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无人机的战争

“捕食者”秒杀马哈苏德

8月5日，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下文简称“中情局”）的官员们观看了一段实时转播视频，视频中出现了一名巴基斯坦首要通缉犯的特写镜头，此人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头目贝图拉•马哈苏德（Baitullah Mehsud）。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在南瓦济里斯坦地区一个名为赞加拉的小村庄里，马哈苏德斜躺在他岳父房子的屋顶上。那是个炎热的夏夜，他的妻子还有身为医师的叔叔都在屋外陪着他。视频画面无比清晰地显示：糖尿病、肾病缠身的马哈苏德正打着点滴。

这段视频由“捕食者”无人机上的红外摄像机拍下。“捕食者”是一架可以实现远程控制的无人驾驶飞机，它长期在距离这座房子两英里左右的高空上盘旋悬停而没有被发觉。近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赫曼•马里科（Rehman Malik）告诉我，马哈苏德是仰面朝天地躺在那儿的。马里科用手比出相框的样子来向我解释，“捕食者”的镜头不仅可以俯拍到马哈苏德的头顶，还可以拍摄下马哈苏德的全身。马里科也看过了这段录像，他是这样评价的：“那真是完美的画面。……以前我们常常看到，电影里的詹姆斯•邦德在跟自己的鞋子或者手表说话，我们觉得那是童话——但这可是实打实！”就在转播图像保持稳定的时候，中情局从“捕食者”上远程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当局也实时观看了熊熊燃烧的爆炸场面。待到烟消云散、尘埃落定，马哈苏德的躯壳已然支离破碎。与他一同丧命的还有另外十一人，包括他的妻子、岳父、岳母、一名中尉和七名保镖。

巴基斯坦政府曾将马哈苏德列为头号敌人，并要求他为最近发生的绝大多数境内恐怖袭击负责，包括2007年12月前总理贝•布托（Benazir Bhutto）遇刺身亡的暗杀事件，以及去年9月导致50余人死亡的伊斯兰堡万豪酒店爆炸案。巴政府还认为，马哈苏德越境为其在阿富汗的同伙提供帮助，并参与袭击美军和联军部队。罗杰•克雷西（Roger Cressey）原先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反恐官员，现在则是“良港”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他这样对我说：“马哈苏德化成灰烬，这是我们和巴基斯坦人都乐见其成的。”毫无争议的事实是，就在导弹打击的几天之后，CNN报道称此事是奥巴马总统授权为之。

然而，就在大致同一时间，《华尔街日报》刊文透露，早在布什政府时期，中情局就已考虑成立在全世界范围内俘虏或杀死“基地”组织成员的突袭小组。此言一出，众皆哗然。《纽约时报》随后报道称，中情局雇佣了一家私人承包商来执行这个高度敏感的项目计划，这家承包商就是声名狼藉的黑水公司（现已更名为Xe公司）。这一报道引发了更加强烈的公愤。参议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表示他们也一直被蒙在鼓里，并已要求对此项目展开调查。不少法律专家也质疑这一项目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因为它涉嫌违反福特总统在1976年签署的总统行政命令，这一命令禁止美国情报机构从事或密谋暗杀行动。

纽约大学法学院的人权律师希娜•沙姆西（Hina Shamsi）为公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而感到震惊。她对我说：“我们为一项‘定点清除’计划而如此不爽，况且这个计划还没有得到执行；但是，无人机项目却是真真切存在的。”关于“捕食者”项目，她认为这是“国家推出的一项国际‘定点清除’计划”。这项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还有大量任务需要借助私人承包商之手，例如无人机的驾驶和操纵，Xe公司雇员还为飞机提供“地狱火”导弹的维护和装载。前中情局律师、现美国海军学院（位于安纳波利斯）教师薇姬•迪沃尔（Vicki Divoll）也注意到：“一边是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大量死伤，一边是血淋淋地割开一个人的喉咙，前者给人的冲击往往要小得多。”但是，她补充说：“机械化的杀人仍然是杀人。”

不公开的无人机项目

美国政府现行两个无人机项目。其中一项是用于军队的计划，这是政府公开承认的。军用无人机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公认战区运行，目标是驻扎在当地的敌军部队。就这一点来说，该计划实际上是对常规战争的一种补充。另一项就是用于中情局的计划，其目标是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嫌疑分子，遍及之地包括那些美军部队没有建立基地的国家。据布什政府时代反恐顾问胡安•萨拉特称，这项计划肇始于布什政府，奥巴马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全部关键人员。这一计划被列为机密，情报局拒绝向公众提供任何相关信息，包括其在何地运作、如何选择目标、由何人负责以及有多少人被杀。

