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黑帮”是指印度尼西亚这样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被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培训，后来回国并在1965年军事政变后长期执掌印度尼西亚经济大权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给印尼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战结束以后，革命运动席卷亚洲，这给美国早就计划好了的太平洋地区的“秩序”造成了威胁。冷战开始后，遏制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独立的亚洲国家的发展更成为美国的战略任务之一，而利用教育项目来为此服务则成为美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恩•拉斯克在1952年就说过，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攻不仅需要培训美国人去那里战斗，而且必须要用美国的培训机构去培养他们在亚洲的盟友。
当时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形势对美国来说并非有利。刚刚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浓厚，有一个深受人们爱戴的总统苏加诺。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印尼共产党的力量非常强大，到1963年时是全世界除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大共产党，拥有300万党员，其外围组织更是拥有1700万成员。正是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苏加诺在1957年开始对荷兰资产实行国有化，并成功地挫败了美国人支持的一次叛乱。
美国人则从上世纪5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他们在印尼制造出一个“现代化的精英”集团的工作，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精英集团就不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虽然美国国际发展署非常愿意提供资助，但拿美国政府的钱来研究印尼的政治经济问题在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是令人忌讳的，故私人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在印尼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从1954年开始发起使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项目。该项目刚开始时是与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合作，当这种合作已经建立各种联系、收集到大量信息并获得相应的经验之后，便启动了与伯克利合作的项目。
与伯克利合作的项目花费了福特基金会250万美元，而且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下台以后准备领导人。这个项目的本地合作伙伴是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其院长苏密特罗是该学院唯一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印尼人。他在荷兰获得博士学位，和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参加了在独立过程中与美国人的谈判。印尼1949年独立后，他回国担任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后来担任财政部部长），与国内代表印尼商业和地主利益的党派关系密切，并在这个群体中颇有影响。这个项目一开始就用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取代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原有的教授，并把学院里的那些年轻的印尼教师送到伯克利去上学，逐步把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改造成为一个美国式的经济学、统计学和工商管理学的学院。虽然这一进程一度遭到苏加诺的反对，他曾经威胁说要停止西方经济学教学，但当福特基金会以停止所有资助印尼的项目相威胁时，苏加诺屈服了。当伯克利的教授们在1961年—1962年从雅加达大学撤出时，第一批被送到伯克利受训的印尼经济学者已经学成回国担当起了这个学院的教学科研任务。
在此期间曾发生了许多事情，对印度尼西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当苏加诺于1957年开始实施一些进步政策时，印尼的富商和地主阶层以及一部分心怀不满的军官搞了“外岛叛乱”。苏密特罗也参加了这次叛乱，在叛乱被平息以后，他逃亡到了新加坡。但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失去对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的影响力，与西方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学生们在去美国或者回国的途中经常会去看望他，并把他的想法传递给有关各方。甚至经济学院的院长职位在他走后也一直空缺，没有任命别人。
“外岛叛乱”还有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是支持叛乱的印尼社会党和另外一个代表印尼富商和地主的党派被取消了，且由于他们采取叛乱这种极端的行动来反对受到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政府使自己的名声更差了，他们想靠选举来打败印尼共产党并获取政权已变得完全不可能，即使有美国人在他们背后支持也是如此。美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印尼的军队。在新加坡的苏密特罗也在推动军队与印尼富商与地主阶层的结合以对付强大的并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并公开鼓吹推翻苏加诺的统治。并非偶然的是，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与军方的联系也变得更为密切。到1962年，学院的一些在伯克利拿到学位的教师已经经常性地到印尼军方的神经中枢——军事指挥人员学院上课了，并在此过程中与军方的高层建立了非常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而美国人早在50年代中期就与印尼军方的高层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和合作。在他们的帮助下，军方高层学会了如何把国内的学术资源利用起来并使那些经济学家成为军方的高级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批人开始讨论“在苏加诺突然去世时防止出现混乱的紧急计划”，这些策划甚至成为公开的秘密。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培训印尼军警人员方面也是用心良苦，到1965年，总共有4000左右的印尼军官在美国莱文沃斯军事基地学习了如何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或者在布拉格军事基地学习了如何镇压暴乱。此外，还有几百位印尼军官到哈佛大学或者是锡拉丘兹大学学习了维持一个大的经济体或者军事组织的技能，包括从工商管理、人事管理到高空摄影和航运等。而美国国际发展署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公共安全项目”还帮助培训和装备了印尼的警察系统。
