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上层社会的家庭都拥有一支队伍庞大的家佣，他们对所在家庭的重要性是无庸质疑的。佣人们骄傲于自己的工作及其主人的社会地位，这一观点在现在社会看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然而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且佣人的多少也是一个家庭富足的象征。我家的卫生清洁工，祖籍Aligarh的摩西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即1930年开始在我家作工。他以极其罕见的忠诚在我家干了60年并于90年代中期在做工的时间突然辞世。在我家，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受到过摩西的擦拭，当然也没有一个家庭秘密能够躲得过摩西的眼睛。可是现如今有如此之多的佣人却似恐怖电影中的那些怪兽一样企图攫取其主人的财产及犯下其它的伤天害理的坏事。
——摘自：“一个独特小镇的历史”，Samir mukerjee，2001年12月7日，电报杂志，印度加尔各答
家佣的存在混淆了传统上的关于家庭与工作，习惯与合同，爱与责任，家与社会间的界线，并使之复杂化。正如上述引言所述，回忆起过去加尔各答的家佣们的忠心，常常使得当今的雇主们深感当今社会的不安全并加深了他们的恐惧心理。Takaika Saekae （2001）对于19世纪孟加拉省的研究，以及Leonore Davidoff （1995）对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均表明社会中的一些现象与家庭中的一些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受他们的影响，本文认为家庭中的主仆关系能够从微观的角度反映出社会制度与社会构成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家佣的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力的视点去了解社会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结构以及社会的重组现象。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社会，其悠久持续的家佣历史，极有力地便利了我们对自我及社会的研究。我们认为印度的有偿家庭服务以及家佣制度与当今印度精英们的自我意识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家佣这一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该文章一方面表示了家佣目前的存在形式是现代印度家庭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一个体现，同时它也体现了扎根于印度封建殖民时期的社会观念与作法对这一概念的一种持续但全新的反映方式。本文使用“封建”这一词，不仅是指构成农业社会及后来的间接殖民统治基础的大地主体制的文化及社会遗留，另一方面是因为事实上，印度的现代中上层雇主们经常用这一词来总结其对已逝去的社会结构的缅怀。按照Marshall Berman的说法，加尔各答人正在通过他们塑造家庭空间以及雇主与佣人之间的关系，而努力使自己不仅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结果而且成为成为这一过程的主人，从而更好地了解并主宰现代世界。（Berman，1988，P5）
近来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有偿家庭服务业的研究表明，家佣并非仅仅局限于古老而封建的过去。它是南半球殖民历史上重要而富有活力的一个因素，并且在富足的资本主义的北半球重新出现。在过去的10年里，关于有偿家庭服务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两种互相交织的流派。一派研究人员强调移民及全球化进程对接收有偿家庭服务的国家的影响，以及这一现象在全球化的新的不平等的秩序下的地位；而另一派却从家庭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也即当今英美国家双职工家庭对照看孩子的需要。持这一观点的研究人员通过对父母、孩子及幼儿托教中心工作人员的调查，反映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本文正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对自我意识有着极高期望的现代雇主们是如何看待发生在自己家里的这一不平等的家庭服务现象。现在大家普遍认为Lewis Coser在1973年作出的有关佣人已经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然而，驱动当前研究的一个因素是佣人职业所引起的不安，而造成不安的是因为它与现代的民主的家庭与社会制度相矛盾。虽然这两种观点均把有偿家庭服务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或者是历史上的一种现象的重现，本文强调这一现象在印度社会的发展的持续性。
加尔各答的雇主与佣人
加尔各答，作为印度的一个重要城市，拥有许多其他南部城市所拥有的重要特点。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加尔各答的独特的殖民及后殖民历史使其家庭服务业也独具特色。在殖民时期，该城市被划分为两部分：南部及北部。北部地区聚居着当地长期以来具有显赫地位的富裕权贵，他们是加尔各答当地富人的代表；南部聚居着来自英国的殖民者。富裕人家的建筑被一些市场以及贫民窟环绕着。市场以及贫民窟从而为加尔各答的上层社会人家提供了住家或便利的家佣服务。加尔各答的第一批来自于农村的移民最初在富裕的英国殖民者的家庭里做家佣，但是居住在离雇主的家不远处的贫民窟里（Chakravorty， 2000； S ，Sarkar， 1997； Sinha， 1978）。如今，当加尔各答北部保留着更多的孟加拉省本土文化，其南部却具有更加浓厚的现代都市的气息。但家佣们出没于南北两部的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对属于Bhadralok阶层的两代雇主进行了调查。这一阶层在孟加拉省很有势力，受人尊敬，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属于上层种姓。从19世纪末期以来，Bhadralok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先锋。他们通过社会改革，尤其是改善家庭方面的一些作法，以图加强自己的社会地位。Meredith Borthwick （1984）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拥有家佣是Bhadralok地位的象征。Bhadralok阶层是英国教育体制在印度殖民地的第一批受益人，他们由此成为公务员、教师、医生、律师以及地主，并最终成为从文化上挑战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批人。在Bhadralok我们既了解了一些年轻的又了解了一些年长的雇主们对家佣的看法。年长的雇主们的年龄介于60-80岁之间，他们的职业一般为商人或者其他职业人士。他们仍然主张改革和民族主义的进步。较年轻的雇主们的年龄一般介于30-40岁出头，他们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产物，同时他们又是这一进程的推动者。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世界经济的运作，并且接受世界经济影响下的文化及消费方式；作为经常旅游于世界各地的一个阶层，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既是一个国家的反映又是国际性的反映，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然而，这两代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现代印度的先锋。正如Lisa Rofel （1999）睿智地指出，现代化是那些热衷于欧美平等的生活方式，并且受到某一特定的殖民历史影响的人们的追求。在这篇文章里，现代化这一概念指处于受全球化时代影响的中上层印度精英们对自我价值的看法。同时，了解现代化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也是我们的目的。
