既能够吸取“文明养料”，又能够“特立独行”（倘若距离太近，或像台湾自然并于大陆，或如朝韩久被纳入藩贡）。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日本能够劫掠中国，而不会遭到报复。这样，东亚大陆及朝鲜半岛也就成了日本宣泄矛盾、从而保持自身稳定的场所，也就成了它之竞争与发展的“剩余生态”或“安全阀”。这里顺便说一下，今之学者好拿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作比较，来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殊不知论变法维新，中国不知道要比日本难多少倍！——其一、中国仍是“王天下”（九州华夏＋蒙藏滿疆＋朝贡百藩），一乱全否：不仅分崩离析，而且祸爆中原，列强趁火打劫，如何化解？日本像西洋一样作为世界和谐的破坏者，因利乘便，不负责任，当然轻松。其二、日本社会转向竞争性，其内部的失衡与矛盾，可以凭借其岛国的“海洋地缘”来向外宣泄，祸害大陆；但中华走向历史的反面，如何平衡？到哪里去侵略扩张？其三、中国面临四夷交侵，承受着列强的致命重压，而英美等国不仅“释放”日本，而且还扶植它，让其入伙分赃。
（丙）日本应变“善缘”。继续讲日本人在地理环境的方面是如何利用“中国缘”的。如前所述，日本之对中国，在历史上，以“师从圣贤”（学习）为主，以“打渔杀家（劫掠）为次；从19世纪后期到1945年，变为全然“盗憎主人”——先是入伙或蚕食，再是单干或鲸吞；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直接劫掠改为间接劫掠——成为美国“以亚制亚、以华制华”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如果不是在地缘政治的方面，美国能够利用日本来遏制和包围中国；那么，美国就不会扶植日本而让其分享“西方价值”的（韩国、台湾亦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美国曾决定把战后的日本变为农业国，不允许它发展工业和科技；然而就在国民党政府派人到战败国来拆运机器的时候，美国却改变了主意。
这就是说，迄今为止，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从而享有“优越性”；主要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相对于中国，具有“地缘政治”之价值，再加上日本人善于利用这个“价值”（也就是从中国学来的“随机应变”）。在其掌握地缘优势（海国的战略优势）的时期，日本人自己利用它；在其损失地缘优势（岛屿受致命打击）的时期，日本人就把这个“地缘价值”转让给霸主，而从中牟取暴利。但是，不久将来，有那么一天，中国已充分强大，从而进入深蓝色海洋，并与美国平分太平洋水域；那么，美国再怎样利用日本的“地缘政治”、而日本又如何继续享受山姆大叔的优惠呢？届时，日本的“生存场”都在中国的怀抱之中，就连去南极偷捕鲸鱼的船队，都要事先贿赂“满大人”，那日本人还怎么活呀？他们或许就会“弃父认母”，回归伟大的母体文明，甚至成为恢复朝贡制度的鼓吹者和示范者，一切都难说呀！
（丁）恶者必有天敌。争强好胜，是“日本优越性”的另一个方面，现在也成了梦幻泡影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就是欺软怕硬。日本人原以为在东亚大陆、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除了凶悍的游牧部落之外，那些过着仁静和睦的农耕民族全都软弱可欺，都是很容易沦为日本人的猎物的。拿中国来说吧，战国算有武风血性，秦汉堪称英雄时代，以后则变得文弱，唐代称霸一世，宋朝不堪一击。而忽必烈征倭则为关键：以前倭人尚能仰慕华夏，谦虚好学，且宾服有礼；而后他们公然轻视中土，傲慢不臣，并伺机来犯。日本人认为《孙子兵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仅是“纸上谈兵”，而对于他们自己来则为“制胜指南”。他们从不接受这样两条“儒家说教”：第一、在中国，武力乃无穷，但备而不用；发明乃最多，但利而不害（慎用科技，以免人类战争之无限升级）。第二、为了维护九州之内及四海之外的太平与和谐，以防止全人类之自我毁灭，中央王朝让“郁郁乎文哉”的士君子来安排河山，管理天下（包括朝贡制度），旨在推行《易经》所定下的“世界安全”之原则——“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勿用物质力量乱天下）；“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确保众生赖以存在之和谐）。“大和”之名源于《易经》，而日本则背道而驰，破坏天下和谐与人类安全！往昔之倭人绝不相信利玛窦等人这样的见解：中国最爱好和平，却又是一个具有极大的军事潜力的国家！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其他民族逼迫他们去为自由而战斗，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美德而去品尝帝国的滋味”。罗素还一再警告西方列强及日本（他曾亲自到日本阐述其说）：“不要把中国逼到到历史的反面，而变成一个极其危险的军事强国！”但日本人对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照样穷凶极恶，甚嚣尘上。结果，现在日本的身边卧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天敌”——不仅是个具有高度组织力与战斗性的共产国家，而且正在变成一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今之日本人虽然在表面上装着很不在乎，并且常说：“我们战败于美国，而非中国”；但心里一想到这事，就惊恐不安：“中国再变强大，我们怎么活？”很多日本游客在参观那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巨大军事潜力的西安兵马俑之后，都会有畏惧之感，久久不能平静。
