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起义报》：新自由主义与当代帝国主义的演变

新自由主义与当代帝国主义的演变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帝国主义的环境完全改变了。在中心国家持续的增长和较高的生活水平开始了一个有意义的繁荣时期。失业的减少创造了接近于全面就业的形势，这有助于增加消费，创造一种社会保险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战后的新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如“迟到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许多研究强调扩展式积累的方式被集中的机制所取代，泰勒式的劳动被福特模式取代。另外一些研究指出了企业的新型巨大无比和国家从未有过的对经济的干预。这些变化改变了帝国主义的特点，围绕着新的地缘政治的平衡重新创造一个稳定的框架。
    政治-军事结构
    这个时期主要的特点是出现了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古典的阶段不同，武装冲突没有造成普遍的灾难。对抗继续，但是没有为世界的瓜分出现直接的对抗。对手只是造成地缘政治的冲突，但是没有出现在军事领域。
    旧的对帝国主义的识别是看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已经过时，这种变化改变了欧洲的图景。旧大陆的竞争者不再为占有殖民地而对立，开始了一个地区统一的进程。
    美国的主导优势决定阶段的转折。过去的任何冲突都没有形成这种优越地位。难以忍受的美国的优势地位由五角大楼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而确立。美国实施一种明确的统治，以核说服重申它的权威。它强制将联合国的地址放在纽约，在安理会建立一种磋商制度，以便检查检查世界上所有的事件。
    这个王国在压倒性的经济优势上也得到确立。美国控制着（世界）工业生产的50%，积累了大量的债权，通过美元的霸权（布雷顿森林协议）使世界的货币制度适应美国的需要。
    但是，最新奇的是美国精英为巩固它的优势地位而选择的战略。他们没有选择破坏被打败的对手，主张对手重组经济和政治-军事上的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对欧洲和日本提供巨额援助与英国和法国（面对德国）所采取的态度相佐。美国不实施凡尔赛条约，而是推行一项马歇尔计划。
    美国通过这种将经济重组、政治上顺从和军事保护结合，巩固了附属国联盟的体系，后来美国利用这个体系抵御对手的重新出现。60年代德国和日本恢复了它们的竞争力，美国宪兵利用它的优势地位。采取严厉的贸易、技术和货币措施，以便保持它的优势，重新提出与它的附属国共处的原则。但是这种紧张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重现旧的破坏性的对立状况。
    德国和日本利用节省军费开支恢复生产和贸易，但是不把这些进展引向军事领域。它们也不准备复仇，接受美国提供的保护者的作用，赞同第一大国提出的“邀请的帝国主义”。美国单极引起的所有的冲突的处理都没有改变这种地缘政治格局。
    这一图画的新奇经常是相对的，表明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通过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在战后继续存在。人们认为这种对抗由于帝国的霸权在先前所有的战斗中都是类似的。
    但是西方和“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争夺与过去所有帝国之间的冲突有一种本质的区别：在前苏联实行的制度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这种社会制度存在很多特点，但是没人任何人能够表明它是由一个统治的阶级治理的，那个统治阶级是生产手段的所有者，指引它的目标是资本的积累。
    控制这个制度的官僚阶层寻求扩大它在全球的影响，为控制战略性的土地与美国保持着有力的争夺。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前苏联部分地支持抵抗美国权力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行动是一种回答，旨在与美国巨人保持和平共处。
    苏联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它为了瓜分世界的另一个帝国的角色而失去效力。这个国家的领导层有扩张的野心，加强它在全球的存在，为控制势力范围与美国发生冲突。在定期检查战争结束时达成的地缘政治平衡的协议（雅尔塔协议）也发生这类争执。但是这些谋求对更大地区权力的企图没有把苏联的制度变成一个殖民扩张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变种。在当代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只对那些在资本统治下行动的大国有意义。不适用于这个原则以外的情况。
    经济的变革
    在资本的国际合作中出现重大进展，战后经济的变化达到了地缘政治改变同样的高度。形成了金融的、贸易的和工业的空前的交织状态。这种混杂状态急剧地改变帝国内部的聚集，在列宁的时代这占主导地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强调公司发展的巨大规模由于垄断市场的扩张再次显得重要，小公司则衰落了。需要扩大市场，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面对小企业加强大公司的优越地位。
