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陷入新的衰退

     从2007年开始的危机新的衰退的阶段已经在发达经济体隐约可见。由国家拨款实现的反弹正在耗尽，下一次复发将包括高失业率。仅是为了回到震荡开始时的就业水平，在世界上需要创造1700万个就业岗位，由于对银行提供救助，发达国家的国库已经枯竭。
    对于这场震荡存在两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上的解释。新自由主义分子强调债务者的过错，他们在借贷款时没有偿付的能力，国家在接手难以控制的债务时不负责任。相反，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缺乏对金融的调控和过度投机。他们还强调由于工资的停滞和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有偿付能力的需求受到破坏。这两种思潮强调的是导致现在经济停滞的经济政策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种开始时对危机的根源的关注后来变成对另外的问题的关注：震荡对各地区有差别的影响和地缘政治版图上随之而来的变化。这种看法突出向多极化的转变，美国霸权的丧失，中国地位上升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地位。
    经济危机在每个地区如何发展呢？什么是统治阶级正在博弈的战略呢？从全球范围来说正在显露什么类型的场景呢？
    美国民主的断裂
    在美国房地产的垮台引发了经济危机，当时没有偿付能力的债务者不能应对支付他们的份额。银行面对一个巨大的收款缺口，面对1100万套住房的估价低于它们的抵押贷款，五分之一的房产主被没有贷款窒息。
    后来在其他的领域浮现出同样的债务。家庭承担的债务相当于他们收入的112%，他们支付的银行利息比过去10年高出37%。整个金融链条受到拖欠的影响，使银行收不回贷款，造成一种衰退和金融更加脆弱的恶性循环。
    正统的经济学家指责债务者，他们的对手指责银行。但是双方均忘记了没有支持的金融资助的消费的雪球从几十年前就在滚动，这是由新自由主义世界化推动的资本主义重组的结果。这种变化造成对劳工条件的破坏（工资的不稳定和停滞，评定的分割），降低了民众的收入，推动保持靠贷款帮助的消费。
    面对已经达到两位数的失业，贫困已经影响到15%的居民，靠对家庭的大量贷款维持需求，工资已经下降到15年前有效的水平，财富令人吃惊地集中。
    新自由主义的重组还包括大量的公司地方化，它们到国外靠更低的劳工成本和加剧劳动岗位的丧失赚取利润。美国的企业在国外创造在国内受到破坏的就业，因此本国的衰退与500家主要的公司在国外利润的增加同时并存。
    最近几十年美国人的巨额消费一直建立在站不住脚的债务的基础之上，其环境是国内工业的倒退，剥削的增加，贸易赤字和企业迁徒国外。这种危机的情况是新自由主义强加的竞争压力的一种结果。
    由于抵押债务的爆炸，这种重组造成的不平衡已经浮出水面。但是这种不一致的规模从莱曼兄弟公司的破产（2008）和整个金融系统受损（2009）已经凸显.
    后来的救助最后创造了目前财政和银行没有支付能力的恶梦，引起市场的震荡。机构保持紧张的疗法，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7年的62%提高到2011年的100%。
    政府处理财政的空洞没有任何连贯性。头一天它接受共和党人削减支出的压力，第二天就提出一项包括巨额财政削减的投资计划。奥巴马处于控制国会的右翼的压力与继续希望他履行诺言的选民之间。
    美国外部的反应
    美国曾试图通过G20组织和中央银行的联合干预，命令全球管理危机。但它同时利用主要的经济工具实施一些战略。
    第一个手段是美元，美元集中了世界上85%的外汇交易，65%的全球贸易，类似百分比的世界储备。国际债务的一半是以美元计算的，大部分石油和原料交易使用美元。
    美元已经失去战后它拥有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但是面对没代替它的货币，美元仍然保持它的优势地位。欧元没有让它作为全球性货币起作用所需要的影响力，日元失去了影响力，人民币元作为可兑换货币还没有国际化。
    这种缺乏替代货币的情况使美元能保持一种居主导地位的干预，可以预计未来将是三种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元）共处，回到固定汇率或是一些货币的新篮子的谈判。
    在任何选择中，美元都可能保持非兑换性、它的定价的升值和贬值连续不断的阶段所拥有的地位。管理高汇率（吸引资本）和低汇率（促进出口）的范围已经缩小，但是并没有消失。
    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中美国的影响也是重要的。这些变化是为了通过对银行单位应当提供的数量的谈判增加银行的资产。同时也在讨论如何调控新的投机（衍生品、CDS等）的机制和企业以直接的方式进行金融交易。
