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4日点评参考消息
《林书豪成美国“新型出口商品”》，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2日文章。东南网2月22日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林来疯”热潮烧不停，马英九昨天接见来访的美国众议员，把台美都欣赏“哈佛小子”林书豪当开场白，没想到被美众议员当场吐槽，“林书豪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只是刚好是台湾裔；我们很以他为傲”，让马英九笑得有点尴尬。
请注意，林书豪不是中国人，他和骆家辉一样都是地道的美国人。美国现在之所以要捧林书豪而冷落易建联，就是因为易建联是中国人，而林书豪是美国人。在美国看来，如果美国继续像捧姚明那样捧易建联的话，那么，虽然也可以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易建联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姚明，换言之，易建联在成名致富后很可能与姚明一样回报祖国，这对于美国这种把一个铜板看得比脸盆还大的国家而言当然就是一件肥水外流的事情，反之，如果能够将林书豪这个美国人作为赚取中国球迷金钱的工具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出现林书豪在成名致富后会将部分财富转移到中国的事情了。
当然，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赚取中国球迷的金钱，美国同时还通过林书豪、骆家辉等人在向中国人民灌输殖民地文化、制造汉奸文化。美国在宣传林书豪、骆家辉等人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在暗示中国人民，尤其是暗示中国的富人——华裔在美国照样可以成功，由此也就等于是在让准备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富人对他们的第二代的成长环境放心（为达此目的，说不定以后美国还会搞出一个华裔科学家、华裔大富翁等等），换言之，这就是在鼓励更多的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背叛祖国，将财富带到美国（然而，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富人为了避税而放弃了美国国籍），从而彻底摧毁中国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计划。只要中国永远处于“只有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状态”，同时，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又根据美国的意愿移民到美国，并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美国，就算这些富人还在中国投资，但他们将向美国政府缴税，由此，中国在经济上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就确立下来了，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就不可能按邓小平的构想实现了，换言之，邓小平理论也就因此彻底破产了。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社会财富从中国向美国的单向转移。而其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在中国推销私有化改革方案，因为只要将原本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财富通过各种“不完美”的改革私有化到极少数人的手里，美国就只要做通这极少数掌握巨额财富的人的工作——让这些人加入美国籍——就能将原本属于中国的财富变成属于美国的财富了。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以作为美国打手的世界银行和充满汉奸国贼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了一份旨在消灭中国公有制企业的处方，而我们在前几天也看到了国务院的汉奸国贼们正式推出了它们的私有化改革方案，也正是《华尔街日报》的那篇《对中国改革的新推动》的文章，证实了中国国务院所推出的那个改革方案的卖国本质，正因为国有企业对美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让美国感到非常紧张，所以温家宝才要搞私有化改革。
2012年2月25日点评参考消息
《新报报道：改革将成今年“两会”重要话题》，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4日报道。既然“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那么按照如此智慧的方案所推进的改革为什么还是“不完美”的呢？人民日报究竟是在这里嘲讽自邓小平以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存在能力不足和智商有限的缺点呢，还是在暗示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因存在某些丧尽天良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罪恶从而注定无法确保改革拥有完美性呢？
而且，人民日报为什么在还没有开始新一轮的改革之际就能预先料定接下来的改革注定是“不完美”的呢？这究竟是拥有高超智慧和卓越才华的人民日报相关人员因自己没能参与新一轮改革方案的设计而吃醋吐槽呢，还是人民日报在暗示接下来的这场改革的“不完美”性并不是改革者的无心之过，而是改革者刻意而为之的呢？