尽管如此，在巴基斯坦每隔几天就有致命空袭事件发生。由于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将部落区和记者们隔离开来，这些新闻报道大多是二手消息，难以进行核实。然而即使具体细节难觅其踪，事件的大致情况还是很明确的。中情局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强强联手，对窝藏于该国最偏远地区的当地和外国激进分子发动猛烈攻击，以期将他们消灭。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前两次中情局空中打击发生在1月23日早上——距离奥巴马就职只有3天。没过多久，传回的结果显示约有20人死于早晨的这场轰炸。在第一场袭击中，4名被认为与“基地”组织有瓜葛的阿拉伯人丧生。但在第二次袭击中，无人机选定了错误的目标，击中了一名亲政府派部落首领在南瓦济里斯坦地区瓦纳镇外6英里处的住宅。部落首领全家都在爆炸中遇难，包括三名孩子，其中一人年仅5岁。和以往的做法一样，美国政府未对这几次袭击发表任何官方声明。

从那时起，中情局领导下的导弹袭击持续频发。新美国基金会最近刚刚完成的一份研究显示，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的无人机数目陡然上升。在他任期的前九个半月，奥巴马授权下的中情局空中打击次数就已经和乔治•W•布什在任期最后三年授权的次数持平。这份研究的彼得•贝尔根（Peter Bergen）和凯瑟琳•蒂德曼（Katherine Tiedemann）表示，奥巴马政府自上台以来已经批准了至少41起针对巴基斯坦的中情局导弹袭击——几乎相当于每周一次。据官方估计，截止目前，中情局今年的导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在326人至538人之间。有批评人士指出，很多受害者都是旁观看热闹的人，其中不乏孩子。

据报道，仅九月最后一周就有四起类似袭击，其中三起间隔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一位前美国白宫反恐官员声称，在任何时刻中情局都有多架无人机在巴基斯坦上空盘旋并寻找目标。该官员还表示，由于天上的“无人机太多了”，以至于远程控制员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目标，因而常常引发冲突，造成“指挥与控制间的矛盾”。

美国国防承包商通用航空电子系统公司是“捕食者”无人机的生产商，同时也生产装备更强大火力的姊妹机型“收割者”无人机，现在该公司的产能勉强能满足政府的需求。空军的无人机编队已从2001年的50几架上升到将近200架，但中情局不会透露它究竟操纵着多少架无人机。但政府计划再造几百架无人机，包括新型的“纳米”无人机，它可以像杀人蜂一样从敞开的窗户飞入室内跟踪它们的猎物。

出于对美国在阿富汗军队部署越来越多的清醒认识，以及奥巴马政府在是否向阿富汗地区增兵立场上的内部分歧，很多美国政府官员都认为应该继续加强对无人机的依赖程度。这么看来，美国并不打算通过镇压塔利班武装的暴力冲突来稳定阿富汗局势，而是仅仅依靠反恐主义，用最前沿的技术如手术刀般定点清除“基地”组织头目及其同党。在9月，保守派权威人士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专栏文章《是时候撤出阿富汗了》。在文中，他主张“美国应利用那些能进行离岸远程操作的手段，动用情报机构、无人机、巡航导弹、空袭和小规模强力特种部队，专注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壤的长达1500英里漏洞百出的边境线上，这个国家才最关键。”据报道，副总统约瑟夫•拜登也持相似观点。

使用“按钮操控”无人机方式来打击“基地”组织的吸引力是容易理解的，然而，鉴于“捕食者”无人机计划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不受地域限制并且经由国家授权使用的致命性杀伤武器，它的推行使用却几乎没有成为公众的话题。同时，由于中情局无人机计划的保密性质，尽管它在一个政治脆弱、拥有核武装备但并未与美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内杀害了许多平民，但相应的责任追究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要不是这个中情局项目出了点问题——上个月，美国空军在阿富汗上空的一架无人机失去控制，只好将其击落——否则后果将不可预料。

“虚拟”猎杀

中情局的捕食者无人机由平民“驾驶”，其中既有情报官员，又有私人承包商。一名前反恐官员称，私人承包商都是经验较为丰富的专业人士——通常为退役的军人和情报官员。中情局会将相当大一部分本职任务外包出去。在中情局内部，无人机的控制权掌控在几个小组的手中。其中一组飞行员及操控人员工作地点设在海外，他们在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内的隐蔽空军基地附近负责无人机的起飞和降落。该名前反恐官员称，无人机一旦升空，其控制权就会通过电讯设备“交由”兰利的中情局后方的“操控”工作组。这些后方操控人员无须接受传统的飞行训练，他们坐在情报官员旁边，手握与游戏机类似的操控杆，从平板大屏幕上观看无人机机载摄像头传回的实时录像。从位于郊区的堡垒中，他们能够操控飞机的方向，放大俯瞰镜头，然后决定是否锁定目标。国土安全局会向兰利发送一连串额外的“信号”情报，利用这种电子认证手段来确认所要攻击的目标。白宫已将目标攻击的最终定夺权授予包括反恐中心主任在内的中情局官员们。国土安全局将反恐中心主任的身份设为保密状态，因此其身份不为公众所知。 