（五）大和魂之落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的地缘优势发生转移：从单纯的海洋国家转移到了具有地理纵深的海陆大国。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自东向西而逆水仰攻，越陷越深，首次感受到大陆地缘的艰难。战时日本本土饱尝狂轰滥炸乃至两颗原子弹，这意味着日本的海洋地缘已发生优劣转变——日本的战无不胜的根基已不复存在。自那以后，日本的军魂士气业已丧失殆尽，却根本无缘恢复。再从中日对抗的角度强调三点：A.日本的地缘已是绝对劣势：就今之军事而 论，日本已变成了“残废军人”——心理残废＋地缘残废；发展军备也无济于事，而且越是发展军备（哪怕握有核武器），其亡国灭种的机率也就越大——弹丸之地，动辄灭顶之灾，而他国则有地理大纵深可迂回。B.中国的地缘已是绝对优势（清朝打造的“地缘政治”）。C.两国道义士气之悬殊：由于在历史上，日本多行不义而结怨于近邻远邦，而对方则讲信修睦，王道积德于天下；所以，如果日本与他国发生战争，他国必是同仇敌忾而满腔热血，化悲痛为力量；但日本则不然：不仅是难上加难，即使“出师有名”也是无名，而且是凶多吉少，甚至是自取灭亡。目前的日本，虽然其民情世风实际上是畏战厌战，但其朝野上下则一致倾向于利用西方霸权来狐假虎威，仗势压人（包括扩军备战，加强美日军事同盟）。
就将来的中日关系来看，日本既害怕中国，又依赖中国。日本害怕中国有两点：A.“中国崛起”而 “海洋立国”，如果再向前一步，不管她是否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那么，日本的生命线就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了，其是死是活，全不由己。B.将来如果发生中美大战，那么，一向玩耍机会主义的大和民族，还有韩国人和台湾人等，很容易葬身火海；而主要交战国——特别是地形复杂、极大纵深的中国——反倒能够幸存下来。往昔是大陆国家饱尝外患，而今是海洋民族极为脆弱。日本依赖中国是指：除了经济圈和生命线之外，还有两点：一是日本的中国文化资源甚丰，这可以成为将来“中日亲善”的资本；一是地球生态迟早会崩溃（例如海水上涨），届时日本需要背靠或仰仗东亚大陆。反正日本一直是“吃中国饭、吸中国血”的——历史上，他在文明母亲的哺育之下而成长起来，尽管是个不孝之子；但近世以来，他则大逆不道地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助桀为虐而变本加厉，来嚼噬文明母亲的血肉之躯，而且还要独自蚕食鲸吞。就是在他战败之后，中国承受着超级大国的致命重压，日本也从中也得不少好处（不过，它也拿出一点零头“回馈”中国，即1980年代援助 中国）——今之日、韩、台等之民主自由和经济发达，都是在牺牲中国大陆的前提下获得的，这是因为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能够被美国利用来威胁中国，所以它们有幸地分享“西方价值”。然而无论如何，将来日本再顽劣、再投机，也逃不出中国的“如来佛之手掌”了！中国弱的时候，日本“脱亚入欧”，入伙打劫中国；中国强的时候，日本是很容易被美国先牺牲掉的。何去何从？若是中美两国发生战争，日本最先完蛋，无路可逃！所以《文明冲突》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停顿说，日本肯定会被中国劫持——而且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心甘情愿地“与中国结盟”——来对抗美国。原因如何？亨停顿没有讲清楚。可能是说：在中美两国的剧烈对抗之际，日本依旧与美国为伍，必是死路一条，万劫不复；但若同中国合流，虽则九死一生，但尚有希望。不过，这像是奇谈怪论，无人相信，我只是拿来共欣赏而已。但就目前而言，日本正在想方设法来扭转它的越来越差、凶多吉少的命运。日本朝野智囊反复研究，制定出上中下三策（讲开来也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即：下策是巩固与美联盟，遏制中国扩张（下策容易）；中策是拉拢亚太各邦，分散中国防务（中策较难）；上策是暗助蒙藏回疆，牵制中国出海（上策最难）。然而，日本最希望看到中国分裂，一切问题皆迎刃而解，那才能保证日本的长治久安呢！笔者诗云：
鬼寇行凶不吓人，谈核色变怕沉沦。
甘为虎伥身偎霸，岂愿龙腾己贡臣。
