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借助齐泽克在观看世界的同时观看自己。而齐泽克的视野中也不得不纳入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是今天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的、难以脱钩的环节。
中国之外的“中国性”
中国对齐泽克意味着什么，齐泽克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中国对于齐泽克的接受和齐泽克在西方出名只有非常短的时间距离，而且在21世纪之后的这些年，对于齐泽克的介绍和翻译一直是中国批评理论的焦点。高产的齐泽克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著作都得到了翻译。中国对于齐泽克显示了巨大的热情，这种热情几乎只有20世纪80年代对于萨特和尼采的热情可以相比。但和对于萨特和尼采的直接的挪用不同，中国对于齐泽克天马行空式的文字和我们自己的关联一直感到了迷惑。一面是翻译的热潮，一面却是阐发和运用的匮乏。我们认定齐泽克和我们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又如此地暧昧不明。同时，我们相信齐泽克说出了我们的某种内在的欲望，但这种欲望又找不到具体的表达。我们和齐泽克之间构成了一种复杂难解的关系。他属于我们，却又飘在我们之外。对于齐泽克，中国知识界的热情和困惑几乎成为难以弥合的裂缝。我们渴望齐泽克给予我们一个切入当下的路径，同时也渴望他的表达赋予我们自己一个形象。但他用诡异的表达和复杂的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表述展现给我们的却又是在我们的语境之中难以“完全”加以陈述的“冗余”之物。
从1999年《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被翻译为中文的时候开始，齐泽克就意外地具有了某种奇特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的诡异之处在于它是在中国之外的存在，除了最近几篇文章之外，中国显然在齐泽克的视野之外，并不是他关注的焦点。但他又无可争议地处于中国最近的文化讨论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之上。他的思考其实已经深深地缀入了中国当下的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他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其实已经成为中国切入自身和世界的一个角度。中国借助齐泽克在观看世界的同时观看自己。而齐泽克的视野中也不得不纳入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是今天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的、难以脱钩的环节。今天，我们探究齐泽克和中国，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社会之间的遭遇，而是这个时代和他的一个最敏锐的阐释者之间的遭遇。
全球化浪潮中的“相似性”
齐泽克和中国的遭遇的关键点在于，齐泽克和中国同样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背景。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他们是跨出了过去的社会主义经验之后，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的。社会主义的记忆对于中国和齐泽克来说都不是一个虚幻的“他者”，而是一段具体而微的生活经验，一段实实在在的、难于抹去的日子。这些时刻仍然活在我们的中间。于是，齐泽克的许多敏锐的见解不可思议地适应于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不可思议地变成了一个焦点和中心，变成了全球化中被所有人关注的对象之时，齐泽克和中国有一个其实是意外的“相似性”。他们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时代的“红人”，是这个时代被全球的不同层面的群体所感到兴趣的，有着相似的社会主义的记忆和经验，却又同时受到了追捧的事物。
齐泽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领域中的遭遇和“中国”在90年代以来的遭遇非常接近。他们都被视为和主流不同的“他者”和“边缘”，但却是意外地改变了 “中心”的“主流”的“他者”和“边缘”。中国的命运和齐泽克的命运其实有一种殊途同归之处，在“齐泽克制造”的无数新的理论和大量的著作受到西方学院的矛盾对待的同时，其实“中国制造”这些年的遭遇和他格外近似。一方面，学院批评理论对于齐泽克的耸人听闻和新奇的想象力感到震惊和不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他者”的意外来临造成的奇特境遇。这个“他者”是一个来自外部的“闯入者”。他和拉康、福柯或者其他人的不同在于他是一个来自社会主义的记忆和生活环境中的人，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理论本身也有一种奇特的“他性”，他对于西方左翼文化的某种不屑和对于“政治正确”这样的事物的轻视和嘲讽都让他显得特立独行而变得格外耸动和诡异，他对于各种“游戏规则”的蔑视也使得他让人畏惧和震惊。另一方面，他对于理论的熟悉和让人无限钦佩的分析能力以及穿越界限洞悉各种本文的能力都让人产生真正的钦佩。他对于德国哲学的深厚功力和对于精神分析的自如运用都让人感到力量。他的那些独到洞见让所有人感到迷恋，也让西方的学院产生了新的依赖感。“齐泽克制造”的大量“理论商品”的文本中有无数闪光的分析，也有许多重复和冗余之处（他的著作有大量的互相引用和重复），让人感到既畏惧又迷恋。其实，“中国制造”的大量商品也有这样的特色，一方面，“中国制造”的涌入所造成的震惊和不适让许许多多西方人感到刺激和难以理解。“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渗透以及介入的深度和广度都让他们不解和不快。“中国制造”也是一个有过去的“社会主义”源头的闯入者，意外地变成了无处不在的这一波全球化的最为引人瞩目的商品。这当然有其不可思议的地方而引发震惊和不适。另一方面，这一波全球化又意外地以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可能性空间，“中国制造”又已经变成了全球最为引人瞩目的力量，变成了被依赖和迷恋之物。其实，在对待“齐泽克制造”的众多理论和对待“中国制造”方面，历史提供了一个惊人相似的状态。他们都意外地投射了冷战之后全球化之中的资本主义自身相像的微妙和复杂之处。可以说，它们都是某种有趣的“全球商品”，穿越了文化和历史的限制，在西方呈现了自身。
