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私有化几年过后，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私有化的实际结果与最初目标相差甚远。私有化既没有实现收入目标，也没有达到效益目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为一些国有优势企业的“大拍卖”，成为对国有资产的大分割。
（一）私有化未能改善预算资金收入
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预算资金收入也微乎其微，实际结果和几年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1992－1994的两年时间里，俄罗斯有共计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占4年间私有化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这期间私有化提供的各级预算收入为1万亿卢布左右，仅为匈牙利私有化结果的一半。
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第292号令中提出，私有化及联邦政府移交地方股权应得的预算收入为 11.4万亿卢布，而俄罗斯国有资产委员会仅完成了 1／10多一点，即 1.374万亿卢布。
面对社会各方的指责，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领导班子开始否认“将私有化作为减轻财政负担和增加政府预算收入的手段”。统计资料表明，在1993—1996年的 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 0.02%—0.04%，占预算收入的 0.13%—0.16%。
（二）私有化使经济效益恶化
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在一次对私有化的专门调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罗斯中央一级所属的 16“家机器制造企业中有13家被股份化，占83.4%。这期间，1992年生产下降幅度为11.5%，1993年下降为14.9%；1994年竟达至43.9%。
（三）私有化使竞争力下降
私有化过程中，由于国外产品、特别是西方舶来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机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达45%，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9 0年代中期，俄罗斯8 0%的食品依靠进口。
“反垄断”的旗号被用来当作利益均沾、你争我夺的掩护。由于某些反垄断措施“操之过急”，结果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对农工综合体、森林工业和冶金工业等部门的负面影响巨大。一些有利可图的石油工业、航空运输和原料部门等分离出不少公司，例如原统一的“苏联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但俄罗斯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门仍为特大型金融一工业集团或私人财团所控制。
（四）私有化吸引外资很少
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不同，在吸引外资方面，俄罗斯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显。1994年正值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9个月的外国投资仅为7.68亿美元，而1993年为-29.2亿美元。而1995年估计仅私有化企业改造所需要的费用就达1500－2000亿美元。不少外资、特别是金融“游资”投放到证券市场。多数外国投资集中在那些利润丰厚的原料采掘部门。几年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开发领域的国外投资成倍增长，而机器制造、建筑业的外资增长却大幅度回落。
一些俄罗斯问题专家认为，外资不十分“青睐”俄罗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俄罗斯国内政局不稳；二是外国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由于治安状况不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影响了外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据美国企业家透露；在俄罗斯经营的外国企业要把总收入的10%－20%拱手交给犯罪集团。
几年来，西方在俄罗斯的投资平均每人只有47美元，而在波兰为326美元，而智利为585美元。截至到1995年以前，根据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资料；在私有化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购买股票只占总额的10%。
（五）私有化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
19 9 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 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90万人，最后能够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金字塔顶尖上不足2000人。
1993年4月份俄罗斯居民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证券私有化”能使自己变为所有者，1993年底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却降至9.6%。与此同时，俄罗斯64%的居民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政治手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取得红利的人数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 4%—5%的股民开始收取“分红”。实际上由于企业大部分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东”已名不副实。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1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1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1公斤香肠。
在社会心理方面，大多数人不认为分得的是国有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是一张“彩票”。俄罗斯学者指出，这种“平均分配”国家资产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经济上也是徒劳无益的。
俄罗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会政治目的是剥夺官僚机构手中的“国家财产支配权”，造就新的所有者阶层。而私有化的结果却正是旧官僚、影子经济成份等是真正的赢家。
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叶·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过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私有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
