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什瓦尼•塞思
在六十年前开始的所谓的发展竞赛之初,革命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议会民主的印度,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上非常接近,但在文化凝聚力、体制灵活性和政治定位上,两国则相去甚远。现在这场竞赛的结果一目了然,但本文要讨论的并不是谁胜出,而是为何胜出,如何胜出。1978年,中国开始了系统性的或政策制度的改革,随后印度也开始了改革。但是本文认为,在这一轮变革启动之初,中国就已经在竞赛中遥遥领先了。试图解释两种社会和两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制度配置下的不同表现,特别是在改革前的农业部门,并强调中国全民动员转型模式的力量与印度长期体制僵化和障碍之间的强烈对比。改革之后,在消极的社会功能中所出现的一种融合的进程,似乎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聚合而成为主导。对两个发展路径的重大历史意义进行了思考:尼赫鲁的国家主导计划的发展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否成为了两国资本主义的先导,从而开启了两个曾经的亚洲大国重返全球资本主义博弈,并大大改观了参与的条件。
一、发展竞赛
自从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和1949年中国获得解放,亚洲两个大国的经济表现就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对比兴趣。中国展示的是共产党的中央指令下建设革命式的社会主义,而印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社会主义模式”,标榜议会民主。两者之中谁会胜出呢?在被控的冷战后殖民主义时代,在从上世纪殖民主义解放的前夕,世界各国和人民都在关注这场竞赛。两个大国也在观察,不仅仅是下赌注或者为了获得窥伺性的利益。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 杜勒斯在其1953年的亚洲之行后,发表了他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这个竞赛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8亿人口。长远地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 (Bowles, 1954:229, cited in Ghosh, 2002)。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1954年也同样直率地写道:“现在我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Frankel, 1978:120, cited in Ghosh, 2002)
半个世纪后,印度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独立日讲话中,回答了尼赫鲁关于未来的提问:“从独立到现在已经大约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的文明史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却是漫长的。在这6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帝国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亚洲出现。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看他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能。”(辛格,2006)
在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协议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致论调之下,中印两国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竞争不断升级。两国都希望实现制度现代化和兼顾公平的长期迅猛发展。但是按照它们自己的观点说,两匹马跑向不同的、独立的竞赛方向。印度更多的是和自己的过去对比,用殖民时代的苦难和凋敝对比新生独立国家的成就。相对于一个静止的客体,这并非一个难以取胜的比赛。第二个尺度是内部与其通过的计划目标做比较——当然这些目标制定了,但是通常没有实现。而中国从未认真地与自己喜马拉雅的邻居比成绩。中国超过印度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赶超西方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Selden, 1979:78)。中国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到真正的世界性高度。
……
两个经济体始于相似的基础和发展水平,其后的发展发生分化,中国在各项发展指标上达到了全面领先。在过去十年里,印度的宏观经济加速发展,印度精英因而欢欣鼓舞;同时这个变化还引发了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的猜想。如果两个经济体日趋靠近,那么印度超越中国并不是天方夜谭。①
二、棋逢对手?
这场竞赛的结果可能不受对手间悬殊基础差别的影响吗?两者在起跑线上是否势均力敌呢?
(一)殖民遗产和体制特征
经济并不能成为一个重要对比的唯一标准,其他标准还包括初始条件,具体说来就是殖民传统和体制特征。
两国的初始条件有广泛的相似点。两国都继承了封建劳作制度下乡村大范围贫困的经济。……两个社会都带有深刻的父权制社会烙印,充斥着丑陋的性别暴力和压迫:虐杀女婴、束足、童婚等等。
然而,有证据证明,两个社会都产生过具有一定科技水平的、成熟的非农业经济。拉达?辛哈(Radha Sinha)和马克?艾尔文(Mark Elvin)提出了高度均衡陷阱的概念来解释中国解放前的经济停滞,而包括伊尔?凡哈比(Irfan Habib)、塔潘?瑞朝杜里 (Tapan Raychaudhuri)、阿米亚?巴格奇(Amiya Bagchi)、比品?钱德拉等(Bipin Chandra)等许多历史学家却认为,殖民主义下的非工业化打断了资本经济发展中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可以自行发育的进程。在实现独立的时候,两国都深受农业体系的深受困扰,两国都有巨大的经济剩余潜能,但是都缺乏一个有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经济机制的制度框架,这种不平衡也使两国深受困扰。
在这些共同点之外,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一个重要差别是在社会和文化上,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个汉族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整个国家只存在一种通用语言——汉语。这种文化同质性为满足中国发展的特别需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可能的环境,为政权结构提供了广泛的拥护和合法性基础,保证了社会文化定位和利益的公共性,也为我称之为“全民动员的转型模式”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而在这方面,印度和中国存在天壤之别:印度文化和语言呈多样化,种姓结构、阶级分化敏感而复杂,宗教矛盾尖锐。①中国的特点保证了它能在如此之短的期限内进行如此激进的体制和经济转型;而印度社会的复杂性可能使快速转变的过程更加艰难,并充满火药味。
印中两国在未来状态的形成、转型发展的首要任务以及日程方面都受到了殖民历史的深刻影响。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众多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特点伴随了它们的发展,并且解释了两者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
两个独立后的政府继承的都是破败而衰落的农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贪婪掠夺而没有任何投入的地主阶级霸占了大部分农业剩余,尽管这样,两者也还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地主阶级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消亡了,而在印度,作为胜利集团的组成部分,地主阶级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势力。在国家赢得独立后,地主阶级受到执政党的保护和庇护,而且能阻挠任何进一步的再分配改革和集体土地改革。
殖民渗透在中国和印度都相当深刻和全面,即使是沿海地区。英国殖民政府不仅通过直接机制对印度实行统治,而且还通过那些将伍德(Wood)和麦考利(Macaulay)的殖民政策深深植入思想中的印度人操纵的管理机器,完成对地方统治者的操纵和安排。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和买办性质的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了,关于这些人麦考利有一句名言:除了肤色的区别,他们完全就是英国人。这些人就是日后印度国大党的主要支柱,而这个党就是未来印度国家形成的先行者。这一大批中间阶层的后继者,他们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将尼赫鲁所强调的现代科技教育(通过当前被大肆标榜的印度科技教育体系)与印度缓慢增长的经济相结合,形成了数量巨大的高素质、低工资的生产力供应。这些因素的偶然接合,至少在部分上为印度软件信息业的成就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而软件信息业引导了当前服务业带动的加速增长。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相对降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相对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使中国形成了制造业带动的增长的刘易斯式(Lewisian- type)环境。
两种制度在国家政权构成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个区别是在摆脱殖民主义实现国家独立过程中不同政治力量和政治进程的不同产物。在中国,权力集中到以工农为基础的革命的共产党手中,也就是说,政权掌握在穷人和他们的直接代表手中。用铂金思(Perkins)的话来说,穷人被授以权柄。直到1978年以前,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大众对这个革命政权的接受,再加上高度的文化同质性,形成了全民动员的生产模式的基础。反对殖民者和本国阶级压迫的革命和军事斗争清除了旧的遭到排斥的权力结构。
相比之下,印度独立运动的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中上阶层和种姓手中,因此伴随独立而形成的包括国家结构在内,虽然在语言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主义,但基本仍是实现有产阶层和种姓广泛利益的工具,而有产阶层和种姓就是当时印度国大党的中坚力量。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虽然在本质上值得称赞,但同时它在关键时刻也是投机性,它阻止了本国精英在潜在的群众运动中丧失领导权和控制权。例如,20世纪20年代期间自发的草根运动 Eka(或称为“统一”)。②日本殖民主义的暴力侵略进一步激发并加剧了中国革命,而老奸巨猾的英国统治者念念不忘的是,独立后印度的政权应保留在“听话”的印度精英手中。
(二)起步状态: 1950年相似的经济结构
虽然中印两国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 1950年,两国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却十分明显。威斯克普夫(Weisskopf)(1980:81-2)对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值的评估分别为65和 62美元(1960年美元的价格)。从劳动力分配来看,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为77%,印度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为72%;中国的工业劳动力比例为7%,而印度的工业劳动力比例为11%;中印其他产业的劳动力比例分别为16%和17%。1952年,中国的农业占总产出的48%,而印度1950年农业占总产出的 51%。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和公共事业占总产出的9%,而在印度它们的比例为6%。中国的小规模制造业和建筑占总产出的9%,而印度的比例为10%。
这对竞争对手在起跑线上势均力敌,两者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有着强烈的相似性;但在政体和制度上,两者有着同样巨大的差异。这场竞赛的结果,取胜的范围和方式,凸显了这些不同特征所发挥的作用。
三、谁领先?