四、参考资料（当代中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近有一位中国学者说，“今中华之发达与强盛乃国史之最”，这确实令我们每一位华人为之骄傲。但在庆幸之余，我们也应该看到非理想面，这里仅谈五点：A.世道人心：富而好礼吗？取财有道乎？遑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B.就世界比较而言，中国的人均产值还很低，但贫富差距却很大。C.领土主权：失地久难复，诸邻又夺屿，国家尚未统一，此远非康乾之大一统所能比！D.国际地位：海洋立国多障，霸权倾压犹烈，四围趋炎附势，哪里还谈得上“仰慕华夏、敬畏上国”！中国何时再能成为“良范万邦的楷模”呢？E.环境代价：国内的险情是生态萎缩、江河废流，世界的忧患是海涨陆沉、地球变异！
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到如今，中华民族的厄运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而且随着中国之崛起，她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也在同步增大。除非是到了那个时候，即中国再次成为“天下中心”，而且是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那才是“忧患余生，皆大欢喜”呢！但在此之前——在儒家的理想被实现之前，中国总是大可能被西方霸权所压垮的。当然，若是考虑到核武的“恐怖平衡”和生态的“海涨陆沉”，那么，中华的厄运亦是全人类的悲剧。另一方面，即使中国能够幸运地充分崛起，那么，世界文明对地球生物圈的冲击也一定会极为剧烈，其结局同样是不堪设想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如果中国也被迫走向西方化与现代化，那对于这个已经备受西方折磨的不幸的星球来说，很可能是最后一击！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似乎已经牢靠地保住了她自己的“球籍”，似乎已经解决了其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但实际上，也包括她在内的全世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儒家的“平天下”也到了最后关头，要么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这是西方文化——它的“启蒙”和“理性”、它的科学与上帝——所表演的“群魔乱舞”之剧终；要么是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生存问题能够一并解决，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民胞物与、天人合一！中国人啊，全人类啊，在这进退维谷、大祸临头的情势下，你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智慧来绝处逢生呀？笔者诗（泰西之咒）云：
龙伤道丧沦欧亚，两战绝寰今核化。
虎豹豺狼互噬吞，东南西北相殃嫁。
毁他毁我孰赢家，立己立人唯儒夏。
海涨陆沉溯泰西，移民天外称星霸。
§附图1：目前中国的内忧外患，可谓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美国快要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只等待“中东问题”之解决。美国暂时对华围而不打：“文攻武卫” 而“以华制华”，“拉帮结伙”而“以亚制亚”；一旦机会成熟，它就会直接介入，像几年前其狂妄的政客所叫嚣的那样：“把中国打回到石器时代！”
§附图2：未来中国的内忧外患。现代中国的稳定与繁荣决定于外向平衡。历史中国没有外向平衡，只是限于其国土之生态圈；因此，她也就没有高速发展，但传统文化能够保持良好的自我稳定，而且是稳定地壮大其文明。现代中国为了应对西方的致命挑战，采用了西方式的竞争性的生存方式，旨在获得科技实力与幸存能力。如此生存方式所含之爆炸性张力——生存竞争所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它或为发展之原，或为祸乱之源；“趋利避害”的关键在于外向平衡，即分享全球性之生态（市场、资源、技术、信息等）。若非如此，则矛盾聚爆于内，动乱浩劫（1976年之前）。1970年代末期中国的外交突破，成功“出海” 从而进入西方市场，这是她走向繁荣与稳定的契机。在外倾发展（外向平衡）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内部的一切不稳定因素均易于化解；即便是西方势力或西方思潮造成的动乱，亦能一一平息（如图a 所示）。西方不敢大动作而破坏中国，因为双方在经济上互利存共，害人亦害己。然而，今之各国工业化皆是牺牲地球生物圈，这迟早会出大问题。换句话说，中国既已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必受其周期影响而发生共振；这些均会妨碍中国的“外向平衡”。总有一天，外倾发展或外向平衡的路被堵死，从而又是矛盾聚爆于内——这下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灭顶之灾呀（如图b 所示）！
五、参考资料：中国历史上胡患的兴亡
