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激荡，科赫凶猛——与奥巴马针锋相对的巨富兄弟

暗流激荡，科赫凶猛——与奥巴马针锋相对的巨富兄弟

：简·梅尔（Jane Mayer）|阅午暮翻译

1996年的戴维·H.科赫（David H. Koch）。他和他的哥哥查尔斯终身信奉自由主义，已经悄没声息地资助了右翼势力一亿多美元

5月17日，大都会歌剧院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见面会，我们老于世故的亿万富翁上台作了讲话。这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第70届年度春季大型活动，作为其董事会成员的戴维·H.科赫因其慷慨备受称誉；继此前捐出数百万美元之后，他最近为该剧院下一季度的运营捐出近250万美元。科赫在受奖时由分别身穿桃色和祖母绿色礼服的布莱恩特朗普（Blaine Trump）及卡罗琳·肯尼迪·思考斯伯格（Caroline Kennedy Schlossberg），也就是此次盛会的两位主持者陪同。肯尼迪的母亲，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曾是该剧院的赞助人之一，巧合的是，科赫曾于1995年买下一座她生前所有的位于第五大街的公寓，后因觉得该公寓太小，于2006年将其以32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

这次盛会的举行显示了科赫蒸蒸日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现年70岁的科赫已成为纽约市最大的慈善家之一。2008年，他捐献了1亿美元用于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纽约州立剧院的现代化，现在该中心已经冠上了他的名字。他还为美国博物馆捐献了2000万美元。

然而，真正的重量级人物却没有到场：本次盛会的第三位荣誉主持——米歇尔·奥巴马。据其班底称其缺席是由于日程冲突。假如我们的第一夫人能够与科赫同台，这一幕就好玩啦。因为科赫家族总是暗中资助各种中伤联邦政府的活动，这在华盛顿已不是新鲜事了，而奥巴马政府无疑受到了“特别优待”。

科赫和他现年74岁的哥哥查尔斯把控着近乎整个科氏工业集团——一家总部设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年收入估价值逾一千亿美元的企业集团。科赫集团自兄弟俩的父亲弗雷德于1967年去世，同年集团被兄弟俩接手起就开始腾飞。科赫家族在阿拉斯加、德克萨斯和明尼苏达经营石油精炼业务，拥有近四千英里长的输油管道。科赫工业则拥有Brawny paper towels、Dixie cups、Georgia-Pacific lumber、Stainmaster carpet、Lycra和其他品牌。《福布斯》将其评为美国第二大私企，仅次于嘉吉（Cargill）公司，其稳健的盈利使得科赫戴维和查理斯两兄弟——二人于数年前买下了另外两位兄弟手中的股份——跻身美国巨富行列。兄弟二人的资产总和约350亿美元，仅逊于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科赫兄弟长期奉行推崇大幅度削减针对个人和公司征收的税务、将穷人的社会福利减至最小、政府应减少对工业的监管——尤其是环境方面的法规——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这些观点与兄弟俩公司的利益相吻合。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在于今年春天发布的一项研究中将科赫工业归入美国十大空气污染者之一。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也在一份报告中称科赫工业是“否定气候变化科学理论”的主要势力。报告显示，2005年到2008年间，科赫集团掌控着庞大的基金网络、智囊团和前沿政治组织，其用来资助反气候变化相关法规的组织的金额远远超过了埃克森美孚化工。实际上，兄弟俩已发动了众多抵制奥巴马政府的政治活动——从医疗改革到经济刺激计划，而其政治集团更以Kochtopus之名活跃非常。

在一份声明中，科赫工业称绿色和平“歪曲了”其环保记录。戴维科赫在纽约媒体当地对其进行褒扬的文章中斥责“激进的媒体”将矛头指向他的家族，使之成为“替罪羔羊”，还夸大了其家族势力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但公共廉政中心——一个无党派检查组织——的查理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称，“科赫家族和其他的家族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哪个家族在政治上的花费可与之相比。科赫家族雄厚的实力使之超然于其他家族势力，独有一套违法、暗箱操作和掩人耳目的手段。水门事件之后我一直在华盛顿，从未见过哪股势力能出其右。他们简直是这个时代的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林肯中心的这次盛事落幕数周后，美国荣昌（Prosperity Foundation）——2004年由戴维科赫创立——中科赫的支持者们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了集会。7月4日的这个周末，在奥斯汀一家宾馆肃杀的大厅内举行了一个名为“德克萨斯捍卫美国梦”的会议。虽然科赫推广其慈善事业并不受限制，他并未出席此次会议，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相关记录中。被召集来此的与会者并不是来参加舞会表演的，数位演说者在会议上极力谴责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本次会议的组织者佩吉·维纳布尔（Peggy Venable）告诫与会者政府官员们“正幻想着将这个国家引向社会主义”。

与会人数达五百，这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为茶党锻炼积极分子的作用。一条广告将此次会议说成是反对既定公司权力的平民起义。“现今，美国普通民众的呼声正被政界游说者和特殊利益集团掩盖，”广告上说，“但你可以为改变这种状况出一份力。”这些宣传广告只字不提其背后的赞助公司。白宫方面对此表示无奈，因为这种活动的支持者大都隐藏得很好。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戴维·阿克赛尔罗德（David Axelrod）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有所隐瞒，这些所谓的草根组织开展的活动实际上是由一群石油业巨富发起的。”

2009年4月，科赫集团发言人梅丽莎·科西米亚（Melissa Cohlmia）否认科赫家族成员与茶党有直接联系，称美国荣昌是个“不受科赫集团影响的独立组织”。其后，她发表声明说：“科赫公司、科赫基金或查理斯·科赫、戴维·科赫从未专门资助过茶党。”戴维·科赫对纽约媒体说，“我与茶党毫无关联。从未有茶党方面的人接近过我。”

然而，出现在在奥斯汀讲台上的维纳布尔——长期隶属于美国荣昌的一位政治活动家，他自1994年起就开始为科赫家族掌握的政治团体工作——显然嘴不那么严。她在骚动的人群中高呼“我们欣赏茶党所做的事，因为我们将以那样的方式讨回我们的美国！”在其后的采访中，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茶党的早期成员，“我在茶党风光无限之前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啦！”她解释说“教导”茶党人更好地进行政治活动，在他们集会之后给他们“新的锻炼”，使他们的政治活力“大放光彩”，美国荣昌责无旁贷。她还指出美国荣昌会为茶党提供他们选中作为“攻坚”目标的官员的名单。她还提到了科赫兄弟，“他们是我们的一员。戴维是我党委员会的主席。我与他们曾有一晤，对他们的作为钦佩之至。”