印尼军队成功地平息了叛乱之后，在国内事务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苏加诺宣布戒严令后，军方成了印度尼西亚的绝对控制力量，他们在各地的军官从那些在1957年大选中上台的印尼共产党官员手中夺取了省级政府的权力。因为担心印尼共产党会在大选当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军方迫使苏加诺取消了原定于1959年举行的大选并将之推后6年。在苏加诺的“有引导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体制下，军方很快获取了政府中更多的高级职位。不仅如此，军方还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他们事实上控制了许多重要经济部门，比如种植园、小型工业、国有石油和锡矿，以及国有进出口公司等。以至于美国人都评价说，在当时的印尼，军队和警察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府—军事—私人企业体系。
然而，在民间，农民要求土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印尼共产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与富商地主阶层支持的军方高层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已不可避免，但似乎只有后者对此非常清楚。在美国人的幕后支持下，他们成功地把一场军方内部中低层军官反抗高级军官的所谓“政变”变成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大规模屠杀，据估计，约有50-100万人被杀害。美国媒体也报道说，河水被染成了红色，河流当中全是尸体，在许多地方太多的尸体来不及处理，成了卫生难题，等等。之后，印尼开始了长达32年的苏哈托军事独裁统治。
苏哈托上台不久，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就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之后，在美国人的支持下，苏哈托任命了这个学院的5位教授为他的经济与财政金融事务专家组成员。到1968年6月，苏哈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发展主义内阁”，把国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了包括苏密特罗在内的“伯克利黑帮”。此后，这群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跟随者几乎没有间断地执掌权力达40年，高度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经济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从1966年到2006年，印度尼西亚有过5任总统，政治体制也从军事统治转变为议会民主，军队系统也被重新改造，但在此期间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始终没有大的变化。
“伯克利黑帮”最初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学生在政府里占据了经济方面的要职，同时还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向印尼政府施加压力的渠道。拉姆利甚至指责他们还负有监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政策以确保符合华盛顿想法的任务。他们所推行的，也是上述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所喜欢的一套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当人们刚开始看到这些政策时，看上去既公平又中立，但在这些教科书式的、简单的、自由放任的政策背后，是霸权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第一，紧缩的财政政策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支柱。其公开目的是为了促进宏观经济和价格的稳定，但背后动机是为了提供偿还外债所需要的财政盈余。在教育、卫生、住房以及支持小企业发展方面的公共开支要求被缩减，以此为偿还外国债权人而挤出财政盈余。
第二，“华盛顿共识”要求金融自由化以方便全球交易并保证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利润。
第三，贸易自由化是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打开物品和服务市场。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仍然在使用配额、反倾销立法、大量的农业补贴、“自愿的出口限制”和其它非关税壁垒，以保护他们的工业和农业。
第四，私有化和出售国有资产以便把政府在经济当中的作用减少到最小。在现实中，这些国有资产都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正如哈佛大学马歇尔•戈德曼教授所指出的，私有化往往变成了对国有资产进行海盗一样的抢劫。这为西方发达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发展中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机会。
更为严重的是，“华盛顿共识”在被强加给那些发展中国家时往往不给这些国家以任何的变通和准备的时间。这种休克疗法的结果，总是令人失望。那些像传教士一样到处鼓吹“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意识形态狂热不给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留下任何空间。