    但是与以前的时期不同，大公司之间的联盟不限于同一个国家的公司。出现了新型的跨国公司，将美国资本家与日本和欧洲的资本家结合在一起，改变了旧有的本国竞争者集团之间的分工。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世界化的企业施加的自由兑换的压力，保护主义失去了分量。这些公司需要更多的资本的流动，增加贸易的灵活性，以便在地球上的所有角落采取行动。对传统帝国的战争集团交易的封锁是一致的，但是阻碍了战后国际化的交易。
    这种对自由化的交易的转折重复了另外的时机已经形成的转变。资本主义从来不恪守一种变化的贸易模式。从自由交换到保护的过渡—经典的理论家看成是一种制度的彻底转变—实际上只是成为无数黑白链条中的一环。
    金融的优势也没有保持住不可逆转的霸权，如同以前的时代的分析人士所想象的那样。由于战后的强劲增长，工业家们恢复了地盘，重新采取他们的保护主义，创造剩余价值。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公司的国际化决定的，它们在欧洲和东方建立了分公司。
    在这个时期，资本的出口恢复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外围地区首都的投资范围更加有限。外国资金投放的主要流向在发达经济体本身之间。美国的资本更密集地流向旧大陆，依附的国家之后得到欧洲和日本的外部投资。这种趋势旨在加强围绕跨国公司的交易的国际化管理。
    但是这个进程的结果也增加了世界的销售，更多地没吸收外围的资金。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增加，破坏了第三世界的财富。
    帝国主义的外部掠夺的三个机制再次同时存在，相互间没有明显的优势。外国投资利润的汇出与明确无疑的贸易和欠发达经济的依附性同时存在。所有这些变化的规模使检查帝国主义的理论变得不能拖延。
    最初的现实化
    战后列宁的作品通过无数次再版和翻译保持它的影响。这种阅读列宁著作的欲望与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扩展的前景相协调。在关于战争的辩论中通过其著作承认它的科学论断是有效的，奖励对和平主义者天真的批评。
    此外，列宁的论点提供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新理论的根据，这些理论认同跨大西洋联盟和“为了帝国主义的目标”的非殖民化。这些观念忽视了帝国暴力的存在，特别是在第三世界。
    但是更关注地阅读（列宁的）著作开始感到它缺乏现实性。列宁的论文描绘了已经不存在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结构。也指出经济对手的优势地位已经被大资本在世界上的相互渗透而抵消。此外，美国的优越地位与传统的舞台相抵触。
    这些对比没有降低布尔什维克著作在所有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的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主体试图用新的数字和被列宁阐述的货币进行更新。特别是寻求确证垄断和保护主义的连续性，表明资本出口的集中和金融霸权的长期存在。
    这些作品受到程式主义态度的影响，回避对与经典的特性相抵触的倾向的分析。在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其他教条主义的教材表现了这种尖酸刻薄的立场。
    这些研究把20世纪初帝国间的环境变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历史数据。使其对一种征兆的判断长期有效。当把列宁研究的阶段凝固为唯一有效的阶段时歪曲了他的作品，忘记这些作品写作时的政治功能。这种态度关闭了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有成果地更新的所有道路。
    其他的看法十分摇摆不定，试图审视问题。它们寻求一方面表明经典的特性的有效性，但是另一方面说明传统观念的不足。与此同时，它们的强调垄断的连续性和金融资本的优势，指出不存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冲突和美国的吸引力。
    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要求比对经典理论有效的和过时的因素的简单计算走得更远。必须将经常存在的倾向和已经完成的进程分成等级。有刺激性的研究诠释新时代两个关键的论据：不存在帝国之间的战争，不同来源的资本之间经济上更多地结合。
    列宁所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1880-1914年的倾向在1945-1975年已经无效，因此战后主要的反思围绕着其他的问题进行。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接受这个变化感到困难，因为他们不理解列宁的提法。他们不了解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社会-爱国者的和平主义政治上的批评，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上的评价。在第一个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不意味着在第二个领域所阐述的特点有效。这种混乱阻碍了分析，在解释帝国主义时造成许多简单化，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没有区别两种自主水平的存在。
    70年代关于帝国主义更好的研究实际上引入了这种区别。检查了经典的理论，强调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多重解释（布朗），突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意义（欧文）。也突出表现了一种观念的模棱两可，同时包括对时代、中心国家之间的紧张的特性以及对中心和外围的关系的评估的定义在内（苏克里菲）。
