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12年中国外交划八策
郑彪
2012年将召开中共十八大，预计外交政策也将沿十七大的战略方向并根据世界形势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态势做出新的部署。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战略调整似已经开始。当前，迫切需要确立正确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架构。年来笔者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已多有论述和建言，值此全球辞旧迎新之际，索性对2012年中国外交再划八策，作为“贺岁辞”。这八策是：重拾利器，直面美国，高举义旗，文攻武卫，南南合作，中欧合作，推进复兴，世界大同。
第一，重拾利器。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全球战略，但这一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的“两把刀子”，即思想利器，要重拾利器，舍此无法对世界矛盾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正确的基本面分析和切实可靠的战略判断，也无法突破多年来的外交困局，更难以实现中华复兴伟业。马列主义是20世纪中国翻身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是实现中华复兴的政治鹰眼。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是独立自主。越是相互依赖，越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这与抗日战争期间的的统一战线，本质上没有不同。这也是近三十年实践给出的结论，有些学者和官员多年来崇尚西方自由主义，对重拾思想利器会感到痛苦和不适应，也只能面对现实，早转弯，早主动。否则，讳疾忌医，要坏大事，自误还是小事，误国，谁也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且为历史做陪葬，如极少数人死猪不怕开水烫，“勇”则“勇”矣，却为智者所不取。众所周知，2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24字战略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即苏联解体引起两极世界格局倾覆。20年来，尽管对这个战略方针有种种误读，实践中执行起来也并非总是那么得力，特别是对其中的思想精髓“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和执行往往有所偏废，但总的说来，这个战略方针对于我们战胜那场全球地缘政治危机，渡过难关，推动和平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然“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一个战略方针执行了20年，也不算短，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矛盾的焦点和美国矛头所向，应是向“有所作为”做战略倾斜和向新的全球战略过渡转变的时候了。此外，应当明确，这个战略方针与所谓全球战略不是一回事，在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之后，多年来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全球战略。制定中国的全球战略，时机已经完全成熟，相信有关方面已在酝酿，但理论基础必须明确，这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大报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提法和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突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有关表述。
第二，直面美国。不越过美国这个坎，中华复兴不了。美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加以内部着火，根本无力直接对中国开战，即使间接甚或直接开战，是祸躲不过，中国也只能如鲁迅先生所言，作“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所谓“重返亚洲”，本质上仍是在步小布什打伊拉克的后尘，根本撑不住，硬撑只能加速其衰落，甚至崩溃。对此，美国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心里门儿清，故最近建议美国调整战略，向国内用力，防止内溃，接受中国崛起，其实是被迫放中国出一头地，待美国喘息之后，再做决战。对此，需要看透。多年来，中国思想界盛行崇美恐美思潮，对美国抱有太多幻想，一一破灭，其代价过于沉重。必须幻想丢掉，准备斗争，对此，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应是早有明察。海外朋友有所谓要中国“甘当二圣”的说法，拿唐高宗与武则天相比，不伦不类，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中美国”的变相说法。要中国放弃独立自主，甘当什么“二圣”，结果只是当二奶，奶牛的奶。要“中国为了世界和平稳定，顺应美国，当仁不让”（参见谭中：《为中国2012年亚太战略想十策》，《环球时报》2011年12月29日），往轻了说，有拉偏架之嫌，但说是为虎作伥，又似言重。既是“为了世界和平稳定”，首先应是规劝美国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反倒要中国一味“顺应美国”，还来个“当仁不让”，是何言欤？2008年9月美国搞出金融海啸，10月9日笔者应邀在上海大学作“我看美国金融海啸”的演讲时提出“中国第一不做冤大头，第二不做宋襄公”的主张，不算高明，只是基于常识做出的判断。可是现在国内国际，要中国既做冤大头又做宋襄公的，大有人在。现在连美国自己都在争论接受中国崛起，而中国国内舆论对外交偏软和美国强权反应已近乎民怨沸腾，故丢掉幻想，勇于直面，攻防兼施，巧于应对，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三，高举义旗。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以弱胜强传统智慧的现代版本，正如邓小平说，“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今天，这一光辉思想仍将为我们开辟道路。重拾利器，包括重新认识和发展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其精义，就是高举义旗，占领人类道德高地。相信邓小平讲“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本意也绝非放下义旗，义旗该举还得举，有时高举，姿态高些，有时姿态可以不那么高，但绝不能不举，这是一个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国际存在的道德依据，名正言顺，与当不当头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将后人的误读强加于邓小平，则是陷先贤于不义。原本社会主义国家牢牢占据多年的人类道德高地，主要由于历史原因，苏联出局了，中国撤退了，却被一个伪君子真小人占据了道德高地，不仅作威作福，还反过来成为全世界和中国的教师爷。这种全球性的价值颠倒和位置颠倒，必须再颠倒过来。多年来中国外交过于看美国脸色，不那么敢举义旗，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些人完全反对举义旗，导致中国在发达国家已经被嘲笑为羊，在第三世界国家也颇失人望。事实证明，高举义旗，则得道多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敢举义旗，甚至连自己的正当权益也不能维护，则朋友也成敌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有关方面不能光说不练，示人以弱，不仅腾笑国际，还会招祸。
