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获取利益的传统方式是资产阶级通过战争手段掠夺别国资源、市场，军火商借战争过程获取大量订单，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军工集团对国家机器的利用还显得相对比较隐蔽，战争的发动也往往需要寻求各种道义借口，这种利益掠夺还显得不是那么赤裸裸；然而，自从小布什政府和拉姆斯菲尔德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将私有化政策推广到军队之后，金融财团就可以直接涉足战争的全部过程，从情报搜集到后勤物资保障，到战争结束之后占领阶段的各种安全保障环节，金融财团可以赤裸裸地利用战争的全过程赚钱，“公器私用”也从隐蔽欺骗变得堂而皇之。由于战争保障的外包私有化，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于是金融集团也就有合法的借口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军费支持，而军费正是来源于民众税收以及各种政府债券。而这个全新战争实施方式的另一特征就是，政治集团与金融财团任职互换的腐败“旋转门”。

揭秘美国情报外包业：“旋转门”在情报部门大量出现

2011年11月25日 《环球》杂志
 

　　许多从联邦政府军队或情报机构退役的资深人员，领着政府退休金的同时给私营企业打工，做自己原先的工作，但工作时间更短、工资更高

　　《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王丰丰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发，一路往北，沿着295号州际公路进入马里兰州境内，行驶大约40公里，从东侧出口下高速，进入安妮·阿伦德尔县境内。一旦车载全球定位系统(GPS)开始带着你大兜圈子，不断告诉你在下一个路口掉头，那就基本可以确定，你已进入位于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附近区域。这里有着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也是情报外包企业最为集中的地方。反恐战争催生的情报外包庞然巨兽，就盘踞在这里。

　　私营企业涉及最高机密

　　米德堡除了有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还有多个情报机构。在米德堡之外，方圆10英里内还有大量依靠这些情报机构的合同生存的企业。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在米德堡附近，总共有超过250家私营企业在681个地点办公，开展涉及最高机密的工作。

　　这些企业最集中的地方是米德堡外的“国家工业园”。这个工业园占地约为115公顷，里面是成排的玻璃覆面办公楼，住户均为情报外包相关企业，除了诺思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这些军火巨头的“分号”，还有博思艾伦咨询公司、L-3通讯公司、CSC这样的咨询与信息技术企业，更有各种以提供专门技术或服务为卖点的小型企业。

　　十年前，通用动力公司的产业中心位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主要产品是潜艇。但今天，为这家公司赚取大量利润的却不是这种大型军用品，而是数字图像库等各种数据工具，以及专供政府人员使用的保密级智能手机。

　　随着美国军方作战方式的变化，美国政府经费使用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美军的作战方式变为以情报为先，军工企业自然就要把手伸到情报中去。

　　于是，通用动力开发出了可以追踪武装人员手机通话与电脑通讯的小型设备与系统，和可以自行分类整理巨量情报的软件，大大简化了情报分析人员的工作。与此同时，通用动力开始收购大量小型情报外包企业。从2001年至2010年，该公司收购了11家专门经营情报外包业务的小型企业，其经营范围覆盖卫星、信号、地球同步卫星情报与侦查、信息集成和图像等。

　　这种经营战略调整的效果十分明显。2001年，通用动力与美国9个情报机构有合作；到2010年，它与美国全部16个情报机构都有合同。该公司2000年的收入为104亿美元；而2009年，该公司的收入达到了319亿美元。其员工数则在这10年间从4.33万人增加到9.17万人。当前，通用动力为空军截听敌方通讯、为美国政府阻止黑客攻击、为军方通讯加密，它甚至有为军方开展信息战设立宣传机构的合同。

　　一个例子可以较好地概括通用动力与美国情报与安全机构的公私合营程度。在2003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刚建立不久，通用动力受雇建设并管理国土安全部的总部，包括其国家行动中心、情报与分析局和安全局。在当时刚设立不到一年的国土安全部，从确定调查哪条线索到接电话的全都是通用动力的员工，而非联邦政府雇员。

　　超过260个新军事与情报机构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美国最富裕的县在华盛顿附近最为集中。全美排名前十的富裕县里，排名第一的弗吉尼亚州劳顿县在华盛顿附近，国家侦查局的员工与承包商有很多居住在此；排名第二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则有很多居民为国家侦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工作；排名第三的马里兰州霍华德县居住有大约8000名国家安全局员工；排名第九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是国防部和多个情报机构所在地，排名第十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有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在经济危机当中，这些地区的富庶与投入到情报当中的联邦资金有很大关系。以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为例，这些机构每年大约要向当地经济注入100亿美元的工资收入与合同金额。

　　这一切开始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袭击发生9天之后，美国国会就在已有情报经费的基础上，将联邦经费中的400亿美元专门规划用于加强国土安全并在全球开展打击“基地”组织的活动。2002年这个数字为365亿美元，2003年为440亿美元。

　　有了大量经费注入，很多机构应运而生。至2001年底，新设立的军事与情报机构为24个，其中包括国土安全部和外国恐怖分子资产跟踪中心；在2002年，37个新机构被设立起来专门跟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搜集威胁信息并协调反恐努力。类似的机构此后每年都以超过20个的速度增长，总数超过260个。而在“9·11”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机构更是迅速膨胀，例如五角大楼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就从2002年的7500名雇员扩张为2010年的1.65万人。

　　新设立的机构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和种类更多、更为具体的服务，正是因为这种需求，情报外包的规模迅速扩大。美国媒体调查后得出结论，在全美大约85.4万拥有最高密级的人当中，26.5万是私营企业员工。以中央情报局为例，私人承包商为该局在伊拉克招募线人、在阿富汗购买信息、保护出访的情报局官员、抓捕嫌疑人、审讯囚徒。甚至在位于兰利的中情局总部，私人承包商雇员也与政府雇员肩并肩工作，提供数据分析、人员训练等各种服务。

　　最有经验的情报人员被请走

　　2002年6月，时年30岁的哈尼·格吉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自己的家中组建了一家名为SGIS的公司，并赢得了第一份国防部合同。到当年年底，这家公司已经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附近设立了办公室，拥有超过30名雇员，并且开始盈利。

　　SGIS并没有特别的技术，它出售给美国政府的是具有专门技能的人力资源，包括工程师、分析师、网络安全专家等。一言以蔽之，SGIS提供的是联邦雇员本来就在干的工作。

　　2003年，SGIS的收入达到了370万美元，并成为通用动力的转包商。由于合作愉快，通用动力还协助SGIS取得了最高密级的许可，为其打开了通往更多合同的道路。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到2009年，SGIS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01亿美元，拥有14处分公司，员工675人。这些员工中拥有最高密级的人为11个政府机构提供服务。他们在五角大楼的通讯中心承担通讯、提供恐怖威胁分析、为联邦政府的计算机系统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一言以蔽之，他们做的还是联邦雇员本来就在干的工作。

　　实际上，类似SGIS的私人承包商，他们招募到的人手有些原本就是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只是被私营企业请来然后再反过来卖给政府而已。

　　私营公司能招募到这样的人，原因除了情报机构的快速扩张产生了大量的人员需求外，还有一个在美国早就人所尽知的机制——“旋转门效应”。

　　在美国，公务员的收入不算高。如果有机会，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愿意转入私营部门工作，一些有专门技能或职位较高、有不少人脉的官员往往在为国家服务多年后进入私营部门担任高级主管，做与以前相关的工作，收入却能翻倍甚至翻好几番。反过来，在企业和学界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公务员。这就是所谓“旋转门”。

