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洛什·捷尔吉续写奥威尔名作《１９８4》的小说《1985》在中国出版。
匈牙利最著名的在世哲学家黑勒·阿格奈什也成了文化战争的目标。
昔日的英雄诗人丘尔卡·伊什特万现在是反犹主义的代言人。
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说，他的家乡已经“完全巴尔干化”。
作家康拉德·捷尔吉认为，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走向了软性独裁。
“我能做什么？”导演马尔塔·伊什特万说，“没辙。咱们啥也做不了。”
1937年自杀的无产阶级诗人约瑟夫·阿蒂拉是下一个清洗对象。
2011年10月的一天，匈牙利群众在布达佩斯新剧院外示威，反对极右翼的文化夺权。背景深处的倒计时牌显示，还有102天，剧院便将失守。
政治转向完成之后，我们现在必须投入文化夺权。
——“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议员珀尔热·山多尔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掌握了政权不等于掌握了文化，掌握了文化才算是掌握了国家。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明白这一点，匈牙利的极右翼政治家和保守派知识分子们同样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在发动一场文化战争，其宗旨是占领媒体、剧院和出版社，用昂扬的口号引领舆论，控制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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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之后，像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匈牙利的文化景观为左倾特色，以自由派观点为主。然而自右翼党派在2010年当政，一场争夺人民思想控制权的战争便开始打响。保守派步步紧逼，攻城略地，自由派不得不广为动员，号召抵抗。
在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距离著名的安德拉什大街不远，“新剧院”的外墙上设置了一面倒计时牌，提醒着人们，再过多少天，剧院就将被两位公开反犹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接管。马尔塔·伊什特万（Márta István）在此担任艺术总监已长达13年，现在却只剩下两出戏——《唐卡洛》和《魔山》好排，然后他便将被扫地出门。
“我能做什么？”马尔塔对德国周刊《明镜》说，“没辙。咱们啥也做不了。”
马先生绝非唯一一位最近被清除掉的自由派艺术家。国家歌剧院的总监已经卷了铺盖走人，而过去几个月来，数家省级剧院的主管也被亲政府人士取代。传言说，国家大剧院的同性恋总监将是下一个被清洗的对象。
总理欧尔班·维克多领导的公民党（青年联盟）控制了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这意味着右翼不仅可以重组议会民主，也能重塑整个国家。匈牙利新宪法将于2012年1月1日生效。该国正在全力建设一种新文化，一种与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所谓“大匈牙利”捆绑在一起的文化，意欲以此唤醒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哪怕它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个从未实现过的政治诉求。
在右翼媒体的全力支持下，政府开始对卢卡奇的女弟子、匈牙利目前最著名的在世哲学家、82岁的马克思主义者黑勒·阿格奈什（Heller Agnes）采取行动，指控她挥霍欧盟拨款。议会广场上的诗人约瑟夫·阿蒂拉（József Attila，1905-1937）塑像据信也将很快被移除。约瑟夫的世界观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和无产阶级诗人，1937年冬天到姐夫家串门时，爬到火车轮子下自杀（但也有专家宣称,他在火车底下睡觉时发生了意外：火车竟然动了）。新政府认为，约瑟夫这种人不配坐在议会门口。《明镜》说，这就好比在德国，有人要推倒席勒像，因为他留着长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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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塔·伊什特万在新剧院干得不错。剧场赢利，剧目亦获好评，其中不仅有莫里哀、奥斯特洛夫斯基、毕希纳、席勒和莎士比亚等人的经典，亦有本土剧作家的原创。2011年秋天，当马尔塔将一份200页的经营规划交到市长手中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另一份只有20页、口号连篇、缺乏细节的规划突然出现，提交者是58岁的配音演员德尔纳·捷尔吉，因为替好莱坞明星梅尔·吉布森在匈牙利银幕上发声而小有艺名，亦曾在极右翼党派——“更好的匈牙利运动”的群众大会上朗诵诗歌而取得了政治资本。德尔纳声称，他准备将新剧院更名为“祖国前线剧院”，并且要终止“堕落的、病态的和自由主义的霸权”。他还提出，请他的朋友丘尔卡·伊什特万（Csurka István）共同掌管新剧院。
