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8年，列昂·托洛茨基曾在他的《过渡纲领》（题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中预言，苏联将面临垮台，西方资本主义也同样将面临一次危机。然而，战后的世界景观就算没有与托洛茨基的预测完全相反，也是大相径庭。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其两百年历史中为期最长、上涨最快的经济扩张时期：迈克·基德荣（Michael Kidron）曾在1970年写道：“高就业率、快速经济增长和稳定都被认为是正常的；从整体上看，1950——1964年期间经济系统的运转速度是1913——1950年的两倍。”
上世纪40到70年代美国的经济翻了三倍。西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翻了五翻，并且在相同的时期内，法国的经济增长了四倍。较之于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末，“甚至惨淡、长期下滑的英国经济也增长了一倍”。西方被“美好”时光笼罩之时，苏联不但顽强地屹立着，事实上在纳粹德国被摧毁以后，它扩大并巩固了对东欧的控制。
在饱受第四国际组织和政治缺陷的折磨之外，托洛茨基主义陷入了理论混乱之中。除托洛茨基主义以外，战后资本主义的复苏使很多左翼人士深信，自由民主制（可以为工人阶级提供影响国家的能力）和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国家扩大总需求、创造就业机会和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为基础）的结合，可以在商业周期繁荣与衰退的摇摆中创造一条通道，开创一个全新持久的繁荣期。
上世纪70年代初特别是1973年以后，经济增长骤停，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全球危机，其特点是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即所谓的滞胀）。那些旗帜鲜明地拥护凯恩斯主义并在60年代末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主流声音的人们，在此刻遭到了冷落。与之相似，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他们身处无法解释的繁荣和出人意料的萧条的两难困境中，两者出现的时间和持续直接否定了他们的分析和预测。
对于许多最初就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左派人士来说，迟到（约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总比错误好。他们猜想，也许19世纪70年代的危机意味着托洛茨基一直都是正确的？比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就持这种观点，他曾在1979年论证，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其预言的时间而非其逻辑。但是无论这种思想上的180度大转变所提供的安慰多么具有诱惑力，最终，正如克利斯·哈曼所说：“由于每个人知道马克思的危机理论30年来都无法解释这个现实世界，即使它现在突然奏效，也不能使所有人都轻易地认为这一理论一直都是正确的。”
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凯恩斯左派的双重困境突出了一个理论的失败：无法对战后经济的繁荣做出实际的解释，就无法对危机做出清晰的解释，并且也无法对任何派别的社会主义给予分析性指导。
除了前所未有的GDP增长水平和微不足道的失业率，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还进一步出现了两个具有较大历史新奇性的特征：一是国家对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庞大武器开销。在一战结束后10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的欧洲国家就立即开始重整军备。尤其在1933年希特勒掌握政权之后，武器支出突然增加，迫使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入了一种“从萧条到战争”的狂热轨迹。虽然在这段时期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本性和一战以来工业、通讯和交通领域内的技术发展本应会极大地加速经济从下滑坠入崩溃，但是二战之后的军事花费（在1945年后一度迅速下降）从50年代开始猛涨，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军事开销增长最为迅猛的美国，在整个50到70年代，其军事负担一直在GDP的9%左右徘徊。在英国和法国，军事负担分别从5.1%和5.5%增长到6.5%。一份充分的战后资本主义分析报告将不得不包含对这些因素的说明。
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分析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平稳快速地增长。而这个事实对于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埃德·沙德（Ed Sard）和英国的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持相似的观点。尽管他们论述的内容和范围有重大区别，但二人都试图对战后资本主义做出明确有效的经济分析，这种分析是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计划同样也能够避免前面提到的凯恩斯主义者的出发点（并且根据这些出发点，资本主义存在着能合理地被管理以保持稳定并长久持续下去的假象）。最终，这样的一个计划应该是那些改变冷战期间体系的历史事件之间诚实对话的结果，因此这种计划能够避免一些人对资本主义进行墨守成规的分析。他们顽固地认为资本主义将走向“立即的崩溃”或者已取得“永久繁荣”的突破。
这种传承是永久军事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能够发展的基础，自那时起，这一理论与克利夫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偏移不断革命理论一起，已经成为本刊的政治传统的中心原则之一。随之而来的第一个目标即是通过追踪溯源来研究这一理论的构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国际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党的前身）所发展的对军事经济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一些通过和凯恩斯主义及战后资本主义需求不足理论长期对话演变而来的见解。
军事凯恩斯主义
随着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尤其在1939年二战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二战本身似乎就是经济干预的优势和使用公共支出作为一种保障经济增长和高就业率方法的最好证明。在二战期间，凯恩斯确实受到了国家财政部门管理者们的重视。凯恩斯本人注意到了军事支出的短期经济利益，但认为从长远来看它们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会转移生产要素，并且起不到有用的社会作用（当然除了自我防御）。正如凯恩斯所哀叹的：“从政治上来看，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要组织起所需规模的开支来做实验，以证明我的理论，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在战争状态。”