　　随着私营企业大量介入情报工作，“旋转门”在情报部门大量出现。私营企业给情报机构资深员工的工资往往是政府的两倍，一些企业还会给出豪华车、签约奖等奖励来争夺人才。去年6月雷神公司就曾拿出宝马车加1.5万美元的签约奖奖励给拥有最高密级的程序员。

　　随着最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被私营企业请走，联邦政府剩下的就是有史以来最年轻化的情报工作队伍，很多工作不依靠私营企业根本不行。

　　以中央情报局为例，《华盛顿邮报》调查后认为，该局总共与114个私营企业签订合同，这些公司派出大约1万人为中情局工作。这一数字占中情局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人是从联邦政府的军队或情报机构退役的资深人员，领着政府退休金的同时给私营企业打工，他们仍做自己原先的工作，但工作时间更短、工资更高。

　　盖茨的尴尬

　　由于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军费在过去十年间不断膨胀，情报开支也水涨船高。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军费每年保持大约12%左右的增幅，即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率也高达7%。在不计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开支的前提下，美国2011财年的国防预算达到5350亿美元。加上两场战争的开支，该财年的军费达到6638亿美元，比10年前几乎翻了一倍。大量资金让国防部机构迅速膨胀，文职雇员达到74.5万人，使用的承包商达到76.6万人。

　　奥巴马政府虽然明确表示近期不会削减军费，但考虑到联邦债务危机等因素，国防开支很难不被大幅削减，预计每年军费实际增长率也只有1%到2%，将低于维持美军作战能力与现代化所需的2%至3%的费用增幅。

　　这种情况下，情报开支尽管仍维持在高水平，但其已走入“瓶颈期”是不争的事实。情报产品的最大用户——美国军方——已经开始削减外包开支。

　　首先拿承包商开刀的是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盖茨在2011年6月下令，国防部及海陆空三军裁减不必要的开支，以期在5年内节省超过1000亿美元。8月9日，他提出削减开支的具体计划，其中包括在未来3年每年削减10%用于承包商的国防开支。盖茨的计划是裁减13%的国防承包商，使其数量降至“9·11”前的水平。

　　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0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承包商人员在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中的比例为29%左右，但却占去了49%的工资开支。盖茨给出的数字是，同样的工作，联邦雇员来做要比承包商人员的工资开支少四分之一左右。

　　但问题是，盖茨自己都说不清楚国防部到底有多少承包商。他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说：“这很尴尬，但我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承包商在给国防部工作。”

　　美国媒体的调查表明，这个数字非常惊人，而且，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承包商的依赖程度之高，让人对通过减少情报外包来削减开支的前景并不看好。

　　美国媒体报道，在国土安全部，来自承包商的工作人员数量与联邦雇员几乎相当，在该部处理情报的部门，承包商更占到所有工作人员的六成。

　　在国家安全局，大多数的技术革新都来自私人承包商。安全局最开始只和很小数量的承包商合作，但至2010年，与国家安全局合作的承包商已达484家。同样，如果没有承包商，国家侦查局难以生产、发射及维持其卫星系统。

　　事实上，美国全部16个情报部门都在依靠私人承包商建立计算机系统，与其他机构的计算机系统联络，由此将各处信息汇集起来，寻找可能的恐怖袭击阴谋。单是这个领域就有超过400家专业私人公司。

附文：美国的休克治疗--国土安全泡沫

：娜奥米·克莱恩 来源：《休克主义》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美国的休克治疗

国土安全泡沫

他是无情的小王八蛋，这点你可以确定。

——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谈拉姆斯菲尔德 1971年

恐怕我们现在一觉醒来，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处在随时随地有人监视的社会中。

——英国信息大臣托马斯(Richard Thomas)2006年11月

国土安全产业可能刚刚到达1997年因特网投资热潮的阶段，当时你只需要在公司名称前面加上e字，你的股票初次公开发行就会飞跃上涨，现在你加上“堡垒”（fortress)这个字眼就会有相同的效果。

——格罗斯(Daniel Gross)，史雷特网站(Slate)2005年6月

某个闷热的星期一，拉姆斯菲尔德正准备要和属下参谋谈话，他很讨厌这件事；接掌国防部长后，他更是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中树立了这样的风评：姿态很高，神秘兮兮，还有大家不断抨击的傲慢自大。参谋首长的敌意可以理解，拉姆斯菲尔德踏进五角大楼后，抛弃领导和鼓励的应有角色，变成了残酷的刀斧手，部长变成了执行人事精简任务的企业总裁。

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这个职位时，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他已经68岁了，有五个孙子女，个人财产大约有2．5亿美元，而且他在福特总统时代，就坐过同样的位置。然而，拉姆斯菲尔德无意当个传统的国防部长，不愿受到由他监督和发动的战争左右，他有更大的野心。

二十多年来，这位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领导过好多家跨国公司，并且担任这些公司的董事，这些公司经常都是经历剧烈并购和痛苦整顿的大企业。90年代里，他自认已成为新经济的代表人物，主持一家数字电视公司，在另一家前途光明的电子化企业解决方案公司担任董事，同时也是一家很有科幻小说意味的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拥有治疗禽流感药物的专利权，也拥有好几种重要艾滋病药物的专利权。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加入布什政府的内阁，他满怀雄心壮志，想要彻底改造2l世纪的战争，把战争变成比较偏重心理、不偏重实质，比较好看、却比较不辛苦的事情，而且要把战争变成利润远高于过去的事业。

很多人为文探讨拉姆斯菲尔德引发争议的“转型”计划，这个计划促使八位退休将领呼吁他辞职，最后逼迫他在2006年期中选举后下台。布什宣布拉姆斯菲尔德辞职时指出，拉姆斯菲尔德最大的贡献是这些“全面转型”计划，而不是伊拉克战争或更广泛的“反恐战争”。布什说：“拉姆斯菲尔德在这些领域的努力并不常成为头条新闻，但是转型引发的改革却是历史性成就。”的确如此，但是这些改革的内容如何，却总是不清不楚。

高级将领嘲笑“转型”是“空洞的口号”，拉姆斯菲尔德似乎经常决心以近乎可笑的方式，证明这些批评正确无误。2006年4月，拉姆斯菲尔德说：“美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从以师为重点的部队，变成模块化的旅级战斗力量……从以勤务为中心的作战，变成消除冲突的战争，再变成联合作战和互相依赖，这点是难得的成就。”但是这个计划根本不像拉姆斯菲尔德说的那么复杂，在重重艰涩术语的背后，这个计划只是想把企业界行之有年的外包与品牌革命，引进美国军中。

1990年代，很多一向自行制造产品、维持庞大而固定劳动力的公司，转而拥抱后来号称“耐吉模式”的方法：不再自己拥有工厂，而是透过大包商和小包商的复杂网络生产产品，同时把所有资源投入设计和营销。其他公司选择另一种叫作“微软模式”的方法：维持一个由入股员工所构成的紧密控制核心，展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其他的一切都外包作业，从收发室的运作到程序代码的撰写无一例外。有些人把经历这种剧烈改革的公司叫作“空壳企业”，因为这些公司大致上只是形式，没有剩下多少有形的内容。

