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包围：当前中国的安全困境及战略抉择

引  言　　

（一）  问题的背景：学理逻辑、现实意义　　

从世界历史上来讲，联盟现象具有普遍性，政治联盟的影响尤为巨大，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现实主义者，很多是在政治联盟这个意义上直接使用“联盟”这个词。西方主流的联盟理论，尤其是各种现实主义流派，都注意到了政治联盟实践中的大量对抗性现象，多从国家生存的角度来定义政治联盟[1]，而较少关注发展性的政治联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结盟需要和联盟特征解释力有限。本文从利益共享体角度来定义政治联盟，既容纳了发展性和非对抗性的政治联盟，避免了这个缺陷，也容纳了虽没有正式国际条约，却对国际关系有着深远影响的准联盟（Quasi-alliance），使定义更具现实意义。　　

从学理逻辑上来讲，要搞清政治联盟问题，首先要界定政治这个概念的范围。王惠岩说：“凡涉及国家与社会存亡的大问题都是政治问题。”[2]那么，一个问题，不管它涉及的是政权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还是其它领域，只要它是关乎国家与社会存亡的大问题，具有战略性、全局性，需要国家政权加以调控，当然就是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故本文中的“政治联盟” 一词包含“军事联盟”。　　

从中国的现实处境上来讲，当今中国也无往不在政治联盟之中。一方面，它处在与朝鲜的正式政治联盟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政治联盟之中；另一方面，看看遍布中国周边的美国盟友和美军基地，再看看　2011年2月8日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3]所体现的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处于包围之中，而包围的施动者是美国主导的政治联盟。严格来说，这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包括北约在内的政治联盟体系，至少还包括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正式联盟和与台湾、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中东数国的准联盟。面对这种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以戴旭为代表的中国战略学者也提出了用“中国战矛刺穿美国C型包围圈”的愿望[4]。关注政治联盟实践，总结其经验，把握其规律，利用其力量，破解其包围，维护国家利益，对我国具有重大意义。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地缘政治理论为指导，注重矛盾分析、利益分析、历史分析和心理分析，综合运用了案例分析法、文献比较法等具体研究方法。　　

（二）  文献研究综述　　

归纳起来，前人关于政治联盟问题的研究文献可以分为四类：政治联盟理论研究、政治联盟历史研究、政治联盟现状及趋势研究和政治联盟对策研究。以中文论文为例，从1992年到2010年，在符合资料搜集要求的63篇文章中，四类论文数量分别为14篇、24篇、16篇、9篇，占比分别为22.2%、38.1%、25.4%、14.3%。历史研究比例最大，接近4成；理论研究和现状及趋势研究大体相当，均为2成多一点；对策研究比例最小，不到1成半。如果把这个结果作为该时间段内我国学界对政治联盟问题研究现状的一个抽样来看，相关类别所占的比例应该还是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的。　　

1.  理论研究　　

政治联盟的理论研究主要关注政治联盟的概念、分类、成因、困境、瓦解等方面的规律。在这些论文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的政治联盟研究受1991年底苏联解体刺激很大，从1992年开始陆续有人就政治联盟内部关系紧张和联盟解体及其外部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如李树藩的《论联盟的解体》、范晓军的《联盟体制的内在矛盾及苏联民族主义分离运动》、林村的《联盟的解体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吴方桂的《联盟伙伴关系紧张》等。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扩展到有关政治联盟或同盟的一般理论，如李广民的《国际同盟浅论》、董希品的《论广义的政治联盟之一般的规定性》。同时，欧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范式中有关政治联盟的部分也随着学术译介活动而影响到国内学界，如刘星的《关于联盟的几种理论》、王志军的《军事结盟与国家安全》、尹继武的《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信任形成研究：一项基本评估》。从2005年左右至今，理论研究领域的最新热点是准联盟研究，如孙德刚的《国际关系中“准联盟”现象初探》、《联而不盟：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和《准联盟外交探析》以及他的专著《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　　

2.  历史研究　　

政治联盟的历史研究主要关注政治联盟的历史经验，注重过程描述和规律总结。如上所述，历史研究是政治联盟研究的大头，也是实现从实践到理论飞跃的主要方式。具体来说，在上述24篇论文中，研究中苏结盟及其分裂历史的共有12篇，占二分之一，如潘正祥的《从结盟到对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徐思彦的《走向破裂的结盟：中苏同盟研究的新进展》、马叙生的《结盟和对抗都不好——80年代的中苏关系》、薛衔天、栾景河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从三次结盟到〈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涉及日本的论文共9篇，占三分之一强，如张景全的《欧美对中日“结盟”的态度与策略》、《国际体系与日本对外结盟》、《日本对德结盟与对美结盟的关系》、《日本对外结盟视野中的中国》、《日本结盟原因的民族观念分析》、《结盟对国家崛起、发展的影响——以日本为例的历史分析》、邓兴普的《关于德意日法西斯结盟原因的思考》、王轶群的《日本结盟偏好中的文化因素》、武雪彬的《李鸿章的中日结盟观》。单纯研究中国古代联盟战略和德国俾斯麦联盟战略的论文各1篇，分别为李德义的《中国古代联盟战略初探》和魏光启的《现实主义的盟国策略——评德国统一后俾斯麦的结盟政策》。阐释结盟不可靠思想的读史随想1篇，为王圣宝的《示弱无外交，结盟不可靠——读史随想》。可见，中国学者受中国近现代屈辱史的心理刺激太大，通过结盟寻求强援、抵抗强敌的思想根深蒂固，在中苏同盟分裂和苏联解体后，一直在追问和探究联盟解体的原因，追问政治联盟与国家独立自主的关系，追问政治联盟与国家富强的关系。这当然是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们过于注重眼前在政治联盟问题上的利弊得失，而没有在总结我国历史上丰富的政治联盟经验方面花费多少精力，在独立自主与政治联盟之间也没能很好地把握二者的平衡，存在极端化现象。可喜的是，200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对阎学通、徐进等的专著《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在努力挖掘我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处理政治联盟的经验了，这对于学界过于依赖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经验和欧美研究范式是一种可贵的纠正；2010年1月，张江河的论文《地缘政治与战国策派考论》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的发表，标志着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开始重新挖掘与评价，并为在当今社会延续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传统开辟了道路。　　

3.  现状及趋势研究　　

政治联盟的现状及趋势研究主要关注当前国际关系领域存在的政治联盟，分析联盟本身和内外环境的特点，分析联盟对于成员和第三方（有时是针对方）的影响，分析联盟组织结构中存在的弊端，分析联盟的发展趋势，为政策设计提供基础。如刘月华的《如何看俄白结盟》、黄石的《浅谈联盟解体对俄罗斯的得与失》、赵玉芬的《中韩建交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1992-2001）》、赵可金的《美日同盟还能走多远？》、翟崑的《日澳结盟，不针对中国？》、庞朕、杨鑫玉的《从同盟到伙伴：中朝关系的历史演变》、张刚、李开荣、杜慧明的《美国联盟战略的新动向》、胡子南的《欧洲区域一体化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启示》。　　

4.  对策研究　　

政治联盟的对策研究主要关注政治联盟内外关系中的症结，试图提出救治之方。在上述9篇论文中，有8篇都是对中国的国际关系战略抉择提出建议，如张竹云的《论中国应该实行准联盟战略》、孙德刚的《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战略准联盟》、黄小芳的《新时期我国联盟战略的选择和运用》、杨扬的《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抉择》、孙赫、Maria Juliana Gomez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家战略结盟的可行性及对策研究》。此外，还有一篇渣打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李籁思的论文《欧元区必须要成为政治联盟》可以作为参考。从以上这些文章来看，主张中国调整不结盟政策，利用准联盟的灵活性，实施准联盟战略的建议属于多数。　　

一、  分析的起点：政治联盟的定义、特征和规律　　

无论是组建政治联盟，还是破解政治联盟包围，都应该首先对政治联盟在理论上加以界定和探讨，以便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基础。　　

（一）  政治联盟的定义　　

在国际政治领域，我们大致上可以把政治联盟定义为国际政治主体之间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条约机制或无条约的战略协作而构建的利益共享体。至于政治联盟的外延，应与政治的外延一致。　　

（二）  政治联盟的特征　　

为了弄清政治联盟的特征，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考察：　　

1.  政治联盟的主体　　

政治联盟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其次是部落、民族、党派、地方政权等次级政治实体。国际政治活动的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但是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盟现象似乎极其少见，联盟主要是国家行为，因此，可以把国家称为联盟的主体，我们的论述也以国家为主。同时，在实践中，部落、民族、党派、地方政权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联盟又屡见不鲜，如中华民国时期军阀之间的联盟和当今美日台非正式联盟。由于次级政治实体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如国家，而且其政治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制约或者支配，所以它们只能居于次席。但是，由于它们在实践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政治联盟研究中又不宜把它们排除在外。　　

2.  政治联盟的客体、目的、动力和联结纽带　　

政治联盟的客体、目的、动力和联结纽带都是国家利益。利益是政治的本质和根源，政治是利益的集中表现，[5]因此，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所有其它方面相对于政治来说，都处于从属地位，脱离利益的政治研究尤其是政治联盟研究，无异于舍本逐末。包括联盟行为在内的政治，天然地包含着利益追求。国家的联盟，当然为的是国家利益。所谓国家利益，就是指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所谓国家的生存，是指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和威胁的安全状态。所谓国家的发展，是指国家生存状态上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和变化，比如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社会的和谐等等。联盟的目的是成员国各自的生存与发展，而不只是安全，尤其不是只保有简单生存状态的安全，那样的生存没有意义，只有发展才是国家生存的本质。联盟目的上的利益指向性和利益实现方式上对外援的依赖性决定了联盟只能是利益的共享体。共同利益的存在决定政治联盟的存在，共同利益的发展决定政治联盟的发展，共同利益的消失决定政治联盟的解体。没有利益共享的所谓联盟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没有存在的依据和必要。　　

