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在欧美已经成了一种生意。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威胁下．可能隐藏着一小撮金融集团的私利。中国可以借低碳发展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但我们也要密切关注碳排放方面其他国家的走向．随时调整政策。对于已经开始尝试的碳交易，一要及时评估它对国内减排产生的效果；二要跟踪国际社会碳交易的发展．防止碳交易演变成新的金融泡沫。
一、低碳是国际舞台上新型的政治博弈
人类工业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并危及地球的未来，近些年来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新的热点问题。由于这一命题是联合国委托的一个专家小组提出来的，所以它的“权威性”似乎很强。然而，虽然世界各国没有谁提出大的质疑，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舆论还是怀疑，这会不会是发达国家制造出来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种烟幕弹。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认为，近百年来气候在迅速变暖，全球气温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上升了约0．74摄氏度，而这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所导致的。最近20年来，世界各地普遍感到气温有所升高，因此这种说法很容易得到公众舆论的积极响应，加上它源于IPCC这样一个非常“权威”的机构，因而被全球媒体广泛引用。
但是这一结论并未得到科学家的一致赞同。持反对意见的气象学家指出，地球气候实际上一直在变化，人们之所以会觉得近200年来气候正在变暖，是因为地球从15至18世纪经历了一段“小冰川期”的时期。而在此之前约1100年至150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今天要热得多。同时有的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增加的二氧化碳无法改变整个气候。因为二氧化碳只占大气成分的0．054％ ，本来就微不足道，而且地球二氧化碳排放中95％是自然原因形成的。另外，一些研究太阳活动周期的科学家认为，近些年来人们感觉到的气候变暖是太阳黑子运动的结果，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下一阶段人类将经历一个气候回冷的时期。
中国的历史记录也说明，地球气候的变化不是随着人类的工业化和二氧化碳的增加而发生的。唐朝的时候，中国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的皇宫里曾种植过橘子，皇帝还把橘子分赠大臣。橘子只能耐零下8摄氏度的低温，如今陕西气候比当时寒冷，不能生长橘树。而在寒冷的清朝，江西的橘树都被冻死过。
2009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气候门”丑闻爆发了出来，这更加让人质疑“全球变暖”这一命题的真实性。中国政府的努力使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完全失败，但国际舆论中始终有一股力量要把全球变暖及哥本哈根会议“未果而终”的责任都推到中国身上。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国际舞台上一种新型的政治博弈，是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游戏。
二、低碳背后的利益之争
在强大的“全球气候变暖说”的宣传压力下，反对派科学家的声音基本被淹没了。当低碳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之后，谁再反对无疑就等于犯了某种“反人类罪”。
然而，我们不能不警惕，是某些利益集团制造了全球变暖的恐慌，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新的投资点，这样它们才可能大赚一把。美国地缘政治专家恩道尔在仔细阅读了联合国的IPCC报告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委员会声称他们制定了一个I50年的气候变化模型，但他们挑选的数据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找到的。恩道尔指出，英美等国的金融家们准备利用全球变暖的恐慌大发一笔横财。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2003年创造出了一种新产品，叫做芝加哥气候期货，其实际交易的是未来碳排放的指标。美国的金融家们想在未来建立一个数万亿美元的“碳排放额度”交易市场。2005年，欧洲气候期货也被创造出来了。这两者都属于CLE Limited这家私人公司，而这家公司又属于纽约和伦敦最大的银行。一旦美国国会通过“碳排放上限与交易法案”，这个新的市场就要操纵强加给工业增长的数万亿美元的税负，这几家私人公司就会从中大获其利。恩道尔还指出，美英的一些私营公
司惯用政治伎俩去游说议会，通过国家的力量去推行对这些公司有利的标准。这些私人的利益集团同时拥有西方最大的媒体，例如CNN等，它们能通过宣传使大众相信，整个世界都处在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威胁之下。而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威胁下，却隐藏着一小撮金融集团的私利。
的确，碳减排在欧美已经成了一种生意。由于很多金融衍生产品都已经遭遇失败或被怀疑了，金融企业需要找到新的金融产品来赚钱，于是开始大力发展碳金融市场。大量的金融企业已经把减排指标的交易都做成了金融产品，甚至还分类打包再卖出去。与当年的住房次级抵押贷款有些相似。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2005年 京都议定书 生效之后，全球“碳交易”的总额从最初不到l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8年的1260亿美元，其中金融衍生工具带来的交易量也在不断上升。实际上，欧美的金融机构手中已经握有许多碳排放指标，如果不鼓吹低碳，不强行推行碳排放额度，它们这些指标就卖不了钱。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主任詹姆斯?汊森是全球最早提出全球变暖问题的科学家之一，被称为“气候教父”，但连他也反对现行的碳排放交易做法。他认为，发达国家只是在纵容买卖，发达国家想要维持自己现在的生产水平，因此只打算花很少一部分钱从发展中国家手中购买排放量限额。这对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来说，会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他甚至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失败才好，因为可以挫败这种企图。