迄今为止都发生了什么呢?没必要对这场巨人马拉松的每一步都进行回顾。结果一目了然无可争议。1950年以来,根据物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各项指标的表现进行比较,中国无可争议地超过了印度。①两国从1950年大体一致的起步水平出发,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两倍, 无论使用何种计算方法,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都远远低于印度;中国的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为71岁,比印度人的平均数长6年;中国成人识字率是91%,而印度仅为65%;中国的人均医护人数是印度的两倍以上;5岁以下儿童体重未达标比例只有8%,无体重过轻现象,而印度体重未达标或过轻儿童比例高达47%;中国有轻度或重度发育障碍的儿童比例只有14%,而印度的此项指标高达46%。
在起步阶段,中国的人均耕地较少,②所以发展高产密集种植,当时中国的人均农业产出和印度的水平并没有太大差异。到1978年,中印农业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中国优异的表现使两者在社会指标上的差距激增。到了世纪之交,生产率指标的差距呈交错分布。就2003—2005年期间中印的农作物产量(公斤 /每公顷)分别是:小麦,印度2688公斤,中国4155公斤;油菜/芥菜,中国约是印度产量的两倍,为1778公斤,而印度仅为909公斤;稻米,中国是印度的两倍多,为6223公斤,而印度为3034公斤。1990—2005的十几年间,印度的油菜/芥菜产量年增长率为0.6%,而中国为3%,而稻米中印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2.1%和1%。两国不仅在这些指标上有高低之分,而且一些主要作物上的指标水平都出现了差距。
再看看其他方面。人均用电量是一个重要指数,中国的人均用电量为893千瓦时,而印度为378千瓦时;中国的水泥年生产量为6.5亿吨,而印度是 1.09亿吨;中国的钢铁年产量为1.63亿吨,而印度为0.29亿吨。工业生产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3%,而在印度只占26%。但是服务业产值在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高达52%,而中国的比例仅为32%,当然,这种比较是受到质疑的 ——它反映的到底是一个成熟的服务部门,还是一部分的服务部门呢。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增长率全面超过了印度。
有些人可能会强调印度信息产业的强劲表现,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2003年每1000人中,固定和移动电话的使用人数为424人,而印度为71人;互联网用户数量中印分别为63人和17人,而个人电脑的使用人数分别为28人和7人(2002年数据)。还有人会对中印贸易中印度的贸易顺差念念不忘,但是如果仔细审查中印贸易的结构,就会冷静地发现,50%印度对中国的出口为铁矿石,而中国对印度的大宗出口为机械设备。
差距在中途已经显现
观察家往往关注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也会关注一个事实,即印度在若干年之后,才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两个按钮启动是在 1980和1990年之间的不同时间。①然而,即便我们忽略这一点,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两者不同表现之间的差距已经相当明显了。
印度1960—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6%,1970—1990年为4.7%;1985—1990年间,升至6.2%。这种年均增长率的加速度上升是伴随着投资率的上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的下降(Saith, 1995b: 31, Table 1)。1961到1970年之间,印度人均农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0.4%,而中国为 3.7%;1971—1980年的10年间,印中这个数据分别为0.4%和1.5%(Saith,1995b:表5,引用其中资料)
到了1980年,中国的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飙升到48.5%,而印度只有21.9%;2003年,中印两国的这个数据分别为53%和26%。很明显,从1980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一直保持至今。另一方面,1980年,中国的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了30.1%(而同年印度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2.8%),到2003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下降到15%(而印度当年的比例为23%)。 但是印度的服务业产值比重相比之下一直居高,1980年为35.3%,(中国为21.4%);2003年为52%(中国为32%)(维斯科普夫 Weisskopf,1980)。就是这些比较使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印度是世界写字楼。
从1950年前后相同的起点出发,在其后30年的计划发展中,中国强劲地超过了印度,乡村变迁也卓见成效;在之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第二个竞赛阶段中,中国更加遥遥领先(大部分物质和人类发展指数显示)。对于谁是竞赛的胜者这个问题,结论已经无可争议。在竞赛开始的60年之后,胜者领先的幅度实际上已经令人大为惊诧;如果尼赫鲁有机会看到这个局面的话,他会大为震惊,也正是这个事实,解释了曼莫汉?辛格在含蓄地接受经济失败之后的感伤。
四、为什么?
在这场竞赛的中途,中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明确显现。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对比,有必要对那些在前半途中活跃因素活动进行分析。②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对1978年后取得经济成绩的集体主义发展时期的贡献进行谨慎的评估。
(一)概述
中印两国早期发展战略的思想和意图十分接近,但是实施和结果却不尽相同。在制定意义深远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印度计划经济的理论先驱马哈拉诺比斯(Mahalanobis)曾经倡议土地改革和建立土地军队,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同时,为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提供巨大的就业机会;他提出了需要农村或传统小规模工业的理念,并认为这一部分能够调节现代工业中就业的预期赤字,因此应该得到一定的保护。中印之间关键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农业等计划战略的某些方面,而是在于两者经济、社会、政体和国家的性质,也就是说是在现实的结构方面的区别。
应该对具有可比性的两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中印两个经济体中,国家主导的、公共部门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是发展的驱动力。两个政府都没有对农村发展给予重大投资。印度对农村精英进行保护和补贴,而中国为了发展现代工业从农业和农民中汲取剩余。但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明显好于印度,为什么呢?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在集体主义战略之下,中国现代工业汲取了农村剩余。但是农村和农民并没有被抛弃,虽然工业化加速发展拉大了内部差异,但是他们仍然被统筹到了国家发展的框架内。
有人认为,中印的经济体制结构不同,特别是农业部门的结构不同,是回答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过农业和农村工业的结合、通过为巨大的劳动积累创造激励机制和自我融资基础来提升土地生产率和形成农村工业的上下游联系、通过推动社会发展水平强劲的上升趋势,农村集体化成为经济积累的动力源。这些又带来了带有训练有素的、更成熟、竞争力强而且成本低廉的充足劳动力。①这些发展的推动力就是我所说的全民动员转型模式,它依赖于大量人力投入。这又把解释的方向转移到了能够释放这种巨大的劳动力投资的思想激励因素。中国农民是集体制度的主人,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直接受益。印度的农村则完全不存在这些因素。中印相似的宏观经济战略,在农业部门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以后的阶段,这个差异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加速增长将能在巨大的本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大的空间,而印度的可持续发展可能由于萧条的国内农村市场的而受到阻碍,其发展进程很可能比中国更具排斥性。
(二)体制因素:鼓励变革还是限制变革
中印两国的发展轨迹显然都是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几点解释。在此,我想强调某些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重要性;特别要指出,在 1978年之前,在许多重要方面,两个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基于不同的结构性基础,这其中农业部门的角色是关键所在;两者在制度、增长和分配方面的鲜明对比在这里得到了凸显。印度的制度框架是印度的环境刚性(contextual rigidity)和发展羁绊,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状况能把制度框架变成首要目标变量——用工具进行重塑,优化其加速增长进程的功能。这种维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统一思想,它在中国贯穿了1949以来的整个时期。
本文中“制度”这一术语具有极广泛含义,它涵盖个人、公共、商业领域,包括价值观、信任、信仰体系;是得到广泛认同和传播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规范和观念;是引导行为的规范;是融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中的活的文化;是公民的法典,惩戒体系,宗教规范;以及融于林林总总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关系网络,比如:家族、婚姻、家庭、社区、集体、公司、职业阶层和种姓选团体、邻里、民族和宗教组织、民族、全球性或国际性伦理,也就是地方、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② 这些制度的维度,通常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交易以及社会安排发挥巩固和稳定的作用,它们是聚合个体的粘合剂,为社会的动态演变提供参数,通常它们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象粘土一样致密地胶合着,成为具有高度惯性的整个系统的坠物。它们没有突兀的变化,其连续性被镌刻在了进化的轨道中,渐进的趋势取代了革命的突破。或许就是制度继承性的累积力量,在数个世纪的打造和复制下,激发了这样一种对印度增长率或者说对印度的比喻性的描述:印度就象一只记忆冗长、行动迟缓的庞然巨象。毫无疑问,旧中国也曾激发过同样的联想。但是,中国革命打破了沿袭的封建模式,并强力建设了一个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制度架构。
在印度,制度框架是政策制定的大环境和限制的体现;相比之下,在中国,制度框架本身是一个优先的目标变量,是政策的客体。在印度,制度框架的构建是基于一个一成不变的、顽固的环境,同时它成为发展的束缚。它是变革的主语,但是这种变革是一种不情愿的、缓慢的进化。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制度构架没有造成环境约束,而是成为了政策左右下、服务于发展战略的催化工具。传统的制度构架被一扫而去,新的制度在极短暂的时间内被设计和建造完成,随即又被更新的、更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制度模式所代替。对此小岛(Kojima,1982)敏锐地描述道:中国人不懈地追求能够寻求、释放并探索潜在的积累和增长资源的体制,完全无视时代意识形态的修辞。这种持续的努力来源于对物质进步和增强国力的基本共识和动力。
(三)解决李嘉图式限制:土地改革进程的对比
……
人民公社被清扫而去,分地到户成了保险栓和缓震器,预防了新战略的左右摇摆;而失去了来自繁荣的公社和社队企业的劳动机会和经济剩余,农民们又成了保险栓的依赖者。二次土地改革的资产负债表十分复杂,它再次展示了这个体系重塑其根本制度来适应任何发展战略定位需要的能力。这与印度的局面形成了天壤之别。
(四)中国集体劳动积累对印度农村公共工程
仔细观察1962年至1978年高度集体主义时期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是十分有益的。①毛泽东有他特有的思想智慧,他提出了劳动积累的概念,来对应资本积累。主要来说,他提出在一个人口众多的贫穷的农业经济体中,通过以农民劳动力向积累项目投资的形式——劳动力积累(LA),可以建立与土地相关的农村基础设施。中国掀起了劳动浪潮,形成了农村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就在这个时期,众所周知,依据国家政策,跨部门的资源流动对农业部门进行倾斜,这种劳动积累就对中国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供求两面都产生了刺激,因而触发了公社内部的强劲增长过程。②
农村发展的另一个引擎是公社内部的工业化。这也动用了集体内部的剩余劳动力,并且产生了大量财政盈余,被用于四种主要用途:集体内非农业活动组合进一步多元化;农业发展项目;为集体成员提供社会消费基础以及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的能力。虽然农民在农村非农业活动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且艰苦的体力劳动进入到劳动积累中,但是严格以工资等级按工分领取报酬,而工资等级则和集体农民家庭消费的平均水平相挂钩。其结果是农村非农业(RNF)企业所创造的财政盈余自动积累起来,而且不断地乘上创造了地区平等增长的动态增加值。
