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左派对于所谓的全球化的降临所作的反应当中，充满了沮丧、疑虑和敌意。对此，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格里的《帝国》是一剂强有力的解毒剂。尽管对其破坏性的方面提出严厉的批判，哈特和内格里仍然把全球化视为新时代的曙光，认为它向“全世界受苦的人”提出了满足其欲望的承诺。就像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与被其取代的那些社会形式相比较是进步的一样，他们现在也宣称帝国与以往由民族国家和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构成的世界相比较一个巨大的进步。
帝国是伴随着经济与文化交换的全球化而出现的新的统治逻辑和统治结构。它是实际调节控制全球经济与文化交换、从而管理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前现代和现代时期形形色色的帝国不同，后现代时期独一无二的帝国是没有领土边界/边疆的，也没有一个权力中心。它是一个囊括整个地球的非中心化和非领土化的统治机器。
这个新的统治逻辑和统治结构的建立是和“世界市场的完成以及资本将全球社会尽收网底”同步发生的。现代时期由民族国家和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构成的世界是“服务于那个阶段资本征服全球的需要和促进资本的利益的”。但是，“它同时也确立并且强化了国家边界……阻碍了资本、劳动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从而必然要妨碍世界市场的充分实现”（p.
332)。由于资本的实现要依靠世界市场，它自然会“倾向于一个流动不受任何限制的、灵活的、不断调整的、趋向于平均化的平滑的空间”(p.
327)。
作为一种“平滑的空间”的帝国观念是全书的中心命题。所谓平滑不仅是指改变了把世界划分为民族国家及其帝国，让不同的民族色彩融合为“帝国的全球彩虹”。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北方与南方、中心与边缘的划分。尽管第二世界已经消失了，第三世界“却进入了第一世界，作为贫民窟和棚户区在它的心脏地带安营扎寨”。反过来，第一世界“则以股票交易所、银行、跨国公司的形式转移的第三世界”。因此，“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不再表示一种国际秩序，而是越来越互相靠拢而莫辨彼此”(pp.
xiii, 253-4, 334-7)。
和大多数全球化论述一样，哈特和内格里将其起源归结为由于计算机和信息革命资本手中掌握的新权力。由于有可能“在同一时间里将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劳动群体联系起来”，这场革命使资本能够“削弱劳动的结构性抵抗”并且“将时间的灵活性与空间的流动性强加于劳动”。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向“劳动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从而加剧了这种趋势。因此“那些仍然对劳动实施严格管制，拒绝让劳动保持充分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的国家受到惩罚和折磨，并最终被摧毁了”(pp.
337-8)。
然而，与大多数全球化论述不同的是，哈特和内格里并不认为劳动力是资本的上述趋势迫不得已的接受者。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斗争“直接导致”了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危机，从而“迫使资本更改其自身的结构并经历一次范式转换”(p.
261)。
如果没有越南战争，如果没有1960年代的工人和学生造反运动，如果没有1968年和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如果没有此起彼伏的反帝斗争，资本就会满足于保持已有的权力安排……它之所以满足是出于以下几点充足的理由：因为发展的自然限制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因为它受到非物质劳动发展的威胁；因为它知道世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和混合杂交将会释放出导致新的危机和阶级冲突的前所未有的潜力。生产的结构重组……的先决条件是一种新的主体性的兴起……它是由来自底层的力量推动的，即其构成已经发生变化的无产阶级。
(pp. 275-6)
另一方面，这种新无产阶级，或者是哈特和内格里所说的“大众”（
multitude）及时地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壮大力量和解放的机会。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移民。“大众对奴役的抵抗——拒绝充当从属于一个国家、一种认同和一个民族的奴隶的斗争，抛弃主权及其强加于主体性的限制的斗争——完全是积极的……今天第三世界解放的真正英雄恐怕正是那些摧毁了形形色色新旧边界的移民和人口流动。”(pp.
361-3) 大众既是摧毁国家边界的主角又是其受益者，而正是这一点标志着帝国的来临。
另外，资本的生产和控制网络的全球化使每一个点上的反抗都获得了力量。各种斗争之间的横向联系使得领袖、工会和政党的中介作用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只要在紧张的骚乱中完全专注于自己的力量，集中自己的精力……这些斗争就直接在最高层面上打击了帝国秩序”
(pp. 56-9)。
正如哈特和内格里所承认，大众在帝国之下获得的这种双重力量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政治纲领能够使大众超越并粉碎帝国秩序对其解放欲望重新建立起来的限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全球公民身份是这种纲领的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是扩展到所有个人的社会工资和有保障的收入。“一旦这种全球公民身份扩展到所有的人，我们就可以说这种有保障的工资是一种公民工资，每一个人作为世界社会成员所应得的工资(pp.