这场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再次证明，西方文明的动力已经枯竭，资本主义制度危在旦夕，历史重新呼唤正义，东方文明、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空前彰显。对世界99%的人民大众，对亚太国家、所有向往正义和不甘灭亡的民族国家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世界大道晦盲，美欧自家起火，此乃历史赋予世界被压迫国家不可多得的机遇。当代世界，美国人望尽失，对中国多有期待，此其时矣。且对中国来说，天予不取，没有担当，必受其祸。中国要以人类利益为重（中国利在其中），顺应历史，更积极地参与引领文明转型和国际事务，包括制定各种国际准则。21世纪的世界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同心戮力，中国与有责焉！例如对美欧的“占领运动”应给予道义支持，这不仅是义不容辞，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搞政治渗透、第五纵队，近年来变本加厉，已经忍无可忍。我们早就不再“输出革命”，历史证明有利有弊，最大的弊就是导致作茧自缚，被动挨打，西方却因此得以肆无忌惮地单方面向我们输出“颜色革命”，导致今天的乱局。所以，支持99%美欧民众的正义之举，理直气壮。高举义旗，不是当头，不是强出头，也不是与西方全面对抗。中国太大，只要有所作为，不是头也是头。有智不如乘势。这样做会有风险，但现在美国公然以中国为敌，风险已经最大化，不会更大；反之，坐失良机，无异于坐以待毙，亡国灭种，就在眼前。2011年12月2日，在联合国有关叙利亚人权形势的决议问题上，中国投了反对票，非常之好；中央英明，中央对朝鲜的最新姿态，更是旗帜鲜明，表现出中国应有的气概。这些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相信一切都在运筹掌握之中。
第四，文攻武卫。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上也是软实力大国。说历史上，不是光说古代史，包括新中国前三十年。那时中国比现在穷得多，但软实力不输于人，只有中国教训美国的份，从1949年毛泽东的讨美檄文《别了，司徒雷登》到六七十年代的反帝斗争，都占有道德高地。现在美国动辄在道义上教训中国，完全是色厉内荏，装腔作势，中国必须，也有能力重占道德高地，且理直气壮。这是文攻，至于武卫，自古都是敢战敢胜，方能言和，1971年处理中美关系时周恩来总理也是这么说的。改革开放，承平日久，冒出来不少宋襄公，国内国际都有。国内有“韬光养晦一百年，一千年”之论，实质是怯战，与赫鲁晓夫当年被美国核讹诈吓破胆大同小异；国际上有所谓要中国“重文轻武”，“以和止战”、“以文会武，足足有余”，都是当代宋襄公的迂腐之论。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其实很少，且打铁先要本身硬，本身不硬，花拳绣腿，临阵脱逃，不敢承担责任，在国际上交不上真朋友，更难有真正的战略伙伴。对真朋友，必要时就得真扛，你帮人家抗，人家才会替你扛。人情世情都是趋利避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周边国家地区如南海东海态势，主要由于一个时期以来片面“韬光养晦”，不敢坚持原则和“有所作为”而养痈招祸。和平发展，思想很好，但是不能绝对化，否则就是作茧自缚，就是迂腐。和平发展不是完全不打仗，且敢打能打能胜，才有和平。《论语·宪问》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符合以直报怨的原则。以德报怨，就是乡愿，中国不做冤大头，不做宋襄公，也不能做乡愿。孔子和毛泽东都反对乡愿，毛泽东认为唐僧善恶不分，是个乡愿，而赞赏孙悟空，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名句。所以，和平发展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对美国强权要敢于直面，横眉冷对；对友好国家，要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小国可以照顾，也要有原则；对自甘堕落为鹰犬和炮灰而劝说无效的，就不怕擦枪走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当然对不同对象，要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
第五，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有全面丰富的内涵，也全球战略的一篇大文章。
第六，中欧合作。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过去中苏联盟，除了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其实也有地缘政治基础。现在，前两者没了，但是地缘政治基础更凸显了，这是因为中俄必须共同面对“文明冲突”的新形势。对此，中俄都应当高瞻远瞩，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共图以东方地缘文明范式取代西方地缘文明范式的人类宏图大业。所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基础，需要大力夯实和发展，中俄成掎角之势，将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根本支撑，也是中俄两大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依托。二是与西欧等国家的合作，欧洲是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这方面中国与欧洲文明存在地缘文化的某些大义相通。大西洋联盟即将解体，继续跟着美国与中国敌对的，中国当以直报怨，不作乡愿；有战略眼光，愿意与中国修好的，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当前国际势力做空中国必将失败，未来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中国不是谁都可以免费搭乘的公共汽车，不愿意与中国修好的，自备交通工具可也。
第七，推进复兴，包括内政外交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为依托，都酝酿着重大变化，这是人心所向，也是党的十八大的基本背景，相信一切都在中央的谋划掌控之中。表面上乱象丛生，群魔乱舞，乃是小妖小道，背后只一大妖道，已经露出败象。
第八，世界大同。此乃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理想，20世纪叫共产主义，历史证明不是空想。人类不想坐以待毙，必须高扬政治理想的风帆。西方霸权的历史终结，理论上要求用以德服人的东方地缘文明范式取代以力压人的西方地缘文明范式，实践上是一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马列主义叫世界革命（阶级斗争），现在仍在继续，只是名目有所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然打出“文明冲突”的旗号，背后种族灭绝的底牌尽出。现在的形势是，要么第三世界“颜色革命”之后，被肢解被消灭（稍后则是全球化的“兔死狗烹”，第二世界岂能独善其身？又谁是第一世界？99%的美欧人都不是）；要么高举义旗，人类获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用中国《诗经·大雅》的话叫“自求多福”，在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民族，靠搭别人的车不现实，而想打中国“的”的，大有人在，这也是中国当仁不让的人类责任。现在国际上有人要中国率先以身作则，“然后带动其它国家走出地缘政治范式零和游戏的被动”，很好。中国的选择就是高举义旗，勇于博弈，广收人心，徐求大同。
以上八策，不是平列的关系，首策是统帅，是灵魂。《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丘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昔诸葛亮用“八阵图”，大败陆逊。今天也需要新“八阵图”。以上八策，不一定都对，但也不至于全错。希望有助于构建中国的全球战略和当代“八阵图”。
（2011年12月31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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