很多人天真地将劳动积累计划作为一个强迫且无偿劳动的例子来加以批评。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一旦项目完成之后收益流就开始出现,则在每一年里,家庭对有收益项目的劳动投资都会获得回报,而且这些收益会在所有共同拥有这一项目的成员范围内积累起来。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空白领域,尽管无可否认在许多有问题的计划上面浪费了一些精力,但是在这段时期中,每位严谨的学者或是中国农村田野观察家们都会注意到全国范围内的复兴型运作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它催化并开启了农村发展过程。从农户的立场来看,这份附加工作所带来的额外收入不仅来自于劳动积累计划本身,也源于这一计划所促成的农村工业化的间接回报。当工业化促进了总的生产率时,工业化进程就开始了。而且,由于收益是被共同分享的,所以劳动替代也不再是问题。正如我们曾提到过,尽管在微观级别的合作社单位中存在着周密且符合当时发展阶段的经济逻辑的合作支付系统,但是转型的群众动员模式基本上是被思想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所鼓舞的。由于这个过程基本上是由地方自筹资金,因此可以避免政府在投资之前进行节流约束。上述特性使得这个过程既可以持续较长一段时期,又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制。
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不平等的农业结构中,国家退出和单纯开放市场信号会引发这样大规模的农村投资和转型。事实上,这正是南非经历的惨痛经验。在印度,目前针对所谓的接受全民就业保障计划的财政约束所进行的讨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一计划必须预先提供资金,而政府从未真正如此严格地考察过他们的生产率。即使这一计划所创建的基础设施是有收益的,但是政府不能得到资源集合网中增加的那部分收益。由于融资障碍的确存在,因此就不存在一种将回收的收益用于过去劳务的支付、将回收的投资用于未来扩张的自动的内部循环过程。正因如此,当启动这种创造就业的农村公共工程(RPW)计划时,他们需要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
仔细研究这些计划是如何未能起到反贫困干预的功能也是必要的。由于在实际中存在着评价和批准这种干预措施的基本盲点,所以这导致了对发展效果的严重误解。农村公共工程(RPWs)想要提升农业生产率并产生乘数效应。在这些工程的建设时期,尤其是在运行阶段,这些工程的大部分都被当地非目标集团和地主集团所限制了。
在适用于这些计划的评价方法中,目标效率的评价标准与项目建设阶段目标集团受益人的百分比有关,因此这会忽略了该计划在未来几年中为目标集团所带来的直接效益流的影响模式。一项关于孟加拉国的研究数据①使我们深入了解到,这种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为农村贫困人口所进行的公共投资的真实受益人的真实性和身份。这些计划的总收益率的底线表明,这些计划产生的总收益的四分之三是作为意外所得从而流向了非目标集团!这一结果很令人吃惊;更何况这些计划是以穷人的名义推行的。
这些计划为穷人所累积实现的工资福利还远远不够:甚至对于那些能够参与其中的家庭来说,这些福利也只是零散的、变动的、暂时的收入来源。但是,包含了支付给非目标集团的收益的总收益流却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在这些计划富有成效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得贫困人口不受限于断断续续的收入流,反而能够利用包含着更巨额收益的大的资金池呢?按照现在的情况看,那些受雇于这类计划的贫困人口已处于不利地位。在这些计划中,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所获得的每日收益要比为赚取这些收益所耗费的能量还要更低,可能大约低至一半左右。这一结果还表明,即使假定在印度农村地区的法定最低工资的基础上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一般的农业劳动家庭仍然不能够达到与贫困线相当的收入水平(Kannan, 2005: 2–3)。
很清楚地,我们需要新式的合同制度。通过这些新的合同形式,那些受雇并创造了这些公共资产的贫困人口也能够索要某一类别的所有权或者租赁权,从而使得他们对这些基础设施所产生的附加值中的非工资部分拥有正当的权利。这样的制度安排必须有直接和间接的金融工具与策略作为补充。这类工具与策略通过当地的或者更加间接的较高层的财政循环,从已获取额外收益地主或其他集团那里征集费用。因此,这就需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实行新式合同。现有的制度安排导致了低数量、低品质的资产,但它对各方都是有利的:获得知名度的政治家、从低品质的建设中获利的承包商、公务员、不劳而获的地主,以及至少从中获得一点微薄收益的穷人。项目计划的质量和长期持续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各个利益相关方,而这在当时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权宜之计下的项目计划吞噬掉资源。但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②(相关部门)会有定期的关于在农村公共工程(RPW)计划实施过程中地方腐败的报告。而最近批准通过的《印度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NREGA) 质疑:究竟这些旨在减少贫困人口的农村就业干预(政策)是计划还是骗局?这一点在报告中也有涉及到。③
(五)生产力与就业的权衡
下面将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在中国农村是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了这对让人烦恼而又无处不在的取舍关系,而在印度农村对这一问题的权衡却遭遇了失败。
……
(六)克服信息二分法
……
因此,制度框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应用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者创新的传播,还应用于体制框架本身的试验与重新制定。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这种制度弹性确保了快速增长的需求结构方面的功能。而且,与印度农村中粘性的、停滞的制度结构进行对比,差距是很大的。唯一有意义的试验是印度村务委员会,而且这种“地方”农村政府的形式只不过是试图表示与重现那种不平等的继承式的、等级式的所有权和权力结构。当然,印度盛产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和活动家发展组织,并且拥有巨大的累积经验,其中包括若干“良好惯例”干预的潜在名单在内。然而,在向地区一级升级或传播的第一道关卡中,这些就都趋于失败了,更不必说上升到国家一级了。同时,在农业计划中,尤其是在减少贫困计划中,国家援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地方政府来表现的。而我们可以预料,地方精英或多或少地控制了这一过程和结果。
(七)转型的群众动员模式
在印中合作的初期,应在1955年访问印度的孙中山夫人的邀请,一个高级别的印度代表团在次年访问中国(和日本),来研究处于发展阶段的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并带回了适用于印度农村情况的可转移的经验。随后的报告(印度政府,1956)见证了中国农村集体能量的大爆发:
中国在农业合作社的形成中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震惊了中国内外的所有人。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习惯于个人耕作的印度访问团而言,中国的成功并不只是一个奇迹。很自然的,每个人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这些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印度政府,1956:86)
珀金斯(1980: 127)正确强调了以集体制转型为基础的劳动的作用:
与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相比(如印度),中国的城乡人口全年都在辛苦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生产率非常低的工作。比如,那些从附近的山坡上取土来建水坝或增加一小块耕地面积的农民正在用辛勤的劳动来换取仅仅为数不多的农作物产量的增加。有人怀疑,如果这些农民不必做这些,他们会选择闲暇。不管他们是否自愿,中国已经从劳动力资源中成功调动了数十亿劳动力的日工作量,而这些劳动力资源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仍然处于闲置状态。
但是如何实现这样的群众动员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答案就是“释放群众的热情”。在这种转型中,反社会主义者常常会完全地驳回(或者质询)任何自愿主义的断言。那么,看一看同一时期来访的印度官僚和政治家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将会是很有意思的:
胁迫是对热情的否定。我们无法从一个被强迫加入合作社的人那里看到热情的能量迸发出来。在他们中我们注意到一股伟大的爱国热情,他使我们想起了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的人民所怀有的爱国心。而对中国农民而言,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只是生产者合作社的一个方面。不断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加入合作社是为了努力工作,从而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印度政府,1956:95)
在群众动员模式中,一个关键的作用机制就是响应党发起的号召的运动。这种运动可能是针对革命敌人的政治行动,可能是一场在文化领域或者经济领域改善团体行为的一次干预,又或者是一场催化特定的投资、发展和环境变化的形式的行动。①通常而言,政府都会树立起一个成功的榜样用于模仿。以大寨大队的发展为例。在大寨,纯粹的农民劳动用来对抗极端的自然条件差异,从而显示出社会主义即使在面临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条件下仍有能力去影响和获取自己的未来。其他强有力的运动包括在合作社框架下五个小的农村工业的发展,而另一个运动是20世纪五十年代的针对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的除四害运动。大量劳动得到热烈地调动并消耗掉。这些榜样在成功时是了不起的;而当他们失败时,其复制的规模也令人震惊。后者在农村麻雀消失的例子中得以体现。并且,人们随后发现麻雀成为保护作物不受各种害虫侵害的关键。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严重污染当地水资源的农村小规模化工厂和化肥厂。然而,这些问题仍然是作为例外而非惯例的,并且就像这些问题当初出现时那样,它们尽可能地得到承认和处理。
几个潜在而活跃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成功利用转型的群众动员模式的前提。第一,在近乎全国范围内存在文化同质性;第二,群众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感和认同感;第三,群众呼吁国家干预一些主要的农村政策,诸如土地改革、农村工业以及农村社会-经济保障政策;第四,具有支持信息双向流的有效率的组织结构;第五,用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指挥结构;第六,利用农村群众的思想动机;最后,成功本身就是维持过程的润滑剂——经济成就的收益广泛分享并且大多数人都能够感受到,因此看起来努力工作是正确且值得的。
1975年冬季的海城地震为群众动员力量的能力作了精彩的例证。中国官员下令对所有的1,000,000人口进行疏散,并挽救了本应在之后的2月4日又爆发的7.3级大地震中丧失的大约几万个生命。中国是如何准确预测的?这一预测是根据对大量来自于公众的报告和反馈形式的信息所做的辛苦而又系统的整理,而这些报告和反馈资料汇报了许多奇怪事件,比如海拔突然变化,地下水位令人费解的变化,动物的奇特行为,等等。将这些资料与地震活动结合在一起,便实现了对这次地震的预测。在当时,这被誉为展示人民力量从而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不可思议高度的高峰的一个实例。然而,在1976年6月28日发生在与海城规模相当的毁灭性的7.6级唐山大地震却未能得到预测,有超过250,000人死亡。因此,参与预测方法的能力被削弱了。然而,群众动员能力、准备程度和人民意愿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展示。
(八)劳动的尊严:旧与新
毛泽东的集体主义学说也强调,尽管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主义盈余的提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是经济发展的需求首先直接反映在农民的生活水平上。为了攻击旧有的剥削与异化形式,社会中存在着一股持续的动力,从而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工作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认同感和尊严。海报宣传、电影、音乐、戏剧等都塑造了一种社会主义劳动尊严的新文化: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英雄;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也耕地。在合作社中任何劳动在本质上都不会被看作是低贱的。过去由妇女“包办”的处理每日粪便垃圾的负担现在越来越多地由家庭中的男性来分担。城镇附近的生产队通过收购合同从城市设施中收集粪便,并将它运回农村作为肥料来处理。印度和印度人也同样重视劳动的尊严,但是有一点不同:即尊严作为某些人的特权而获得并保持着,但原始劳动作为一种义务却注定要由一部分人向另外一部分人提供。
(九)结构上的效果
……
五、印度正在赶超吗?