1996年到2001年之间，我们采访了来自于印度中上层社会的38个家佣雇主。他们有的是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职业人士，有的是全球化的精英；他们有的出身于古老的大庄园，有的来自于现代工业家庭。采访在这些雇主的家中进行，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品尝着由他们的家佣为我们准备的各种点心、饭菜及茶水。在未采访之前，我们也从整体的角度对这一城市进行了了解，并观察了相当的几个家庭的雇主与家佣的对话。同时，我们也出席了加尔各答中上层社会的聚会，并与他们就家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这些采访及观察资料，加上当地报刊杂志的有关报道，使我们从时间、空间、性别以及阶层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了加尔各答的家庭服务文化的动态过程。虽然这并不是该篇文章的目的，我们也对32个佣人进行了采访，并且在他们往返自己及其雇主家的火车上对15个家佣进行了观察以及群体采访。在有的家庭，我们可以对雇主以及其佣人双方都进行采访。我们对接受采访的对象进行了匿名处理，以保护其身份。最后因无法对我们的受采访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我们对加尔各答附近的3个中产阶级聚居区的500户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
在西孟加拉省（加尔各答是其首府），那里的家庭佣人的总数超过了印度任何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家佣人数。在印度支那地区于1947年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之后，该地区被划分为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同时，该地区的独立，使得大批的难民潮涌入到加尔各答，加之受内陆地区的农村经济危机的影响，移民数量持续呈现上涨现象。事实上，移民的数量在20世纪一直超过加尔各答当地居民的数量（Chakraborti，1991，P11）。这些移民给当地的工业、商业、服务业包括家政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力资源，这一事实与当地雇主们关于佣人人数紧缺的忧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我们调查的加尔各答的佣人中，大约有85％的人来自于该城市的周边农村地区。他们或者其父母一代因为家乡的土地无法养活他们而离开；其中有一半的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另外有17％的人仅有住处，但是没有耕地。在通常的情况下，去别人家做家佣是他们在到达城市后的唯一的就业渠道。这一现象，对许多人及其子女至今仍是如此。
这篇文章中涉及到的家佣大体上分为4类。年龄最大的，人数也最少的属于家庭佣人，通常为男性，他们已经为同一个家庭的几代人都服务过。第二类包括那些吃住在雇主家的全职家佣。第三类指那些为单一雇主服务但不在雇主家居住而是在收工之后回自己家的全职家佣。第四类为兼职家佣，他们通常每天为好几个不同的雇主服务，按照雇主的要求在不同的间段内作不同的工作。他们常常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到自己的家里。第四类家佣是我们调查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占问卷调查的77％）。虽然加尔各答的家佣中男女都有，但是大部分的兼职家佣为女性。第三、第四类的家佣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以及临时搭建的简易蓬里；其他的住在附近的村子里或者乘当地的火车往返于自己的家与雇主的家。
家佣们的工作涉及到清洁，洗盘子，铺床叠被，洗衣服，给家具以及银具抛光，买菜，煮饭，照看孩子或老人，及一些小杂事，例如去邮局。因为只有非常富裕的家庭才有足够的佣人分别承担这些家务活，加尔各答的每一个中产阶层家庭至少有一个兼职佣人来洗盘子清理地板，另有一个卫生清洁工来专门清理浴室。我们的调查对象表示，每个家庭平均有1.5个家佣，这些家佣的收入阶于一个月500-1000卢布（合10-20美元），虽然有几个接受采访的全职佣人的月收入达3000卢布（合60美元）。
在历史上，从何种种姓雇佣佣人，根据职业和分工来决定。S. N. Mukherjee （1977：31-2）认为，在19世纪的加尔各答，有四分之三的婆罗门是家庭佣人。实际上，在传统的孟加拉家庭中，一直到20世纪中期，厨师基本上毫无例外是由来自于婆罗门的人承担。与之对应的是，那些包括清洗卫生间以及其他的传统的清洁工作，例如洗衣，一般由较低等的种姓承担。因此在过去，佣人据其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被分为上等或下等种姓。如今，整体上来说，佣人属于较底等的种姓。譬如我们的问卷也表明超过半数的佣人属于下等种姓。在许多的家庭，佣人的分工按照其出身阶层来定的，并且一般不可出现分工上的差错，尤其是卫生间的清洗工作必须由出身最低微的种姓来承担。在所有的家庭，佣人们有其单独的就餐点，通常是在厨房，用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分开的盘子以及杯子。他们一般坐在地板上或者低矮的凳子上，有佣人们独立的卫生间及洗漱用具。雇主们可以随意要求佣人们放弃某种让人感到反感的旧的种姓习俗，但是去掉这些习惯常常并非易事。因为种姓意识形态的确在家庭空间以及分工上明显地体现出来，加尔各答的雇主与佣人的关系受到历史、空间以及阶层的影响。
空间问题：从封建的大房子到窄小的公寓居住环境
我们发现，后殖民时期城市空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要数“大房子”数量的减少以及现代公寓楼的增加。这一情况尤其是在加尔各答的南部最为突出。标志着封建土地以及劳工关系的大房子，与大地主体制联系在一起，这是北部的一个特点。而在南部，这样的大房子属于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省政府上层机构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公寓式建筑是加尔各答中上层职业阶层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或者厂矿企业经理的安家之处。受人文及空间的局限，新建的公寓面积呈削减的趋势，并且很少几个公寓内部设有佣人区。旧的封建时期遗留的大房子如今被几代同堂的家庭或者是几个联合家庭及其佣人居住着。现代的公寓式建筑传统上是为了（虽然并非都是）核心家庭而建，有的甚至在如今成了佣人家人的安身之地。
虽然如今人们开始搬入公寓楼居住，但是大房子仍然是我们了解家佣的关键之处。居住在建立于封建时期的大房子的单独家庭以及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起搬入大房子的联合家庭所产生的文化仍然继续影响着雇主与家佣的关系以及双方的期望。虽然现在印度的雇主与家佣之间的关系主要受到地方习惯以及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有关主仆的权利义务的影响，目前印度的家庭服务业市场也越来越受到以双方的权利为基础所签订的合同的制约。同时，虽然雇主与家佣在双方关系上体现出了大量的反映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用语，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反映出双方对于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现代主仆关系的期望。
我们一方面认为加尔各答特殊的家佣文化是其封建历史影响下的一个产物，但是这一文化日渐受到各种危机、冲突与变化的影响。在这里，家佣文化一词指人们对于受各种历史条件以及当今社会制度影响下的与家有关的各种行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各种历史条件以及盛行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的影响下的共同产物。不同的家庭服务文化受制于不同的阶层、性别、空间等历史格局的影响。同时这一文化有时还会受到种姓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家佣地位、家佣作用、主仆关系等不尽相同。加尔各答的封建历史对其家庭服务业文化虽然无法产生直接的作用，但是这一历史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意识，进而间接影响到主仆之间的关系。在加尔各答，其封建历史上的家佣通常都是男性，他们吃住在主人家，一生为同一家的雇主服务，但是如今这一观念已发生新的变化。雇主心目中的理想的家佣为兼职女性，并且不用在雇主家居住。正是由于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忠诚家佣的要求的转变，使得雇主们产生了恐慌心理，这一点也正暗示了家佣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不再象以前那样强烈。本文主要探索了产生于加尔各答独立前的家佣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该城市在过去的50年的发展过程中，家庭服务业文化所面临的各种压力。