拉姆斯菲尔德相信美国国防部需要同样的整顿；他到五角大楼上任时，《财富》杂志说得好：“总裁先生打算在国防部里，同样展开他在企业界推行极为顺利的改革。”其中当然有一些不同。企业可以摆脱受到地域限制的工厂和专职员工，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在这方面，军队可以摆脱大量常备部队，由小规模核心幕僚取代，支撑幕僚的是由后备部队和国民兵构成的较低成本临时部队；同时，利用“黑水”(BlackWater)和“哈利伯顿”(Halliburton)之类的国防包商，负责执行各种任务：从高风险运输、讯问人犯、供应伙食到医疗，无一不包。企业把节省的劳工成本投入设计和营销，拉姆斯菲尔德则希望把减少兵员和坦克节省下来的钱，用在民间部门提供的最新卫星技术以及奈米科技上。拉姆斯菲尔德谈到现代军队时说过：“我们在21世纪里，不能再思考物资、物资数量和兵力，应该优先思考速度、敏捷和精确。”他的话听起来非常像过冬的管理顾问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1990年代末期，彼得斯宣称，企业必须决定“要当纯脑力的玩家，还是要当笨重物品的供货商”。

在五角大楼中一向举足轻重的将领们全都了解：打仗时，“物资”和“兵力”仍然很重要。他们很快就对拉姆斯菲尔德的“军队空壳化”设想深恶痛绝。拉姆斯菲尔德上任才七个多月，就得罪了极多有力人士，因此传言纷纷，说他在位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召开罕见的五角大楼参谋“荣誉团结会”。大家立刻开始猜测：他是不是要宣布辞职?是不是想来一场精神讲话?还是为了补救?想对顽固派宣扬转型?一位参谋告诉我，那个星期一早上，几百位五角大楼的高级参谋走进礼堂时，“充满了好奇观望的气氛，大家的感觉是：看你要怎么说服我们?因为大家已经对他满怀敌意”。

拉姆斯菲尔德进场时，“我们客气地站起来、再坐下去。”大家很快就知道，这次会议不是宣布辞职，也绝对不是精神讲话，却可能是美国国防部长所发表过最怪异的一次演说，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严重威胁美国安全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中央计划的堡垒，由具有支配性的五年计划所规范。这个敌人试图把自己的要求，从某国首都贯彻到各个时区、大陆、海洋和其他地方。这个敌人极为一贯，不但扼杀自由思想，更粉碎新的观念。它瓦解美国的国防，威胁军中袍泽的生命。

这个敌人听起来可能像前苏联，但是前苏联已经消失。我们现在的敌人比较精明、比较难以安抚、离我们的家园比较近。这个敌人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

拉姆斯菲尔德表现演说技巧之际，听众的脸孔变得铁青。他们大都是为了对抗苏联才献身军旅，不能了解为什么到了现在，却被人比喻成共产党。拉姆斯菲尔德还没说够：“我们认识这个敌人，我们了解这种威胁，我们必须以对抗死敌所需要的坚定决心，对付敌人，和敌人周旋……我们今天要对官僚宣战。”

拉姆斯菲尔德达成了目的，他不但把五角大楼说成是美国的严重威胁，也对他任职的机构宣战，听众呆住了。那位参谋告诉我：“他说我们就是敌人，敌人就是我们，我们却以为自己是为国效劳。”

拉姆斯菲尔德不是想替纳税人省钱，他刚刚要求国会把预算增加11％；他是遵循反革命的政商财团主义原则，也就是要大政府和大企业连手把资金重新往高层分配，他希望减少用在人员身上的开支，把多出很多的公款直接转移到民间企业的金库。拉姆斯菲尔德就根据这种理念，发动了他所谓的“战争”：每个部门的人员都必须减少15％，包括“世界各地每一个基地的总部大楼，这不只是规定，也是好主意，我们一定要做到”。

他已经下令高级幕僚“评估整个国防部，找出哪些功能可以透过商业外包做得更好、更便宜”。他想知道“为什么国防部是少数几个还自己印支票的部门?外面已经有经营良好的整个仓储管理业，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拥有和管理这么多仓库?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基地里，为什么还自己收垃圾、擦地板，而不是像很多企业一样，把这些工作外包?而且，我们一定可以把更多的计算机系统支持业务外包办理”。

他甚至攻击军方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也就是军人医疗。他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军医?“部分医疗需求，尤其是可能涉及一般医疗、或是与战斗无关的专科医疗，由民间部门提供，可能比较有效。”至于军人与军眷的住宅，当然可以由“公私合作”的方式提供。

国防部应该把重点放在核心能力“打仗”上，但是在所有其他领域中，都应该寻找能够“有效能、有效率提供这些非核心活动的供货商”。

拉姆斯菲尔德演说完后，五角大楼很多参谋抱怨说，拉姆斯菲尔德把军队大胆外包的设想只有一个障碍，就是美国宪法中的一小部分条文——宪法清楚说明国家安全是政府的职责，不是民间企业的职责。我的消息人士告诉我：“我想这场演讲会让拉姆斯菲尔德丢掉工作。”

实际上并没有，很少媒体报道他对五角大楼宣战的消息，因为他这场争议性演讲的发表日期是2001年9月10日。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9月10日的晚间新闻中，以“国防部长对五角大楼官僚宣战”为题，简短报道这则消息，结果变成了奇怪的历史性注脚。隔天早上，CNN将会报道国防部遭到真正的攻击，造成五角大楼125位员工死亡，110位员工重伤，不到24小时前，拉姆斯菲尔德才把他们描述成国家的敌人。

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原型灾难资本家

拉姆斯菲尔德早已为人忘却的这场演说，其核心观念与布什政权完全相同：政府的职责不是治理，而是把任务转包给比较有效能、通常也比较优异的民间部门。拉姆斯菲尔德说得很清楚，这种任务不像削减预算那么平凡，对拥护这种信念的人来说，这是一场改变世界圣战，重要性可以媲美击败共产主义。

布什团队就任前，80和90年代的民营化热潮(受到克林顿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全力拥护)已经成功将很多部门的公有大型企业卖掉或外包经营，涉及的企业涵盖供水、电力、公路管理与垃圾收集。砍掉国家的这些手足后，剩下的就是“核心”，也就是跟治理的概念最紧密相连的一些功能，包括军队、警察、消防、监狱、边境管理、秘密情报、疾病控制、公立学校系统与政府官僚机构的管理；把这些交给民间企业处理，将对国家的意义带来相当大的挑战。然而，民营化热潮初期创造了极大的利润，很多公司吃下国有事业后，继续虎视眈眈，贪婪地看着国家的这些基本功能，当成下一步快速致富的来源。

到了90年代末期，开始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要打破“核心”不能民营化的禁忌。就许多方面而言，这只不过是现状的合理延伸。就像俄罗斯的油田、拉丁美洲的电信事业和亚洲的产业，为90年代的股市带来超高利润，现在美国政府应该扮演这种核心经济角色；因为反民营化和反自由贸易的怒火在发展中世界迅速蔓延，关闭了其他成长管道，美国政府的这种角色变得更为重要。

这股推力把休克治疗带入自我指涉的新阶段。在此之前，灾难和危机发生后被利用来推动激烈的民营化计划，但是有能耐创造和因应巨变的机构仍是公共控制的最后堡垒，像是军队、中央情报局、红十字会、联合国、负责紧急“优先反应”的机构等单位。现在这些核心部门即将遭到吞噬，过去30年所发展出的危机利用方法，现在用来推动“灾难创造与反应”基础建设的民营化。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也进入了后现代阶段。

如此创造出来的只能说是民营化警察国家，最先锋的推手正是后来在布什政府中最有权力的人，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与布什本人。

拉姆斯菲尔德把“市场逻辑”运用在美国军队的想法，起源于40年前。196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经常参加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术研讨会，跟弗里德曼培养出特别亲密的关系。拉姆斯菲尔德30岁当选国会议员后，弗里德曼把这位少年得志的共和党员纳入门下，协助他发展出大胆的自由市场政见，教导他经济理论。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都很亲密，拉姆斯菲尔德每年都会参加由传统基金会主席傅尔纳(Ed Feulner)举办的弗里德曼生日庆典。弗里德曼90大寿时，拉姆斯菲尔德谈到自己的恩师说：“弗里德曼与众不同，我跟他在一起谈话时，觉得自己比较聪明。”