“伯克利黑帮”执掌权力40年留给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遗产很难说是繁荣。从发展趋势看，印度尼西亚恐怕并不是下一个韩国，也不是下一个马来西亚，其新的历史角色越来越像菲律宾。不仅从经济总量增长上看印尼在此期间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从其他方面看，更是如此。在所有上述的经济体当中，印度尼西亚在财富分配、外债以及产业结构方面都表现得相当脆弱。在这些经济体当中，印度尼西亚拥有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并未被很好地利用来为印尼人民服务。到今天，印尼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石油储备也被开发得所剩无几，国家欠有大量外债。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印度尼西亚，甚至无法满足成千上万印尼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伯克利黑帮”也未能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迫于薪水不够支付正常生活的成本，官僚体系盛行腐败。人们也普遍感到靠政府支付的低工资无法生活，腐败被作为生活中的常态所接受。“伯克利黑帮”及其学生通过互相任命对方为官僚垄断企业董事会成员以及在印度尼西亚银行、财政部和国家发展计划署等部门交叉任职而变得非常富有。正是由于有了太高的薪水，他们根本不关心那些拿着很低工资的公务员和军队士兵。工资改革并不在议事日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逼着公务员系统和军队系统进行腐败，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
“伯克利黑帮”的另一个巨大失败是在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之际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印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无疑加重了危机，直到今天这次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失还能被人们感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激起了暴乱和社会动乱，导致几千万人失业、大面积的破产，银行再资本化的费用超过600万亿印度尼西亚盾，并导致百亿美元的政府新外债。
在回答别人的指责时，“伯克利黑帮”总是说，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政的苏哈托总统没有更经常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完全按他们所说的去做，否则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很好。确实，苏哈托政府是一个腐败和残酷的政府，而且在他的领导下裙带风和渎职行为发展到印尼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但事实是，“伯克利黑帮”制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并且带头实施之，上述大量的失败都是由其操作层面的失误所造成的。他们在为其主人服务的32年中享受了各种权力和特权，现在试图逃避在此期间所作所为的责任，是极其不负责任和可耻的。
那么，为什么“伯克利黑帮”未能在40年的时间里给印度尼西亚带来繁荣呢?答案就在造就这些人的冷战根源里。 “伯克利黑帮”推行的战略和政策总是把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置于美国霸权的利益之下。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通过执行“华盛顿共识”而成功地实现工业化。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陷于停滞就是这些政策对其影响的证明。与之对应的是，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抵制“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的繁荣并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东亚模式没有像“华盛顿共识” 那样试图减小政府的作用，而是在私人动机与公共支持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它们没有过多地依赖外债，也没有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而亚洲最忠诚于“华盛顿共识”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20世纪结束时却在痛苦地承受着债务、贫困、贫富分化和环境灾难。
把全球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使印度尼西亚在制定法律战略和经济政策时处于依附性地位。“伯克利黑帮”从来没有弄明白“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被设计用来帮助穷国工业化，相反是用来为华盛顿政策制定者背后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服务。华盛顿共识模型的典型后果是一个从危机到债务积累再到危机的循环，正如80年代初期以来拉丁美洲所经历的。走出危机靠的是注入大量借来的资金，由此而积累的债务最终将带来下一次危机。而对于华盛顿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来说，经济危机给他们提供了迫使发展中国家实施极端的工业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的政策以及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这些国家宝贵资产的机会。由于本地企业在具有竞争能力以前就实施了自由化，它们只能被吞并或破产；而外债过多，使得外国利益集团能够影响甚至主导私有化的法律和条例的制定以及对自然资源财富的管理。
“伯克利黑帮”行为方式的特点是服从强权而不考虑执政者是否独裁、违反人权或者腐败，道德和伦理、民主和正义都不在其考虑之列。他们非常乐于配合执政者在外国人面前利用他们这些技术官僚来软化其强权形象并改善公共关系，也非常善于利用媒体，不时地把消息或者文件泄露给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日报或者周刊，使这些媒体在市场上具有相对优势并保持与其亲密的联盟关系。那些媒体为了增加影响力和可信度，刻意保持了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方面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在经济问题上它们总是极其保守。
