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火纷飞的中东地区到积贫积弱的非洲大陆，从血汗工厂的中国印度到遍地贫民窟的拉丁美洲，数以亿计饱受盘剥和压迫的劳苦大众中，流传着关于北欧福利国家的”童话”:没有贫富分化，人人安居乐业，政府廉洁民主；人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具有最稳定的保障。国家会承担全民福利–全面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廉价住房和便利公共服务。在国际上左翼力量和前斯大林主义（所谓共产主义）国家的群众中，也经常可以听见关于北欧国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讨论。尤其是针对瑞典，它是否代表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或是否是一种可以取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 作为一位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瑞典正义社会主义党（Ra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瑞典支部的派瑞-奥尔森（Per Olsson）撰写本文剖析所谓”瑞典模式”和其残存的陈迹。凭籍自身数十年来的切身感受和理论认识，对瑞典社会、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变迁进行了精到的分析。痛苦的现实戳穿了童话的谎言。在旧的工人政党和工会彻底蜕化和官僚化后，瑞典工人阶级运动步入低潮，曾经斗争获得的改良成果和社会进步终于化为乌有。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浪潮面前，瑞典的社民党和工会更是从步步退让到甘为资本主义的”马前卒”。改良旗帜下的”社会主义”本就是子虚乌有，一时称羡的”福利国家”终也支离破碎。瑞典政治近三十年右倾的历史提醒着新殖民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假如没有工人阶级最广泛的团结和警醒的政治觉悟，没有以民主的方式牢牢掌握住工人阶级的政治工具：工人政党与工会；那么即使曾经到手的一点改良成果也会很快丧失。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但同时，无论在宣传、鼓动，还是在群众经济活动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他们都不横加指责，而是予以支持，关切地加以发展。”
瑞典执政的右翼政府在其网站上明确宣称”瑞典一直以来就是稳定的市场经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根据公有制为生产基础，工人控制和管理，社会平等和民主的计划生产等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来说，瑞典从来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瑞典既没有建立一套”混合经济”模式也没有提供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假如存在着这种可能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选择的话。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本国广泛的工人运动，瑞典确实创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并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楷模。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所取得充足的公共福利资金得以提供首屈一指的高度发达的教育制度、世界一流的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制度、幼儿保育体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险措施。虽然”福利国家”一词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在国际上广为应用，但60年代”福利国家”的建立和社会和谐的现实确实使得”瑞典模式”蜚声海外。
但是这种瑞典模式对于今天来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003年的报导，”20世纪70年代那段辉煌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当时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模式’曾经被整个世界视为现代和进步的典范。”
如今，大多数资本主义评论家都同意‘新的瑞典模式’是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他们还指出，这些方法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处置银行业危机的手段。简而言之，现在的瑞典模式是资本主义制度使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范例。
“假如说今天的瑞典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相当离谱的说法。事实上在一些部门和行业内，瑞典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比美国走得更远。瑞典已经成为了私有化的实验室”，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布赖恩-帕尔默（Brian Palmer）如此评论。自由主义者前瑞典驻美国纽约总领事欧莱-威斯特拜瑞（Olle Wastberg）夸口说道：”在许多领域内，，我们（瑞典）相比其他欧洲国家甚至美国，都拥有更多的私人企业。如目前瑞典80%的新建学校都是由私人运作的，另外铁路和地铁也多由私人公司控制。”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繁荣的结束也标志着旧的瑞典模式的终结，但事实上在经济陷入停滞前几年，福利模式已经开始停止发展。瑞典的资本主义制度极大程度上受益于一个事实，即在二战结束时瑞典的生产力仍然保持完好–因为瑞典没有直接参战，与纳粹德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瑞典资本家在战争期间获取巨大利润。德国曾经是瑞典的主要出口市场–来自瑞典的铁矿石和滚珠轴承多年都是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必不可少的原料。