399-403)。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激进左派就全球化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后果所描绘的最乐观的图景了。两位在扫荡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的权力结构的任何怀旧情绪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他们证明新的统治世界的逻辑和结构的出现，既是对被剥削和被压迫者过去的斗争的反应，又是反对新的剥削和压迫形式的斗争（比以往的权力结构）更有利的场域，这一点也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哈特和内格里提出这些值得称赞的观点的方式却有着严重的问题。
大部分问题的根源在于哈特和内格里过分依赖于隐喻和理论，完全不顾及经验证据。尽管许多读者毫无疑问会折服于《帝国》一书的学识渊博，但那些更有怀疑眼光的读者却觉得是在用一些没有经验证据支持的、或者更糟糕，很容易为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是错误的陈述敷衍了事。我在这里只涉及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帝国空间的“平滑性”，另一个是关于当代资本与劳动的流动性使全球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趋于平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毋庸置疑，第二世界的消失使得继续谈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同样有大量证据表明，与前第一世界的财富相联系的现代性迹象在前第三世界与日俱增；与二十年或三十年前相比较，与前第三世界的贫困相联系的边缘化迹象在前第一世界的存在也越来越难以掩饰了。然而，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前第三世界（或南方）的贫困和前第一世界（或北方）的财富之间的鸿沟有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缩小。的确，所有证据都表明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北-南方收入差距之间的鸿沟岿然不动。1999年前“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前“第一世界”国家人均收入的4.6
%，也就是说，和1960年的4.5 %以及1980年的4.3
%相差无几。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个平均数从1960年的6.4降到1980年的6.0，又降到1999年的5.5（根据世界银行1984和2001）。
因此，哈特和内格里关于北-南分野日趋消失的论断明显是错误的。他们关于当代资本和劳动流动的方向和程度的论断同样是错误的。他们说这些流动达到了何等的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完全是漫无边际的夸张。尤其是他们完全无视19世纪的移民堪与20世纪末的移民相媲美。实际上，19世纪移民的规模要大得多，特别是我们把亚洲内部和来自亚洲的移民考虑在内(Held
et al 1999, chapter
6)。此外，说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向“劳动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也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才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只有当其他条件相等时，首先而且主要是当人均国民收入相等时才是正确的。但是，大部分条件（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和国家是根本不相等的。因此，和从富国实际流向穷国的那点资本相比较，资本流动的最大份额是在富裕国家之间进行的，而那里劳动的价格相对较高而政府保证剥削的力度相对较低。
《帝国》的叙事中的这些论述在仔细的考察之下不仅是错误的，它们不仅关系到这本书对当前世界形势的趋势的重构能否站得住脚，而且关系到它的政治结论是否可靠。因为哈特和内格里的乐观主义，即全球化为大众开启了解放的机会，主要是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帝国秩序下的资本有一种使大众的生存条件趋向于双重平均化的倾向：资本从北方流向南方造成的平均化以及劳动从南方向北方的流动造成的平均化。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至少目前似乎并非如此——那么通向全球公民身份以及为所有公民提供有保障的收入的道路，就比哈特和内格里让我们相信的要更为漫长和艰难，也更为前途莫测。
二
哈特和内格里对我关于现代早期和现代历史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论述提出了批评，我将以回应他们的批评的方式来探索这场艰难而又前途莫测的长征可能的形态。哈特和内格里把我包括在那些“为分析和批判帝国清扫场地的”当中(p.
471 n 5)。同时，他们又把我在《漫长的二十世纪》(Arrighi
1994)中阐述的体系性积累周期视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循环理论。这种循环理论模糊了当代发生的巨大转变的新颖性（“从帝国主义到帝国和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市场的政治调控”）以及这些转变的推动力（“推动民族国家走向消亡并超越它所设置的障碍的阶级斗争，将作为分析和冲突场所的帝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pp. 237-8)。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为：
在阿瑞吉的循环论语境中根本不可能辨别出一种体系的断裂、一种范式的转换、一个事件。相反，所有的东西都必然死灰复燃，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成了同一物的永恒轮回。结果，这种循环论分析掩盖了危机和重构过程的动力……1970年代的危机似乎只是资本主义积累客观的和必然的周期运动，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和从属地位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力量发动的进攻的结果。这些斗争的积累是危机的原动力，它们决定了资本主义重组的条件和性质……我们必须致力于识别在生产的跨国网络、世界市场的流通运转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全球结构中的什么地方存在着断裂的潜在可能性，以及通向未来而不仅仅是注定重复资本主义过去的周期的原动力。(p.
