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
韩德强:著名学者,和谐社会理念最早提出者之一。长期研究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涉猎甚广,在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多个领域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尤其重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是真正的思想家,虽不同于高度细碎化、规范化的学术界,却注定要影响人心,影响社会,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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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纲
全球变暖的双重属性:科学问题与政治问题
气候变暖,谁的责任更大?
装模做样的国际环境会议
应对环境问题,中国应树立大国心态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学网为您带来的《大道师说非常势》栏目。 十一月二十八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港口城市德班召开,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施及绿色气候基金的启动等议题。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及相关环保组织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气候变暖会极大地威胁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今天,我们就和韩老师来一起探讨由气候变暖引发的各种问题。
全球变暖的双重属性:科学问题与政治问题
主持人:关于气候变暖,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争议又没有定论的问题。一些科研人员从专业角度来质疑气候变暖问题,他们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说近两百年来气候变暖是因为地球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经历了一段小冰川期的时期,因为这段时间气温是比较低的,所以现在的人们感觉温度越来越高;还有一个是说二氧化碳占大气的成分很少的,只有0.054%,本来就微不足道,地球的二氧化碳排放中95%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和人类活动无关。韩老师怎么看科学界对于气候变暖这个问题的一些反驳意见呢?
韩老师:我从80年代开始关注二氧化碳问题,那个时候注意过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能源问题。能源问题就是在具有足够能源的情况下,就可以造出许多物资来,或者回收废旧物资,也就是说资源问题最后可以归结为能源问题。只要有足够的能源,资源都可以造出来,或者用替代的资源,比如说用光纤电缆去替代铜线,这样对铜的需求就可以减少。在有足够的能源的情况下,今天大量的废弃电路板当中的铜或者金就可以回收,所以资源问题主要都可以归结为能源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就是环境问题,普遍性的环境问题是二氧化碳问题。其它问题,像水资源问题、酸雨问题,因为开矿遗留而造成的污染问题,这些都是局部性的问题。比如水资源问题,撒哈拉缺水、以色列缺水、沙特缺水,但是巴西不缺水,中国的长江流域不不缺水。所以你会发现唯有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在环境问题上主要的问题是二氧化碳问题,在能源与资源的问题上主要问题是能源问题,我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结论。
但是我没有料到会有一种声音说二氧化碳问题不是主要问题,现在气候变暖不是因为人类工业文明造成的,而是人类恰好进入了一个变暖时期。对于这种说法我确实是比较怀疑,我大体还是认为我们今天的气候变暖是因为工业文明的过度活动而造成的。但这确实不是一个有科学依据的结论,我只能说这是感觉。因为认为气候变暖是由于工业文明活动造成的,这是一种说法,认为不是的那批科学家也有他们的数据。实际上两头的数据都是不够的,我现在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正常感受。我到北京已经有27个年头了,85年刚到北京时北航的荷花池每年冬天都会有比较长的滑冰期,但是现在滑冰期已经取消了,因为冰层冻得不够厚,没法滑冰了。前年去哈尔滨,人家也给我讲这样的故事,哈尔滨过去零下20℃甚至30℃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实际上接近零下20℃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哈尔滨的冰灯节也只得往后推。你会发现全国各大城市、各个地区基本上都出现类似的感受——过去冷,现在比较暖和。更早的时候,在我老家,零下8-9℃,甚至零下10℃的情况都出现过,雪下得特别大、特别厚,但是现在这种气候就很少见了。所以我认为气候变化和生活经验是吻合的,问题就是怎么去解释它?是工业文明引起的?还是因为人类进入一个变暖期引起的?我对有些说法很怀疑,比如说十五到十八世纪是个小冰川期,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十九到二十世纪就进入一个变暖期?按我刚才讲的逻辑的话,就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至少在中国气候还是非常寒冷的,这个两百年三百年间的变化不足以解释我们二三十年间感受到的变化。而且地质周期变化的时间都比较长,如果两三百年作为一个变化周期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似乎太短了。可能地质周期以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为单位发生变化的,像恐龙的灭绝就是一个例子,大概就是以几十万年为单位,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大周期。以大的地质周期来解释短时间的变化我认为是不通的,因此我还是坚持认为气候变暖主要原因是工业文明的过度活动,或者说工业野蛮的过度活动。我一向认为所谓工业文明是对西方两百年以来资本主义的一种美化,因为它的本质是野蛮。