在如今的家庭服务业中，产生于加尔各答独立之前的影响家庭服务业文化的3个前提条件仍然发挥着它们的作用。第一，佣人是维持一个家庭整洁有序的基础。第二，佣人是家庭的一个部分，他们对雇主家庭的爱、忠诚与依赖使其与雇主的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佣人们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生活方式、希望与习惯的新的阶层。同时，本文还认为，对当今社会而言，这些看法已经不再象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第一个前提条件明显地有悖于现代人们对个人隐私以及其它的各种核心家庭观念的崇尚，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在空间有限的公寓里的人来说这一情况更为突出；第二个前提条件随着资本主义在印度的发展以及公司制条约中有关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的确立而更加复杂化；第三个前提条件随着民主意识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及市民社会中的深入而日复一日地受到新的冲击。
一、寸步离不开家佣———我们需要家佣来保证如此之大的大房子的顺利运转。
对许多中产阶级以及上层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雇用一两个全职或者兼职家佣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然而，在过去包括如今的在大房子里居住的人来说，雇用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家佣是整个房子的顺利运转的保证。70来岁的Ranir是一个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的女性，丈夫是一个种植园园主。Ranir强调说：“虽然我希望我只用一个人就足以替我承担所有的家务劳动，但是我们需要足够的佣人来保证这座大房子的顺利运转”。在Ranir座落于加尔各答南部的宽敞的家里，10个家佣分别担负这户内及户外的工作。虽然她本人并不希望雇用如此之多的佣人，但是这座房子却需要这么多人手。加尔各答北部的一个种植园如今属于一个名叫Bankin H的工厂主，他的家雇用了15个佣人。6人负责户内工作，包括一个厨师，一个专门为家里的神做饭的来自婆罗门种姓的厨师，以及一个女主人的随身女仆，3个外住的女清洁工。当然主人称：“为了更好地使这座大房子运转起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手。”除此之外，另有9名佣人负责户外工作：3个看门人，2名司机，1个外住的地面清洁工。两例中几乎所有的佣人均象历史上住在大房子里的佣人那样住在主人家的佣人区。上述的两个例子中，目前的主仆关系仍然体现出了历史上的传统的主仆关系。也即，住在大房子里的佣人们各司其职以保证这座房子以及花园、轿车的正常运转。
对许多雇主来说，经济条件是制约其能否雇得起一支家佣队伍的前提。事实上，居住面积以及佣人们的期望值的改变，是雇主们提及最多的制约其不能雇佣一群佣人的两大原因。在传统的大房子的后边或者房顶设有独立的佣人区。可是在如今的公寓楼里，佣人区顶多为一间房或者这房间里的一个小隔间。再加上城市穷人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土地以及房子，因此按规定仅让佣人自己居住的公寓佣人区，常常也成了佣人们的子女以及其丈夫的落脚之地。在中产阶级的家里，佣人们通常睡在厨房的地板上，或者主人的孩子卧室及其他的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间。正如上边所提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佣人倾向于外住在其他的地方。譬如说附近的贫民窟或者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房，或者是住在比较远但是乘火车可以到达的村子里。这些佣人一般同时为好几个雇主服务，并且只有在工作的时间里才会出现在某一个雇主的家里。
Rani R向我们介绍了她家与她的儿媳家的佣人的不同使用情况。据Rani R讲，她的儿媳仅仅雇用了两个内住的佣人，也即这些佣人吃住在她家，佣人卧室为其儿媳家的客厅。可是这两个人却将整个公寓打理得井井有条。Rani R认为佣人不仅对传统的大房子十分重要，而且对于一个公寓楼的运转同样重要。然而对于公寓楼而言，它需要雇主能够利用不同的管理技巧对佣人的工作及佣人进行严格的要求。而在大房子里，类似的要求要低得多。这一点也与Lefebvre （1991）的观点不谋而合，也即一个人对空间的占有权决定着其对社会权力大小的拥有。
在现代公寓中，虽然雇主需要注意自己在佣人面前的言行，但是拥有一个内住的全职家佣仍然是许多人不能释怀的一个情结。Bhagat Singh是一个70来岁的富裕单身汉，曾经是一个大种植园园主的儿子，如今住在一幢公寓楼里。他向我们提及他前不久与一个兼职外住佣人一块儿生活的感受。这个佣人只在他家吃饭，但是并不住在他家。但是Bhagat Singh时刻不能忘记自己以前做作为一个大的种植园园主的身份。他认为55年的庄园生活使他难以想象让自己去洗碗洗盘子以及做其他家务活的现实。因为他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雇用一个佣人，因此他又重新雇用了一个内住的全职佣人。由此可见，Bhagat Singh的财产不仅可以使他买得起劳力，而且也可以使他买到一个可以随叫随到的人。Bhagat Singh把这一切归结为封建社会的特权标志，也正是这一特权使得他能够于如今置身于上层中产阶级社会。Bhagat Singh的阶级身份与性别使得他免家务活的劳累，并使之能够买到了一个随叫随到的家庭劳力。
在新建的空间面积更加有限的公寓楼里，主仆之间的关系面临新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仅局限在空间方面。Mrinalini N是一个60来岁的艺术家。她向我们描绘了住在一个面积有限的公寓里的人家雇用一个内住佣人的不便之处。“在新的社会环境里，让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住在自己的家里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时代，你让佣人住在自己的家里是因为你有足够的空间，从而使得佣人不可能与你搅和在一起。然而在你自己的公寓里，虽然空间属于你自己，可是佣人却不时出现在你的周围，你不可能把他们逐出你的视线，如果你们之间的距离太小了，那么你根本就没有个人隐私而言”。
如果说在过去，佣人们无处不见而又无处不在。那么在新的居住条件下，佣人们却随处可见。即便佣人们拥有自己的休息区，但是当他们在干活时，他们却与公寓房的主人们分享有限的空间。
现代公寓楼并非是为大的家庭而设计的。相反它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核心家庭的需求。中产阶级以及中上层社会的双职工夫妇迫切需要佣人的帮助，尤其对于那些家人因种种原因而不能亲自帮忙的夫妻更是如此。在许多请况下，空间以及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祖母们不可能与孩子们住在一起。因此，许多双职工家庭靠雇用兼职的或者全职的佣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虽然有的夫妻在佣人出现的情况下仍然极力创造一种理想的拥有各种亲情的核心家庭，但是在传统的核心家庭概念里并没有佣人的任何地位。然而他们却与大房子里的主人们一样离不开佣人的帮助。这些新的核心家庭一般由一对双职工夫妻加上一个或者两个孩子构成。有的家庭只希望在自己上班的时间里有佣人帮忙照看孩子以及处理家务活，但是并不希望在自己晚上下班回到家里后或者周末时间佣人仍然呆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将需要从身体以及情感方面去为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操一些不必要的心。