3.  政治联盟的方式　　

政治联盟的方式有正式的条约和非正式的战略协作。条约（广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法主体依据国际法确定其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一致的意思表示。[6]凡是以此为内容的条约（狭义）、公约、协定、议定书、宪章、盟约、规约、换文、文件、宣言、声明、谅解备忘录、联合公报都属于广义的条约。也正因为其正式性，所以要履行相应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程序才能达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国国内反对派和社会舆论的监督。非正式的联盟则因为不需要这些正式的程序而能够绕开相应的监督，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甚至成员之间只要心照不宣地互相配合就可以了，所以又叫“准联盟”，如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就属于这种形式。　　

4.  政治联盟的组织形式　　

政治联盟的组织形式有多边国际组织，也有双边战略协作机制。国际联盟、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是典型的多边国际组织，尤其是后两者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双边协作机制并不都属于政治联盟，从功能角度来看，有许多还局限在领土纠纷、民族矛盾、经济摩擦、资源争端等的调解，更多地是属于生存的层次上的问题，而只有那些真正提高到战略层次和全局高度的双边协作机制才属于政治联盟。　　

（三）  政治联盟的规律　　

历史地、辩证地考察政治联盟实践中各种矛盾的运动变化对联盟本身及其成员兴衰成败的影响，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是为我所鉴、为我所用的前提。　　

1.  政治联盟的成因　　

在政治联盟的成因上，国际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主流观点。现实主义认为，政治联盟的形成基于权力最大化的追求、对共同威胁的平衡、对利益回报的期待。自由主义认为，政治联盟的形成基于在成员自身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对政治主导权的争夺中，联盟对某些派别所能起的加分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及其衍生的制度如果相近，则能促进相互认同与信任，使它们易于结成政治联盟。[7]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道理，但在实践关注和逻辑论证上各执一词，未免片面和僵化，但相互之间又不存在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站在实践的立场上对之进行梳理和归纳，可以总结出成员之所以建立政治联盟的三点原因：　　

（1）  利益需求相合　　

促进政治联盟形成的，是利益需求；导致政治联盟瓦解的，是利益分歧。所以，利益一致是政治联盟之本。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实力是政治联盟的基础和目的”这种话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从方法论上讲，实力只是实现和维护利益的手段，把手段当目的，本身就是本末倒置、混淆因果。况且，有实力的国家未必需要联盟，联盟的成员也未必就有很强的实力，比如，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与两大阵营相比较实际上只是弱者的联盟。很多时候恰恰是“没有实力”而又面临共同的威胁才是联盟成员结成联盟以求联合自强的肇因，而联盟的基础还是得从利益方面寻找。　　

（2）  战略目标相洽　　

联盟成员实力不同，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地位不同，其联盟的战略动机和目标也就自然地有所不同。例如，在美日同盟中，美日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处境、战略动机和战略目标就极为不同。美国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在二战后充当着国际体系主导者的角色，奉行的是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冷战时期，美国之所以与日本联盟，一是为了阻止日本倒向敌国（苏、中和社会主义阵营）为敌所用，二是为了控制和防备日本，以免它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对己不利。而日本虽然猛志常在，已发展成经济大国，奈何政治和军事上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只能借船出海、狐假虎威，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并获得政治提携、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进而增强统治的合法性，维护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两国的战略目标虽然差别极大，但能相融相洽，利益共享，各取所需。　　

（3）  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相似　　

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形态的相互接近，代表了社会存在的相互接近，意味着它完全可以作为盟友之间在利益一致之外互相沟通、顺畅合作的第二桥梁。二战后的两大阵营都具有这个特点。文化传统相似与否虽然不是政治联盟与否的决定因素，但是文化传统相似的国家，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一样，具有“先天的”沟通渠道和合作桥梁。比如，中国和朝鲜、越南这样的国家，都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都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有过深重的民族灾难，又都富于革命传统，所以在二战后反抗美帝的斗争中当然易于结成政治联盟。即使在中越反目成仇后的战场上，两国士兵在过农历年时自动休战甚至互致问候、互赠礼品，让人感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2.   政治联盟的困境　　

仔细研究政治联盟的生态，我们可以发现，它天然地具有三重结构性矛盾：　　

（1）  难以调节的利益矛盾引发信任的危机　　

利益本身具有层次差别和种间差别。国情的不同决定了国家利益的不同，联盟的共同利益与成员的核心利益、根本利益或最高利益也未必重合。有人认为，“盟内之国无不着眼本国利益，都想用联盟来肥私，因此各打各的算盘，各怀各的鬼胎，同床异梦而使联盟形同虚设，不攻自破。而且联盟都是针对第三国的，凭空树敌，必遭外部打击。”[8]也有人认为，“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则大国受其福，有败则小国受其祸。”[9]从利益矛盾的角度来理解，盟国之间互相猜忌成为常态也就毫不奇怪了。　　

（2）  成员自主性难以保持　　

结成政治联盟之后，成员自身的独立自主属性不可避免地要降低，战略战术上的自由要受限制，被盟友拖入战争的事也时有发生。联盟成员间在这方面的互相猜疑是一种常态。为避免猜疑，往往设有重大决策的通报和协商机制，如果成员间不履行通报和协商义务，必会降低相互信任，使联盟陷入危机或者分裂。例如，1958年中国大陆炮击金门，事前未通知盟友苏联，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10] 　　

（3）  安全两难难以消除　　

在国际上，政治联盟在使自己增加朋友，借力而上，提高地位，扩大影响的同时，也容易刺激潜在的敌人，使之有所警觉而加紧构建反向的联盟或进行军备竞赛，减小外交的回旋余地，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不但可能无法降低反而可能悖论式地升高，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从而陷入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之境，有违联盟的初衷。两次世界大战的演变过程证明，战争与政治联盟往往是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关系。　　

3.   政治联盟的瓦解　　

政治联盟的困境往往也就是它分裂的肇因。至于分裂的影响，可以以苏联的解体为例加以说明。苏联宪法始终承认各加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保留其退出联盟的权利。所以，它是典型的政治联盟，其解体也具有典型性。总结一下苏联解体的经验，可知联盟解体时大体会出现三个影响：　　

（1）  成员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相互联系减弱 　　

政治联盟关系只要经营有时，成员间的经济联系肯定会加强，政治联盟的分裂除了具有政治意义，也必有其经济影响。苏联本来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然而随着它的解体，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陷入经济衰退之中，长期得不到恢复。即便是作为前苏联最大的继承国的俄罗斯，经济上也经历了连续十余年的负增长，各种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了十几年。实际上，随着经济实力的减弱，各成员国防实力必然减弱，甚至会防务废弛。俄罗斯凭苏联之力本来是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但在苏联解体后，却变成了一个饱受欺凌的二流国家，军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装备老化、军无斗志时期，一直到现在都无法恢复当年与美军争雄的荣光。此外，联盟解体，成员们分家另过，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相互间经济和社会联系也自然减弱，原有的生产分工和经济一体化框架被严重削弱甚至打破。　　

（2）  成员内部和成员之间矛盾激化　　

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其22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一分而为十五，除产生联盟财产和债务分配争端外，相互之间边界不清、纠纷迭起甚至大打出手，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决。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日爆发的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战即可为证。另外，苏联境内有100多个民族，在执行民族政策上发生严重失误，沙俄以来积累的民族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联盟内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争斗不息，并与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民生凋敝相交织，产生了加剧内耗、激发犯罪、持续动荡、震动国本的后果。当今世界上与苏联一样属于多民族国家者占绝大多数，单一民族国家极少。居住在不同国家的某个民族所具有的同一性，既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结成联盟的粘合剂，也可能是引发该民族与成员国内其它民族矛盾并造成联盟分裂的分离剂。而联盟成员国间特质各异的不同的民族要实现和睦相处有赖于实行真正的平等、团结、互助、互谅、互让的民族政策。如果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往往会使原来掩盖在联盟形式下的民族矛盾有所激化，产生对抗乃至战争。　　

（3）  成员实力变动引发国际格局变迁　　

政治联盟分裂导致成员实力减弱，国际地位随之降低，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两大阵营几十年的冷战局面，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及西方列强在干涉别国内政和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方面更加肆无忌惮，先后挑起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他们的“国防部”实际上成了“进攻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原先受到压抑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大搞恐怖袭击，而美国反恐战争的结果却是越反越恐；在世界经济中，两极分化的趋势更加严重，广大发展中国家危机重重、灾难深重。总之，世界不是更加和平和安全了，而是更加动荡不安了。　　

二、  政治联盟包围下的中国　　

在理论上认清政治联盟规律，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制定符合时代条件和国际斗争实际的政治联盟战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而敌友关系是政治联盟问题上永恒的主题，弄清敌友是看清形势、制定战略的前提和关键，走出理论，关注实践，理应从这里开始。这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1] 因此，必须密切关注、搜集和深入分析外交环境中敌、我、友、非敌非友四方的详细情报和情报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做到“知己知彼”，真实、准确、全面、畅通、快捷地传递信息，才能使决策者审时度势、通权达变，达到“百战不殆”[12]的效果。 （一）  潜在的敌国　　

1.  中美矛盾是中国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　　

新中国是世界上面临最复杂边界问题的国家。自成立至今，在陆地边界方面，已经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了与除印度、不丹之外所有国家的争端。在海上边界方面，我国领海面积473万平方公里[13]，除渤海是内海外，黄海、东海、南海分别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有划界争端。这些海域，因为既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和渔业资源，又是由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因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美国在该地区又分别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存在着政治联盟或准联盟关系，也就增加了我国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争端的难度。所以在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上，中美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这就好比驱赶羊群要控制好头羊，分析形势要紧抓住重点，在西方列强中，美国就是这样的头羊和重点，分析好美国的动向，就可以大致掌握西方列强的动向。在美国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它如果真的虚弱，本可以通过迅速调回侵略他国的军队来节约开支，本可以通过放松高技术产品及相应技术出口限制来换取出口的大规模增长，也本可以用自己所囤积和重兵守卫的大量黄金来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实际上，它却又一次挥舞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又一次滥发美元，制造和输出通胀，而把黄金作为防止美国经济全面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留给了自己，又一次通过对台军售和接见达赖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一次挑起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动乱，哪有这样的虚弱者？这不但证明了美国的虚弱是假装的，而且再一次证明了它的反动性：它不但要用军事和经济的方式反对和控制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而且要反对和控制它的“盟国”及其人民，甚至对自己本国的人民也要用制造危机的方式来反对，为的却只是满足超级资本巨头尤其是军工利益集团的私利。　　