但是当纳粹德国即将失败的形势变得明朗的时候，瑞典的资本家们也开始转向盟国销售各种货物以赢得保护来应对斯大林控制的俄罗斯的快速发展。战争结束时，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对货物的巨大需求–如钢材、铁矿石和木材等–这使瑞典公司可以继续取得丰厚的利润。在20世纪50年代初，瑞典成为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在1950至1975年的资本主义经济‘黄金时期’，全世界的生产和市场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当时瑞典的经济发展以年均4%的速度在递增。然而，早在世界经济到达顶峰的时候，瑞典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开始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赶上或超过它。1965年之后，瑞典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已经开始下降。
与瑞典主要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相比，20世纪70年代瑞典经济处于相对缓慢的增长之中，并遭遇了一系列产业危机。瑞典造船行业在1975年时曾经是世界第二大规模的，但在随后几年出现了全面崩溃，纺织工业也是如此。在整个70年代，瑞典几十年来第一次经历了低于西欧其他国家的年增长率。
尽管这样，”福利国家”的制度仍然在继续扩大。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工人斗争的重新觉醒，整个社会中劳工运动的权重增加，以及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的政治激进化。同时大量的女性工人加入到社会工作也增强了劳工运动的力量，并使之变得更激进化。事实上，正是在这一阶段，”福利国家”也达到其顶峰状态。资本家被迫接受在工作场所进行改革，将更多的权利让渡给工会，例如，当时制定了《协同决策法》（MBL-工会与资方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工资条件）、《工作环境法》和一部新的就业保护法等。，此外，逐步建立起公共育儿体系，进步的父母育儿假期法案也得以实施。
但是有众多迹象表明资产阶级已经认为他们做出了过多的让步，时间应该倒流回去。虽然社会和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劳工领袖们仍然固守 “实现人性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可以经济层面和物质基础为条件的古典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早已不复存在。1980年，瑞典统治阶级试图明确划定改良的界线，在工人组织罢工抗议后，进行了雇主反罢工停业活动，但这次资本家的进攻失败了。由于在经济行业领域的失败，统治阶级转向了政治舞台。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在传统右翼政党的支持下发起了一个反对”工薪族基金”的敌视运动。”工薪族基金”计划本身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是无害的，这是由瑞典工会联合总会（LO）于1976年发起的活动，试图通过员工购买股票的方式来影响公司的运行。而且，工会联合总会的最初构想已经在实践中被淡化了。瑞典资本家并非是针对”工薪族基金”计划本身，而是希望以此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统治阶级的进攻得到了回报–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和工会联合总会（LO）领导层屈服了，这一行为再次证明他们并没有决心真正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和其私有制下的生产与分配方式。
同样，有时在瑞典被称为”混合经济”的模式从未将公共所有和私人拥有的公司进行合并运行。事实是瑞典的国有经济成分比许多其他国家的比重小，而且国有企业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廉价能源、进行基础建设、为以垄断经济为主导特征的行业进行前期研发（R＆D），同时完善的福利制度和社民民主党政府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提供必要的政治保障和社会稳定。
瑞典的资本集中程度可能要比大多数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正如2004年7月12日《金融时报》一篇关于瑞典瓦伦堡家族（Wallenberg Family）及其商业帝国的文章中提及的，”这个家族企业在欧洲可算是少数首屈一指能影响本国商业的家族…”，瓦伦堡家族一度控制了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中所有上市公司总市值40%的股份。
即使瑞典一位极端倾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彼得-施泰因（Peter Stein）也承认，”虽然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国有化是个基本原则，但这从来没有得到实施。直到1970年，政府在制造业中控制的企业份额不过是总数的5%。国家所有权和管理权是以专业的商业意识作指导的，并非由政治因素所决定”。（彼得施泰因（Peter Stein）：《瑞典：从资本主义的成功到强化的福利国家模式》（Sweden: From capitalist Success to Welfare – State Sclerosis），1991年9月10日）。
国有化从来没有成为和”一个基本原则”。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国家执政近40年–从1930年至1976年–却几乎没有国有化任何行业。而存在的一些国有企业也几乎都是私人公司的镜像，这反映出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层到底希望要的是什么模式。而公司董事会中工会代表的作为更像是股东权益的维护者，而不是工人的代表。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一直以来是工会领导人得到额外收入的管道，但对此却没有任何来自基层的控制和对资本主义方式的抵制。工会代表几乎总是与老板们站在一起。最近的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金属工人工会的领导人欧莱-路德维根生（Olle Ludvigsson）从1998年起一直担任沃尔沃（Volvo）董事会中的工人代表。2009年在公司决定裁员数千人的情况下，他竟投票支持公司大幅提高股东的分红标准。