主持人:还有一种意见是这么说的,气候变暖是不是真的其实并不重要。从一些事实材料来看,西方社会可能是在借助气候变暖的问题在故意炒作、掩人耳目,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意图。比如撒切尔夫人上台的时候,她为了推广核能,就故意通过气候变暖问题来打压一些煤炭工厂,还有一些说法认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故意拿这个问题来排挤一些新兴的经济体。韩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韩老师:这个问题固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气候问题是发达国家制造出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借口,这个观点我还是不能认同。我觉得阴谋论色彩实在太强了——什么事情都是他们造出来用以控制世界的。气候变暖问题首先是对西方很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是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根本否定意义的命题,制造出这么一个话题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所以直到08年,美国总统才正式承认气候变暖是工业活动的产物,而此前他们是一直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所以阴谋论这个论调我是不太赞同。反过头来讲,这个世界确实是有诸多阴谋集团在活动的,这个主题不见得是他们提出来的。但是这些阴谋集团会利用别人提出的主题来维持他们自身的利益。
主持人:说到一些利益集团,我这里有一些例子,高盛公司到2008年为止已经花了三百五十万美元来游说气候变暖问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从09年美国国会就开始讨论《气候法案》,如果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就会对一些排碳量比较高的企业征收一些税种,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韩老师:这个就是说现有的政治结构,现有的政治安排,他是会利用各种议题来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资本主义不断追逐利润增长的这种制度,他不断地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新发明来刺激人的欲望,然后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因为这种制度鼓励人们去想象大汽车、大房子、高速公路和飞机,这种制度说到底是和地球有限的资源、平衡的环境相互冲突的。资本主义制度说到底是一定是一种自取灭亡的道路。可是问题是这个道路他不简单以二氧化碳问题作为最重要问题。因为他制造了一系列问题,不单是气候问题,而且还是其他一系列环境问题,比如说酸雨问题、土壤退化问题、草场沙漠化问题。资本主义是制造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正在使地球变得不可居住,它同时需要巨大的能源,这个真正需要受到谴责的就是这么一种制度。但这种制度他恰恰是被回避掉了。然后说你看这制度当中全球普遍性问题是二氧化碳,咱们怎么解决?就要征收二氧化碳的排放税,简称要对碳排放量征税,可是问题什么是二氧化碳排放,我们每个人都在排放二氧化碳,要不要征税,当然他发现征收每一个人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征税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这不就是人头税吗?
主持人:对!
韩老师:比如说发电厂,比如说汽车,或者说飞机,按运行里程、碳排放产生的总量,我给你算一下再征税。这个税其实可以叫“屁税”。就是工业放的屁嘛!工业放的屁越来越多,把整个天空给包围了,然后地面上的热量辐射不出去,造成温室效应。我说的这个“屁税”是有人说过,那个时候我印象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他们要征收牧场养的牛、放的羊这种食草动物反刍动物,会排放出大量的甲烷。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所以要对牛羊按照数量进行征税。电厂排放的岂不是工业放的屁嘛!所以过去一个老百姓诅咒政府,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的时候,你这个政府是不是连放屁都要征税。所以问题是两个层面:第一我认为二氧化碳这个命题是个真实的命题,第二使有人利用这个真实的命题获取他们自身的好处,特别是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他向全世界征收“屁税”。
气候变暖,谁的责任更大?
主持人:好,我们也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看这个气候变暖的问题。比如说首先是中国的问题,因为在历次的国际气候大会上,西方国家都会指责中国,说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对资源的消耗量特别大,而且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全球排放量的百分之二十点七,五分之一左右,所以中国要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那么韩老师是如何看待西方对中国的指责呢?