2.  中国与韩、日、欧的矛盾是中国安全问题的次要矛盾　　

（1）  韩国和日本　　

就美国的联盟战略而言，它“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14]在这个体系中，美日、美韩同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影响最大。在日韩二者中，韩国需要借助中国平衡其与日、朝、俄、美的关系，与中国关系的对抗性在日美之下；而日本在近现代史上却以侵略成性、“难思悔改”而著称，且因其经济、科技实力强大，具有巨大的战争潜力，欲图拉拢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围堵中国而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在日本对外联盟视野中，中国往往被视为联盟建构前的牺牲品、建立后的胜利品或对抗对象，使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战略空间受到压缩，损失了巨大的国家利益。[15] 自民党的下台和民主党的上台，并没有使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显出显著的不同。在民主党内，菅直人和小泽一郎竞选党首时对继续霸占中国钓鱼岛的表态也没有不同。这说明，在一超多强、美日结盟的条件下，对于日本，难以指望它的所谓民主选举能选出一个自动吐出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侵略成果的政府，难以指望任何新政府能突破自己与美国的奴主关系，也难以指望它放弃称霸东亚的野心。尼克松说：“国与国之间的结盟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爱。”[16]作为尼克松老搭档的基辛格当然深谙此道，他宣称：“日本的噩梦是看到中国巨人站稳脚跟。”[17]这句话虽简洁明了，却意蕴深刻，既是对日本的恫吓与拉拢，也是对美日联盟的维护与加强，还是对中日关系的挑拨与离间，收到了一箭三雕之效。日本的主导政治势力也一直按照这种地缘政治思维思考和行事，很难看出有多少可供回旋的战略余地。日本所极力构建的美、日、印、澳等国亚洲版北约虽因种种原因尚未建成，[18]但走向联盟的趋势是明显的。　　

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日本处于中俄美三大国包围之中，这样的地缘特性决定了任何两国的结合都可以将它置于死地，它在三大国中制造矛盾，有打有拉，借力打力，居间渔利，很是聪明。但是，东亚很像炸药库，而日本自恃有美国支持，渐渐放弃“闷声发大财”的战略，时时在炸药库里玩火，它要想全身而退难度也很大。在多极化形势下，日本民意认为日本自身经济衰退，债台高筑，美国国际地位衰落，有求于中国超过有求于日本，唯恐被美国抛弃[19]，不安全感增强，且日本在国际上与强者联盟的意识根深蒂固，随着中国日益强大，日本有更多地寻求对华合作的一面，民主党在大选获胜后一度热心于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可以作为例证 [20]。但在事涉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上，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基本上是零和关系，日本所得即是中国所失。此外，琉球群岛本为中国属国，1879年被日本吞并，二战后日本的这个侵略成果并没有回吐，不但如此，它还要以此为依据，要求和中国平分东海。隔着琉球群岛，本无所谓“东海问题”。　1972年5月15日　，美国将琉球群岛行政管理权交给日本，该群岛“3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驱逐日本争取独立的斗争。　2006年3月4日　，琉球全民公决，75%的民众投票要求独立，恢复与中国的自主往来。”[21]中国应该和美日谈的不是东海问题，而是琉球与日本划界和美国从琉球撤军的问题。在国际法上，积弱的清朝和李鸿章都没有承认琉球归于日本。已然强大的新中国，就更难有理由让日本得到在清朝和李鸿章手里没有得到的东西。旧中国外交惯于喋喋不休地跟强盗讲道理，结果是越讲越受气，越讲越窝囊，有了这样的教训，新中国在领土和领海问题上更可取的态度应该是：优先对待，作好战备，盘马弯弓，蓄势而发。日本已成为心腹大患，不排除日本牵制，在解决南海问题时，我们将难以摆脱两面受敌的困境。　　

（2）  北约和欧盟　　

北约作为军事组织，主要是针对苏俄，由于华约解散、苏联解体而失去了敌对的对象，于是把俄罗斯作为战略对手横加打压。但是，由于美欧同床异梦、裂痕加大，北约在东扩之后反应低效，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表现稀松疲软，成为笑柄。[22]欧盟通过联合自强和6次东扩，已经有27个成员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以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标准进行比较，欧盟为18.5万亿美元[23]，美国为14.3万亿美元[24]，欧盟已大幅超过美国。欧盟大多数成员都是北约成员，与美国是盟国，但对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趁火打劫，使欧洲老牌强国失去世界主导权耿耿于怀，只是在军事实力不济的现实面前又无可奈何，与我国在牵制美国、均衡多极上互有战略需要。美国战略学界对欧盟以经济实力为支撑发展独立防务早已警惕有加，唯恐欧洲走上与美国争霸的道路，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被欧洲取代。[25]毕竟，美国的国力是有限的，而且处于相对衰落中，当它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放松对欧控制时，欧洲重新崛起为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战略力量是可以期待的，它将是美国霸权的噩梦。不过，欧盟核心国家有着深厚的殖民主义传统，历来对中国都不愿平等相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影响的扩大，尤其是与欧盟在经济交往上的加深，双方经济政治摩擦的几率反而增大了。它们虽然表面上承认了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但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却经常表现出否定和践踏该原则的倾向，或者有意将其施行范围缩小化，这就必然在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一个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鸿沟。这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恶劣的现实表现。哈特穆特•贝尔（Hartmut Behr）认为，19世纪欧洲国家在与非欧洲国家交往时制定并执行着一种“文明的标准”，这种标准把欧洲尤其是西欧作为世界的中心，把非欧洲国家视为环绕欧洲这个中心的政治欠发达地带；欧洲国家认为国际法实际上是基督教教义和16、17世纪法理遗产中的欧洲国际法，在19世纪欧洲国家与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国家缔结国际条约时变得国际化，“国际社会”最初只存在于欧洲，后来逐渐扩展，一直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囊括进联合国；认为当今欧盟入盟政治中向候选成员国所要求的“人权”、“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的标准是19世纪“文明的标准”的继承和发展。[26]杰里·辛普森（Gerry Simpson）认为，“国际法是一个实力之间的对话，它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适用是根本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27]国际法和主权平等原则只适用于符合欧美标准的“精英国家”之间，[28]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法外国家”，[29]“法外国家”“是疯狂的、恶劣的或者危险的，或三者兼有”[30]。最早的“法外国家”标准是“基督教”标准，非基督教国家即为“法外国家”；19世纪中后期是“文明”的标准，“不文明”的国家即是“法外国家”。“法外国家”不享有“精英国家”所享有的国际法权利，二者的关系也不受国际法调整。[31]“这种使许多国家处于国际社会边缘的排斥性规范仍然是当代政治社会的一个特征。”[32]可见，哈特穆特•贝尔和杰里·辛普森的观点是相似的。在对“文明的标准”的坚持和对“法外国家”的歧视上，西方列强的思想是一致并且根深蒂固、历久不变的，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对中国　2009年12月29日　处决该国籍毒贩什肯·阿克毛（Akmal Shaikh）的反应也可以作为外交实践上较近的佐证。他在当地时间同日10点36分的发表的博客，委婉地表达了对中国判决阿克毛死刑的失望和对以前认为中国可以融入国际体系的看法的改变。[33]欧美对正在崛起和复兴中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尚且持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对实力不如中国的其它发展中国家持何种态度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总体而言，欧盟处在与我国可敌可友或亦敌亦友的战略中间地带，对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似乎只能谨慎乐观。　　

（二）  盟国和潜在的盟国　　

1.  朝鲜　　

朝鲜当然应该归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但是二者关系特殊，所以在此单独列出。在中国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上，《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然有效，尤其是，条约第二条明确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第三条又规定：“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34]所以，二者是正式的联盟关系，也因此，中国虽然宣称自己奉行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并不是不结盟国家，这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与结盟行为之间有所矛盾，这不是秘密，只是当事方不加张扬而已。但是，中朝关系也是一波三折，从朝鲜战争中二者对军队领导权的争夺，到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政策和中韩建交等问题上的争论和不快[35]，到朝鲜和台湾之间1989－1992年在建交问题上的眉来眼去[36]，到2006、2009年违背承诺进行的两次核试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体而言，两国仍然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但交往的历史越长，相互间的恩怨也难免就越多，我们对此应该以大国气度和平常心看待，要看主流和重点，而不要在支流和非重点上只攻一点，不及其余，轻率地把盟友变成敌人，犯当年苏联对中国所犯的错误。　　

2.  俄国　　

俄罗斯地处麦金德所认定的地缘政治枢纽地带，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拥有最广阔的领土，富有资源尤其是能源，不需依赖他国供给，在军事力量上具有毁灭美国的足够能力，这样的俄罗斯不会甘心做美国、北约和欧盟的附庸国，虽然屡受挫折，实力大减，却仍是美国全球霸权梦想的最大障碍。肢解俄罗斯，控制这片枢纽地带及其战略资源一直是美国地缘政治学界战略设计中不变的目标。苏东剧变，美国违背承诺，逐个引诱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加入北约，1999年又大举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同为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却无力回击，备尝屈辱和辛酸，痛定思痛，逐渐与中国接近。现在，中俄之间已经解决了所有边界问题，建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共同主导下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双方之间以及双方于中亚国家之间进行政治经济合作的平台，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向中亚扩展，也有利于为两国的安全与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战略依托。“辅车相依，唇亡齿寒”[37]，这决定了俄罗斯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美国对华包围圈上的一环，而是可以与中国一起抗衡美国的盟友。“俄罗斯拥有超过13万个油井和约2000个石油和天然气田。据估计石油储量近1500亿桶，接近伊拉克。在遥远的北极地区，由于钻探困难，还有可能存在更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田。”[38]把俄罗斯的技术、能源与中国的庞大人口结合起来，本身就是足以震撼世界的力量。如果俄美、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在逼迫中俄上不知所止，可能刺激中俄及上合组织提高对抗层级，建立反美联盟。如果俄美关系缓和，中俄之间的矛盾则可能进入多发期。对俄罗斯来说，西方列强在北约和欧盟东扩问题上像狼群一样步步紧逼，大大压缩了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回旋空间，它结好中国的战略，使它既避免了两线作战、腹背受敌，又多了一个在可预见的长时期内可以信赖的盟友，尤其有利于它对北冰洋海域和资源的争夺。　　