在匈牙利，人人都知道丘尔卡·伊什特万。他是著名诗人和旧时代的民族英雄，1956年曾因反苏而遭逮捕，但亦因与秘密警察合作而变得面目晦涩。1989年后，丘尔卡从诗坛走向政坛，公开鼓吹“大匈牙利”，号召人民从犹太人的掌控中解放国家。他创立了“匈牙利真理与生命党”，致力于反击那些“敌视祖国的伪匈牙利人”和“里通外国者”。
“里通外国者”一词不断出现于极右翼的政治宣传中，用以代指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犹太人。1998年，真理与生命党通过选举进入了议会，而后成为现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
话说八人评审团看过了配音演员德尔纳的经营计划，其中六位戏剧专家认为，应该将它撕碎，扔进废纸篓。另两位——分别代表文化部和布达佩斯市政府，则投了弃权票。但不可思议的事情仍然发生，市长陶尔洛什·伊什特万选择了德尔纳，回绝了马尔塔。
抗议立刻发生了。人们聚集在剧院门前反对德尔纳上任，德国大指挥家克里斯多夫·冯·多纳伊取消了前往匈牙利国家歌剧院的演出。柏林艺术学院也致信布达佩斯市政府，抗议“反犹主义者”和“法西斯的代理人”入主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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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的诗人政治家丘尔卡·伊什特万创办了自己的媒体——《匈牙利人论坛报》，每周出版。该报最近的一个社论栏目取名为“阿舍尔咖啡馆”，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分子”的攻击溢于纸端。其名称来自大师级的电影导演、匈牙利戏剧电影学院院长阿舍尔·陶马什（Ascher Tamás）。他是丘尔卡的主要攻击对象，一位犹太人。阿舍尔告诉《明镜》，20年前，他还是学生，曾满心景仰地拜访过丘尔卡，请求将丘老师的一部作品改编为舞台剧。两人成了忘年交，互相欣赏。可每当丘老师喝多了，就会“立刻开始对犹太人说三道四”。阿舍尔说，1989年之前，反犹言论一直受到政府压制，现在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现在必须采用果断对策。”52岁的国会议员、“更好的匈牙利运动”主力成员珀尔热·山多尔表示，“我国病入膏肓，阿司匹林已经不顶用了。”珀尔热曾因公开穿戴已被取缔的法西斯组织“匈卫兵”服装，而被课以180欧元的罚金。
“政治转向完成之后，我们现在必须投入文化夺权。”他宣称，匈牙利正处于文化战争之中，而代表国家概念的文化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国家大剧院就应该弘扬国家文化，可是，他在那儿看过一个恶心剧，男演员们装扮成匈牙利士兵，竟然对着一幅“大匈牙利”地图手淫。
在珀尔热看来，匈牙利在过去受尽了外族压迫——先是哈布斯堡王室，然后是苏联，现在是自由主义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右翼人士始终遭到镇压。可是现在，“伤疤揭开了，和平已经不可能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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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翼文化战争的人中，不仅有新剧院门前抗议的民众，也有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这样著名的匈牙利犹太作家。读书报曾经报道，早在两年前，凯尔泰斯80大寿时，便在柏林批评布达佩斯已经“完全巴尔干化”，乃至其祖国匈牙利的世风，也在过去10年间持续恶化。“极右分子和反犹派甚嚣尘上。匈牙利人的旧习，如伪善和压迫倾向，则更甚以往。”他说。
这番言论立刻在他的祖国引发强烈反响。有人称：“每个光荣的匈牙利人都会认为，他是个丧家的流氓。”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劳德诺蒂·山多尔（Radnóti Sándor）在《人民自由报》撰文指出，凯尔泰斯的言论所针对的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明确无误的、具有鲜明匈牙利特色的嫉恨政策”。