工会联合总会女主席旺嘉-伦德比-威登(Wanja Lundby-Wedin)投票支持将一个庞大的退休金项目发包给瑞典AMF养老基金公司。而正是该公司由于在持有资产上的巨大亏损而将养老金给付标准降低的。当这一消息在2009年春季为公众广为知晓的时候，民意调查显示90%被调查者希望伦德比-威登辞去工会联合总会主席的职务。作为数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她每年可以额外得到50万瑞典克郎（约5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然而，从1982年当选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开始与原先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有许多方面的不同。首先，它使瑞典克郎贬值（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在当时”改革”这一词仍然具有其原有的进步的含义。其次，在其政府任期即将结束时1985年5月，社会民主党面对来自于公共服务部门工人罢工反对政府提出的工资上限的挑战。从这时开始表明工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全国性的基层工人运动开始出现；将工会活动分子聚集在一起。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尝试以有组织的形成反对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政策和间接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1986年，令人尊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和瑞典首相奥拉夫-帕尔梅（Olof Palme）被杀害，暂时性地中断了工会的激进化和对社民党的反对。工人和青年们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开始改变，劳工领袖的权威也开始日渐削弱。”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复存在了”，这是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未来即将发生的大事件的先兆。就成员的数量、影响力和权重来看，瑞典的劳工运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劳工运动之一。一度超过85%的瑞典劳动力是有组织的工会成员，最高纪录是1986年的86%。自那时起，工人中工会成员比率开始下降，尤其是在2006年以后，现在工会会员比例是71%，假如目前的趋势得不到扭转的话，到2025年工会会员比例将只剩下61%。
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工会能够提供不断增加工资和为所有人提供工作。雇主、劳工领袖和社会民主党政府几乎是并肩工作以推动经济增长。集体谈判成为当时发展的基石，正如工会联合总会（LO）在其发行的宣传手册中所提到的，”发展出了一整套集中统筹的工资谈判制度。从50年代到80年代，工资谈判是工会联合总会（LO）和瑞典雇主联合会（SAF）协商。当时全国各工会都会进行整体协调针对劳动力市场的各部门参与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工资框架”。
但也从那时起，瑞典的工资谈判发生了变化。今天，每个工会都需要直接与资方进行谈判，他们谈判所达成的充其量只能保证该行业中工人最低工资的增长–而最终的具体增长幅度取决于某一工作场所乃至个人谈判的结果。这一去集中化和所谓”个性化”的工资谈判削弱了集体的力量，并不有利于工人。
但是，这样的工资协议却对于所有的工人都具有约束力。自1928年以来，法律就规定一旦工资协议达成并签署，通常以两年或三年的时间期限，假如发动罢工将成为犯罪行为。这就意味着工会将为之支付巨额罚款（随着时间的增加，罚款金额也会增加），这对于其下属的地方工会支部也是如此；只要在协议规定的时间框架内工会组织进行罢工或者仅仅是口头支持罢工就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而假如工人进行非工会组织的非法罢工则不仅会面临罚款，而且可能被开除。简单来说，一旦劳资协议达成，罢工就遭到禁止。
在过去的20年里，瑞典劳工法律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压制性：提高非法罢工的罚款、延长了罢工前的通知期、设置政府机构（国家调解办公室）进行强制仲裁、而且该机构还拥有推迟罢工和工业行动的法定权力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或是由社会民主党议员提出或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工会内部开始了对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力量的政治迫害；二战结束时工会所具有的工人民主的成分此时被完全消除了。左翼被彻底地边缘化和消声。工会日益变得官僚化和集权化，并为具有高薪的全职工会官员所控制，（而他们全都是持有党员证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普通基层会员没有任何管道可以影响决策和政策。
长期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仅次于奥地利社民党在欧洲各党团中党员占选民比例最高的政党。在80年代中期曾经宣称有120万党员，而这个国家总共只有830万居民（1985年的统计）。成员大部分都是作为地方工会的会员以集体党员身份加入的。然而，一旦在1990年取消集体党员后，社民党领导层将工会视为”数个压力团体中的一个”，党员人数开始急剧下降。到1991年时党员数量已经降到26万；自那时开始，社民党几乎每年丧失近万名会员。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15年后社民党将不会剩下任何党员！