3.  第三世界国家　　

第三世界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占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70％以上，有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还有许多战略要地，在政治、经贸、地理、军事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它们过去绝大多数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在取得政治独立后，由于实力较弱或内部分裂，仍然处于被西方发达国家渗透、控制、歧视、仇视、妖魔化、打压甚至侵略的地位，面临着肃清老殖民主义、抵抗新殖民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共同历史任务，是反对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力量。世界是辩证的，西方列强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对亚非拉广大地区进行侵略和奴役、为中国制造难兄难弟时，也许不会想到他们同时也为中国准备了为数众多的潜在盟国。这些潜在盟国是中国最大、最宝贵的外交资源之一，在制定外交战略时，他们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依靠对象，与他们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争和平、共创繁荣是我们最现实、最可靠的选择。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对中国当今的战略突围仍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中国需要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联盟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至于中国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是第三世界大家庭中的兄弟矛盾，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矛盾则具有根本的区别。比如，那印度来说，张文木把印度定位为“爱占小便宜”的朋友[39]，把中印之间的博弈看作“交友中的磨合过程”[40]，这是很有道理的。他还指出，“印度洋是地缘政治利益最密集的地方，是西方控制世界的关键海区，而只有像近代英国那样全面地占领印度，才能彻底地控制世界资源和世界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度在未来面临的安全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并得出“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倒下，接下来美国打击的对象只能是印度”[41]的结论。其实，不只印度如此，南海周边与中国有领海矛盾的国家，甚至黄海东岸与中国一样遭受过日本侵略的韩国都是如此。中国是大国，大国就要有大战略，大战略就应为最大的外患和内忧而准备，而不是为爱占小便宜的对手所准备。中国的战略力量只能服从护卫东南海疆、统一祖国的战略目标，而不是与印度和东南亚小国争端的战术目标。　　

（三）  包围、遏制和利用：中国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定位　　

1.  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和总体特征　　

就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政治生态而言，它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不寻常、不正常。说它不寻常，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基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起着左右世界局势的作用。中美敌对，整个世界会为之不安。中美缓和，则是亚太和平的必要条件。说它不正常，是因为美国作为这个双边关系的一方，在国际上奉行霸权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大搞强权政治、流氓政治，动辄以势压人，玩弄阳奉阴违，损害别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社会、文化安全，对中国也毫不例外，一直不愿以平等待之。　　

2.  美国的战略困境使它有求于中国　　

对美国来说，冷战时期，美苏激烈对抗，负担沉重，发展延缓，两败俱伤，而其它大国却抓紧时机发展自己，逐渐脱离两极控制。冷战后，美国吸取教训，尽力避免与其它大国的直接碰撞，在对小国、弱国出击时，试图让盟友更多地出人、出钱、出武器、出资源，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从2003年侵略伊拉克至今，它又陷入了难堪的战略被动。小布什执政时期，本来已经按照他们战略老祖宗麦金德的陆心说打好了算盘，先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各插一刀，以图控制这块世界上最大、最关键的石油产区，并以之为基地进入欧亚大陆的腹心，进而实现控制欧亚大陆和全世界的构想。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因为麦金德只道出了一半儿真理，另一半儿的真理来自于残酷的历史：他们下手的地方，既是大国的竞技场，又是世界霸权的坟墓。苏联没有逃出的宿命，美国也注定无法逃脱。“福无双至，祸不单行”[42]，就在他们陷入泥潭难以自拔的时候，朝核危机、伊朗核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又迎面扑来，愈演愈烈。到处碰壁之后，美国人学乖了，对内换了总统，对外换上了以“巧实力”（Smart Power）[43]为核心的战略。其实，所谓的“巧实力”并非新事物，只是辩证法的代名词而已。政治是艺术，要求解决政治矛盾的巧妙性，国际关系实践的历史有多长，国际关系战略对巧妙性、艺术性要求的历史就有多长。小布什执政之失，就在于战略思维上僵化和简化到非白即黑、非友即敌、一味强硬、徒损国力，不懂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的辩证法。从这个角度看，胡锦涛与小布什会晤时选择送他饱含辩证法思想的《孙子兵法》是意味深长的。所以也可以说，美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需要中国的帮助。比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巴尼特就认为，欧洲和日本正在显著老化，将来难以指望；在传播和保护全球化方面，美中两国利益一致；美国反恐战争需要中国的军事人力支持，中国也需要美国维护全球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与中国而不是印度结成军事联盟，之后再将印度拉进来，以免被中国认为是二者围堵自己。[44]再比如，弗雷德•伯格斯坦作为担任过卡特政府财政部长助理，在美国政界和经济界有广泛影响力，创办过美国最具影响力经济类智库的著名经济学家，也一直主张中美应建立“两国集团（G2）”。[45]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扩大，拥有世界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越来越为各国瞩目，“G2”这个词在美国也一度热得发烫。应该看到，一方面，美国学者是出于利己主义的动机，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点上论述他们对中国的需求的，出发点是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转嫁给中国，从而降低美国霸权的运行成本，并不真正关心我国利益诉求，甚至是存心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全球问题也不是只要中美合作就能解决的，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落井下石这种事儿却是美国的一贯行径。对这一点，我们应保持清醒，提高警惕。　　

3.  中国在美国地缘政治大棋局中的定位　　

美国的战略学界已经真正实现了产、学、研三结合，一旦战略家和学者的身份转换为外交政策的操，他们的思想也就转化为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家们师法和继承了英国的均势战略。在他们的世界地缘政治大棋局中，对其世界主导地位威胁最大、最让他们恐惧的，是被其视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欧亚大陆，尤其是俄罗斯。这种战略思维在战略家们的著述中俯拾皆是。比如，布热津斯基对这一点说得比较露骨：“欧亚大陆既是竞争的大舞台，又是争夺的主要对象，因为它包括世界上大多数政治上最自信、最充满活力的国家，还包括世界上三个经济上最先进地区中的两个：西欧和远东。全面主宰欧亚大陆，就等于在全球获得了霸权地位。”[46]在无力直接控制欧亚大陆的条件下，它便退而求其次，寻求分而治之，着重于在大陆东西两端通过政治联盟包围和制约中国和俄国，欲图发挥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谓“离岸平衡手”的作用。[47]具体到亚洲，基辛格曾经说过：“亚洲有丰富的资源，有最勤劳的人民，还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包含以上因素的敌视美国的亚洲集团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48]他还说，“美国在亚洲的国家利益在于防止任何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敌对国称霸亚洲大陆，带动亚洲国家为全球繁荣做出贡献并缓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实现以上目标的最佳途径是与所有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不把其中任何一国当作夙敌，除非该国的行为逼得美国别无选择”[49]，“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关键时刻提供决定性的支持，以免其他国家袖手旁观，或是利用美国对付自己的对手。”[50]再具体到东亚，为了降低霸权运行成本，布热津斯基将中国看作这个基本战略的远东支撑（anchor），加以利用和遏制，他的如意算盘和基本手法是：攥住日本，拉拢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围堵中国，推动中国在中亚和远东与俄国争锋，如果中俄相争，互相削弱，就可以基本保证世界上再没有美国看得起的、足以妨碍其控制世界的力量。此外，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美国还要继续将欧盟攥在手里，通过北约和欧盟从西方牵制俄罗斯，使其两面受敌，双线作战，力图将俄罗斯锚定或束缚在欧亚大陆纷争之中，让它动弹不得，也让所有处于纷争之中的国家都动弹不得，最终形成美国所希望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安全与合作体系。[51]为了达到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文化控制，进而进行政治控制，并借中国之力打击、削弱和控制俄罗斯的目的，美国在对华外交上，时而口蜜腹剑，巧言令色，时而拉拢喽啰，陈兵军演，眈眈相向。对于“美中关系目前处于最好状态”的甜言蜜语、迷魂汤药，我们有些同胞感觉很受用。但是，和谐共进的梦想代替不了残酷凶险的现实，至少在朝鲜半岛，停战协定不等于和约。在理论上，美国与中朝还是敌国关系；在现实中，美国也时时在中国周边海域挑衅生事。可以说，在东亚，冷战尚未结束，热战可能再起。实际上，在霸道成性的美国眼里，两国的政治关系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在危害中国安全、牵制中国发展的事情上，它一直不遗余力，台独、藏独、疆独、钓鱼岛问题、南海争端等种种问题都有美国在幕后做导演，它还时而将航母战斗群开进黄海，直接威胁中国的心脏地区。而且，从目前美国在世界的战略态势而言，它已经通过全球性的政治联盟尤其是军事基地网对中俄两国完成了战略包围。据威廉·恩道尔统计，“美国的军费连同其所有北约盟国以及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亚太关键盟国的军费总额高达1.1万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额的72%。”[52]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基地结构报告，“美国在3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军事设施，加上美国托管的地区，美军海外军事基地总数达44个。不过这个数字是非常保守的，因为它没有将重要的战略前进基地计算在内，也没有包括美国最新获得的一些基地。”[53] 正所谓“困兽犹斗”[54]，困境下的美国并没有放弃全方位主导世界的目标，军队是它能运用的最后一张王牌，对中国来说，战争危险是越来越大了而不是越来越小了。　　