齐泽克和中国的两方面联系
在这里，我以为齐泽克和中国在两个方面有一种巨大的联系，以齐泽克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正好有两个绝妙的交叉之点。一个就是对于过去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经验的共同性。这其实标定了齐泽克和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另一个则是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中的位置和角色。这其实标定了齐泽克和中国之间的当下联系。正是由此展开的齐泽克和中国之间具有一种关联。齐泽克是阐释中国的一个必要角度，而中国也是阐释齐泽克的一个必要角度。
第一个方面显然是齐泽克和中国“相似”的最具直观性的一面。齐泽克的矛盾论述其实也揭示了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中国革命的历史意外地遭遇了齐泽克的深刻洞见而具有了新的意义。
这里的分析其实恰恰阐明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当时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受到了冲击，激进的政治运动已经招致了厌倦和反感。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展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一种要求从计划经济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的勇气和愿望。这里其实明明白白地将上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表达出来了。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秩序中“解放”的相像。其实，上世纪80年代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上世纪80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题。“主体性”正是整个80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展开的前提。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变成了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梦想。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中，我们的相像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上的，我们好像是用头脑站立在世界上，我们虽然仍然面对匮乏的生活和新的来自外界的物质性诱惑，但我们的纯粹精神追求和抽象理想支撑了我们的相像和追问。但上世纪90年代的后新时期却是将80年代的抽象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将80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正是被90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所具体化的。
齐泽克和中国相似的第二个议题，就是齐泽克和中国的当下境遇。齐泽克的另外一个思考揭示了问题的另外一面。其实到了今天，全球化已经无法遮掩劳动的“痕迹”。这些痕迹有一个最为明确的名字：“中国制造”。它以消费品的方式包围了西方。而在理论领域中，它也有一个名字：齐泽克。它以无穷无尽的新理论的生产包围了西方。中国让西方再度发现被隐在背后的生产仍然存在，而且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挑战。中国一方面按照资本的逻辑在生产着巨量的商品，给予全球资本主义一种新的价格机制的同时，其实也呈露了难以遮掩的劳动的具体性展开。中国释放了个人的力量，千百万中国人民开始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幸福和机会的时候，他们释放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这些曾经彻底地压抑自己的消费欲望的普通人的渴望被肯定，他们追求的具体而微的生活满足被肯定，这个时候，中国也恰恰开始前所未有地崛起。中国的一切生产要素由于这些渴望满足自己消费愿望的普通劳动者的努力而被激活了。于是，当年我们曾经梦寐以求，却好像无比遥远的希望就摆在了面前。中国的现代性曾经将“消费”的满足视为危险，但今天的中国却发现“消费”激活了生产。在中国人开始大胆消费的时候，中国也成了世界工厂。在西方对于“非实体”的经济，对于资本的流动异常迷恋的时刻，中国其实呈现了生产的某种“本质”，告诉世界，生产本身是绕不过去的。正是“中国制造”提供的产品，支撑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资本和信息的无穷流动。它是全球资本主义维系自身想像的基础。这正像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揭示了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秘密，让全球资本主义通过批判理解了自身一样。
齐泽克和中国其实很近。中国和齐泽克拥有意外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齐泽克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理论的“中国”，而“中国”则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齐泽克”。
（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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