在过去的十年间,印度经济公布的高增长率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正在赶超中国吗?很多印度人都在谈论这一话题,但这仅仅是表达正在涌现的新贵的好时光的一种不成熟的必胜心态吗?虽然在增长率方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但是这一比较还有其他相关方面。
(一)保留分歧
……
(三)许多“不合理的趋同”
“不合理的趋同”是指两国经济和社会互相效仿彼此的一些负面特征。的确,存在着源源不断的大量有力证据来证明这种不合理的趋同,主要是中国开始表现出一些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治理方面的负面特征。很明显的,这种现象十分广泛:妇女的地位,包括强烈的性别劣势、色情和可怕的出生性别比的倒退;环境状况;贪污盛行;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而加以征收的无力负担的使用费使得广大的农村人口越来越不能享受到医疗和教育,由此引起地方性的农村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膨胀;在两个国家中都出现了不平等加剧现象,而中国的情形则更快地恶化,并且也许会在某些不好的方面超过印度。那些把保留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作为印度经济状况更加恶化的理由、借口或者托辞的人们需要注意到,国家公共生活质量在持续地消耗退化,尤其包括明目张胆的腐败渗透,犯罪,以及进入政治体的地方自治主义。在这些不合理的地方,两国的确正在趋近。而且很难说是否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的损失要比印度民主的、“有社会主义特点的”准则和行为方式的损失更大、更具破坏性。在两国的体系中,公共利益已被彻底私有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我们过度关注于错误的竞赛?
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的成就已经被农村人口的社会-经济脆弱性的急剧上升所削弱,这主要是因为这群人不能支付起日益昂贵的医疗和教育系统。可以这样说,改革后的教育政策造成了明显的教育和社会排斥,并导致童工广泛出现。因此,这为中国贫穷的、未受教育的人群所构成的新的下层社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医疗政策的趋势也同样是倒退的。尽管中国人与健康相关的指标水平仍然遥遥领先于印度,但是令人苦恼的是,绝大多数的人口享有的医疗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出现了收缩的迹象。从一个几乎普遍覆盖的系统中可以看到,尽管存在不同的医疗质量水平,但是医疗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呈现出萎缩趋势。2003年的第三次全国医疗服务调查显示:
在中国,本应就医的公民中有49%没有就医,高于1993年的36%;大约44%的住院病人大多数由于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在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出院;75%的农民出于经济原因在本应住院的情况下没有住院治疗,高于1993年的64%;33%的农民因为将康状况不佳而贫穷,高于1993年的22% (Chen and Shiva Kumar 2007:164)。
尽管中印两国的总体的性别比例比较接近,处于每1000名男性中有930-945名女性的一个不甚乐观的区间内,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在出生性别比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和水平。两国都出现了可鄙的结果,这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印度重男轻女的偏见仍然存活,即使很多疑似是女婴的胎儿实际上并不是;在中国,获得革命成果的一代在性别领域不经意间彻底转变了,倒退回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在家庭中占主导的时代,强烈偏好男孩,认为男性作为户主是应该的。在这里,不合理的趋同是惨痛的,并且迅速地出现。在中国,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农村的贫困与排斥、农业女性化和男权增加也许解释了在中国农村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以及农民自杀现象,这一现象与最近在印度农村出现的尚未平息的农民自杀风波形成明显的共鸣。
集中体现于高层次腐败的治理问题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透明的国际清廉指数表明中国和印度正在恶化的状况。尽管印度在这方面一直都表现不好,但是中国很快就后来居上了。印度的政党、司法、警察、议会和立法机构在国际清廉指数中得分最差;这一指标不仅仅考察民主是否在形式上存在,而是更加注重民主的质量。在中国,大公司进入共产党上层并介入各级政府的领导层,这也许消除了商人为影响政治家的决策而进行行贿的需要;这种讨好党和商业的趋势为嵌入政府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欧威尔的《动物农场》中的情景必然会浮现在读者脑海中(Orwell, 1945)。
最后是不平等。不平等性曾经在印度偏高而在中国曾经相当低,而现在不平等在中国急速飙升,并且在某些方面似乎已经超过了印度。①例如,在 1992-2002年的十年间,40%的下层民众占有21%的收入,而20%的上流社会占有42%的收入。中国在1993-2003年的十年间的对应的份额分别为14%和52%。两国的高层不平等是极端并引起公愤的,而且在任何有关激励投资和增长的假定功能方面也没有丝毫合理性。这些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是与在中国农村和城市中涌现出对新的劳动工艺流程的相同的排斥相匹配的。在经济特区的移民和工人中,在其它类型的劳动力中(包括童工),以及在工作年限的延伸到超越之前的退休标准的老年阶段的例子中,这些情况是很突出的。
在地区不平等方面,改革之后中国的趋势也突然向更坏的方向转化。中国一贯表现出由结构的和土地的特点造成的地区之间、省份之间的差异性的特征。在20 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城市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降低,这体现了支持内陆省份的工业布局政策。自从1978年以来,在地区差异方面,城乡不平等明显变大了(塞思(Saith),1993: Table 1)。自改革开始,所有证据都表明地区不平等的程度在极度加剧。这部分是由于教育差距的累积效应,部分是由于农村工业化的长期不平衡的影响(农村工业化偏爱具有较好的先决条件和较佳的地理位置的地区);但主要还是由沿海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度集中造成的。印度在改革开始之后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先进和落后联邦之间的鸿沟扩大的相似迹象。
在趋同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结论是能够得到认可的:存在一些正面趋同的证据,主要表现在印度增长率已经上升到接近中国的水平。然而,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差距,而且即使这种差距将会缩短,但是仍然会保留一定的差距,从而区分了总的绝对发展水平的大部分相关指标。另一方面,存在极度的不合理的趋同,即伴随增长而产生的消极方面。比如中国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印度所独有的不好的社会-经济特征,又比如在不平等性、排斥、性别歧视、环境压力以及政府赤字等恶化加剧。
六、竞争的重要意义
(一)印度的民主政治:赢得多少欢呼声?
那么,印度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呢?是它特有的杰出特征,还是他的民主政治?印度的民主政治是制约了印度的发展呢?还是它仅仅成为在这场竞赛中落后于中国的一个不变的托辞和方便的借口?来看看斯瓦米(1973: 1)是如何提出这一难题的。
在中印比较的背景下……如果最终证实总过得增长率仅比印度高0.5个百分点,那么我们会问:这半个百分点值得中国付出的大量社会人力与物力的成本吗?或者说,如果最终是印度比中国高出半个百分点,那么这值得印度以可能出现的严重的不平等性为代价吗?
尽管斯瓦米承认,他“无法对该问题作出确定的回答”,但是对印度改革及其成果的一种普遍被接受的狂热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民主的确使我们的发展减速……但是,如果它成为一种权衡,我认为在印度没有人会为了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而放弃民主政治。我们等了3000年才等到这个消除了贫困的时代,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愿意再等20年,用民主来实现这一目标”(Das, 2007)。
这种论调使得这一议题变得不重要了;我们不能天真地将民主定义为一个能够与GDP的增长率在数轴上进行对照的简单变量。有些人可能会赞成这样的民主:它确实在半个世纪内真正履行了宪法的指导原则;穷人和被排斥群体可能将它视为一场定期演出,其中充满着他们为了表现生活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而发出的呐喊和愤怒;因此,在印度选举中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抛出所谓的 “任职因素”,这表明全体选民的永久选举权存在更加象征性的而非真实的选择权利。
将民主看作经济增长的积极促成力量的思想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了。尽管在与社会主义中国竞争的背景下最初的宣传和预期是乐观的,但是早期得到的发展经验是发人深省的。它导致了一个平静的拐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有各种形式的假说来论证以较慢增长为代价来换取民主的实现。①接下来,这种公认的(或者说是“老的”)观点(即民主和发展之间权衡)在解释近来印度增长速度加快的问题上遭遇到困难:毕竟,在印度的增长加快之前,印度一直以来都是民主的、有“印度特征的”,而且这与“印度的”增长速度的概念或者其他消极的取舍不相符。毫不奇怪,这一切引起了另一场有关民主与发展的简化理论的大转变。②这一“新的”积极协同的关系也为近来由全球性咨询公司与国际发展机构所作出的乐观预测打下基础。这些预测显示,印度很快就会有比中国更好的经济表现。为了体现这一结构,它强调了由来已久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三位一体,也强调了其优越的公司治理和包括证券交易所在内的金融管理。③然而,仍然存在严肃的方法论和经验方面的原因,从而令我们对这些简化了的、常常重复的“假说”持很大的怀疑。
这里所论证的不作为的观点绝不是要容忍管制和极权主义,而是认为民主不应仅仅是那些肥胖的印度精英阶层的权利,社会要求对全体公民再多一些民主。实际上印度民众既没有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也没有享有民主政治所带来的权利,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不管是对近来的经济运行,还是对印度一贯的民主政治的优点,其必胜心态的表现主要来自于新兴的爱炫耀的跨国集团中的精英阶层;然而,印度其它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是等待且怀有期望的旁观者,他们期待着可得利益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探索者?