如果说在传统的大房子里，佣人要对主人随叫随到。在新的公寓楼里，临时确立的佣人区却表明佣人们是按照时间规定来做工的。他们一般在下午休息一段时间后，晚上回到自己的住处。在这种新的按时间表做工的体制下，雇主们烦于确定时间，佣人们也不愿意主人们经常在其面前指手划脚。虽然佣人认为他们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完成雇主规定的工作，而雇主们却在一边抱怨佣人的懒惰、迟到以及慢手慢脚。
随着兼职工作成为城市里的主导方式，雇主认为自己对于佣人从空间以及时间上的控制大大地削减了，原因是兼职佣人一般不在雇主家居住，同时为好几个不同的雇主做工。因此，没有哪一个雇主能够期望佣人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自己的家里。兼职佣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时间以及任务的驱动。为了生计，他们期待承揽更多的活计，这要求他们要按时达到下一个工作点，并且他们明白，一旦迟到将要受到雇主的责骂。因此他们常常是从一个雇主家急匆匆地冲到另一个雇主家，从而也使得他们工作起来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实际上，由于他们对工作日程的安排的估计过高，迟到是家常便饭。一个兼职佣人在从托儿所接回自己的孩子后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在催我们，我实在是办不到，于是我只有忘掉时间按照自己的步伐去做事。”由于他们常常要从一家冲到另一家去做工，他们根本没有休息时间，甚至连在街边靠一靠的时间也没有。“如果我们要在哪一家的凳子上坐上哪怕是一分钟，也会召来如此难听的责骂：‘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你来这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吗？’”Thompson （1967）关于封建农民达不到工业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时间与工作作法的要求的描述，在加尔各答的居民中天天上演着，并且这些居民试图了解这是为什么。
从住在大房子的富裕大户到住在现代公寓楼里的中产阶级以及上层社会的精英们，没有人能够离开佣人的存在。雇主们无法想象一旦没有佣人的帮助，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虽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雇主们并不太容易向佣人们让步，尤其是居住在空间狭小的公寓楼里的雇主常常从自己的个人隐私以及个人空间利益出发作出决定。同时，新的体制下的兼职佣人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如今的佣人并不会象以往那样对主人随叫随到的现实。雇主与佣人也最终意识到了空间以及时间给新的体制下的雇用关系带来的新的变化。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要对加尔各答家庭服务业文化中的新变化作出解释。
二、不可思议的爱：我们仍然爱我们的佣人，可是他们却不再爱我们了。
60岁的Lily P是加尔各答的一个知名工业家的妻子。回忆其在她的父亲在印度独立之前的大房子里的生活，Lily强调了在当时的加尔各答家庭服务业文化下的主仆间的相互理解以及长期的忠诚。“在那些年代里，我们不仅照顾在我家做工的人而且还照顾其全家，包括他们的孩子、母亲。虽然这一作法在许多的家庭中不再存在，但是我与我的丈夫均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受这种方式的影响，我们也以这种方式对待我们家的佣人们。我们认为，既然他们为了我们的家而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我们应该对他们作出一些回报。我的父亲试图让佣人与其子女接受一些教育，并且帮助他们从其他的地方寻找新的工作，我父亲的目的是不让他们成为纯粹的家佣，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我家仍然忠心耿耿，他们认为，‘为了我们的家，必须要有人呆下来’”。从Lily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对这些佣人来说，家庭服务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他们的整个生命中的一部分。对这些佣人们来说，忠诚是最为重要的，甚至包括向较高一级的社会阶层的攀爬也比不上忠诚的重要。
在过去的大房子里，一个忠诚的佣人即便是作出一些小偷小摸行为也不会因此而被逐出家门，包括他们的孩子在内。Rana说，原谅他们的小的过失，是因为这些佣人了解他们自己在主人家的位置并且受到主人的尊重，同时，他们也敬重主人及其全家，忠心耿耿。并且时间也证实了他们是尽心尽力的。Lakshman R自孩提时代便在其雇主家做工，如今他已经侍奉过这家的好几代主人。他向我们回忆其与他拥有相似经历的佣人们的经历：“我们什么也不懂，主人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可是现如今，佣人们并不能按照主人们的话去做，他们只想做工，然后离开去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们爱我们的工作，并且为我们的工作而自豪”。
主人对佣人的忠诚取决于佣人自己对主人的忠心。如果一个佣人忠诚可靠，尽职尽责，他们是会得到主人的照顾的。30来岁的Rohan S是一家大公司的管理人员。他出生在旧时的大房子里，目前与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住在一幢公寓里。对Rohan S而言，主人对佣人的责任包括对佣人的医疗以及社会保险，对佣人的子女就业以及结婚费用的支出等。他认为，“对于为我们工作了15年甚至20年的人来说，这点付出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这些人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表示了他们的忠心。”Rohan以及其他的与他同时代同阶层的人被我们称作“封建宠儿”。他们在一个佣人对主人忠心耿耿的环境里长大，在成年后生活在一个全新的自由世界里，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父辈一代的主人对佣人的贵族义务观念，包括照顾自己的佣人以及其婚姻、子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带入新的社会里。在他们的眼里，佣人是“一个不用承担任何特别责任的辅助成员，我的母亲及外祖母发布指令，她们两人决定做什么、如何去做，佣人们仅仅是按照要求去做。”
过去的主仆关系体现着一种封建庇护意味。例如照顾佣人的后代子孙，忽略长期以来比较忠诚的佣人的小偷小摸行为，允许老佣人在主人家里去世等。Bankim H以及他的妻子Madhumita强调如果一个人被看作是主人家的一部分，他可以在主人家居住，做工并且直到辞世。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外人，这是他们选择来到这里去世的原因”。实际上，在雇主家工作了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尤其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佣人被迫中断了与自己的家庭以及出生地的各种联系，在年老之后除了主人的家外，基本上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落脚。60岁的Supriga J是上层中产阶级的社会积极分子，她与她的兄弟姐妹们由两个男仆带大，并与之有着深厚的感情。她认为如今的雇主不可能再享有佣人象以往那样的忠诚。“每次我的兼职佣人回家后，我根本不知道她们明天是否还会回来。我也不再期待她们对我保持忠诚，因为我的经历已经告诉我，即便你爱她们，照料她们，她们仍然不会在你家呆下去”。这种在内住佣人向外住佣人过渡的过程中，尤其是兼职佣人的工作性质的变化，似乎向我们解释了佣人对主人的忠诚的没落。雇主们意识到随着兼职市场的存在与发展，兼职工作完全受金钱利益的驱使。大房子时期的佣人对主人以及主人的家庭的忠诚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唯一确保佣人对主人的忠诚的途径是主仆间的融洽的关系。Lily P在谈及过去的家庭观念时也是这样认为的，否则的话，市场将会成为主仆之战中的赢家。Sona M是一个30来岁的公司管理人员。她与她的丈夫住在一幢公寓里。她向我们表述了这样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问题在于当佣人离开你家时，你不知道她们带走了什么———我们常常在她们走后发现一些橄榄、香料以及其他的一些贵重物品不翼而飞。她们来时只带着一个小钱包，但是在离开的时候却带走了一大袋子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检查她们的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许多雇主对于佣人的小偷小摸行为的普遍作法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她们并不想因此而重新雇用其他的佣人。然而，雇主们也发现佣人们不断地重复类似的错误，并且雇主们的这一作法也使其陷入于一个怪圈。因为有的佣人暗示主人要想使她们继续在主人家呆下去，主人们一定要原谅她们在做工的过程中犯下的小过失。这一情况是大部分雇主在谈及“佣人问题”以及认为缺乏好佣人时的普遍看法。
