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国际形势看西方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从当前国际形势看西方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提要]目前欧美经济形势严峻，社会矛盾激化，媒体丑闻不断，对外轻率用兵。这种困境有其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朝野零和博弈的政治体制，政府借款度日，民众超前消费，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的经济模式，垄断财团控制下媒体功能的异化，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失衡背景下发动战争风险制约因素的减少。但是西方制度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目前的困境并不意味西方的衰退和实力的下降，也不意味西方将减弱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或进行国际战略收缩。

    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剧烈变化，世界经济险象环生，西亚北非动荡不已，国际热点此起彼伏，西方社会风潮涌动。人们注意到，正在肆虐的全球经济危机发源于西方，下一步最大不确定因素仍在西方；西亚北非的动荡因西方干涉而加剧，并呈蔓延之势；西方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尚未平息，利比亚又燃战火；西方社会极端思潮泛滥，社会风潮迭起，民众已不仅是对某项改革政策不满，而是对整个西方制度提出质疑。凡此种种，折射出西方社会的深层次和结构性矛盾。
    一、当前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困境
    （一）欧美经济形势严峻，发展模式光环不再
    欧元区主权财政与统一货币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国际评级机构对多个欧盟国家经济亮出警灯。去年，欧元区部分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被迫救助，但问题并未解决。今年7月21日，欧盟与IMF被迫对希腊采取第二轮救助计划，但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依然认为目前希腊违约的可能性“几乎达到100％”，将希腊国债评级从Caal下调3档至Ca级。穆迪继今年3月将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由A1降至A3后，7月5日又将其长期政府债券评级下调4个等级至Ba2的垃圾级。7月13日，穆迪将爱尔兰外币和本币政府债券评级从Baa3下调至Bal的垃圾级。此外，意大利、西班牙的主权债务问题亦日趋严峻。截至2010年底，意大利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19％，几乎比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规定的60％上限高出一倍，穆迪已将意大利债务的评级展望定为“负面”，穆迪与标准普尔均警告意大利信用评级面临下调风险。西班牙2010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9.2％，为欧盟规定的3％赤字上限的3倍多。尽管西政府已宣布实施30年来规模最大的预算削减措施，但穆迪今年3月10日仍将西班牙主权信用的评级由Aa下调至Aa2，展望为“负面”。此外，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也开始面临债务风险。法国公共预算部报告认为，今年法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达85.4％，并将在2012年继续攀升。6月，穆迪宣布将法国三家大型银行信用评级列人可能下调名单之列。
    美国“政府借款度日，国民超前消费，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的严重后果也愈益显露。到2011年底，美国国债将达GDP的99％以上，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首次公开质疑美国联邦政府的偿债能力。5月16日，美国国债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债限问题展开激烈斗争，虽最终在8月初就削减赤字和避免债务违约达成协议，但美国主权信用级别仍被标准普尔从AAA级下调至AA＋级，引发了全球股市大震荡，标准普尔表示不排除进一步调低美国主权信用级别的可能。面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西方国家在对内实施紧缩政策的同时，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以转嫁危机。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行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资约2.3万亿美元，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亚洲等新兴经济体遭输入性通胀威胁。美国政府还正在酝酿进行第三轮量化宽松，并公然实行“购买美国货”和“雇佣美国人”的保护主义性质条款。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在危机后上升。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前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曾表示，在经济危机时期，保护主义是“必要的毒药”。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并使各国民众生活饱受冲击，引起各方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的质疑。2011年初，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撰文称“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所长伯索尔与著名学者福山指出，“如果说全球金融危机使任何发展模式面临考验，那就是强调小政府、解除监管、私有化和低税率的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即便不是颜面扫地，至少不再是一统天下。”
    （二）社会矛盾激化，抗议风潮不已
    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使许多西方国家失业率上扬、社会福利减少、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并逐渐演化为对西方式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各种抗议活动在欧美国家频繁发生。
