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第5期文章
如今的世界已彻底改变，我们进入的不仅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人类发展现阶段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一系列世界大趋势彼此叠加。力量中心的转换，全球金融危机，非传统威胁的出现，能源、生态和粮食安全问题加剧，国际法危机，所有这一切导致世界形势变得极其错综复杂。
中东动荡的大背景
针对中东和北非的剧变，世界媒体不断传播这样一种思想，即“阿拉伯之春”主要是因为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久拖不决。但当前的事件兴许值得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仔细探讨。
苏联解体和“沙漠风暴”行动开启了现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形进程的大幕。紧接着是巴尔干半岛风云突变，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崩离析，北约和欧盟快速向东扩张。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动的起点，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存在扩大，出现了“大中东”和“大中亚”的概念。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首次出现在中亚，紧挨着中国和俄罗斯。还应提到地区和局部冲突的加剧，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贩卖人口以及海盗的猖獗。对2008年围绕科索沃、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所发生的事件电应给予足够重视。
即便如此短暂的历史回顾已能让人不禁想到，“阿拉伯之春”只是事实上重新划分世界这一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我相信，西方国家领导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是知悉的，他们不仅努力控制革命进程，还借助各种手段为自身的利益调整这种进程。
确实，伊斯兰世界的剧变与小布什当政时就已公布的美国“大中东”战略十分符合。而美国迫切希望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是秘密。
西方或再入死胡同
华盛顿关于支持民主及中东政治精英必须更新的讲话也经不起推敲。例如，为什么是共和制政权，而非政治发展已停滞的中东君主制国家遭遇民主化问题？不是因为那里有美国军事基地吗？西方是需要中东真正的民主，还是意在使更亲西方的精英上台？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是需要阿拉伯世界改革，还是愿意容忍新的伊斯兰政权的出现？
但西方让伊斯兰世界“革命化”的企图可能导致并非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所希望的后果。尚未摆脱危机的西方有可能再次走入死胡同。例如，黎巴嫩和叙利亚形势紧张加剧，伊朗的命运与此有很大关系。专家警告说，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将导致叙利亚解体和地区混乱。但西方对阿萨德政权的压力正在急剧增加。启动单方面经济制裁，不排除未来采取利比亚式军事干预的可能。
在“阿拉伯之春’剧变的背景下，与阿富汗相关的形势也出现了戏剧性发展。喀布尔官方没有能力对国家的命运负起全部责任。国家军队和警力还过于弱小，且腐败严重。与塔利班建立对话的尝试也遭遇挫折，前总统拉巴尼的被害实际上已令对话毫无希望。对民主化的幻想正在消散，安全问题上升到首位。很少有人会相信西方盟军会真的撤出阿富汗—一它们已在这块重要的战略地区押了太多的宝。如果西方盟军撤离阿富汗，那么地区新的力量对比对中国、俄罗斯、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将是—种重大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机遇。
目前中俄两国在伊斯兰社会变革背景中的地位还相当脆弱。北京和莫斯科正逐渐丧失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两个核大国如此消极地坐视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原因有不少，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
中国由于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不希望过早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军力在迅速增强，但仍无法同美国军力抗衡。俄则不想使俄美关系的重启、反导系统问题的谈判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遇到麻烦。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自苏联时期已受到很大削弱，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暂时还称不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军事政治联盟。
这是否意味着中俄未来仍不会阻挠世界政治版图按西方模式重组？短期来看，是这样，但从中长期看，不会如此，因为两国都有各自的地缘政治雄心。莫斯科和北京现在已在成功打造世界强国所特有的各种机制和方式方法。
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重组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重新划分世界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自身的一系列显著特点。一个重要特征为不再是殖民帝国式的贪婪攫取和吸纳土地，而是建立对国家、地区和世界交通要道的长期控制。居于首位的不是直接隶属关系，而是确立附庸关系，依靠的不是哪个具体的领导者，而是培植一批驯顺的精英。为了自身利益，这一世界中的列强不会仅限于利用各种确凿或臆造的理由用暴力推翻不合心意的政权。因此，一些国家得出结论：免遭外部干涉的最好保障是拥有核武器。