然而对于一些年老的雇主来说，她们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更愿意雇用兼职佣人。Suniti C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的鳏夫。他一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他谨慎地评论道：“如果使用内住佣人，你不可能知道佣人们把什么样的人带入了你的家里。已经有两起谋杀案与佣人有关，其中的一起是被一个为之工作了20年的佣人杀害的。”事实上，雇主们已经不再承认忠诚的存在，也对信任丧失了信心。针对佣人们的小偷小摸行为，大房子里的雇主，如Bankim H以及Rana P认为如果犯错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忠诚的佣人，那么这一行为不值得追究。但是住在公寓里的雇主们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偷小摸已经是佣人背叛雇主的第一步，如若放任自留，这将会导致凶杀案的发生。
对于大户雇主而言，如若佣人来自于雇主的土地所在地的村子里，那么主仆双方对对方都知根知底，因为双方互相认识，并且通常情况下的雇用关系已经持续了几代人。现如今，对于居住在公寓里的雇主而言，她们的佣人一般是通过邻居介绍或者是其他佣人的推荐。因此，雇主很难轻易地信任她们。另外，这些佣人也不再象历史上那样成为主人家的一部分，而是主人家的一个外来人。从空间的角度讲，外来人可能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且使人与人之间的安全感增强。但是，实际上这些外来人却成了生活在其周围的弱势群体公认的安全隐患。加尔各答警察局的网站鼓励地方居民就自己家的佣人使用情况向当地的警察所注册，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向去印度旅游的公民警告小心印度的佣人犯罪现象。
如果说，忠诚与否是一个佣人是否值得雇用的标志，她们对雇主家的爱却成了第二个标志。在一个下午时分，3个年长的中产阶级女雇主围着一个圆桌，品尝着由其家佣准备的香气四溢的茶水与点心，向我们陈述了她们自己对于以往的主仆关系的回忆。
Kakoli U：在我丈夫家，佣人把主人的孩子看作是自己的孩子，老的佣人常常对主人满怀感激之情。
Mila K：如今，佣人根本不把这当作一回事，无论你是否雇用她们，她们根本不在意……如今的社会越来越西方化了，她们根本不愿意侍奉任何人，因为她们已经获得了她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也是人。
Kakoli U：如今主人们仍然爱她们的佣人，但是佣人们已经不再爱也不再敬重他们的主人。
Damayanti K：实际上，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仆都有责任。我认为我们作为主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我们的佣人富有爱心。我们也应该受到批评。
对这些雇主而言，她们意识到主仆关系里有什么东西不复存在，但是她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Mila K住在孟加拉省的西部。该省是由选举产生的印度共产党执政，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Mila K用“共产主义”这一词来解释佣人的权利，并用“西方化”来解释旧的价值观的丧失以及整个社会对人权意识的逐步增强。
Indira J是一个70来岁的上层阶级社会工。在她自己家的大房子里，她向我们表示了与Damaganti K相似的观点：“如今的雇主们对待佣人不太好，我们应该象对待其他家人那样对待她们。因为她们为了我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对于Indira J而言，过去的雇主们拥有一种贵族义务心理。指着一名颤巍巍地为我们提供茶水以及零食的老男仆，她介绍说自孩提时代，这位佣人就开始为其家服务，她希望他永远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直到老死。Indira J认为这位老佣人已经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她的家，因此，她有义务为他提供一种爱。
雇主们认为是爱将主仆连在一起。在一个号称“佣人是主人家的一部分”的时代，这一观念缓解了主仆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涉身其中的佣人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居住在加尔各答北部的大房子里的佣人们向我们陈述了她们对于扎根于封建不平等关系下的主仆之间的爱。Krishna A说道，“我真的觉得这座房子也是我自己的，如果缺少什么东西，我会马上告诉主人，我们在这儿过得很开心，因为主人照顾到每一个人的需求，并且爱每一个人”。替女主人照顾其哥哥的Anu A向我们揭示了主仆关系的实质。“双方的关系是如此融洽，以至于你根本不可能对小姐说一个“不”字。这也是我呆在这儿的一个原因。我悉心照料她的哥哥。只要大家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是一旦你没有按她的要求去做，她就象父母一样大发雷霆，并且我们根本不敢还口。我想很清楚地说：如果你顺从，她会对你非常的好，就象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可是你必须按照她的意愿行事。”虽然Aun A把雇主的爱比作家庭及父母的爱，但是其雇主的爱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与一个名叫Kapilk的男仆的“他爱你但是也惩罚你”的看法相一致。
在公寓楼里做工的佣人们却失去了大房子时代的佣人们享有的安全感。Kamal R说道，“当我干不动活时，雇主会解雇我，或者让我退休”。如若并不是由于佣人自身的错误或者佣人要求退休，而主人却在佣人们为之服务了好几年后随便把佣人辞退，此时的佣人期望主人以某一方式给予补偿。然而Achin K的雇主在其为之干了6年的活后，却搬迁到另外一座城市，什么也没有给她留下。Putul L在为其主人工作了12年后，却被辞退了。理由是她的年龄大了，应该退休。作为补偿，Putul L的主人仅仅支付了3000卢布（60美元）而了事。在新的条件下，雇主们的有限的爱使得佣人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主仆之间的爱也将随着雇用关系的终结而散尽。
在众多的雇主中，Suprija J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罕见的主仆长期依附关系。她哽咽着回忆起她家的佣人，Suprija J说，“当他去世时，我们全家的心都碎了”。这表明了Suprijia J全家与其家佣之间的爱。而这种爱，不仅在家佣在世的时候存在，而且在其死后没有任何改变。而对于年轻的一代雇主来说，佣人代表着一个阶层，无所谓忠心与否，无所谓工作的好坏。她们不可能成为这些主人或者其家庭的一部分。
由于双职工夫妻依靠佣人来照料自己的孩子，这一现实与他们希望与家佣发展一种公事公办并受时间、空间与文化等因素限制的职业关系的愿望发生冲突。虽然这些年轻的夫妻认可自己与佣人所签订的合同条款，但她们期望自己雇用的佣人能够爱自己的孩子，对孩子充满热情。也就是说一种她们自己在孩提时代从自己家的佣人中所享有的亲密关系。而这种关系并非一种公事公办的主仆关系所能提供的。作为一家公司管理人员的Sona M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愿意我的女儿一个人呆在家里，由一个像奶奶一样的人来照顾她。因此，为了我的女儿，我会破例与那个人建立起一种关系。我更愿我女儿呆在家里而不是托儿所。但是我期待所有的其他的工作按照西方模式进行。”