维娜布尔在奥斯汀的峰会上表彰了数位茶党“人杰”。美国荣昌德克萨斯州分部将其年度blogger奖授予一位名为西比尔·韦斯特（Sibyl West）的女士。今年6月14日，韦斯特在她的博客上说奥巴马是“大权在握的瘾君子”。在她的线上讨论中，韦斯特说有迹象表明奥巴马总统“被邪灵附身”了（亦有精神分裂症之类的说法）。还有几位茶党聘用的发言人也在峰会上受奖，其中包括因参演《北国风云》家喻户晓的女星詹尼·特纳（Janine Turner）。她说，“他们想要用无知无觉剥夺我们的后代子孙的权利。他们不想让我们的后代知道这世上还有上帝存在！”

在会议期间的午餐时间，维娜贝尔向与会者引介了德克萨斯州前任副检察长泰德·克鲁兹（Ted Cruz），后者对在场者说“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总统”，还背着选民们暗地里搞“小动作”——“政府正在盘剥我们的财产乃至我们的生命。”克鲁兹将反对奥巴马比作“我们这一代人的史诗之役！”在人们群情激昂之际，他用当年在阿拉默教堂进行抗争的德克萨斯人的话作了总结：“不成功，便成仁！”

美国荣昌自茶党开始有所动作起就与之合作密切。在2009年4月，茶党第一次反税游行数周前，美国荣昌开设了专门网站为游行支持者们提供“茶党言要”。其亚利桑那州分部怂恿人们向奥巴马寄茶包；其密苏里分部发动其成员在“纳税人茶党签到”上签名，并为他们提供参与茶党9项抗议游行的指示。他们不知疲倦地为反抗政府煽风点火。北卡罗来纳州分部近期创办了一个名为“茶党发现者”（Tea Party Finder）的网站，其网站定位为“北卡罗来纳州茶党的中枢”。

这股席卷2010年大选的反政府热潮昭示了科赫家族的一次政治胜利。通过出资对茶党的反抗者们进行“教育”，资助并组织他们进行活动，科赫家族成功地将他们的一己之私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曾在国家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由科氏出资组建，总部设于达拉斯的智囊团——任职的保守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布鲁斯·巴莱特（Bruce Bartlett）说，“目前所有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症结所在是空有指挥者，不见跟随者。真正采取实际行动的人寥寥无几，比如选民们，即便他们颇有微词，也不过是在宣泄不满而已。所以，科赫兄弟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掀起一场运动。”对于茶党的崭露头角，他说，“人们突然意识到了跟随者的存在——能够产生实际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人。”他说科赫家族正在“努力引导、控制平民党员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

一位曾为查理斯和戴维做研究的共和党竞选顾问是这样评价茶党的，“科赫兄弟出资组建了它。就像他们播下了一粒种子。暴雨接踵而来，青蛙也从泥泞中跳出——这正是我们的候选人登场的时候！”

科赫兄弟和他们的政治顾问都谢绝采访。相应地，一位与科氏关系密切的杰出公共关系顾问采用曲线救国的路线，把两位重量级“朋友”摆上了前台：纽约前政府官员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和出版和房地产业巨头莫蒂默·扎克曼（Mortimer Zuckerman）。帕塔基在共和党竞选中曾接受过戴维科赫的捐助，他说戴维是“一位心怀天下的爱国者”。扎克曼对戴维的“温良庄重”和他对“公众利益的贡献”大加赞赏。

这位共和党竞选顾问称将科赫家族的政治活动“称为雷达无法企及（under the radar）的显然并不贴切。这些活动是不见光（underground）的！”另一位前科氏顾问说，“他们很精明。让此类浮浅的右翼活动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使得他们能够超然其外，一尘不染。”对保守党活动资金来源有所研究的民主党政略家罗布·斯汀（Rob Stein）称科赫家族“处于反奥巴马活动的核心。但他们的活动并不仅仅针对奥巴马。如果当选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情况也不会有多少改观。比尔·克林顿也享受过他们的‘礼遇’。他们的所作所为目的是要压制进步主义。”

资本雄厚的科赫家族的一部分财富得益于乔瑟夫·斯大林，岂不怪哉。弗雷德·科赫是个在德克萨斯州安家、经营周报的荷兰印刷工。弗雷德曾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并得到了化工学位。1927年，他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用石油炼汽油的方法，但据科赫家族家史所载，当时美国的几大石油公司都将他视作威胁，将他驱逐出了石油产业。无法在美国本土取得成功的科赫在苏联找到了机会。20世纪30年代，他的公司训练布尔什维克工程师并帮助斯大林政府建立了15座现代化的原油精炼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对科赫的数位苏联同行进行了残酷的“清洗”。深受此影响的科赫对自己在异国的作为深感懊悔。他回到了美国。在他位于威奇托的罗克艾兰炼油公司总部里还留有他保存的证明二战期间被毁的苏联精炼厂存在的照片。查理斯·科赫的故友格斯·diZerega回忆说，“随着苏联军事力量的不断膨胀，弗雷德对自己曾帮助其建设精炼厂深感自责。我想，这种负罪感折磨了他很久。”

1958年，弗雷德·科赫成为了约翰柏奇会（John Birch Society）的早期成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该组织因其对政府的怀疑态度、制造反共恐慌而闻名。其成员认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在其组织内部刊物上，科赫称“共产党已经渗透进入民主和共和两党了。”他的文字中透着对贝尼特·墨索里尼的崇敬和对美国民权运动的轻蔑。“有色人种是共党颠覆美国的重要筹码，”他提醒人们提高警惕。福利不过是吸引乡下黑鬼进入城市，进而煽动他们进行“刻毒的民族战争”的手段而已。在1963年一次针对，科赫预言说共产党将会“渗透美国的高层，直到连总统也赤化为止，而我们还会被蒙在鼓里。”

科赫和密苏里州一位物理学家的女儿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结了婚，他们育有四子：弗莱迪、查理斯和一对双胞胎——戴维和威廉姆。约翰·达姆迦德（John Damgard），美国期货业协会的主席是戴维的同学兼好友。在他的印象中，弗雷德科赫是个“约翰·韦恩式（John Wayne）的人物”。老科赫重视艰苦创业、追求的过程，他带着儿子们到非洲比赛打猎，让他们在家里的农场里作农活。威奇托一处鳞次栉比的建筑群中矗立着科赫家族的石砌宅邸；每到夏天，别的孩子都在游泳池里玩得不亦乐乎，但因为父亲不允许，小科赫们只能听着水声干瞪眼。“通过早年对我工作观念持续不断的培养，父亲让我获益无穷，虽然孩提时的我并未体会到其中深意。”查理斯曾写道，“我8岁的时候，父亲总是确保我大多数的业余时间用在劳作上。”戴维·科赫还记得其父对他们进行的政治教育。“他总是对我们这些毛头小子说政府做错了哪些事，”他对自由主义刊物《Reason》主编之一、2007年出版的记述自由主义运动历史的《资本主义的的根基》一书布莱恩·多尔蒂（Brian Doherty）说，“实行高压统治的政府很糟糕，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和经济格局强加的控制并不好——正是这些观点伴着我长大。”