世界级参与者非常重视公共外交方式，例如成立非政府组织，推动当地反抗力量的发展，为反对派提供资助等等。
挑起部族、教派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在大国“武器库”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国家和地区“巴尔干化”是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哥中有效手段。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也具有特殊地位，借助这种技术可以操纵国际舆论。但正如英国骚乱所表明的，信息技术是 —把双刃剑，也会造成西方世界自身的稳定受到破坏。
大国对小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争夺加剧，这值得关注。对南、北极和北方航道控制权的竞争也趋于激烈。目前竞争主要是通过经济和政治外交手段，但可能的军事冲突已为期不远。
新—轮瓜分世界还有一个特点是有选择地解读国际法原则与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大国经常利用联合国安理会讲台使自己在世界上某一地区的行动合法化。大国毫无理智地对一些国家过度使用非建设性的单边经济和政治制裁，这也令人担忧。受制裁之苦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执政精英，而是儿童、老人、妇女和病人。
在超级大国独断专行的背景下，联合国的作用被削弱，其公认的国际权力中心的地位正在丧失。联合国安理会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国际关系的参与者一律平等的原则正在失效。中小国家的票数变成了可以“批发或零售的商品”。联合国本可以在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秩序、确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法准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遗憾的是，多极世界的形成步履维艰，而全面动荡却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新的世界秩序的面貌最终将不仅由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因素所决定。经济和金融实力也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许多东西将取决于世界大国何时和以怎样的方式摆脱金融和经济危机。但现在仍然是问题多于答案。
遭遇全球管理危机
金融经济危机成为检验所有政治精英强度韧性的试金石。实际上，我们遭遇的是包罗万象的全球管理体系危机。
应当指出，在危机的最初阶段，二十国集团(G20)发挥了积极作用，给市场以信心，采取紧急措施稳定形势。但最近，G20行动的缺陷越发明显，包括其采取的措施流于形式，缺少落实措施的明确机制。其结果是货币战争不断上演，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
如今的西方领导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敢做出一些可能导致在下次选举中失势的决定。富国的选民在长期的繁荣中骄奢成性、目前还不愿接受生活质量下降不可避免的想法。选民的幼稚无知与精英的不负责任以及大商人的狂妄自大叠加在一起。
美国就属于上述类型。美国经济迫切需要的结构性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纸上谈兵。经济政策成为两党争斗的牺牲品，两党关心的不是寻找对应的解决之道，而是2012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围绕债务危机造成的危险局面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统治阶层思维的狭隘。美国已经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声誉，只能将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其他国家。但一个入不敷出的国家既无道义权利，也无政治权利来引领国际社会。
遭遇史上最严重危机的欧盟情况也不容乐观。欧洲领导人既无政治意愿，又缺乏对欧盟远景的统一认识。对欧元未来的担忧不断增加。不能保证欧洲不出现新的动荡。
新兴强国走上前台
总体上，世界经济由西方主导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模式的存在本身也面临着风险。而东方逐渐走上全球舞台的前沿，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金砖国家的分量与日俱增。恰恰是那些经常被指责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以及民主不发达的国家承担起了世界经济体系未来的重任。
30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如今发展迅速的中国已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
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表现是其在G20和IMF地位的加强。此外，中国还扮演了美国主要债权人和欧洲经济拯救者的角色。如今，华盛顿和北京的历史角色已经发生巨大转换。历史的循环是冷酷的，中国重新登上全球头号经济强国宝座的日子已为时不远。
对俄罗斯等其他金砖国家口益增长的实力也不可低估。尽管存在众多国内问题，俄罗斯仍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生活水平也是金砖国家中最高的。