与之相伴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社民党政府开始的所谓”体制转变”的政策–取消原有的公共福利和放松管制，以及进一步私有化。由于数个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一右倾化过程得以实现：1）20世纪80年代初，社民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工人国际委员会瑞典支部的成员）被从党内开除后，没有任何左翼力量能够挑战这一进程。在遭到开除后，我们就曾警告说社民党内的剩余左翼最终也会消散乃至自我右倾化以寻求”新思路”，与此同时工会中左翼活动分子的数量也在减少中。2）瑞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导致失去了福利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满足资本主义的要求而削减公共开支和工人在”经济蛋糕”中的份额。3）在凯恩斯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失败之后，全球化的加速和来自海外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众多新自由主义政权。4）1989-1991年的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则进一步推动这些趋势，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右倾化绝非仅发生在瑞典。在与俄罗斯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竞争的时候，西欧的福利制度被广泛采用作为赢得群众支持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当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后，资本家们更加确信福利制度是不必要而昂贵的”奢侈品”，将公共服务转变私有化将开拓出新的有利可图的市场。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体制转变”首先开始于放松对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的管制。20世纪80年代放松管制创造出了一个国内货币市场以及信贷的蓬勃兴起，投机和泡沫（银行的贷款大部分被用来购买房产）。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大量的资本外流、贷款损失和银行资不抵债。许多银行倒闭，国家不得不介入。
同样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公共健康卫生领域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也在下降。而另一个后遗症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医疗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比例也是有所下降。旧有意义上的改革已不再存在，从现在开始，”改革”其实成为”反改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1991年开始实施的大规模税制改革，其正式名称是”世纪税制改革”。这一所谓改革是由社会民主党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民党（Folkpartiet）所共同推行的。这一税制改革取消了累进税制，降低了收入所得税，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尤其明显；同时却将销售税和房租税收提高到23%。它的灵感来自于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的税制改革及其产生的连锁效应，但其结果却是导致国库亏空。《纽约时报》（1990年2月20日）曾经评论到，”（瑞典的）税制改变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它被看作是从众多瑞典人所珍惜的创建平等社会的理想上的倒退”。这其实已经很含蓄地描述了反对者和普通人民对于这一”改革”的看法。
1990年当经济危机将临的迹象一出现，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工会领导层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项禁止罢工和增加工资的禁令。这导致了低收入工人的不满与反抗，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而工会联合总会的领导层也不得不公开表示道歉。不过这项建议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层正变得越来越资产阶级化并与工人发生疏离。而在1990-1991年间社民党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危机的措施：削减公共支出（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失业救济金），增加销售税，申请加入欧盟，将反通胀的目标置于减少失业之上–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社会民主党的右倾化转变。这成为了与过去历史的决定性决裂。
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右倾转变导致了1991年9月大选的彻底失败。而新组建的右翼政府–是由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它们继续了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的种种政策。新政府上台执政后，瑞典的经济仍然处于直线下降的状态。从1991-1993年瑞典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它自1920-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与金融危机和银行业倒闭相伴随的是工业实体危机和建筑业的崩溃。在1992年危机带来的问题变得极为尖锐。右翼政府与社会民主党事实上组建了非正式宣布的民族政府–制定了一揽子经济措施希冀阻止经济陷入危机的深渊。1992年所设计的两个拯救危机方案被形容为”现代历史上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刺激措施”，其中包括增加增值税、削减病假福利、减去工人2天假期、以降低雇主交纳社会保险份额（退税）的形式进一步补贴企业。
1991-1994年执政的右翼政府所采取的拯救危机的经济措施都得到了在野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其中还包括开始出售国有企业。
但是危机在1992年时候还是变得更为糟糕，甚至于中央银行在当年秋天（11月份）的一个周末将隔夜拆借利率上升500%也仍然无法阻止投机资本的外流。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使货币发生事实上的贬值。这是市场经济的专制。几家银行不得不国有化或被迫接受公共资金以便继续生存下去。政府花费了等于当时瑞典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资金，也就是至少650-700亿瑞典克朗来拯救银行–根据《纽约时报》的计算相当于今天的200亿美元。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1990年初就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和持续性的影响。”从1990年到1993年，就业人口下降超过50万，约占就业总人数的13%；在公开市场上的失业率从1.7%上升到了8.3%。”（1999年2月政府任命的福利委员会的报告）
