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全球若干主要地缘政治态势和基本思路分析（上）
郑彪
稍有观察力的人都能感觉到当前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变化的本质、内容和趋势，以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离开必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满足于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判断，或者停留于笼统地说未来的国际环境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样讲并不错，但是远远不够，而且搞得不好还可能发生对形势的误判。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和地球危机的深化，世界体系重心即财富和权力的中心持续东移，全球地缘政治大博弈的两种基本趋势愈演愈烈，国际形势的发展表现出更加诡谲和凶险的特征。西方“影子政府”有关地缘政治计划的加紧实施和与此相联系的当前世界格局演进的若干基本态势，表明21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生死存亡的决定性阶段。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部署，到建国一百周年即2049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基本实现中华复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全球地缘政治后果意味着西方霸权的彻底终结，用奥巴马的话说将是“人类的灾难”，其实是美国霸权的灾难。美国必然要全力阻止这个地缘政治进程，于是中国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所以当前和未来战略部署的调整，需要将这个重大地缘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一）美国
美国是当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决定了美国理当作世界的摩西，带领人类走出危机。但是美国放着摩西不做，偏要做当代罗马帝国；放着好人不做，偏要做恶人，一做到底。易经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一“崩”不要紧，1991年以来美国急剧衰落，而且愈是折腾，愈是衰落，不知伊于胡底？其中有深刻的地缘文化根源。
北美的殖民史为美国地缘文化打下了野蛮、残忍、贪婪的胎记，或称种下了基因，美国的文化霸权又为其地缘文化穿上了华丽虚伪的外衣。美国人有时又坦率得惊人，最近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乔治·弗里德曼说，美国政治文化还停留在16世纪（16世纪正是西欧大举向美洲殖民的血腥世纪），道出了当代美国文化的地缘政治实质，很深刻，很坦率，也很可爱。
早期北美的盎格鲁-新教移民是一伙有组织有“理想”的人，这个组织的核心是共济会，这个理想表现为“美国信念”（上帝选民），演变为后来的“世界新秩序”，具体说就是建立“世界政府”。这个过程一直由共济会幕后势力作为“影子政府”暗中推动，历届美国政府都是台前人物，总统如不听命于“影子”，则往往遭到暗杀。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在20世纪遭到重大失败。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极大地破坏和削弱，但是仍然顽强地存在和发展，且表现出复兴的趋势，而民族主义在全球广泛兴起，成为一种强大的地缘政治趋势。亨廷顿临终之前在其主要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坦率地承认西方的战略已经失败，但是他提示美国坚持“文明冲突”，不惜孤注一掷，在21世纪上半叶与以中华文明为首的诸种非西方文明体做一场全球地缘政治决战（这是这本重要著作的一个基本思想）。1991年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目标就是加速推动这个过程，“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小布什语），最近更推出了“铲除中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2011年美国高调而诡谲地宣称击毙本·拉登，实际上在发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信号，美国将联合欧盟以最主要精力来打掉中华复兴。80年前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也是要打掉中国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和实现相对统一后的现代化进程。
这是因为美国视中国为其建立世界政府（霸权）的最大障碍。美国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推进建立“世界政府”进程。近年来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多次提出“整合世界”的概念，说：“一体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它涉及到把世界从部分结合成或者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世界秩序不会自动产生，美国的角色至关重要，只有美国的领导力才有足够的力量去说服其他大国与美国一起去建立一个更为整合的世界。”（80）（何新：《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如何“整合世界”，关键是要以全球化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名义来消解民族国家主权。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玛丽·斯劳特在其代表作《世界新秩序》中披露了该计划行动的路线图，这就是：第一步，建立一个“由分解的国家机构创建和组成的世界秩序，即政府网络”，鼓吹各国央行独立并实际上使其隶属于美联储领导应该是“（世界）政府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步，这种全球治理模式没有世界政府的名义和形式，但是却行使世界政府的许多功能，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第三步，肢解国家主权，建立世界政府。（81）（同上）三十年来美国一直用全球化这套新自由主义理论来削弱其他国家的主权，另一方面却始终利用联合国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来加强本国的国家机器，美国其所以强大，也是由于美国政府成为一个“超国家机器”，却极力削弱别国的国家机器职能。许多迹象表明，美国正加紧利用联合国来推进世界政府计划，2011年美国和北约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也属于此类。