莫斯科利用市场手段、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压力，竭力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俄罗斯的重要成果是建立关税同盟，使其成为聚集其他后苏联国家的核心。俄罗斯与中国和欧盟一样，以此建立由自己控制的大型经济区。未来，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边界将几乎重合，这并非偶然。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政治体化和组成超国家机构的问题将以新的方式提出。
此外，印度凭借其经济、科技和人口潜力，可能成为另—个有前途的全球参与者。该国成功克服了全球危机带来的损害，并期望在世界新秩序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作为航天和核大国，印度仍在执着地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一些专家认为，未来新德里可能在争夺世界领导权上与北京一争高低。
资本主义能否自救
可见，世界经济危机大力推动了全球力量和影响力重新分配的进程。新兴强国走上前台，展示着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选择。但西方和东方都无力挣脱危机前经济模式的桎梏。因此，最近三四年可能成为对世界金融结构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期。不过．全球玩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正在形成的——所作出的改变仅限于表面修补，当代生活中主要问题的解决也被无限期推迟。如果不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市场经济准则，那么任何全球和地区级别的协定都无法保证国际社会免遭新的危机。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等待我们的是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抉择，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就难以实现世界经济的稳定。
资本主义遇到了自两极体系时代以来最尖锐的意识形态危机。“资本主义是否会拯救我们？”这一说法应换成 “资本主义能否自救？”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员阿纳托尔• 卡列茨基指出，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任务是，改良典型的凯恩斯和撒切尔里根经济模式使其符合21世纪现实，并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的第四种版本—一即能与中国抗衡的新“西方”资本主义。但是，建立新资本主义已然不可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会允许西方将资本主义造成的代价再次转嫁到自己身上。另一方面，更加关注非西方的经济模式是有意义的。必须走不同文明及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不同市场经济殊途同归这条路。
(2011-12-31 9:33:00 点击135)
美媒称世界面临"生死时刻" 八因素决定成败
：林杉
文章来源 新华网北京2月2日
新华网北京2月2日电（记者林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期刊文，题为《刀锋之上》。文章指出，世界经济在全面崩溃和全面拯救之间取得了危险的平衡。目前有4个因素可以将其引向灾难，也有4个因素可以将其拉回正轨。文章如下：
2012年对欧洲来说是紧要关头。如果他们继续犹豫下去，欧洲的政客们将很快对这个大陆的经济和金融未来失去控制。经过了2011年的兴奋之后，中东一些国家在复杂的政治交替中将面对事关成败的关键一年。甚至因为收入不公，或者概括地说，“系统”公正性的问题，美国社会也从麻木中惊醒了。
所有这些都越来越显示出，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中将经历一条双峰曲线。一方面，及时和有前瞻性的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恢复，并把世界送回增长快、就业增加、社会更公正的轨道上去。另一方面，政治紊乱和金融去杠杆化可能导致经济碎片化、更高的失业率、贸易战和社会动荡。
为了阐明现在的关键问题，我将在下面试图找出4个可以在接下来几年中搞垮世界经济的因素，以及4个可以使其更加稳定繁荣的因素。让我们希望领导人能做出正确选择吧。
最坏的情况
欧洲经济和金融碎片化：到目前为止，今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欧元区的无序倒塌。这会使经济和金融活动在欧洲大陆上陷于停滞，导致大量出现企业破产、银行挤兑，摧毁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其他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会在国际贸易、信用紧缩和可能导致投资者套现的风险规避中被影响。欧元区的完全倒塌将会是混乱的、严重的灾难。
中东的混乱：如同《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最近的专栏文章中所说，现在有两类不稳定国家：在高压下内爆和外爆并且影响整个地区的国家。伊朗和叙利亚属于后一种，而且两个国家都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发展濒临沸点。这两个国家的不稳定性越大，地区传染的风险和与此对应的令人担忧的全球反弹就会越大。这可能会导致油价暴涨，进而引发全球滞涨。
中央银行枯竭：到目前为止，各大中央银行采取过的非传统措施在避免发达经济体债务紧缩和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银行把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大到了以前不可想象的水平（英美扩大到GDP的20%，欧洲央行扩大到30%）。没人确信知道，这些负债表能安全地扩大到什么程度，这样做的附带损害和意外后果会是什么也不清楚。但清楚的是，我们正航行在未知水域，而且由于这是政策唯一允许的手段，整个世界难以承受中央银行失去信用和效力的情况。