“驾驶员”在千里之外用遥控杆操控“捕食者”无人机。

在屏幕上观看过无人机攻击目标的人会用“令人畏惧”和“毛骨悚然”来形容所看到的场景。一名“9•11”后派驻阿富汗的前中情局官员在谈到一次无人机空袭时说：“你能看到一些小的人形在快速跑动，接着出现爆炸场景，当硝烟散去之后，存留的仅是一片碎石和烧焦的物块，”（他在战地上的一台小监视器上目睹了这场屠杀。）快速跑动寻找庇护的人们是一个很常见的景象，他们还想出了一个俚语来形容这群人：“squirters”——“小喷子”。

彼得•W•辛格（Peter W.Singer）最近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连线战争》，书中描述了有关现代战争中机器人的变革，他认为无人机科技的“诱人魅力”令人担忧，因为它会让人们觉得战争是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的。脱离了巴基斯坦现实中的炸弹袭击，美国人似乎就不再伤兵损将了，而且也似乎不用承担政治及道德的后果。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没有露脸，爆炸所造成的损失也“眼不见、心不烦”。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士兵的定点杀戮却有详细记录，一清二楚地说明了间接伤亡、平民伤亡可能会很严重；相比之下，在巴基斯坦，大部分部落地区都严禁媒体单位进入。因此，人们看不到正在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视频，被公布出来的也只是少量捕食者无人机攻击后的即时场景照片。

“捕食者”无人机亦幻亦真的魅力也为飞行员所感知。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身着飞行制服进行无人机远程操控。当他们完成轮岗任务后，这些斗室内的战斗人员能驱车回家与家人共进晚餐。批评人士认为无人机系统使战斗人员不会面临危险和牺牲，这种现象是“一无所长的战争”。这个词由前英国驻伊拉克空军上将布莱恩•博瑞基爵士（Brian Burridge）创造，他认为这种战争无关勇气或个人英雄主义，一无所长。据辛格称，“捕食者”无人机飞行员承受的战斗压力等同或者超越了实战飞行员的战斗压力。这表明虚拟猎杀缺乏想象力，徒具浮华外表，实则使人如鲠在喉，是一种困窘的战争形式。与此同时，一些社会批评家，如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教授玛丽•杜齐亚克认为无人机战略会付出更高的政治代价。正如她所言，“无人机是一项使美国人进一步远离军事行动的科技措施，它削弱了对……无休止战争的政治制衡。”

从监视到武装——改变源于“9•11”

“捕食者”无人机定点清除计划的出现“真的是一个突破性变化，”加里•索利斯（Gary Solis）说。索利斯之前曾在西点军校搞一个法律方面的课题，最近刚刚退下，现任乔治敦大学法学院教师。“几年前，我们不仅对这样一个策略表示了厌恶之情，而且实际也是这样做的。”2001年7月，也就是“基地”组织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袭击（这次袭击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思维定势）的两个月之前，美国公开指责以色列使用定点清除计划打击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当时说，“美国政府一贯非常清楚地反对定点暗杀……这是超出了法庭职权以外的杀戮行为，我们不支持这种做法。”

“9•11”之前，因过去暗杀丑闻备受斥责的中情局除了将捕食者无人机用于监视之外，拒绝对其做任何其它部署。根据丹尼尔•本杰明（国务院反恐主义协调员）和史蒂文•西蒙（前反恐顾问）在其2002年出版的《神圣恐怖时期》（The Age of Sacred Terror）一书中披露，在“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的前一周，时任中情局局长的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还辩称，“作为一局之长如果下令使用这样一种武器，肯定要犯一个可怕的错误。”