美国能够在明知自己衰落的历史进程中击败同样盛极而衰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进而将世界各国绑架在自己的美元霸权上，成功地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全球资源掠夺，也就是说美国竟然能通过削弱别人，靠吸吮别人的精血来维持其霸权，延缓其衰落，并将其作用最大化、全球化，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全球地缘政治谋略，尽管现在这种把戏已经愈来愈玩不下去，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美国历史太短，尤其缺乏牢固的地缘文明纽带，一旦不能维持霸权和美国人的富裕生活，美国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引发政治崩溃。现在美国愈是自身衰竭，愈是债台高筑，危如累卵，内外交困，愈是面临合众国解体的威胁。美国正陷于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地缘政治危机。“影子政府”坐在火山口上，对此极为忧虑，也正因为如此，才要孤注一掷。由此，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美国与苏联的冷战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谁衰落得慢，谁后死，谁就能像老鹰吃对手的死尸那样得以延续生命，甚至得以起死回生（美国以鹰为“图腾”，果然有道理）。美国暗中将冷战演变成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对苏地缘政治战争，终于摧毁了政治上自大、迟钝、颟顸的对手，收获了无比巨大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真是盗亦有道。美国在全球也是这样搞的，把别人搞乱，愈乱愈好，正好就中取事，从中渔利。美国对苏联的这套伎俩，在全球各地曾经屡试不爽，对新中国也曾长期使用，只不过前三十年中国能刀枪不入，软硬不吃。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对华使用两面派手法，糖弹打得比过去厉害得多，冷战以和平友好的面目出现，不仅采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方位攻势，而且大力培养“第五纵队”，甚至将其变成某种人质，关键时刻可逼其“跳墙”，效果不俗。近年来，随着美国内外形势迅速恶化，这场对中国的冷战和地缘政治战争已经掀起高潮，美国无比急切地需要在中国复制前苏联的故事。
第二，美国是靠战争赚钱的一台地缘政治机器，美国一直在打一场全球地缘政治战争，将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批准成为国家政策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即“‘控制’世界人口”计划与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1996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2010年被披露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以及与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发展联系起来看，显而易见是前后一贯和连为一体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彼得罗夫认为，20世纪90年代在“文明冲突”口号下，“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愈来愈多的地球人认为，这是一场以争夺地球剩余资源和生存空间、以消灭地球所谓“80%垃圾人口”为目的的，以热战包括核战、生物武器战和经济战以及冷战等等为形式的空前绝后的全球立体战争。
第三，美国愈来愈公开将中国作为这场全球地缘政治战争的首要目标。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2049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美国的近期目标是在中国引发大规模地缘政治动乱，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期目标是在20世纪上半叶将中国从地图上抹去，消灭这个地缘政治-文化体的存在。中国不愿做美国的附庸，更不甘灭亡，所以美国就将经济战、金融战、信息战、心理战等这些冷战形式，乃至热战、生物战甚至核战等地缘政治灾难陆续强加到中国头上。
