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文学 译作
http://site.douban.com/widget/articles/237332/article/14970377/刘怡 发表于：《现代舰船》2011年11B毛泽东时代的“积极防御”正转向攻势
〔美〕詹姆斯•霍尔姆斯 吉原俊井 原作
刘怡 译
（原文载美国海军学会会报2011年第4期。译稿刊发于《现代舰船》2011年11月B刊）
雪洗了20世纪的“百年国耻”之后，中国正将其注意力放到印度洋上。我们自当以史为鉴，探究北京将如何权衡考量其近期在南亚的战略选择。
鉴于印度洋已然成为支撑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海上运输通道，中国正着手确立并强化其在这一海域的军事存在。以此观之，北京正以甘冒风险的姿态踏足这片归属未明的海域，这种进攻性姿态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尚无先例。
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证明，中国的旧式武装力量在对抗从海上入侵的西方征服者时实在太落后了。自那以来，“中国在介入任何一场冲突之初都将是较弱一方”这一假设就成为了中国军事战略的基本推动力。中国军队采取防御态势，冀望以此赢得扭转局势和发动决定性反攻所需的时间。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就是根据这一实用的治术训诫创立了其“积极防御”战略（Active Defense）。这一理念也启发并鼓舞了中国海军采用近海防御的战略。
不过，环境的变化已经使得毛时代的洞见发生了变更。今日的中国如果与其他竞争对手爆发战争，未必就是较弱一方。不仅如此，在万里之外的印度洋采取攻势还意味着北京试图摆脱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漫长“百年国耻”的影响，走出一条新路。而倘若人民解放军计划在南亚确立一种有力的前沿性存在，他们必须克服复杂地形的阻碍，与中国“近海”的需求以及在印度洋上占据“内线位置”的印度的反对进行竞争，然后才能沿海上“外线”接近该地区。而在印度洋上，坚守阵地的防御一方无疑享有全部的战略优势。
简而言之，继600余年前的明王朝之后，中国统治者又一次具备了将武装力量前出部署至印度洋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是，北京理解这样一项大工程的重要度，它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它蕴含的潜在可能——因为关注印度洋，中国将在东亚丧失更多机会。假使中国领导人真的将其军力大规模投放到印度洋，他们就须接受在某些“动荡区域”——包括黄海、东海、台湾海峡以及南海——遭遇更大风险的现实。上述水域直接毗邻中国大陆海岸线，显然比千里之外的少数挑战更能吸引官方的注意力。不仅如此，“近海”（Near Seas）还构成中国历史上的海疆边界，是国家荣誉与声望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不可能坐视其近海安全遭遇挑战。
从距离上讲，印度洋远隔重山，加之在中国毗邻水域还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北京的战略依然受到诸多限制因素的左右。不过另一方面，军事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据称有能力打击中国近海任何区域、甚至是印度洋地区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的问世——则有望舒缓这类桎梏。假如中国海军可以依靠其岸基火力在较远距离上提供支援，他们的指挥官就可能用较少的资源达成更大的目标。这一效应不仅在中国近海是如此，在南亚之类的遥远战区亦属同理。如果中国得以部署一支拥有远程火力支援的“经济型部队”（Economy-of-force，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建设和美国规模、质量相仿的“均衡型部队”而言的——译者注），则其近海遭受威胁的风险将被降低，而北京也将更容易下决心将其军舰派遣到外洋。虽说技术并不意味着一切，但它的确具有战略意义。内线与外线
我们可以借助战略地理学来阐明中国在印度洋维持其存在可以预期的收益以及所需承担的风险。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米兰•维戈将“内线”（Interior Lines）与“外线”（Exterior Lines）这两个概念——它们都来源于陆战——和海洋联系了起来。一百多年前，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把海洋比作一片浑然一体、毫无区别的平原。有什么地貌能比公海更适于借助“点”、“线”之类几何学概念进行分析呢？在使用海图和船舶运动图时，我们所倚赖的其实就是这些概念。