    根据这些看法，开始拯救帝国主义的当代意义。再次采用列宁的方法来解释一种新的现实，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在这个制度的分化和的再生产方面造成不平衡。
    三种模式。由斯威齐等人提出的第一个变种重新强调美国作为经济上的巨人和世界宪兵的统治的作用。重新说明美国工业公司的份量和军事的重要性，通过研究还强调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进行抵抗的重要性。这一论点收集了关于当代美国霸权主义的许多理论的因素，这些理论反映了第一大国取得的感到惶惑的领导地位。
    但是超帝国主义的特点没有评估北方巨人这种优势地位的范围，没有能够说清楚在美国权力与其他大国之间建立的新型关系。
    第二个潮流把重心放在超帝国结合的进程上，通过希马雷和尼科劳斯的工作。根据对欧元市场的研究和对民族国家影响下降的分析，调查围绕着跨国公司新的资本家的阶级组成的情况。同时调查这种进程损害大国之间对立和破坏工作条件的情况。
    这项研究开始了对现代资本国际结合的研究，开始记录它对国家民族的后果。但是没有做到评估这些变化对帝国主义活力的冲击。
    第二个潮流因保兰查斯们的研究而得到丰富，他们研究了经济的国际化如何鼓励形成世界化的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分裂。帕略伊克斯还提供了关于经济的国际化使资本再生产在商品、货币和生产领域全球化的方式的重要研究。
    所有这些研究表明超帝国的资金的优越性，引起对经典理论绝不让步的辩护士的反应。这些批评强调跨国活动的成果有限，民族国家继续是主角。但是持不同意见者从来不能解释是什么原因使前一个时期战争和经济的倾向丧失。
    最后，以曼德尔为首的第三个潮流强调帝国间对立的部分连续性。他一方面指责超级帝国的论点，指出美国的霸权没演变到长期的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他强调这种霸权没有将伙伴大国的顺从变成为殖民屈从的形式。
    另一方面，他对超帝国主义的前景提出异议，指出不同国家的公司之间的合并不可能实现，强调在军事缓和的框架内经济的竞争继续加强。从这种倾向推断出在战争对抗远离的情况下，一种大陆之间的聚集增加判断。
    这种帝国之间的紧张减弱的模式得到其他理论家如罗松的赞同，他们指责夸大美国的势力，认为大国之间的经济继续对抗将不会有军事上的计划。
    第三项研究适当地建议地区主义的进展获取优势地位，与过去旧的战争集团保持距离。但是，没有得出清晰的结论，也没有对新的形势提出有用的观念。在评估美国的作用时猜疑，没有实现取消对走向结合或竞争倾向的主导地位。
    所有这些在博弈中的特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那个时代感伴随着时髦的形容词和标签。对“考茨基的错误”的指责变成为对“列宁的准确说法”的赞扬。国际资本新的一体化没有重新创造民主党领导人接受的模式，所进行的竞争没有复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提出的模式。
    70年代的研究奠定了经典研究的基础，但是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它主要成绩是是刺激了对新的现实从优势地位的模式、一体化、帝国的角逐进行研究。做出了适当的综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讨论。
    超帝国主义的论调忽略了不存在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服从关系，这与在外围的现在有效的关系是可以比较的。跨国的研究不了解公司之间的对立继续存在，现在表现为阶级和国家另外的组成方式。帝国主义间聚集的视角看低战争冲突的缺失和资本一体化的进展。
    问题的复杂性推动寻求将后来保持争论的观念相结合的方式。特别强调合作倾向的存在如何造成紧张，迫使加强其领导地位，以便阻止帝国主义间的聚集。这种对立破坏了超级大国的重要地位，阻止制度的稳定。
    这种没有确定的汇合的资本更多交叉的思想本身是为了强调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这种紧张关系是由经典的帝国主义长远的阴谋和缺乏明确的替代者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突袭打开了新的调查的道路。
    新的阶段
    企业主的攻击在先进的国家破坏了劳动的条件，使外围国家贫穷，工会撤退，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出现回潮。大公司利用国际上工资的巨大差别增加它们的利润，对劳动的过程采用新的控制方法。这种侵犯行为的基础是威胁将把公司搬到其他国家。
    这种社会力量关系的变化对资本有利，同时也大量增加剥削的强度，扩大了不平等，恢复利润的水平，使积累重新获得生命力。
    全球竞争的加剧提高了生产率，工资的补偿被迫下降，新的模式远离小企业主。工厂的活动系统地转移到亚洲大陆后因增加生产加强了积累，成本更低，创造更多的利润。
    这种转换的支撑点是信息革命，在生产的过程中和金融管理或企业的贸易管理中普遍使用计算机。这种激进的革新提高了生产率的水平，使运输更便宜，扩大沟通。
    最近几十年的变革也扩大了消费，不仅是精英人物和经理阶层的消费。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阶层通过日益更多加入了购买的群体。这种方式加强了银行的重要性，它们在巩固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企业中重建了纪律和自我调节的机制，恢复了积累的循环。
    现在的模式对以前的阶段来说是一种短路，结束了动荡的时期，耗尽了战后的繁荣。新的阶段重现市场的萎缩，破坏了1974-1975年和1981-1982年占主导地位的利润率。靠这些支柱消耗了从新的模式获准的地区扩大的投资。