    近三年来，西班牙新增失业人口250万，失业率攀升至20.9％，青年失业率高达50％，贫困率升至20％。而传统政党在危机面前仍醉心党争，选举做秀，提不出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任何建设性举措，民众对此极为失望，产生了对基本政治制度的怀疑。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爆发号称“愤怒”运动的全国性示威游行，参加民众多达百万。与以往不同的是，此轮抗议矛头直指现行体制弊端，民众喊出了“拒绝两党制”、“拒绝腐败民主”、“要求真正民主”的口号。
    8月6日至10日，英国伦敦等多个城市发生严重骚乱，政府出动1.6万名警察和大量装甲车，拘捕一千多人才控制住局面。这是英国政治困顿、经济停滞、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发酵的结果，在当前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类似的社会动荡和骚乱在法国、希腊、葡萄牙、德国等也相继出现。受主权债务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希腊多次发生社会风潮，使当政者对制度进行反思。7月1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讲话指出，“希腊的危机反映了欧洲乃至全球更广泛的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危机，是民主治理的危机。”
    由于执政的传统左右翼政党均拿不出有效应对危机的办法，极右势力、民粹主义、仇外排外势力开始泛滥，欧洲政坛极右翼政党影响迅速上升。随着极右翼势力的日渐活跃，欧美多个国家发生排外风潮。外来移民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2011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基督教牧师审判并焚烧《古兰经》事件。2011年5月，丹麦重新设立边检，以阻止北非移民进入境内。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分子布雷维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93人丧生，约100人受伤。
    （三）新闻自由被滥用，媒体公信遭诟病
    新闻自由是西方为之骄傲并大肆渲染的制度亮点。然而，2011年7月，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曝光，该报为获取信息不惜采取电话窃听和向警察行贿等手段，被非法窃听者数以千计，甚至涉及恐怖活动受害者家属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新闻报》所属的“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媒体巨头，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控制着70％的澳大利亚媒体，拥有英国约40％的报纸销售份额和6％的广播电视新闻观众，在美国拥有福克斯网、《华尔街日报》等重量级的媒体或机构。更让人警醒的是媒体与政治权力勾结左右舆论的现象，“窃听门”事件曝光了卡梅伦政府与新闻集团及其英国子公司国际新闻公司高管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揭露了媒体巨头利用手中的新闻资源捞取政治资本，并最终实现商业目的的幕后运作。《彭博商业周刊》网站的文章认为，“此次新闻集团丑闻所揭示的，并不是记者在追求独家新闻时的不择手段，而是新闻集团影响力对整个西方媒体尤其是英国的渗透。”
    “窃听门”事件让人们看到了警方与媒体勾结、政客为选票而讨好媒体、媒体巨头利用金钱和新闻媒体操控民意、左右政治决策等阴暗面，揭示了西方政治、政府、媒体和民众的扭曲关系。事件严重冲击了英国公众对整个传媒业的信任，据《时代周刊》报道，事件发生后，每5个英国人京有4人不再信任媒体。
    二、西方在国际关系中滥用武力后果严重
    冷战结束后20年内，欧美在人道主义干涉或反恐旗号下，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并在索马里、科特迪瓦等国进行了武装干涉，其中真正具有安理会授权并符合决议精神的只是少数。
    1999年3月，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即对南联盟实施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造成了数十万南联盟人无家可归、100万科索沃难民流离失所，并在事实上肢解了南联盟。北约以南联盟犯下“种族清洗”罪行发动科索沃战争，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曾称有10万阿族年轻人遭屠杀，媒体更报称被屠杀的阿族人多达50万。8年后，塞尔维亚政府公布的经联合国驻科索沃机构认可的调查数字显示，在科索沃境内冲突中死亡和失踪的人员共8700人，其中有阿族，也有塞族。直接引发北约军事干涉的所谓“拉察克平民屠杀案”现场事后证明属人为摆布。
    2003年，美英以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勾结从事国际恐怖活动为由，在联合国安理会拒绝授权、国际舆论普遍反对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在联合国安理会“言之凿凿”地论证美国掌握的“证据”。美英占领伊拉克后，对伊全境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清查，最终证明萨达姆既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基地”组织亦无往来，也没有从事国际恐怖活动。但战争造成了数十万伊拉克平民死亡，国家基础设施严重损毁，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如今，在伊拉克和平与稳定仍无保障、基础设施远未恢复、民族宗教和解尚未实现的情况下，美国却准备一走了之。一位伊拉克平民愤怒地向记者表示：“他们就准备这样不负责任地离开，一如他们当年不负责任地进来那样。”
    阿富汗战争具有联合国授权并符合安理会决议精神，美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塔利班政权并击毙了本•拉登，取得了反恐战争的重要进展，获得了国际道义的支持。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恐怖主义根源并没有从阿富汗消失，基地组织活动依然猖獗，毒品种植更加泛滥，安理会授权的任务并未完成，和平重建根本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如果美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扬长而去，留下一片废墟和充满仇恨和绝望的人们，不排除阿富汗再度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温床的可能。