美国赢得冷战，不是美国政治上如何正确，如何有优势。乔治·弗里德曼说：“在冷战期间，美国人（上至政治领导人，下至工程师和军事情报人员）一直都没有什么信心，这也是美国取得冷战胜利之后美国人感到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82）（（美）乔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宁娜译：《《未来100年大预言：21世纪各国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他还说：“现在的美国依然处于野蛮时期，一如16世纪的欧洲。它的文化还尚未完全成型”，（83）（同上，第52页）这是实话实说。美国的软实力本质上是盗亦有道，从根本上说没有优势。正因为如此，2008年8月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某负责人在回答中国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长等关于“如何用一句话表述‘什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提问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的、全面的和激烈的冲突。”（84）（李慎明：《提高我国软实力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年2月28日）所以，与中国比正义、比道德，一句话，比文化软实力，美国根本没有优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也只是限于概念，未见形成理论。2010年笔者出版专著《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又将其中第九章《读懂西方，看透美国》和《我看美国软实力》等章节在网发表，与约瑟夫·奈教授商榷，流传很广，未见回应，相信其很难回应。美国靠的是军事基础上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地缘政治产物，这个优势一旦失去，美国就连根拔起，化为乌有。后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实为强弩之末，亨廷顿说，苏联解体，美国衰竭，这也是实话实说。也正因为强弩之末，内外交困，没有出路，更要孤注一掷。
如同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政治上实为一党一样，美国历来对华政策的两种基本思路，政治目的都是一个。即使是2011年，美国仍有一种类似鸽派的主张，例如基辛格建议说，美国与其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引领亚洲，或者为了意识形态的圣战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集团”，不如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85）（（美）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的处方》，《新闻周刊》2011年5月15日一期）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是不应忘记，无论美国政府采用何种对华政策，都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都是长期以来西方“影子政府”世界战略的一部分。
（二）欧盟
西方文明也叫西方基督教文明，由于基督教源于亚洲，所以西方基督教文明，无论顾名思义，还是从其历史考察，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晚近兴起的一种主要地缘文明，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的文明，不是一种原创的文明，且历史相对较短。所谓西方文明晚近兴起，具体是指在汉击匈奴推动西方民族大迁徙过程中，当日耳曼人西侵引起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之后和在帝国的遗产基督教（国教）基础上，在公元八九世纪开始出现西方文明。由于后发劣势，它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人类文明的边缘，远远落后于世界财富和权力的中心亚洲，落后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和阿拉伯文明。这也是中世纪西方八次十字军东征的经济根源。十字军东征曾经打通西欧与东方的贸易通道，但是主要由于文明落后，西欧人长期生活在东方文明和阿拉伯人的阴影中。但是西欧民族在近代几百年中将后发劣势转变成地缘政治优势，在19世纪建立了西方霸权，实不简单。近代西方靠掠夺暴富以后，特别重视发展文化、教育、科技事业，善于学习，鼓励创新，并精于地缘政治谋略，善于建立体系和规则，以锁定利益和格局并削弱对手，长期维持霸权，这一套东西很值得学习研究。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套虚伪的意识形态体系，奉行双重价值标准，表面上冠冕堂皇，本质上极端自私和贪婪，表现在外交政策更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图，没有道德底线（其口号是“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方面对于特别重视道德准则和与人为善的中华文明表现出特别巨大的杀伤力。
欧洲文化是美国文化的母体，后者属于在前者边缘生长出来的一种变异体。一般人以为两者之间无大差别，其实这只是20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和大西洋联盟的一种表象。西方基督教文化与美国基督教-新教文化虽属同根，但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体系由欧洲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也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朝气蓬勃的阶级，也曾经高扬人文主义旗帜，经历过文艺复兴运动，并创造了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为代表的优秀的资产阶级文化，这些都与美国不同。正如乔治·弗里德曼所说：“欧洲在18-19世纪进入文明社会，而后在20世纪陷入颓废时期”，而“现在的美国依然处于野蛮时期，一如16世纪的欧洲。它的文化还尚未完全成型”，（86）（（美）乔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宁娜译：《《未来100年大预言：21世纪各国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2页）然而这样一个美国却成为欧洲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霸权的一碗续命汤。如果没有美国作为西方的“第二梯队”后来居上，二次大战后就没有雅尔塔体系，也没有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则后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就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是社会主义全球化了。事实是，欧洲衰落，美国继起，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世界由美国担纲领导，两者共同延续和维护西方文明的霸权。这是西欧国家与美国最大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所在，至今仍是跨大西洋战略的基础。另一方面，欧美之间又有不小的差别和矛盾，而且在两极格局倾覆以后，欧洲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日益分裂，两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也表现出既有联合，又有分道扬镳的趋势。
