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西方大国的综合国力出现相对削弱的趋势。中国等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但是,国际力量的彼消此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大国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战略优势,在高科技、军事、舆论传播等领域其竞争力仍遥遥领先。与此同时,西方大国意识到国际体系出现于己不利的力量转移,开始调整战略策略,一方面通过G20等新的国际机制将新兴大国纳入全球治理协调体制,试图转移矛盾和降低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利用低碳规则、汇率机制、军事威慑等各种软硬手段牵制、压制和打击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极力维护不公平、不均衡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总之,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渐进性决定了“西强我弱”基本力量对比特征的长期性,而这种转型的两重性又决定了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在某些领域表现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严峻性。
我们还应当从各种不同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理念的对比竞争中,认识国际政治环境考验的复杂性和严峻性。美国的金融危机、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核泄漏危机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它们的制度、模式、道路的严重缺陷甚至致命弱点。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不仅难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样板”,而且对西方自身的未来前景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西方传统大国陷入其发展模式和理念的困境之中,但是,它们不仅没有深刻反思、变革自新,却对非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极为警惕、多加防范。为了改变在模式、道路比较中的战略被动局面,它们寻找和利用新兴大国发展进程中的不成熟性、不完善性和可能出现的失误,借助其强大的媒体、网络和非政府组织力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它们甚至幻想西亚、北非国家的政局动荡,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引燃“民主化之火”。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足够的警惕。
我们还要从当代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意识形态之间的交融交锋之中,认识国际政治环境考验的严峻性。在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出现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以价值观、文化软实力展开的国际政治较量就更加突出了。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特征与冷战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点,就是西方大国较少直接以“反共产主义”名义展开,而是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对各种非西方政治力量的思想理论、文化价值展开攻击。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和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网络信息、电子邮件、微博短信、娱乐游戏、电视电影等虚拟世界的传播,直接影响跨越国界的广大受众,争夺青年一代,甚至以此建立各种反对派组织、制造骚乱乃至颠覆政权。在这个领域中,西方大国以“普世价值”的代表自居,对各种非西方、反西方的政治力量和制度进行“道德审判”,运用各种传播工具把它们描绘成“异类”,为在可能情况下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提供“合法性”。“没有硝烟的战争”有时比冷战时期更为激烈更为复杂更为严峻。
面对国际政治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严峻性,只要我们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保持清醒头脑,注意分析国际政治的新形势新特点,提高战略预判能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就一定能够牢牢掌握中国和平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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