后来，戴维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迪尔菲尔德中学学习，查理斯则进了军校。查理斯、戴维和威廉姆三兄弟都在老科赫的母校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拿到了工程学位，不久就加盟了家族企业。查理斯最终大权在握，戴维做他的副手；威廉姆的事业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弗莱迪进入哈佛深造，在耶鲁戏剧学院学习剧本写作。据说，老科赫对弗莱迪甚为不满，并通过经济手段对他进行了惩罚。（对此，弗莱迪通过他的发言人予以否认）

弗雷德·科赫于1967年因心脏病去世后，查理斯将家族的产业更名为科赫工业集团，以纪念其父。弗雷德科赫的遗嘱为儿子们带来了大笔财富。戴维科赫曾在2003年的一次面向迪尔菲尔德中学——在向该校捐赠了250万美元之后，他成为了该校唯一的“终生理事”——毕业生的讲话中拿自己的好运开玩笑。他说，“也许你会问：戴维科赫怎么能有钱大把大把地花呢？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故事开始于我孩提时。有一天，我父亲给了我一个苹果。我很快就以五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它，然后用那笔钱买了两个苹果，卖了10美元。继而是四个苹果挣来的20美元。哦，时间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流逝，我一直在买卖苹果，直到我父亲去世并留给我3亿美元为止！”

diZerega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与查理斯为友，在他看来，戴维和查理斯继承了其父在政治上保守的特点，但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随着交往的深入，查理斯邀请他到科氏宅邸参加一次非正式的政治讨论会。“显然柏奇会中某些人的观点在查理斯看来荒唐已极。”

DiZerega慢慢与查理斯疏远了，他最终抛弃了右翼观点，成为一个专业政治学家。他认为是查理斯使他对政治学敞开胸怀，最终走上学术道路。他的第一本书中“献给XX”一栏中有3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查理斯。但diZerega认定科赫兄弟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将他们的父亲那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戒惧转化为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并将其自新政后的扩展视为对自由的专横的威胁。在他发布在Beliefnet上的一篇随笔中diZerega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失败了...这些组织的目标不再明确单一。‘社会主义’一直在走下坡路。”

约翰柏奇会的成员们对一所由奥地利经济学家开办的宣扬理想自由市场的学校热情高涨。查理斯和戴维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影响重大，后者坚称政府采取中央集权的方式制定规划，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哈耶克对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坚持启发了许多保守党人，同样也影响了许多反苏的反对者；最近，茶党的支持者对其作品大加声援。6月，对茶党反抗活动颇为支持的谈话广播节目主持人格伦·贝克（Glenn Beck）在其节目中力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这本书的平装本很快成为了亚马逊网上的畅销第一名。（贝克还是科赫兄弟的支持者；在近期播出的一次有关阿尔·戈尔的滑稽节目中，贝克说，“我想感谢查理斯·科赫为我提供了这条消息。”贝克并未作任何解释，并拒绝进行深入说明。）

奉行无政府主义，同时否认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家罗伯特·勒费弗尔（Robert LeFevre）深合查理斯和戴维心意。他自称是“独裁制度拥护者”。勒费弗尔曾说过这样的话“政府的表现就像它只能自生自灭一样”。1956年，他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开办了一所名为自由高中的学校。《Reason》杂志的编辑布莱恩·多尔蒂告诉我说，“勒费弗尔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深合查理斯心意，”而那所所谓的学校里都是些认为新政大错特错的家伙。”据diZerrega说，查理斯为这所学校提供经费，甚至愿意替他负担学费，让他到这所学校上课。

整个七十年代，查理斯和戴维协力扩张着科氏工业。1980年，在意识到查理斯想要独揽公司大权后，威廉姆在弗莱迪的协助下，打算取而代之掌握集团。对此，集团董事会在查理斯指示下解雇了威廉姆。（“查理斯的经营方式可称铁血，”经济学家布鲁斯·巴特莱特如是说。）兄弟四人分作两边对簿公堂。1983年，查理斯和戴维以近十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另两位兄弟全部的股份。但这并非科氏兄弟间争端的终结，双方雇佣私人调查人员，官司断断续续打了17年；1990年，他们的母亲去世后，兄弟情分终于到头，分道扬镳已成必然。最终，弗莱迪迁往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摩纳哥。他在法国、奥地利和其他地方买下古宅，用来收纳大量的艺术品、古董、曲谱和戏剧剧本。威廉姆建立了自己的能源公司奥克斯波（Oxbow），将自己的身心转向游艇；为了赢得1992年的美国杯，他耗费了六千五百万美元。

在查理斯任CEO大权独揽之后，科赫工业集团扩张迅速。Evercore投资银行公司总经理罗格·阿特曼（Roger Altman）对笔者说科赫集团的发展壮大“匪夷所思”。查理斯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威奇托，除了经营社区慈善事业，他一向深居简出。戴维迁到了纽约，任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化工技术部CEO。一位熟知科赫集团的经济学家告诉笔者说，“查理斯是公司的核心。他在幕后运筹帷幄。”在同事们看来，过了多年钻石王老五生活的戴维则很“好相处”，“有点呆头呆脑”。他在法国南部租了一艘游艇，在南安普顿买下了一栋临海的住宅，并在这里举办了被New York Social Diary网比作“东海岸版休赫夫纳式的晚宴”奢华的聚会。1996年，他与服装助理茱莉亚·弗莱什（Julia Flesher）结婚。夫妇二人和他们的3个孩子住在位于派克大街740号的一栋占地9千平方英尺的双层洋房里。虽然戴维的行止较之查理斯更为公开，采访过兄弟二人的布莱恩·多尔蒂没发现兄弟二人产生过分歧。

随着他们资产的增加，查理斯和戴维逐渐成为了美国自由主义强硬派系的中坚力量。据多尔蒂描述，查理斯的目标是将政府“连根拔起”。为此，1979年，查理斯说服了即将39岁的戴维参与竞选公职，这也是两人采取的第一次公众性措施。他们支持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埃德·克拉克（Ed Clark）与右翼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较高下。受限于竞选捐助限额，他们不得不让戴维竞选副总统一职；通过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就可以随意在竞选中投入自己的个人财产。每份总统竞选名单上都有这样一条标语“自由党需要你的支持”，而事实上，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戴维·科赫，这次尝试花费了他200万美元。