韩老师:这种指责显然就是西方强权的体现。因为你真要说今天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是谁的责任?是西方国家的责任!历史的责任是他们的,现实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但是国际政治的权力是他们的,所以他们说不是他们的责任,是中国的责任。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历史的和现实的责任是他们的,历史的责任我们很好理解,因为是西方国家最早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但现实的责任呢?中国确实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
韩老师:历史的责任还得需要解释一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开始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拥有自主的技术体系,但是还来不及转化成大规模的消费品生产的时候,中国的工业活动能够对大气造成影响大概会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后逐渐对大气活动造成影响。问题是说,美国活动多少年了,美国的工业化什么时候完成的,英国的工业化什么时候完成的?我们都知道酸雨问题,我们也都知道光谷、雾都的概念,这也就是说环境问题是过去工业革命至今两百多年里一直是西方在制造环境问题。中国顶多是一个后来者,赶了一个末班车,这个叫历史的责任是应该归西方来承担。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实的问题,现实的责任也应该由西方来承担。因为说到现实,他们说中国排放了全球二氧化碳的百分之二十。这恐怕也是真的,我们不是有一个概念叫全球化吗?我们不是都听说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吗?全球化的世界意味着生产在中国进行,污染是中国在排放,资源是中国在消耗,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运到美国去消费的,运到欧洲去的,运到德国去的。也就是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流通、全球化分配、全球化消费的时代,中国实际上是成了世界的生产加工厂,而美国、欧洲、日本是世界产品的消费场所。我们生产出的产品是他们消费的,因此我们这里所制造出的二氧化碳实际上根源在发达国家。我们生产的是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活动,他们生产的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能耗的产品。他们又是高利润。实际上中国跟美国之间,跟欧洲日本之间形成了这么一个分工,人家的大脑工作是大脑的工作,心脏的工作;大脑是指芯片,美国、日本、德国、欧洲他们生产芯片;西方还生产心脏,各种各样的发明技术创造,在西方国家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业发动机柴油发动机,船用的,汽车的,比如发电机,所有的驱动装置都是掌握在西方手里。所以西方在工业分工当中他们是一个大脑工业,一个是心脏工业,然后由中国来生产钢铁、水泥、平板玻璃,什么组装电视组装电脑笔记本,我们生产的是一种低利润、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简单说,我们仍然用刚才“屁”的说法,人家是心脏大脑的产业,放的屁比较少,我们是肠胃的产业它就老放屁,最后按放屁量的多少来征收那当然是我们放的屁多了,人家放的屁少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说法。现实的责任也主要是它们的。但问题他们不这么说话,他讲国际政治的时候,他转嫁他的责任,他就说按GDP来算账,那我们就非常吃亏!
主持人:也就是西方实际上是在拿一些静态的数字来掩盖真实的原因。
韩老师:对!他不讲世界经济的结构,也不讲世界经济的历史,他单按排放量这个指标来测算,来平摊。
主持人: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是非常具有阴谋论的色彩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如果把中国的GDP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叫IPCC)的报告联系起来看,非常有意思。或许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意图。比如在在1990年时,IPCC发布第一次报告的时候,中国的GDP按当时汇率算只有2000多亿美元,还是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国际社会也没有什么指责中国的声音。但到1995年IPCC发布了第二次报告,当时中国GDP已经超过了7000亿美元,进入了世界十强,排名世界第七。于是该报告就说人类的活动对地球地球气候和气候系统的影响已经可以被检测出来了,就开始炒作气候变暖问题。到2001年的时候,IPCC发布第三次报告,中国的GDP已经突破了一万亿美元,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这个报告就说有更强的证据表明,这50年增温可能归因于人类的活动。2007年发布第四次报告时,中国GDP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紧逼德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该报告将二氧化碳引起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变暖可能性从2001年的66%提高到了90%以上,也就是说二氧化碳成为气候变暖的主要问题了。韩老师是怎么看这组有意思的数据呢?
韩老师:我觉得,这个数据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巧合。气候变暖问题不是专门研发出来打击中国的,这样一个论调阴谋论色彩确实太强了。这也包含一种受害者心里,老觉得中国是受害者。所以什么问题上都把自己想象为受害者,人们专门构造阴谋陷害中国。这样思考恐怕确实不妥当。
主持人:我们是否可以说是有些国家借这个问题来压制中国,但不能说故意制造了这个话题压制中国?
韩老师:要害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没有权利和地位,所以任何问题都可以拿来打击和压制中国。这不光是IPCC报告的问题。IPCC也很有意思的,你把它变成半中文半英文就是“我的屁是中国的”——西方人放的那个屁算成中国的。当然这是开玩笑。
装模做样的国际环境会议
主持人:不管是真是假,各国政府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也都愿意坐下来谈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有从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为了碳减排也召开了许多会议。其中比较有名的如97年京都会议,2007的巴厘岛会议,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以及去年的坎昆会议和今年的德班会议,而且这些会议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其中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已经开成了万人大会,而且有成千上万的环保主义者拥挤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但每一次会议都因发达国家的冷淡态度而造成不欢而散的结局,所以说收效是很少的。韩老师怎么看国际社会为了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比如说召开政府间的高层会议和签署的一些国际条约?