    这种判断经常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金融脆弱性所强调的特点是对立的，缩小了它对增长的贡献，或是依赖市场的变化。
    但是这些特点的任何一点都不否认一个新时期的存在。表明存在着极不稳定的区域，没有反驳一个有差别的阶段的有效性。那些认为目前的模式与过去相比是更不稳定的人没有指责所出现的优越性。对于围绕新自由主义的一致性的程度不论有什么争议，显然这种模式引起了资本主义动力的急剧变化。
    现在的阶段没有呈现一种清楚的全球繁荣或停滞的场面。它与20世纪的模式显然有重要的差别。在质量的变化是无可指责的时候，活动水平的趋势是高度的模棱两可。存在新的有差别的消费方式、全球生产的准则、自由化贸易的类型、金融的调控与非调控和跨国公司之间其他的竞争方式。但是这些变革没有确定一种强度或生产的平静。
    现在的阶段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没有重复1914-1945年萧条的表现，也没有重复1945-1975年的强劲。世界的经济与过去几个时期的表现拉开了距离。在欧洲存在着有差别的停滞形势，日本的上升和下降，美国的变化，亚洲的崛起，半外围地区的变化和外围地区的倒退。
    从未有过的不平衡
    新的情况并不能清楚地表明是否存在康德拉蒂夫长波。一些学者提出存在这种周期，强调在许多活动中和地区提高了增长率。另外一些人对此表示异议，强调全球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争论更多是理论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因为不存在一种说明一个时期的普遍性的指数。平均的增长率提高不具备19世纪末同样的有效性，对下一个50年或本世纪有效，对不同的地区也如此，在美国年均增长5%被认为是很高的，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很低的。
    实际上，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不需要一种确定经济周期阶段的相关性。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作用部分地不依赖于生产的速度。战后的时代已完全被取代，没有出现另一个经济普遍繁荣的浪潮。
    重要的是承认以前的积累（大规模的消费和产品的一致）已经被一种新的模式（疲弱的消费和更加多样化的生产）取代。自从新自由主义在1978-1980年实施以来，使失业增加，劳动的女性化，专业的分化，劳工市场的破裂和使用新的技术。
    一些学者强调在一些领域正在进行的变革的规模，如农民减少或是资本渗入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但是指责在经济、技术或文化领域存在的巨大分裂。
    但是新自由主义实现的资本主义在地理的和部门的普遍化没有限制在这个或那个领域。对整个制度造成了冲击，发生的转变可以和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叶看到的情况相比较。这种转变也在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的不平衡中得到证实。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60或70年代出现的动荡有很大的不同。新的问题是矛盾的。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制造的紧张因新自由主义的上升而结束，开始了另一个类型的不一致。
    现在的金融膨胀归因于20多年来实行的证券化机制、金融衍生品和安抚，金融的国际化，解除对银行和大公司管理的调控。商品的超额生产在全球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竞争的结果降低了成本，将工厂设在低工资和对劳动严重剥削的国家。贸易结算和债务造成的世界性的比例失调在40年前是不可能想到的。
    新自由主义改变了经济的环境。工资收入下降，但是消费主义、资产的财富和家庭的债务扩张了。加重剥削提高了利润率，无用的资本失去部分价值。但是潜在地影响到利润水平，建立在使失业增加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基础上的生产率提高了。
    新的模式创造了危机的类型，如1993年日本经历的泡沫，1997年东南亚的垮台，1998年俄罗斯的下滑和2000年的逐渐崩溃，2001年阿根廷的危机。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这些爆炸最激烈的表现，开辟了新自由主义没落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得到证实。
    这种模式的失去信誉的思想家没有阻止它的持续。但是这种模式恢复了对资本的职能解除控制的方式，侵蚀了节制资本主义制度不平衡的堤坝。资本主义变得更加无法治理，其不稳定的程度远高于过去。
    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
    可以将这种扩张和不断征服外围而出现的古典帝国主义进行某种比较。在20世纪初和结束那个100年时，有效的生产方式将广大的非资本主义的地区纳入它的活动范畴。
    但是这个时期的延长包括了很落后和很不发达的地区。相反，最近几十年这种扩展到达开始取缔资本主义的进程的地区。
    在诸多领域战后存在比此前的时代更相似的情况。与古典时期发生的情况不同，当代帝国主义加强中心国家企业之间的经济合作。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对这一进程是新的推动。
    新的阶段也使国际管理大公司的交易成为可能，打破生产的进程，靠不同国家生产率和工资的差别而获利。这使资本和商品流动成倍增加，而同时限制人员的流通。资本家支持工人流动是为了加强劳工的竞争，但是阻止使控制社会政治生活不稳定的的移民潮。