社会动乱：由于社交媒体技术使得大范围合作成为现实，全世界都见证了令人惊叹的、旨在获得更大社会公平的草根社会运动：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愤怒者”示威、美国的“占领”运动、以色列的示威以及希腊和意大利的反紧缩骚乱。为了合法诉求而走到一起的这些人们，现在需要应对从抱怨过去转换到建设美好未来的挑战。这种转换拖的时间越长，遇到挫折和转向暴力的可能性越高，政府也将采取不恰当的措施。
最好的情况
为欧洲“重新奠基”：法国和德国已经着手加强重构和重组欧元区的基础，法国总统萨科齐把这称作“重新奠基”。到目前为止，这种努力也缺乏热情，因为要实现的目标太多，而手上的工具太少。通过更大财政和政治一体化并应对银行的脆弱性这些途径来更加专注地努力加强欧洲的核心，那么欧洲和整个世界都会受益。可能的结果——欧元区变得更小更强健，更多地关注德国和荷兰而不是希腊和葡萄牙——去除影响投资和创造就业的主要不确定性。
美国的“人造卫星运动”：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火车头。但是美国的活力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争论的威胁，这种争论削弱了试图消除发展阻碍的努力。美国人需要的是像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那样，整个美国社会团结到一个共同的梦想和目标上来。2012年美国经济上的“人造卫星运动”将会除掉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包括住房、公共财政和信用方面），释放目前受到牵绊的金融力量，激活企业家精神。“后人造卫星”时期的工作将会围绕教育、基础设施、创新和其他有助于长远发展的事业。
党派政治和解与领导力：世界上许多经济问题持续并加深，但并不是复杂的技术问题引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今天的病症是由于政治紊乱和领导不力引起的，这俩个问题都导致不能采取困难但必要的决定。看看美国国会是怎么搞掉奥巴马总统的就业提议的。结果是整个系统自食其果。幸运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主要国家都将在今年举行大选，使公民有机会向选举出来的代表传递信息。信息越清晰越紧急，不断斗嘴的政客们越有可能克服真实存在或无中生有的各种传统，为现在的人们和子孙后代做出正确的选择。
给新兴消费国松绑：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与欧美相比正处在非常不同的位置。由于储蓄率持续处在世界高位，这些国家的居民有钱但是缺乏消费意愿。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两种情况的复杂反映，即提供社会服务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自我保护，和政府政策重生产而轻消费。通过改变后者，比如加快汇率系统自由化和调整税收与补贴的平衡，新兴经济体将会对全球增长和贸易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世界经济面临在未来几年中都面临不确定的前景。既可能走出现在的阴影，实现经济繁荣、就业增加、社会公平，也可能滑向失业增加、社会不公、金融不稳定和贸易战的境地。这些现在都不是确定的，因为领导人们还有许多的能力来引领局势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就像欧洲所表现的那样，他们犹豫和争吵的时间越长，政策越有可能失去有效性和可信性。
(2012-2-2 9:11:00 点击5)
热津斯基新理念：“扩大的西方”更能治理世界
：布热津斯基
文章来源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012年1月24日报道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1月24日报道】题：金融系统失控之际民主可能获得繁荣吗？
美国重要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刚刚出版的新书题为《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1月20日他接受了《全球观点》栏目主编内森·加德尔斯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内容：
西方太缺乏长远视角
加德尔斯问：你有关未来的战略憧憬的核心是包括一些同中国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在内的一个“更大的西方”。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处于一个政治衰落期。虽然中国从长远着眼并勾画其未来，美国却尤其受困于一种短视的精神状态。实际上我们再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了，而是一个“消费民主国家”，因为所有的反馈信号——市场、媒体和政治—— 都是短期性的，并准备提供即时满足。这难道不会在今后赋予中国政治能力上的竞争优势吗？
布热津斯基答：这是显然的。
问：美国只考虑短期事务的精神状态如何能改变呢？西方的政治机构准备迎接这个挑战吗？
答：是的，如果我们发展一种更有效和长远的反应机制应对目前的危机，而不是仅仅在当前的各种困境中打滚。只顾眼前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制造出让我们身陷目前困境的同样的负面效应。我们太专注目前的危机，太缺乏长远视角，以至于我们没有会赋予我们某种历史推动力的战略憧憬。
我们只有把重点放在正确的目标上，民主才能做出反应。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制造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欧洲未来不会太糟糕
问：西方其他国家也陷于瘫痪中。欧洲在决定是否要回到民族国家还是向前迈进以实现全面政治联盟之际，它因为欧元危机甚至变得对外部世界更加漠不关心了。什么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呢？