然而，自从美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受了恐怖袭击之后，中情局不仅态度发生了改变，而且还恳请白宫给予新的授权。仅仅几天之后，布什总统便签署了一份秘密通知备忘录，事实上授权中情局在全球任何地方消灭“基地”组织成员及同伙。国会赞同这个政策并通过了一项名为《授权使用武力》的法案。布什的法律顾问将以色列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照搬过来作为他们的逻辑依据，主张美国政府有权使用致命武器以“先发制人”的自卫方式打击恐怖主义嫌疑人。通过将恐怖主义划为战争行为而非犯罪行为，布什政府据此推论打击恐怖主义不再受法律上的束缚，也就是不再需要政府对恐怖主义嫌疑人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2002年11月，布什政府高官公开宣布针对一名“基地”组织目标加伊德•萨利姆•司南•哈尔蒂（Qaed Salim Sinanal-Harethi）的“捕食者”突袭行动获得成功。哈尔蒂是制造2000年美国科尔号驱逐舰爆炸案的嫌疑人之一。在也门的一条沙漠公路上实施的突袭行动中，一枚“地狱火”导弹彻底摧毁了搭载哈尔蒂及另外5名乘客的汽车，哈尔蒂被炸死。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称赞这种新战术，并在接受CNN采访时称，“人们希望，每次你的打击行动获得类似这样的成功时，你不仅除掉了一些危险人物，而且还迫使敌方在其战术上、操作上和程序上发生了改变。”

起初，一些情报专家对无人机袭击表示出忧虑。2002年，前中央情报局首席法律顾问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在本刊的一篇文章中告诉西摩•M•赫什（Seymour M.Hersh），“如果那些人死了，你就无法获取什么情报了，而且经你的手还炮制了更多的殉教者。”另外史密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还认为，正在实施的无人机袭击似乎在“提示我们暗杀行动是可以接受的行为……暗杀成为一种国际行为规范会将美国领导人和海外的美国民众置于危险的境地。”

毫无疑问，七年之后，定点清除已经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索利斯说，“几年前，我们还在对以色列的行为满是抱怨，而今我们对其却是欣然接受。”他还指出，现在政府里没人把定点清除称作暗杀了。 

“捕食者”定点清除“基地”组织成员

情报界的许多专家都将“捕食者”计划描述为美国对付“基地”组织唯一最有效的武器。2009年5月，中情局局长利昂•帕内塔（LeonPanetta）在一次公开演讲之后，口无遮拦地将“捕食者”计划称之为“一个人的独角戏”（the only game in town）（译注：《The Only Game in Town》是美国作家毕约翰（John Bibee）所写的一部小说）。反恐官员对无人机的能力赞誉有加。2008年，无人机消灭了12名“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及其同伙，将中央情报局20个最高级别通缉的“高价值”目标抹杀大半。除了拜图拉•马哈苏德之外，这份名单中还包括纳齐姆丁•萨拉洛夫（乌萨马•本•拉登的前副官）、伊利亚斯•卡什米里（“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准军事行动的最高的领导人）、萨阿德•本•拉登（乌萨马•本•拉登的长子）、阿布•苏拉曼•贾扎伊里（“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的策划人，据信此人帮助训练到欧洲和美国搞袭击的特工人员）以及乌萨马•金尼和阿哈姆德•萨利姆•苏韦丹教长（这两人都是“基地”组织的特工人员，据认为他们在1998年美国驻东非国家大使馆爆炸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布什反恐顾问胡安•沙拉迪（Juan Zarate）认为“‘基地’组织已不成气候”，部分缘于无人机干掉了“这么多重要目标”。虽然他知道“基地”组织的首脑人物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埃曼•扎瓦希里（Aymanal-Zawahiri）仍逍遥法外，但他估计“基地”组织目前仅有不超过五十名高级头目，以及两三百名“非核心”高级成员仍然存活。

沙拉迪和捕食者计划的其他支持者辩称该计划产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存活下来的激进分子不得不保持十二分地小心进行活动，这使得他们没法安心策划新的恐怖袭击。而且还有证据表明，基于当地线人提供目标情报的无人机袭击已在恐怖组织内部引发猜疑和混乱。去年十二月（中情局）逮捕了四名欧洲人，他们此前试图加入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未果。在他们的描述里，惶惶不可终日和不信任的气氛笼罩着激进分子，他们为了躲避无人机的攻击而不得不采用精心设计的暗语进行交流，并只在夜幕降临后才走出他们的肮脏避所。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激进分子被无人机计划搞得大为光火，他们曾放出一段展示处决受指控线人过程的视频以泄愤。巴基斯坦人也听信了一些传言：被CIA收买的线人将用于无人机导航的微型半导体自动引导设备安置在了部落区。

尽管在战术上大获成功，但无人机计划已引发了人们深深的道德焦虑。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是一名政治哲学家，也是《公正与非公正战争》（Just and Unjust Wars）一书的。他表示，情报部门秘密动用这样一项致命权力，他对这种想法感到不安。“中情局以何种法规行事？”他自问自答道，“我不知道。军事行动自有一套合法的行事规则，以及司法机制。”他在谈到中情局的无人机计划时说，“目标人物应该是数量有限、事先圈定好的一群人，这个名单理应昭告世人并进行公审，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正不断地杀人，但当我们要杀人时，我们总得有一些法律依据（来证明此人当杀）吧。”