双方互相欣赏，拉姆斯菲尔德致力推动市场解除管制，弗里德曼对此印象极为深刻，甚至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向里根大力推荐，要里根提名拉姆斯菲尔德为竞选伙伴，而不是提名老布什；而且他一直不很谅解里根漠视他的建议。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里根选择布什当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错误。事实上，我认为这不但是他在选战中最糟糕的决定，也是他总统任内最差的决定，我属意的候选人是拉姆斯菲尔德，要是他选择了拉姆斯菲尔德，我认为拉姆斯菲尔德会继里根之后出任总统，令人难过的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就绝对不会出现。”

拉姆斯菲尔德错过担任里根竞选伙伴的机会，转而投身于欣欣向荣的企业生涯。他担任国际制药与化学大厂席尔制药公司(Searle Pharmaceuticals)总裁，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确保备受争议而利润极为庞大的阿斯巴甜(aspartame)申请案获得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核准，以NutraSweet为名上市；拉姆斯菲尔德担任中间人，把席尔制药卖给孟山都化学公司时，个人大约赚了1200万美元。

这笔高价交易确立了拉姆斯菲尔德有力企业掮客的地位，使他成为席尔斯(Sears)与家乐氏(Kellogg’S)等绩优公司的董事。同时，国防部长的资历，使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产体系”企业的宠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飞机制造商湾流公司(Gulfstream)董事，也以19万美金的年薪担任瑞士工程巨擘艾波比公司(ASEA Brown Bovari)董事。这家公司被人揭发它把钸的生产方式在内的核能科技卖给朝鲜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受到外界关切。那笔核能反应器的买卖是在2000年成交，当时拉姆斯菲尔德是是艾波比公司中唯一的美国董事；他宣称自己不记得董事会讨论过核能反应器的交易，但是公司坚称“曾经把这个计划告诉董事”。

1997年，拉姆斯菲尔德出任生物科技企业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董事长，确立了原型灾难资本家的地位。这家公司取得了克流感 (Tamiflu)的专利，这种药可治疗多种流行性感冒，也是大家偏爱的禽流感用药。如果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禽流感爆发(或是可能爆发)，各国政府一定会被迫向吉利德科学购买这种药品，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

公共卫生紧急灾变的治疗药品和疫苗能否申请专利，一直是争议性很大的问题。美国曾有几十年都没有流行病，但是1950年代中期，小儿麻痹爆发成大流行时，靠着疾病获取暴利的伦理争议引发激烈辩论。美国当时有将近6万个小儿麻痹病例，家长们吓得要死，担心自己的子女染上这种会让人残障而且经常会致命的疾病，专家们拼命寻找治疗药品。1952年，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科学家沙克(Jonas Salk)找到了救命良方，发展出第一种小儿麻痹疫苗，他没有为这种救命的药品申请专利。沙克告诉广播记者莫洛：“这种药不会有专利，你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吗?”

我们可以确信，如果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拉姆斯菲尔德一定早就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申请。拉姆斯菲尔德曾经任职的吉利德科学公司也拥有四种艾滋病药品的专利，公司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阻止这些救命药品的学名药版本(generic drug，编按：专利期过后，非原厂生产的相同药品，主要成分相同，但价格较便宜)在发展中国家流通。这件事是美国公共卫生行动主义者打击的目标，他们指出，吉利德是靠着纳税人的捐款，发展出一些重要药品。吉利德却认为，流行病药品是成长市场，还积极发动营销攻势，鼓励企业与个人囤积，以防万一。拉姆斯菲尔德再度进入美国政府任职前，非常确信自己找到了一种热门的新产业，甚至协助成立了好几档私募基金，专门投资生物科技与制药业者。这些公司图谋将来会爆发可怕疾病，到时候政府会被迫以最高价，购买民间部门拥有专利的任何救命产品。

切尼是拉姆斯菲尔德在福特政府任职时栽培的爱将，他也根据“悲惨未来是获利展望”的理念而赚到大钱，不过拉姆斯菲尔德认为瘟疫是发财的市场，切尼却以战争的前景为基础。切尼在老布什总统麾下担任国防部长时，裁减战斗部队的人数，大幅提高对民间包商的依赖。他找上总部设在休斯敦的跨国企业哈利伯顿公司，以及该公司旗下的工程部门布朗鲁特公司(Brown & Root)签约，要他们找出美军执行的任务中有哪些可以由民间代劳，还能从中获利。不出所料，哈利伯顿真的找出民间企业可以代劳的所有工作，这些发现促成了五角大楼发出大胆的新合约，也就是民间支持后勤计划(LOGCAP)。五角大楼和武器制造厂商的合约动辄数十亿美元，早就臭名在外，但是上述合约前所未见：这不是供应军方设备，而是担任军方运作的经理人。

国防部选择性地邀请一些企业，要他们提案为美国军事任务提供非限定的“后勤支持”，这可真是极为笼统的任务描述。此外，合约上没有规定金额，得标厂商只是得到承诺，不管厂商为军方做了什么事情，成本都会由五角大楼负责，加上保证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成本附加”合约。这时是1992年，正是老布什政府执政末期，赢得合约的公司不是别家，正是哈利伯顿公司。诚如《洛杉矶时报》记者米勒(T．Christian Miller)所说，哈利伯顿“击败另外36家竞标厂商，赢得五年合约，或许这点不足为奇，因为草拟计划的公司就是哈利伯顿”。

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后，哈利伯顿在1995年聘请切尼出任新领导人。哈利伯顿旗下的布朗鲁特公司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军的包商，但是哈利伯顿在切尼的领导下，角色急遽扩大，甚至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本质。切尼主持五角大楼时，哈利伯顿和他签订这款用词不够精确的合约，得以扩张和扩大“后勤支持”的意义，到最后变成负责为美军的海外任务创建整个基本结构。军方只需要提供兵员与武器，从某方面来说，军方变成了表演者，哈利伯顿却是节目主持人。

其结果是在巴尔干半岛首次展现的麦当劳式军事体验：军队派驻国外像是危险的重武装度假之旅。哈利伯顿的发言人解释说：“士兵抵达巴尔干时，最先招呼他们的是本公司的员工，最后跟他们挥别的也是我们的员工。”这段话听起来使哈利伯顿更像邮轮之旅的主办人，而不是军方后勤协调官。这点正是哈利伯顿与众不同的地方：切尼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把战争变成美国服务业经济获利丰厚、欣欣向荣的业务；好比带着微笑侵略他国。

克林顿派出了1．9万名士兵进驻巴尔干半岛，美军基地纷纷设立，就像完全由哈利伯顿兴建与管理、设有门禁的干净郊区迷你城市。哈利伯顿决心把国内所有方便的生活设施都提供给军队，包括快餐店、超级市场、电影院与高科技健身中心。有些高级军官疑虑军队在购物中心花太多时间会影响军纪，但是他们自己也喜欢这些额外福利。一位高级军官告诉我：“哈利伯顿提供的一切都好得很，因此我们没有怨言。”就哈利伯顿来说，让顾客满意是好生意，保证会得到更多的合约，而且因为利润是根据成本的一定百分比计算，成本愈高，利润就愈高。“别担心，这是用成本加成计算的”这句话，是在巴格达绿区才发扬光大、变成名言，但奢侈的战费支出是克林顿时代所开创。切尼只在哈利伯顿任职五年，却把公司向美国财政部收取的费用几乎增加一倍，从12亿美元增加到23亿美元，同时，哈利伯顿接受的联邦贷款与贷款保证金额增加了15倍。他的努力得到很高的报酬，就任副总统前，“估计自己的财产有1800万美元到8190万美元之间，其中包括约值6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的哈利伯顿股票……整体而言，切尼得到126万股的哈利伯顿公司认股权，其中10万股已经执行，76万股符合赎回规定，166667股在2000年12月生效”。