在近代欧洲兴起以前，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是世界上的主要暴力源（战争源）。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中，有两大暴力（战争祸源），即：近现代西方的暴力 ——“海洋暴力”，和在此之前的欧亚大草原的暴力——“草原暴力”。这里只讲后者，而且主要是讲“草原暴力”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胡患）。正是这一古代世界的最大暴源，它冲毁了许多文明（包括罗马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相比之下，中华文明虽是首当其冲，备受祸患；却能岿然独存，融和壮大；可见她无比顽强，最具生命力。下面就来分析“胡患”兴衰之原因：
（一）胡患之成因
1，生态极度紧张。相对而言，欧亚大草原处于地球的高纬度，阳光不足，加上内陆之缺水，这使得土地的生物量甚少（荒漠植被），因而造成生态/人口之过度紧张——人口稍有增加就面临生存危机，引起冲突，形成暴力。如此暴力冲突经过整合而变为向外征服的动力。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之诗句：“云山万里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
2，社会倾向好战。A.精神：由客观条件所决定，和谐不能生存，打杀或能苟活。所以形成好战精神。B.习俗：从小就学习骑射，稍大则以游猎为生计；在生存危机之际，则四处抢夺，并于打杀中形成越来越大的战斗团体。C.组织：全然的战斗阵势，弃老贱妇，以雄壮为尊。游牧马队，机动灵活，驰骋疆场，穿插包 抄。
欧阳修诗曰：“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元代萨都剌的诗：“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前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上京却事）清代严遂成的诗：“地近边秋杀气生，朔风猎猎马悲鸣。”
3，祸因向外宣泄。从欧亚大草原到各文明中心，地表的生物量和水量越来越大，气候也越来越温和；相反则干燥苦寒且无食品。因此，游牧部落向外侵略很方便，而外部势力打进来则极为困难。这就是说，对外战争是面临生存危机的游牧部落的可行之路。
陆游的诗：“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唐代屈同仙的诗：“是时天地阴埃遍，瀚海龙城皆习战。……汉兵候月秋防塞，胡骑乘冰夜渡河。”（燕歌行）
（二）胡患之可能
1，物质财富诱因。相对于亚洲内陆的荒漠草原，华夏农耕区偏于东南，低纬度，并在海陆水循环（季风雨）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阳光和水份皆充足，因而土地的物产丰富。因此，生存极不稳定的游牧部落，就把华夏农区和文明中心作为其掠夺对象。
唐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西域、江南的生态差异何其大也！关于汉地之富裕，杜甫《忆昔开元》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另，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2，地理环境倾势。相对于游牧地域，华夏农区主要是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等）。所以胡患势力具有地缘俯冲的战略优势。几大高原诸如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前两者为牧区，第三者蛮夷居半；而黄土高原虽为汉地，但因生态恶化而易于变成内乱之源。至于长城，随着文明重心和华夷之交的南移，特别是随着胡人内迁和华夷混杂，则很难发挥有效作用，乃至失修荒废。
明代高启诗曰：“牛羊草漫野，大帐天山下。十万控弦儿，闻箛齐上马。”唐代卢照邻《雨雪曲》云：“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明代李梦阳《经行塞上》之论“防不胜防”：“天设居庸百二关，祁连更隔万重山。不知谁放呼延入，昨日杨河大战还。”王安石《白沟行》之论胡人居汉地：“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3，华夏文明柔弱。A.和谐：物产丰富易于和谐。因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而不能向外宣泄矛盾；所以不和谐，则无以为生。越是天灾人祸或内忧外患，越是需要恢复和谐；结果，和谐造成“文弱不堪”，乃使胡患变得不可遏制。所幸蛮族不可能像摧夷罗马那样地消灭中华。B.文治：儒家究竟是让人民道德自觉而自我管理，只因生态退化而天灾人祸，不得已才兴中央集权来治水防夷；但儒释道文化之盛行，又使上下四方融通而中和，朝廷实行德治与无为而治，做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人民感觉不到有政治压力。这样，社会变得仁静安乐，爱和平，非尚武，不善战。C.散漫：与西方文明或现代社会相反，传统中国乃缺乏组织性与强制力，百姓以情相聚，乡里自治，自由散漫；国家（朝廷）不具有较大的动员力；它平常治水防夷尚可，但在内忧外患严重之时，则形同虚设，更不能挟万民以御侮。传统政治追求天下太平，却不堪胡患掩至。