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但是所谓的非议除了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之外，还有如何改革的问题。人民日报故意隐匿中国社会在如何改革的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巨大争议，而阴险地只讲在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争议的要不要改革的这个问题。尽管人民日报自己标榜改革方案是周密的，改革设计者的智慧是高超的，然而，一个只讨论要不要改革，而不讨论如何改革的方案怎么可能是周密的呢？一个只讨论要不要改革，而不讨论如何改革的改革设计者的智慧又怎么可能是高超的呢？当一个孩子落到井里去了以后，人民日报发出了一篇《宁要不完美的救人，不要不救人的危机》的文章，然而，是个人都知道应该去救人，问题只是如何救人，可是，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就只谈应不应该救人，而根本回避该怎么救人的这个问题，换言之，人民日报在救死扶伤这种性命攸关的事情面前只会唱高调、讲废话，其实质就是在真正地拖延救人的进程，就是在害人。由此，我们不得不首先想到，人民日报之所以故意回避如何改革的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因为人民日报所推崇的这个预定为“不完美”的改革方案是漏洞百出的，制定这个改革方案的人员的智慧是低下的。
然而，面对这个结论，我们又马上开始对自己进行批判：怀疑改革设计者的智商低下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为低智商的人是很难获得那么关键的重要的位置的，因此，问题不在改革设计者的智商，而在于改革设计者的立场，关键问题是改革方案设计者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搞改革，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搞改革？究竟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搞改革，还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搞改革？究竟是站在99%的人的立场上搞改革，还是站在1%的人的立场上搞改革？如果改革不能站在99%的立场上，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那么改革方案的所谓不完美性就不是由改革设计者智慧贫乏和才华不足等问题造成的，而是由改革设计者的反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所造成的。
尽管人民日报一方面承认改革的不完美性，但是，另一方面，人民日报又想为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开脱责任，并且还要无耻地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如果既得利益者拥有优势话语权并要以此阻碍改革的话，那么所谓改革的共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难道这个改革的共识是不经过公众舆论的统一而只是偷偷摸摸地在极少数几个人之间形成的吗？这个共识究竟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还是一小撮人的共识呢？人民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掌握了人民日报是不是就算是拥有了优势话语权？既然人民日报自己都没有一句阻碍改革的话，那么我们要问问人民日报，究竟在哪个能够体现优势话语权的媒体上有阻碍改革的声音呢？如果指不出来，那么这就是说，人民日报在公然强奸民意。
再者，既得利益者就必定拥有优势话语权吗？按人民日报强加给读者的逻辑，既得利益者必定拥有优势话语权。然而，这种情况恰恰与事实相反。国企改革之所以造成天量公有资产被私吞、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等问题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优势话语权而只能甘为鱼肉。同样的，医改、房改、教改、股改等一系列改革有哪一个不是失败的，有哪一个不是让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人民群众损失惨重的？人民群众在这些改革过程中有过优势话语权吗？没有！因此，人民日报强加给读者的这个“既得利益者必定拥有优势话语权”的逻辑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人民日报说，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并且将之作为“非议”。换言之，人民日报认为媒体公众不应该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媒体公众不用挑剔目光去审视改革的话，那么改革就是完美的。这显然又是在为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推卸责任。而且，难道这个被誉为由周密方案和高超智慧炮制出的改革难道是禁不起媒体公众挑剔目光的审视的吗？是不是媒体公众一严格审视，该方案的反动卖国本质就会原形毕露了呢？再者，现在的媒体又有哪个是在用挑剔的目光审视改革的呢？我们看见的境内外主流媒体，包括一贯反动的媒体在内，都在歌颂私有化改革呀。人民日报自己都在对改革的不完美性做辩护，又有哪家媒体能够在巧舌如簧这一点上超过人民日报呢？
人民日报说，一些人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句话正好是人民日报自己在打自己耳光。人民日报自己讲“宁要不完美的改革”，言下之意，人民日报自己肯定了这么一件事，即，如果有完美的改革的话，那么就要完美的改革，只有当没有完美的改革的时候，才退而求其次。因此，人民日报自己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单位，否则，如果人民日报自己不是追求完美的话，如果人民日报自己不是以俯视的姿态来审视之前和当下的改革方案的话，那么又怎么能够辨别的出之前和当下的改革是“不完美”的呢？既然人民日报的思维在之前和当下的改革设计者的思维之上，那么，从之前和当下的改革设计者的角度来看，人民日报不就是在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吗？从之前和当下的改革设计者的角度看来，人民日报将之前和当下的改革斥之为“不完美”的这种说法就是在用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因为在改革设计者自己看来，之前和当下的改革是完美的，并且改革设计者也是这么宣传它们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多么完美的改革方案呀，然而，人民日报还敢说这个方案不完美！可见，人民日报对改革方案的标准是多么的高，人民日报的思维是多么的乌托邦，相应的，人民日报在这里抽自己嘴巴的力度是多么的大！