在《狭窄海区的海军战略与行动》一书中，维戈这样解释道：“如果一支部队是在敌方的两条战线间进行机动，那么它所处的位置就是‘内线’。内线位置通常是由中央位置演化而来的。中央阵位向某一个或某几个方向伸展，成为内线；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内线就是一系列彼此相连的中央阵位的总和。总的来说，身处内线的一方即使在实力上明显偏弱，也可以利用位置上的便利、集中兵力攻击敌军之一部，同时牵制住其他敌军，使其无法发动协同进攻——所谓各个击破，游刃有余。”
历史上，中国人一向习惯在内线采取军事行动。早在20世纪20年代（应为30年代——译者注），毛泽东的红军就曾遭遇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一系列“围剿”战役，后者一度成功地使身处内线的中国共产党濒临消亡。而当日本在1930年代入侵中国大陆时，他们也是自外线位置向内线进攻。这或许可以映证内线的战略优势并非一劳永逸的。
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也曾成功地贯彻了“遏制”战略（Containment），他们在近海岛链部署海空军力量，阻止内线的中国和苏联海军向外海伸张。自那时起，美国就一直借助与日本的同盟以及太平洋列岛（如关岛和夏威夷）上的基地确保其战略地位。
到而今，中国像过去一样占据着中央位置，拥有一切必需的优越条件，其近岸基地与武装力量的存在、进步神速的航天活动、以蓬勃发展的全国高速公路和铁路支撑的短途交通线路尤其引人注目。假如内线位置提供了维戈着意点出的优越性，则外围强国又须如何做才能获胜？林肯的战略
我们只消看看林肯是怎么说的就行，他可算是美国少见的自学成才的战略家总统。林肯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南部邦联占据内线位置，使得身处外线的联邦军很难对南方各州发动协调一致的进攻；在战争的决胜点问题上，他显然比北军的前线指挥官们先知先觉。
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在他的新著《百战锤炼：作为总司令的亚伯拉罕•林肯》（2008年）中指出，林肯总统正是依据“内线VS外线”的视野建构他的战时战略的：“在解释这一战略概念时，林肯本人显然较所有其他人更为通透。……‘我本人对此次战争的总体看法如下’，总司令写道，‘我方兵员较多，但敌方在各战场都拥有适于集中力量固守的工事’。联邦军要想获胜，‘我们就必须找到适于发挥我军优势的战法；而个中唯一可行之道，就是以优势兵力同时在几个战场对敌方构成威胁；如此，倘若敌方漠然视之，我军便可以从容地选择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战场发起攻击；而倘若对手作出调整、将某一战场的兵力调去增援另一地区，我们便放弃对已获增援地区的攻击，转而夺取并控制那个被削弱的战场，以取得最大收益。’”（上述引文摘自1862年1月13日林肯给D•C•布埃尔准将的信——译者注）
在林肯看来，邦联军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依据敌方进攻点的变化、随时在空间上集中兵力，而倘若联邦一方的进攻不能协调一致，邦联军甚至可能在具体的战场上形成相对兵力优势。不过联邦军终归掌握着总兵力和可用资源方面的优势。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同时起用这些资源。麦克弗森写道，“联邦政府只需招募更多兵员，就可以抵消南军在一两个战场集结主要兵力（空间上的兵力集中）的优势……还有能力在两条或更多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击——此所谓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显然，“兵力集中”（Concentration）需要优越的物质力量，需要可以将兵力投送到敌方后院的能力，也需要协调多重力量、在几个关联点上同时行动的能力——一旦外线一方发起进攻，处于内线的防御方可以借助其“主场优势”进行顽抗，此时进攻方务必调度得当、迟滞并摧毁其抵抗。
对外线一方而言，这样的要求自然够苛刻，不过倘若他们希望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获胜，就必须直面此类要求。二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上实行的“双叉战略”就是一个例证。两支部队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同时进军，迫使东京在两条主要战线上实施防御，这使得日军永远无法将其主力集中于某一空间、遂行决战。
不过，事实也证明，“双叉战略”的实施需要耗费海量资源，并且旷日持久；甚至对二战时的美国这样一个拥有绝对工业优势的国家来说，“双叉战略”的成本也造成了负累。倘若中国冒险深入一片由印度盘踞的海域——并且新德里还拥有中央阵位以及发乎己心的海上野心——则北京遭遇的将是和二战时的美国相似的任务。平衡不同战区