凯尔泰斯是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他的经历类似，今年78岁的犹太作家康拉德·捷尔吉 （Konrád Gyorgy）也曾在少年时代侥幸逃脱了奥斯威辛的焚化炉，后来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成长为战后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并于1991年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
他回忆起多年前，丘尔卡·伊什特万带着自己的新书来看他。康拉德读完后对小丘说，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然而今天，诗人政治家丘尔卡正在告诉人民，像康拉德这样的人在“新匈牙利”将不会再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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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道洛什·捷尔吉（Dalos Gyorgy）同为犹太人出身，年轻时在莫斯科的莱蒙诺索夫大学研读历史，以反王莽的赤眉军起义（公元18-27年）为毕业论文。回到布达佩斯工作后，1968年，他因“毛泽东主义行为”被定罪为反革命，遭开除出党，并被禁止发表作品长达19年。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后期，苏东阵营最沉闷的时代，道洛什完成了小说《1985》，手稿几经辗转，终在1982年出版于西德。
旅欧匈牙利语文学翻译家余泽民——他也是凯尔泰斯·伊姆雷和另一位大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译者——汉译之《1985》，将于2012年1月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发行。应余先生之邀，道洛什特地为中译本撰写了前言。
“我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我阅读与之有关的新闻及其伟大的文学作品。”68岁的道先生写道，“我对中国读者所抱的愿望，跟所有对其读者所抱的愿望没什么两样：请你怀着好奇之心读这本书，如果可能的话，试着植入自己的历史。想来，世界历史之所以有趣，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都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1985》续写了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假托2036年在香港出版。奥威尔原作中的人物，如温斯顿·史密斯、詹姆斯·奥勃良和裘莉亚·米勒等皆有出场，并分头回忆。但如果说奥威尔写的是可怕的预言，那么道洛什回顾的便是可怕的历史。话说1985年，大洋国领袖老大哥去世，遗孀老大姐掌权（后自杀），真理部干事温斯顿·史密斯受命创办《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不期演变成风雷激荡的“伦敦之春”。新话瓦解了，英社被真英社取代，抵制性爱青年联合会的女会员们竟然涂起了妖里艳气的口红，夫妻生活不再以“现在让我们来履行党交给我们的职责吧”为开场白，男成员则获准每周和有同样许可的女成员发生两次婚外性关系（官方名称为“放松活动”），但对特定人群，如在寒冷天气下工作的男性或担任重要工作的工程师，则次数上不加限制，至于同性别的军官，亦可在医生的监督下发生合法的性关系，而不必像以往被当场击毙。
道洛什不光写喜剧的一面。事实上，他不无深刻地看出，并非人人都能消受伦敦之春。史密斯的清纯同事和窝囊邻居派逊斯便感到自己“自由中毒”。他自杀了。在遗书中，派先生写道：“我向你们告别，因为我太怕生活了，以至于不怕死神。”
1990年，《1985》终于在匈牙利出版，但此时，道洛什的同胞们似乎已经不太需要这本书代表他们发言了。他们代表自己。像小说中导致派逊斯自杀的自由一样，一人一票的民主也产生出了自己的悖论。我们前面提到的作家康拉德·捷尔吉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明镜》：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慢慢地建立起了一种软性的独裁制度，这就是今日匈牙利的现实。
康先生没有说错。80年前，正是由于民主制提供的选票，希特勒迈上了通往权力、战争和毁灭的坦途。
民主为啥会变成一个坏东西和多数人的暴政？我实在愿意一再重读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这里长话短说。康拉德·捷尔吉仍然住在布达佩斯第二区的一座公寓楼里，而凯尔泰斯·伊姆雷和道洛什·捷尔吉早已长居德国，他们的不在现场或许有某种象征意义。以匈牙利如火如荼的文化战争为例，究竟是大众抛弃了精英，还是精英主动失语——该死的，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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