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赤地千里，华北沙暴肆虐
亟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危机
（chinaworker.info）报道
西南地区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五省区遭遇严重干旱，在云南与贵州的众多地区长达200多天未下雨。因干旱已导致6000多万人受灾，近2000万人饮水困难，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亿元人民币。云南已有受灾民众依靠野菜度日，而贵州省300多万人需要口粮救济；另有上百万民众因缺水背井离乡成为“环境难民”。而且目前，干旱正在向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与西北陕甘地区蔓延，根据国家防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办公室）的预测，今年夏天可能出现南北同旱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10位，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900立方米，并且分布极不均衡。中国的“水”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水资源短缺，二是水污染严重。根据水利部的数据，在全国600个城市中，有400个城市长期性缺乏水资源。全国90%的湖泊由于工业污染而处于富营养状态。
但中国西南地区并不属于水资源缺乏区域，相反水资源较为丰富，是长江、珠江等众多跨区域的主干河流的源头或上游流域。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西南地区水资源治理开发战略》报告，西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5786m3，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为5652m3，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但由于近来地方政府和外来资本出于追逐利润的目的，更是成为水电密集建设地带。而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报告中西南水电建设描述为“百团大战”、“跑马圈水”、“遍地开花”干支流“齐头并进”，“甚至连当地的一个县长，也说不清在自己管辖的地块上，有哪些电站正在开山放炮，哪些正在拦截江河。” 而且水电开发，与地方政府高污染、高消耗的能源和矿产企业的扩张相结合与节能减排的方针背道而驰。
各地极其混乱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与流域自然生态、物种栖息地的江河水电一窝蜂开发，甚至引起了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公开质疑。而且此次西南大旱并非仅限于中国境内，去年年底整个湄公河流域都处于大旱之中，已经泰国等国的民间环保组织指称，湄公河流域大旱与中国在上游地区修建水坝有直接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表示，“在所谓水电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
而自上世纪8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彻底解散农村集体化生产，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都以短期利益为目标，在基础水利建设等方面基本未再作任何大规模投入，原来建好的灌溉系统和水库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失去管理而出现严重荒废，导致灌溉能力大大减弱，没能充分发挥其涝季蓄水、旱季供水的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云南、贵州不是传统的缺水区，旱情暴露出来的主要是‘小农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问题。”
特别是目前全国范围内仍在使用的小水库多为上世纪60、70年代所建，年久失修。而河道与灌溉渠等也缺少维护和清淤，且大量的河道被开垦、基建和垃圾填埋所占用与污染。《经济参考报》也表示，旱灾充分暴露出农村地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仍然明显，亟待政府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公共投入。
而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市场化农业大规模推广，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地掠夺利用更是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强调“地价增殖”追求经济效益，，各地政府和和林业局大规模的砍伐次生原始林木，转为成片种植极耗费水资源和地力的造纸用“速生巨桉”、橡胶林和蕉林。
2005年前后“绿色和平”组织和官方的中央电视台都曾经披露过印尼金光纸业（APP）在云南大规模毁坏原始林，而种植“速生巨桉”的情况。但为了追求利润，几年下来这种情况不仅未曾得到遏制，反而变本加厉。金光纸业除在云南和海南外，近年也在四川成都平原开始大规模种植“速生巨桉”。
而且整个大西南地区皆是如此，如香港上市企业理文公司、亚洲最大浆纸企业日本王子公司、日本荒川、香港丰林、加拿大嘉汉、广东信威、海南福莱斯等大批中外林业巨头纷纷抢滩广西,投资林业，投资总额达到800、900亿元，外资投资改造速丰林已达500多万亩（广西当地速丰林总计约有2647万亩，占全国35.15%以上）。
云南、贵州等地为保证每年的烟草产量，在雨季如有雨云生成，经常性放炮驱散云群减少雨量。而由此造成大面积干旱，在非雨季很难有降雨；而且由于地表干枯，地下水也很难蓄积。甚至有人预测，如果没有自然生态林，处于副热带高气压带唯独的云南将可能像沙特阿拉伯一样干旱。
