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声音
——从里约到德班之四
里约会议提出“共同但又区别的责任”，第一次把和环境生态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确立为大规模高规格国际会议的经常性议题。京都会议，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通过《京都议定书》，相比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鼓励西方国家减排，变为强制减排，具有法律效力，是一种进步。接着的巴厘岛会议通过巴厘路线图，要求在长期合作行动中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
从里约起步，世界各国为解决环境生态问题走出的每一个前进的步骤，都纠缠着多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敌而友，友而敌，分分合合，曲曲折折，旧问题没有解决，还不断出现新问题。但是在总体上显示出的，是利益关系两极化、阵营两极化的趋向，贯穿着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斗争。全球环境生态在现存世界秩序中持续恶化的事实，第三世界——其中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困地区、低收入人群、有色人群和移民——的不间断斗争，形成强大的国际压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利令智昏、数百年目空一切的西方权势集团，不会走到谈判桌前。
人们看到，一方面，西方内部的利益冲突在扩大，另一方面，在对付第三世界的时候，他们又总是结成压迫者的同盟。第三世界内部也存在矛盾，然而历史却使他们日益认识到团结的意义。进步不是来自西方的恩赐，而是斗争的结果。然而在这样的世界秩序范围内，问题一次一次提出，进步却往往具有表面的或局部的性质而始终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西方完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诚意。他们的原则是，要么硬顶，要么软磨，要么欺骗，要么把暂时似乎有所退让的协议改变为攫取和洗劫的新机遇，不会听任任何漂亮的协议捆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脚。
美国2004年比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16%，压根拒绝在《京都议定书》签字。从1990年到2007年，西方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10%以上。英国《地球之友》2009年11月公布的《危险的痴迷》写道，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5%，却制造了全球3/4的历史排放量。美国人均排放量超过中国的4倍，是印度的20倍。
巴厘岛会议期间，人们对美国已经不抱希望，只是要求美国“不要挡道”。奥巴马声称，美国不会加入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还以“环境整体性”的理由，提出打破气候问题上的“柏林墙”。西方力主取消《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则提出种种先决条件。但是那次会议的最后时刻，美国还是被迫收回了反对巴厘路线图的立场。如果说哥本哈根会议和后来的一系列会议，第三世界走向团结和力量显示越来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话，那么这也使西方进一步明确，他们的对手在哪里。于是2010年10月， 在天津举行的第4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美国就带头鼓噪“参与国太多，阻碍谈判进程”，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试图剥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言权，分裂瓦解第三世界的共同立场了。
这年11月有墨西哥的坎昆会议。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组成所谓“伞形集团”，会前即密谋扼杀《京都议定书》。他们再次落空。然后是拟议中将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程序问题的2011年德班会议。比较一下里约会议很有味道：当时西方主要国家首脑人物纷纷到会和竞相出风头，这次会议却可以说踪影全无。这不是西方示弱、从他们原有立场倒退的证明，他们想怎么干还会怎么干，然而看得出来，西方当局的自信在掉价了。他们已经不再认为，可以在国际会议上继续压服第三世界，或者有效施展分裂瓦结第三世界的阴谋了。
在德班会议上，早已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宣布将把“说‘不’进行到底，不加入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重提废除《京都议定书》。然而会议仍然在日本、加拿大拒绝签字的情况下，194个与会方通过决议，同意从2013年起，延长5年这个议定书的法律效力。
西方的阻挠，使德班会议未能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正如绿色和平国际执行总干事库米奈所说：“美国等气候谈判的阻挠者已经成功地为自己保留了一扇‘后门’。如果此门不被堵上，美国可能将我们急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无限期拖延下去。这对于人类赖以共同生存的地球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这不是一次尽如人意的会议。第三世界没有实现全部要求。目前国际秩序下，也不能想象开出世界大多数人尽如人意的会议，开出实现第三世界全部要求的会议。但是一向感觉自己在天上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西方权势集团，会更觉窝囊。搞鬼照旧，阴谋继续，然而派来几个虾兵蟹将，似乎也在对自己一手遮天主导全部会议进程的能力，多少失去自信。