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差别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价值观大体相同，却也有不可忽视的区别。虽然欧洲文明属于晚近兴起，但是最早暴富起来的威尼斯商人（87）（以美第奇金融家族为代表，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教父”，是欧洲古典共济会的组织者。1737年在与教廷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纷争中失利而神秘地消失，继起的是“红盾家族”即大名鼎鼎的罗斯切尔德家族，拉丁语“罗斯切尔德”意为“红盾”。据认为，前者的消失和后者的兴起，“是古典共济会和近代共济会的分水岭，但是共济会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宗旨始终如一，就是（世界货币、世界央行、世界政府。参见何新：《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却能以重金资助发起文艺复兴运动，表明其有远见，实不简单。近代以来欧洲人逐渐变得有文化，有理想，勇于探索，善于思考，鼓励创新，既善于形象思维，尤其擅于抽象思维，前者表现为高度的文学艺术成就，后者表现为发达的哲学、科学技术以及人文如音乐等成就，这些西方文明成就，除科学技术以外，都在19世纪达到顶峰，进入20世纪就全面衰落了，根本是由于政治衰落。又由于宗教等地缘政治原因，漫长的欧洲历史上战争不断，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休止的争霸，使得西方国家精于霸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最早的中译本就叫《霸术》），故西方地缘政治学其历史渊源虽不如中国悠久，但是近五百年来特别是近两百年来全球争霸的底子很厚，真正老奸巨猾，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理想不尽相同，欧洲人的理想主要表现为两路，一路是资本的理想，也是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的理想，实为共济会为核心的“影子政府”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共同理想，这就是那个其梦寐以求的“世界新秩序”，现代欧盟的主流文化和美国新教文化主要是继承了这个理想。但是在欧洲，近代以来的理想主义还表现为另一路，即主张和追求正义，代表人类真正的理性和伟大的理想，欧洲成为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空想社会主义政治思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成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抗衡共济会运动的发源地，绝非偶然。欧洲的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与中华文明有暗合之处。这些在战后欧洲虽属于非主流，但是在东西方政治对抗和处于美苏战略导弹对抗的地缘政治条件下，这种思潮的影响相当大，只是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表现为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欧洲梦”。但是美国则不同。欧美虽是同一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分支，后者其实是欧洲文化的“搭车族”，却更加野蛮、残忍、贪婪，骨子里蔑视一切文化的精神价值，至今只崇尚和迷信武力和财富，不承认其他价值，内心深处甚至鄙视欧洲，而以法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尤其视美国为“野蛮人”。美国经过“影子政府”的百多年操弄，早已经成为一架靠战争生存和赚钱的机器，美国人从儿童期就被灌输“超人”的战争思想。美国社会也不是没有主张正义的一路，只是一直被恶势力打压，过于边缘化，以至于总统被暗杀成为政治常态，遑论其它？
第三，欧洲一直存在着两种地缘政治趋势和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大博弈。正因为欧洲有人文主义传统，近代以来产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又能产生列宁主义和苏维埃价值，产生在20世纪雄极一时的苏联，战后西欧和北欧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一定程度上向社会主义举步的“和平演变”，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欧洲社会发展倒退和中产阶级大面积沦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复兴，欧洲的政治浪潮正在重新涌起，欧洲的有识之士和进步势力对一个时期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以来的国际紧张局势很不认同，对美元霸权和美国金融海啸吞噬欧洲利益忍无可忍，对美国大搞“文明冲突”实为“种族对决”的反人类战略、政策正在导致的人类灾难和人类前途忧心忡忡。