239)
出于两种理由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可笑的。首先，在过去的30年里我始终不渝地坚持一种关于1970年代危机的理论，这个理论在许多方面与哈特和内格里认为《漫长的二十世纪》所模糊了的东西非常相似。其次，《漫长的二十世纪》确实建构了资本积累的周期，但它的观点决不是循环论的，它与我以前关于1970年代危机的理论也不矛盾。它只是在更长期的历史视野中阐述这个理论。让我对以上两点分别作出说明。
1972年在一篇最初用意大利语发表的文章里，我指出1970年代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与1873-1896年的危机和1930年代的危机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工人的斗争对于加速1970年代危机所起的作用。我还进一步指出，这个以及其他的差异表明刚刚出现的危机不会像以往的危机那样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从而导致世界市场的崩溃。相反，这次危机可能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统一的世界市场，以及通过向全球经济的“不发达地区”转移而导致工业生产非中心化的趋势(Arrighi
[1972] 1978)。
在6年以后出版的《帝国主义地理学》里，我把这个分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我再一次强调，在美国霸权下发展起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导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不大可能会像19世纪英国霸权下通过商品和金融流动形成的世界经济一体化那样在资本主义列强普遍的战争状态下土崩瓦解。此外，我还指出工人的斗争进一步加强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这种新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国家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将有可能受到削弱(Arrighi
1983 [1978], 146-8)。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上半叶成功地预测过世界形势的“帝国主义”理论
(最突出的是霍布森,1932 [1902]；希法亭1981 [1910]；和列宁 1952
[1916])无可挽回到过时了。这些理论之所以过时的原因很简单：美国霸权下的世界资本主义不再产生导致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发生战争的趋势。由于民族国家体系实际上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这些理论也将永远过时(Arrighi
1983 [1978], 149-173)。
12年之后(Arrighi1990)我在论述“漫长”的20世纪的一篇文章里重新阐述了这些观点。这篇文章的重点是19世纪下半叶世界工人运动的兴起，它在20世纪初分裂为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个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两个传统领导下的工人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迫使世界资本主义在美国的霸权下进行了深刻的“改良主义”重组，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工人运动在1980年代面对的危机是它们以往取得的胜利的未预期的后果。与哈特和内格里的观点差不多，
我也认为这个危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未来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发展。由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沿着和马克思的预见和主张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正在发生的转变，首先而且主要是全球市场前所未有的一体化，使得马克思的预言和教诲对于世界工人运动的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并且采用不同的论证方式，我得出的结论和《帝国》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与哈特和内格里不同的是，我在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告诫人们对马克思分析框架的过分自信保持警惕。
因为在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有着严重的缺陷，即它未能正确处理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以及其他自然和历史特征在形成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认同方面所起的作用……当然，1970年代和1980年代降低成本的竞赛为马克思的下述论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对于资本来说，无产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是劳动工具，其费用根据他们的年龄、性别、肤色、民族和宗教而高低不等。但是它同时也表明，我们不能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的这种倾向中推论说，工人阶级也有抹杀自然和历史差异的倾向，以此证明他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认同。每当遇到资本把工人当作不分彼此的一堆东西，没有个性而只有不同程度的为资本增值的能力时，无产阶级就起来反抗。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自己的各种特征（年龄、性别、肤色、形形色色的地理历史独特性）迫使资本给予某种特殊待遇。因此，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始终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它们在大多数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着。(Arrighi
1990, 63。)
可见，甚至在完成《漫长的二十世纪》之前，我在下述问题上就远不像哈特和内格里那么乐观：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远走高飞”（南-北移民）和“声音”（反对剥削、排斥和压迫的斗争）将会促进超越民族、文明、种族和性别界限的团结、平等和民主。在我看来，1990年代既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反驳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中提出的理想化的和唯心主义的大众概念，又证明了我曾经提出的警告，即全球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通过劳工移民而加剧的竞争，将会强化世界无产阶级的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倾向。这就是我认为通向全球公民身份以及为所有公民提供有保障的收入的道路，要比哈特和内格里想像的更为漫长和艰难，也更为前途莫测的第一个重要理由。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涉及哈特和内格里理想化的和唯心主义的观点，不仅是关于大众的，而且包括他们对资本和帝国的观点。他们对我的体系性积累周期理论的误读也正是表现在这个方面。因为我的理论既没有像哈特和内格里认为的那样，否认体系断裂和范式转换，也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成同一物的永恒轮回，更没有掩盖危机和重组过程的原动力。