菲利普•阿尔斯通（Philip Alston）是一名澳大利亚人权律师。自2004年以来，身为联合国特别记录员的他不断试图从有关部门获得中情局无人机项目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回应，但均告失败——最开始是向布什政府，现在则是向奥巴马政府询问。当在正式采访中被问及中情局定点清除计划的法律依据时，他说：“他们在打马虎眼，根本没把我当回事。”（一名中情局新闻发言人曾告诉我，他们“使用合法、高度精确和有效的工具和策略对“基地”组织及其邪恶盟友进行打击。这种谨慎、精密的方法在对付一群极其危险和致命的敌人方面已取得重大胜利。”）阿尔斯通随后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呈送了一份对无人机计划的鉴定报告，但他表示，美国代表对他的忧虑视而不见。

游走于“责任真空带”的无人机计划

阿尔斯通认为中情局的无人机计划正游走在“责任的真空带”。他补充道：“这与刑讯逼供非常相似。一开始，你会说我们只是针对一小撮策划“9•11”事件的幕后黑手。然而，一旦你将水刑制度和其他刑讯技术合法化，你就会愈加不加区分地滥用刑罚。无人机变成了标准的打击程序。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计划实施者这时会说，‘让无人机的用途更广泛些吧’。一旦你对定点打击的约束力变弱，这项计划肯定会被滥用。”

在国际法之下，美国政府欲使其打击海外平民恐怖嫌犯的行动合法化，其必须证明一支恐怖分子团体正在参与武装冲突，而对其使用武力必须有“军事必要性”。必须是在没有任何合理替代方案——如逮捕——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击毙恐怖嫌犯，而且还得保证该嫌犯必须是“直接参与了针对美国的敌对行动”。对嫌犯使用武力的程度须考量其威胁的“大小”。最后，实施类似定点清除行动需要得到行动展开的所在国准许。

很多关注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项目的律师相信它满足了上述基本的合法条件。但他们仍然对此深感头疼，因为美国政府不断扩大对“高价值目标”的定义。去年三月，奥巴马政府进行了一次未宣布的行动，以赢得巴基斯坦内部对无人机项目的支持，其做法是给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Asif Ali Zardari）更大的控制权，决定哪些是目标。“很多目标是巴基斯坦指名的——这是获得巴基斯坦合作的讨价还价中的一部分。”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说。里德尔是前中情局官员，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的顾问。根据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奥巴马政府在巴基斯坦的41次无人机空袭中，只有6次以“基地”组织成员为目标，其余有18次瞄准了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目标，15次特别瞄准贝图拉•马哈苏德。巴基斯坦退休中将、安全问题权威塔拉特•马苏德（Talat Masood）表示，随着美国的战术转变和马哈苏德被消灭，巴基斯坦对美国空袭的批评之声有所减弱，尽管轰炸仍被视作对这个国家主权的削弱。但是，考虑到很多被瞄准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人物处于美国反恐目标圈的模糊地带，一些批评家开始思考他们是否是合法的无人机空袭目标。彼得•伯根（Peter Bergen）告诉我：“这些空袭正在杀死很多低等级激进分子，引起了所谓“打击领导人”的空袭行动是否逾矩的疑问。”罗杰•克雷西（Roger Cressey）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现在仍是无人机项目的支持者，他说：“争论的焦点在于，我们长期以来老这么干，拿‘地狱火’炸小瘪三，这不是杀鸡用牛刀了么。”（在他看来，“并不是每个军事目标都配死得像摇滚巨星一样壮烈。”）

奥巴马政府也扩大了经授权无人机攻击在阿富汗的范围。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8月的一份报告披露，联合综合优先目标列表——五角大楼批准的恐怖目标花名册，包含了367个名字——近期扩充了约50个阿富汗大毒枭的名字，他们被怀疑向塔利班提供金钱资助。清除这些新目标是毁掉“基地”基石的重要步骤。根据参议院的报告，“没有证据显示大量毒品收入流向‘基地’”。考虑到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的竞选搭档穆罕默德•卡西姆•法希姆元帅（Marshal Mohammad Qasim Fahim）和总统的弟弟艾哈迈德•瓦利•卡尔扎伊（Ahmed Wali Karzai）被怀疑涉足麻醉品生意，一些观察家说，实际情况可能证明，将阿富汗麻醉品交易商包括在美国的目标清单中会很棘手。波士顿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写过有关军事问题的很多著作，他说：“它们要瞄准卡尔扎伊的弟弟吗？”他继续说，“我们必须小心对待我们将杀死的敌人的范围。杀‘基地’的领导人当然没问题。但你不能和周二就杀掉的人在周三谈判。”