三、  美国主导的政治联盟包围中国的历史和宗教根源　　

由美国主导、以西方列强为主体、以部分发展中国家为胁从的政治联盟，之所以要包围中国，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可归结为中国是它们主宰世界的障碍，而且是实力越来越强大的障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扳倒了中国，也就消灭了它们最大的意识形态敌人。这两方面前人之述备矣，兹不赘述。本文从历史和宗教根源角度切入，目的在于从心理上破除国人的和平幻想。　　

（一）  历史根源　　

民族历史在观念上反映为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心理的积淀，也是理解民族心理的密码。从民族历史出发理解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是研究和预测民族行为的基础。欧亚大陆上东方民族由东向西冲击欧洲的长期历史，给以麦金德为代表的西方战略家留下了深刻的恐惧心理，所以他们一直将东方视为警惕、防范和削弱的对象，在当代则表现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包围和遏制。麦金德说：“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55]在这些入侵欧洲的亚洲人中，在西徐亚人之后，“在从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全部时期中，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哈扎尔人、帕济纳克人(patzinak）、库曼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从人们所不了解的亚洲内地，穿越草原，通过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隘口，令人惊异地接踵而至。”“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56]他还说：“在蒙古人出现以前的三四百年，从中亚崛起的塞尔柱突厥人沿着这条道路蹂躏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五海地区——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海的广大地域。”[57]辛旗也说：“公元10世纪以后的500年中，欧亚草原上的土耳其人、蒙古人、通古斯人像以往近千年中不断为西迁寻找牧场的印欧人一样铁蹄践踏欧洲腹地。”[58]值得注意的是，匈奴人和突厥人都是在败于中国古代汉、唐两朝政权武力打击之后而西迁的。单就匈奴来说，汉武帝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至征和三年（公元前89年）40余年间15次远征匈奴，尤其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迫使匈奴发生分裂，一部附汉，一部向西迁徙，冲垮了西罗马帝国。[59]在汉匈之战中，匈奴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首次使用了生物武器，致使中原瘟疫爆发，人口锐减，病者具有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的病理特征，时称“伤寒”。随着匈奴西迁，这种瘟疫先后爆发和反复发作于中亚、罗马、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和欧洲。[60]匈奴所带来的死亡与恐惧尚且如此，古代突厥、蒙古以及当代拥有核武器的苏联、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所带来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恐惧今天被欧美资本巨头利用而对其人民进行恫吓和从精神到肉体的控制。　　

（二）  宗教根源　　

1.  一神教原教旨具有独裁性　　

从宗教上来说，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属于一神教。在基本教义上，三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基督教扬弃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又扬弃了前两者，三者之间在对上帝的信仰上是一以贯之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宗教的原教旨中，上帝是不允许人类信奉其他的神的，如在《旧约》的《十诫》中，上帝说：“除了我，你们不可信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无论是天上、地下、水中任何东西的偶像。不可跪拜或侍奉它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个容不下其它神的上帝。凡恨我的人，我必向他问罪，从父亲至儿子，直到第三、四代子孙；凡爱我守我戒律的人，我必对他们施仁慈，直到千代子孙。”[61]难怪弗兰西斯·培根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忌妒’之神”了。[62]这种“谁不独尊我，我就惩罚谁”的思维方式，明显是一种独裁式的思维方式。这种原教旨，体现在宗教信仰中，是上帝要在“末日审判”中，以洪水、火狱或其他极其残忍的方式，惩罚除上帝“选民”之外的罪人和其它“被造物”；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就是要搞国际独裁，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摧残其他信仰的种族和国家，还要拿着残忍当神圣，拿着不是当理说。正是由于一神教这种非宽容性，即使是信仰相近的国家，也可能由于教派教义分歧而纷争迭起。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信仰上帝，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都是亚伯拉罕，但是有古代的十字军东征和当代的阿以冲突；伊拉克和伊朗都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双方发生了两伊战争。　　

2.  政治势力利用一神教进行国际争夺　　

正是一神教原教旨的这种独裁性、狭隘性或者说是非宽容性的特征，孕育着某些政治势力（包括国家政权）披上宗教外衣欺骗和利用信众，进行国际争夺的可能性。英美财团领导下的一个叫做“共济会”（Free and Accepted Masons，直译为“自由石匠盟会”）的跨国秘密组织对英美金融、政治和意识形态进行着超党派控制，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王室成员、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多数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在美国呼风唤雨的骷髅会实际上也是共济会的下属组织。共济会组织信仰的基础是犹太教教义和启蒙时代的自然神论。[63]共济会的目标是主宰全世界，它的领导和协调使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举动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同步性，17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史，都受这个组织的影响。[64]而且，共济会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和2005年伦敦高级成员会议已经在策划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消灭地球人口50％以上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计划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主要针对有色人种，首先是华人，是典型的种族灭绝计划。[65]虽然15、16世纪的欧洲通过宗教改革，已经培养出了新教的宽容精神，[66]但由于基督教原教旨的限制，这种宽容精神不但无法彻底实行，还遭遇了当代共济会用伪基督教形式进行的反攻倒算。共济会之下的洛克菲勒家族用来推进商业利益的最诡异方法之一，是利用名为基督教圣经翻译人员、实为基要派福音传教士的人，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共同采取行动。[67]“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频频掀起伪基督教狂热”[68]，他们利用“电视福音布道活动”，“对教区信众进行的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使福音派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会（其中最著名的是五旬节教会）成为在美国发展最快的教会，而传统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在挣扎着保住自己的信众。”[69]美国有调查显示，在所有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舆论消退的情况下，基督教福音派仍然是美国在中东鹰派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持者。[70]米凯·温斯坦说：“这种狂热的支配主义基督教已经像海啸一样横扫五角大楼承认的所有737个美国军事机构……遍及世界132个国家。其中70个在欧洲，11个拥有核武器。”[71]数十年来，资本巨头、战争鹰派、右翼智库、极端宗教组织和垄断新闻巨头联手经营，已经从根本上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处于永恒战争状态的斯巴达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阿富汗战争是基督教塔利班和伊斯兰教塔利班这样两种原教旨主义者的战争。分别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共济会和美国称霸全球目标阻碍最大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战争和灾难在向这两个国家及其人民步步逼近。　　

四、  中国须构建反包围政治联盟　　

共济会和美国所主导的政治联盟，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的确是一种强大的包围。或者屈膝投降，任人宰割，或者敢于亮剑，奋起应战，二者必居其一。有着5000年光辉历史的中国，5000年来英雄辈出的中国，继承了阳刚尚武汉唐血性的中国，打败过世界最强帝国主义的中国，必会选择后者。　　

（一）  构建反包围政治联盟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1.  构建政治联盟具有必要性　　

（1）  构建反包围政治联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　　

就总体的战略环境而言，世界依然面临安全两难的梦魇，但核武器的破坏性使核国家之间的战争很难打得起来，因为，打起来就不知道如何收场，结果必定使人类遭受重创，这在相当程度上使两难困境有所舒缓。因而，作为政治联盟主要形式的军事联盟，其存在依据也备受质疑。有人甚至说“核战争作为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使军事联盟失去存在基础和进一步强化的现实意义”，还说“纵观古今中外，依靠军事手段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或者地区或全球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过，即或一时达到了目的，其寿命也是短暂的”。[72]这种看法在我国学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初看之下，用意良善，也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来，又不尽然，甚至有害。对于核战争是否能毁灭人类，有人已经提出了有力的质疑[73]，没必要多谈。至于后一句，让人觉得结论下得有点儿匆忙，因为战争手段还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战争后果也有好坏之别，不能以偏概全。从反面讲，假如真像他所说，那么秦国对其它六国的统一之战是不是不打为好？秦汉大一统之后我国总体来讲完整而稳定的大国版图是否没有意义？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轴心国集团之间的战争是不是都不用进行了？更值得人们玩味的是，不结盟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式的政治联盟，而且作为该运动首倡国的南斯拉夫，其解体后的继承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惨遭北约轰炸，孤立无援，开战后临渴掘井，想加入俄白联盟而不可得[74]。假如当时南联盟已经加入俄白联盟，北约是否敢冒挑起世界大战的风险去轰炸南联盟恐怕就值得怀疑了。可见，政治联盟的存在自有其理由，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但政治联盟会存在下去，战争也会存在下去，因为战争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并没有消除，在首次核打击有效性上，以中俄朝和美日欧韩为双方的矛与盾之争也远没有确定的结果，而在相对更“干净”却更为恐怖的第四代核武器上的研发竞赛却早已展开[75]。除此之外，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反恐、军控、环保、能源、难民、传染病、金融危机、粮食安全、跨国犯罪等方面的严重威胁却要求不分国家、种族、肤色的人们，放弃或克制人性中的贪婪，组成一个消除威胁的政治联盟。　　

（2）  构建反包围政治联盟是中国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　　

就中国自身而言，我们已经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亚太地区为重点、以世界大国为支撑、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以战略伙伴关系为框架的全方位外交格局。但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崛起必然带来其它列强的相对衰落，带来国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构，因此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实力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与他国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消除别国不必要的恐惧，是必须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找到各方能共同接受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前，与中国相关的安全两难并没有特别的解决之道，只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快发展自己的军力，核常兼备，均衡发展，将台湾、黄海、东海、南海乃至全中国和盟友置于军刀护卫之下，对美国要超越“海中你称霸，陆上我为王”的保守自满心态和被动格局，称雄于太空，扬威于远洋。国家安全是个动态的过程，大国之间要比拼的是综合国力的发展速度、耐力和自主性。以往经验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战争，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战争和动荡的风险明显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为了保护自己，稳定国内外形势，必须强军备战，适时适度地调整目前的不结盟外交政策，灵活机动地与潜在盟国结成政治联盟，借以破解潜在敌国政治联盟的战略战术包围，而不能像萨达姆一样自废武功，“身死国灭，为天下笑”[76]。　　