唐朝杜佑所作《通典》一书，其中有论生态圈与华夏文明，曰：“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救，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慈孝生焉。”
（三）胡患之实现
1，黄河文明逆变。胡患从早期的偶尔出现到后来的经常发生，华夷冲突越来越大，汉人从具优势到处劣势，凡此均与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的生态逆变密切相关。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变是指：技术、人口、竞争和生态等因素互动相激而恶性循环：铁器普及→毁林开荒→人口增加→生态退化→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其中的关键环节是，铁器普及破坏了黄河流域及华北平原的大森林，它导致海陆水循环（季风雨）的失调和紊乱，其结果是：在海洋季风所达不到的空间（荒漠草原），丧失了森林蒸腾之降水；而在海洋季风所覆盖的范围内（华夏农区），季风到来则水灾，其他时节则旱灾。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变对于胡患的影响有六点：
A.森林蒸腾降水的锐减，加剧了海洋季风所达不到的地区（塞北、西域及河西走廊）的生态紧张和社会冲突。汉晋之际的羌人祸乱与此相关。
B.华北及西北之大森林的消失和水体（河流、湖泊）干涸，有利于胡骑之驰骋于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和江汉平原。
C.华夏农区的天灾人祸，会削弱中央王朝的治水防夷的能力；胡骑往往乘虚而入，以致内忧外患恶性循环。
D.华夏农区的动乱势力与胡患相汇合：或者叛逃之，或者援引之。结果内忧外患乃不可遏制。
E.上述华夷之恶性汇合，使得汉人的技术、文化或智慧均被胡患势力所掌握（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结果汉人丧失了仅有的军事优势。例如西汉军队对匈奴是以一当五，后来变成一比三，再后来便根本逆转。
F.上述生态退化、天灾人祸及内忧外患，使得华夏文明更加注重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让儒释道的文化大行其道；以致文明主体变得越来越“文弱”，而不堪胡患。
G.史前的黄河流域温暖湿润，特别适合创发农业文明。在此以后，不仅文明展开导致了生态逆转，而且自然本身也发生变迁，那就是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冷。非只是现代学者多有这方面的科学论证，古人也有详述，并特别指出：气候变冷是华夷冲突之均势与重心，从燕山一带南移至黄河两岸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冷有利于胡夷南下。唐诗云：“草白河冰合，蕃戎出掠频。”（杜荀鹤/塞上）,又云：“冰横晓渡胡兵合，雪满穷沙汉骑迷。”（赵嘏/平戎）另，李华 《吊古战场文》曰：“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翦屠。径截辎重，横枚士卒。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
2，古人智慧有误？今人总以为，维持“合理文明”并非难事，文明之所以多灾多难，那是因为人们的制度选择的有问题，或者是统治者的邪恶。持这种观点的人，乃是被西方文化所欺骗。殊不知，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是以牺牲全球性生态为代价，故其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通向理想，实际上是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而且越是接近毁灭，越亢奋越繁荣，人们越是迷茫。中国古人只用局部的生态圈（而非消耗全球性生态）来创发文明，自我调节，动态平衡。他们不仅承受内部的失衡与 忧患，而且还承受遍天下的祸因乱源；不仅要稳定九州之内，还得安顿四海之外，并尽力推广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和谐模式，以确保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和平与永生。所以，中国古人维持文明、治理国家之难度，不知道要比近现代西方要大多少倍！古圣哲的高超智慧远非今之单纯的、割裂性的“理性智慧”所能比—— 今天我们所崇尚的科学与逻辑，乃是竞争性与征服性的、因而是人类自毁的智慧。言归正传，再看历史中国的胡患。假设历史中国尚武，并大力发展科技；那么，她 克服胡患似乎不在话下，但社会的竞争与冲突也会无限升级——除非能像西方那样的全球扩张，文明势必毁灭。果真如同西方，则随着帝国主义与霸权，民主、科学、工业和资本等应有尽有；但是，世界大战乃至核战争也大有可能“古已有之”，即便非此，那地球生物圈能够支持西方式的文明一千年吗？所以中国儒家选择和谐与永生之道，宁愿承受胡患，而不反其道而行之，走向人类自毁。