在这一例子中，“西方模式”表示一种合同制的工作管理关系。对于Sona M而言，西方化是一种好现象。而对于80岁的Mila K而言，它是一种否定现象，因为它代表着人们所崇尚的旧的价值观的不复存在，以及一种让人担忧的对佣人自身的价值的认可。
传统的主仆之间那种类似家庭成员间的爱也随着双方间的合同条款的存在而流失。除了支付工资之外，全职佣人还希望雇主为其提供包括饭食、茶水、油、香皂、午间休息时间、年终的礼物（通常为衣服）、一定的假期等。在佣人们期待除了工资以外的收入的时代，一个在一栋大楼里工作的兼职女仆Usha R是这样说的：“假如我为你做工，你付我200卢布（每天工作两个小时的佣人的标准月工资）。很好。但是这够吗？不够！因为我们是人。虽然我非常幸运地能够为我的雇主做工，但我认为我有必要告诉你实话”。
Usha R的丈夫是同一栋大楼里的全职工人，他也证实了这一点：“是的，在过去的日子里，主人们付的钱比较低，但是那时的主人们真正地关心你。可如今，尤其是在这些上层社会人家里，她们会给你100卢布而并非10卢布，但是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可是在中产阶级大房子里，她们会给你一点点茶叶以及面包来表示她们的感激之情”。
Kamal R讽刺了目前那些靠提供一点点茶叶以及面包来补偿对佣人缺乏真诚关心的雇主的作法。但他看起来表示，即使微不足道，也对他们有安慰作用。佣人们在这种新的雇用关系体制下所期待的是伴随着爱的表示的无形利益，其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佣人们是有感知的人，而并非仅仅是一个挣工资者。与不确定的和有时不人道的现时相反，佣人们表示出怀念封建的过去，那时雇主更愿意对其佣人的福祉承担责任。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主仆间的爱正在逐步消失，较年轻的女佣却比较欣赏主人对他们的那种类似母亲对待女儿的批评与呵护。正如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 （2001）对洛杉矶的雇主所做的研究中的雇主一样，加尔各答的年轻女雇主们也表明了她们对雇员们有关超越合同外的期望值的不舒服心理。Viji A说：“……因为女佣经常因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而打开许多话题，而男佣却不会把心里的一些秘密轻易地向我们泄漏，因此雇用女仆更容易产生一些紧张因素……你对她们的个人问题了解得愈多，她们愈发期望我们从女性的角度去了解他们。”
这些女性雇主，尤其是那些职业女性，常常憎恨自己对佣人们的依赖。Sona M如此道来：“我常常试图保持使自己在她们面前表现出自己是如何独立。这不是出自人的考虑，而是出自工作关系的考虑。我不希望与佣人发生任何其他方面的关系，我只是希望她们”来到我家，做完自己的份内工作，拿着自己的工资走人，就这么简单。“我没有时间去与她们建立什么关系……我是一个工人，她也是一个工人。我从不向我的老板诉说我个人的烦心事，我也不愿意听她的故事”。
Sona就她自己的工作与佣人的工作从公司管理的角度作一比较。相比之下，我们可能期望那些与女权分子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成员一道工作的女雇主们能有不同的反应。但是，雇主的身份盖过了性别所起的作用。作为印度一家妇女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头的Viji发现女佣们利用了其雇主们对她们的依赖。“Mumtaz （Viji的佣人）知道有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于她，于是她玩弄心眼以图了解我将如何反应”。对Viji而言，她对Mumtaz的义务仅仅在于支付其工资以及提供一顿饭。但是Viji却察觉到Mumtaz希望Viji也为她的全家负责。因此Viji所采用的各种拒绝Mumtaz的不切实际要求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Mumtaz对她的依赖以及其它不切实际的封建奢想的否认。与Lily P不同的是，Viji认为市场制把她从这一事件中解脱出来。另外一个也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年轻女雇主认为：“如果你对佣人过于友好，她们将得寸进尺，并会将竭力从你的身上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些年轻的职业女性提及有关独立、剥削等概念时，她们并不是指她们的佣人，而是她们自己作为一群弱势群体的存在。针对让人感到别扭的双方之间的爱以及义务，这些雇主们正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主仆关系，用Pierette Hondagneu-Sotelo （2001，P11）的话来说，“一种新的没有任何实质利益的关系开始流行”。
在旧的封建秩序下，基于爱、忠诚以及义务的主仆之间的关系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对于雇主而言，这一关系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如今的职业女性同时要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因此她们希望既破除旧秩序的不平等，包括让佣人睡在没有电扇的走道里，只可以用属于佣人的盘子吃饭，以及忍受各种谩骂等，又破除其互惠的纽带。然而她们中的一些人为了她们年幼的子女需要佣人的帮助，还希望佣人能够一直爱护自己的孩子，这使得本来已经不太容易的主仆关系更加复杂化。她们知道自己如若离不开对佣人的需要，她们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离开佣人是她们不愿意做的。因此，在如今每日上演的主仆之间的“感激经济学”的斗争中（Arlie Hochschild （1989） 的说法），实际上双方都是失败者。
三、阶级界线的标志：“她们的衣着、化妆品的使用都极力模仿我们”。
我们意识到，受城市化进程以及公寓楼住房流行的影响，家庭服务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新的条件下，佣人成了合同制下的合同工，但是始于封建社会的主仆双方之间的爱，对对方家庭的义务等仍然存在于大房子中的主仆关系中。而双方关于家庭意识以及忠诚与否的讨论仍然无法掩盖剥削的存在。这一切都表现出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当然这一不平等已经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事实上，正如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印度的家庭服务业也是为了保持阶级间的不平等，从而使得剥削关系被普遍化、正常化（Bourdiell，1989）。在孟加拉省，Bhadralok阶级与其他的阶级也即贫穷的未开化的阶级之间的距离，体现出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确切地说，正是因为佣人们不属于Bhadralok阶层，所以佣人的衣着行为不能模仿Bhadralok阶层的打扮。而当这一标志着阶级划分的主仆间的不同的服装，不再象以往那样明显地存在时，这造成了包括年轻以及年老雇主在内的不安。
在过去的大房子里，雇主有权决定佣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主仆间的不同，很容易从双方的衣着上显示出来。可如今，主仆双方共同生活在同一空间有限的公寓楼里，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佣人住在自己的家里，主仆间要保持不同的界线的基础已经被动摇。Bha－gat Singh表示了他对共处一室的主仆间的频繁接触的忧虑：“在种植园里，佣人们呆在属于自己的佣人区，他们不是住在我们的地盘的边上。可是在公寓楼里，佣人却是让人感到无法摆脱的烦人的东西。最好能够让这些佣人住在贫民窟里或者比较远的村子里。然而佣人们住在中产阶级居住的公寓楼的边缘实在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一件事。印度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步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主仆关系转移到越建越高的公寓里……如果佣人们有朝一日真地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那将对我们造成真正的威胁。这不仅是雇主们的看法，想必佣人们也赞同这一观点”。阶级界线的日趋模糊，使得Bhagat Singh怀疑内住在公寓里的佣人的孩子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如今的佣人的孩子们从小便生活在富裕的环境里，其衣着打扮也不再象以往的穷人孩子那样衣着朴素，而是打扮入时并且更换频繁。他们将来会如何去适应周围的一切？Sunil（他的佣人）的女儿考试没有及格，可是她的衣着却非常时髦”。Bhagat Singh接着给我们讲述了他前不久在公寓的电梯里碰到的一个身着校服的小女孩。当他问到小女孩家住哪儿时，本以为她会告诉他她家的门牌号，然而却吃惊地发现小女孩的家却是在大楼的佣人区。在他讲述的过程中，Bhagat Singh流露出极端的不悦。