而且由于官员为维持政绩向上邀功，很多地区的旱灾已经长达半年之久，但直到最近才得到披露。由于政府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大量青壮劳动力被迫输出前往东部发达省份的“血汗工厂”成为农民工，导致当地基层农村与耕作缺乏强壮劳动力，平时是尚可应付，但一旦出现大规模旱灾则剩余的年老体弱者根本无以应付。而普遍的官僚渎职和政治腐败，也导致大量贪污挪用建设款项和有意忽略水利建设的现象。如广西出现，地方政府集资修路已逾5年，但道路尚未修缮；当地数十名不堪挑水疲劳的老人向记者下跪求救的现象。同时也传出了各地官僚浪费用水和独占水源的情况，甚至当送水的消防车进入乡镇后，地方官员先确保自己家庭与工作单位的供水，而将最需要帮助的老幼弱势群体置之脑后，被当地百姓称为，“平时贪治水的款，如今贪救命的水。”
就在西南旱灾的同时，北方连在3天内出现两场沙尘暴天气。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16个省（市、区）均受沙尘暴天气严重影响。而且此次沙尘暴不仅席卷了韩国全境和日本大部，造成大面积机场停航。甚至沙尘天气还影响到台湾、广州和香港等地，这成为台湾25年最严重的一次沙尘天气。而香港当天的污染指数超过500，是1999年设立该监视指数以来最严重的污染指数，为此众多学校取消学生的体育课和户外活动。据相关预测，今年中国北方还可能有8-10次大规模强沙尘暴天气。与此同时，北方地区旱情露头。东北、华北和西北部分地区饮水困难也比较突出，甘肃东部、陕西大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等北方冬麦区降雨较多年同期偏少二至五成，部分农田受旱也比较严重。
去年华北地区遭遇了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有15个省份的农作物生产大面积受损。根据一些专家推测，日前在北方发生的大规模强沙尘暴可能与去年的旱灾有关，或者说去年的旱灾至少进一步促进了这场沙尘暴。由于去年北方大面积干旱，造成北方草原植被过早枯死，使表层土壤在今年春天失去了植被根系的固定作用。而近日气温的急剧回升，造成了地表土层的水分被迅速风干，而下层土壤依然处于冰冻状态，水分无法及时通过毛细作用传导上来，结果就是表层土壤异常干燥，又缺少植被的束缚，所以很容易被大风扬起。如果气温逐步回升的话，草原土壤的墒情应该不错，湿润的土壤，发生沙尘暴的概率就会减少很多。
虽然沙尘暴屡次袭击中国北方地区，并且官方也一再表示投入巨资，组织人力与物理植树造林以固沙润土。但由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变成“年年种树不见树，岁岁造林未见林”的现象，而植树造林也被民众讥讽为了“植数造零”。根据官方数字，自开展植树节以来，历经30多年，有约110亿人次参与植树，共植树515亿棵。但事实上却是劳民伤财，形象工程，只栽不养，前植后毁；甚至伪造植树造林数据套取造林补贴。中央政府曾使用卫星遥测普查植被情况，却发现东北和华北数省官员虚报植树造林数目，夸大成绩。
最近十几年，北方沙尘暴更是日益肆孽，有增无减。中国研究国土沙漠化过程的首席科学家王涛表示：“根据我们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沙漠化土地，在我国北方地区，是呈逐渐加速蔓延的趋势，比如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每年以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蔓延。那么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每年是以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蔓延。那么到2000年，我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土地，已经达到了38万平方公里，就是它每年36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蔓延的话，就等于每年我们国家在北方地区，失去一个中等县的这么一个范围。那大范围的荒漠化土地的蔓延，可以说已经对我们国家的生态安全构成了威胁。”
西南大旱与北方沙暴的两面夹击，已将中国的环境危机问题凸显无遗。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出现大面积的环境灾难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虽然各国统治精英及资产阶级都宣称要关注气候危机和环境灾难，但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相应的问题。而去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会谈失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尽快以国有土地为基础，由本地农民通过自愿的方式重建与环境友善的集体化生产应对环境危机。国家政府应该重点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入和向农民提供无息贷款，尤其是在灾情严重时期，严格控制流通与分配，反对自由市场体系。农村生产者、消费者社区和技术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以环境友善和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生产和流通以满足民众的需求。并通过跨国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以民主计划经济方式对整体资源和生产方式进行调整。只有这样中国工人阶级和民众才可能在平等地满足所有民众的基本需求前提下，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解放”。
“21世纪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世纪；假如不是，那么在满目的战争、饥荒、剥削、压迫、灾难和环境破坏之后，这也许将成为人类社会宣告自我解体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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