    金融的国际化和交易所的联网使这种准则的调整变得迫切，将通过美国银行机构先前的重组去实施。著名的银行界的头目（保尔•博尔克）正在指挥这场重组。
    在这个领域华尔街的行动与伦敦的金融界密切合作。双方分享操作金融的顶端，企图限制所有的调控，最低限度与它们的交易是可以共存的。
    新自由主义的显赫人物（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处于守势，以便指挥这场重组。他们已经不再公开称颂市场对自我控制泡沫的超级效率。但是他们的凯恩斯主义反对者（如威廉•达莱）也没有得到支持，以便对投机的浪潮事先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在这两种变异的情况下美国确定变化的方向。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美国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尽管该组织新的参与者得到越来越多的授权，华盛顿仍然确定这个组织的准则。在G20最近几次峰会上，该组织的资金增加了一倍，被授予更多的职能，赋予它进行国家干预更多的权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决定在欧洲惩罚任何对紧缩的阻碍。当乌克兰准备提高最低工资时，它中止了这个国家的信贷，强制立陶宛下调工资，要求在希腊搞私有化，对冰岛的公民投票提出异议。它不仅是在小国经济中采取行动，而且检查意大利的拯救措施。
    从这些行动出发，美国的权力机构评估走出危机的战略，估量通货膨胀的选择。从2008年起美国联邦储备通过极度扩张的政策（被称为“数量的宽松”）注资2万亿美元。它发行的货币在全球泛滥，为输出美国的不平衡提供便利。这项政策旨在靠通货膨胀化解公共债务，重复在美国为了减少本国的债务，加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债务已经采用过的机制。
    但是这种重操旧业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不仅是遭到正统的经济学家的抗拒。过去降低债务的通货膨胀是在高增长的环境中实现的，那时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可以降低这些债务的整个比例。今后几年没有任何人看得到那种繁荣的场面。
    欧洲的不幸
    许多欧洲的分析人士开始时将旧大陆的危机的特点说成是美国震荡的一种简单的反响。但是这种看法被欧洲金融“海啸”令人吃惊的规模否定了。
    欧盟（27国）和欧元区（17国）的建立造成的特别的不平衡说明这种垮台的规模。它们曾寻求使本地区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竞争的准则，代替过去由德国火车头和法国外交领头的一个集团中经济的多样性。
    由于呑并东部领土（前德意志民和共和国）德国经济的指控权得到巩固。统治阶级利用技术的实力和工业的强大竞争力强制推行工资的纪律，将国家变成为欧元区出口的大国。
    但是现在的危机表明了这个集团没有完成的特性。共同货币的引入是为了投放德国多余的货币，同时推迟对共同分担的预算和财政的安排。这一缺项是致命的。没有共同的国家机构来支持货币（欧元）破坏了计划的内聚力，造成共同体的混杂。管理的机构没有巩固，加大了将经济强劲的国家与落后国家分开的距离。
    开始时还指望通过发展共同享有的市场和向落后地区转让的工具来缩小这种差距。但结果是相反的进程占了优势，通货膨胀率较高和生产率指数较低的国家系统地失去了它们的地位。这种断裂导致贸易的不平衡，只能由债务进行补偿。最后，经济有顺差的国家（德国、荷兰和奥地利）为有赤字的国家（希腊、葡萄牙、冰岛）埋单。
    公共债务和银行的破产加大了欧元区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首先是使被贸易失衡困扰小国（希腊）、外交撤离的国家（冰岛）和外国投机提供资金的国家（冰岛、塞浦路斯）的经济停滞。然后是财政的倾倒扩大到意大利（欧元区第三大国），现在威胁到西班牙（面对抵押贷款的大量拖欠）。
    所有的银行拥有的全部公共债券没有支付能力。希腊、爱尔兰或冰岛脆弱的银行单位已经停滞，法国、德国、奥地利或意大利的大银行机构的状况让人感到恐惧。银行之间的交易已经收缩，对巴尔干国家遗毒的恐惧增加，资金出逃到更安全的地方。
    德国的战略
    德国不能得到美国试探的全球的答案。缺少保持第一大国的帝国资金，它已经选择一项防御性的紧缩战略，这与美国的通货膨胀选择是完全相反的。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推动系统地降低利率，欧洲中央银行提高了资金的成本。
    通常对这种差别的解释是一种传统的交叉。欧洲人对高通货膨胀的恐惧与美国人对大萧条的记忆的对比表明欧洲和美国之间对危机的国际管理存在影响力的差别。
    德国在欧洲范围内的行动是采取一项草率行事的政策，将危机的成本转嫁到劳动者身上。这种攻击并不意味着更多的调整。表明是对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的破坏，取消其他大陆的工人从来没有得到的社会成果。欧洲的失业率已经平均达到20%，受到缺少工作的影响，贫困人口已经扩大到居民的四分之一。