人民日报说，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然而，人民日报在前面已经将民意归咎到“非议”中去了。然而，如果所谓的非议是多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民意就不能被视为是流言。因此，究竟是民意还是流言，关键要看其所反映者是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人民群众反对私有化改革的这种意见难道在人民日报眼里是不能为之所动的流言吗？！那种为违背多数人利益的改革进行担当的人不是反动派又是什么东西？！对这种改革，不仅应该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应该尽力阻止这种反动的改革，最后，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者就应该被人民群众打倒。
中国的改革确实已如舟至中流。然而，这条船是怎么一路行过来的呢？是把原来的船主人贬为船工和纤夫，更有甚者是将部分船主推下船任其生死。现在，私有化改革方案将把更多的船主推下船去，并且将船本身改革到极少数人的手里。中国人民无论在经济地位上还是社会政治地位上都几乎回到解放前的那个状态了。因此，尽管舟至中流，但这只舟不是一路顺流而下的那样行来，而是逆流而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地那样行来的。正因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舟越往上行，其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其所能行进的空间就越狭窄。正因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舟越往上行，其所需要的纤夫和船夫就越多，换言之，改革者所要奴役和压迫的人就要越多，而为了这只舟能够继续逆历史潮流而动，改革者就必须将更多的人赶下船，轻者贬为纤夫，重者直接谋害致死，从而使得能够继续坐在船上的人——即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的人数越来越少。
人民日报企图拿“联产承包、物价闯关、工资闯关”这三项改革来证明“不同声音”的无关重要性。然而，小岗村的现实证明，联产承包根本不能让小岗村脱贫致富，相反，还累死了当地书记。当年的物价闯关改革的失败更是成为了当年社会大动荡的经济原因。当然，工资闯关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但，那种成功也只是对包括改革设计者在内的极少数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言的，但是，对广大工薪阶层而言，工资改革已经让他们日益处于“工资与非洲接轨，物价与美国接轨”的艰难处境之中。事实证明，这三项改革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并且还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民日报或许会为之辩解，所这是改革不完美的地方，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我们要质问的是，为什么改革的不完美总是表现为让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支付改革的代价，而改革的完美性总是体现在占人口极少数的资本家、官员及其亲属的身上呢？！既然前面所有的改革都是让极少数人受益而让绝大多数人受损，那么人民日报凭什么保证接下来的这个私有化改革运动能够让绝大多数人受益呢？
在人民日报看来，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言下之意，人民日报认为改革不是必须的，否则，如果将“招惹是非和自找麻烦”作为必须的话，那么人民日报的心理岂不是非常变态？！或者说，人民日报岂不是认为改革开放的设计者都是没事找抽型的人？！由此，我们惊奇地发现人民日报具有非常高超的狠抽自己耳光的智慧。因为人民日报自己在前面说“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换言之，人民日报在前面已经肯定了之所以要改革，那是因为有危机，正因为是危机导致改革产生，所以改革就不是什么“招惹是非”，而是化解是非，同样的，所以改革就不是什么“自找麻烦”，而是消除麻烦。可是，作为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一而再地出现自相矛盾、自抽耳光的事情，这说明了什么了？这只能说明人民日报理屈词穷、做贼心虚。因此，人民日报为了替自己的反动立场狡辩，甚至不能顾忌上下文的逻辑，完全就是一付写到哪里算哪里的架势。
人民日报此文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此文的立场反动，而且此文的逻辑也是反动的。不过，在看了其他同志批判人民日报此文的文章后，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再逐句进行批判了，因为我们很清楚这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所以，要留着力气，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还会适时对人民日报的反动立场进行批判。听说人民日报还有好几篇文章要发，那我们就一篇一篇的来吧。
2012年2月26日点评参考消息
《户籍改革赋予中国农民工新权利》，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4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月24日报道，香港《南华早报》2月25日报道，美国之音电台网站2月24日报道。境内外敌对势力是真的那么关心农民工的权利吗？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就是建立在坑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敌对势力为什么对农民工获得新权利一事那么兴奋呢？因为农民工即将获得的这个权利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实现的。