1980年大选期间的许多构想都预示着未来茶党运动的走向。埃德·克拉克向美国民众宣称自由党人已做好了进行一场“盛大的茶会”的准备，因为人们都在因税务“悲惨地死去”。自由党党纲要求将FBI和CIA废除，像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能源部这样的联邦管理机构也应被关闭。自由党希望禁绝社会治安和最低生活保障，对枪支进行解禁，废除所有私人和公司税款；他们倡导卖淫、消遣式吸毒和自杀的合法化。政府仅应保留一项职能：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威廉姆F.巴克利，一位更加传统的保守派人士，将这次运动称为“反极权主义”（Anarcho-Totalitarianism）。

同年11月，自由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仅为百分之一。兄弟俩意识到他们的政见并不受待见。查理斯·科赫开始公开表达其对传统政治的鄙夷不屑。“这档子事一直在朝向污秽、腐败的方向发展，”他曾对一位记者如是说，“先进的自由主义思想甚合我心意。”多尔蒂的书中提到，科赫兄弟开始逐渐开始认定参选的政客们不过是群“照脚本做戏的演员。”一位科赫兄弟的多年密友告诉多尔蒂兄弟俩想要为政客们“提供剧本的主题和台词”。为了改变美国前进的方向，他们得把“触手伸向政治思潮的源头：学术界和智囊团”。

1980年大选之后，查理斯和戴维淡出了公众视线。但他们向许多表面上独立的组织投入了数亿美元。据税务记录推断，2008年，科氏名下的3个主要基金会为35家政治组织提供了资金，其中有3个是他们一手创立的，另有数个直接受他们控制。他们还为政治运动、活动团体和说客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科赫家族暗中进行的种种动作引起了左翼势力的疑心；标榜“自由”的博客网站Thinkprogress上的Lee Fang将科赫兄弟称为“可憎之人背后的亿万富翁”。

恐怕只有科赫家的人自己才知道他们究竟在政治上花了多少钱。公共税收记录显示1998和2008年间查理斯·G.科赫慈善基金会的花费达四千八百万美元。由查理斯及其妻、两名公司职员和一名会计共同控制的克劳德·R.拉姆慈善基金会共用掉了两千八百万美元。戴维H.科赫慈善基金会则支出了一亿两千万美元。同时，自1998年科赫工业在政治游说上的花费超过了五千万美元。与其相互独立、专责政治活动的科赫政治行动委员会（KochPAC）则为竞选捐赠了八百多万美元，其中超过百分之八捐给了共和党人。所以，在过去的12年间，科赫兄弟及其家族成员个人的政治花销就超过了二百万美元。戴维·科赫是2010年第二季度向共和党州长联盟捐款最多的个人，其捐赠金额达一百万美元。至于科氏用于打通关节的其他手段则无迹可寻了；联邦税法允许个人匿名向非盈利政治活动组织捐款。

近几十年来，数个缔造了工业帝国的家族中不少成员都将一部分家财投入到保守党议案上去。上世纪80年代，拥有化工制造企业集团的奥林家族为学术界中的右翼思潮，尤其是在法学院系，提供经济支持已不再是秘密了。而九十年代，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的后人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耗费数百万美元资财以败坏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名声。亲民主党网站Media Matters副总裁阿里·雷宾哈福特（Ari Rabin-Havt）称科赫发动其旗下公司和个人基金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小视的：“他们在资金供给中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

当然，民主党人也会出钱。他们最慷慨的捐献人是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他经营的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每年在美国的花费高达1亿美元。索罗斯慷慨地向多个民主党竞选进行了私人捐赠，其中就有奥巴马总统。但他的发言人迈克尔·瓦尚（Michael Vachon）坚称索罗斯的所有捐赠都是干净透明的，“他的捐赠并非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科氏已经向多个反对环境管制、支持削减工业税的非盈利组织提供了数百万美元了。查理斯的故友格斯·diZerega表示科赫青年时期对自由主义保持的幻想多半已转变成了对公司自身利益追求的主因。“也许他对于以自由民身份拥有丰厚家底身为困惑”他如是言及查理斯。

某些批评家声称科氏的种种做法违背了免税捐赠的初衷。从法律上讲，慈善基金会应组织、发起以公众福祉为基准的无党派活动。2004年，相关监管机构国家慈善事业响应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了科氏基金会的自私自利，总结“这些基金会只向那些为科氏工业做研究、在与其利益有牵连的问题上支持科氏的非盈利组织提供资金”。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在巩固自身利益的同时，科赫家族正利诱众多组织以将美国引向自由主义的方向。他们资助的研究所中有：为他们针对州和联邦法规提起诉讼的司法研究所；替他们培养自由主义学者的人文研究所；还有努力将宪法修订引向保守的人权法案研究所。科赫家族培植的许多组织都雇佣专家来写作论文以供被政客和评论员们引用。戴维·科赫坦承其家族在思想控制上颇下功夫。“既然我们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就得确保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图去支配这些钱，”他对多尔蒂说，“一旦他们站错了队，做我们不乐于见到的事情，我们就收回资金。”

1971年，当时在弗吉尼亚州任律师的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在被选入最高法院中任职两个月前，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留下了如许观点：科赫家族的资助使得其发起的维护公司利益的运动在诸多方面收效显著。其时的反战运动将矛头指向了道化学（Dow Chemical）这样的国防承包商，而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则掀起了一场反公司、维护公众利益的运动。鲍威尔在一份为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撰写的报告中强烈要求美国公司进行反击。他强调说，公司自由化之大敌不是共产主义或新左派，而是“社会中的几个不同忽视的群体”——知识分子、记者和科学家。要想击败他们，他写道，企业领导者需要长期进行统一的政治运动以改变公众的看法。

查理斯·科赫像个工程师一样有条不紊地收获着商业和政治上的战果。“要想带来社会变革，”他告诉德怀特，这需要一种“用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涵盖“概念构建、政策制定乃至教育、草根组织、政治游说、诉讼和政治行动”。他坦承他们的这项计划非常庞大，耗时耗力，“我们已有了基本体系了。”

1977年，科赫出资组建了美国第一个自由主义智囊团——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据公共廉正中心调查，在1986和1993年间，科赫家族为该研究所提供了一千一百万美元的资金。时至今日，卡托研究所已经拥有百余名全职员工，该研究所的专家和其发表的政策文件深受主流媒体青睐。该研究所将自己定位为无党派，其中的学者有时也会抨击两党。但其对公司税和社会福利的削减及自由放任的环境政策的追求始终没有停顿。

当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的一次讲话中称全球变暖趋势已“毋庸置疑”时，卡托研究所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份整版广告对其予以反驳。卡托研究所学者对阻止全球变暖的政治意向进行了疯狂炮轰，声称其花销巨大、收效甚微，且毫无必要。卡托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埃德·克兰（Ed Crane）对笔者说“全球变暖学说为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提供了助力。”