对切尼来说，把服务业经济推展到政府的核心是家族事业。1990年代末期，他把军事基地变成哈利伯顿式的郊区住宅时，他太太林恩(Lynne Cheney)担任世界最大国防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董事，除了领取薪水之外，还赚到认股权。林恩从1995到2001年问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时间正好是洛克希德这类公司转型的重要期间。冷战已经结束，国防经费减少，这些公司因为几乎全部进账都来自政府的武器合约，现在需要寻找新的经营模式。洛克希德和军火商同业发展出一种策略，积极争取一种新形态的工作：代管政府并从中牟利。

1990年代中期，洛克希德开始接管美国政府的信息科技部门，维护政府的计算机系统和一大部分数据管理工作。洛克希德在这方面的业务极为深入，以至于到2004年，《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国并非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运作，但是美国有极高的比率。是由该公司协助经营……洛克希德帮你分信，计算你的税额，开社会安全支票，计算美国的普查数据，管理太空飞行，监督空中交通，为了管理这一切，洛克希德撰写的计算机程序码比微软还多。”

这就组成了影响力十足的夫妻搭档：切尼主持哈利伯顿，接管国外战争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林恩在国内协助洛克希德，接管政府的日常管理。偶尔夫妻会直接竞争，1996年，德州宣布开放企业竞标德州福利计划的运作管理(这个五年期的合约价值高达20亿美元)，洛克希德和切尼担任董事的信息业巨人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都竞标这个合约。最后克林顿政府出面干预，阻止招标。克林顿政府通常热心支持外包的做法，却认为决定谁有资格接受福利是政府的基本工作，不适合民营化。洛克希德和电子数据系统公司都大声抗议，德州州长布什也一样抗议，布什认为福利制度民营化是非常好的构想。

布什担任I、II长，并没有多少出色表现，但是他在某个领域领先群伦，那就是把人民选他出来负责的各项政府治理功能分配给民间企业，尤其是跟安全有关的功能，从这里已经可以预见他不久之后将发动的民营化反恐战争。在他的监督下，德州I民营监狱的数目从26处，增为42处，以致《美国展望》杂志(American Prospect)把布什治理的德州，称为“世界民营监狱产业之首”。1997年，联邦调查局针对离休斯敦40英里的布瑞索里亚郡（Brazoria County)一处监狱展开调查，因为本地电视台播出一卷录像带，显示监狱警卫踢打未加反抗的囚犯的下体，用休克枪射击囚犯，而且放狗咬囚犯。录像带里施暴的警卫中，至少有一位穿着重度矫正资源公司(Capital Correctional Resources)的制服，这家民营公司和政府签约，负责供应这处监狱所需要的警卫。

布什对民营化的热情完全没有受布瑞索里亚事件的影响。几星期后，他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智利期间负责社会安全民营化的部长皮涅拉见面时，似乎有了顿悟。皮涅拉这样描述他们的会面：“根据他的专注程度、身体语言和提问，我立刻知道布什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初衷：社会安全改革可以用来提供美好的退休生活，也可以创造工人资本家的天地，人人自负盈亏的社会……他极为热心，以致会晤结束时，他笑着在我耳边低声说：“到佛罗里达州，把这一切告诉我弟弟，他也会喜欢这种观念。”

这位未来的总统决心把州政府的功能标售出去，配合切尼主导军方的外包，以及拉姆斯菲尔德为能够预防传染病的药品申请专利，已能看出这三个人合力建构的国家会是什么面貌：一个极度空洞的政府。虽然布什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没有把这么激烈的计划当成核心政见，却在总统选战期间，暗示过这种设想。“有几十万专职联邦公务员的工作，都可以由民间企业代劳，”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表示，“我会尽量把这些工作发出去公开竞标，如果民间部门能够做得更好，应该让民间部门取得合约!”

9·11与行政部门反扑

布什和内阁2001年元月就职后，美国企业更迫切需要新的成长来源。科技泡沫已经正式破灭，布什政府就任的头两个半月里，道琼指数暴跌824点，布什政府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大力支出，用公共工程刺激经济，使经济走出衰退。布什的解决之道是解构政府，一方面用减税，另外一方面用利润丰厚的合约，大块、大块地砍掉公共财富，喂饱美国企业。布什的预算管理局长、智库理论家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宣称：“政府的责任不是提供服务，而是要确保有人提供服务，这想法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这种说法也包括灾难的因应。布什任命共和党党工欧尔鲍(Joseph Allbaugh)出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v Management Agency)署长，欧尔鲍谈到自己的新职时说，这个负责应对包括恐怖攻击等灾难的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授权计划”。

接着便发生了9·11事件，突然间，若说政府的核心任务是要自我了断，似乎变得十分不合时宜。恐怖攻击造成人民惊恐，希望得到强而有力的政府保护，很可能会在布什推动政府空洞化计划之际，打断布什的如意算盘。

有一阵子情形似乎就是这样。恐怖攻击10天后，弗里德曼的老友、传统基金会主席傅尔纳率先说出了一句意义重大的话：“9·11改变了一切。”很多人自然以为，改变的一环应该是重新评估反国家的激进目标，傅尔纳和他的意识形态伙伴30年来，一直在美国和世界各国推展这种目标。然而，9·11恐怖攻击的本质是安全上的缺失，暴露出20多年来侵蚀公共部门，把政府功能发包给营利事业的恶果。就像水淹新奥尔良暴露了公共建设残败不堪的情况一样，恐怖攻击也揭开了大家放任国家衰弱到危险程度的真相：纽约市警察和消防队员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在救难途中当机，飞航管制员没有及时注意到飞机脱离航线，攻击分子顺利通过由约聘员工驻守的机场安全检查关卡，这些安检人员当中，有些人的待遇还不如机场美食广场的员工。

弗里德曼式反革命在美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里根总统攻击飞航管制人员工会，解除民航业管制。20年后，整个空运系统已经民营化，管制完全解除，规模缩减，绝大部分的机场安全工作由待遇低落、训练不足、不属于工会的约聘人员负责。9·11攻击后，交通部负责安全检查的局长作证说，负责航班安全的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大力克扣员工。他告诉布什任命的9·11委员会：“这种压力进而表现在安全的严重缺失上。”一位资深联邦航空局安检官员在9.1l委员会中作证说，航空公司对安检的做法是“责备、否认、延误”。

9月10日前，只要机票便宜，供应充分，这些事情似乎都无关紧要。但是9月12日后，叫时薪6美元的约聘人员负责机场安全检查似乎过于随便。接着到了10月，有人把装了白色粉末的信封寄给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引发了可能爆发大规模炭疽热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90年代的民营化看起来又大不相同了：为什么一家民营药厂独享生产炭疽热疫苗的权利?联邦政府用外包的方式，是否放弃了保护大众不受重大公共卫生急难侵害的责任?大家说的这家民营化药厂拜波公司(Bioport)当时没有通过一系列的检验，甚至没有得到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营销疫苗的授权，这对整个情势更是火上加油。此外，如果像媒体所报道的一样，炭疽热、天花和其他致命病原菌可以透过信件、食品供应或供水系统传播，那么布什继续推动邮政服务民营化的计划，到底是不是好办法呢?遭到裁员的食品与供水检验人员，会有人请他们回来重新任职吗?