境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持有这么一个论调，说中国没有迁徙的自由，说中国的户籍制度阻碍了中国人自由迁徙。据说当年美国总统卡特就当面指责邓小平说中国没有迁徙的自由，结果邓小平回敬说“送你们美国1000万中国人，你们要不要？”然后，卡特就再也不提此事了。就世界范围而言，要实现均衡发展当然是对的，但是，不能说为了实现均衡发展，哪里发达，人们就往哪里涌去，再说，现实的政治也不允许这么做，美国只希望中国的富人和高级知识分子去美国，而不希望中国的工人、农民去美国。因此，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要实现世界的均衡发展，就不能指望靠发达国家发善心，事实上，发达国家也没有发过什么善心，中印等人口大国只有靠自立自强才能实现世界的均衡发展，换言之，中印人民只有建设好自己的祖国，并将建设成果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然后才能实现世界的均衡发展，反过来说，那种指望靠发达国家施舍来致富的思路绝对是走不通的。
在国际上是如此，在国内也是如此。中国存在严重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将人口向东部发达地区集中的办法，如果真像某些砖家所建议的要让上海住1亿人的话，那么不要说上海承受不起，就是全国其他地区也承受不起，因为，届时，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向上海集中，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地区所能分享的资源和财富必然急剧下降，最后只会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实际上又会使中国的状态回到解放前。真正要解决地区间不平衡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全国人口向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集中，而是要想办法在全国各地，比较均匀地建设能够在生活诸方面条件和上海匹敌的大城市，如果全国多几个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的话，那么岂不是一举多得，一方面可以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缓解资源供给不平衡的问题，此外还能在最大程度上防范某些安全问题，比如控制流行病在人际间迅速传播的问题，试想，如果上海住1亿人，那么一旦非典来袭，那防治的代价将是巨大的，相反，如果全国较均匀地分布着3、4个如上海这么级别的城市的话，那么防治流行病的代价就会小得多。
为什么某些砖家特别喜欢用扩大城市人口的办法来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呢？并不是这些砖家好心，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现在农民工在上海、北京这种特大城市里的社会地位极低，干的都是脏活、累活，换言之，存在严重地压迫、歧视、剥削进城务工人员的问题。然而，随着国家开发大西部战略的推进，特别是有重庆这样的模范城市的出现，愿意到特大城市干脏活、累活的农民工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反过来直接损害了那帮城市老爷的既得利益了。并且，原本在农民工从本地工人手里接过那些脏活、累活后，在本地工人中间开始滋生出一种非常不利于工人阶级团结的工人贵族心态，尽管同样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但是，本地工人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白领看不起蓝领，说到底，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团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所引起的。
然而，在中国的大西部日益繁荣之后，东部大城市中的一些脏活、累活不得不还要由本地工人去干，尽管工资涨上去了，但是工种并没有改变，由此，工人之间存在歧视的问题就有所减弱，加之有大量的外地大学生在当地成为白领，由此，资产阶级利用工人地域出身的差异来分化工人阶级的企图也就越来越较难实现了。然而，这个困难恰恰损害的是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因此，为了确保它的既得利益，资产阶级的走狗才提出了要不断对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扩容的方案，因为只有不断扩容，才能继续维持乃至扩大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由此才能让资产阶级拥有足够的可以欺压的外来务工人员，反之，如果城市人口因为被限制在一个上限而使得中国拥有多个生活水平相近的大城市的话，那么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同时，各个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必然会反映到阶级差别上来，因为地域出身问题已经无法成为资产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的工具了，由此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自身更容易成为社会冲突的直接对象。
因此，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应是如何能够让人们自由迁徙的问题，而是要通过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来使得人们不愿意离开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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