减少碳排放，也有着美欧之间在新技术领域、货币主导权等方面的竞争。上世纪末，美国推出了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在全球市场上大赚了一笔。欧洲国家却把眼光瞄准了环保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技术。近些年来欧盟积极推动全球“碳减排”，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为了在新技术领域占据优势地位，以此来获利。而目前，全球碳交易的主导权掌握在欧盟手中，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场内交易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另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减少使用传统的化石燃料，特别是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这里面可能有发达国家的战略考虑。欧洲国家对进口石油依赖很大，特别是对俄罗斯。出于地缘政治的担心，它们希望用这种方法降低自己的依赖性。同样，美国认定某些石油生产国是“流亡民国家”，然而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使得它投鼠忌器，破坏了它的战略打算。因此，降低对石油的依赖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三、中国如何应对这种新的国际政治博弈?
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理论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它反映出国际舞台上一种新的政治博弈。中国在迅速发展时期遇到了这种新的国际政治博弈，必须找到合适的应对之策。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掀起了一场低碳经济热，无论是从经济转型，还是从寻找新产品的角度看，这种做法都有一定意义。因为无论二氧化碳排放对地球的气候有无影响，减少碳排放如果对中国来说是减少燃烧化石燃料，即减少使用煤与石油，以及提高能源效率，那么这些措施在诸多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化石燃料的燃烧会造成污染，如粉尘污染、二氧化硫污染、酸雨，等等。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治理各种污染都是难题，如果能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就能省出精力来治理更多的其他污染。其次，化石燃料是要耗尽的燃料，用一点就少一点。我们用得多，子孙后代就没有可用的了。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也必须给子孙后代多留下一些。再次，化石燃料往往又是工业原材料，燃烧这些材料可能是最不经济、最不合算的用法。多留一些化石燃料，等待科技发展后使这些资源产生更高的价值，才更合算。最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进口大国，而且进口在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攀升，这样就使中国的对外依赖性加大了，从而相对缩小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减少对这些化石燃料的依赖，某种程度上就是加大了中国的自主性，减少了未来受制于人的风险。
另外，从某种角度上看，中国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发展新能源也是抢占技术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因此，我们可以从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加大使用可再生能源入手，来调整经济结构，改善出口环境。
但中国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我们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加上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因而降低碳排放存在特殊困难。
正因为如此，中国虽然可以借低碳发展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但我们也要密切关注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其他国家的走向，随时调整政策，防止陷入新的陷阱。比如，我们已经开始尝试碳交易，以促进企业减少碳排放。那么我们一要跟踪自身的碳交易的发展，及时评估交易对国内减排产生的效果;二要跟踪国际社会碳交易的发展，防止碳交易演变成新的金融泡沫。特别是当一系列国际丑闻影响到人们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性的看法时，在碳交易上形成的各种金融产品很可能会变成新的金融“垃圾产品”，进而在未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建立在碳排放基础上的金融泡沫持续的时间与房地产泡沫不同，它垮掉时会一泻千里，因此我们要加倍小心。而在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方面，中国也要注意技术的更新。现有的低碳技术产品，如太阳能光伏电池、风机等等，中国现在又是最
大的生产商，已经有过剩的趋势了。我们一定要跟踪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防止积累新的产能过剩。
同时，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谈判中，我们一方面要争取合理的碳排放权益，比如要强调中国人均碳排放仍处于低水平，另一方面要利用国际谈判的规则，争取到对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有利的形势。中国已经加入了由西方人制定规则的国际体系中，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人也会不断在国际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要争取在这场新的博弈中控制新的制高点，保护我们的利益，增强我们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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