安然公司之类的新弊案爆发后，大家对亲企业共识的反弹更是加强。9·11攻击后三个月，安然宣布破产，导致成千上万的员工丧失退休储蓄，高级经理人却早已根据内线消息出脱股票，换到满手现金。这场危机导致大众对民问企业提供基本服务的信心直线下坠，安然操纵能源价格因而导致几个月前加州大规模停电的消息传出后，更是如此。高龄90的弗里德曼极为担心凯恩斯主义的潮流卷土重来，甚至抱怨说：“企业家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变成二等公民。”

总裁的地位下坠之际，属于工会的公共部门劳工(弗里德曼反革命中的坏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9·11攻击后的两个月内，大众对政府的信心升高到196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照布什对一群联邦政府员工的说法，这种情形是“因为你们善尽职责”造成的。9·11事件中，真正的英雄是负责第一线反应的下级公共部门员工，包括纽约消防队员、警察和救难人员，其中有403名因为努力疏散世贸中心大楼、协助受害者而丧失生命。突然间，美国人对所有穿制服的同胞又敬又爱，政客努力配合这种新情势，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戴上代表纽约警察和纽约消防队员的棒球帽。

9月14日，布什在顾问所说的“表扬时刻”，跟消防队员和救难人员站在恐怖攻击原点，拥抱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决心摧毁、属于工会的公务员。他当然必须这样做(那一阵子连切尼都戴上安全帽)，但是他不必做得让人这么信服。布什的真实感觉，加上公众欲求一位符合当时情况的领袖，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促使布什说出政治生涯中最动人的演说。

攻击发生几星期后，布什大肆巡视公共部门，到公立学校、消防队、纪念堂、疾病控制中心去拥抱公务员，感谢他们的贡献和发自内心的爱国心。布什在一次演说中，指出“我们找到了新英雄”，他不只表扬紧急服务人员，同时也称赞教师、邮局员工和医疗工作人员。在这些场合中，他对从事公益活动的尊敬和褒扬，升高到40年来美国所见过的最高水平。降低成本的重要性突然消失，布什总统在每一场演说中，都宣布一些大胆、新颖的公共计划。

攻击发生11天后，《华盛顿邮报》的哈里斯(John Harris)和米尔班(Dana Milbank)信心十足地宣称：“经济低迷再加上反恐新战争的迫切性，两种需求结合在一起，改变了布什总统施政目标的哲学内涵，上任时自称是里根意识形态传人的总统经过九个月后，变成了比较像是罗斯福总统的继承人。”他们进一步指出：“布什正在推动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方案，防止经济衰退，他说经济疲弱不振，需要政府支出巨额资金，刺激经济：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观念，也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核心理念。”

图利企业的新政

除了公开宣布和媒体造势之外，布什和他的小圈圈无意改采凯恩斯主义。他们削弱公共领域的决心根本没有动摇，9·11攻击凸显的安全缺失，再度证实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牢不可破(而且自私自利)的信念：唯独民间公司拥有应付安全新挑战的情报与创新。白宫确实准备动用纳税人的巨额税款刺激经济，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些钱绝对不会依据罗斯福总统的模式动用。布什的新政反而完全嘉惠美国企业，每年直接把数千亿美元的公款，交到私人手里；这些钱会以合约的方式移转，很多合约是私相授受，未经竞标，几乎也没有任何监督，就交给由众多产业构成的庞大网络，包括科技、媒体、传播、监禁、工程、教育与医疗产业。

事后回想，9·11攻击之后大众茫然不知所措的那段期间，正是美国本土版的经济休克治疗。布什团队是彻头彻尾的弗里德曼信徒，他们迅速利用困扰美国的这次震撼，推动激进的政府空洞化方针，从作战到灾难反应的一切行为，全都变成追求营利的事业。

这是休克治疗大胆的进化，布什团队没有采用90年代抛售现有公营事业的方式，而是为反恐战争的行为创造出全新的架构，从一开始打造就是民营的。这种做法需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白宫利用9·11之后无所不在的危机感，大幅增加行政部门决策、监督、拘留与发动战争的权力，军事史专家贝齐维奇(Andrew Bacevich)把这种抓权行为叫作“进行中的政变”。然后把刚刚壮大且资金充裕的安全、侵略、占领与重建功能立刻发包外包，交给民间部门执行并且获利。

政府公开宣布的目标是要对抗恐怖主义，结果却创造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塑造出由国土安全、民营化战争与灾后重建组成的成熟新经济，负起：在国内外建立并经营民营化安全国家的重责大任。这种全面行动构成的经济刺激，足以填补全球化与网络公司好景破灭后留下的真空。就像因特网启动网络公司泡沫一样，9·11攻击启动了灾难资本主义泡沫。主持诺瓦毕德创投伙伴公司(Novak Biddle Venture Partners)的诺瓦(Roger Novak)说过：“信息科技产业在泡沫之后纷纷倒闭时，猜猜看谁拥有所有的资金?当然是政府。”诺瓦现在经营这家从事国土安全企业创业投资的公司，改口说：“每一档基金都看出这个宝库有多大，每一个人都在问我怎么才能分得一杯羹?”

这是弗里德曼所推动的反革命的巅峰期，几十年来，市场靠着国家的附属机构养活，现在市场准备把国家的核心给吞下去。

奇怪得很，这个过程当中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反而是宣称经济意识形态不再是美国外交或国内政策的主要动因。“9·11改变一切”的真言，巧妙地掩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与企业利益服务；唯一改变的事情是现在可以轻松追求庞大的目标。现在布什政府不必把新政策送到国会，经历结果难料的公开辩论，也不必跟公共部门工会严重对立，可以利用支持总统的爱国阵线，利用新闻界心甘情愿的放弃监督，不必再讨论，可以立刻开始推动计划。就像《纽约时报》2007年2月说的一样：“少了公开辩论或正式决策的约束，包商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第四部门。”布什团队并没有用完整的计划来应对9·11为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填补公共基本建设中的漏洞，反而是为政府规定新的角色，使国家的职责变成不是提供安全，而是以市场价格购买安全。因此，2001年9月11月，攻击事件过后才两个月，国防部聚集了一批号称拥有网络公司经验的“一小群创投顾问”。这项任务是要找出“直接有助于美方投入全球反恐战的新兴科技解决方案”。到了2006年初，这个非正式的意见交换，已成为五角大楼的官方分支机构：“国防创投促进会”(Defense Venture Catalyst Initiative Devenci)，它是“相当有效的单位”，持续把国家安全情报送交有政治关系的创投金主，这些人则搜查有哪些新兴公司能制造新的监控设备与相关产品。国防创投促进会的负责人波杭卡(Bob Pohanka)说：“我们就是搜寻引擎。”根据布什的看法，政府只需要筹募开创新型战争市场所需要的资金，然后从这种创造性的市场中，购买最好的产品，鼓励产业界加强创新。换句话说，政客创造需求，民间部门供应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就这样完全利用纳税人的钱，创造出由国土安全与21世纪战争构成的繁荣经济。

国土安全部是布什政权创造的全新政府部门，它最能够清楚展现这种政府完全外包经营的模式。国土安全部研究单位的副主管亚历山大(Jane Alexander)解释说：“我们什么都不生产，产业界不生产的东西，我们就买不到。”

另一个部门是反情报活动机构(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 Activity，CIFA)，这是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时，在中央情报局之外成立的新情报机构。这个平行的谍报机构把70％的预算，外包交给民间包商，也像国土安全部一样，是以空壳的方式成立。诚如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米尼翰(Ken Minihan)所说：“国土安全太重要了，不能交到政府手中。”米尼翰如同布什政府中的另外几百位高级幕僚，早就辞去公职，转而为欣欣向荣的国土安全产业工作，这个产业正是他以情报头子的身份协助创设的。