德班成为西方自私的展览场地。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大国，2009年清洁能源投资34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0.39%。美国同年清洁能源投资18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0.13%，已经失去道德高地。中国在德班大放光彩。一家日本报纸说，“借用毛泽东的游击理论，中国在温室气体问题上已走出后退和持久战阶段，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i]可以感谢它的善意，却只能说：过奖了。中国仗义执言，成为会议明星，每有声音，都吸引你世界竖起耳朵倾听，每一句话都占据媒体新闻的头条和引发各方的分析评论。中国代表团团长坦率地对西方国家拒不履行各项承诺提出批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言。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作了。你们还没有做到。”
走向德班的气候之路，是西方发达国家失去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内部矛盾深化的路，是第三世界走向团结和在解决重大全球问题上日益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路。
[i] 《中国喜爱京都议定书的理由》，日本《富士产经商报》2011年12月14日。
终审判决——从里约到德班之五
终审判决
——从里约到德班之五
一切涉及环境、气候、生态的问题，都属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自然按照它自己的规律生生息息。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创造人，人也改变自然。人不是自然及其变化的消极的承担者，也不是自然的奴役者和盘剥者。自然资源无论作为生活资料或是作为劳动资料，它自身，它和人之间，都存在一种通过物质、能量、信息变换以维持生命过程的关系。这里的人不是孤立的和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就是人的社会、人的世界。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具体的；于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问题不能不归结为资本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把自然作为奴役和盘剥的对象，同时把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人的劳动力也是自然的力量——作为奴役和盘剥的对象。
人类同自然的关系，由前资本主义的原始共生的阶段，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对自然寄生的阶段。
人在自然的规律中生存和生活，向自然索取，同时也给予自然。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以保障自然按照自己规律运转作为给予自然的尺度，自然资源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然而面对疯狂盗贼般贪得无厌的资本，自然资源的丰富性、无限性和固有的生命运转能力正在处于消蚀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资本、作为利润来源，沦为供资本奴役和盘剥的似乎无穷无尽的免费礼物。人所消费的自然的组成部分，不能作为自然按照自己规律正常循环的有机部分回到自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人一方面不能预测和抵御自然对人疯狂掠夺的报复，一方面在追逐利润的断头台上丧失数千年在劳动中积累起来的辩证思维的能力。正像形成越来越多的绝对意义上的废物和垃圾，这些废物和垃圾也在按照物质不灭的规律转化为穷人的生活环境甚至穷人的身体，让他们用自己的贫困、战乱、疾病和缩短寿命，来滋养富人的安宁、奢侈、健康和长寿。
自然界的存在，对人而言，本来没有绝对的有害或者绝对的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害于此而利于彼，反之亦然。雷电交加，暴雨倾盆，送来丰沛的水，成灾则房倒屋塌、人畜溺亡。春花烂漫，农作物生气蓬勃，害虫一道生长。二氧化碳过量排放对人类生存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二氧化碳也属于制造肥料的原料。现在缺少的，主要不是实现这种变害为利的技术，而是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归资本所有和利用，于是不仅成为压榨盘剥人的手段，同时成为压榨盘剥自然、造成更大破坏的手段。
在人和自然这对矛盾中，人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人而言，资本，无论对雇佣劳动者的奴役和盘剥，无论对自然的奴役和盘剥，都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视贪婪和私欲为生命的人类少数数百年来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他们用技术手段包括号称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手段造成的更大的破坏，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极端状态。
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i]
被吹嘘为现代化目标的城市化如何呢？“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ii]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的判断，已经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并且成为认识今天世界历史走向的科学方法论的原则。
资本在继续自己的压榨和盘剥，被生活唤醒的人们却越来越多。
1997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出版《自然的理由》，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揭示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即它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是在地球的环境方面，都在日益暴露出无法掩饰的不可持续性，失去存在的依据。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及其全球性的不平衡发展，对人的压迫和盘剥走到极限，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也走到极限，导致自然修复能力的消耗与衰竭，使这种消耗和衰竭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