    利比亚战争虽有安理会授权，但北约行为是否符合决议精神却受到很大质疑。安理会1973号决议里，“采取任何手段”要达到的目的非常清楚，即“禁飞”和“停火”。“禁飞”的经典含义是进行空中巡逻，阻止被禁飞方战机起飞，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被禁飞方军事设施进行全面摧毁。“停火”意指内战双方都应该停火，而不是一方必须停火而另一方可以继续进攻，更不是授权帮助一方去进攻另一方。此前安理会的1970号决议要求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旨在禁止武器进入利比亚全境，而非向内战的一方提供武器。
    欧美推动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的理由是减少平民伤亡，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但空袭开始后，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可能不复存在，空袭不但没有促成迅速停火，反而造成冲突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拉越长；不但没有减少人员伤亡、避免人道主义灾难，至目前为止反而已造成两万多人死亡，百万难民逃离，基础设施毁损。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用武力强加的制度模式未必能解决“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的治理问题，错综复杂的宗教部族关系、原本脆弱又遭重创的经济基础、西方模式下各派政治力量的零和博弈、宗教极端和恐怖势力等交相作用，预示了利比亚将进入一个长期动荡的时期。此外，叙利亚局势正在滑向“利比亚化”的危险边缘，也门局势树欲静而风不止，其他相对稳定的国家也出现了动荡的苗头。这将给阿拉伯世界、北非、地中海安全和欧洲的稳定带来长期严重影响。
    三、西方政经困境和黩武主义的结构性原因
    西方政治家谈及其政治制度时常常提到，通过民众普选产生的政府最能代表民意；其议会围绕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充分辩论，因此最能避免错误决策；其反对党虎视眈眈地盯着执政党，因此最能防止权力腐败；其媒体在充分的新闻自由中监督社会，因此最能防微杜渐地预警社会偏差。然而，似乎完美的制度设计怎么会把国家经济引入困境，怎么会把全球经济引入危机，怎么会逆全球民意而发动明显错误的战争，怎么会腐败丑闻不绝于耳，怎么会引起民众不满而致大规模骚乱？其原因既要从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间的矛盾来分析，也要从时代变迁与制度更新的脱节中来寻找。 
    （一）朝野零和博弈以损害公共效率为代价
    在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是零和关系，反对党的政治前途寓于执政党的失败之中。道理很简单，执政党执政越成功，民众满意度越高，反对党击败执政党而上台的概率就越低。相反，执政党执政越糟糕，民众满意度越低，反对党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就越大。
    由于这种零和关系，反对党不但不会采取措施来帮助执政党执政，其基本利益反而驱使它对执政党执政进行干扰，而受损的是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例如，反对党习惯性地阻碍执政党的改革方案，即使有关改革是有利于社会的，反对党往往也会阻扰，它不愿意执政党通过改革得分，而希望把改革留到自己上台后再来进行，为自己的执政添彩。问题是，当反对党赢得大选上台后，原来的执政党下野成为反对派，会以同样的思维和逻辑来对待各种改革方案。议程周而复始，改革一拖再拖，问题积重难返，国家竞争力下降。正如《时代》周刊所说，“在美国，绝对不缺少新思维，也不缺少辩论和愤慨情绪的宣泄，最缺少的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一致性。”
    任何政党执政，都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民众满意。而社会的任何不满情绪，都会被反对党用来做政治文章。街头游行队伍中，常常能够看到反对党头面人物，他们鼓动民众上街，号召罢工。这种政治游戏导致民众的情绪对立，政府的执政效率低下，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不断下滑。党争消耗公共资源，延误国家发展机遇，给社会和谐带来的裂痕，对此朝野双方心知肚明，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摆脱其政治制度的基本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社会，很多问题有目共睹，但改革总是步履蹒跚的制度性原因。正如奥巴马在评论此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此次债限上调问题角力时所说，对美国经济真正的危害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国会中那些把党派利益放到国家利益之上的议员。
    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民主政治异化成了选举政治，各类选举名目繁多，几乎年年有选举，牵扯了政治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选票是硬道理”决定了政治家为当选不得不漫天许诺，当选后无法兑现承诺几成铁定规律。由于普通选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因此那些真正具有全局性战略思维，提倡为了国家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为了全局利益而牺牲局部利益的政治家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选票，这一制度因素决定了绝大部分当选政治家都只能重视短期效应，“有远见并说实话的人当选不了”成为一个可悲的现实。
    为了突出政绩，取悦选民，政府不惜寅吃卯粮，罔顾偿还能力大肆举债，导致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直到主权债务危机把国民经济拉到崩溃的边缘。为避免国家破产，政府不得不向外界求助，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救援的条件是相关国家政府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有效紧缩财政，压缩赤字。这一点却恰恰是政治家很难做到的，紧缩财政、压缩赤字意味着削减公共服务、减少福利、降低工资，会引起选民的不满，政府若认真采取这种措施则意味着政治自杀，而新上台的政府必然会吸取“前车之鉴”。从这一制度性因素出发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肯定，不论是当前欧洲诸国政府的紧缩方案，还是美国政府的减债计划，都不过是政治家的说辞而已，不可能真正实现，这正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