俄罗斯学者指出，权贵的私有化进程早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就开始了。随着经济管理权的下放，一些经济管理机构或企业领导人截留权力，积极投身于“影子经济”。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展开，官员们已不满足分享经济权力，捞取一时的经济好处。于是分割国有资产，掌握所有权，就成了俄罗斯未来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标。例如，一些部委改为康采恩或集团公司，各种利用国家资本出现的私人银行，大批由国有供销机构改造而来的商品交易所等。俄罗斯报刊称之为“隐形私有化”，这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基础设施、工业管理、银行体系和供销制度，结果“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于是出现了俄罗斯商界精英中的“红色资本家”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红色资本家”，还是暴发的“新俄罗斯人”，虽然他们手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并非是日常经营或劳动的积累，所以他们并不珍视。他们既缺少市场知识，又没有现代管理经验，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一次讲话中叶利钦也不得不承认，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所有者”，却未造就“管理者”。另一方面，俄罗斯社会所期望的动力阶层—“中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待时日。官僚资本、新兴的垄断、官员的腐败、沉重的税赋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敲诈都严重阻碍着中小企业、私人经济的顺利发展。
（六）私有化危害俄罗斯国家安全
俄罗斯有关部门认为，私有化纲领中没有顾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过急的实施办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局势紧张，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安全。
1、损害了经济安全。大量材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1992年，私有化运动开始之时，俄罗斯全社会70年积累的国有资产总量（不含居民住房）估价为1.5万亿卢布；这个数字是按1991年物价改革前的价格统计的。1992年发放私有化证券时价格上涨已达20倍，然而相应的资产重新评估却未进行。这样一来，一些证券投资公司大量低价收购私有化证券，结果是国有资产几乎被无偿变卖。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要达2000多亿美元。
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中指出，私有化非但没能使转轨政府的预算增加多少，反而使国家失去了对一些大型企业、甚至工业部门的控制。俄罗斯几年的实践表明，私有化步伐快的领域，往往正是利润丰厚、前景诱人的部门。俄罗斯境内外的灰色经济势力的目标从港口指向陆地，从地下指向天上。石油、有色金属等原料部门，航空和军工企业都成为各种资本势力争夺的对象。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威胁国防安全。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期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企业一般不纳入私有化的范围。重要军工企业私有化的名单由政府和议会审查决定。但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外国商人直接或通过俄方公司购买军工企业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窃取尖端技术，达到进入或控制这些企业的目的。类似的事件已发生多起。特别是涉及航空航天、导弹制造等军工企业。
苏联解体后，著名的安全情报机构“克格勃”被几次改组和分割。其对内职能减弱，涉外情报则有增无减。据俄罗斯联邦反间谍总署披露的材料，在私有化过程中，外资积极潜入一些战略保密性企业，搜集和利用尖端技术。一些国外公司假借俄罗斯机构之名，通过低价收购股票，控制俄罗斯企业，以消除对手，占领市场。克格勃对外国资本的介入怀有戒心。当时的俄罗斯情报部门领导人普里马科夫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其中对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深表忧虑。
3、危害社会稳定。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中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最高阶层平均收入是最低层平均收入的14—15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扩大为27倍。
俄罗斯学者认为，私有化的推行使得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差别不仅表现在工资收入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占有财富和资产的多寡上。1992年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暴富群体”，与社会大多数居民的贫困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随着资本收益几何级数的增长，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分化将更为严重，势必激起社会大多数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的紧张状态。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
另一方面，私有化过程中，企业改组、破产数量增多，使得俄罗斯社会已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恶化，特别是在一些工业企业较多的地区和城市失业人口增长。仅 1996年俄罗斯失业人数为 670万人，约占整个社会有劳动能力人口的 9.1%。
（七）私有化加剧社会犯罪
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经济领域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私有化是犯罪形势最为严峻的领域。
1997年，当时的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部长阿·库利科夫认为，私有化中损公肥私现象严重，灰色交易盛行。俄罗斯总检察院则经常干预私有化项目，纠正违法乱纪。执法部门掌握大量的材料，每年提交情况报告。官方内部资料显示，仅1996年，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记在案。而自私有化运动开展以来，共发案3万余起。1997年初；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将一份题为《俄罗斯联邦反经济犯罪和贪污的情况与措施的报告》提呈叶利钦总统，报告中援引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
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更为严重的是私有化的主管部门—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丑闻”不断。仅1996年就有152位该部门官员，6000名负责拍卖、招标的人员被检察机关起诉。特别是1997年夏天揭露出的涉及俄罗斯几任私有化领导班子的“9万美元稿费丑闻”导致了副总理、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7位“私有化高官”的解职。
私有化后期一些石油、军工等“肥缺”企业被拍卖，巨型金融工业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战更为激烈。私有化变为俄罗斯传统垄断部门和新兴的金融财团争夺的“舞台”。西方学者指出，权力和金钱绞在一起，将会使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步入迷途。
观察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可以得出结论，私有化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迅速提高，相反却引发了财产争夺战，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一些工业部门衰落，经济衰退。私有化后，俄罗斯航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只有原来的12%－15%。以前每年生产 40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现在生产大大萎缩，每年不超过20架。俄罗斯的有色金属业基本被外国籍的俄罗斯私人控制。1996年俄罗斯经济的损失相当于苏联在二战中的损失的2.5倍。私有化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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