美国学者约翰·H·福斯特，在《每月评论》2010年1月号发表《为什么要进行生态革命？》，引述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著名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的话，把我们这个世界持续恶化的生态状况，称为“通过放大反馈加剧形成的引爆点”。2009年9月，这位学者因为反对破坏环境而遭当局逮捕。福斯特认为，世界面临经济帝国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现实，“生态革命时代的主要历史代表和发起人，要从极可能最早被即将来临的灾难所打击的第三世界群众中重寻找”。
社会主义具有了新的意义，被赋予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的双重使命。世界看到比如古巴农业的代谢恢复。美国刊物载文，分析这种代谢恢复的两重含义：一个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交换特别是养分循环，另一个是调节社会代谢，把土地和土地的管理、经营和产品分配交给土地上的劳动者。古巴农业正在从苏联解体和美国制裁的灾难中得到恢复。文章把古巴的探索称为“可持续农业的典范”。[iii]
主张“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哥本哈根大会发言，比较所谓“生活的更好”和“生活得好”：“生活得更好就是去剥削人类，就是抢劫自然资源，就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承诺中，没有团结和互助，没有互惠。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尝试思考其他生活方式、而且是生活得好而不是更好的原因。生活得更好总是以某些他人为代价。生活得更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的《生态裂痕：资本主义对地球发动的战争》一书认为，未来只有社会主义才使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一片评论该书的美国杂志文章写道：“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一直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它将带领我们走向人间天堂。现实却是，地球越来越不适合我们生存，而且冒着被毁灭的危险。我们不知道实现全球社会主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iv]
历史和现实把资本主义这一全球生态危机的制造者，送上了被告席。受到最大伤害的人们，成为最严厉的审判官。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范围内绞尽脑汁，由此产生的任何方案，结论终究是没有出路。这是一种历史的终审判决。
在哥本哈根会议的会场之外，聚集着十数万示威游行的人们。他们不信任会议的讨价还价会有什么成果，高呼着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口号。民间组织在同一城市举行自己的“人民气候大会”，通过《制度改造——不是气候变化》的宣言，拒绝目前世界秩序下的市场主导和科技为中心的解决方案，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人民气候大会拒绝纯粹市场主导、以科技为中心的，结果是深化剥削和加剧环境灾难的解决方案。人民气候大会的宣言，就称为《制度改造——不是气候变化》。2010年4月，又有在玻利维亚召开的“世界人民气候变化大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万名代表出席。大会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模式”。
随着人类和地球陷入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它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随着危机的日益加剧，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的历史任务，以从未有过的紧迫性题上日程；它的目标不能不归结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体系，唯一的推动者是人民运动。
在资本主义对地球发动的全面战争中，资本主义的反人类、反生态性质，正在由其历史进程显现在世界面前。资本主义是人类绝大多数的压迫者，同时是自然的压迫者。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成为同一过程。这一过程的症结，在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从历史运动的客体转化为主体，在于最终埋葬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
人类从现存世界秩序下的解放，既是人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解放。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双重压迫、战胜这种压迫造就的双重危机的，只能是双重解放。解放的旗帜，将从现存世界秩序的最大受害者那里，从失去苦难之外再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人们那里，飘向全世界。
我们手中没有预言未来的水晶球。然而魔鬼的每一次跳跃，都无法挣脱衰退和崩溃的噩梦，都在打造和加重自己颈上的枷锁。任何历史创造活动，都只能从脚下起步。资本主义吞噬人类、毁灭地球的新的危机，展示开来的，正是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新的沃土。
[i]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 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ii]《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iii] 《治愈裂痕：古巴农业中的代谢恢复》，美国《每月评论》2007年5月号。
[iv] 《〈生态裂痕：资本主义对世界发动的战争〉一书评介》，美国《世界体系研究》2011年第16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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