    德国政策的另一个基础是为了支持欧元区紧缩财政。最近几个月欧元的连续性已经到了“飞檐”的地步，人们在猜想欧元区的重组、分裂或是消失。但是这种货币已是一把控制德国出口的钥匙，其基础是市场的统一和取消保护主义壁垒。
    为了保持欧元，最近强制签署了财政协议。为恢复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准则确定一个期限，将自动地惩罚那些违反这些限制的国家。必须将这项原则作为一项宪法的准则列入，服从于超国家削减的控制。这些权力机构将检查支出，在一年的任何时候强制削减，将人民放到剑与墙之间。不能履行这些准则的国家将自动地被欧元区开除。
    这一强硬措施与德国加强其出口标准而又不发行货币的战略是一致的。寻求加强欧洲外围作为成本减少的原供应者的作用。希腊削减工资，冰岛社会保险受破坏和普遍提高退休的年龄将这种重组的后果提前了。
    德国强加这种紧缩的战略，否决威胁它的竞争力的所有金融措施。封闭建立欧元债券和债务的互助体制。阻碍扩大拯救银行的基金，阻止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券，强令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向国家直接提供资金。
    这种严厉不意味着抛弃破产中的银行。德国赞同救助，但是寻求保持它的工业的潜力。它不放弃将来通过在美国实行的联邦机制向欧元区提供资金，但是它希望保障事前的财政控制。面对银行的脆弱性和不可能重复逐步吸收债权，德国加快这种检查，美国在20年前对拉丁美洲的债权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新的财政图景在欧盟的领导层打开了另一个冲突的领域。英国拒绝法国-德国的协议，决定保持在局外以便保护伦敦的自主权。它反对英国的银行接受布鲁塞尔的检查，它没有得到保护自己的交易的否决权力。对英国资本家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是参与大陆的市场，但是对他们的财政国际化持保留态度。
    在新一轮谈判中默克尔--萨科齐作为胜者出现，但是只有时间允许评估这种胜利的稳固性。危机耗尽了政治领导人，每次选举让轮值的统治者遭到某种惩罚。这种惩罚同样影响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保守派领导人（法国、意大利、德国）。
    关于中国的疑问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每年达到9-10%，是危机中一个重大的新闻。最近十年这个东方巨人的出口以没有节制的速度成倍增长。中国吸纳了非洲的自然资源，加强与拉丁美洲的贸易交流，已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这种进展确认了在新自由主义的时期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利用它低廉的劳动力加入了世界化，酝酿了一个本国的资产阶级，参与国际的角逐。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的积累。
    在危机开始时，许多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增长将抵消发达经济体的萎缩。事实上，这只是成为一个部分的平衡砝码。亚洲巨人在金融上支撑了处于危机顶端的美国和欧洲，以便确保它的对外销售的连续性，保护国内的需求，带动国际原料的采购。这些行动阻止了普遍的衰退，标明衰退的地理范围，尽管它没有替代发达世界的火车头。它将保持这种作用吗？
    对这种连续性下赌注的人希望人民币元通过大量购买欧元名义的公共债务，对旧大陆实施大量救助。但是中国已经购买了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大量债务，它的储备中有四分之一是这种货币。增加购买将会引起东方大国领导层的分歧。
    与全球交易联系更多的阶层（“海岸的精英”）接受参与新的拯救，以换取强有力的弥补。它寻求减少对反倾销的惩罚，获得“市场经济”的地位，参与欧洲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阶层也试图让中国在未来世界货币的设计中占有地位。因此，它要求任何救助的一部分名称是人民币元。但是这种货币投入将影响汇率定价，破坏出口模式。中国多次拒绝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接受这些要求，上一个十年美国曾强制日元升值。但是，人民币元的国际化本身可能引起亚洲主要经济体保持的自主权的削弱。
    中国投资的资金已经积极参与对美元和国库券的支撑。中国购买了美国通用的股票和摩根士丹利银行的股票。但是另一次使这种购买升级（特别是在欧洲）将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帝国政策。为了保卫在国外已经获得的成果，需要中国领导层回避地缘政治的存在。