2.  构建反包围政治联盟具有可行性　　

共济会和美国所主导的政治联盟虽然强大，但却并非不能战胜，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宗旨的邪恶性、狭隘性、独裁性、反动性和运作方式的阴谋性、欺骗性和残忍性。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这个政治联盟并不是匀质的，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层的。按照实力大小由外向里划分，它的最外层是附庸于西方列强的弱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继而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度；继而是一般发达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继而是超级大国——美国；最后是幽灵般的资产阶级世界政府——共济会。既然这个联盟是分层的，每一层级内又有若干利益单元，层级间和层级内的利益单元之间就必然存在着利益矛盾，只要有利益矛盾，就有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操作空间。具体来说，近代共济会起源于英国，渗透到世界各地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分会“却转变为以本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是英国发起共济会运动时所始料不及的。”[77]同时，宗教间矛盾和同一宗教内部的教派矛盾也一直困扰着共济会。一脉相承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矛盾深重，基督教内部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之间也矛盾重重。为了按照一个鼓点进行政治活动，共济会采取各种公开与秘密的形式对全世界进行着宗教渗透、改造与整合，尤其在美国进展迅速。渗透与反渗透、改造与反改造、整合与反整合之间，也充满着斗争。所以，共济会整合目标的完成，不会是朝夕之功，这又会为我们团结世界人民，建立反包围、反种族灭绝的政治联盟赢得时间。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经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还说：“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78]在美国付出了4419名军人死亡、3.2万名军人受伤，耗费军费7630亿美元（超过朝鲜、越南战争）和重建费用500亿美元的侵略代价，从一片混乱的伊拉克开始撤军之后[79]，这样的话读起来仍然很有现实意义，也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已经让美国大伤元气，再在中国周边挑起战争或直接与中国打仗的代价更将是美国的国力所无法承受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对美国来讲，轰炸南联盟算是“一鼓作气”，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算是“再而衰”，接下来与伊朗、朝鲜或中国之战必将是“三而竭”。[80]就像当年美国深陷越南泥潭时尼克松明智地采取退却战略一样，今后十年美国的战略主题不应该是进攻，而应该是退却，舍不得退，或退得不好，还是会作茧自缚。　　

（二）  我国构建反包围政治联盟的原则　　

在反包围政治联盟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必须符合这样的原则：　　

1.  独立自主，依靠大众　　

独立自主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起点，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利益，结盟和不结盟都是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手段。比如，我国在积贫积弱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主张“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81]，中国革命要成功就不能没有外援，因而将“联俄”作为基本的外交政策。在当时，不结盟就不能实现独立自主。打败日本后，中国是为保持独立自主、不受侵略而与苏联结盟，同样也是为保持独立自主而与苏联论战、决裂并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在将来，作为大国的我国，不论与谁建立政治联盟，也都必须在联盟中保持独立自主和争取对联盟的主导权。在独立自主的依靠力量上，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82]我们要把解决一切问题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坚定依靠和放手发动我国人民。在独立自主的实现途径上，要内外结合、平战结合：平时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进行大规模的国内建设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对内节制资本，取消特权，均衡利益分配，增强社会保障，缩小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藏富于民，寓兵于民，和谐人民内部关系尤其是阶层关系和民族关系，战时便能高效动员，同仇敌忾，坚决肃清一切内奸、卖国贼，如此自立于天下，则世人莫敢不敬，莫敢不惧。　　

2.  有所侧重，灵活机动　　

正式联盟有其必要性，但主要应该侧重于准联盟。准联盟具有增加朋友，减少敌人，灵活便利，减少执行上的内部阻力，开放包容性强的基本特征[83]，必要时可升级为正式的联盟。所以，准联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抉择，是联盟战略在当今时代的发展方向。所以在联盟战略的选择上，我们要更多地发展和利用准联盟。　　

3.  广交盟友，不拘于形　　

是否是盟国，不是由经常成为一纸空文的盟约决定的，而是由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决定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必要纠缠于是否有正式的条约形式。与中国存在最多共同利益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亚非拉战略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翻版。搞好与第三世界的联盟，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动力之一。　　

4.  仁主力辅，义利并重　　

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人本情怀。这种人本情怀在表述上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仁”和“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84]“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85]。国际政治仍然是实力政治，国际关系仍然是利益关系。中国近现代史表明，只有仁爱理想而无力实现和保障，只有正义而对人无用，只会给自己带来屈辱，既然我们的短处在于“力”，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的效益，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国防实力。比如，将1亿元资金投入到与国防实力高度相关的航天科技领域与投入到高速公路建设上所产生的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效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航天科技领域更有战略性，在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上当然也应该具有优先性。另外，我国在联盟内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一定要与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相应权利相适应，而不应过度承担责任和损耗实力。　　

5.  重视谋略，捭阖纵横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86]，中外历史上，战祸频仍，纷乱难息，不重视谋略，不精于合纵连横之道，不懂得广交友、不树敌或者少树敌、分化对手的人和国家，难免被无情淘汰。双赢和多赢的经济、文化合作是消除政治敌对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力量。要在坚持作好武装斗争准备的前提下，高举和平发展旗帜，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从战略高度睦邻、安邻、富邻，建设和谐、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最大限度地以柔克刚、化解对立、减小阻力、增加动力。但是，在这种共生利益的总体分配中，我们要争取拿大头，结果必须是我们与美日欧实力差距的缩小，是我们越来越强，美日欧的实力则相对减弱，万不可走依附型发展道路，合作到最后我们成为人家的附庸，这就失去了发展的本意。　　

（三）  我国组建政治联盟的方法　　

要组建政治联盟，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一方面要利用好既有的国际组织，另一方面要寻求新的结盟对象。中国直接参与的与自己国家安全有关的国际组织有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联盟等，将来还可能有东亚共同体。但是，这些组织的地位和功能不是平列的，而是有主有次的。其中，联合国无疑是最重要的，其次为上海合作组织，再次为东南亚联盟。在联合国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联盟是“大联盟”，在周边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要搞的是“小联盟”，最终应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大小连缀、我为主导的政治联盟体系。有了这个政治联盟体系，我们才会有应对货币战争、粮食战争、石油战争、转基因阴谋和其它各种挑战的足够实力。　　

1.  在联合国中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盟內之盟”　　

联合国起源于反法西斯和安排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政治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当代中国的外交环境。而中国未来的联合国战略就是要在联合国组织内部搞好与发展中国家的“盟內之盟”，当前最要紧的是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搞好合作。安理会是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其改革过程充满着国际博弈，改革结局事关未来国际政治格局。　　

（1）  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占有核心地位　　

国际关系史本来就是国家及其政治联盟之间以实力和智谋互相博弈的历史，因此，安理会的结构设计首先考虑了现实的大国博弈。《联合国宪章》通过安理会平台把世界上最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五大强国聚拢和联结在一起，通过一种民主的形式大量简化、虚拟化、公开化和文明化了以往需要通过尔虞我诈、连环计谋、秘密外交和刀兵相见所进行的、难以止息的合纵连横和生死较量，让它们在安理会这个虚拟化的战场上直截了当地讨价还价，折冲樽俎，让世界尤其是小国免去了许多池鱼之殃，这当然是文明和进步的表现。虽然它们彼此间也有着深刻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是基本上还能维持不打世界大战的局面，如果能彼此协调，再加上在宪章体制下与其它会员国的协调，世界上没什么国家敢于挑战这种政治联盟的力量，所以和平的局面也就大体能够维持下来了。这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力和体制基础。从以下三点看，五大国在联合国事务中的一票否决权，也有着充足的理由：　　

一是符合目的优先和实质正义优先原则。承认五大国的实力、能力和贡献高于其它国家，给予它们一票否决权，遵循的是目的高于手段、实质正义高于形式正义原则。当目的和手段发生矛盾的时候，手段要服从目的。当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形式正义要服从实质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目的和实质正义，主权平等是手段和形式正义。二是有利于保证组织效能。从组织学规律来讲，给予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也是因为它们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重大责任，是权责相称、权能相称的体现。舍此而取国际联盟那种给予每个国家一票否决权的绝对平均主义，每个议案都很难全票通过，必然是低效低能的。三是有利于保护发展中国家。给予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还是因为它是对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群体狂热和群体盲从的镇静剂和减压阀。冷战期间苏联动用否决权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今中国利用否决权保护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作为证明。今后，中国要破解西方列强对发展中国家分而治之和以政治联盟进行包围、渗透和控制的战略，就必须和发展中国家紧密团结起来，组成反包围的政治联盟，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则将对发展中国家起到特殊的保护作用。　　

（2）  安理会存在的问题　　

一是安理会代表性过低。现在联合国会员国已增至193个，安理会成员国增至15个，占比为7.81%。[87]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会员国数量的成倍增加与安理会规模变化不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理事国类型结构和地域分布失衡。欧洲国家占常任理事国3/5，到　2011年1月1日　占非常任理事国达到3/10，合计占理事国总数1/3强，[88]比例过大，而占会员国2/3以上、人口占世界85%的发展中国家，[89]在安理会中的比例则过小，尤其是，非洲国家占理事国总数的1/5，南美洲国家占理事国总数的2/15。[90]因而，理事国的代表性广受质疑，扩大安理会代表性的呼声日益高涨。三是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被滥用。冷战时期美苏两强对峙，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被严重滥用；苏联解体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下，美国失去有效制约，架空和甩开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倾向发展到极点；安理会对某些大国、政治军事联盟和区域国际组织对他国的肆意干涉、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无法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被严重边缘化，处境尴尬，生存堪忧。

（3）  安理会改革的难点　　

最有力量维护或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必然是大国，安理会的任何改革尤其是常任理事国的“扩编”，也必然绕不开大国博弈，这为安理会改革划定了难以逾越的红线。

