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叙政策无可指责
邱 波
由于“对于‘叙利亚人民之友’会议的目的、作用和机制等尚需作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也不了解会议的筹备情况”，所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作出了“难以出席此次会议”的政策表达。其实，较之于俄中双方在去年的利比亚问题上所尽皆作出的弃权选择，俄中两国今次在叙利亚问题上所作出的或否决或反对的政策选择，则已然遭到了西方政府和西方媒体的诸多指责；仿佛只要未如西方所愿，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将“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头衔作用于这些国家。但笔者的疑问是：将去年的利比亚模式复制于今天的叙利亚，其能体现对叙利亚人民意愿的尊重吗？导致利比亚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历史记忆可以不停息的复制吗？
不错，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结果给坚守《联合国宪章》的相关国家的政策行为（俄中等12个国家投了反对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压力（因为支持票远超一百多个国家），或者正在举行的“叙利亚人民之友”会议也可能发表合乎西方意愿的声明，但如考虑到世情急遽变异的客观现实，中国的政策选择显然更具有长远的指向价值或意义。
否决与否是中国自行选择
不是吗，虽然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的赴叙斡旋努力并未能取得遏制冲突的效果，但至少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了中国政府的正义声音，那就是，中方不赞成或通过经济制裁或通过武力干预的方式来强行推动所谓的“政权更迭”之基本立场。坦率而言，在各国及各种势力尽皆卷入叙利亚角逐场域的复杂情态下，不论其介入意向是基于何种目的，其捞取好处的意愿也同样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相反，在全球经济复苏依旧不确定的背景下，中方所坚守的《联合国宪章》以及期待稳定的主张，则无疑具有营造国际尊严的示范指向。
笔者之所以将国际尊严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标准作牵连性解读，显然是源自西方国家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政策选择所作出的错愕反应。不是吗，当中国因为未如西方意愿而罕有的就叙利亚问题首度使用自己的否决权时，其结果不仅令西方政府和媒体一片哗然，而且还因此而得出了中国被俄罗斯欺骗的解析；事实上，这种可笑结论甚至还赢得了某些中国人的认同和支持。但问题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果真是源自这种不着边际的荒谬缘由吗？
不错，中国使用否决权的情况并不多，但在关于叙利亚的问题上，一如副外长崔天凯先生所就此而正面回应的：“不能因为中国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就指望中国不使用否决权。在必须使用否决权时，中国当然要使用，该出手时，中国一定会出手”；事实上，在有关中国否决叙利亚决议案的问题上，崔天凯的表述非常清楚：“完全是根据中方的原则和立场独立自主作出的决定”，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俄罗斯影响。至于媒体所鼓弄的“中俄否决联盟以挺叙”的表达，则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更是对中国原则缺乏认知而作出的“小丑”反应。
坚守和平原则有助长远
不是吗，中国的立场非常清晰，那就是，既不庇护谁，也不刻意反对谁；一如“不戴有色眼镜的人群”所清楚知悉的，中方在叙利亚问题没有任何私利，其根本主旨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以遵循国际关系准则的方式来解决相关争议，而“反对在国际关系当中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及反对通过外来干预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虽然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结果显示了中国理念的无奈，但事态的演进却并不以一时一刻的成败得失来作终极裁定。
坦率而言，今天的世界情势已然呈现出超越往昔认知的运行路径；鉴于利比亚突变的前车之鉴，如果叙利亚也步其后尘，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复制性激荡会走向世人无法预料的方向。在西方国家因经济复苏乏力而萌生重绘世界各类版图的情境下，今天支持“更迭”叙利亚政权的国家明天是否会类似的遭遇，实际上谁也无法准确预判；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曾经体察过的征伐与反征伐、占领与抵抗之血腥记录如果由于没有很好的阻止而在今朝及未来重演，笔者可以大胆的预言：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弱势国家均有可能成为被随时屠戮的对象。
正因为这一趋向存在着或走向极端或恢复正轨的“十字路口”，因此，从全局战略思考，即便发生了由于叙利亚被复制以致中国的政策选择面临困境的结局，中国有关“国际尊严”的全球政治理念却更具长久适用性。理据很简单，不论是以中国自身状况来思考，还是以高尚的道义标准来预估世情激荡，谁都无法改变美国遏阻中国的意向，自然也不可能动摇西方国家重绘全球各类版图的追寻方向；如果有更多国家相继感受到生存压力，那么，一旦美国及其盟友们将其攻击方向转向中国时，因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道义表现而更多支持，则是可以预期的。倘使笔者这一认知能够经得起最终历史的检验，那么，在几乎所有的国际争议问题上都坚守既有原则，则不论有助自身利益的维护，同时更可开创意向深远的全球安全环境。可以说，中国完全无须因为西方的所谓“错愕”而失去自己的基本原则。
为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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