对这两个伟大文明的发展经验的比较反思不能真的沦落成一个多项选择的资金平衡表,或者被当作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试验证据。在对经济竞赛的数字的全面关注中,我们忽视了社会动力庞大而复杂的进化过程的更深层次的含意和线索,也忽略了作为变革的催化剂的印度民主政治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
在度过了漫长的封建时代和殖民时代之后,两国都在同一历史时刻打破了这些束缚。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仍脱离于世界体系,但是它们都采用了自主而非闭关自守的、有计划的策略来实现快速、平等的发展,从而克服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惰性和经济赤字。用汤因比(Toynbee)的术语可以将这一突破称为挑战 - 反应;或者也可以用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来说明这种突破,他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克服历史性落后的变革的推动剂;或者还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方法和生产方式的动力来解释这一突破。尽管每种方法都强调这种变化的非连续性质,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变革时机的选择,也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预测之后的过程以及它的持久或者消散。尽管两国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而这些词汇所蕴含的极大的本质差异部分地被早期印度计划语段中的激进词汇所掩盖,但是他们都是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变化相对立的计划。中国走的是一条精力充沛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印度的道路则可以委婉地说成是 “社会主义的”。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将它形容为“全国革命模式”的变化。印度政府不顾它的有产阶级基础而提出了控制印度经济的制高点,并重新管理由国家领导的、为实现社会目标的发展过程。它的背后隐含着一个符合宪法所渴望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和国家。在两个国家中,这个基于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的现实(在中国)或者概念(在印度)的最初的改革计划仅仅持续了三十年,之后两国就出现了引进资本主义增长的新的改革时代。在现阶段,虽然两国都强调经济现代化,但是存在一种初始社会主义理想的萎缩,而这一初始理想为第一届独立政府提供了社会动力和存在原因。
现在,尽管两国都重新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但他们并不是充当无用的角色,而是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对立的计划已经走向其反面了。这在两国都引起了对国家领导的非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干预的历史意义的质疑。可以将其理解为在经济体制和物质消费、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极端不平等方面,对无效率的进化累积所做的全面的、革命性的修正吗?如此看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方面已经明显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大的成功;而且政治民主化的议程主宰着未来。而印度的修正远没有这么剧烈,并且这个新兴的国家和经济仍然保留着它最初想要克服掉的极端不平等和排斥。迄今为止,总体来说中国在政治上的民主体系未能实现经济上的民主效果。凭借着卓越的财政实力、更具文化凝聚力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似乎正处在一个相当良好的环境中,从而使得进一步的社会进步的更正成为可能。而在印度的政治结构中,这种修正通过排斥来强行完成。在印度,新老精英阶层统治国家和社会,而且他们成功阻止了任何重大的重新分配形式的尝试,却没能阻止由恐惧和每几年必须赢得选举的必要性所做的声明。
在历史性变革的较长范围内,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变和印度的有计划的发展已经成为两国更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的先锋。正如出现了另一个印度来为自己给养政治民主制度,从而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和平等;另一个中国期待着为它巨大的经济收益增添有意义的政治权利。
① 简介:阿什瓦尼·塞思(Ashwani Saith),海牙社会学院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别拿印度的民主说事儿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bbs.m4.cn/thread-3241918-1-1.html
冷眼旁观印度民主
1990年代初,英国人西格尔最早提出印度将超越中国,他的理由就是———在印度,民主、法制基本是一种宗教式信仰,凡是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虽然过去50年的事实尚没有证明民主政治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不民主的政治就一定阻碍经济发展。但是,10年之后,由于中印两国的比较,再次引发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探讨。
在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谈得最多的是印度相对中国具有制度上的优势,印度虽然没有中国已经具备的有利环境,但是印度拥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他们推断的结论是———印度必将会超过中国。
一位普通的印度人阿尼尔说:“中国的情况比印度好,我们没有必要吹捧自己的可笑的政治。我们总是在扯淡,我们生活在绝望中。”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现在有些人一味强调印度民主制度的优势,说得好听是无知,如果说得不好听是有意误导,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响中国选择某种模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博士说。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更加直白:“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在中印两国的比较中,我们已经不能回避印度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正优势”还是“负优势”?印度之行,我所得到的印象是———无论印度是否真正无愧于其自称的民主国家的美名,至少从目前看,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值得人们如此推崇。
印度:议会民主“橱窗”的反思
拉杰·古普塔是印度一家大规模制鞋厂的合伙人,他每两个月就得去一次中国广东省。他到中国买制鞋机,因为印度几乎没有制造商生产此类机器;他到中国买合成皮革,因为印度很少生产这类材料;他到中国的制鞋厂参观,以便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组织严密的管理程序。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乘飞机回国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怎么会落后于中国这个实行共产党经济政策的国家?”
我们来到印度时,恰逢印度举国上下进行大选,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在印度旅行随处可见“India:Shine out with great brilliancy”(印度大放光芒)的标语,这是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为再度执掌政权而推出的竞选广告。在从德里去往阿吉拉的主要交通干道上,竞选宣传车和人群占据了多半条公路,宣讲人胸有成竹地说:要在2020年让印度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在斋普尔的老城城门前,人们正在冒雨搭建竞选演讲台,印度国大党索尼娅·甘地的巨幅人像矗立在路边,在一个没有太多高大建筑的印度,广告牌非常惹眼。报纸、电视更是不一而足。
印度党派之多可为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印度第十一届大选时参加角逐的大小政党多达443个,参加投票的选民达5.9亿。印度在世界上素有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之称,美国更是把印度作为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橱窗”,以展示西方民主的普适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峰君教授是研究南亚问题的专家,他概括印度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为“具有西方议会民主体制与东方政治体制的双重性格”。他说:“根据尼赫鲁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印度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但在政治体制上建立西方议会民主政体。1947年印度独立后,便将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确立的议会制度全盘接受下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修订完善。它在形式上与西方特别是与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民主橱窗”之内的人又是如何看待印度的民主社会呢?民主社会一定是言论自由的吗?楠达库马是一位科学家和旅行作家,他来过中国2次,共有半年的时间,其中一次是与中国科学院进行交流。回印度后,他写了为什么印度会如此败给中国的文章,但是,没有一家印度媒体愿意发表他的文章。他说:“这真让我沮丧,居然如此直接的拒绝我,我只好用马来文出版了我在中国的经历。该书名字是:《中国:奇迹之国》。当然,我很高兴看到了该书如我想象般的畅销。”
印度《论坛报》4月7日读者论坛中的一封信:“国家真如全国民主联盟所说的是在大放光芒吗?领导人反复重申他们的成就……数以千万计的卢比花在了以‘印度大放光芒’为主题的全国巡回竞选上,花在广告上。其实,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每个领导人的业绩。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喊大叫呢?”印度老百姓在抱怨,他们为什么不肯为贫民窟的几千万穷人花7亿卢比来改善居住条件呢?所谓的“大放光芒”完全是政府大力上演的一场“政治秀”。据说,仅印度执政党这次花在竞选上的宣传费用就高达70亿卢比。
历史学家阿帕娜·巴苏(Aparna Basu)指出,民主的意义远非每五年举行一次自由选举这么简单。“良好的管理与政治自由同等重要,印度在这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她说。在新德里大约有3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尽管印度有其民主资历,但是印度知识精英们普遍认为,印度没有赋予公民真正的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利、饮用纯净水权利以及使用其它福利设施的权利,更谈不到发展的权利。他们批评印度混沌的民主常常未能履行诺言。
要建设还是要民主?