对美国来说，定义谁该杀、谁不太该杀很困难。中情局情报顾问办公室前律师约翰•拉德桑（John Radsan）现为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威廉•米切尔大学法律教授。他说：“你不能因为某个人访问过‘基地’网站就把他定为目标。但你也不能等到他们要引爆炸弹时才动手。这是个度的问题。”人们同样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正当”平民死伤，其数量上限到底是多少？“如果是奥萨马•本•拉登和一个四岁的孩子在一幢房子里，多数人会说‘动手吧’，”拉德桑说，“但如果是三、四个孩子呢？有人说太多了。如果本•拉登在学校里呢？很多人会说别干了。”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中情局每天都在拍板。拉德桑认为中情局“并无太多亲手杀人的经验，因为依传统，实际下手干这事的部门是国防部。”

尽管中情局的行事规则还不为人知，但五角大楼已设计了精密的公式以帮助军方进行这种致命的计算。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顶级军事专家在谈到军方该系统时说：“系统对目标有完整的分类。有些人被批准当场击毙，其他人则需要额外许可。这个等式中也包括目标的位置。如果学校、医院或清真寺在导弹可能的爆炸半径内，在批准致命打击前要由计算机算法进行权衡。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近期的报告，美国军方不会将某个人名列在目标清单上，除非“有两个经证实的线人”和“大量额外证据”显示此人是敌人。

以色列也会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空执行无人机空袭任务，其确定目标的过程至少在理论上更严格。首先，必须要有充分理由使军队律师相信目标确实无法活捉，且其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其次，在阿拉伯文化中，还必须说服军事专家，说明打击行动利大于弊、善莫大焉。美国犹他州大学法学教授阿莫斯•圭奥拉（Amos Guiora）说：”你必须慎之又慎。”圭奥拉自1994年至1997年担任顾问人员，帮助在加沙地带执行定点清除任务的以色列指挥官决策，他说：“并非每个目标都有资格‘被’定点清除。一般都是针对领导者，那种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人物。”圭奥拉一直紧密关注“捕食者”计划，他担心美国的国家安全官员缺乏某种明确的政策指导以及对“成功”的切实定义。他说：“你要开始搞定点清除，你最好就特么确定这是有政策指导的，不能瞎对付了事，不能搞成‘逮住一个算一个’呀。”

乔治敦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认为，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恐怖分子几乎都是活捉好过灭口——因为你能从活口嘴里得到情报，死了就没戏了。”中情局干掉了奥萨马•本•拉登的儿子萨阿德•本•拉登（Saad bin Laden），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去年末，萨阿德已经逃到了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那时几乎已经没有哪个执法机关有任何机会活捉他了。然而，据2001年至2003年间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希拉里•曼•莱弗里特（Hillary Mann Leverett）称：“9•11”后，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萨阿德偶尔住在伊朗境内，所以布什政府曾有过好几次机会，本可以与伊朗达成一致，获得审问萨阿德的可能性。莱弗里特说：“伊朗方面提出，愿意共同商议一个转移恐怖主义嫌疑分子的国际协作框架，但遭布什政府拒绝。”之后，2008年12月间，萨阿德离开伊朗前往巴基斯坦，没几个月之后，我们就从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闻悉，一枚“捕食者”导弹结束了他的生命。莱弗里特说：”我们当时绝对没做到‘人尽其用’。以萨阿德•本•拉登所掌握的信息而言，他本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他本来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座情报金矿。”

拜曼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以色列反恐经验谈的书，书中就讲到了定点清除。他说，虽然这些空中打击削弱了巴勒斯坦领导层的力量，但“如果你错误地使用这些工具，你很可能失去道德制高点，最终反过来伤到自己。错误情报不可避免，所以你总是在博弈——这就是现实中的实时情报。”

不甚靠谱的定点清除

事实上，定点清除的历史之路遍布错误。例如1973年，以色列情报人员误杀了一名摩洛哥的餐厅服务员。他们当时以为他曾参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活动。又如1986年，里根政府曾企图对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实施报复打击，因其此前轰炸了德国某家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迪斯科舞厅，致多人身亡。美国发动空袭，瞄准卡扎菲的家宅，结果炸弹没炸着卡扎菲本人，倒是炸死了他当时才15个月大的女儿。

中情局早期针对奥萨马•本•拉登的袭击活动也是问题层出不穷。“基地”组织于1998年8月炸毁了美国驻坦桑尼亚和驻肯尼亚大使馆后，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决定实施报复打击，向阿富汗发射了75枚“战斧”巡航导弹，瞄准某处“预计”本•拉登正在出席首脑会议的会场。据报道，该行动炸死约20名巴基斯坦激进分子，但没伤到本•拉登，因为他几小时前就已经离开会场了。 