军事支出一度被看作是应对经济萧条的灵丹妙药，它代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种腐败，当它被国防部门官员利用时，便模糊了凯恩斯在需求管理方面更好或更坏使用的原始界限。正如杰出的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迈克尔·卡莱茨基从30年代中期就一直观察到的，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在国家不与个人资本相竞争的经济领域的总需求方面加大了优势作用。此外，鉴于军事支出的直接优势，比如资源能更容易地分配给国防有关部门，断言军事主义和凯恩斯有效需求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这种挪用导致剑桥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谈及军事凯恩斯主义时便将其视为“杂牌凯恩斯主义”的最坏烙印：“正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者说服继任的总统们说，财政赤字没有任何害处，听任军事工业综合体利用它，结果让凯恩斯宜人的白日梦变为了恐怖的噩梦。”
凯恩斯主义也开始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分析。甚至在二战前匈牙利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于1939年写的《两个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就已经提出德国重整军备的经济问题。瓦尔加是莫斯科世界经济研究院的领导，并于1939年进入苏联科学研究院。他指出了军事主义在德国的有益的效果（卡莱茨基也曾关注过），使德国的总需求增长到失业几乎“消失”的程度。
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点的一个类似结合体现在保罗·斯威齐在其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中对军事经济的评论中。作为美国颇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的创始人，他认为军国主义上升“到永久且稳步增长的重要性地位”会带来三个后果。他所强调的第一个结果是“在那些像钢铁和轮船制造业等对军备生产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享有特权的垄断”阶级的兴起。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特殊的关系，意味着军事主义通过为他们确保大量的订单和提供有利可图的投资出口，使他们的巨额利润再投资，从而为垄断资本家带来好处。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结果是能够抵消资本主义体系消费不足的趋势（也就是生产的商品价值不能够完全在市场上得到实现的趋势）。按照保罗·斯威齐的分析，军事凯恩斯主义之所以有这种功能，是因为军事支出和其他种类的消费支出没有什么不同。第三个重要结果是军事支出对整个资产阶级而言也是有利的，因为通过它，国家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需求（并且打开市场）。
斯威齐的最初观点在1966年和他的朋友保罗·巴兰合著的一系列文章（题名为《垄断资本》）中，得以提炼和升华。巴兰也是直接受到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事实上，《垄断资本》里的关键概念之一——“总经济剩余”（即社会生产出的价值和生产这些价值的成本之差），在理论上较之于马克思所理解的剩余价值更接近于标准的宏观经济指标器。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大的经济财团和公司从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操控西方资本主义。
由于这些经济体特殊的内部结构（主要是它们的规模和它们在市场上面临较小的竞争），使它们能够顺利地持续争取更低的生产成本，同时保持它们产品相对较高的市场价格。结果，垄断资本主义就倾向于生产过高的总剩余，这会比通过正常消费或投资就能够吸收的经济水平增长得更快。经济该如何应对逐渐加大的消费不足的压力？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广告（也就是他们号称的“促销手段”），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公共福利供给来增加国家支出。但对于斯威齐和巴兰来说，总剩余最重要的出路是军事支出，因为公司反动的政治意识导致军事主义而非社会项目成为了优先选择。
通过垄断资本理论，斯威齐和巴兰能够为在这一阶段被普遍认可的事情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即没有军备开销，美国经济会很容易退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状态。他们坚称，美国战后经济的增长应直接归因于自战争以来的高水平武器支出：“20世纪30年代经济的深度低迷和50年代的相对繁荣之间的差别，完全可以用50年代大量的军事支出来说明。”
然而，专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及其政策制定者一方与另一方的斯威齐和巴兰之间有意思的区别，在于后者不相信“通过军事预算的无限制的扩张可以保证经济永久繁荣的假象”。首先，正如帝国主义经典理论所指出的，垄断资本主义含有不稳定性和国际冲突的因子。第二，如他们所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部门的资本正变得越来越集中，这一特性会大大减少军事部门对就业的潜在好处。（值得关注的是，斯威齐和巴兰并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反抗可能给他们描述的体系强加一个极限：更有可能的是，垄断资本的政治终结可能是外围革命性断裂的结果。）
《垄断资本》的理论抱负与其经验依据的相对缺乏之间稍微有点反差。如果斯威齐和巴兰是正确的，那么军事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就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作为国家收入一部分的军事开销就越大。创造总剩余产品的能力越大，就会导致更高程度的消费不足，反过来，这就必须由更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尤其是军事支出来抵消。进而，军事经济的范围越广，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就会越快。这在经验上能适用吗？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希斯曼斯基（Albert Szymanski）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去证实这些言论的有效性，他比较了1950——1968年间1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就业率、公共支出水平和军事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比率。他的结论是复杂的。总的来说，他找不到高收入国家将它们一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花费在军事经济上的证据。（主要的例外有美国和英国。前者是一个高军事支出的高收入国家，后者的军事水平与其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不成比例。）
其次，希斯曼斯基无法证实斯威齐和巴兰关于高水平的防御支出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虽然他确实找到了更高的公共支出通常会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证据。这些复杂的结论并不能对《垄断资本》的普遍观点形成驳斥。相反，希斯曼斯基断定，这些结果意味着斯威齐和巴兰将军事经济作为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主要途径的论断是错误的。接着他又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比斯威齐和巴兰让我们相信的要复杂得多。”换句话说，斯威齐和巴兰并没能使垄断资本主义与作为更高水平福利支出对立面的军事支出之间建立一种必然联系。
斯威齐和巴伦第二个十分具有理论意义的论点是军事开支的角色，即其作为解决消费不足的方法，进而成为经济衰退和危机的解决方法。这可能意味着统治阶级或是其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部门明白并追求军事开支的经济效果。假如这样的话，也可能表现出，军事开销的波动起伏或多或少地对应着整体经济的起伏波动（也就是说，军事开支的增长伴随着GDP或就业率的下降）。