一般来讲,制度成本是社会运行总成本的一部分。判断民主制度是否具有优势,如果仅仅从感性出发分析制度的好与坏,很可能会得出模糊不清的结论。印度之行,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无论是从基础设施、政府效率、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视角观察,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在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印度的民主制度多付出的制度成本相当大。
印度之行,孟买一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因为在印度素有“孟买是印度的上海”之称。我们住在孟买的希尔顿酒店,应该说,在我们住过的印度其他城市的希尔顿酒店中,孟买的希尔顿酒店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是最好的。但是,一墙之隔的酒店墙外,垃圾遍地、蚊蝇飞舞、公鸡鸣叫、乞丐讨要、小贩叫卖,好不热闹,与酒店的现代化设施共处一条街,但恍若两重天地。
驱车观光市容,看到一些现代城市的标志———立交桥,据说孟买有让印度人自豪的54座立交桥。可是我们看到,桥下住满了“居民”,黑压压一片,四根竹竿加上一块苫布,苫布下坐满了没事可干的人。下车走在路上,只有机动车路面是柏油路。行人、三轮车、大卡车、“斯古塔”(电三轮)、小轿车抢行在一条窄窄的路上,牛在街上悠闲地穿行,狗趴在土路上小憩,人们背过身去随时随地大小便,在40多度的高温下,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味道。这种画面,让我回忆起30年前安徽省的某个小镇。
印度《商业周刊》记者曼吉特前不久在中国上海呆了两天,这是她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她是这样描写中国上海的:“上海横跨了黄浦江,宛如鸟的翅膀上的闪亮羽毛。在我所住下的美丽的街道前面,国际会议中心屹立着,还有原来的殖民者的建筑,亮闪闪的玻璃,还有花岗岩的塔立在远处。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上海比这个还漂亮。这是我最持久的印象——一个国家正在腾飞。你不看到这些,你不会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曼吉特就在孟买生活工作,她说:“孟买是破旧、肮脏的。”她希望孟买可以变成上海的模样。
为什么素有“奇迹之城”、“印度的商业中心”、“世界电影制造中心”的孟买,城市道路与城市环境如此之差?曼吉特说:“在孟买的派达路的尽头修建新路时,我们看到了与上海不一样的情况,当地居民中的抗议者号啕大哭,这其中还有一位在请愿,说着新路带来污染,因为她的嗓音将受到影响。于是,这个计划暂时停下来,也许将会废弃。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上海与孟买之间,中国与印度之间,一个在制定,执行;另一个却是胆战心惊地不断地寻求公众意见。如此看起来,有时,印度的民主基础恰恰是一种对国家建设不利的痛。”
印度是民主国家,不可能以法律禁止任何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半个世纪前印度独立的时候,甘地的梦想是一个“生活在村庄中”的印度。今天的印度面临的噩梦是印度已经不再“生活在村庄中”,而是有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中”。在孟买,贫民窟一片接一片,连在一起有几英里长。印度储备银行地区经理托拉特说:即使我们有最良好的愿望,即使我们有道德上的使命感,我们能给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一个更好的生活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凭我的直觉判断,我认为我们已经快要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在印度,比如你雇了清洁工,他们不工作,如果有人胆敢因为失职而惩罚他们,那么,明天你就会看到罢工了,罢工由当地发展到邦里,随后就是全国了。你能认为印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楠达库马说。
但是,随便问一个印度人,有谁愿意丧失存在于社会和文化每个角落里的自由呢?在印度似乎人们更愿意选择后者。
坐落在德里的尼赫鲁大学像一个巨大的公园。“这里到处体现民主,校园内大字报到处可见,有点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生上课迟到半小时不足为怪;教师、学生可以自由的罢课。比如,一个学生考试不合格,他和他的老乡开始行走。”张文木博士介绍说,他在尼大做访问学者一年,有着切身的体会。当他表示不愿意参与学生竞选时,被人奚落为“不懂得民主”。
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真实的计划)。
民主的制度成本
印度所有地方的马路上跑的一种小三轮车叫“斯古特”,就是中国的“嘣嘣车”,2000年印度政府决心淘汰这种污染严重的车型。但是,淘汰令颁布三天之后,印度政府在行走和罢工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决定。四年过去之后,我们依然看到“斯古特”跑在大街小巷。这让记者想起前不久武汉作了同样禁止三轮车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内三轮车从城区完全消失。印度同行者睁大了眼睛说:“在印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张文木博士总结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力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19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一位驻华的印度大使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三年后回国,发现地里三年前就动工的一座立交桥还没有修完。而北京在三年之内修了很多立交桥。他感叹中国人的只争朝夕,中国人会挑灯夜战。
印度为什么效率如此之低?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首先,因为印度宗教和民主很多,建一条高速公路要经过无数次辩论才能做出决策,任何一个决议都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达成民主决策非常不易。第二,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百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三,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
“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人说,印度要超过中国有几个“Big If”(重大假设),其中一个“If”是进行土改。王绍光说:“二战后有一个规律,凡是经过土改的地方,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如韩国、日本、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等,没有经过土改的,到现在都是大问题,如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王绍光认为,印度在现有的民主制度下进行土改的可能性比较小。
印度经济学家也不明白为何当今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推崇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一言以蔽之:印度民主制度具有双面性,其中包含个性自由的发展,代价是什么都干不了。
拉迪普是一名IT行业的老板,他抱怨说:“这个国家有着太多的承诺,但是,50年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还是那么贫穷,还在受苦。印度会向何处去呢?我感到丢脸,我真不知这怪谁,政治家、经济学家、工业界人士还是普通人?我禁不住怀疑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真的是民主吗?所谓的‘印度了不起’只是一句瞎话,是让我们忘记每天的现实。看看周围吧,没有什么是正确的,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希望能尽早采取政治改革。”
一位叫伽兹博的印度人说:“印度每个人都要发言,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一点。但却阻碍了印度的进步。”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在评论印度的政治制度时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取得共识的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像印度这样一个多人口、多语言、多宗教冲突、贫穷而庞大的国家,结局只能更糟,正是民主制度使印度幸存、发展,并改正自己政策的失误。
“大口袋”与“逮总统”
斋普尔城,为拉贾斯坦邦的首府,建于1727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根据记载,古代爱好艺术的国王杰耶·辛哈为使城市更加美丽,下令将全城房屋建筑涂成浅红色,“玫瑰城”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4月30日,我们到达斋普尔的第二天,赶上下大雨。雨停之后,往上看,公路两旁重楼叠阁,庙宇林立,四周环以高大的城墙,窥见其雄伟气势。但是往脚下一看,整个城市街道上积水半尺深,骆驼、牛、马、羊的粪便漂浮在雨水上面,真是惨不忍睹。所有的行人、汽车、摩托、牛都在半尺深的脏水中行走。尽管印度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也要在这种环境中走路、买东西、生活。据说其中有一些人搬到开发区居住,那里的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在斋普尔开发区所看到的是,那里私人投资建设了大楼,里面非常现代化,只要一出门,情况依然如此。
在印度负责接待我们的扎胡说:“1727年城市设计就是如此,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
记者:“独立之后,政府为什么没有提供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
扎胡:“虽然政府收了很多的税,但是政府并没有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任何事情。”
记者:“为什么?他们不需要政绩吗?”
扎胡:“原因很简单,比如修建一条公路立项100元钱,经过层层贪污腐败,最后只剩下5元钱,修不成了就不修了。正如你看到的选举,竞选者会讲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旦执政之后,前两年在干些事情,之后就开始忙着为自己挣钱,因为政府官员们都有很大的‘BigPocket’(大口袋)。在印度50年以来,很少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虽然总理也可以到法院听证,看起来非常的民主。但事实是,小偷偷了1000美元会被马上处置,但是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拿了100万是不能够受到处置的,因为印度的司法系统也是非常腐败的。所以出现像斋普尔城这样的旅游城市基础设想相当的不足。”
记者:“天呀!中国的修路官员们首先还是要用95元来修路的,他们贪污的是那5元。”
与我同行的一位来自美国的男士插话说:“这可真是让小巫见了大巫。”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正在治理中。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日前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中国有关部门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把行贿犯罪单位或个人列入“黑名单”的做法。声明说,“在招标和项目管理过程中,中国在引进国际反腐败先进经验方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声明还援引透明国际公共采购项目主任欧莱雅的话说:“中国政府禁止腐败的建筑业者承揽工程是一个积极的步骤,表明了政府打击和制约腐败的决心。此举为其他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也应该采取更加有效、透明的‘黑名单’制度。”
依我理解,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为什么民主制度会如此失效?为什么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系统腐败?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当我们听完另一个印度司法腐败的“故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印度,商人们为了相互报复,经常贿赂法官或律师,扰乱司法程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不久,在一名记者的4万卢比(约850美元)的“金钱贿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开出了四张逮捕令,捉拿包括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的4名政界要人。不过,由于逮捕令是通过“设局”签发的,而且罪名也是莫须有的,所以逮捕令最终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这一“金钱换逮捕令”的案件可谓印度独立以来司法界的一大丑闻,使司法界颜面尽失。克雷在主持召开的一次司法界高层会议上愤怒地指责说:“连法院的受贿现象都这么严重,其他部门的腐败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一些司法人员为什么执法犯法?一位通讯业内人士说:“被人买通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制度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在印度有钱是可以办成任何事情的。虽然这是一条潜规则,但是在印度表现得如此直白、如此淋漓尽致,还是难以令人置信。
在斋普尔机场,同行者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印度女孩喜爱无比。扎胡告诉记者说:“只要有钱,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甚至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生的,这就是印度”;在新德里的自由市场中,当问到卖水果的小商贩是否交税时,回答:“当然交税,但不是交给税务部门,而是交给警察”;“在印度没有驾驶执照也可开车,当警察盘问时,100卢比就可以OK”。一位叫大雷(Dalee)的印度朋友介绍他的经验。
优势的民主体制、悠久的法律传统,健全的法律体系,他们在哪里?王绍光认为,讨论印度能否追上中国,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给一点激励,这样说也不是坏事。但要说印度因为民主、法制这些原因能够赶上中国,我觉得没有说服力。我不知道说印度法制优势的人到底想要说什么,印度有法制,但它的法院和警察其实非常Corrupt(腐败)。菲律宾也有民主、法制,也说英文,50年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当时所有人都看好它的“软件”———美式民主制度。然而它在过去50年的表现如何?现在有谁会说菲律宾是下一个中国?