Kakoli U也向我们回忆起以往的女主人在服饰上与佣人的明显区别。“在我年轻的时代，负责接生的女仆赤身来到我家。她连一件衬衫都没有，也没有鞋子，只是用了一块儿布把自己包裹起来。可是现如今，你很难辨别出佣人与家庭中的主人们在衣着方面的差别。佣人们从衣着到化妆品都力图与主人们相似。可在过去，她们根本没有钱，也不可能有如今的这些想法”。随着体现阶级差别的衣着方面的差距的缩小，主仆间出现了新的冲突。例如Zeenat S向我们讲述了她在主人家的不愉快经历。她的雇主不让她在上午洗浴，而坚持让她和其他佣人一样在下午洗浴。Zeenat讨厌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不允许自己在上午洗浴从而没法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换上自己的干净衣服。除此之外，因为她对自己个人的过多留意使得雇主大为不悦，进而指责她使用的肥皂要超过主人全家的使用量。Zeenat问道，“难道一个人想使自己保持干净也是犯罪？”
正如佣人们只可以在一天中的特定时间内洗浴以及穿某些特定的衣服等，许多条条框框的出现也是专门是为了限制佣人的言行。例如有一条规定涉及到佣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才可以坐下来。这一规定引发了有关坐姿政治的出现。Mala B，一个中产阶级的老年雇主回忆起过去的接生佣人只可以坐在地板上，但是即便如此，她们已相当地心满意足了。可现今，“她们会不停地问到为什么她们仅仅可以坐在地板上”。但是我们认为Mala B的话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因为佣人们非常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坐下来。Paromita P是一个60来岁的全职女仆。她解释道：“如果你坐在椅子上，主人会非常地不乐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这儿（公寓楼的主人家），主人只允许我们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在其他的一些家庭，主人甚至不许我们吃与她们一样的食物，或者使用同一个盘子。因此，按照这种规矩，我们是不会去坐在椅子上的，以免有人说些什么———那些话会伤害我们的自尊心，在许多家，主人侮辱我们，这正是我们为什么不坐下的原因”。实际上，许多家庭的佣人只坐在自己放在厨房间的地板上的包袱上，或者主人给的矮凳上。
Mrinalini N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关于坐的有关看法：“我承认我的内心深处是封建的。我不会让我的佣人Arjun坐在我的床上，但是我不介意他坐在我的桌子边。他若坐在我的床上，我会非常地不高兴。我们一块儿看电视，我让他看“发现”频道的节目，现在他对这个频道上了瘾，可是在此之前，他只喜欢看板球比赛。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当我们两人一块看电视的时候，我坐在床上，他坐在凳子上而非地板上。我的女仆Saraswati常常坐在地板上。但是两天前，Saraswati也给自己找了一只凳子。我很高兴，这很好。我也非常愿意说实行民主，让大家都平等，虽然这在目前还不是事实，但是在前进……”
在Murinalini的描述中，有关坐位的安排在看电视的时间里最为清楚地反应出来。虽然中产阶级雇主不愿意佣人认为她们可以在主人家里看电视，但是看电视却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中产阶级女雇主告诉我们在她自己买电视之前，雇用一个佣人竟然遇到了许多困难。佣人们来到我家看了一圈后说“你家没有电视？”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我们的调查中，有50％的佣人认为她们工作的唯一好处是她们能够看电视。然而雇主们却对于是否应该让佣人看电视产生分歧。有的主人不愿意佣人看电视，是因为担心佣人将会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里拥有与她们一样的观看电视的经验。对雇主来说，对文化的拥有是她们区别于佣人的另外一个标志。一旦佣人有了与主人一样的电视剧以及电视电影的经验，这将会使雇主们感到非常地不舒服。
当Saraswati与Arjun将自己的坐位从地板上升至凳子时，许多其他佣人却不可能享有这样的权力。尤其是那些只可以清洗卫生间的出身低微的低等种姓佣人更是要在坐的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回忆起了她儿童时代家里的卫生清洁工。他不能用手碰任何的东西，我只好拿水浇他的手，以及他手中拿着的容器，这样的话他可以洗东西。但是他对自己不能碰东西并不介意。他自己也告诉我他不应该用手碰任何东西。可如今，事情并非还是老样子。有一天我对卫生清洁工说，“别碰我的窗帘！”可他却反问道，“为什么？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吗?”“因此，主仆之间的界线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地反映了不同种姓之间的界限。”
当Sona M试图竭力建立起一种客观的、合同制的、现代的雇用关系时，她的愿望却被要保持主仆间的界线的想法而击败：“我非常希望我的女儿不受到任何的忽视，但是同时，我恪守佣人只是一个佣人的观念。我不希望她们坐在我的沙发上，或者我的床上。但是我不得不作出妥协而把其中的一间卧房分给她们使用。我被迫这样作的原因是，人有些时候不得不平衡自己的想法与原则同现实之间的关系。……有一天，我孩子的保姆问道，”我能否用你的洗衣机洗一下我的披肩“?我有一万个的不愿意，并且我自己当天的披肩还没有洗过。但是我不能说“无论我对你有多好，我也不愿意把我的衣服与你的混在一块儿洗，你知道吗？”
上述的这些例子表明了在一个种姓无处不在的社会里，旧有的封建大房子里的秩序与当今正在形成的现代的、公寓式生活中的秩序之间的冲突。虽然前者建立的基础是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后者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主仆间在竭力消除阶级界线与种姓的影响，从而达到一定的主仆间的平等关系。然而，传统上的种姓禁忌却仍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影响，包括那些把自己标榜为全球现代化民主团体一分子的社会团体在内。同时，为了确保孩子的利益，主人必须就有些事情向佣人让步。虽然通过独裁式的主仆关系也可以取得所期望的对孩子照顾的标准，但是这一作法却并非是加尔各答的雇主们所愿意采纳的。
阶级区分