从“捕食者”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图中红圈里的白点是定点清除的目标——阿富汗某某叛乱分子。

导弹发射，目标灰飞烟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捕食者”计划开始发展，其本意是希望能有助于消除此类错误。在不加油的情况下，无人机能在目标上空悬停长达40小时，精准的视频也使得识别目标变得更为容易。然而，军方以之获取的情报本身准确度如何，决定了打击行动的准确度。地面情报人员获取的消息可能有误，对视频画面的解读也有可能出错。例如2001年，“9•11”前不久，好几个美国反恐官员都确信他们掌握了本•拉登的位置，因为有架无人机捕捉到了他在阿富汗某地频繁出没的画面。根据视频，画面中有一个身穿长袍的高个男子，身边围着一群武装保镖，排出钻石阵型。那个时候，无人机没有武装，只用于监视任务。时任中情局该地区首席秘密行动官员的亨利•克朗普敦（Henry Crumpton）曾向《时代》周刊透露：“画面效果不是很好，但那人肯定是本•拉登。”可另外两名看过同一段视频的前中情局官员却心有存疑，其中一人跟我说：“这就是个传说，是浮云，他们的结论太跳跃。你根本就看不清那人的脸，那人还有可能是乔•施莫（Joe Schmo）呢——你知道吗，就那个爱搞模仿秀的幽默主持人。你相信我吧，西南亚地区哪儿哪儿大胡子高个儿男都没法儿活，太危险了。”后另据报道，2002年2月，阿富汗东部山区边境地区，一架“捕食者”跟踪并歼灭了三名可疑的阿富汗人，其中也包括一名身穿长袍的高个男子，当时还以为是本•拉登。结果最后发现受害者是无辜村民，正在捡废铁片儿。

众所周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当地的线人都十分不靠谱，后来经证实他们也目击了多次空袭。一位“9•11”事件后进驻阿富汗的前中情局官员告诉我，有一次一个阿富汗线人斩钉截铁地向他爆料，一名“基地”组织最高领导人正在附近的小诊所里接受治疗。这位官员说，他把线报汇报给上级之后，空袭马上就千钧一发箭在弦了，他差点就没能坚持住。他回忆说：“他们重新整编了一个精英小队。然后我们被总部臭骂了一顿。当我们坚持要先把事件原委查个大概时，他们就会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跟进？’”后来才发现那次其实是线人故意在误导我们。他接着说：“有时你得和部落的酋长进行交涉。他们通常会告诉你某某是“基地”组织的人，其实只不过是想要借你的力除掉自己的某个敌人而已。或者他们会胡编乱造，只为证明他们有利用价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大赚一笔。你根本不能轻信他们的鬼话。”

若地面情报搜集一塌糊涂，后果可能就有些悲剧。去年九月，北约的一次空袭导致70到125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平民，当时他们正从两辆抛锚的运油车中取油；但他们被误认为是塔利班叛乱分子（这起空袭正在接受北约的调查中）。根据英国《卫报》的记者报道，F-15E歼击机投下的炸弹把现场炸了个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无法辨认，最后村里的长老们只能将残肢分发给悲痛欲绝的亲人，让他们总算有点东西可供“安葬”。一名阿富汗村民告诉《卫报》说，“我拿了一块肉回家，就把它当做是我生前的儿子。”

据情报部门官员介绍，“捕食者”无人机因为其出众的情报侦察能力，所以它的跟踪记录要比歼击机更准确。而且据说“捕食者”配备了更轻量级的“地狱火”导弹，造成的间接伤害也要小得多。但是，最近捉拿拜图拉•马哈苏德的行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电子战争危害性的严肃课题。那次行动直至将马哈苏德成功炸死，历经14个月，共动用了16次导弹袭击。依据我们日常接触的新闻报导，在这次追捕行动中，约有207到321名无关人员丧生。我们很难全面了解中情局这次主要在瓦济里斯坦进行的捕杀行动。不仅巴基斯坦政府封锁了该地区，拒绝向媒体开放，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等组织在内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也没能网开一面。无国界医生组织驻巴基斯坦的运营协调员布莱斯•德拉维加（Bricedela Vingne）告诉我：“我们无法进入到瓦济里斯坦方圆一百公里的地区，我们尝试设立过急诊室，但是当局没有给我们授权。”