1993-1994年就出现了相当于GDP10%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从占GDP总额的43%跃升至1994年占GDP的78%。上升的失业率，加之拯救银行等的成本和”税制改革”减少的税收收入是造成公共债务和赤字的主要原因。当1994年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掌权力的时候，债务和赤字成为削减公共支出、增加税收和以市场为导向改革的借口，这一方案还得到了左翼党（前瑞典共产党）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危机远未结束。1994年后出现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或者工作与就业的保障，甚至没有能使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长驱直入有些许停顿。与之恰恰相反的是，”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瑞典群众大规模失业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有相当多的人口受到失业的影响。根据福利委员会的描述，1990年共有多达180万人登记为求职者，这一数字占到当时瑞典全国18至60岁人群的40%之多。
在20世纪90年代，签订永久就业合同的工人数量从360万降到仅过300万，而与此同时临时工的数量从40万人增加到52万人（约占就业人口的15%）。尽管已经出现了数年的经济增长，但1999年失业率仍然高达5.6%，而1990年时这一数字仍然只有1.7%。在16-64岁的可就业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率从1990年的84%降到了1999年的77%。
整个瑞典社会事实上根本没有从1990-93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瑞典终于发现自己与社会民主党昔日曾提出的”人人有工作”的目标已经有万里之远。儿童福利金遭到了削减，这是第一次在实际购买价值上对此福利动刀。失业保障金从1993年前原有收入的90%在1996年削减到了只有原有收入的75%。但是由于失业期间，人们仍然需要支付失业保险金，所以越来越少的工人能拿到原有收入的75%。
此外，病假工资也被削减，普通人变得更加难以获得住房补贴。社会保障制度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这些对普通民众的打击引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运动起始于中学生的罢课与示威。学校学生的斗争首先是由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瑞典支部青年成员组织发起的，在1989年到1990年间他们设立了社会主义青年运动（Elevkampanjen）进行相关活动。在1995年的春天，有45000名学生参与了社会主义青年运动（Elevkampanjen）所组织的示威和抗议活动。紧随学校学生斗争之后的是，工人、失业者、病人、残疾人和其他遭受政府政策打击的群体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1996 年瑞典最主要的报纸《快报》（Expressen）的头版标题就是”反叛中的瑞典”。在当年年底，瑞典见证了一场明确反对现政府的政治罢工。各种示威活动，即使是大型的反政府示威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为坚决的如罢工之类的措施。但是工会领导人得以阻止了运动。
在此之前，许多工人认为也许社会民主党只是暂时性地迷失了道路，但现在他们意识到社会民主党已经进入一条迥然不同的资本主义道路，彻底抛弃了福利体制和旧的社会成果。根据福利委员会的报告，政府”在1994年到1998年间推出改善财政预算的计划，希望能额外节约1260亿瑞典克朗（约等于1260亿人民币），约等于瑞典7.5%的国民生产总值…而预算改计划中的一般金额就来源于对公共支出的削减。而其中有一半左右来自于减少对普通家庭的直接补助，另一半来自于削减公共消费支出和降低补贴。”
瑞典社民党和它的政策也在1999年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赞扬，”自从1994年执行财政预算改革政策以来，通过削减开支和提高税收，加之以降低利息成本，瑞典财政的整体改善金额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并在1998年实现2.2%的财政盈余…。而且进一步展望的话,公共支出的控制将由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改革和将公共服务部门实现结构调整和私有化而得到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瑞典的报告，1999年9月2日）
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阶级间的鸿沟。工人阶级女性，尤其是单亲家庭，面对削减公共开支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遭到了最严重的打击。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变遍布整个社会。城镇议会和地区议会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削减开支和市场”改革”的计划。国有部门变得日益失去管制和私有化。”公共开支的削减，加之由于私有部门失业危机而导致的税收下降，引发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减少，如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障行业受到明显打击。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在1996年和1997年（经济已经出现复苏）但仍然在这些行业出现大规模就业人口减少。在1990年到1998年间，地方政府（包括县级地方议会在内），每年雇员数量都发生下降。该领域的就业人口数量从接近130万下降到了不足110万。