“伯克利黑帮”吸纳新成员的模式是基于个人忠诚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职业规范则变得不那么重要。这种组织原则保证了他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的服从与忠诚。其中最顺从的学生被送到美国学习以达到与他们的世界观保持一致，这些人一旦回国并掌握了权力，“伯克利黑帮”就把学术界的各种好处给他们，使之成为系主任、院长、研究所主任等，而那些有智慧并能独立分析问题的学生则很难得到这些职位。作为对忠诚者的回报，有的人还被黑帮首脑们任命为官僚垄断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但在“伯克利黑帮”及其跟随者的指导下，这些官僚垄断企业效益一直比较差。他们还给其领导们提供各种好处，如出国旅行的机会、在各种官方委员会中的席位，以及金钱方面的回报。由于有着比公务员和士兵高许多倍的收入，“伯克利黑帮”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地位比普通的公务员、军事人员和普通人要高很多。与此同时，他们对民族主义和自主自强精神非常蔑视，不时予以公开抨击。
在黑帮成员控制下的学术研究机构也把忠诚、服从和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机构从其他黑帮成员控制的机构中获取资金支持，这些经费往往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其他国际捐助机构和债权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机构的研究结果总是支持“华盛顿共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路线了。 通过这种机制，那些华盛顿机构的建议被作为国家政策介绍到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建设的讨论当中，连大众甚至那些政治精英都被欺骗了，以为这些机构撰写的经济研究报告都是独立的和客观的。
为了在国内外树立更好的形象，“伯克利黑帮”利用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际发展署得到的资金资助了大量的国际咨询项目。这些受聘的顾问们组成了黑帮的公共关系机器，他们撰写书籍、报纸和杂志的文章，进行访谈以吹嘘“伯克利黑帮”的成就。这些公关机器编造出各种宣传材料，与黑帮有关系的媒体不断发表这些材料，那些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和国际顾问们熟背这些材料并推广之，政治家们则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听从他们的政策建议。
为了保证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印度尼西亚的推行，“伯克利黑帮”确实费尽了心机。当正在讨论当中的政府政策与“华盛顿共识”的路线不一致时，“伯克利黑帮”就会马上采取行动。他们把有关正在讨论当中的政策信息透露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发展署，这些机构马上在它们的官方报告中严厉地批评这些新的政策。在更多情况下“伯克利黑帮”更倾向于使用这种策略，即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的贷款协议当中附加各种强制实施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条款。拉姆利愤怒地指责说，“伯克利黑帮”在积极地与国际组织共谋以取消印度尼西亚的主权方面从来就不缺乏各种阴谋诡计。
进入21世纪以后，“伯克利黑帮”似乎已经比较难以保持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的荣光了。过去的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造成了严重后果并激起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已经基本破产。在过去的10年中，就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明显改变了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美国财政部似乎还没有跟上其他机构的步伐），公开宣称在有大量全球热钱流动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金融自由化（包括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会极大地增加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在他们关于东亚的2007年报告《东亚的复苏：增长的理念》中，世界银行已经承认，政府必须采纳相应的政策以克服市场的不完善。简单地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合适的发展政策模式。但 “伯克利黑帮”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跟随者们仍然充满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激情，继续重复那套旧的说辞，即政府失灵总是比市场失灵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必须靠他们来保护印度尼西亚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这种说辞在今天已经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了。事实真相是“伯克利黑帮”才代表了一个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即代表着他们在华盛顿的支持者们的经济和金融利益。
“伯克利黑帮”与这个时代脱节的另外一方面就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与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政治原则不相容。“伯克利黑帮”的行为方式非常像一个真正的黑帮：秘密、排外、服从于权威且敌视外人。由第一代“伯克利黑帮”形成并由第二代、第三代继承的封建的行为方式在一个开放社会当中已经无法存在下去。以前，他们只需要让苏哈托把他们的政策通过法规强制推行下去就行了，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要有以事实为基础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而不仅仅是服从那些纳入到世界银行贷款协议当中的条件，领导者必须要向人民以及人民在议会当中的代表们说明他们的政策是要解决绝大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并促进国家的利益。随着“伯克利黑帮”在印度尼西亚政坛的淡出，人民拥有了更多的制定经济政策的民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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