从敌人的定义到交战规则，再到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布什政权针对反恐战争范围所规定的每一点，目的都是尽量扩大战争市场的获利能力与永续经营能力。成立国土安全部的文件中宣示：“如今恐怖分子可以随时随地，几乎用任何武器攻击。”这个说法大开方便之门，政府要求的安全服务必须随时随地提供保护，对付所有想象得到的风险。而且不见得要证明威胁是真的，才能够发动全面反应；在切尼著名的“只怕万一”想法指导下，就有理由侵略伊拉克，原因是如果某种事物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变成威胁，美国就必须把这种威胁当成百分之百的确定，必须反应。这种逻辑对各种高科技侦测设备厂商特别有利，例如，因为我们想到可能会遭到天花攻击，国土安全部就把5亿美元交给民间公司，发展和安装侦测设备，对付这种未经证实的威胁。

虽然这场冲突的名称多变，从反恐战争，变成反激进伊斯兰战争、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战争、第三世界战争、漫长战争，又变成世代战争，但是基本形态不变，不受时间、空间或目标限制。从军事观点来看，这种广泛、没有一定形态的特点使反恐战争变成打不赢的主张，但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却是无法反驳的主张：不是可能打胜、昙花一现的战争，而是全球经济结构中新颖而永久的一环。

这是9·11之后，布什政府向美国企业发布的事业公开说明书。五角大楼似乎把纳税人的钱，源源不绝、无休无止地送出去，变成企业的营收(一年输送2700亿美元给民间包商，从布什就任以来增加了1370亿美元)；美国情报机构为了获得外包搜集的情报，一年付给包商420亿美元，比1995年的金额增加一倍以上；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从2001年9月11日到2006年间，交给民间包商1300亿美元，这些资金在过去的经济体中并不存在，金额比智利或捷克的国内生产毛额还多。2003年内，布什政府在发给民间公司的合约中，支出了3270亿美元，几乎占了可动用资金的40%。

华盛顿四周的郊区在极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灰色的建筑，容纳安全产业的“新创企业”和“育成”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匆匆组成，情形就像90年代末期的硅谷一样，资金流入这些公司的速度，比摆放办公桌椅的速度还快。同时，布什政府在这种景气热潮期间，扮演任意花钱的创业投资资本家。90年代时，大家的目标是发展出杀手级应用，发展出“下一个更新的新东西”，再卖给微软或甲骨文公司，现在的目标是发展出新的“搜查与锁定”、抓住恐怖分子的科技，再卖给国土安全部或五角大楼。这就是为什么灾难产业除了创造出新创企业和投资基金外，也创造了一大堆新的游说公司。这些游说公司负责为新创公司和国会山庄上应该找的人牵线，2001年时，偏重安全事务的游说公司只有两家，但是到了2006年中，已经增加到543家。国土安全企业巴拉丁公司(Paladin)总经理史帝德(Michael Steed)告诉《联机》杂志(Wired)：“我从90年代初期就投身私募基金业务，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源源不绝的交易热潮。”

恐怖主义的市场

灾难泡沫像网络泡沫一样，以独一无二而混乱的方式膨胀。国土安全产业最初的繁荣之一，出现在监视摄影机；英国装设了420万具这类摄影机，也就是每14个国民就有一部，美国则装设了3000万具，每年拍摄的总长度大约40亿小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谁来看这40亿小时的片子?于是“分析软件”的新市场应运而生，这种软件业者负责扫描录像带，找出符合已建文件影像的目标(将各种安全系统连接起来，变成了若干获利最丰厚合约的来源，例如空军把价值90亿美元的合约交给好几家公司，包括历史最悠久的策略顾问业者布斯艾伦汉米尔顿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还有一些最大的国防包商)。

这种发展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因为脸部辨认软件只有在拍摄对象自行站在摄影机正前方时，才能产生正确辨识，然而，拍摄对象总是行色匆匆，很少站在摄影机正前方，这样就创造了数字影像加强的新市场。销售分离与加强影像软件的史蒂尔斯公司(Salient Stills)一开始是向媒体公司推销这种科技产品，但是后来的发展显示，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可以赚到更多的营收。而且政府既然推动这么多的侦测活动，包括侦测电话通联记录、监听、金融记录、邮件、侦测摄影机、上网等，排山倒海的数据淹没了政府，因而开创了另一个庞大的市场，也就是信息管理与数据采矿(data mining)市场，以及宣称能够在无数文字与数字之间“建立关系”、锁定可疑活动的软件市场。

90年代里，科技公司不断宣扬没有边界的世界、信息科技力量颠覆权威政权、推倒围墙的神奇力量。如今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内，信息革命的工具摇身一变，为相反的目的服务。在这种过程中，民营电话公司与搜寻引擎全面与政府配合，行动电话和浏览网页被日渐威权化的政权利用，不管是雅虎(Yahoo!)跟中国政府合作，锁定异议分子的位置，还是AT&T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取得监听命令的情况下，窃听顾客的通信(布什政府宣称已经没有这样做)。这个全球化的重大象征与希望：“边界消失”因此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勃然兴起的边界监视产业，监视方式从光学扫描、生物特征辨识到研议当中的美墨边界高科技围墙，不一而足，这道围墙让波音(Boeing)和其他公司获得价值25亿美元的合约。

高科技公司从一个泡沫跳进另一个泡沫时，产生的结果是安全与购物文化怪异的结合。今天反恐战争使用的很多科技，包括威灵特系统(Verint Systems)、塞新(Seisint)、埃森哲(Acceilture)和选择点(ChoicePoint)销售的生物特征辨识、摄影监视、网络追踪、数据采矿等科-技，都是由民间部门在9·11事件前发展出来，作为建立顾客详细数据、开启微营销新领域的方法。这些科技也可以减少雇用超级市场与购物中心的零售员工，因为生物特征辨识科技配合现金卡，就不需要柜台结账人员。大家对这种老大哥式的科技普遍不安，造成很多推展类似科技的计划停止实施，使营销人员和零售商失望。9·11解开了这个市场僵局：突然间，恐怖主义的忧虑超过生活在受监视社会中的恐惧。因此，现在从现金卡或认同卡搜集的数据不但可以当成营销数据，卖给旅行社或嘉普公司(Gap)，也可以当成安全数据卖给联邦调查局，警示“可疑的”行动电话易付卡交易和可疑的中东之旅。

财经杂志《红鲱》(Red Herring)刊出过一篇有力的文章，说明上：述计划中有一项是要判断某个有上百种拼法的名字，是否和国土安全数据库中的名字相同，借以找出恐怖分子。以穆罕默德(Mohammad)这个字为例，软件里包括穆罕默德几百种可能的拼法，可以在一秒钟内搜寻兆位的数据，功能令人惊叹，但是找错人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经常找错要找的人，不管是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多伦多市郊皆是如此。

这种容易出错的情况，使得无能与贪婪(这是布什时代的特征)成为：苦难的来源，从伊拉克到新奥尔良都是如此。这种电子猎捕行动的错误身份辨认，足以让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长相和名字的发音有点相像、甚至对阿拉伯或穆斯林文化一无所知的顾家男人，被指认为潜在的恐怖分子。而且把个人和组织名字列在观察名单的程序，现在也由民间公司处理，交叉比对旅客名单与数据库名单的工作，也由民间企业负责。到2007年6月，国家反恐中心保存的可疑恐怖分子名单上，已经有50万个名字。2006年11月公开的另一个计划、自动标定系统已经针对过境美国的几千万名旅客，定出“风险评估”评分。这项评分从来没有向旅客揭露过，评分的依据是商业化数据采矿所显示的可疑行为模式，例如，由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数据，包括“旅客购买单程票记录、座位编号、常客记录、行李件数、买票付款方式、甚至旅客订的餐点”等。被认为可疑的行为和事件都记录下来，累积成为每位旅客的风险评分。