请别拿印度的民主说事儿。
印度对中国的八大优势
于柳箐
印度、中国和西方的精英们都认为,和中国相比,印度有着多方面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在“龙象之争”中,中国的领先是暂时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印度必将超过中国乃至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印度的优势,有些是天然优势,有些是人为优势。正如孟夫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为优势是带根本性的优势。印度究竟有哪些优势呢?略表如下:
优势一,耕地面积大,质量高。虽然印度国土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耕地面积却大于中国。中国耕地面积为1.28亿公顷,印度为1.6亿公顷,加上印度人口少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更是多出中国很多。中国耕地本来就不多,还有许多耕地处在沙漠边缘、处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沙漠边缘,质量很低。而印度的耕地多在平原,雨水多,灌溉条件好。因为在热带,可种三季稻。虽然印度粮食产量一直低于中国,但那是印度不愿意高产。如果愿意高产,超过中国不在话下。
优势二,印度的国土处在热带、亚热带。其中大部分国土处在热带。中国的大部分国土处在北温带,还有少部分在亚热带和寒带。这也是印度的一个天然优势。处在热带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节省能源、建筑材料和服装材料。不用取暖设备就可以过冬,可以大大减少石油、天然气、煤炭的用量。搭个棚子就可以居住,住房不需要那么多的水泥、钢材等。穿个衬衫就可以御寒,不需要什么棉衣、羽绒服之类。这样,印度省下来的东西就可以用来出口赚钱。由于处在热带,搞建筑一年四季都可以施工,不像中国有不少地方,到了冬季就得停工。相比之下,印度的一年就相当于中国的一年半。
优势三,印度处在印度洋,进出口省运费。印度离中东和非洲、欧洲都比中国近得多,进口中东和非洲的石油很方便,向欧亚非出口商品也很方便,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可以省许多运费。有了这样的优势就容易吸引外资,降地成本。
优势四,印度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中国。因此,印度再过一二十年就可以超过中国人口。中国的“人口红利”快用完了,印度的“人口红利”则方兴未艾。与人口有关的还有其他方面。譬如印度的基础教育情况是:上到5年级,35%的印度孩童还不能读和写。根据政府统计的数字,只有1/4的学生能读完8年级,只有15%的学生会进入中学。在2.02亿的入学学生中,只有7%,也就是大约1400万能毕业。而中国的基础教育普及率则达到90%以上。这样,印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普及率低,所以有发展潜力和余地;而中国接近饱和,不容易继续提高了。人口预期寿命也是这样。印度人口预期寿命为65岁,中国为73岁,显然,印度的增长潜力大,中国再提高寿命就困难了。
优势五,印度是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国家,便于和欧美搞价值观外交,也利于防止腐败。这是印度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有了这样的优势,就不会出现“印度威胁论”。因为是民主国家,所以印度官场就很廉洁,通常政府投资只会被贪污掉九成。那个电信贪腐案涉案金额也只不过是区区390亿美元。至于透明国际老是把印度的廉洁度排在中国后面,那可能是弄错了。因为是民主国家,所以印度政府效率高,能很快制定出发展目标。譬如印度预定2005年基础教育普及率达到100%,现在之所以没有达到,不是政府计划不及时,而是下面不用心。这不是民主的错。
优势六,印度是个联邦制国家。刘·晓波。吴稼祥等精英都说联邦制国家很优越,有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为联邦主体的政府都是当地民选政府,会向选民负责。这当然很优越了。譬如印度联邦政府想修条高速路,穿过几个邦,因为涉及各邦的利益,就迟迟通不过。虽然通不过,但保护了地方利益,不容易犯错误。
优势七,印度是被殖民300年以上的国家。中国有的精英(如刘·晓波)说,中国要进入文明社会,需要被殖民300年。中国没那个福气,虽然遭受列强侵略,但一直没有成为列强完全的殖民地,只是半殖民地,而且也就是100年。印度则不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算起,印度被殖民已经超过300年。当然还有其他列强的东印度公司。这就说明,印度早就成为文明国家了。我说的不是文明古国,如果说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都是,但印度古代文明早在纪元前就中断了。只有中国赖着不中断。印度虽然中断了古代文明,但因为有被殖民300年以上的优势,提前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各地都保留着各种部落。这是中国做不到的。
优势八,印度的乞丐笑眯眯,只因曾有种姓制。南方周末登了一篇《印度连乞丐都很快乐满足,中国须反思》,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副教授。该报两年前还登过一篇《笑眯眯的印度乞丐》。两篇文章的内容差不多,都是说,到印度游览,发现印度的乞丐都是笑眯眯的,很满足于贫困,满足于不公道,满足于受压迫,根本没有仇富、仇官的表现。这利于国家稳定。认为,原因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在起作用。虽然印度早已废除了种姓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因此,乞丐、穷人觉得自己贫穷,受压迫、剥削都是应该的,不会怨天尤人,更不可能反抗。用的原话就是:“种姓制度有千般不是,与现代民主社会也格格不入,可是笑眯眯的乞丐却着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红利’。”看,印度曾经有过的种姓制度多么好啊。这些精英们不知道为什么天天要争什么西方民主、人权,他们应该向印度的乞丐学习笑眯眯才对。按照精英们的逻辑,中国应该恢复“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样大家都可以笑眯眯了。中国的这类精英似乎忘记了一点:印度许多地方的穷人还在搞武装斗争。印度种姓制度这种优势,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可见精英的深刻。
因为印度有这么多的优势,印度成为超级大国已非诳言,正如奥巴马所说,印度不是正在,而已经是崛起的大国。超过中国更是如探囊取物耳。
20个理由为什么印度人是高等民族
http://www.ltaaa.com/wtfy/2871.html
原创翻译: 龙腾网
“为什么印度讨厌中国”的视频制 OneTwoThreePeace 出品
20个观点:印度人怎么看待他们自己
没有任何添油加醋只有事实。
观点1:印度人是这个地球上最聪明的人种。因为他们宣称他们发明了:火箭,导弹,奔腾芯片,汽车,飞机,潜水艇,电脑和建造了金字塔。
现在有一条新闻,请大家不要惊慌失措,印度刚刚试射了一枚导弹。
尽管,这也许听起来很令人惊慌失措。
显然这是已经计划好的和这也许是预料之中的事。这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是因为我们知道印度有一个导弹计划,我们也知道他们有那些类型的武器。
事实1:没有人可以在数学上击败印度人。
事实2:全球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研究人员是印度人。
事实3: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里有百分之三十的工程师都是印度人。
事实4:其实是印度人最先提出原子弹的。
观点2:印度人相信德国人喜爱他们是因为术语,“雅利安人”是来自印度。
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在印度,你必须通过接下来的考核。
把视线集中在眼镜蛇上,我是说眼镜蛇,不是小孩的屁股上。
你的小孩能这么做吗?除非你是个雅利安人。
观点3:印度人发明了隐形交通信号灯。这样的开车方式,舒马赫(F1方程式锦标赛冠军)能做到吗?白痴,只有印度人能做到。拯救地球。不需要在建造交通信号灯了。
这是不是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举办奥运会呢?
观点4:印度比日本和韩国更好。因为印度人是亚洲最富有的。
观点5:对于印度人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体育项目,那就是板球运动。
观点6:印度比杜拜更好。我们是全球金融中心和拥有全球最快经济成长率。
观点7: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音乐工业。没有人可以和印度比舞蹈编排。
观点8: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观点9:我们与伊斯兰恐怖分子战斗。印度力量!
观点10: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影工业"宝莱坞"。印度的经典动作片可以令你目瞪口呆。啪啪!
观点11:印度即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就像,美国,俄罗斯和欧盟。
观点12:印度男人即将会成为欧洲女人梦寐以求的单身贵族。
观点13:全球排名最富有的前10人里,有5个是印度人。
观点14:到2016年,百分之四十的英国高薪工作将被印度人取代。
观点15:如果没有印度裔医生和护士,你们的医疗制度将会“崩溃”!
观点16:所有西方国家都宁愿要印度移民,也不要肮脏有体味的中国和中东的移民。
观点17:印度人都相信他们永远不会被种族歧视,因为西方国家都毫不例外的喜爱他们。
观点18:西方女人都爱和性感的印度男人调情!
白人保安:伙计们,今晚只有在邀请名单上的客人才能入场。
印度人与黑人:邀请名单?什么邀请名单?
印度人:我他妈的不想跟你们玩游戏!
白人保安:不管你们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你们真的烦到我了。
印度人:干嘛?你能怎么样?你又能怎么样呢?
白人保安:你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
印度人:我有骚扰到你?
白人保安:不要站在我的阶梯上!
印度人:我说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影响。
白人保安:离开我的阶梯!离开我的阶梯!
印度人:你刚刚是不是推了我?
白人保安:是的,我刚刚推了!他妈的去给你律师打电话!
白人保安:他妈的滚!
当这家在加勒比海的夜店被环球新闻的隐藏摄像机拍到这一幕,已经过去一年半了。有很多青少年告诉我们,他们会被这家夜店拒绝只是因为他们的肤色。据我们所知晓的,由于很多加勒比海人逆来顺受。。。
观点19:只要你讨厌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我们印度人都会感到开心。
观点20:印度人不知怎么的自我感觉高贵和优秀是因为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印度人感到羞耻当他们说自己的语言。你会经常的看到当印度人反击,德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是,你们不会说英文!
印度攀比中国是愚蠢强迫症
http://bbs.anti-cnn.com/thread-300421-1-1.html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周一在印度全国性报纸《The Hindu》上发表文章说,印度与中国攀比经济增长速度是愚蠢的行为。他说,虽然印度知道这种行为不理性,但却像强迫症一样令人沉迷于此。
阿玛蒂亚-森在这篇批评性文章中要求新德里政府意识到在经济发展方面与中国存在的巨大差距。文章指出,印度不单单只在GDP方面落后于中国,其他经济指标也远远在中国之后。
阿玛蒂亚-森在文章中说:“虽然单纯从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看,印度8%的增长速度似乎与中国的10%相距不远,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已……只关注于此是愚蠢行为。”他指出,将GDP当作经济发展指标只是一种主观行为,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状况。这个指标对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它并不能真实反映生活状况——充其量也只是间接反映了经济增长情况而已。
阿玛蒂亚-森说,从每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上看,中国在许多指标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印度。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高达73.5岁,而印度人的预期寿命仅为64.4岁。印度新生儿死亡率高达5%,而中国仅为1.7%。此外,印度儿童五岁前死亡率高达66‰ ,中国则仅为19‰ 。中国成人识字率高达94%,印度则仅为65%。
阿玛蒂亚-森指出,目前印度仍有半数儿童营养不良,而中国儿童营养不良几乎已经绝迹。他说:“印度应该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差距,盲目与中国攀比GDP增速只会误入歧途。”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10215/3404731.shtml
印度的半死不活已经成了定局
http://www.here4news.com/thread/3207110#C3218490
qwe103184743:
其实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印度。
印度的半死不活已经成了定局,百年之内不可能改变,要说改变,可能只会越混越惨。别看这个国家的增长数字漂亮,其实都是浮萍,真正能改善下层的其实还是工业,能让十亿人口就业的也还是工业。而印度是不可能进行工业化的,首先是政体,民主政体以及恐怖的腐败程度让它们不可能进行基建的改造,在电力不足,交通设施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之下,印度要想进入工业化绝不可能。
其次是教育,这个和印度的社会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仍然过于滞后。
最重要的是能源,在中国未进入大规模工业化之前,世界上的油价是非常便宜的,等到中国参与其中时,由于对石油的巨大消耗,使得整个国际油价不断的攀升,中国要再往前进都已经是非常的艰难了,不过中国唯一的优势就在于手上仍有上万亿美元,有了这些,虽然艰难,但仍还有机会,资源虽然是个大问题,可是同时也并非不能解决。
预期来说,油价仍然会不断的攀升,因为中国在国际上进口的石油已经越来越多。至于印度,在它发展的初期,譬如还在造纺织品的阶段,能够承受如此高的油价吗?中国已经以船舶、机电为主了,尚且勉强维持利润,可是印度靠最初级的工业品能够在资源价格的顶峰阶段保持住利润,恐怕这非常难,难于上青天,想像一下,当国际油价涨到了三百美金一桶时,印度造一辈子衣服裤子鞋子,恐怕也不够填买油这个窟窿吧,除此之外,还有铁矿石,铜矿等等。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是末班车,印度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国际形势已经不容许它再进行工业化了。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工业分工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工业是从初级走向中级的,大多数国家的道路:卖资源——初级工业制造,譬如纺织——中级工业制造,譬如机电、船舶——到高级。如日本,当它完成了中级工业制造,那么纺织等产业必然会转移到其他国,如后来的四小龙,等到四小龙进入中级阶段,自然而然的将它们抛给了四小虎。不过中国却不同,中国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人口太多,当国家进入中级工业制造时,低级的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着优势,其实这一块利润已经不大了,但是保留他们,能够解决就业问题。那么,印度凭什么和中国成熟的制造体系竞争?