    （二）放纵市场、信贷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发展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金融化，笃信“市场万能”，否定“市场缺陷”及其“失灵”的可能，片面夸大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曾一度推动美国经济实现繁荣，但也埋下诸多隐患。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原因，如金融监管松弛、衍生产品泛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等，均与推崇新自由主义有关。目前美国经济“三高两低”，问题即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恶果。
    欧洲模式是与美国模式并驾齐驱的另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它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同时平衡竞争与垄断；以凯恩斯主义的政府适度调节为基础，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社会稳定原则为基础，调节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关系。20世纪50－70年代，西欧国家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为主导，赢得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但也逐渐产生了体制僵化、制度创新不足、国际竞争力弱化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预，欧洲许多国家亦加快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进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到欧洲，使虚拟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国际化的欧洲金融业陷入危机。金融危机对欧洲的打击甚至超过美国。
    欧洲国家为“最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而骄傲，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政策曾是欧洲模式的主要标签。高福利造成欧洲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社会公共开支增长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政府信贷盲目扩张、民众负债超前消费等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相关国家政府被迫执行紧缩政策，削减福利开支，从而对习惯了高福利生活的普通民众产生严重冲击，引发了社会风潮不断。以希腊为例，希腊政府的负债率已达142.8％的超高位，紧缩财政势在必行。民调显示，虽有58.7％的希腊民众支持政府的紧缩计划，但超过86％的民众反对缩减养老金及取消第14个月工资。也就是说，紧缩开支可以，触碰既得利益不行，这里面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三）财团垄断下的媒体功能异化
    西方经常夸耀其媒体享有完全的新闻自由，有“无冕之王”、“第四权力”之称。媒体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范围内监督政府、反映民情、预警社会，这在理论上没有问题，而且是社会良性发展所必须的。但在现实中，作为一种逐渐被垄断资本掌控的产业，西方媒体为了自身生存并谋求利益最大化，功能逐渐异化。
    西方媒体声称独立于政府，但其背后的财团却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政客为了争取选票或者巩固地位，往往拉媒体为自己造势，当选后利用执政地位给财团以回报，主要表现是为财团扩展业务开拓更好的政策空间，就像为竞选出钱的财团大佬可通过“政治任命”获得更好的安排一样，这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腐败”。而财团对其麾下的媒体也有潜移默化的“政治熏陶”，每个媒体都非常清楚本集团的“政治红线”在哪里。不同的媒体背后是不同的财团，不同的财团与不同的党派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西方新闻自由最鲜明特征、即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对政府或政治家的攻讦，不过是不同财团为自己的政治代表造势而攻击其政治对手而已，没有太多的公平和公正可言，更谈不上价值的中立。
    传媒市场的残酷竞争驱使媒体从业人员在新闻选题、新闻获取等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为迎合大众口味，一些媒体走媚俗路线，喜欢窥探名人隐私，炮制八卦新闻。为挖掘独家新闻不择手段，窃听、造假屡见不鲜。2003年5月，《纽约时报》发生记者编造多条虚假新闻的事件，致使该报执行主编豪雷恩斯被迫辞职。此后，《波士顿环球报》、《今日美国报》等主流媒体也纷纷曝出造假丑闻。
    新闻自由原则的极端化导致政府监管的相对薄弱。以英国为例，该国没有专门的报刊监管机构，缺乏针对平面媒体的相关法律，主要靠行业自律，由行业发起并出资的新闻投诉委员会进行松散管理。事实证明，这种行业自律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弱化，资本的逐利本性常常压倒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使其从信息获取手段到议题选择都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对偏激舆论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失衡的国际力量对比和西方意识形态助长对外使用武力
    在西方国家国内政策制定中，议会确实有非常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是否避免了政府的错误决策，朝野各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外人没有必要也很难去判别是非。但在国际事务中，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干涉别国内政、对弱小国家大打出手的明显错误的动议，却往往能在议会得到通过，而且辩论并不激烈。看似奇怪，其实不然。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失衡使西方发动战争的制约因素减少。西方发动战争的主角是北约，这一冷战的产物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华约的消失而解散，反而不断增加成员，扩展使命。目前，北约已经从成员国之间互保的军事同盟转变为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就任何问题、在获得或未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任何国家动武的军事组织。由于华约这一军事制衡力量的消失，北约做出使用武力决策时的“后顾之忧”少了许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西方国家拥有了“精确打击”的高科技军事能力，对弱小国家的战争宛如荧屏上的电子游戏，可以对对方造成毁灭性打击，己方却只承受有限的低伤亡甚至“零伤亡”。精确打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毁损相对减少，也使战争发动方的国内政治及国际舆论压力相应减小。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并不需要承担太大的责任和太严重的后果，战争决策成为轻而易举之事。结果是一场又一场战争被发动，一个又一个国家被摧毁，不仅给相关国家留下了几十年都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而且引发的问题将长期发酵，持续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