在市政服务行业中，整个90年代私有化的（含私有化出售和外包给私人公司）的从业人员数量增加超过一倍以上。而国家级公共服务领域方面也出项相同的情况。国家直接雇佣的就业人员从1997年的40万人下降到20年后的20万人。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1994年到2006年期间，超过1160亿瑞典克朗（约合164亿美元，或1160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被出售。根据福利委员会20世纪90年代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保育、教育、青少年社会服务和对对老人照顾的方面，由非公共服务部门提供”公共服务”项目正日益变得普遍。这一发展是其政治意愿和政治决策带来的直接后果。”
1996年瑞典放开电力市场，允许私人公司参与竞争。此后电信、邮政服务和公共交通等行业也相继被放开。而国营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其中也包括在1992-93经济危机期间国有化的银行；当时为了挽救这些银行，政府提取大量的公共资金以弥补它们的亏损。
“另一个领域是瑞的养老金改革…由于在1998执行的个人额外补助养老金体制改革，导致养老金储户无法保证获取高额养老金。” （2003年，中央银行副行长拉尔斯-伯格（Lars Nyberg）所作的关于瑞典在欧洲的讲话）。当欧洲其他政府试图复制这个所谓的养老金改革-将个人养老金储蓄私有化和降低养老金标准–的时候，他们遭到了群众的大规模反抗和抵制。
而且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改变所谓的”自由择校”体系，这是其政治对手在1992年推出的政策，它为私立学校的迅速增加提供了机遇。1991年，中学教育中，私人开办的学校仅接收了1.5%的学生，而今天这一数字达到了17%。
从20世纪90年代起，卫生医疗行业也开始向私人开放。理论上只要在瑞典缴纳税收就应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福利。但这只不过是纸面文章而已。事实上，除了税收当你看病时，还需要支付诊疗费、住院等各种费用，而且费用数额几年来一直在增加。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瑞典有85万人负担不起看牙医的费用。
社会民主党庆幸于选民中”烂苹果中挑选不那么烂的”的想法能够在1998年和2002年的选举中继续保住政权。工人们投票给社民党并非支持，而是为了反对传统的右翼政党。社民党再也没有从前所拥有的群众支持了，从1994年起，其支持率就在不断地下降。在2006年举行的最近一次选举中，尽管由于经济繁荣而使就业率得以增加，但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在选战中失败。而且这成为了自192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惨败，由于选举的失败，党的领导人约兰-佩尔松被迫辞职。党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但政策仍然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地右转希冀以此来赢得大城市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
2006年当选的右翼政府是一个极端新自由主义政府。危机对瑞典的打击要远胜于对其他许多国家。瑞典的经济极度依赖出口–1985年占GDP的25.5%到2008年已经上升到占GDP的56.7%，而且由于金融泡沫的破裂瑞典银行在波罗的海诸国和乌克兰投资也产生巨大的损失。现政府自2006年当选开始时，就致力与进一步削减失业福利和社会保险金，目标在于建立一个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在现代历史上瑞典还从来没有在社会安全保障处于千疮万空的情况下面临经济危机。而政府还希望卖掉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企业，并将公共服务行业彻底放开以进行”自由竞争”并出售给私人企业。由于瑞典工人目前的保障远少于以前–越来越多的人缺少如失业保障在内的基本保障–所以现在的经济危机正迅速转化为社会危机。在过去的12个月中失业率从5.9%飙升至8.3%，并预计将在2011年达到12%。”而可以预计经济严重衰退将导致长期的就业人数减少10万。”（瑞典经济研究所报告，2009年8月）。
在瑞典解雇拥有永久合同的工人是相对容易的。老板只需要声称缺少工作给予赔偿就可以结束工作合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瑞典的失业率上升速度会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快。目前制造行业内每5人有1人失去工作。而青年人的失业率接近30%，是全欧洲最高的。
与其他国家政府不同，瑞典政府并没有准备救助那些崩溃的行业。迄今唯一的救援方案是承诺向银行提供支持，正如20世纪90年代时的做法一样。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希望进一步削减税收，当全国每10个人中有1个处于失业的状态下，但私有化的进程没有丝毫停顿的迹象。
而正是由于所谓反对党的弱点–社会民主党、左翼党和绿党的所作所为和工会领导人的背叛–使得右翼政府能够继续执行其政策而无所顾忌。近来社会民主党、左翼党和绿党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红绿联盟”，但问题在于这个联盟既不”红”也不”绿”。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危机。他们已经失去了群众中的根基、影响力和支持，也不太可能恢复其昔日的景象。他们现在所执行的政策是对已经破烂不堪的整个福利体系的进一步打击。社会民主党本身已经开始空洞化。
瑞典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前所面临的任务是重建执行社会主义路线的工人运动–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将工会重组为民主的和具有战斗力的组织。从瑞典经验中值得吸取的关键教训是，只要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任何本来已经取得的社会成果都不会永久持续下去。而当前所处的危机阶段，这更是尤为重要。即使仅仅为了从资产阶级手中赢得最小的社会进步和确保就业机会，也必须要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斗争。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社会改良已经日渐腐蚀，只有明确以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计划经济为目标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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