    不同的货币的博弈走向加强资本的国际联合。这种演变巩固主要的经济特点，使战后的帝国主义有别于以前的阶段。更大程度的一体化稀释了保护主义的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拉大现阶段与与列宁时代的距离。一些学者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说法来说明新的情况。这个概念可以用来阐明这类占统治地位的结合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阶段。
    最近20年地缘政治的特点也更多地将战后的帝国主义与它此前古典的阶段区别开来。主要的大国之间没有出现直接的战争冲突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没有变化。欧洲和日本支持五角大楼主要的侵略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而存在。
    最近30年没有回到20世纪初的战争紧张局势的任何迹象。这种回归的预兆是由冷战末期日本的复兴或是德国的统一提出的，但已被事件的进程驳斥。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不存在重现对立的军事集团的任何迹象。存在着对外围的市场和供应的争夺。但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准备让发达的经济集团发动的侵略使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处于危险之中。
    可能出现的冲突是反对新的次大国，即拥有强大军事资源、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的一些国家开始出现，或是在地区范围内拥有某种军事统治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些国家有本国繁荣的资本家阶级，它们在世界的舞台上寻求自己的位置，已经不接受过去的外围的待遇。
    新的亚洲积累的一极和俄罗斯与中国军事上不再听众美国（与世界上其他的统治阶级不同），与战后的帝国主义时期相比，成为两个重要的新闻。但是不平等、排斥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边缘化造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紧张的框架内，评估这种变化的后果还为时过早。
    这种紧张表现在所有的领域，但是在金融领域特别明显。在繁荣的周期内，信贷在世界范围内通过银行自由化建立的机制加速扩张。但是在关键的时期，华尔街的任何垮台都迅速传递到世界上所有投机性的放款。金融的世界化大大降低了国家非法占有以便自主地应对这种局势的能力。所采取的控制措施是兑换工具或货币工具或银行工具，这已受到严重的影响。
    在贸易领域存在同样的相互作用。所有的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大幅度扩大了，通过增加交易的速度，超越了生产活动的水平。以互补的专业化为基础，普遍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繁荣的阶段这对大企业有利，在衰退的时期增加了投放剩余商品的困难。
    另一方面，生产国际化的进展重组劳动分工，加大跨国公司在世界贸易中的存在。但是这种扩张也加大了世界不平等传递的速度，特别是在投资的瓶颈领域，为确保战略物资的供应造成混乱。21世纪的帝国主义受到新自由主义阶段一切不平衡的影响。
    这个阶段巩固了战后出现的古典舞台的急剧变化，大国之间的战争对抗消失了。对当代帝国主义的分析需要超越简单地重复传统的理论，确定20世纪初一个特殊的阶段是无限有效的。现在的诠释应当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的冲击，它扩大了帝国在全世界活动的范围，加强了美国统治的军事的作用。
    结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古典帝国主义的环境因新的繁荣的阶段和大国之间军事的对立的消失而发生变化。美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使对手屈从，而不是破坏它们。美国与苏联的对抗不能与帝国之间旧有的冲突相比较，因这与这个国家现行的非资本主义的性质有关。
    经济环境同样因为新的资本在国际上的结合、跨国公司的发展、保护主义的减少、工业主角的恢复和重新对发达经济体的外国投资而发生变化。
    帝国主义的理论的更新受到程式主义态度对古典研究的抵制，这些研究在20世纪一个特殊的时期曾长期有效。这种立场阻碍理解新的西方团结和跨国合作。
    对70年代的三种研究重新起步，它强调美国的超帝国的作用，公司在帝国之外的交织和帝国主义之间聚集所表明的特点。准确地提出了新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资本主义世界化。在所有的领域都存在质的变化。模式的不稳定和增长主调的不确定没有否认战后的模式。新时期的特点并不清楚，没有说明一个长波的存在或缺失。完成了与19世纪末和上个世纪中叶看到的情况可以比较的转变，这种转变制造了新的金融、生产和贸易的不平衡。
    在这个阶段，帝国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出现全球经济更多的交织，它影响到各国人民和不利的地区。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加重了与古典时期的差别，使战后的倾向深化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9期，摘译自2011年5月27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