    西方国家为其价值观和治理方式而自豪。但这些价值观和治理方式是否适用于别的国家，特别是那些曾长期遭受殖民掠夺、物资条件极为薄弱、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家，西方却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而凡是与自己价值观和治理方式不同的国家，就被西方视为异类。西方通过各种手段在这些国家鼓动社会变动，一旦这些国家的民众与政府形成街头对峙，西方必然向这些国家的民众传递支持信息，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加高压，使其没有办法在正常的情况下恢复法律秩序。结果往往是游行示威演变成动荡，动荡演变成冲突，冲突演变成流血事件，流血事件为国际干预提供了依据，形势由此进入恶性循环。实际上，在西亚北非动荡的同时，欧洲若干国家的城市也在发生游行示威和骚乱。设想一下，如果此时国际媒体也铺天盖地地支持欧洲街头民众与政府对峙，也向欧洲国家的政府强力施压，也谴责欧洲警察逮捕嫌犯的执法行动，那么相关国家的社会风潮和骚乱一定不会那么迅速就得以平息。
    西方政治体系中，公众舆论与执政者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执政者对公众舆论特别敏感，甚至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执政者关注公共舆论本属应然，但如果围绕某一特定事件舆论属于某一特定利益团体所制造，政治家的决策就可能偏向这一利益集团的诉求。正因为如此，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制造、引导、控制舆论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从一些发展中国家逃到西方的“异见分子”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们投西方意识形态之所好，利用西方媒体制造舆论，对本国事态进行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以刺激西方民众的神经，吸引西方政界的关注。西方议会讨论国内政治议题时，由于利益各方在议会都有代表，因此辩论相对说来比较平衡和充分。但涉及别国事务时，由于出现在西方议会或媒体上的往往是这些“异见分子”，出于促成西方干预的动机，他们不但不会捍卫本国利益，反而会推动各种针对本国的制裁、谴责等议案，通过西方的强力干预来实现他们无法在本国法律框架内实现的政治抱负。因此，西方议会涉及外国问题的辩论经常是偏激、片面和浮浅的，基于这些片面讨论通过的宣言、声明，做出的制裁、动武等决定，反映的只是少数“异见分子”或分裂主义势力的诉求，而伤害的则是对象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及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五）制度的初衷与时代的变迁
    前面谈到的当前西方社会中的种种问题，既有其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也有国际环境演变的问题。西方国家基于优越的地缘条件和历史上的殖民积累，建立了雄厚的物资基础和科技实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价值观和治理方式。客观而论，这些价值观和治理方式符合西方社会的特点，它创造了西方的繁荣，制造了公民的参与感，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欲，通过竞争型选举定期释放社会压力，使历届政府的错误决策随着选举换届而一笔勾销，维护了西方社会的相对稳定，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其独到之处。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什么事情到了极端，也就开始向反方向转化。当权力的相互制约异化为朝野的零和博弈，受损的就是公共服务的效率；当民主由崇高的目的异化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割裂的就是社会民众；当新闻媒体异化为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伤害的就是公民的知情权和隐私权；当“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异化为发动战争的依据，为了保护一部分人就要造成更多人的伤亡，为了避免一个人道主义危机就要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当享受生活异化为超过偿还能力的借贷消费，经济崩溃就是迟早的事。如果把文明冲突视为必然，把异己文明视为威胁，企图用一种价值观来统治整个世界，用武力来强加治理模式，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战争和贫困，只会让人类社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让人类思维在自然的挑战面前越来越僵化和贫乏。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西方社会就不可能不处于困境，而鉴于西方在国际体系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整个国际社会也就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病态。
    西方的制度困境有其发展阶段的内在原因，也与时代变迁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和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面临的世界与二战前甚至冷战结束前都不可同日而语。针对国际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新兴发展中国家迅速进行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大改革，制定或调整国际战略，抓住了巨变中世界提供的发展机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同一时期，西方陶醉于冷战的胜利，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判定“历史已终结”，从而固步自封，思想保守，制度僵化，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这是目前西方社会各类问题频发的最深层次原因。