两个争议都将再次出现在基德荣和哈曼发展的永久军事经济理论中，所以我们将会在后面进一步探讨它们。现在我们转入对二战后军事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内部的发展历程的探讨。
埃德·沙德
埃德·沙德是一名工人党（the Workers Party）成员，后又成为支持马克斯·沙赫特曼派托洛茨基主义的独立社会主义联盟的一员。沙德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笔名——沃尔特·J．奥克斯，T．N．万斯）对军事支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作用进行过分析。至1951年，他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数据和理论，用以分析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军事部门的作用。沙德的“永久战争经济”（用笔名T．N．万斯）在美国托洛斯基主义者期刊《新国际》上连载，这篇文章的见解是建立在其更早的于1944年发表的《走向一种永久的战争经济》一文基础之上的（这次用笔名沃尔特·J．奥克斯）。
事实上，这些著作包含了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由基德荣、尤其是后来的哈曼扩展的理论的所有本质内容。未被人知的是，这些著作内容丰富，具有原创性，并且很风趣。沙德第一个将军事主义的角色直接定位在利润率的范畴之内，并声称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表明其统治阶级自身的困境，分析资本主义意味着要借助“增长的资本有机构成和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声称，资本之间的竞争导致他们在生产方式上较之于劳动力方面更快地增加投资——这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由于是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结果就会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沙德声称，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1929年危机之后，是要从非盈利性投资中寻找一条保护剩余价值水平增长的道路，同时使经济体系稳定并降低失业率。但是：
“统治阶级正陷于最深重的两难困境之中：允许这些逐渐增多并成熟起来的资本积累进入到经济循环体系中，就意味着要破坏现存社会的根基（用现代术语，经济大萧条）；减少或消除这些不断膨胀的无工作的资本积累，需要统治阶级或其部门作出生死抉择……后一个解决办法相当于要求资本家接受3%的利润率，因为如果他们拿了6%或者10%的利润，他们就会美梦破灭，并且破坏了经济平衡。随之，整个社会必须承受经济不平衡的命运，除非统治阶级能够运用国家干预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基本困境。”
沙德写道，这种国家干预方式并不新奇：例如，埃及人建造金字塔就是一种干预。最近的罗斯福新政以及希特勒的重整军备方案，两者都是国家干预，通过借款来提供财政支撑。这种干预接手“累积剩余劳动，后者对私人投资无利可图”，并以创造就业机会和稳定体制的方式至少暂时地将其消耗掉。尽管如此，新政和德国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重整军备的方案没有推动国家在民用经济中与私人公司直接竞争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因此沙德说，尽管事实是资产阶级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只有当它集中建立军事部门时，才被资本家们认可。通过这种“社会认可”方式来处理过剩的盈余，国家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所有成员。对沙德来说，从总体上看，这是战争经济和军事主义之间显著的区别：“当政府用于战争（或者国家防御）的支出成为经济活动的一种合法和重要的最终目的时，战争经济都会出现。”
沙德在从1939年到1950年对美国经济的分析中，通过大量关于就业、利润、价格和税收的官方数据说明私人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的增长与利润率的上升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论述到了这种必然趋势，即对积累资本的永久追求会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利润率的下降，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将会向两极分化和失业迈进。但是对沙德而言，这些趋势都已经被永久军事经济消除掉，至关重要的是，永久军事经济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永久军事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颇大规模的战争支出水平的永久性（这已经成为在经济领域加大国家干预的合理表达），高速的资本积累和伴有轻微失业水平的生产。如果（除了战争中致命失败的危险之外）没有其他后果的话，可以说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获得了其生命中一种新的契约。”
因此，永久军事经济成为关于资本积累“未来”规律的一种理论，这意味着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将不得不被修改。沙德还批判性地预测了20世纪60年代将要到来的趋势。首先，沙德预计利润率会保持在“与战前最好的年代相当的水平，其下降趋势会被不断增加的国家干预抵消”。其次，沙德对这相对平稳的新阶段能够长久持续下去表示怀疑。
不理性的重整军备和帝国主义理论互相支撑，这使得沙德得出结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会在60年代以后的某个时间爆发。此外，永久战争经济理论并没有消除通货膨胀，并且不久以后这将会导致生活水平的整体下降。最终，整个制度将会被看作是一种不健康的和冒险的休克疗法形式：“这种治疗不能消减疼痛，甚至连医生们都不能说这种治疗能否被持续。”
克利斯·哈曼（我们会看到还有克利夫）注意到，沙德预计生活水平的降低是错误的。这个批评已经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指向了沙德，当时，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
1951年，沙德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方式重申了他的观点，他回答道，军事经济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每个家庭取得实际收入的人数。然而他也警告道，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增多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断上升的军事支出水平，都会大大地增加工人们的纳税压力。尽管家庭收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完全有可能提高，然而，却仍然不得不与剥削、通货膨胀和税收的总体上升趋势相对峙。他对美国的研究证明了这种趋势不均衡地造成了较低的收入。除了这些和其他的小差异，沙德独创的分析显示了极大的影响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研究和见解激起了一股对美国战后的繁荣和军事主义的重要研究；在英国，它们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主义（IS）传统的理论发展。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课题。
《社会主义评论》团体