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一直对所谓“气候门”丑闻的激化热情高涨。去年，英国东安大学气候科学家间的私人电子信“神秘”外流，信中透露了这些科学家意图捏造数据以加强气候变暖学说的真实性。这些信件公诸于众两周后，一位卡托研究所学者出席了20多次媒体采访，对这些所谓的丑闻大肆宣扬。但在后续针对这些科学家进行的5次调查中，并未在他们的电子信或研究数据中发现任何与学术界气候变暖共识相左的证据。

即便如此，这场风波还是动摇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确定性的信心。虽然美国海洋及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于近期发布了一份证实关气候变暖无可避免的报告，认为科学家夸大了气候变暖严重性的美国公民数达到了1997年之后的最高水平。科氏将这份数据公布在他们公司的网站上，但对他们的资金所起的助推作用只字不提。

2002年的一份内部通知中，共和党政治顾问弗兰克·朗茨（Frank Luntz）写道只要“选民们认定科学界在气候变暖上没有达成一致”，公众对气候变暖必然性信任缺失的现状就会继续下去。他说，反对环保改革的关键是要质疑其科学性——数年来，烟草业依靠此策略在预先阻止规章制度推行上收效显著。科赫家族投入大量资金支持了许多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该组织曾声称“过去10年间的科研所得支持人为因素引发灾难性气候变暖的理论站不住脚”——这样的环保怀疑论势力。科赫兄弟还向许多不知名的组织提供资金，如反对美国公里中小学将气候变暖作为科学事实引入教育的独立女性论坛（the Independent Women’s Forum）。该组织在2008年之前都是由曾为科赫工业作说客的南希·冯特霍尔（Nancy Pfotenhauer）经营的。科赫集团一家子公司的副总裁玛丽·贝斯·贾维斯（Mary Beth Jarvis）也是该组织委员会成员。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与科学教授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是“Merchants of Doubt”一书的合著之一，该书记述了美国工业界意图改变公众观念在科学方面开展的许多尝试。她指出，科赫集团这个“石油精炼与输送”巨头“经历过多次危机”她补充说，“如果石油随着环保事业的发展最终淡出能源市场，财源广进的就会是另一拨人了，所以他们一系列极端的做法并不让人意外。”

戴维·科赫向纽约当地媒体表示说他并不认为人类活动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因。即便就算是这样，他说，地球的不断升温也是一种良性的变化，它能延长北半球的生长季节。“能够出产食物的土地的增多，使得地球能够承载更多的人”。

80年代中期，科赫家族向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乔治·梅森大学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以建立另一个智囊团。也就是现在的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该中心对外宣传自身是“世界顶尖的市场主导型创意大学智库——贯通学术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财务信息显示科赫家族的基金会向乔治梅森捐赠了三千多万美元，这笔款项中绝大多数流向了非盈利组织莫卡特斯中心。“”民主党政略家罗布·斯坦（Rob Stein）说。这样的举措非同寻常。“乔治·梅森是一所公立大学，政府会为其拨款，”斯坦指出。“弗吉尼亚州的这所大学实际上已经在科氏股掌之间了。”

莫卡特斯中心创始人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曾是一位经济学家。芬克负责科氏在伦敦的游说工作。另外，他还是查理斯·G.科赫慈善基金会和克劳德·R.拉姆慈善基金会的会长，弗雷德·C和玛丽·R.科赫基金的经理，同时，他还和戴维·科赫一样，都是美国荣昌的负责人和创始人之一。

拥有众多头衔的芬克俨然已是Kochtopus的核心人物之一了。他将取代卡托研究所所长埃德·克兰成为科赫兄弟的臂助。虽然戴维还在卡托研究所理事会中占据一席，查理斯·科赫和克兰都已经脱离了。其同事告诉笔者，克兰对查理斯科赫精炼在他的一本名为“成功原理”、属于市场营销分类（M.B.M）的书中的管理哲学并不十分信服。科赫将市场营销比作包含“五方面：洞察力、品行与才能、知识过程、决定权和激励措施”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卡托研究所的一位高层人士告诉笔者查理斯“认为他自己是个天才。他就是霸主，他深信他不同常人。”与克兰相比，芬克对查理斯的理念认同多些。（芬克和可是兄弟一样拒绝接受采访。）

在1995年的一次慈善家会议上，芬克在谈及莫卡特斯中心设立的目的时引用了经济学术语。他说财团应该通过智囊团和整治活动组织将普通的智能资源转化为政治“产品”。

华尔街日报称莫卡特斯中心是“前所未有的机要智囊团”，并指出乔治·W.布什总统倡导的23条规章制度中，有14条最初是由莫卡特斯中心的学者提出的。芬克告诉媒体说科赫兄弟有“其他在政界拼斗的方法”，莫卡特斯中心并不会只为科赫集团自身的利益出力。但托马斯·麦加里蒂（Thomas McGarity），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一位对环保问题颇有研究的法学教授告诉笔者说“科赫家族一直与美国环保署纠纷不断，莫卡特斯中心也总是时不时地攻击该组织。”一位曾与莫卡特斯中心交锋过的环保律师称之为“谋求经济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位律师是这样阐释其策略的：“将财团的资金投给表面上中立的智囊团，”由它来“雇佣有身家背景和学术背景的人来宣扬看似可信的研究成果。但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其投资人的利益考虑的。”

举例来说，1997年，美国环保署意图降低地表臭氧量标准——一种部分由石油精炼排放的污染物造成的污染。在莫卡特斯中心任要职的经济学家挨苏珊·达德利（Susan Dudley）对这项提案颇有微词。她辩驳说环保署此举并未考虑到天空没有烟尘会加大人类罹患皮肤癌的几率。她预言说如果对污染加以控制将会每年增加一万一千多种皮肤癌致病因素。

1999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采纳了达德利发表的有关烟尘的言论。对环保署的规定进行评估后，法院得出了环保署“显然忽视了臭氧可能带来的保健利好。”在这次裁定的其他关节中，法院以2-1表决裁定环保署在制定臭氧排放标准时存在越权行为。智囊机构宪法责任中心（Co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Center）透露说，多数派的那些审判员在此之前都参与了一次合法的公费旅游，前往蒙大拿州的一座牧场，本次旅游是由经济与环境研究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个由科赫家族提供资金的基金会。那些审判员均称法庭裁决结果并未受他们出席影响。