制定前文所述的计划时，林肯的出发点自然是“战争不可避免”、“军事胜利为第一要务”，不过他关于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和时间上的兵力集中的逻辑在和平时代的竞争中同样适用，当相对海军实力指数能够影响竞争的结果时尤其如此。在1974年出版的《海权在政治上的用途》一书中，战略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将一国炫耀其“生猛”的海上力量的能力与该国有效运用其海上力量的能力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海军劝服力”（Naval Suasion）。按他的看法，和平时期两国海军遭遇所带来的结果，主要取决于观察者所估计的两国海军现有装备在战时冲突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若想逐步获致此种海军劝服力，就必须在印度洋投放有意义的军事力量。它必须在这一海域积累起足够的海上力量——体现为远洋舰队和前进基地——来使观察家确信，解放军已经在印度享有天然优越地位的地区取得了相对于新德里的优势。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美国在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21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报告（2007年）中曾经承诺将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驻扎“可靠的作战力量”——在西太平洋，中国受困于内线位置，只能专心发展航天科技；在印度洋，则须抓住有限的机遇方可取得进展。而北京也只能在这样困难重重的的战略环境中艰难推进其外向战略。有鉴于此，海军战争学院的安德鲁•埃里克森副教授等三位在2010年秋的《亚洲安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迭戈•加西亚与形成中的美国在印度洋战略”指出，中国分析人士对美国在迭戈•加西亚的军事存在相当警惕，美国可以随时从该基地派出海空军力量、覆盖整个印度洋地区。
在权衡不同战场间的优先度——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一问题上，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概括出一个简洁的法则。他的逻辑有可能打乱北京的计划。克氏督促指挥官反复攻击敌方的“重心”（Center of Gravity），对这个“牵一发的动全身的重心，即力量和运动的中心”施以“一波接一波的打击”。这意味着“一切力量的集中攻击都应该指向敌人阵地的这个重心”（《战争论》第八篇第四章）。确定重心——“定焦”——因此至关重要。
不过，就像一切既有的法则一样，克劳塞维茨关于集中力量的原则也存在一个例外：“只有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容许（统帅）不遵守一切力量指向敌方重心的法则，那就是——当次要行动看上去可以收致不俗的回报时。不过仍须再三重申，只有在我方占据决定性优势、并且分兵不会令主战场承受过多风险时，向次要战场分散力量才是合理的。”（《战争论》第八篇第九章）
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家孙子建议将可用资源转向实施间接行动，或曰“出其不意”，以使敌方不得处于平稳状态。不过他也督促统帅节制资源，把握投入的“度”。显然，克劳塞维茨也好，孙子也好，都不赞成随意分散兵力。不过当中国领导人环顾周边，他们发现自己被众多——绝不单单是一两件——前途未卜的小冲突牵制住了。倘若中国海军指挥官们试图以其有限的资源把每件事都做好，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在地图上标出的每一个关键点上都收效甚微。
从北到南，涉及中国的争议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多变的朝鲜，中日东海油气田及钓鱼岛争端，台海僵局，南海海洋领土争议，以及马六甲海峡的前景——穿越该水道的航运随时可能因海盗、海上恐怖活动或大国间对立而中断。以上冲突都需要大量外交能量与军事资源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如何在不同战区间设置优先度排序可以算是北京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仔细想想吧。如果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出发，究竟哪一片近海水域才算中国的“主要战场”呢？中国在印度洋一定能获得足够视为“不俗回报”的利益吗？另外，解放军是否已经在整个东亚——更不要说其他了——战区保持了“决定性优势”呢？中国是否能分出投射至南亚战区的兵力，就取决于它将如何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要塞舰队”已臻成熟