自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起，托尼·克利夫和社会主义评论团体的创建者们已经开始熟悉美国沙赫特曼工人党的著作以及沙德关于永久战争经济的观点。在1951年和1952年，邓肯·哈勒斯（Duncan Hallas）已经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用十分笼统但又具有煽动性的术语表达了该团体对重整军备与浪费观念、战后经济繁荣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一篇文章题为《重整军备的问题》，关注英国政府要于1949年后增加军事开支的计划。据哈勒斯估计，这些计划代表了战争结束以来趋势的一个明显改变，军费开支的巨大成本将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由工人们负担。重整军备将会排挤商品生产，损害英国出口，同样也会抬高物价并降低工资。作为对沙德的响应，哈勒斯坚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使命不仅是抵抗裁军造成的经济影响，他们还应该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奋力抗争：
“两大帝国的统治者正在准备一场新的血战。他们别无出路。但是对于每个地方的大多数人民而言，他们选择的这条道路意味着新的牺牲、新的剥削和新的压迫。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使军国主义者们、官僚们和财阀们强加在民众身上的枷锁更为牢固成为可能……对工人而言，‘重整军备’的问题在于，怎样使军国主义战争（潜在的或事实上的）转化为内战。”
在他1952年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永久性危机》中，哈勒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经济难点的根源，就是经济学家称之为‘有效需求’的问题。”虽然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地归结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仅仅为产品找到消费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必须有高利润。对此只有两条出路：其一当然就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所有制；其二是军事开支，因为“重整军备不是危机的起因，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解决办法”。确实，正如哈勒斯所写的：
“1945年到1949年的这段时期，是工业生产繁荣和高利润的时期。即使今天……仍然是半繁荣。这归功于一种非常奇特类型的商品的快速大规模的生产；总的来说，之所以非常奇特是在它只被政府购买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这种奇特的商品就是武器装备。”
正如哈勒斯在他1951年的文章中曾警告的，重整军备并不是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一个容易出路。据哈勒斯的观点，重整军备的激增限制了大众消费物资的生产，降低了生活标准和恶化了阶级对抗——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错误的预料在沙德的著作中也曾出现过。除此之外，哈勒斯关于重整军备的其他片段也表现了社会主义评论团体内部在军事经济这一问题上会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沙德对军事经济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关键作用，已经直言不讳了。哈勒斯写到重整军备时，对利润率问题闪烁其辞，但是对消费不足、失业率和总需求等问题却直言不讳。在克利夫自己的著作中，这种模棱两可又会重新露面。
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的几年，克利夫就已经对苏联制度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如他之后所说：“了解俄国成为了开启对战后经济繁荣理解的关键。”他对国家资本主义分析的基准线是：两大竞争集团在冷战期间的国际竞争，使得俄国利用其经济赢得了军备竞赛，并在生产上超过了其西方对手。随着国内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来自国外的巨大“地缘政治”压力起到了加速苏联社会重组的作用，苏联作为一个阶级社会，在内部被组织成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体；它作为与资本主义力量面对面的武器和经济竞争者，也深刻构造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被打上压倒性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国家控制的烙印：信贷和所有工业都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下。克利夫声称，这样做是极其重要的。
资本超出一定规模的再生产（积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是必要的。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述，扩大再生产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受到内部关联的两个趋势的限制：一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二是生产出比能被市场实现的更多的价值的趋势。资本主义自身包含着危机的倾向，这种倾向要经过一种长期的、连续的繁荣和衰退的演变。但是在《苏联俄国的阶级特点》（1948年）一书中，克利夫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使资本主义走出这个困境的一条途径。他发现，前苏联俄国的军事经济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并将其自身投入到“破坏工具”的生产的程度，从而把它从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周期中摆脱了出来。原因是武器支出包含着一种特殊种类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它们既不是能帮助维持以后会成为剩余价值来源的劳动力的消费方式，也不是以后的生产周期需要的工厂和机器的生产方式。武器是“破坏的方式”，就它们的经济功能而言，它们可以被喻为统治阶级的私人消费。.就像克利夫所说的：“资产阶级消费的产品在新的生产周期中没有作为任何形式的一个元素而出现。它只是一个消极因素。”
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武器开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集体消费”，在经济上，与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消费（这种消费也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对资本再生产做出贡献）扮演着类似的角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指出，对于资本的非生产性消费，一方面要取代它，另一方面要取缔它。但是，布哈林是第一次将它与军国主义问题系统地联系起来的人之一（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一书中）。他反对军事支出在任何方面都对资本主义有利的观点。就资本主义的积累而言，军国主义和战争不仅是非生产性的，而且是彻底毁灭性的。军事经济侵犯了大部分的剩余价值，榨干了经济，将有价值的资源投入到一项非生产性的活动中。但是布哈林认为，不能从战争破坏而非创造事物这个意义上就简单地认为战争是非生产性的。战争是非生产性的，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评判的。正如他十分清楚地解释的那样：“一尊大炮不能被转变成一个新的生产周期中的元素；火药在稀薄的空气中爆炸后，就不能在接下来的周期中再现。”对于在战争中活劳动的浪费也是一样的：军国主义催生“战士力”，但不同于劳动力的是，它不能在下个生产周期中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结果，“与战争相伴而生的，就是再生产过程所具有的‘歪曲’、退化、消极的特点。在每一个连续的再生产周期中，真正的生产基础变得越来越狭窄而不是扩大了”。如果将此与战争中随之而来的物质摧毁联系在一起，结果明显是“日益严重的供不应求”或者“扩大的消极再生产”。