①  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国家数量难以扩大　　

这由两方面的现实决定：一方面，从常任理事国行使权力的历史来看，一票否决权的动用过于频繁和轻率。在处于冷战时期的1946－1989年，五大国共行使了199次一票否决权，其中，美国60次，苏联79次，英国、法国、中国共60次。[91]在这44年时间里，一票否决权动用频率为平均每年4.5次。虽然能动用一票否决权的国家只有五个，动用的理由各种各样，是否出于私利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如此频繁地动用，已经屡屡使安理会处于尴尬无为、近于瘫痪之状，一票否决权拥有国数量如果增加，势必使理事国之间达成共识的难度更大，使安理会的效率更低，使广大会员国更加不满。另一方面，一票否决权拥有国的数量如果增加，势必削弱既存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既得权力和利益，招致它们共同的、或明或暗的反对和抵制。多年来，有些常任理事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曾公开支持某些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但却常常是逢场作戏、言不由衷的，一到关键时刻，便会作坚决反对之态，表现其反对“增常”的本意，成为常任理事国“扩编”不可逾越的障碍。[92]

②  “不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近于幻想　　

有的国家退而求其次，在“常任”二字上做文章，要求当“不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但是，在它们心目中，“不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只是一个阶梯、一个过渡而已，“得了陇”还会“望蜀”，“得了寸”还会“进尺”，说得通俗些——“吃着碗儿里的”还会“望着锅里的”。这种愿望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具有这样的副作用，并且会迫使“五常”不得不和一些自己不喜欢又不能更换的对象打交道，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五常”的既得权力和利益，所以也不容易被“五常”接受，得逞的可能性也就变小了。退一万步说，假使2005年德国、日本、印度、巴西“四国联盟”都如愿成为了“不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以它们为对手的“咖啡俱乐部”[93]国家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这难免是新纷争的开始。看看对阵的双方就能猜测结局了：意大利对德国、韩国对日本、巴基斯坦对印度、墨西哥和阿根廷对巴西[94]。相互作为区域对手，谁也不会甘心让对方在国际政治法律地位上压自己一头。这样一来，不但老矛盾将拖延难决，新风波也会接踵而至。在“四国联盟”中，对常任理事国最想当又最难当的恐怕就是日本了，它不但与韩国，而且与二战时遭受过它侵略的所有东亚国家都存在历史问题；在现实中，又与中、俄两大国和韩国存在领土和领海争端，美国作为它最好的盟国也只是想对它既利用又控制而已，在宿敌中、俄、美、韩联合防范日本的条件下，日本想成为常任理事国只是梦想，反用电影《梦想照进现实》的名字来说，这种梦想“照不进”现实。意大利与德国同为老牌发达国家，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同为美洲发展中大国，“同性相斥”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巴基斯坦与印度的领土争端和战略猜忌对印度大国梦想的阻碍就更不用多说了。

③  非常任理事国的适度规模与效率难题困扰世界　　

如此看来，增加常任理事国的道路似乎都被堵死了，但是安理会的扩大又势在必行，那么似乎只有用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来增强安理会的代表性才比较可行，但是究竟以增加多少非常任理事国方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安理会规模与效率的适度平衡又成了新的问题。

④  改革程序繁难复杂　　

安理会改革这样重大的问题，至少要在包括所有常任理事国在内的2/3以上的会员国间协商一致。如前所述，联合国已经是拥有193个会员国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国际组织，在这样庞大的组织中，在有着千差万别国情和利益的会员国间，取得普遍共识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合法合理的程序是使改革总体顺乎大多数会员国意愿并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安理会改革属于重大问题，要依照《宪章》第十八章即第108、109条规定的程序执行。[95]具体来说，一个相关的改革方案要想通过，先后至少要依次经过六大关口：一是在每届联大召开前，由秘书长作为年会的“临时议程”提交给大会总务委员会；二是获得总务委员会成员简单多数通过成为正式议案；三是经联大全体会议简单多数通过列入正式议程；四是经第六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以出席并投票国家的2/3多数通过；五是联大全体会议以出席并投票国家的2/3多数通过；六是经大会会员国以2/3多数（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表决通过并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后发生效力。[96]如果有会员国试图绕过这六大关口中的任何一个，都必然会遭到广大会员国的强烈反对，使之“欲速则不达”[97]。

（4）  中国在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可以采取的战略抉择　　

在当前体制下，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利益最有利的一点是，中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对于有害于它们的改革建议，中国可以毅然否决。这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总体利益的根本保障，也是西方列强最为忌惮、无可奈何又不得不妥协的体制保障。

①  在常任理事国及一票否决权是否扩容问题上中国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不增加同时拥有常任资格和一票否决权国家的数量，中策是增加只拥有常任资格而不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国家数量，下策是增加同时拥有常任资格和一票否决权的国家数量。退一万步讲，即使形势严峻到只剩下策才能选择的地步，我们也要支持巴西、埃及[98]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为欧美从侧翼培植强劲的战略对手，减轻我国的战略压力。越是放开手脚这样做，实现联合国及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宗旨的希望就越大。

②  非常任理事国“扩编”应采用黄金分割法　　

在非常任理事国“扩编”问题上，关键是“扩编”程度要与组织效率达到一种较好的平衡。从组织学上来讲，安理会“扩编”并取得合适的决策效率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确定高级决策者占成员总数的合适比例，而“黄金分割法”[99]也许是确定这个比例的合适办法。不管多么民主的组织，其高级决策者虽然关键，也终归是少数。黄金分割比例近似于0.618，1减去0.618还剩0.382，这应该是这个关键少数所占的比例。当前，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93个，乘以一个0.382是73.726，比已被历史证明低效低能的国际联盟的会员国最大数字59[100]还高出不少，这个数字显然作为安理会理事国的数量是不适合的，再乘以一个0.382是28.163，国家的数量只能是整数，用去尾法取整所剩整数为28。安理会理事国数现为15，如果扩至28，似应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为了决策中不至于出现相等的票数考虑，也可以扩至27或者29，不宜再多。也就是说，安理会理事国以增加12－14个为宜。同时，这新增的12－14个名额应本着国家类型和地域分布平衡的原则，向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没有常任理事国名额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倾斜，最好能使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中的比例占到2/3以上，以便与发展中国家在会员国总数中的比例相称。这样，既能稀释发达国家的决策权，又能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权，可收一箭双雕之效，尤其是能明显分担和减轻安理会中的发达成员国对中国所施加的压力，有利于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上的公平与正义。

当然，国际政治是不是单纯的数字运算，会受到国家实力、国家战略、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民族特色、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某个具体问题对安理会成员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公益大、小、轻、重、缓、急等方面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会影响到国际组织的决策效率及其公正性。但是，没有必要的抽象就没有科学，要进行制度设计，上述的技术性问题就是绕不开的问题，把与组织学无关的其它的问题暂时抽象掉是必要的。此外，单纯从组织学规律来讲，组织中参与决策者的数量与该组织的决策效率成反比关系。从长期的、多问题决策的平均效率来看，安理会“扩编”之后，更多成员之间达成共识的难度会更大，效率会更低，问题只在于低到什么程度而已。

2.  把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反霸政治联盟　　

（1）  上海合作组织概况及其发展趋势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有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总面积近3018.9万平方公里，占欧亚大陆面积的五分之三；人口1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01]此外，它拥有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四个观察员国家和白俄罗斯、斯里兰卡两个对话伙伴国，还与阿富汗、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和联合国、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东盟等国际组织存在伙伴关系。概括起来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即推动成员国间的全方位合作。　2010年6月10日　至1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塔什干举行，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程序规则》和《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后者历经两年才制定完成，对组织发展和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影响重大。从该文件的内容[102]来看，扩员候选国应该属于欧亚地区，这就排除了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国家参加的可能性，属于有限开放。此外，候选国必须是同所有成员国有外交关系并且拥有观察员国或者对话伙伴国地位的国家，这样的规定保证了候选国在成为正式成员国之前与既存成员国之间有一个相互熟悉和磨合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候选国要赞同与各成员国开展积极的经贸和人文合作，这使得成员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候选国之间的合作不只是局限在政治尤其是安全领域，还能向在经贸、人文等领域扩展和深化，旨在预防贸易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有利于统一的中亚市场的形成，有利于相互了解的增进、全方位合作的落实、合作纽带的强化、组织凝聚力的增强和中亚一体化的实现。不处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同其他国家没有武装冲突的国家才能成为成员国的规定，是要力求避免上海合作组织被有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嫌疑或行为的国家用作地缘争夺的工具，避免组织资源和能力透支。由于扩员还要细化一些程序规定，制订有关具体的法律文件，所以近期还不能接纳新成员，但是预计不需要等太长时间了。目前来讲，在上合组织中，观察员国应该是比对话伙伴国的地位更高，但是在所有的观察员国中，由于伊朗正在遭受联合国制裁，印巴之间存在领土争端和时而爆发的武装冲突，以及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似乎只有蒙古“转正”的希望最大，而伊朗一旦解决了与国际原子能组织的矛盾，正式加入的障碍也将随即消失。在对话伙伴国中，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成为正式成员的障碍也不大。从远期来看，朝鲜也有参加上合组织的可能。扩员会给国际组织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多的机遇，但是也不可避免会带来更多的意见分歧，加大协调的难度。上海合作组织也是这样，这正是它在扩员问题上十分谨慎的原因。

