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发生暴动至今正好满2周，相关议题的讨论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民众在部分议题上具有一定共识，如警政疏失漏洞应加以改善、相信科技能助长犯罪等；但在某些议题上却争论不休，如暴动的发生原因及责任归属问题。
英国知名评论家欧尔（Deborah Orr），在《卫报》上将这场争议描述为右派与自由派、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责任及制度缺失的交锋。右派批评者强调治安的重要性，批评暴动者的个人犯罪行为及缺乏教养；但左倾的支持者认为，穷人应享有更多机会自由，犯罪不能单纯简化无个人道德瑕疵，而是与整体社会相关联。
右派摒弃社会因素
根据《卫报》及ICM所做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暴动主因的认知中，有45％的民众认为是“个人犯罪”、28％认为犯罪者“在家庭及小区里未获重视”、8％认为是失业所致，仅有2％认为与经济环境有关。也就是说，近半数英国民众并不认为社会亏待犯罪者，网络上甚至有人发起联署，要求取消提供福利给这些民众，认为不该提供福利制度给这些闲散懒惰者，短短几天就有10几万人联署。
右派观点以英国首相卡梅伦为代表，他否定暴动与其它深层因素有关，只是单纯的犯罪行为，没有其它借口。伦敦市长琼森（Boris Johnson）也表示不会理睬暴民提出经济及社会因素的辩解理由。
知名部落客麦伊佛（Guy McEvoy）也说，“假知识分子过度诠释了……这会成为他们的借口”。《卫报》记者蒙贝特（George Monbiot）在推特上也写道：“民众一直问我对于英国动乱的看法，我的答案就是没甚么，我们不该硬是要找出甚么意涵。”
有效解决问题 先了解背后原因
根据目前的主流舆论氛围，探究暴动的根本原因，似乎只是想要帮这群暴民的犯罪找出开脱责任的理由，但道德真空是否真与社会脉络无关？伦敦记者霍尔（Richard Hall）反驳，在解释大规模的连续暴动事件时，我们不宜抱持偶然或单纯的犯罪行为观点。
他认为，减少犯罪的长远之计是针对病因下药而非病征，否则相同问题很快会再发生，雷厉风行取缔暴动只是舍本逐末的一时办法。聆听小区工及当地民众的声音，并不是预先原谅暴动行为本身，而是为了防止事件重演。
对照大伦敦市政府（GLA）公布的《2010年英国多重社会剥夺指数》（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2010），这次发生抢劫及暴动的地点，正好是英格兰排名前50穷困的地区，包括哈克尼市（Hackney）、陶尔哈姆莱茨（Tower Hamlets）、卡姆登（Camden）、克洛伊顿（Croydon）、伊令（Ealing）、恩菲尔德（Enfield）、路宜申（Lewisham）及纽汉市（Newham）等。
巴曼贺里第（Camila Batmanghelidjh）在伦敦贫穷小区关心年轻人事务已有数十年的经验，她在《独立报》上表示，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认为自己与这个富足的社会有隔阂，他们找不到归属感。工党的李文斯顿（Ken Livingstone）曾担任过伦敦市长，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之夜”（Newsnight）上指出，暴动与财政紧缩有关：“如果你大幅削减（支出），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反抗（行为）。”
穷人被抨击过度依赖社福
然而当部分英国左派人士要求公众重视暴动的深层因素（贫穷、歧视及财政紧缩）时，不少人却质疑：政府已将泰半的政府收入花费在相关事务的解决上，因此真正造成暴动的理由不是政府做得不够，反而暴动者对社会福利过于依赖、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长及道德的虚无主义。
英国资深记者哈斯汀（Sir Max Hastings）爵士在《每日邮报》上以激烈言辞痛陈年轻人，引起许多民众回响。他认为，贫穷及剥夺只是相对的，而现代福利国家已经让社会底层免于挨饿，而且可获得生活上的必需物资。相反的，我们却吝于制裁那些为非做歹的人士。
哈斯汀大力抨击自由主义，认为这些人扭曲了社会价值。他说，自由主义者总认为这群人是受害者，社会未能提供他们足够的机会去发展潜能。哈斯汀反驳，真正让这些年轻人成为受害者的，正是这些自由主义者。他们高举个人自由，反对用严格方式来管教下层社会的孩童，导致他们长大还学不会自主及负责，反而继续陷溺在依赖中。
他表示，这些暴动的年轻人“缺乏教养”及“缺乏辨别对错的良心”，他们“本质上是野兽”。教育是解救这些年轻人的唯一办法，但自由主义孕育的文化导致这些小孩不知道如何学习当“人类”。他说，这些暴民的行为连他养的狗都不如。简言之，自由派培养出不讲道德、缺乏教养、依赖福利且残忍成性的新一代年轻人。
分析道德沦丧 两党各持己见
卡梅伦15日在牛津郡的威特尼（Witney）发表演说时再次表示，暴动与种族、预算删减及贫穷都无关，真正该面对的是过去几代人的“慢性道德崩溃”。卡梅伦重申保守党传统上所坚持的法律与秩序（law-and-order），但他不否认破裂的英国社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校园纪律不彰、犯罪未受惩处以及缺少父亲角色的单亲家庭。另外他也抨击，人性的黑暗面被容忍、纵容甚至鼓励……导致逐渐去道德化。
工党领袖米勒班同样深感道德倾颓，但他是从“价值危机”来切入这个问题，指出银行家、立法者及记者们的“贪婪、自私及十足的不负责任”造成危机，养成一种“唯我是尊，只要能就去做的文化”。评论家汤因比（Polly Toynbee）认为，这就是畲契尔推广新自由主义以降所传布的一种不讲道德的信念：能拿多少拿多少、赢者通吃及财富不嫌多。
《民主》期刊编辑莱森（Clay Risen）以卡梅伦的“大社会”（Big Society）计划为例，他说暂且不论大社会是否为财政保守主义的遮羞布，也不论其实质办法是否可行，单就该计划的原初构想而言，确实点出了市场及政府这两股可能造成道德衰颓的主要力量：政府角色过重，就像右派说的会造成依赖及不负责任；但市场力量过大时，就像米勒班说的会培养出不讲道德的社会风气。
积极改善胜于消极防堵
汤因比表示，包括首相卡梅伦在内等支持小型国家的右派人士一方面批评这些年轻人道德价值崩溃、缺乏学校教养、野蛮如野兽且缺乏良知；但另一方又减少政府开支，包括未来4年削减20亿英镑的警政预算，以及其它各种社会福利支出。她说，囚犯日后再犯的机率仍高，且短期也无法有效防范暴动再次发生，因此右派小政府的支持者根本无法防堵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汤因比指出，所有社会补偿性措施都是缓慢、困难、昂贵且无法立见成效，将犯罪责任推诿给个人，确实在成本上会便宜许多。但她认为，如果“把道德带回来”是要紧的，那么无论右派如何批评，终究还是要回到自由派的观点来找寻解决问题的答案，处罚、囚禁或取消补助只是消极性政策。
英国社会学家汤普逊（Paul Thompson）也抱持相似见解，他指出预算删减虽非暴动近因，但未来却很有可能阻碍问题的解决。他说，政府的防堵政策迟早会失败，要理解个人道德挫败，必须把眼光放远，看见后工业化社会所造成的不平等及其功能失调等问题。
2011-8-17
在伦敦的克洛伊顿，街道上的一栋建筑物起火燃烧，一旁的镇暴警察快速通过，图摄于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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