“思想本身并不会自主产生，”FreedomWorks——一个由茶党支持者组成的团体——主席马特·基布（Matt Kibbe）告诉笔者说。“纵观历史，思想的传播需要始作俑者。”科赫兄弟在建立了卡托研究所和莫卡特斯中心之后，也意识到了单靠智囊团并不足以成事。他们需要一种能够让他们的思想街知巷闻的方法，以此获得公众的支持。1984年，戴维·科赫和理查德·芬克创立了另一个组织，也就在此时，基布加入了他们。健全经济市民委员会（Citizens for a Sound Economy）表面上看来是个草根组织，但据公共廉政中心调查，该组织实际上主要是由科氏赞助支持的，1986至1993年之间，科氏共为其提供了790万美元。该组织的任务据基布说，“普及这些厚重的思想观念，使之为美国大众接受...我们所承袭的非暴力革命精神与奥巴马并无二致，同出一源——索尔·阿林斯基、甘地及马丁·路德·金。我们将波士顿茶党的思想作为研究非暴力社会变革的对象。我们认识到想要让你的思想为世人了解接受，你就必须接地气，而非依靠那些高高在上的竞选者。”数年间，该组织动员其分布在全美26个州的50名有偿实地工煽动选民为科氏的议案造势。据一位有关人士称，戴维和查理斯“控制欲极强，紧抓垂直管理。你无法与他们共同建立一个组织。他们会紧抓大权不放。”

那段时间，两兄弟经历了政治危机。1989年，参议员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调查了科氏的产业后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科赫石油公司“处心积虑地通过欺诈和在测量过程中做手脚窃取该区原油”。科赫公司承认其以非正当手段侵占了约合三千一百万美元的原油，但声称这仅仅是意外。查理斯科赫向委员会委派的调查人员“坦言”油量勘测是项“非常不好把握的技术”。

为了维护其名声，科赫工业雇佣了华盛顿的一位名为罗伯特·斯特劳斯（Robert Strauss）的游说者；并很快在华盛顿建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虽然前来调查此事的陪审团规模庞大，但它最终在一无斩获的情况下解散了，并未对科氏做任何刑事指控。据参议院报告，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后，科氏的工作人员对委员会成员的私人生活进行了深入了解，甚至某些委员的前妻也成了调查对象。参议院调查人员的工作受到了科氏的阻挠。参议员委员会法律顾问肯尼斯·巴伦（Kenneth Ballen）说，“这些人积聚的势力居然到了这个地步！”

1993年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时，健全经济市民委员会已发展成为奥巴马当选时期数量激增的以企业为后盾的反对党竞选的模板了。该组织针对当时克林顿发起的BTU（英国热量单位）能源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打击，比如，散播广告、通过媒体曝光、抨击对手。它还动员人们在国会大厦群前进行反税集会，被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NPR）称作是“蓄意在摇摆不定的民主党人中间制造恐慌”。来自威奇托的国会前民主党议员丹·格里克曼（Dan Glickman）支持开征BTU税，他回忆说，“我在国会待了8年了。科赫家族确实站在我的对立面向我的政敌提供经济支持。他们利用许多资源和手段——还有他们的雇员也是如此。”格里克曼经历了一次惨败。“我无力支撑，但也许当时我不过是个牺牲品。”

科赫家族继续用金钱开路，建立一系列除了名字响亮之外看似普通实则难缠的组织，这使得准确估量其在华盛顿的势力难上加难。1990年，健全经济市民委员会开设了一个名为“市民环境委员会”（Citizens for the Environment）的分支机构，该机构一经建立即有惊人之举，将酸雨和其他环境问题的成因归于“不可解释”。（毫无疑问是在搬弄是非，意图推卸科氏对造成的污染应付的责任）当匹兹堡邮报深入调查此事时发现该机构不具备“市民会员资格”。

1997年，参议院就一份少数派报告中提及的“无耻地将具体数额和来源不明的数百万美元投入共和党的全国竞选中”以摆脱竞选经费制度的约束这一情况展开调查。表面上，是Triad Management公司投入三百多万美元在26次众议院选举和3次参议员选举中发布攻击性广告。其中一多半资金来自一家鲜为人知的、名为经济教育受托基金（the Economic Education Trust）的非盈利组织。参议院的这份少数派报告中说“这家受托基金机构的资金部分乃至完全得自堪萨斯州威奇托的查理斯和戴维·科赫”。报告怀疑兄弟二人暗地里出资发布那些攻击性广告，而事实是，那些广告中绝大部分都是在科氏工业拥有产业的州发布的。在Triad Management尤为活跃的堪萨斯州，其花费的资金对该州6次选举中的4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科赫家族在被记者问及是否曾出资进行这些活动时拒绝回答。然而，1998年，华尔街日报查实科赫公司的一位顾问参与了那次计划。公共廉政中心的查理斯·刘易斯称这个丑闻是“空前绝后的。Triad公司是第一家以如此恶劣的方式进行cutout（暂时找不到贴切的中文释义）——一种前台行为——的大公司。科赫工业是丧心病狂的公司的例证。”

克林顿政府时期对能源产业的监管和规范一度得到加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司法部门针对科氏发起了两次诉讼，称其应对向江河湖泊中泄漏约三百万加仑石油的泄漏事件负责。预计罚款金额可达两亿四千万美元。经协议，科赫工业支付了数额高达三千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并愿意支付五百万美元用于环保工程的建设。

1999年，陪审团在一次裁决中判定德克萨斯州地下丁烷管道泄漏引发爆炸，致两名未成年人死亡是由于科赫工业的玩忽职守。（2001年，此案最终私了了）。在克林顿当政的最后一个月，由于对其位于德克萨斯州科柏斯克里斯蒂的精炼厂91吨苯——一种致癌物质——泄漏一事隐瞒不报，司法部专门针对科氏公司起草了一份长达97页的公诉书。对其处以三亿五千万美元罚款，四名科氏雇员将面临为期三十五年的铁窗生活。科赫石油集团最终对其隐瞒包括篡改文案在内的环保违规行为的刑事指控表示服罪，并支付了两千万美元的罚款。时任司法部环境犯罪司负责人的职业检举人戴维·乌尔曼（David Uhlmann）称此案是“空气清洁法令之后影响最大的案子”。她补充说，“环境犯罪几乎都是受经济因素和有恃无恐造成的，显然，科赫家族的这起案子是两者的完美结合。”

在2000年大选期间，科赫工业耗费了约90万美元支持乔治·W.布什及其他共和党参选者。在接下来的布什当政时期，科赫工业和其他石油公司得以享受可观的特权。2005年推行的能源法案，也就是被希拉里·克林顿戏称为Dick Cheney Lobbyist Energy Bill的法案，向能源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和税额优惠。科氏称自己是赤字鹰派，但据Media Matters的调查来看，其公司自2000年以来从政府的行政合同中所得利好已近一亿美元。

2004年，健全经济市民委员会因以非法途径支持布什受到指控。该组织在俄勒冈州的分支机构试图将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拉入总统选举中，以瓜分民主党对约翰·克里的支持率。批评家们认为一个免税非盈利组织盲目地为政治目的服务是非法的。（对此联邦选举委员会发起了控告；被驳回了。）