当佣人被发现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时，比如上述的那名卫生清洁工，他试图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作法竟让他的主人大为不悦。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今的佣人们对雇主的依赖性逐步降低，并且逐步放弃了主仆双方之间的爱？我们认为，城市空间面积以及住房形式的改变是两个主要的原因。如今随着那些住在郊区或者贫民窟的佣人们有了自己的家，他们再也不象过去的生活在大房子里的佣人区的佣人们那样一无所有。这一事实对主仆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佣人们每天可以离开主人的家而回到自己的家，表明了主人们对其控制的削弱。前文提到的三个老年女雇主的例子就表明了佣人们不再愿意成为内住佣人，而是更喜欢目前流行的雇用形式。这种“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自己的家而住在你的家？”的想法与历史上的佣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佣人们关于自己独立的观念来源于她们拥有了自己的家。而这一事实使得雇主们认为她们自己在佣人心目中的地位日复一日地受到削减。“如果佣人不来作工，你不可能质问她‘你为什么没有来？’”你不得不学会迁就她们，妥协于她们。Kakoli U意识到随着佣人们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她们也不再象以前那样顺从于雇主。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主仆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倒置。用Kakoli的话来说，如果佣人不向主人让步的话，主人必须向佣人让步，这一现实表明了主仆之间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关系。正如一个雇主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兼职的佣人们而言，家使得她们在必要的时候有了自己避开主人后的去处。同时，兼职工作使得佣人们可以同时为多个雇主服务，佣人们也认为对于拥有家的人而言，兼职工作要更具有吸引力。
虽然西孟加拉省执政党共产党并不热衷于把家庭服务工人组织起来，但许多雇主仍怀疑是共产党向佣人们灌输了有关工作权利的思想。Jyotsna A是一名退休的图书馆管理员，她住在加尔各答北部的一栋大房子里，她可能有点儿担心过度。她认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国家也是如此。政治的深入人心要求大家必须按规矩办事。否则的话，将会引起佣人们的暴乱，到头来被逐出家门的将会是雇主们自己”。当然现实的情况是，流行于加尔各答的议会民主政治也在一天天地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建立在种姓阶层基础之上的政党逐渐获得更多的权利以及公众的支持，一些出身低微的下层种姓佣人也被这些政党的一些主张所吸引。其他的一些佣人选择支持印度国大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在佣人们居住的贫民窟里，印度的一些政党们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居民俱乐部（Roy 2003）。虽然出现于加尔各答的多种政党文化是主仆之间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基础，但是这一关系的发展仍然极不平衡。正如一些人所看到的那样，虽然那些拥有自己立身之处的兼职佣人们意识到了主仆间发生的新的变化并且知道如何去利用这种变化，但是那些仍然住在大房子的主人家的佣人区的佣人们，却没有几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当然也无从去利用这些新变化了。
因此，当我们问及那些在早上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的佣人们是如何看待其主人们关于她们对佣人的爱以及忠诚的见解时，她们显示出了对佣人们的这些观点的鄙夷，“坦率地说，富人不喜欢穷人。她们喜欢我们仅仅限于我们为她们工作。她们说爱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为她们工作”。一个佣人是如此告诉我们的，她接着解释说，雇主在对待佣人的时候，“她们没有人把我们当作人”。这些佣人一方面肯定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否定了关于佣人显著本质的观点。并且她们对主人阶级中可能发生的变化持怀疑的态度，“如果一个主人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篇有关我们的文章，你难道认为她们会对我们好一点或者表示同情？不可能的。她们只会将另一只脚也放在我们的身上”。
对于一些雇主而言，这种新的意识是一种肯定现象。但是她们却试图明白这种意识对新的主仆关系的影响。Suniti C是一个年老的上层中产阶级雇主，她向我们表示了她自己的看法，“以前佣人对主人可以作出无私的贡献，现在她们只为自己着想。这是相当正确的。她们也是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这是相当公平的”。Suniti的“无私”一词表明了她内心世界所发生的斗争。她把以前的佣人为主人所作的一切并没有看作是一种佣人的别无选择，而是看成了一种自愿。虽然主人们对佣人的权利从内心来讲还不太乐意承认，但是也被迫逐步地接受，这表明了加尔各答的多种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与权利之间的竞争的缓和。
结 论
现代性……就是指一个人要经历个人的以及社会的大风大浪。在这个不平等的，不断变化的，充满矛盾与痛苦的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以及自我。也即成为没有强权存在的宇宙的一部分。一个人要是属于现代主义分子的范畴，她们就能够在大风大浪面前保持镇静———（Berman， 1988，345）
对于加尔各答一些家庭的调查表明，随着家庭文化的变化发展，中产阶级以及上层社会的雇主们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加尔各答的家庭服务业由最初的内住佣人的形式过渡到如今的兼职有偿服务并不是表明家庭服务业文化的消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及其社会地位仍随着佣人阶层的存在而继续着。同时居住在公寓楼里的主仆双方就个人隐私以及行为方面的妥协表明了加尔各答的雇主们针对佣人们的付出而作出一种有意识的让步。
旧的体制下的主仆之间的爱及其建立的基础已丧失了完整性，这使得传统上的那种把佣人局限在主人家的作法在如今的社会里面临诸多问题。在加尔各答的封建历史上，佣人区从属于主人，而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兼职佣人拥有自己的家，主人们感到了这种形式对她们所造成的威胁。尤其是年老的雇主们对此表示极度的痛心。但是年轻的雇主们却极力想把佣人排除在自己的家庭之外。他们实施的公司制的佣人管理体制，却只是在某些方面取代了始于封建体制下的主仆双方的爱、相互依赖与忠诚。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雇主们期待的合同制的不搀和个人感情的主仆关系并没有在很大的程度上为自己赢得市场。因此，主仆双方在调整自己以接受新的主仆关系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既复杂又失望的心理。
然而，我们很清楚地明白加尔各答的上层社会与下层佣人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别。随着新时期的佣人在衣着上缩小了与上层主人的表面上的差距，主人们对此深感不安。虽然许多雇主，包括年老的以及年轻的在内，一方面承认在新的民主现代社会里，佣人也应该享有自己的人权，但是另一方面却很难在自己的家里对佣人的应有的权利给予认可。当佣人们向主人提出物质上的要求时，雇主们却予以拒绝，理由是主人们认为这一行为不属于现代社会的范畴。可是当佣人们争取属于现代社会的工作权利时，主人却深感不安，唯恐随着佣人的权利的增加将带来阶级差别的逐步消失。
纵观家庭服务业文化的发展，我们不太肯定现代化是否是在处理日常生活以及管理佣人的过程中产生的。印度家庭服务业的继续存在是印度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标志。并且这一行业对今天的印度中产阶级的自我价值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不小于其对印度19世纪的中产阶级的影响。在加尔各答以及其他的任何地方，“佣人问题”并非仅仅指佣人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对过去事情更稳定、生活更容易的某一时期的怀旧情结。有关佣人的空间以及归属问题，是关于变化中的社会秩序的问题。关于家的脆弱性和安全的担忧，同时也是对世界的脆弱性和安全的担忧。因此并不奇怪，关于变化中的家庭和世界秩序的焦虑，会被经常投射到佣人这一团体。因此，有关佣人的问题，实质上是关于一个现代人应该在家里和世界中如何去思考、行为和做人的问题。
（译 / 刘东岳）
（译 / 刘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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