所以我认为印度只有三条道路,首先是崩溃,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最后分裂。其次是继续快速的增长,只不过这个增长和十亿印度人无关,他们仍然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一群人,而一亿中产阶级步入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大国存在。最后一条路是毛派掌权,当然,毛派要掌权恐怕并不容易,一旦他们掌握了印度,恐怕中修联合美帝干涉也迫在眉睫了,他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
清统治下莫非中国人吃的苦少?还是忍耐力不够?我敢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绝对比现在的中国人要高得多。民国黄金十年,除了十里洋场的买办和军阀的代理人之外,莫非其余的中国人都在搓麻将?可是结果如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需要看场合,在那个时代,耕耘换来的东西毫无意义。
现在的人一谈到问题,就推到政府头上,有人杀人怪政府,是体制问题,有人跳楼也怪政府,是倒行逆施的结果。怎么一有了点成绩,立即就是全体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结果了,绝口不提政府招商引资(虽然有些盲目),也绝口不提人家埋头基建。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懒人,河里现在种族主义者太多,什么黑人懒,印度人懒,真的是懒吗?我看未必,当一个人处于绝望,知道再如何勤奋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恐怕大多数人也勤快不起来。而当有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知道工作能够给自己带来改善的时候,你就是不需要监工的鞭子,他们也会勤奋的工作。
人性都有两面,懒惰本来就是人的天性,世界上哪里有生下来就勤快的人?但是如果我是印度人或是非洲人,如果我没有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不能供养我去读一所好的学校,大字不识,又很难寻找到工作,恐怕我也只能懒下去。原因只是因为没有动力,没有改善的动力而已,你看现在的欧洲人也很懒,一个星期工作四十个小时都在天天的抱怨,可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勤快?莫非是遗传基因发生了突变?
不是的,是因为社会的僵化,不管是印度的社会还是老欧洲,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各阶层的固定,在欧洲,再如何努力,大多数人的阶层已经固化,不管如何奋斗,也很难挤入新的阶层,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多数人都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多付出努力。
印度的阶级固化就更有意思了,除了种姓之外,还有就业问题,一个贱民出身的人,不管他如何努力,他也很难混入一亿中产阶级大军的一员,而一名中产阶级,不管再怎样勤奋,也很难与那些寡头们比肩。试问,在这种向上通道闭塞的情况之下谁能勤快的起来?我再怎么努力也是个掏粪工,再怎么勤奋也还是为主人做饭的厨子,我为什么要勤快?
再将视角转到美国的大亨时代,在那个时候,谁都有可能一夜暴富,今天你或许还默默无闻,明天或许就不同凡响,你是一个工人,可是当你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之后,存到了一点资金,就可以自己设一个小型工厂,招募人手去创造更多的财富。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是有多么勤奋恐怕就不必再多说了,看看他们的钢铁产量,看看铁路的建造,还有公路、城市的建设就知道。
中国的情况和那个时候的美国十分相似,同样是阶层还未固化,就譬如我一个朋友,刚毕业一年出去跑业务,只短短一年时间,就凑了一笔钱去开了家工厂(纸箱厂),很奇怪吧,为什么?因为他有了客户,有了订单。订单是怎么来的?这个不必多说,勤奋的人跑到了单子,一个月的奖金加提成就有两三万,但是如果偷懒的人,可能只能吃八百块钱的底薪,这就是差别,同样一个工作,收入的差距自然而然的令人眼红,我想,单论跑业务这一行,除了一些不求上进的人,在这种环境之下谁都会勤奋起来,努力跑几年,之后就开一个工厂,买房买车。有了这个目标,不需要任何人监督,每个人都是不知疲倦的超人。
除此之外,这样的人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多,我同学的爸爸,下岗工人,十几年前家里连米都吃不上,要到岳丈那里去借,后来狠了狠心开了个小店,专门卖装修材料(油漆之类),当时为了省钱,每天早上三点起床,挑着扁担去四十里外的市里进货,想想看,一个人挑着上百斤重的货来回走六十多里路是什么概念。
现在人家店铺有七八间,在一个地级市里还有分店,当然,以前是卖那种装修用的绿漆,现在主要是卖瓷砖、灯具了。但是,你有没有分析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勤奋吗?他们可没有人监督,完全是靠自己的自觉,原因除了有改善生活的欲望之外,他们还相信,在这个社会,只要自己付出努力,付出劳动,生活就能改善,只有有了这两个因素,人才会不自觉的勤快起来。
其实根本不必举太多例子,现在社会上的商人和官员,恐怕大多数前身都是泥腿子,不管他们是否做了什么缺德的事,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通过了努力而使自己的地位上升的,他们坚信能够改变从而付出了努力最后得以成功。这就是勤劳的来源,而绝不是什么人种问题,我敢在这里夸下海口,只要印度的巨富们不是血脉相承,只要印度的政府给予底层改变的渠道,印度人会比中国人要勤快的多。
再打个比方,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扬帆出海,去为了财富寻找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可曾懒吗?相信我,他们是当时最勤快的一群人,他们为了希望,可以去忍受风浪和寂寞,勇敢的向未知的世界开拓。
可是为什么当西班牙人得到了财富之后,财富却流向了英国呢?为什么英国疯狂的制造纺织品呢?不用说,这些纺织品都是供富裕起来的西班牙人消费的,当时的情况是,西班牙人得到了他们的财富,他们已经不再有雄心去开拓了,再加上当时社会阶层的固化,冒险已经成为了过去时,结果是,英国人勤快起来,非常非常的勤快,比现在的中国人要勤快十倍百倍,他们可以忍受最恶劣的生产环境,可以忍受最粗劣的食物,去为西班牙老爷们的享受而付出劳动。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恐怕无论如何也和勤快不沾一点边吧,河里有谁认为西班牙人勤快的站出来,有谁认为英国人比中国人勤快的也站出来,除了特例之外。
所以,请楼上不要用种族主义的偏激观点去形容一个民族,他们也曾伟大过,他们也曾创造过文明,轻视他们,就等于是轻视我们自己,轻视我们自己的祖先。他们只不过是在这个时代不太得志而已。
无数个事例可以证明,任何民族的天性就是懒惰,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社会是否能够激发而已。
拿破仑时期,有一个定论,就是德意志民族封闭且懒惰,几乎是各国轻视的对象,结果如何?在五六十年后,谁敢说德意志人懒惰?谁敢说他们不够勤奋,结果是整个欧洲都懒惰下来,而德意志人却是整个欧洲最勤奋的一个族群,他们一夜之间缔造了最强大的工业能力,铁路的建设是法国的数倍,到了德法战争时期,德国人由于利用工业的力量,用铁路迅速的集结军队,法国人还没有完全集结,就被德国人击溃。
之后的闪电战,其实说穿了,还是工业力的体现。这些东西,很多都是普鲁士德国时期打下的底子。
一个公认的懒惰民族为什么会爆发出如此大的能量呢?首先,是教育的普及,受过教育的人往往更有进取心。其次,是大变革的驱策,德国人迎来了几百年未有的变革,工业的出现将原先的小农经济彻底的击溃,大多数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上的通道霍然张开,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工业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最后,是拜金主义的盛行将一切的道德廉耻击垮,许多人会说,道德廉耻岂不是人的优点,难道击垮了才能工业化吗?现实告诉你,工业化的开始就是道德紊乱的时代,从威尼斯人开始,到后来的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都曾经历过这个时期,拜金主义取代了一切道德,为了金钱,屠杀殖民地的土人,贩卖黑奴、鸦片,践踏世间任何法律都在所不惜,翻开各国工业化的历史,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血腥。
而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工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改善,最后道德开始回归,看看七国集团,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个特点。
言归正传,印度人并不是懒惰,或者说他们本身是懒惰,但是没有得到激发,一个印度的贱民,从出生开始他就知道不管如何的努力,也绝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种姓,更不可能因为努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懒惰是他处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武器,因为他别无选择。
一个掏粪的种姓,不管他如何努力的掏粪,他也永远是个掏粪工,永远被人轻视,那么他有什么理由勤快起来呢?既然印度的精英缔造了这样的社会,除非他们有足够的鞭子,去时刻监视着底层毫无希望的人勤快起来。问题是,印度的官僚体系也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一群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理论不但可以套在下层,就连官僚阶层也是如此,注意去看印度的阶层结构,上至总统、总理,你们都可以看到,血缘继承的烙印十分明显,再看各邦的邦长,不管如何的运用民主体制来运作,大多数时候,每个邦的主要官员永远都是该邦几大家族的人在玩旋转木马,今天是他,明天还是他,后天可能换上你,但是大后天又是他。
我们可以得出,整个印度更像是一滩死水,其实一百五十年前的德国也是,幕府时期的日本也是如此,就是中国,难道就没有死水阶段吗?虽然期间会有一点波澜,可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就是如此。
幸运的是,德国人的死水被普鲁士搅了搅,日本人迎来了明治维新,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一下子将整个社会原有的结构打散。
现在轮到印度了,印度最需要的,不是什么民主,也不是什么可笑空洞的免费医疗,而是一根搅屎棍,在这个社会里搅一搅,将贱民翻翻身,将统治的精英彻底的打倒,破除掉一切发展的障碍。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