任何人由于这些可疑科技提供的证据而被列在“敌方战斗人员”名单，都可能碰到飞航旅程中断、不发美国入境签证的命运，甚至遭到逮捕，这些证据只是利用脸部辨识软件得到的模糊影像、拼错的名字、误解一小片段的谈话。如果“敌方战斗人员”不是美国公民，他们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因为布什政府剥夺了他们的人身保护令，也就是剥夺了他们在法庭上看证据，并且得到公平审判与有力辩护的权利。

因此，如果嫌犯被送到关塔那摩，他很可能会关在哈利伯顿兴建的最高警戒新监狱里，那里共可容纳200人。如果他是中央情报局“特别引渡”计划的受害者，是在米兰街头或是在美国机场换机时遭到绑架的人，那么中央情报局会快速处理，把人送到旗下秘密监狱网络中的一处所谓的黑狱；带着头罩的犯人很可能会搭着波音737客机，客机为了这种任务，重新改装成豪华企业专机。根据《纽约客》杂志的说法，波音一直担任“中央情报局的旅行社”，替多达1245次引渡飞行拟定飞行计划，安排地勤人员，甚至代订旅馆。西班牙警察的一份报告解释，这项任务由波音设在圣荷西的子公司捷普森国际旅行计划公司(Jeppesen International Trip Planning)办理。2007年5月，美国民权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控告波音的这家子公司，该公司则拒绝证实或否认这项指控。

犯人一到目的地，就要面对侦讯人员，有些侦讯人员不是中情局或军方人员，而是民间包商的员工，根据求职网站职涯情报网站(www.IntelligenceCareers.com)站长戈登(Bill Golden)的说法：“一半以上的合格反情报专家是为包商服务。”如果这些自由之身的侦讯人员要继续拿到利润丰厚的合约，就必须从犯人口中拿到华盛顿的雇主“可以用来起诉犯人的情报”。就像犯人遭到刑讯时，为了不再痛苦，通常什么话都愿意说；包商也拥有强大的经济诱因，愿意采用任何必要手段，得到所需要的信息，不管信息是否可靠。 (在拉姆斯菲尔德旗下的秘密特别计划局之类新机构服务的民间情报包商，能够受到布什政府这么倚重，原因之一是这些包商已经证明，他们比政府中的同类单位更愿意扭曲与制造信息，以便符合政府的政治目标；毕竟政府是他们取得下一个合约的来源。)

在反恐战争中利用市场“解决方案”的做法，还有另一种低科技的版本，也就是政府几乎愿意付出最高的赏金，从任何人手里，得到跟恐怖分子嫌疑犯有关的信息。美军入侵阿富汗期间，美国情报人员放话出去，说愿意付3000到25000美元的赏金，奖励大家举发基地组织(Qaeda)或神学士组织(Taliban)的战斗人员。一份美国在阿富汗散发的常见传单上说：“得到你梦想不到的财富与力量。”在律师代表几位关塔那摩犯人向美国联邦法院控告时，这张传单被拿来当成证据，上面写着：“你协助反神学士政权的部队，可以得到几百万美元：这些钱足够你在佘生中，照顾你的家人、村庄和部落。”

没多久，巴格拉姆(Bagram)和关塔那摩的牢房就住满了牧羊人、出租车司机、厨师和店员，根据举发他们、收取赏金的人说，这些人全都是高度危险分子。

“你对政府和巴基斯坦情报人员为什么出卖你，把你交给美国人，有什么看法吗?”军事法庭军法官这么问一位关塔那摩监狱里的埃及囚犯。

根据已经解密的文字记录，这位囚犯显得很怀疑，回答说：“少来了，老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巴格达，用1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条命，何况是5000美元?”

“这么说是别人出卖你了?”军法官问话时，好像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

“当然。”

根据五角大楼自己的统计，关塔那摩86％的犯人都是在奖金公布后，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斗人员或谍报人员举发的。到2006年12月，五角大楼释放了360位关塔那摩的犯人，美联社追查到其中245位，205位回到本国后，摆脱了所有的指控。这种记录等于对美国政府以市场导向辨认恐怖分子的方法所产生的情报质量，提出沉痛的控诉。

9·11之前，国土安全产业几乎不存在，只不过几年里，就爆炸性成长到远超过好莱坞或音乐产业。更令人惊异的是，还没有入把安全产业繁荣当成经济中的个别部门来分析和讨论，没有人注意到，不受约束的警察权力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形成空前未有的结合，也没有人注意购物中心与秘密监狱合而为一的事实。某人是不是安全威胁的相关信息变成了一种产品，就和某人在亚马逊网站买哈利波特的书，或是某人参加了加勒比海游轮之旅、将来可能要到阿拉斯加度假的信息一样，可以随意贩卖，这样的做法会改变一个文化的价值观。如此不但会产生刺探、刑讯并制作假情报的诱因，也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要让当初造出这整个产业的恐惧与危机感永久持续下去。

在过去，新的经济模式出现时，不论是福特的革命还是信息科技热潮，都会引发极多的分析和辩论，大家会探讨创造财富方式的巨大变化是否也会改变整个文化的运作、改变我们的旅行方式，甚至会不会改变我们脑部处理信息的方式。新灾难经济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广泛的讨论。大家当然辩论过“爱国法”的合法性，争辩过无限期拘留，以及刑讯与特别引渡做法的问题，但是把这些功能用商业交易方式执行的问题，大家几乎完全避不讨论。辩论的课题仅限于发战争财和贪腐丑闻的个别案例，还有政府疏于适当监督民间包商的常见困扰，很少讨论更广泛、更深入的现象，也就是参加一场完全民营化、永远没有结束之目的战争，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问题有一部分是因为灾难经济偷偷避过了大家的监视。80和90年代期间，新经济以极为自豪、极为炫耀的方式自我宣传，科技泡沫尤其为新富阶级建立了前例，媒体推出无数的生活形态特写，报道年轻大胆的总裁站在私人飞机和遥控游艇旁边的样子，也报道他们在西雅图附近山间美丽的豪宅。

今天的灾难体系也创造了这种财富，不过我们却很少听说上面这种故事。2006年的一份研究指出：“从反恐战争开始以来，三十四大国防包商总裁领取的平均工资，是9·11之前四年的两倍。”2001到2005年间，这些总裁的平均工资增加了108％，同期内，其他美国大企业总裁的工资平均只增加了6％。

灾难产业的利润可能升到网络公司的水平，但是业者通常像中央情报局一样低调。灾难资本家会躲避新闻界，低估自己的财富，知道最好不要吹嘘炫耀。国土安全育成业者奇沙比克创新中心(Chesapeake Innovation)的艾斯纳(John Elstner)说：“我们不会夸耀保护大家免于恐怖攻击的巨大产业欣欣向荣，但是其中确实有庞大的业务，我们公司是其中一环。”

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美国政府隐私权法律顾问的史怀亚(Peter Swire)，说明反恐战争泡沫背后辐辏的力量时说：“政府有加强搜集情报的神圣任务，信息科技产业则迫切需要新市场。”换句话说，你面对的是政商财团主义：大企业和大政府把可怕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管制并且控制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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