（2）  中国在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问题上的战略抉择　　

目前，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自满于在中、俄、美、欧竞争中坐收渔翁之利的地缘政治局面[103]，组织本身也没有且无须明确地以它国或它组织为敌对对象。但是，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104]，只要它本身的存在与发展给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各成员国带来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局面，即会被帝国主义者看成其实现全球霸权的重大障碍，具有引来敌视与破坏的效果。基辛格称：“美国必须保持它在亚洲的存在，它的地缘政治目标必须继续是阻止亚洲结成一个不友好的集团（若是亚洲受到其中一个亚洲大国的影响，以上情形最有可能发生）。”[105]在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本来俄罗斯是倾向于西方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俄罗斯和中国极为轻蔑，继续步步紧逼，上合组织只不过是西方列强肢解苏联，又持续挤压中俄战略空间的逻辑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列强是上合组织的接生婆。对中国、俄国、伊朗可能结成的反美联盟，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中就已经表达了警惕[106]，但是对地理范围上比中俄伊联盟更大的上合组织的出现还是始料不及。2008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在和布热津斯基讨论时也说：“上海合作组织吸纳了几个亚洲国家，而美国没有被邀请加入，我们必须盯着这件事。”[107]战略上的猜忌和敌视早已转化为行动，美国所导演的一场场“颜色革命”就是证明。在已经被美国当作敌人的意义上，上合组织不管在主观上是否愿意和在外交语言上如何描绘，都必然也只能是“反美联盟”，区别只在于激烈程度高低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机会主义要不得，鸵鸟政策更要不得。在美国实施核讹诈战略的条件下，它阻止不了苏俄拥有核武器，阻止不了英法拥有核武器，阻止不了中国拥有核武器，阻止不了朝鲜拥有核武器，也将同样阻止不了伊朗和更多被美国威胁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与美国所主导的政治联盟及其包围所带来的威胁来讲，伊朗是否想和是否拥有核武器并不重要，我们既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就不必再害怕任何国家的核讹诈。在美国仍然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和变本加厉地确认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108]的条件下，即使上合组织一时不能接纳伊朗，中国也应该尽快将与伊朗的关系提升至至少不低于与巴基斯坦准联盟关系的水平。

3.  建构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引发新的地缘政治竞争　　

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第8次会议于　2004年11月29日　在老挝万象举行，确定东亚共同体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109]在目前中日总体经济实力接近的条件下，东亚共同体的建构是由东盟主导进行的，这是合作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办法。截至2009年底，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有10个，总面积约446万平方公里，人口5.76亿，观察员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110]东盟的近期目标是到2015年建成包含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根支柱的东盟共同体。[111]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最终建成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并使之与上合组织所覆盖的区域逐步实现一体化，应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经过10年努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　2010年1月1日　全面建成，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是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112]这是中国继2006年11月3－5日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又一次用地缘经济工具塑造地缘政治格局的大手笔。上合组织的内部的经济合作，已经推动了中北亚经济的一体化，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必将推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地缘政治合作，而中国则处于中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接合部，占有地缘枢纽的位置。不管将来美、日、韩与东盟的关系如何发展，至少亚洲大陆这个地缘政治板块会越来越统一，这必然限制美日联盟对亚洲大陆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的空间，其“离岸平衡手”的效用会越来越低。日本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极力要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这些非东亚国家拉进东亚共同体，却闭口不谈让俄罗斯和朝鲜加入，欲图将东亚共同体泛化和降格为像亚太经合组织那样松散的、便于离间和控制的清谈俱乐部。然而，相对实力的持续下降，已经让日本感到力不从心。　2010年8月16日　，日本内阁府公布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12880亿美元，而中国之前已经公布自己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3390亿美元，这组数据意味着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13]这成为中日经济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再加上国民党在台湾上台后海峡两岸关系改善，引发了日本朝野的深刻焦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试探中国官方的战略能力、对抗意志和国民凝聚力，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于　2010年9月7日　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拦截、冲撞并扣押我渔船及船民，在我国外交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放船放人，但是中日关系也降至冰点。这个突发事件又一次提醒我们，走向东亚共同体之路是荆棘丛生且坎坷不平的，领土和领海争端随时都可能阻碍、中断甚至终止这个进程。布热津斯基说：“美国承担防止敌对势力主宰欧亚大陆的义务，就要冒打一场毁灭性核战争的危险。因此，美国安全政策的重中之重只能是军备竞赛、为了竞争而积聚核武器、甚至于计划打一场全面核战争。”[114]屠刀已架在头上，我们也不能没有打完仗，尤其是打完核战争再“从头收拾旧山河”[115]心理准备。耐人寻味的是，正当中日两国因为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关系紧张之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于　2010年9月26日　访问中国，前往旅顺苏军烈士陵园拜谒并献上花圈，强调了二战中中俄共同抗击日军的历史友谊[116]，在与胡锦涛主席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人民用战斗友谊和互帮互助谱写的光辉历史篇章奠定了当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坚实基础。访问期间，梅德韦杰夫还宣称自己想去视察俄日有争议的四个岛岛屿，并于　11月1日　飞赴国后岛视察，激化两国领土纷争。[117]这些至少表明，中国对俄国在未来的中日争端中发挥盟友作用是可以期待的。

（2）  夺回琉球群岛是中国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前提条件　　

从东亚地缘政治的历史和现实上来讲，中国和琉球群岛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内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来讲，在琉球群岛被日本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通往太平洋的门户只有台湾海域，过于逼仄狭窄，又由于台湾海峡两岸尚未统一，难以保证畅通无阻，对我极为不利。我们由东海向东南冲击和夺取琉球群岛一线，打破美日联盟对中国的岛链封锁，有利于拓宽我们走向太平洋的门径，改变被动的地缘形势，也有利于减轻俄罗斯在西、北、东三面所面临的美欧战略压力，因而有利于获得其战略支持。对我们来说，最好但可能性最小的结果是美日迫于形势自动退出琉球群岛，最坏但可能性最大的结果就是通过战场厮杀、刺刀见红之后夺回琉球群岛，永远终结日本以琉球群岛为跳板觊觎台湾和华南的梦想。这当然首先需要对美国东亚战略的底线和极限的思考，张文木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如下结论：只要中国不分裂，东经125度即台湾东侧附近海域是美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它对之只能影响而不能有效控制；东经125－130度的北太平洋是东亚大国有效国力可及的海域；东经130－180度海区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大国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北太平洋日界线以东是美国会拼力死保的地缘政治底线。所以，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磨合而不是绝对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美国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个起码承认的过程，其核心是接受中国统一台湾。[118]琉球群岛除一小部分位于东经125度以西之外，绝大部分位于东经125－130度海域，也就是我们国力可及的、可以有所作为的海域。对美国来说，即便退出琉球群岛，它在西太平洋中部还有包括军事基地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在内的马里亚纳群岛作为战略支撑。二战时期，该群岛就是美军从太平洋中西部北上打击日本的基地。只要美军还留在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受中、俄、美三大国包围的远东雅尔塔格局就不会有根本变化，它就没有再次西进称霸亚洲大陆的机会。中国的东海战略应该是“立足谈，准备打”，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血性，也要打出艺术。对于破坏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阻碍我国统一大业的强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打出让对方“疼”、“残”或者“死”的效果，而不能打出摩腰捶背或者打情骂俏那样越打越舒服的伺候人的效果。撞船事件也表明，强盗想把钓鱼岛和琉球拿在手里，当作封锁我们的链条，而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用作勒在强盗咽喉上的绞索，今后可以往那些海域不时地打上几颗导弹或者火箭弹，或者派点军舰、潜艇，“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119]，用枪杆子做做文章。泯灭了霸权企图和侵略野心的美国和日本，才会转而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有利。在彻底清算日本侵略历史的基础上，如果中国和日本的划界问题仍一时无法解决，两国可以在东亚共同体框架下，由精英与大众一起探讨避开划界问题，在双方之间建立按人口平等分配物质和科技财富的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如果双方都认为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再进入官方层次进行具体操作，最终诉诸全民公决，如果双方达成了合意，即可实施。在积累了一定时期的经验教训之后，在适当的时机还可以考虑将其它国家吸收进来。当然，其间的太多的难题也会考验双方的智慧。欧洲联盟建设之路走了60年仍然磕磕绊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更将是“道阻且长”[120]，甚至会出现倒退，好事多磨，急躁不得。在中国主导下，消除了帝国主义威胁的东亚共同体，才能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和谐作出更大的贡献。

结  论　　

政治联盟战略，要在得道，旨在多助，弊在牵制，危在分裂，患在叛卖。代表少数资本巨头私利的共济会有其独霸世界的理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也有自己大同世界的蓝图。当二者相背而行时，后者才是“道”之所在。在政治联盟和“道”的关系上，二者是“用”和“体”的关系，“道”应该是天下之公利和大利，是政治联盟的目的和依归，政治联盟是实现“道” 的手段。中国人自古以来最难以释怀的传统，就是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正是在这种责任感下，追求和实践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121]，当为政者和国家偏离了这个“道”，就会有人站出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22]。这里的“合”，就是政治联盟；这里的“匡”，就是纠正，是医治。500年来，大国起落浮沉，小国饱受侵凌，列强纷争不断，众弱生灵涂炭。善于形而上学思维的“西医”们，给世界开了许多药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来治去，始终弊病不断，此起彼伏，此伏彼起，衍生无尽，无休无止。然而“西方不亮东方亮”，西方所缺的，正是中国所有的。中国是辩证法的故乡，是讲究天人一体、宏微联系、互应互动、辨证论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讲究匡世济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123]的，连中医的医生都是讲究“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124]。站在“中医”视角，用辩证思维和以百年为单位的大尺度来审视和衡量50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发现，500年来的世界，一直就是个阴阳失调的世界，具体表现在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种种不平衡、不和谐，表现在西方无“道”者组织政治联盟围剿和控制小弱国家，对东方、北方对南方的围堵、侵略、剥削和压榨。中医之道，既是中国哲学之精粹，又是实践经验之升华，小可验于人体，大可效于国际，要把它落实在国际政治方面，总体要求就在于“平天下”，具体来说，就是要通经活络、泄实补虚、扶正祛邪、平衡阴阳、和谐万邦，说白了，就是要平等分配世界资源，让世界人民大体均衡地共创繁荣、共享和谐，而不是组织狼性的政治联盟去包围、打击、奴役和剥削小弱之国及其国民。但是，美妙的大同世界理想不等于经常是血淋淋的现实，全世界反动阶级及其派别在消亡之前是不会自动停止其敌视、围堵、骚扰、摩擦和破坏的，未来的斗争仍难免是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它决定着世界未来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面貌。所以，我们应该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125]的战略自信，有避实就虚、主动出击、创造条件、乘敌之隙、打破围堵、联络外线、争取盟友、反向包围、歼灭敌人的战略自觉，还要有调控矛盾、减少牵制、制止叛卖、化解内耗、合众为一、克敌制胜的战略能力，唯其如此，才能说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扎实可靠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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