正如布哈林的观点，由于破坏方式的生产在资本的生产投资上不起任何作用，克利夫把它看作是非生产性的。但是，同时克利夫也没有否认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破坏性作用（布哈林的观点是，它们能够潜在地驱使经济进入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克利夫也批判性地看到：
“就资本积累而言，战争经济的直接结果在本质上和一次危机的结果是相同的；就生产水平、生产能力的使用而言，一场战争经济就像一次资本主义的周期过程：在这两方面，经济都是全速运转的。所以，繁荣——战争——繁荣的循环可能会因此扮演废除经济循环周期的角色，因为在此期间将会有充分的就业，经济也会处于全速运转中。”
在1957年发表的题为《永久战争经济的前景》的短文中，克利夫又回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和重整军备的问题上来。在这篇文章中，军事经济为统治阶级打开了一个新的潜在的积累领域。通过刺激就业（与沙德和哈勒斯所设想的相反），永久战争经济提高了工资水平，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这一收入的膨胀竟与高利润水平相一致：在“1937年到1942年间，美国工业的总体工资水平增长了70%，利润增长了400%”。
然而，克利夫关于军事经济适用于俄国的讨论的最后一个关键结论是，军备竞赛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稳定器。但在1957年讨论这些主题时，克利夫已经抛弃了任何涉及国家资本主义和军事开支作为资产阶级集体消费的言论。文章中有时会零星地提到生产过剩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文章的主旨是凯恩斯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强调的重点已经从军事开支对利润率的影响转回到消费不足和失业问题。
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沙德和哈勒斯的思想，及对哈勒斯提出的问题的关注，已经包含了所有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又经过基德荣和哈曼的修正和重新表述，作为对国际社会主义传统的部分理论贡献。但是，只有在基德荣和哈曼的著作中，消费不足和总需求之间的歧义才最终得以澄清。正是有这些理论家，尤其是哈曼，一种彻底的、成熟的永久军事经济的理论构想才第一次包含了所有这些对战后资本主义系统解释的见解：这段时间国家作用的不断增强，其对利润率的影响，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以及导致20世纪70年代早期最终结束经济繁荣的矛盾。（未完待续）
迈克·基德荣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一直在思考军事开支的作用。在发表于本杂志第1期上的辩论文章《改良或革命》中，基德荣注意到战争以来国家计划和军事开支的疾速增长，并开始暗示军事经济不但不是障碍，反而是生产过剩问题的“解决办法”：
“军事预算大大减少了可供投资的剩余价值；它为资本主义国家维持主要经济部门之间粗糙的联系提供资源；而且，通过它对重要资本集中的规模、结构和数量的影响，使得体系之间各个部门相关联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了。”
尽管在此阶段军事支出和利润率的关系仍不清晰，基德荣却看到了军事开销的有利作用，特别是它强化了国家管理和规划经济的能力。第二年，在另一篇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上的文章（《帝国主义：一个最高阶段》）中，基德荣就已经开始把战后的经济繁荣与“永久的军事经济”画上等号了，虽然他还没真正界定其范畴或在任何细节上解释两者是怎样联系的。因此，理论的第一次系统构想在1967年才发表于《一种永久军事经济》一文中。作为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回应，基德荣在这里已经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问题，并提出了剩余价值可以从生产性资本投资转移出来并对抗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观点。正如基德荣赞成马克思的：
“所有产出作为生产性投入，通过工人的或资本家的生产性消费流回到体系中，——那样通过工人或者资本家的生产性消费流回到资本主义体系——前提是体系中没有渗漏，而且除了在现在所谓的投资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之间分配总支出，没有其他的选择；其次，在一个这样的封闭体系里，分配会根据投资而逐渐变化。如果第一个假设，即所有的产出都流回体系，失败了——换句话说，如果有部分产出不再属于生产周期所有——那么就没有必要让投资比雇佣劳动力增长得更快。这时，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就不管用了。剩余价值从生产—投资—生产的封闭循环中‘渗漏’出去，将会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当然，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在197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理论》一书中，基德荣继续写道：
“战争和萧条已经破坏了巨大数量的产出，吸收了巨大的价值积累，并阻止了更多的生产。资本出口已经转移和冻结其他的积累很长一段时间了。”
据此，基德荣看到自冷战爆发以来，高水平的军事支出一直起到了抽走资本积累的作用，并渗漏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否则，这些剩余价值本来将被迫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军事部门的特殊性也使得它成为快速技术革新的典型场所，并且这些优势可以轻易地成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副产品”，进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些数量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经济体系实现充分就业和极高增长率成为可能。
但关键是，由于在军事经济上的投资代表着非生产性消费（也就是克利夫的“资产阶级的集体消费”或就它们在之后的生产性投资周期中不起作用而言，可以将其称为“奢侈品”），因此，正如哈曼所写的，“军事支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浪费，它对于某个国家的资本家而言是极其具有吸引力的”。这样，军事经济因此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降低利润率下降趋势上，起到倾泻口的作用。
正如基德荣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所强调的，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军事经济应该被简单看作经济政策的一个工具，从而被国家有意识地利用来抵抗经济衰退的威胁（换言之，作为一种反周期的措施）。尽管他承认这样有计划的干预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发生。
在《解释危机》和《僵尸资本主义》中，哈曼主张，允许西方资本主义进行足够的大规模投资来保持其繁荣的，正是军事经济使利润率能够保持其比之前几十年更高水平的能力。这一论断被经济繁荣期间西方资本有机构成的较为缓慢的增长进一步证实了。可是基德荣却认为，尽管军事经济可能会增加一个国家的监管力度和效能，从而减少国内生产的混乱，但它却恶化了国外竞争并使那个国家陷于国际竞争的混乱中。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军事经济，不像别的类型的国家经济干预，它有一个“多米诺效应”：
“武器预算的灵活性在每个国民经济体系里充当一个稳定器，当经济体之间濒临危险时，它便被启动来进行调节。如美国在1960—1961年间，为了抵消日益临近的经济衰退，以国民经济为充分理由而扩充军备。相应地，这招致了以国际策略为充分理由的报复性扩充。没什么东西能确保扩张会在接近稳定时停止。”