同年，健全经济市民委员会因内部争端分裂。戴维·科赫和芬克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国荣昌的新组织，聘请提姆·菲利普斯（Tim Phillips）任负责人。菲利普斯是个政界老手，他曾与美国基督教领袖、共和党活动家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共同创立了竞选咨询公司Century Strategies，该公司后因其与卑劣游说者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之间见不得光的关系而备受唾弃。菲利普斯的在线传记将他描述成“草根”和“草根”政治组织老手。科赫兄弟选择菲利普斯无疑昭示了他们更进一步的执着。因赞赏政界“切喉者”出名的保守人士格罗夫·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称菲利普斯“是个能成事的人”。

去年，菲利普斯告知经融时报的美国荣昌的注册会员数仅为八千多。而现在，该组织网站声称其已拥有“120万活动成员”。无论其规模大小，科赫家族伸向政界的触手始终坚挺；一位前卡托研究所雇员告诉笔者美国荣昌“在科赫兄弟的股掌之间”。兄弟俩的努力和付出似乎得到了可观的回报：美国荣昌与科氏掌控的其他组织都在扰乱奥巴马当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1月，查理斯·科赫在其公司简讯中写道美国的自由与繁荣将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酷的危机”。同年10月，美国荣昌在华盛顿万豪宾馆召开了保守人士会议。保守派博客Redstate.com的主编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Erickson）发表了讲话，表达了他对戴维·科赫的感谢，号召与会者“左派的列位战友啊...团结起来去抗争吧！”。奥巴马就任后不久，美国荣昌就发起了“Porkulus”机会抗议奥巴马政府出台的刺激指出措施。（译者注：Porkulus 是由 pork 和 stimulus两个词组合演化而来，最初出自美国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之口，pork在此处不是“猪肉”，而是“pork barrel spending”里的“pork”，“Porkulus”的意思是批评政府的支出方案只针对少数人或团体。）其后，莫卡特斯中心发布了一份公告称刺激基金的使用不均衡，向民主党势力倾斜；最终，该报告被责令修正报告内容，但在此之前拉什·林博以这份报告为口实说奥巴马的刺激方案是“贿赂基金”，对此，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其他保守派喉舌纷纷积极响应。（美国荣昌政策部副总裁菲尔·凯尔彭（Phil Kerpen）是福克斯新闻的资助人之一。另一位美国荣昌高官，沃尔塔·威廉姆斯则常捧林博的场。）

美国荣昌还创立了一个下属机构Patients United Now以组织菲利普斯预计将举行的300多个集会抗议医疗改革。在其中一个集会上，一位民主党众议员的雕像被吊了起来；而在另一个集会上，抗议者们高举着绘有德国达毫（Dachau）集中营尸堆的旗帜。3月，美国荣昌还协助在国会大厦外面组织了“否决议案”的抗议，这使得民主党医疗改革的支持者们都觉面上无光。毫无疑问，菲利普斯是个颇有号召力的演说家。

美国荣昌至少组织了80起针对“限制与交易”体制——让企业对自己造成的污染进行补偿——的政治活动。该组织发言人极尽夸张之能事，声言若如此，后院烧烤和厨房里的炉子也该被征税。他们还抨击奥巴马任命的“环保工作”czar（czar是俄语沙皇的意思，这里指担纲的人，管事者，根据本人查到的有限资料，一作奥巴马的亲信要员解，一作单纯的高层负责人解。）范·琼斯（Van Jones），并发起运动抵制国际气候变化论坛。去年，菲利普斯及其团队打着维护寻常工人利益的旗号到联合国气候会议现场外进行抗议，“我们是个草根组织...富二代们...打算让美国的失业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身为国会共和党领袖的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在华盛顿每周主持一次保守派首脑会议，与会者包括美国荣昌的代表，他告诉笔者去年夏天声势盛大的政治活动在破坏奥巴马的提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8月份人们的户外活动明显增多，也是借此机会，他们的行动收效甚佳，这也使得参与缔约者们懊丧不已”——那些与奥巴马一起努力的共和党成员。此外，公众对奥巴马反对声浪的高涨也影响到了华盛顿K街上的机构名义捐款者们。“K街的动向左右着30亿美元的去向，”诺奎斯特说。“当奥巴马风头正劲的时候，美国商会说的是‘我们会与奥巴马政府通力合作。’但当数千人走上街头‘恐吓’国会议员之后，美国商会的态度就转变了。8月正是变故发生的时间。因为奥巴马势弱，人们纷纷变了一副脸孔。”

奥巴马当选一周年到来之际，戴维·科赫来到华盛顿参加美国荣昌的庆功会。奥巴马的民调指数下降迅速。已经没有共和党参议员在医疗保健问题乃至其他方面与政府密切合作了。权威们纷纷撰文大谈奥巴马在政务上的种种不是，而茶党则在指责奥巴马意图开展“政府接管”。在一次讲话中，科赫说，“五年前，像今天这样的时刻让我们的董事会预见了我们这个组织的美好前景。”他续道，“我们预想了大规模运动的爆发，以州为起点波及全国，来自各行各业的无数美国人挺身而出为我国达至繁荣巅峰的根本——经济自由——斗争到底。...值得庆幸的是，加州到弗吉尼亚，德州到密歇根，星星之火燃起，越来越多的同胞们与我们一样认识到了真相。”

虽然当天科赫并未明确表示支持茶党的作为，但更近一些时候已开始动作，他盛赞茶党的努力证明了“国民中蕴藏着的对抗政府高度集权的强大斗争力量，及为免美国社会主义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查理斯·科赫在一封写给其七千余员工的简讯中将奥巴马政府比作强硬的雨果·查维兹（Hugo Chávez）统治下委内瑞拉的政治体制。科赫的这种危机感似乎有些不可理解。美国的收入差距已达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自七十年代以来，国家对巨富征收的税率的调降程度却甚于中产阶级。科赫兄弟已与选民们在认识上达成了共识：近期的一次民调结果显示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国公民认为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

与此同时，美国荣昌还于11月宣布将在中期选举前投入额外的四千五百万美元。虽然法律明令禁止该组织直接支持候选人，但它还是计划插手50次左右的众议院和6次参议员选举，进行集会、组织上门游说、发布以让选民了解“参选者所站的位置”的广告。

即便科氏成功打压了奥巴马的势头，他们真正的政治硬仗才刚刚打响。理查德·芬克在接受FrumForum.com采访时说，“如果你回顾我们从2000年一路走来的轨迹，你会发现，政府开支和债务负担都在不断加重，破产随时威胁着整个国家，情况不容乐观。”他续道，“看来我们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并未扭转乾坤。”他认为科赫家族需要“更关注实际、日常的管理问题。”