韩老师:这至少说明,从京都会议一直到到坎昆会议,这些会议确实不简单是专门针对中国。其实,在这些会议上表现一贯不好的总是美国,他老是在逃避责任。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美国哪怕按总量计算,不按照结构来说美国的排放量也是很大的,如果按结构来说,中国的排放量至少一部分应算到美国头上,所以他不愿意承诺减排。从这个意义上说阴谋论腔调确实不合适。我认为首先还是应该肯定人类减少二氧化碳所做的努力。只不过我认为很可能已经来不及了。90年代后期有一些科学家就提出来说,人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哪怕减下来也来不及了。人类排放二氧化碳量现在每年都在增长,假设是零增长,甚至是5%或10%负增长,也已经阻止不了二氧化碳的爆炸式增长。因为人类气候变暖已经越过了一个临界点,越过这个临界点意味着西伯利亚冻土带里的微生物开始活跃起来。而西伯利亚冻土带微生物一旦活跃起来,就会把冻土带里的腐殖质分解,制造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西伯利亚冻土带里蕴藏的二氧化碳量5000亿吨左右,是人类现在每年排放量总量的50倍。因为冻土带的腐殖质分解,造出更多二氧化碳,使气温上升,气温上升又使得西伯利亚冻土带加速分解。这个进程已经启动,因此,所有这些政府间会议只能控制人类可控的部分,控制不了西伯利亚人类不可控制的部分。因此,所有这些会议都变成装模作样。
主持人:也就是可能说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韩老师:那边是西伯利亚每年分解出来的二氧化碳数以百吨计,这里各国每年减少几十亿吨,你看这有意义吗?这些问题数字当然有待进一步推敲计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末日危险的问题。因为我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把人类带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绝路。这个问题必须要批判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要批判这种无限度的生活消费方式。但是这个问题就没有人敢面对了。
主持人:是不是说,要从根本解决包括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需要对人类200年来的工业文明进行反思?
韩老师:对,毫无疑问,但说对两百年来的工业野蛮进行反思才比较妥当。这个反思是最困难的事情。比如说,人们在欢呼ipad,说这是巨大的科技进步。但你是否知道,这就是人类过度消费物质资源的一种方式。又比如说A380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大,对大气层破坏也极其巨大,但我们也跟着欢呼。你看所到之处,学校和政府的墙上都写着“创新”。北京市政府刚公布的北京精神就写了8个字,其中两个字就是创新。创新是什么?就是在每个环节都追求更完美,技术更进步、更先进、更方便、更快捷,其实一定意味着消耗的能源更多,造成的环境污染会更多。单个来讲也可能会减少,但总量上一定会进一步增加。这样一种日常工业活动不得到有效的反思,仅仅征收“屁税”那完全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那里捞钱的手段。
应对环境问题,中国应树立大国心态
主持人:虽然人类的一些努力对于解决气候问题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像我们以前的节目提到过,我们要想象一个美丽的新社会,也要相信另一个世界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话,除了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我们有什么基本的理念或者主张有利于我们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真正为人类找到一条出路呢?
韩老师: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在文化理念上,摒弃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理念,许多环保主义者也有这种理念。不是说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要摒弃这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理念,实际上要反思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要反思把资本主义鼓吹成历史进步的舆论和潮流。应该认识到资本主义带来技术进步的同时,它可能带来人类毁灭的灾难性的后果,必须要兼顾两面,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反思这两百年的工业野蛮。其次要设计一个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首先要想象有一个世界性的协调机构,可以叫世界政府,当然,一开始就有一个世界政府可能不现实,但是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协调结构来分配各国的环境、人口和资源。也就是,当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印度你干不干?美国你干不干?我们同步实行计划生育,这可以;我们同步减少工业活动,这可以。如果说哪一个国家单方面的减少的话,他很可能自取灭亡,他就被弱化,被别的国家侵略、摧毁。实际上需要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来控制世界资本活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单个国家都会追求他的高增长,各个国家之间就会形成军备竞赛。你要高增长,我也要高增长,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机构来分配增长指标、控制增长指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类社会在追求自我毁灭的时候是争先恐后、极其疯狂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
韩老师:全世界范围内要有顶层计划,这个碳排放计划就是个顶层计划。但是我们还需要能源消耗计划、经济增长指标计划,要有各个层次的顶层计划设计出来,然后才有可能把人类追求GDP增长的恶性循环逐渐扭转过来。
主持人: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对西方工业野蛮的反思中,来重新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自己的文化呢?