    分析西方社会当前的困境及其深层次和结构性的原因，并不是要证明西方制度已经腐朽、没落和垂死，也不认为这种制度一定会被另一种制度所取代，更不想把当今国际社会的所有问题归咎于西方。但是，西方政治家必须意识到，目前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国际社会的问题和西方国家困难的根源并不只存在于非西方世界，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有关。西方若不改变现在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就会在自身的困境中越陷越深，所造成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四、理性看待当前西方的政治经济困境
    任何政治社会制度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发展过程中出现波折也是自然和正常的。关键是有关制度能否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形势的演变。西方制度是一种有一定的自我修复机制的制度，尽管现在两党的零和博弈、政府的借债度日和民众的超前消费损害了社会的发展，但西方文化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和批判精神，当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国民意识到问题涉及国家安危和民族前途时，西方社会能迅速地携手应对。事实上，现在西方政治家已经开始进行反思并借鉴别国的经验。今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非盟总部讲话强调，良政固然需要自由、公正、透明的选举，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但“民主也必须为人民提供经济机会、工作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美国著名学者伯索尔与福山也撰文指出，各国政府要促进工业发展和提供社会安全网络，就必须改革公共部门，使官僚机构发挥作用，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恢复增长，就在于有一套严格管理、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从而避免被混乱的民主程序耽搁。
    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并不意味着西方的衰退。由于近年来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增长率都在低位徘徊，并且政治社会问题多发，国际干涉捉襟见肘，因此关于西方“衰退”的评论频见于报端。然而，西方经济增长率虽然大大低于新兴国家，但仍然在增长，而且由于西方经济体较大的基数，即使是较低的增长率，增加的绝对经济量也是巨大的。例如，美国2010年GDP总量为14.62万亿美元，按美联储预测的2011年3.7％左右的增长率计算，年增量约为5400亿美元；中国2010年GDP总量约为6万亿美元，按9％的高增长率计算，年增量也仅仅是5400亿美元，与美国持平。但中国很难一直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而美国也不会始终在低位增长率上徘徊。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也不意味着西方实力的降低。虽然目前西方社会处于困境之中，但其雄厚的经济基础、高水平的人均受教育程度、高投入的科技研发、完备的社会基础设施、丰富的能源和资源储备、超强的军事实力，以及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世界舆论的影响力等，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新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虽快，但人均GDP的排序，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城市化率的高低，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食品的安全性，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社会稳定系数，国际美誉度等软硬实力指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不是一星半点。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西方目前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更不意味着其将放弃对国际体系和国际事务的主导，或进行国际战略收缩。西方主导下形成的现行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并未因目前面临的困境而改变。相反，西方越是处于困境，就越需要借助对其有利的国际体系来维护其现存的国际地位和既得利益，对任何修改游戏规则的诉求就越加警惕和抵触。由于西方国家处于政治经济的困境之中，其“既得利益者心态”会更加强烈，对新兴国家的崛起会更加戒备，对新兴国家国际影响的扩大会更加敏感，对新兴国家在世界各地利益点的新增长会更加防范。因此，西方国家下一步不但不会进行战略收缩，反而会奉行更加进取的国际战略。
    不同的政治制度需要相互借鉴和完善。世界是丰富多样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发展水平、社会形态、人口构成，在地球的不同区域形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外界的不同平衡，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生态和治理模式。这些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态和治理模式是人类与自然进行艰难斗争、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谋生存求发展的产物，是人类顽强生命力的真实写照，也是国际社会的宝贵财富。我们坚信我们的制度符合中国国情，我们也不讳言我们的制度需要改革，但西方政治家也应该认识到，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西方的制度同样有需要反思和改革的地方，我们希望不同的制度在相互借鉴和碰撞中更加完善。当今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世界，我们期待着西方通过变革尽快走出困境，实现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3期，摘自2011年第5期《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