此外，从其国内（依赖的）和国际（独立的）两个维度看，永久军事经济和其他任何一个体系一样充满矛盾。他声称，尤其是在西方一些较小的军事经济体中，国家能承受的军事支出的水平是有个明确的极限的。武器生产的这个上限强加了一种刺激，以使该经济体不得不提高它的生产率，从而使它变得更加技术密集。所以，像巴兰和斯威齐一样，基德荣也看到了军事经济消除失业的能力有其自身的限制。而且，国际军备竞赛的无序性使得整个体系内的高增长率在其各个组成单元内部分布不均衡。这样，永久军事经济就有改变国际冲突或合作的构造的潜力（也就是协调国际军事力量的能力）。
基德荣已经完成了永久军事经济的基本构想，解释了其基本逻辑，将它和战后繁荣的普遍特征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了它的普遍矛盾。显然，这一普遍矛盾使得他所描述的办法不能无限期地起到资本主义稳定器的作用。然而，基德荣没有提供的是这个理论的经验分析。这种经验分析是说明军事支出的高水平与资本有机构成减少（或增长缓慢）进而导致利润率上升（或下降缓慢）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的证据。
除了经验研究以外，这个理论也有很多问题。第一，那些军事负担低于国家支出水平的西方经济将如何发展？第二，在永久军事经济下，军事竞争对手是如何转变的？第三，是什么使得战后经济繁荣产生并持续，并且永久军事经济怎样能够有助于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回答这些问题和完善该理论的任务落到了克里斯·哈曼的肩上。在他的《解释危机》一书中，哈曼承担起了这项工作。尽管基德荣的观点在《国际社会主义》学派内部对永久军事经济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却是哈曼将永久军事经济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理论。
哈曼发展了永久军事经济理论，不单用它来解释经济繁荣，还用它来解释冷战期间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对抗，在这一点上，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就和帝国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有联系了。如哈曼解释的，经济繁荣出现在国家资本体系中。在他看来，因为这个原因，1945年以后日本和德国的战败并没有结束世界的帝国主义分割，这正是典型的帝国主义特征。与此相反，日本和德国的战败开创了新一轮的竞赛。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影响力在它们之前的仇敌的领土上开始相互作用时，这种竞赛必定会变得极度激烈。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它们的不同策略——一种是华盛顿帝国照管下的非正式的、开放的资本主义统治，反之是莫斯科在其所能影响的范围内的更为正式的兼并统治。它同样启动了它们之间的军事竞赛。但是这不仅仅是过去的土地争夺的重演，这种土地争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帝国主义的特点：
“并不是一个单一帝国的帝国主义，单一帝国的帝国主义是处于中心的一些金融资本家通过控制数以亿计的人们来获得超额利润的帝国主义。而使武器开支成为必要的帝国主义是竞争的帝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在这种帝国主义里，每个帝国的统治阶级的资本家被组合成一个整体，它们不得不从生产性投资中转移资金到军事开支上，从而确保它们能够紧紧抓住它们已经占有的事物……国家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逻辑是为了积累破坏的手段而剥削工人，进而维护其剥削更多工人和积累更多破坏手段的能力。”
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国际结盟关系的重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在20世纪头40年间已经发动了两次战争。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中期起，美国军事经济能够保证一种高增长和高利润率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允许不同的西方经济体找到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所以现在这些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抗才变得缓和了。哈曼声称，美好时光延续的同时，西方国家关系的温和化可以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缓和中找到它的镜像。
在帝国主义的国家资本体系中，经济满足于现状的倾向逐渐和国际化的趋势相冲突。随着时间推移，国际输出的大量增长使得生产力国际化的压力难以抵挡：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内部构成开始随着国际金融和跨国公司的出现而改变。随着非军事国家资本的增长，尤其是西德和日本，第二个矛盾已经日益显现。这些高收入国家（由于在战争中战败）的军事支出一直保持很低，但是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却保持快速增长：反常的是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并没有军事开支，但却仍然保持高利润率。这些经济体有一种竞争的优势：它们比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有更高水平的生产性投资，结果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就更具竞争力。在这些国家中，政府可能不会一直进行干预来建立一种类似于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军事经济，但是它仍然会干预——例如，在日本，“大企业的领导和政府已经共同努力确保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增长”。
日本和西德在贸易上的优势开始对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压力；资本主义国家依次开始将资源从武器转回到生产性投资。当然，其结果会提高它们的资本有机构成，也会开始对它们的利润率施加压力。在20世纪70年代初，“市场竞争的活力无情地削弱了军备竞赛的力度”，军备竞赛曾一度刺激了经济景气。要么利润率下降，并且经济体系不稳定，要么为了抵消它，不得不加大剥削率（本质上，即减少工资）。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挽救经济繁荣时期的利润率。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石油危机就说明了这一切。经济繁荣结束了，由于军事支出再也不能阻止经济体系利润率的下降，世界经济进入了一段不稳定和收缩的时期。
永久军事经济的问题
永久军事经济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许多针对它的批评，都是由其理论的们自己挑起的。