事实上我所做的事情正好相反：恰恰是在“同一物”（表现为周期性发生的体系范围的金融扩张）似乎（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复归的时候，发生了世界历史性的体系断裂和范式转换。另外，通过比较相继发生的各个复归/断裂时期，我的理论还表明危机与重组的原动力（以及资本主义扩张的能动主体）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使目前的危机在一些关键方面具有全新的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重构体系性的积累周期旨在达到双重目的。首先，它旨在确定世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的（与理想型相反）社会体系的基本特征。其次，从其整个生命史的角度确定世界资本主义目前状态中真正的新特点，这和从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资本主义历史视野所看到的新特点是不同的。在我看来这两点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要像哈特和内格里所说的那样，能够识别什么地方存在着断裂的潜在可能性，以及通向未来而不仅仅是注定重复资本主义过去的周期的原动力。这种观点和我以前以及哈特和内格里现在对世界统治的新条件的理解并不怎么矛盾（尽管在一定程度是矛盾的），而是补充了重要的新维度。我仅仅简单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维度。
第一，尽管我承认一种世界国家（我决不反对称之为“帝国”）正在形成之中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我所重构的体系性积累周期为正在发生的世界历史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阶段向一个可能的但决不确定的世界国家阶段的过渡增加了一种时间跨度和不确定因素。正如《漫长的二十世纪》和《世界体系的混乱与治理》所表明的，世界资本主义最初是嵌在一个城市国家体系里，从城市国家阶段向民族国家阶段的过渡持续了几个世纪。在这个过渡阶段的至少2个世纪里，城市国家（主要是威尼斯）或从城市国家游离出来的商人（主要是热那亚）始终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尽管这次过渡的领头羊是联合省，一个国家把衰落中的城市国家和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结合起来的国家。(Arrighi
1994, 11, 36-47, 82-158; Arrighi and Silver et al 1999, 37-58)
尽管我们也注意到世界体系转换的步伐加快了，但过去的经验似乎表明，目前正在进行的从民族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过渡至少要持续一个世纪才能完成。它还表明至少某些民族国家或者是民族国家与世界国家的杂交形式可能会成为这次过渡的领头羊。
第二，正在发生的转换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下述事实，以前发生金融扩张和霸权过渡的时期都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和资本主义意想不到的自我毁灭。尽管过去的不稳定和自我毁灭的一个重要因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现在不大可能发生了，但今天正在衰落的霸权（美国）企图强加于全世界的那种统治仍然可能成为不稳定和自我毁灭的一个重要源泉，比它的前辈毫不逊色(Arrighi
and Silver 2001, 976-9,
982-3)。我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借用熊彼特的话来结束这本书：“人类在地狱般的（天堂般的）资本主义后的世界帝国或资本主义后的世界市场社会里窒息（或享福）之前，很可能会在伴随着冷战世界秩序的瓦解而出现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恐怖（或荣光）中化为灰烬”(Arrighi
1994, 356)。
第三，把现在的和过去的过渡加以比较的确可以证明，无论是在占统治地位还是从属地位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在加剧1970年代的危机方面发挥了新的重要历史作用。的确，目前的金融扩张（与以往的金融扩张不同）在一个非常实际的意义上主要是一种遏制非西方世界人民和西方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需求的工具。同时，金融扩张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的重组相当成功地瓦解了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大动荡时期作为这些需求之载体的社会力量。这个成功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保持住了北-南收入差距的鸿沟，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这种鸿沟在今天和20年或40年前一样大。很难想像这个巨大的顽固的鸿沟在决定无产阶级的认同和北-南关系上会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它在形成世界国家的过程中同样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突出地表明，围绕着正在形成的世界国家的斗争既是北方与南方的斗争，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由于资本的所有者集中于北方，而庞大的且日益增长的世界无产阶级主要集中于南方，所以这两种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Silver
and Arrighi 2001； Silver forthcoming)。
最后，尽管北方与南方之间的鸿沟在整体上相当稳定，但在过去的40年里制造业以及北美和西欧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有相当大一部分转移到了东亚。在1960年到1999年期间东亚在世界附加值中的份额（这是衡量本地区居民所掌握的世界市场份额的一个有效的尺度）从13%上升到25.9%,
而北美的份额从35.2%下降到 29.8%
，西欧的份额从40.5%下降到32.3%。更重要的是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变化，在同一时期东亚的份额从16.4%上升到35.2%,
北美从42.2%下降到29.9% 以及西欧从32.4%下降到23.4% (所有这些百分比都来自世界银行1984 and
2001)。说这些变化不会影响帝国的构成，那是决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国家和市场在东亚的历史要比欧洲和北美长得多(Arrighi
and Silver 1999, ch. 4)。哈特和内格里的眼睛里却只有欧美帝国的谱系，甚至不考虑它们与亚洲的谱系混合杂交的可能性。
总之，帝国可能正在形成过程中，如果确实是这样，人类也需要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才能断定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以及如果它成功了，将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同时，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全球经济中那些正在衰落和正在上升的中心的统治阶级能够表现出比迄今为止更高的智力水平；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够摆脱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诱惑；进步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理解帝国来自何处，它将可以走向哪里和不可以走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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