欧洲的左翼认为，由于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同时也是将毁灭的风险转化为共同发展的机遇，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就可能“终结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霸权，并发起全球变革的浪潮。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可能会导致野蛮权势的资本主义，也可能最终使全世界走向统一。这两种趋势的斗争将最终决定21世纪人类将生活在何种文明当中。”（88）（（德）克瑞斯塔·鲁夫特Christa Luft：《将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这种观察相当深刻，这种形势的发展正在不可避免地汇成一种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和拯救人类的强大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地缘政治力量和趋势。这里，克瑞斯塔·鲁夫特所说的“两种趋势的斗争”实际上揭示了欧洲正在发生的两种地缘政治趋势。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趋势则是一种是传统的白人种族主义，它得到美国的推动。用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项目负责人、新保守主义的著名人物罗伯特·卡根的话说，就是“将（欧洲一体化）奇迹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是欧洲新的文明使命。”（89）（相蓝欣：《2025中国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说：“．．．．．．天才在于，把至高的政治野心化解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技术性的决策。这种间接的方法使进一步行动成为可能。这样，渐渐我们就融洽和睦了。于是，我们从对抗走向经济合作，然后实现一体化。”（90）（同上）这是欧盟理想的另一种表述。一个时期以来，老欧洲的种族主义和极右思潮泛滥开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已经在欧洲解禁，毛泽东的形象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中国造到空前的诋毁、攻击、抹黑和恶搞），它代表一种没落的地缘政治势力，不甘心二战后自己被排挤出世界强权，更不愿接受亚洲和中国复兴。近来日本内阁渐已无人参拜靖国神社，而2010年8月欧洲极右翼人士却不远万里专赴日本参拜，既反映出其没落势力内心的恐惧，也暴露出其内荏的虚弱本质。
随着20世纪世界格局的演变，老欧洲早就自知“西方的没落”，也看出美国是世界的乱源和政治上没有前途，自己也深受美国拖累，不愿意为美国殉葬。19世纪末以来欧美之间明争暗斗，战后美国通过雅尔塔协议与苏联联手分割了欧洲，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恢复和控制了西欧，进而将老欧洲变为自己的某种“附庸国”。近年来美国更是愈来愈不顾及老欧洲的利益，例如美元霸权和搞出金融海啸。故战后欧洲从戴高乐总统开始至今，欧盟一直想脱美归欧，搞“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战略’”，近年来又出现这一势头，这方面德国对美国说“不”的地缘政治动向颇值得关注，而这正是从麦金德到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们所极力要遏止的东西。近年来美国衰落，为了自救，不惜放出这只欧洲虎出山，不仅支持欧盟和北约东扩，2011年更开始南扩地中海和北非。美人迟暮的老欧洲似乎看到了历史机遇，恢复了自信，野心重新膨胀。美国正在拉欧盟共同实施“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和分享全球“低碳经济”蛋糕，欧盟利在其中，似乎也乐在其中。
第四，亚欧大陆存在地缘政治沟通与合作的基础。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与中华文明有大道相通，中国政治文化对于18世纪的欧洲曾经起过巨大的“启蒙”作用，这个事实和影响在二战之后的欧洲重新“发酵”，表现为汤因比、戴高乐、施密特、希拉克等欧洲思想家、政治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正面评价，乃至对中国在当代世界以及未来人类社会进步所起重大作用的一些积极思考，都是在美国难以见到的。施密特说，欧洲的思想界文化界久已兴起否定欧洲中心论和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贡献的思潮。这种欧洲新思潮基于对中华文明价值的认同，主张欧洲与中国合作，以制约美国的霸权野心，进而可以拯救人类，免于毁灭，这是当代欧洲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之一。欧洲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上述苏联东欧国家的长期社会主义实践对西欧、北欧有不可忽视的深刻的地缘政治影响，表现为战后西欧、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实际上是在美苏核对抗的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也表现为上述当前欧洲左翼和进步势力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倾向。这是21世纪亚欧地缘政治战略协调的基础。“亚欧战略协调是制约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最有效的方法”。（91）（相蓝欣：《2025中国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这当然包括俄罗斯在内。从大西洋到西伯利亚和远东，都有人乐见中华复兴，认为符合双方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欧洲人认识到，当前欧洲“两种趋势的斗争将最终决定21世纪人类将生活在何种文明当中”，也决定欧洲的命运。2011年5月发生的卡恩事件表明，围绕国际金融展开的全球地缘政治争夺多么诡谲和凶险，已经空前白热化。美国正在将欧洲裹挟进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冲突之中，这对欧洲来说，并非福音。
（待续。本文写于2010年，为拙著《中国经济前沿与世界新时代》第一章的一节，该书即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