（四）胡患之消亡
1，中华怎能延存? 面对着无穷胡患和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的生态逆变，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地消亡？如果不是江南开发而缓解生态和儒释道兴而调控人心，中华文明必毁无疑。进而言之，A.如果不是江南开发而缓解生态，则中华必像巴比伦那样随着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变而消亡。再者，中原以外的华夏农区多能阻隔胡骑。史称江淮之间的霖雨和东南中国之江河湖汊，能够挫伤胡骑的锐气；即便是其入主中原，非接受中国文化而不能重建大一统；这也是华夏民族与中国文明能够幸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B.如果没有儒家，华夏就会像罗马那样在遭罹蛮族的首次打击之际，就会不复存在。这后一点是因为：中國是靠“文化諸野”營造中央，中央垮還可復建；羅馬是用“中心血統”駕馭四方，中心倒而四維崩。国学大师钱穆说：“罗马如于一室当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鑠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笔者诗（以夷制夷）云：
云边纵马踏琼宫，板荡中原儒道穷。
一代天骄统内外，千年痼害化和同。
2，中华同化夷狄。对于胡患势力，华夏似乎无能为力：即使在中国历史的“英雄时代”（秦汉），在中央王朝强盛之际，倾师远征，绝漠穷追，也不能斩草除根。那只好将其逐个“同化”，把他们变成“中国人”。同化之术有两：一是平时招徕感化，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既来之，则安之”；一是战时融和汉化，即孔子所谓 “狄夷进中国，则中国之”。从宏观的大历史来看，一方面虽是胡骑驰骋中土、掠杀汉人，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承受忧患、消融野蛮而实现文明体自身的不断壮大。这后一个方面是通过“正、反、合”的阴阳运动来完成的——自秦迄清的二千余年，分成两段：A.秦汉（“正”、“阳”，纯正汉族）→ 两晋南北朝（“反”、“阴”，五胡乱华）→ 隋唐（“合”、“阳”，华夷混一）；B.宋明（“正”、“阳”，纯正华夏）→ 辽金蒙古满清（“反”、“阴”，胡患炽烈）→ 清朝（“合”、“阳”，中华大一统）。
3，胡患如何消亡? 国人鲜知此情，而皆以为随着冷兵器向热兵器之升级，它就被“自然淘汰”了。这是想当然而已。殊不知在此之前，问题就已被圆满解决。若非如此，即便是骑射相形见拙于枪炮，那胡患势力也会被列强——尤其是沙俄——装备起来，而空前无比的祸害中华。以下分两点来谈胡患之消亡：
A.佛教传播：使得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从原先的暴力之源（战争策源地），逐渐变成了相对仁静的“释迦净土”。这不仅是佛教使人心性善，从而放弃残杀；更主要的是，佛教让人出家当喇嘛，从而通过减少婚育户数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由人口/生态的严重失衡所造成的爆炸性张力——草原暴力。另一方面，佛教之 不杀生（动物）和不婚育（人口），也使得环境脆弱的高原和草原易于恢复和保持生态平衡。今之学者多批评佛教之建庙养僧乃巨大浪费，这是短见，有近忧而无远虑。古人的长治久安之计，以根除千年胡患为关键，此非佛教而莫能为。早在五胡乱华之际，以杀戮为要务的胡酋，在恶梦中悟道：非去西域请来佛教高僧，而不能清世乱、静中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O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人类与大地母亲》第499－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虽然在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 当中，只是一部分皈依佛教；但这足令中央王朝或汉人有效的处理其边疆问题，从而根除传统意义上的“外患”。
B.以夷制夷：入主中原的蛮族，一旦建立相对稳定的王朝之后，他们就担心“重蹈覆辙、重演悲剧”；他们也比汉人更清楚，如何防止和根除胡患。而清朝在这方面则是做得最有效、最彻底的。清朝对蒙古人的政策，不仅鼓励甚至强制其皈依佛教；而且在草原封疆划地，不准游窜，人多地少也不能远徙，无以为生，只好进庙。往昔之草原，就是因为游牧部落流窜互抢而形成更大组合和军事强人、从而向外征服的。当然，清朝的统治使蒙古人口大减，此为今人所垢责。话说回来，若非如此，汉人还得应对草原暴力，而且它大有可能与沙皇帝国主义合流来祸害华夏。如果不是清朝统治，中国的长城以北包括满洲、蒙古和新疆尽被俄罗斯吞并无疑也！根除千年胡患的见证——康熙《上宴诸藩》诗：
龙沙张宴塞云收，账外连营散酒筹。
万里车书皆属国，一进剑佩列通侯。
天高大漠围青嶂，日午微风动彩旄。
声教无私疆域远，省方随处示怀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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