技术力量可以抵消困扰中国战略家们的“克劳塞维茨困境”。围绕着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前景，美国海军学会会报已经进行了相当热烈的争论，本文的两位也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本文对ASBM依旧持不可知论态度。不过，姑且假设解放军已经部署了实用化的ASBM，并且该导弹的性能与五角大楼以及中国的战略家们所预见的相差无几。国防部提交给国会的2010年度《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包含了一份地图，其中标明了哪些海域处在ASBM的射程范围内——假设该导弹的机动式发射架沿中国的陆上边界部署，则其最大有效射程应当不超过2000公里。
因此，这道与中国国界平行的打击范围弧勾画出了解放军火力支援所能覆盖的最远极限。在边境基地里，中国导弹可以瞄准驶经整个黄海、东海、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舰船。它们可以沿印度东海岸攻击孟加拉湾全部。其射程甚至可以远达阿拉伯海北部。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像西藏和新疆这样干旱的内陆省份现在已经构成了中国海上前沿的一部分。解放军可以从那里向敌方舰队发射ASBM。
对贸然闯入岸防火力射程内的军舰来说，防御方的优势显而易见，这一点历时已久。审慎的舰长通常都会和海岸保持一段距离。1800年，威廉•班布里奇舰长率炮舰“乔治•华盛顿”号进入岸炮环拱下的阿尔及尔港锚泊，在那里，当地总督炫耀了其优势火力，迫使班布里奇执行一项他无法拒绝的任务。鉴于阿尔及尔的岸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强过仅有24门炮的“华盛顿”号，班布里奇不得不同意充任总督向奥斯曼帝国苏丹进献贡品的使节。
就这样，“乔治•华盛顿”号挂着阿尔及尔总督的旗帜驶向了君士坦丁堡——这一耻辱性事件验证了岸炮的优越地位。一个世纪后，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初期，令人敬畏的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同样拒绝冒险将日本舰队投入进攻，原因之一便是忌惮旅顺的俄国炮台可能向日舰猛烈炮击。
与历史上的先例相比，今天唯一的问题在于：实用化的ASBM究竟可以达到何种命中精度，打击多大半径。如果ASBM的真实性能与其宣传相当，则解放军大概很快就可以宣称自己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支实用化的“要塞舰队”（Fortress Fleet），从而使这一许久之前已经名声扫地的概念重焕生机：马汉在检证日俄战争的战训时，曾对俄军指挥官将舰队活动桎梏在岸基支援火力射程内、从而确保舰只安全的举动深表谴责。“要塞舰队”正是他对此种战略的贬称。
表面上，这种在马汉看来“全然错误”的海上用兵之道似乎迫使东乡的舰队远离了海岸，使旅顺基地免于遭受炮击。但马氏断言，就实际效应而言，“要塞舰队”战略使俄国海军的作战半径也局限在了旅顺港周边十几海里范围内。它还在俄军指挥官中助长了怯战之风，使舰长们宁可龟缩于岸炮的庇护中也不愿出战。
在马汉的时代，以上批评当然够中肯；不过，如果旅顺港岸炮的有效射程不是十几海里，而是数百海里，情况是不是会有变化呢？在那种情况下，俄国炮手可以趁强大的日本舰队还停泊在母港——例如佐世保——时就开火威慑它们，使日舰不敢踏足外海，从而赢得大部分制海权。与此同时，俄国舰队则可自由航行于公海、扫清残敌，本身不受任何损伤。鉴于岸炮射程大大加长，它也不可能再限制指挥官的进取心，或者束缚舰队的行动自由。由此可见，实用化之后的ASBM将使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有能力将支援火力投射到亚洲海域的许多地区，掩护解放军海军特混编队——中国的“要塞舰队”——对抗更为强大的对手。
此外，倘若北京选择在南亚建立一个基地网，解放军也将利用ASBM防御这些基地，对抗印度海军、美国海军以及其他可能的进犯者。如果ASBM得以前出部署到南亚、并进一步扩大其威胁范围，则这种防御的效果还会更加突出。中国海军可以凭借较少的资源完成更多的任务，即使它们是在远离本土的外线展开行动。部署在中国西南部的机动式ASBM将使解放军获得击敌侧翼的能力，抵消其既有的战略地理困境。设想一下，如果解放军海军把ASBM的使用和潜艇、水面舰艇的前出部署结合起来，则中国在向印度洋投射力量时面临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这有助于北京实现其具备有效海军劝服力的目标。缺乏保证的基础
现在看来，北京正在为其在印度洋确立长期的海军存在打下基础；不过，中国人并未尚未将全部资源都投入到印度洋竞赛中——也许是觉得为时尚早。这反映了他们审慎的外交手腕。就战略层面而言，ASBM这种“远程岸炮”可能使北京暂时没有必要启动庞大的造舰计划；后者可能对中国的东亚和南亚邻国造成不必要的刺激。就其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而言，大洋上的舰队存在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一支由令人生畏的情报、监测及侦察设备支撑的导弹部队可以使中国获得填补空白的手段；在印度洋地区，这支导弹部队和大舰队一样都是不可小觑的存在。