比如，基德荣在《两种见解不能形成一套理论》一文中惋惜地提到，《国际社会主义》学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集体观点没有“和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巩固保持同步”。非常重要的是，即使在克利夫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观点也仅仅适用于其他苏维埃国家，而且他也没有能够形成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角色的完整的理论性的理解。因此，《国际社会主义》学派未能看到的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由国家资本主义单元组成的完整整体，在这些单元里，私有资本主义的自主权已经被降到了最小。这对永久军事经济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基德荣最初的意见是，盈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性部门流出，用来生产武器，但是由于武器是“奢侈”产品，造成的影响是缓解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并进而抵消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基德荣认为，这样的论点是正确的，但只有在它涉及马克思分析的私人资本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从那时起，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历史地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意味着它的逻辑需要被推翻。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私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性部门不能和非资本主义的非生产性部门隔离开来。这样，从生产性部门榨取盈余来进行非生产性消费的想法就不可能了，因为“经济体系必要的非生产性支出不得不直接由资本承担”。这不再代表资本积累循环的一种外泄，而是资源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转移，这种转移将会推动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降低一般利润率。令人震惊的结论一定是，经济繁荣没有作为永久军事经济的结果而发生，相反，与之无关。
在基德荣的自我批评中，有一个奇怪的困惑，这就是非生产性消费不得不由经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实行。但是，武器生产（或者其他任何非生产性投资）也可能会（确实会）由私有资本所进行。是的，这增加了总体投资，但是用于武器生产的投资金额是从直接的生产性投资金额中“偷去的”，而生产性投资正决定了利润率的高低。此外，基德荣明确地夸大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哈曼在同一年发表的《一种有效的见解好过一个错误的理论》一文中对此作出了回应。东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有关键的区别，而且朝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需要和“另一个趋势——公司独立的走向，公司将它们的利益看作与国家资本的利益不同”——相提并论。尤其在美国，银行再次开始控制工业，并以让民族国家“无助和困惑”的方式操控了世界市场。
我们看到，基德荣已经确切地阐述了经济繁荣、战后军事经济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并已经提供了一些经验数据，用来表明强劲的增长水平和军事支出的高水平是一致的。同时，基德荣的经验著作支撑了他的言论的逻辑，但是却没有能强力证实它。因为他没有充分考虑非军事国家资本的作用，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军事开销在20世纪80年代末（恰好进入危机）一直保持这么高的水平，他有时也要因为提出一份有趣的但却非历史的说明而遭到指责。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阿尔伯特·希斯曼斯基所著，另一篇是罗恩·史密斯在1977年写的。尽管两篇文章都主要与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的有效性有关，但也包含了与永久军事经济有密切关系的关键资料（在史密斯的文中更是这样）。斯威齐和史密斯提供的数据表明，哈曼称之为非军事国家资本的分量比他的叙述（不仅限于德国和日本）中估计的分量更大。斯威齐和之后的埃德尔斯坦也表明，在经济繁荣期间，除了美国，很少有国家维持比非军事国家支出更高水平的军事支出。永久军事经济理论没有对这个事实给予足够的关注。这都没有对基德荣和哈曼构成一种直接的经验挑战。首先，这一理论是对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增长和稳定的一种解释。这意味着，像德国和日本（或者澳大利亚、瑞典以及其他国家）这种例外国家，不会和整体理论相冲突，而是代表了“增长内部的矛盾因素”。
其次，与标准的宏观经济指标相关的一些案例，没有证实或驳倒这个理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水平的关系。他们倾向于比较一个时段内的数据（但他们没有比较经济繁荣前和繁荣期的盈利水平）。最后，经济体系的动力是历史性的：基德荣和哈曼都没有表明，军事支出和经济繁荣之间有一种机械的经济关系。从经验上，有许多途径能够用来发展这个理论。但是它的本质是一个政治和历史分析问题，并不单单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哈曼的冷战叙述应该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难题是关于代理的问题。永久军事经济理论声称，自从战争以来，军事支出使资本主义稳定并允许其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增长。但是，人们很难想象当军事主义已经被国家和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加以利用时，会使人毫无觉察。即使真的是这样，也有一个历史案例需要清楚地回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杂牌凯恩斯主义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的，即赤字和能够获得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国家对总需求的管理相比，不值得太在意。杂牌凯恩斯主义的军事版本在经济领域和政府部门一样受到欢迎（可能在美国更是如此）。这无疑暗示，政府管理者将军事支出当作逆周期政策而进行追逐。此外，《资本论》的辩护者已经提供了大量的例子和证据，说明军事机构和商业精英之间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在加大军事支出可带来经济利益的问题上已高度一致。
也许这里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68号文件，这是一份主要由政府政策规划部门的首脑保罗·尼采写的绝密报告。早在1950年就已经着手准备并由总统杜鲁门在当年的9月份签署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阐明了在接下来的20年间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它制定出一种“逐步胁迫”苏联的策略，这种策略结合了遏制的元素，号召和平时期军事支出水平的永久增长。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计划“在紧急状况下，美国可以投入多于5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达到这些目的”。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承认的，尽管这样的重整军备将是昂贵的：
“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计划可能不会导致生活水平的真正下降，因为该计划的经济作用可能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其数额比出于额外的军事和对外援助的目的被吸收的数额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给我们上的最有意义的一课就是，当美国经济以一种接近充分效率的水平运转时，它能提供大量不同于以国民消费为目的的资源，同时提供一种高生活水平。”