当地人的愤怒

一些巴基斯坦和国际媒体的报道大部分都是根据二手资料来采写的，并没有获取目击证人的证词，因此只提供了基本的细节。2008年6月1日，中情局的无人机袭击了马哈苏德的老家马凯恩（Makeen），导致一名身份不明人员死亡。2009年1月2日，另外四名身份不明人员遇袭死亡。2月14日，又新增30多人遇害，其中25名明显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集团的成员，尽管事后经确认并不是上述组织的主要领导人。4月1日，一次以塔利班集团在巴基斯坦的代理人哈基穆拉•马哈苏德（Hakimullah Mehsud）为目标的空袭炸死了马哈苏德10到12名追随者。到了4月29日，无人机发射的导弹又导致6到10个人丧生，其中一名被认为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之一。5月9日，5到10名身份不明人员遇害；5月12日，8人遇害。6月14日，又有3到8名人员因空袭遇难。6月23日，中情局宣称在马凯恩外围击毙了2到6名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之后在遇难人员的葬礼上又杀死了数十人（大概有86人）。巴基斯坦《新闻报》（The News）发表的一篇报道介绍有10个孩子遭到迫害。当中经证实有部落长老的孩子。其中一名目击者被炸掉了右腿，他告诉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说送葬者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一切：“在祈祷结束之后，人们被要求马上离开那个区域，而那时无人机就在他们的头上盘旋着。那些带着嗡嗡蜂鸣声的无人机被普什图土著称之为“大黄蜂”，随着天气状况的不同，人们有时能够看到或者听到那些“大黄蜂”。目击者宣称，在送葬者被驱散之后，两架无人机开始向人群扫射。“现场伤亡惨重，到处都是烟和土。受伤的人哭喊着求救。”这时又迎来了第三颗导弹。“我便倒在了地上。”

当地人显然对巴政府放任美国袭击葬礼感到十分愤怒（曾有情报暗示马哈苏德就在送葬者当中）。《新闻报》的一篇社论谴责了这次空袭，称其已沦陷为恐怖主义行径。乌尔都语报纸《战斗报》（Jang）的报道指责“奥巴马对数万被无人机迫害的妇女的哭嚎充耳不闻”。美国的官员们并没有受到影响，仍然继续在该地区发动空袭，一直到炸死马哈苏德。

这些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之后，企图在当地煽动反美情绪的塔利班组织照例发布不实消息，宣称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无辜平民。巴基斯坦几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谴责无人机计划。去年，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制造的多起爆炸事件也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实施“针对无人机计划的复仇”行动。近几周，一连串针对巴基斯坦政府军事要塞的血腥袭击事件使人们深感威胁，先前各自为政的武装分子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扎尔达里政权了。

大卫•基尔卡伦（David Kilcullen）是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的反叛乱事务专家顾问，他说无人机空袭计划需要付出高昂的宣传成本。武装份子利用无人机攻击事件谴责扎尔达里政府——一个摇摇欲坠,民怨沸腾的政权——只不过是美国人的傀儡而已。美国智库机构“美国新安全中心”出具的一份研究报告，基尔卡伦也参与撰写，报告中指出，每一个死去的非武装人员都点燃了一个家庭复仇的火种。尽管无人机攻击次数不断增加，但武装分子招募新兵的数量却呈指数性增长。该报告的之一安得鲁•艾克森（Andrew Exum）是前陆军突击队员及阿富汗最高司令官斯坦尼•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的军事顾问，他告诉我说：“基尔卡伦和他都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我们不是说无人机不能作为策略的一部分。但我们认为它现在已经出了问题。如果我们采用的这种战术杀害了人们的兄弟和儿子，甚至是他们的姊妹和妻子，我们就无法确保部落人民不加入武装分子的阵营。使用捕食者无人机应该作为一种战术，而不是一种策略。

艾克森指出捕食者无人机远程控制的特性让他担忧。他说：“作为军人，我会把自己设想成是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人。我觉得无人机并不是正大光明的战争方式。作为一名典型的空军少校，我会依照传统的观念去衡量怎样才称得上是一名战士。”一名在伊拉克战场服役的老兵也对无人机计划表示忧虑，他曾帮助制定了大量无人机使用的军事原则，他说：“当一个国家选择发动战争，你就会将自己的儿女置于危险境地，这点很重要。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一意孤行，我们将会面临骨肉分离的危险。”

过去几年间，布鲁斯•里德尔一直深陷关于无人机的争论，他觉得奥巴马在此问题上踌躇不定。“无人机计划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他问道。“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他们并非是毫无代价的行动。”他将无人机攻击比作尾随蜂巢的行动，每次能解决掉一个蜜蜂。但有个问题是无可避免的，“蜂巢将永远繁殖更多的蜜蜂。”但他表示无人机是目前唯一能够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施加压力的方法。他补充说：“我们就是依靠无人机才摧毁了‘基地’组织，因此政府继续使用无人机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真的没有其它指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