因此，ASBM有助于降低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操作门槛，控制外线作战所需的显性成本，并且使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存在至少看上去合乎克劳塞维茨式的效费比逻辑。北京也不必再恐惧会因过多介入遥远的印度洋外围利益、无暇他顾而牺牲自己在周边海区的迫切经济利益。
采取上述“前出部署”战略意味着中国要在导弹技术方面花费海量的资金，不过即便如此，印度或美国要想采取对抗措施削弱ASBM的有效打击力依然不甚困难。人们始终怀疑解放军是否具备在较远距离上侦察到敌方舰队的能力，卫星能否不受干扰地将敌情传递给第二炮兵的发射架，精确制导弹头又是否能准确覆盖移动中的海基目标。因此，我们对这种神秘武器依旧持不可知论态度。
就亚洲海域而言，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攻与守、挑战与回应之间保持一种互动。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作物种间的冲突或摔跤手的缠斗，目的是取得操作层面或战略层面的优势。而在岸炮-舰队这对攻防组合中，“战斧”巡航导弹与“宙斯盾”作战系统在1980年代一度使胜利的天平向舰队一方倾斜，不过到了今天，技术进步在成功地恢复了攻方的潜力之后，却又催生出了岸防支援火力革命，无疑眷顾的是防御方。而美国海军及其盟友能否再度将天平逆转过来，就要看他们的科学家、工程师及战术家即将开始干些什么了。附：笔谈中国海军战略问题之二
（特约记者：刘怡）
刘：让我们继续上个月的话题吧，亲爱的博士。
毋庸置疑，尽管您本人对反舰弹道导弹的效用依然抱不可知论态度，保护美国航母免遭导弹的攻击毕竟已经日益困难了。我注意到就在今年春天，美国海军学会学报曾刊登一篇题为“两个方向，一支海军”的文章，这个标题当然是用以形容解放军海军的前景的。不过，您不觉得美国海军自身也有必要建设几支不同功能的舰队吗？例如，倘若在中国大陆沿海以及台湾海峡使用航母特混舰队已经越来越危险，则核潜艇的作用就会得到突出。
霍：我得先感谢您寄来的《现代舰船》9B。我们之间的第一次笔谈看上去很不错，在我看来，没有比《现代舰船》更适合担当进行这样一种对话的平台了。尽管我只是之一，吉原君也会很乐意看到关于我们文章的进一步讨论。
就我个人而言，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个“反航母派”异端分子，更倾向于潜艇。我依然记得，17年前我就曾写过一篇关于海上联合作战的文章，呼吁美国海军将发展重点从航母转向水下武器。ASBM的出现只是进一步强化了我的看法。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战争论》第二篇第2章），它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因而我猜想美国将发展更新的技术和战术对策以抗衡ASBM。在未来若干年中，中美两国海军之间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往复交互影响。克劳塞维茨还曾把战争的双方比作两个摔角选手，他们相互扭打以取得战略优势。在中美海军对抗性互动的问题上，我认为这个摔角手的暗喻依旧很有现实意义；它还可以用来描述中美之间的许多其他问题。
刘：从这一点出发，我还想到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贵国真的着手建设不同功能的舰队，则现有的诸多体制和局面就必须进行大规模变革。例如，倘若华盛顿需要建造和部署更多潜艇来保持战略威慑力，则现有的海上战略指导和军工复合体结构便不得不伤筋动骨。海军和国会当中的“航母派”对此将作何感想？考虑到美国经济正处在又一轮衰退的边缘，这可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带过的话题。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也许会在海军建设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汉时代的不同：在今天，恰恰是一国的经济力量决定了其海上力量或曰“海权”的兴衰，而不是像马汉所说的——“海权对一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基础性作用。”
霍：对于“航母派”可能对美国海军的转型造成的阻碍，您的判断相当准确。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远在两次大战之间，热爱战列舰的海军上将们就曾反对舰载航空兵成为海军的一个独立兵种。正如军官们总爱说的那句话，“屁股决定脑袋”（Where you stand on an issue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