这样的资料表明这样一种共识，即与日俱增的军事支出不仅能在赢得军备竞赛上起作用，而且对经济也有非常重要的益处。对巴兰和斯威齐而言，真正的答案很复杂。一方面，他们坚信，军国主义需要被看作冷战期间美国帝国霸权上升的结果：这是“世界帝国必要的支出”。而美国军国主义带来经济收益是帝国主义的间接获益。美帝国主义不单主要是在涉及地缘政治收益上和苏联对抗，而且同时要设法确保一片供美国的公司运作的自由领域。由于军国主义的利益被少量的私人利益集团获得，这些利益转而开始形成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他们能够影响军国主义背后的决策。这个围绕军国主义当局的私人利益群体在政府内部联合起来，进而对外部的帝国主义产生作用和进行反馈。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基德荣和哈曼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显然，他们都把军事支出看作是冷战军事竞赛的结果，然而，他们不断地提到只有参考阶级代理理论才可理解的例子。因此，正如基德荣在上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所说的，美国的军事预算已经作为“对经济有益的经济稳定器”而被有效利用。同时，哈曼虽坚称经济繁荣不可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他也承认逆周期政策在经济繁荣时期无疑是国家干预的一部分。
此外，尽管哈曼对凯恩斯主义在战后资本主义的历史重要性轻描淡写，但他仍然声称，日本政府和企业的领导设法越过他们的短期利益，并为国家的总体利益而合作。他的新帝国主义概述直接诉诸作为乔治·W.布什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军事凯恩斯主义。
哈曼对冷战时期帝国主义的描述，使军事主义竞赛的逻辑和整个统治阶级力图保持高利润的集体努力交叉在一起。哈曼除了坚持两种作用互为支撑外，他的永久军事经济理论的使用经常从一种解释摇摆到另一种解释。因此，显然这个理论比大多数理论允许更多的空间来思考阶级代理怎样在历史上起到了驱动经济体系向前发展的关键作用。这不仅仅是关于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如果能够在细节上勾勒出它的阶级代理关系的话，哈曼关于冷战期间的联盟和分裂的描述就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分析表明永久军事经济理论很正确，从政治分析的角度为经济繁荣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解释版本是有益的。
当今的军事经济, j$ ~2 q1 j2 o
基德荣和哈曼的观点需要补充经验证据，并需要阶级政治关系分析，除此之外，永久军事经济理论继续提出两个关联问题。第一个，也是最困难的一个，是关于浪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的概念，这一概念除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外，对于在今天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革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军事经济不再起到像它在战后经济繁荣期间相同的作用——确实，它也不能了。当今的体系中最直接调节利润率的要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也许是军事经济比较不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在今天军事生产的角色问题。
在基德荣和哈曼的理论向量中，一旦经济繁荣开始瓦解，军事支出将无法再发挥其原先的有利作用。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也随着国家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要变得有竞争性的压力的加剧，不可避免地要开始将资源从军事部门转移回到生产性的投资上去。但是在经济景气即将结束进而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时，利润率已经开始自然暴跌了。在一种竞争力下降的新背景下，军事经济已经失去了其抵挡利润率下降的能力。现在，更多的国防需求仅仅意味着更高的预算和贸易赤字。这确实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罗纳德·里根管辖下日益增长的军事支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的国防部门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改进。在20世纪80年代末上涨的国防需求的水平，突然大幅度下降并保持在低水平，直到1999年才开始再一次回升。（在英国和美国这一趋势出现了一个例外时间，即1991年，这是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的那一年。）例如，在美国，到1988年为止，采购支出下降了41%，军事支出在实际和名义上都有所减少。在英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直到1992年，军事支出才有了点小增长，之后就是持续的（更平稳的）下降，从1990年的308亿英镑降到了1999年的232亿英镑（以2000年的物价作参考）。从那时起，国家和私人军事销售再一次兴起，这一趋势今天仍然继续。类似的事情不同强度地发生在欧洲、中国和俄国。（比如，俄国的军事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下降，从1987年超过GDP15%的水平降到1998年的最低水平3.3%，而中国只有非常轻微的改变。）目前，军事支出水平的不均衡及其一年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如果目前的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美国一年在国防上将花费接近6500亿美元：这只比世界国防支出总数的45%少一点。下一个支出大国就是中国，目前它占全球军事支出正好接近6%的份额；法国、英国和俄国占总数的份额在4%和5%之间，尽管适中，但它们仍在增长中。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武器销售和生产的权威数据库）在2009年初预计得出，世界军事支出水平刚好接近1.5万亿美元；这是全球平均GDP的2.4%，虽然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相比而言较低，但这表示在过去的10年它已经增长了45%。所以，虽然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军事开销水平急剧下降，但是最近10年军事开销又回到了冷战期间的世界军事支出的水平。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自2000年以来，军事支出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增长？你猜对了：这主要是“恐怖战争”的结果，尤其是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
当然，有一些重要的美国公司会从美国国防预算的扩大中直接获益。同一时期，44家美国军火生产商的销售额超过世界前百强公司的60%的份额。（这前百强公司是从SIPRI编制的排名中获得，当然包括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公司。）它们收到的许多订单是所谓的“长久埋伏，自我保护”的武装设备，这种需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最多。为了给它们和其他部门提供资金，美国的国防预算已经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其结果与永久军事经济的逻辑完全一致，联邦政府的赤字不断攀升，可是仍远没有从另一场危机中拯救出西方资本主义。
永久军事经济理论与偏离的永久变革和国家资本主义一道代表了《国际社会主义》学派的“理论养分”，这个术语是从迈克·基德荣上千条令人启发的短语中借用的一条。它的演变、分析的深度、经验主义的范围以及政治上的运用，都与学派知识分子发展它的精神相一致。正如基德荣在20世纪70年代曾说的：
我们必须努力保卫如下原则：
1.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
2.基本资本单元应包括国家的生产性活动。
3.抽象模型和历史体系之间的差别。
4.在资本主义下降时期，资本主义非生产性支出（尤其是军事支出）和生产性支出一样对体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永久军事经济的理论仍然建立在这些理论支柱之上。
：[西班牙]贡萨罗•波索 著 王宗礼 张番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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