答：我认为，今天欧洲危机的解决方案最终不会实行得太糟糕。欧洲的主要政治领导力量—一以德国和法国为主，加上其他一些国家——表现出了对欧洲未来的责任感。它们构建一个取代过去欧洲政治框架的新框架的决心正日益增强。过去的欧洲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一个金融联盟，而对所有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将不可避免地逐步成形，或许从在不久的将来政府间达成的一个事实性条约开始。
问：一个双速的欧洲？
答：为什么不？这毫无问题。这样一个欧洲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货币联盟，它接受布鲁塞尔的领导，它的外围是一个更大的欧洲，这部分欧洲虽然不与其核心拥有同一种货币，但的确分享了所有其他好处，比如人口和产品的自由流动。这同后冷战时期建设一个不断扩张的完整和自由的欧洲理念一致。
日本更倾向于西方
问：日本每隔几个月就更换一位首相。它正在滑向一个基于过去所积累的财富的退休潮困境。我们可能让这样一个日本留在西方内部吗？或是它会向中国这一重心漂移？
答：日本真心致力于建设民主，我对此有信心。它的政治文化现在更倾向于西方，而不是它的传统政治文化。但是，当然，日本位于东方。它同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将对远东的稳定和建立更好的美中关系做出巨大贡献。
美国可以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扮演更加积极的调和者角色，正如它在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以及德国和波兰之间扮演的角色那样——不过没有美国在欧洲那样的直接军事介入。或许关于美国和中国的更好的类比是英国19世纪在欧洲大陆上扮演的稳定者和平衡者的角色。
没有真正超级大国时期
闻：考虑到西方这场管理危机，旧的七国集团作为世界中流砥柱的地位正在降低，它越来越没有能力提供诸如金融稳定等“全球公共产品”，然而像中国、巴西和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也尚没有能力这么做。一些人将二十国集团(G20)视为对一个真正多极世界的适应机制。但是在没有一个霸主国家或一些站在同一阵线的大国制定规则的情况下建立起稳定的全球秩序，这在历史上有先例吗？
答：虽然过去几个世纪的确存在为取得全球主导地位而发生的争斗，并且在过去20年美国也暂时充当了全球超级大国，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没有真正超级大国的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扩大的西方”这一理念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的原因所在。这个“扩大的西方”最终应该把俄罗斯和土耳其包括进来，它将为实现更大的全球稳定作出贡献。在“扩大的西方”内部，美国将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同时，美国也要在亚洲扮演平衡者的角色。相比—个存在众多小角色为自身利益竞争从而导致越来越多混乱和冲突的世界，—个“扩大的西方”将更有能力制定建设性政策以处理全球问题。
至于G20，它在经济和政治上拥有一些真正的鼓动者和引导者，也拥有很多依附者。但是20这个数字并不存在魔力。为什么不是25，或仅仅15呢?G20是否能发挥作用依赖于那些着手建立一个“扩大的西方”的核心大国。“扩大的西方”由同中国为首的亚洲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构成。
中国崛起需承担责任
问：最近几年，中国已经从“和平崛起”观点转向郑必坚的观点：“以利益汇合点为基础制造利益共同体。”然而中国依然在是否要扮演全球领导角色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即使它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如果我们处于后美国秩序的形成阶段，中国的战略角色和责任应该是什么呢？
答：郑必坚正在同亨利·基辛格、我本人以及其他人昀讨论中逐步完善他的“利益汇合点”的想法。这是一个过程。这表明，中国人在认真寻找自身能扮演的角色而没有称霸野心。他们未来是否会寻求霸权依赖于西方是否会制造条件，从而让利益汇合成为他们可以实现的东西，或依赖于是否同其他人而非我们的和解成为维护他们国家利益所必须的东西。
两年前我在中国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应该取得一种非正式的G2关系。我得到了掌声，他们对此很有热情。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人说：“等等，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为了迫使中国分担全球稳定的费用，因为西方自身没有能力承担了。
因此中国人必须决定他们想要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他们理解这一点，他们只是想要在新秩序中拥有重要的发言权，而他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中东北非前景尚不明朗
问：阿拉伯国家民主运动的爆发意味着长期受到压制的伊斯兰党派的复兴。西方对这种状况应该如何作出反应呢？对于伊斯兰党派如何融入一个世俗的民主框架，土耳其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样板。鉴于此，西方应该支持而非反对这种方式吗P
答：我非常倾向于让土耳其尽可能靠近或融入西方。毫无疑问，它是美国在中东的最好盟友。
但是土耳其目前还不是新的阿拉伯民主国家的模板，因为还没有出现新的阿拉伯民主国家。
我们不应该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觉醒同现实民主国家的出现相混淆，尽管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觉醒已经带来非常积极的平民运动。
那里发生的事情可能最终会导致民主国家出现，但也可能导致平民主义专政。当然土耳其是伊斯兰和世俗民主政体如何和平相处的一个范例，但是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模仿土耳其。
(2012-1-31 10:25:00 点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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