另一方面，倘若未来的预算紧缩当真十分严峻，这反而能为海军进行必要的改革提供催化。
刘：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地区又爆发了许多新的争端。看起来，印度海军也在对南海产生浓厚的兴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今年7月下旬，印度海军“埃拉瓦特”号坦克登陆舰曾经在南海海域与中国舰队发生对峙；最近又有消息称，印度可能向越南出售“布拉莫斯”反舰巡航导弹。在您看来，新德里是否可能采取一种反向的“积极防御”，即通过主动介入中国近海的冲突来实现打击中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这一目标？
霍：8月底的时候，一位美联社通讯员曾向我描述过传闻中的印度海军与中国海军间的对峙。我本人严重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众所周知，一切国际海事通信都必须通过第16频道，也就是国际船桥间通信频道来进行，军用舰艇也不例外。第16频道属于甚高频（VHF）频段，它只能支持视距内的短程通信。而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埃拉瓦特”号的印度指挥官收到了以明码发出的自称为中国军舰的警告，他们的了望哨却没有发现任何实际存在的军舰。考虑到VHF的有限通信距离，“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状况发生概率很低。
当然，就总体而言，长期以来我坚持认为印度有理由在东南亚拓展其国家利益，这不仅是对中国的一种反制措施——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也是出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动机。对新德里来说，“向东看”无疑有着充足的理由。
刘：2006年12月，我和我的朋友刘宇曾在《现代舰船》发表过一篇署名“凌云”的文章《龙脉：中国石油安全全透析》，您的同事埃里克森副教授和戈尔斯坦副教授都多次引用过。当时我曾设想，为了取得进入安达曼海的新通道，中国也许可以考虑参与泰国克拉地峡的开发项目，在那里开凿一条亚洲的巴拿马运河。这个计划当然面临许多现实困难，不过克拉运河一旦建成，北京将在印度洋侧翼获得极为可观的优势，而印度现在据有的内线地位则会被削弱。
除此以外，即使克拉运河的计划纯属空想，如果解放军海军可以使用缅甸西南港口作为基地，他们前往印度洋的里程也会大大缩短，并且使新德里的内线优势变得不明显。您认为，假如这一设想成为现实，美国海军是否会调整现有的基地网来适应中国的进攻姿态？印度海军又可不可能和贵国联手，以抗衡处于“攻势”状态的中国呢？
霍：说到克拉运河，我认为它一旦建成，无疑有助于使自东亚出航的船只获得一条和平时期的新航路。这条新航路令它们得以绕开马六甲海峡，也绕开潜伏在马六甲水道的海盗和其他潜在的有害威胁。不过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我们当然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要使这样一条运河保持畅通会相当困难。在20世纪初，马汉曾对加强巴拿马运河的防御做过不少研究，德国人也曾苦苦思考如何保护威廉皇帝运河（基尔运河），只是因为美德两国的对手缺乏有力的攻击武器，他们所担心的攻击才没有出现。无论如何，要保护一条运河总是相当困难的。
不仅如此，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好像还没有正式向泰方提出合作开凿运河的意向吧？我注意到，提及这一事由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探究运河的战略价值，却没有多少涉及一个主权国家（比如泰国）是否会赞成在本国开凿一条国际化运河。泰国之于中国，也能像巴拿马之于美国一样（俯首帖耳）吗？我们无从知晓泰国人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计划的。至于我本人，对此表示显著的怀疑。
刘：老实说，我可不觉得“班布里奇觐见阿尔及尔总督”是什么有趣的故事。它倒像是个隐喻——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年，理查德•戴尔准将的小舰队就前往地中海，开始对的黎波里进行封锁了（的黎波里，真够内涵的！）。“大E”的前身“企业”号炮舰还在1801年8月1日的一次海战中击败了柏柏尔人炮舰“的黎波里”号。以牙还牙称得上贵国海军的一项传统，不是吗？
最后，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继续与我以及《现代舰船》广大读者的对话。下个月的主题将是德国海权的历史经验对中国海军战略的启示。
霍：我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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