1991年，戴维·科赫因发生在洛杉矶的飞机失事身受重伤。他是头等舱乘客中唯一的生还者。在他康复的过程中，一次例行检查发现他患有前列腺癌。科赫接受了治疗，安定下来，组建了家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对说，“飞机失事，你是唯一的幸存者，全机的人都死了——是的，你肯定会想‘天哪，上帝留我一命肯定还有大用。’受这个念头感召，自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做我力所能及的好事，让他觉得我有我活着的价值。”

劫后余生的科赫开始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大额捐款。他还成了癌症研究的赞助者之一，当然是主攻前列腺癌的研究啦。除了向斯隆·卡特灵癌症中心捐赠了大笔款项之外，他还向纽约长老会医院（New 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捐赠了一千五百万美元，捐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供癌症研究之用，捐了两千万美元给琼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两千五百万美元给了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作为对他的慷慨的回馈，斯隆·卡特灵癌症中心授予戴维杰出企业领袖奖。2004年，布什总统提名戴维科赫进入全国癌症咨询委员会——国家癌症研究所隶属于它。

科赫拥有企业家和政客双重身份，难免会引发利益冲突。例如，戴维·科赫在扮演抗癌英雄的同时，科赫工业却在游说美国环保署，避免它将福尔马林——也就是该公司大量生产的摇钱树——划入“已知致癌物质”之列。

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福尔马林能使老鼠患癌症，也有数个权威科学研究得出结论称福尔马林能够致人患癌——其中有一份报告是去年由国家癌症研究所发布的，而科赫恰恰在该机构的顶头上司咨询委员会中。该研究对2500名患者进行了平均4年的跟踪调查；接触较大量福尔马林甚至可以引发白血病。这些研究结论使得国立卫生研究所的专家组得出“福尔马林应被归类为致癌物质”的结论，并应受政府严格管制。企业抵制福尔马林管制规定已经几十年了，然而，科赫工业一直出资指使国会议员阻挠美国环保署，要求其拖延新规定推行的时间直到更多研究完成之时。

2005年后，收购了纸张与木制品生产商乔治亚-太平洋集团（Georgia-Pacific）的科赫工业一跃成为化工业主要生产商。乔治亚-太平洋集团的化工部负责生产福尔马林，并用它来生产胶合板、层压材料这样的木制品。其年均福尔马林产能约22亿磅。去年12月份，乔治亚-太平洋集团环境事务副总裁特雷勒·钱皮恩（Traylor Champion）向联邦卫生当局递交了一封严正抗议信。他写道本公司“强烈反对”国立卫生研究院专家组判定福尔马林为致癌物质的结论。在其公司游说政府确保福尔马林仍在市面上销售的同时，戴维·科赫并未脱离全国癌症咨询委员会，也没有将他持有的公司股份转手。（一位委员会发言人说福尔马林问题尚未公开化。）

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下属机构——的副董事詹姆斯·赫夫（James Huff）告诉笔者科赫待在国立癌症咨询委员会里实在很“让人不快”：“这对公众健康事业绝无好处。既得利益集团不应该在委员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继续说，“委员会的席位非常重要。它对国家癌症研究是否所对福尔马林进行深入研究影响重大。而福尔马林本身牵涉到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国立癌症研究院院长哈罗德·瓦莫斯（Harold Varmus）是在他过去管辖的斯隆·凯特灵癌症中心结识戴维·科赫的。他说，在斯隆·凯特灵，“许多向我们提供资金支持的人都是冲着经济利益来的。但我们在烟草这一项上绝不会松口。”当被告知科赫工业在福尔马林问题上的姿态，瓦莫斯表示他非常“震惊”。

位于史密斯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戴维·科赫人类起源馆（The David H. Koch Hall of Human Origins）中以多媒体手段向参观者演示了气候变化对人来演进过程产生的种种影响。在其总入口，参观者可以看见一幅巨大的图表，表中描绘的是地球气温在过去一千万年中的变化情况，依据图标内容，现在的气温较之一万年前低了很多。图标上方有一段文字，“不断变化的世界对人类进化的影响”。这个主题，经由该展览官网阐发而为“环境多变性下人类的关键适应行为”。直到整个展览尾声的时候，在展览大字标题“我们面临的生存挑战”下方才出现了：目前世界二氧化碳水平高于以往，且在21世纪其增长将尤为显著（真是姗姗来迟啊，原因不言自明）。这一小段文字对二氧化碳水平增高的原因只字不提，；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与石油有很大关系。此次展览是这一切看起来像自然而然发生的一样。这段文字旁附有一段说明“在人类演进时期，地球的温度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波动状况趋同。”展览中的一个互动游戏向参观者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未来，人类将适应气候变化。人们会建造“地下都市”，人们的身材将变得“短小精悍”，脊柱将逐渐弯曲，以使“人们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自由活动”。

这样的想法与科氏向世人传达的信息不谋而合。举例来说，科赫公司1月份发给员工的简讯中称，“地球气候变化将快于人类的演进”，并总结道，“既然我们无法左右地球母亲的变化，干脆去寻求适应这些变化的方法吧。”ClimateProgress.org网站站长，物理学家乔瑟夫·罗姆（Joseph Romm）被史密斯森协会的这次展览激怒了。“整个展览都在试图掩盖现代气候问题，”他说，“我认为科氏借助全国最好的自然历史和科学博物馆的帮助，试图将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变得高尚无比。但这背后的真实是，这个展览是由污染大户一手策划的，因为他们是这种阻挠世人应对生存危机——气候变化——的手段的幕后投资者。我以为史密斯森协会本会做到一碗水端平的。”

史密斯森博物馆馆长克里斯蒂安·桑珀（Cristián Samper）则称这个展览的主题并非气候变化，他说科赫是“我们最好的捐助者之一，至少在我的任期内如此，因为他虽然对展览内容兴趣浓厚，却从来不插手干涉。”他还说，“当然，我对有关他的其他问题并不知晓。”

科赫家族始终有着不为世人所知的一面。他们对于运作被戴维称作“你所知的最大的公司”的科赫集团一向很称心。但随着茶党声势日隆，加之科氏与茶党动作的密切关系，科赫兄弟想要免受监视就越困难。最近，奥巴马总统开始对科氏的整治网络。在奥斯汀的一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时，他提醒支持者们最高法院最近在Citizens United一案中的裁定——推翻了禁止企业直接向选举投入资金的法规——使得大型企业藏身于“美国荣昌这样乍一看人畜无害、道貌岸然的组织”之后。奥巴马说，“他们无须明说美国荣昌的背后究竟是谁。你也无从知晓这是不是一个由外国人掌控的公司”——甚或，他补充说，“一个石油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