韩老师: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天人合一是我们古老的理想。这个理想应该说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有两重意义。 第一层就是中国从来没有把资本的力量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去,我们从来就是士农工商的排序。商的位置,资本的位置是在末位的。资本的发展、技术的发明、工业的活动必须服从于人类的需要,而不能用来践踏、破坏人类社会,这是中国传统智慧之中的第一条。
比如说汽车这个东西,汽车好不好?对于个体而言,它就是件好事,所以当福特去搞他的T型车的时候,他当时是由一个雄心壮志,他说要让每一个美国人都开得上他那个T型车,他要把价格降得很低,让每个美国人都买得起汽车。让汽车成为大众消费品。听上去他这话挺好的,至少没有把汽车当成奢侈品发展,与通用公司的主张相比,福特的主张更有大众性,更能为社会所接受。但福特的动机,他做T型车的动力,也是要追求福特公司的利润。
假如说我们将来有一套制度建立,任何技术发明创造都要对它的长远后果进行评价,比如说在汽车发明之初我们就应该进行评价,假如说世界都布满了汽车,我们要多少能源?多少资源?我们会产生多少污染?评估说汽车只能用于公共交通,不得用于私人交通,不能一人一辆汽车。这就是对技术后果进行评估之后,我们只发展公共交通事业,不发展私人交通,这就是对技术的一种有效的利用。但是,我们的汽车产业不是以发展人类的公共交通为目的的,不是服务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为目的的。他们只关心能不能造出汽车,有多少人买。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有人担心一些问题:汽车要烧很多汽油,汽油来自石油,石油没了怎么办?然后就有一群资本家这么说:造吧,世界上资源多得很,没了石油可以再去找啊,寻宝啊,到中东,到印度尼西亚,到南美,四处去开采石油。他们认为技术制造的问题用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通过开发新的能源来解决,人类就走上了这么一条路径,越来越多的新能源去满足越来越多的新技术。然后他们振振有词:既然过去能找到石油,今天能找到核能,未来也可以找到核聚变能,总之不停地创造,不停地发明,有不停的新能源来满足。至于说环境污染,也可以通过工业技术发展来解决。
主持人:这是不是西方的一种技术崇拜呢?
韩老师:这叫技术迷信,认为一切技术制造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我认为一切问题不是技术制造的,而是资本主义这种以利益为中心的制度制造的,资本主义使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主持人:中国传统文化是怎样看待技术的呢?
韩老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技术只是奇器淫巧,技术不见得要多么发展。当然这个说法太消极,但是我们今天应该考虑技术应该干什么?技术主要是要解决我们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体力消耗过大的问题,我觉得拖拉机的技术就很好,联合收割机的技术看来也不错,包括井下煤矿的掘进机、采煤机都是有效的减轻劳动强度的技术。这些技术副作用很小,正作用很大。但另外一些技术问题就大了,比如说飞机技术、汽车技术,这些都属于制造重大社会问题的技术。汽车已经成为地球上的灾难,不但消耗能源,制造污染,而且也不方便,也不快捷。车都堵在路上,“交通”现在变成“交堵”,中国首都北京,现在变成“首堵”。这些都是因为社会是受资本所控制的,资本又是靠技术来获取利润的,这样我们就制造了技术迷信,技术迷信背后是资本、利润占主导的一种社会制度。
主持人:从您刚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环境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从历次气候会议中我们发现中国其实在话语权上一直被西方国家所主导,一直处于一个被动的、被人家指责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依靠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扭转这种话语权呢?
韩老师:这个提得好!中国今天为什么处处被动挨打,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对世界的想象。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大国必须对世界未来负责,也必须提出对未来世界的设想,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设想!所以欧洲人说我们要控制碳排放,防止气候变暖,那他这一说,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他们是以保护全人类的名义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实际上以我刚才的思想完全可以在国际会议上变得很主动。比如欧洲人提出来说气候变暖了,保护地球,我们就上去说“对、对、很好”,就应该保护地球,但是第一你们要付历史账,第二你们要付现实账,第三造成气候变暖问题和一系列环境资源问题的根源,是你们欧洲发源的工业革命和工业野蛮。怎么办——要向我中国学习!中国以前一不小心跟着你们上了贼船,现在我们一起下来。我们以这个思路,是可以让这个世界有另一种选择、另一种想象!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环保主义组织面前,取得道义的制高点。你刚才不是讲到了吗?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中住满了各种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环保组织。如果中国提出来这样一种想象,那些环保主义组织者都跟着中国走,都当中国的粉丝,这不是很好吗?中国就获得了世界性的道义的形象。
主持人:这样也可以扭转中国一贯被指责的被动状态。
韩老师:那当然。我们可以指责美国过去屠杀印第安人,指责欧洲曾经制造两次世界大战,这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闹的。
主持人:而且西方的历史总是劣迹斑斑的。
韩老师:对!我们要敢于去指责批评西方,我们客观上干的坏事比较少,我们受害的比较多,我们的历史除了受害的历史,就是自我建设的历史!我们侵略、奴役别人的历史至少在近二百年是没有的。我们有这这么好的道义基础,为什么不敢运用这种道义基础把它变成我们中国的话语权呢?
主持人:非常感谢韩老师精彩的点评,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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