    出于这个原因，领导层的许多部门（“国内的精英”）责难外国投资增加太多，强调需要首先增加在全部产品中极低的国内消费的比例。国内对最近向旧大陆提供资金持异议的思潮反映了这种担忧。需要记住中国人的人均收入还只是欧洲人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
    坚持出口模式或是实行向国内消费的转变的进退两难还没有解决。对后者存在一种巨大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重要的结果。面对可能引发的不平衡的规模，这种转变还没有实现。
    为了大幅度提高国内的购买力，必须提高工资，引入社会保险的普遍化。这些措施将与曾使这个国家提高已经降低的劳工成本发生冲突。在投资的潮流中已经提前看出这一问题，现在投资流向工资比中国低的亚洲经济体。
    经济的进程将继续受多种紧张的制约。房地产泡沫是最新的不平衡。在30个主要城市最近两年住房的价格上涨了50%，正重复曾经影响美国和西班牙的令人怀疑的债务循环。经济的25%与建筑有关，这种定价的倒退可能影响到国内生产总值。
    还存在严重的金融问题。尽管国家控制着信贷，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贷款市场，它支付中产阶级的消费，地方政府的管理是可疑的。这些不一致可以解释通货膨胀，过去10年年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6.2%。
    交易的不稳定还归因于有特权的阶层积累的利润的规模。居民中最富的10%的人的收入比最穷的10%人的收入高出23倍，高管人员的工资是职工平均工资的128倍。
    这种社会的断裂与过度投资的结构问题同时存在，年度投资率已经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5%。这种活动的速度要求在一个衰退的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这同时就增加生态失去控制的风险。
    没有任何人知道全球经济的再度衰落对中国的冲击。一些经济学家估计这种影响将是能消化的（斯蒂格利茨），另外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罗比尼）。但是大家公认对于世界经济情况近期变化的征兆，这些数据是中心问题。
    金砖国家，扩大版，新兴国家
    不仅是中国能够避免全球的危机。一批中等经济的国家（被称为新兴经济，上升的经济或金砖国家）也做到躲过了风暴。这些国家的核心组成现在世界分层中半外围的集合体。
    去年这些国家保持增长，大量增加投资率，提高了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参与度。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在下一个时期生产和就业的布局将会发生重大的转移。根据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这些变化是一致的，而亚洲处在有特权的地位。
    上升的经济体是被资本主义“宠爱的女孩”。它们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扬，是最近几届达沃斯企业家论坛上的明星。中国、俄罗斯或印度新的百万富翁迅速组成了强人俱乐部。
    另外一个正在改变的指数是国际储备的分布。这些再保险金额在上升的经济体达到6.5万亿美元，而北方国家只有3.2万亿美元。第一集团的外债已经下降，这个集团的某些国家已经是债权国。在另一极组成了新的“高度负债的富国”的新等级。
    但是对这种变化会经常得出有欺骗性的结论。主要的混乱出现在对整个上升的集团不加区别地定性，都被列入金砖国家的行列。这个命名（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首先被扩大为金砖国家（后包括南非），然后是金砖国家-K（含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最近另一种扩大的说法包括墨西哥、埃及、台湾和土耳其（EAGLES）。
    这些标记的创造者是银行的操作师，将国家列入或排除他们的名单，以确定金融投资的机会。这种评估经济形势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主要的不便之处在于同样阴暗的方式，将一个走向中心大国地位的国家（中国）与变化模糊的中等经济的国家进行比较。
    亚洲巨人与它的任何追随者保持的差距在生产、出口或储备的任何领域是很大的。面对其他的近年来经济体（印度等），这种差距是特别明显的，或与在中国进步之前的一个邻国――中断停滞的国家（韩国）相比也是明显的。
    在将整个集团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时，人们忘记世界上许多国家是作为中国需要的基本原材料的供应者而上升的。这不只是推动全球的增长，这些经济体被这种进步带动。重要的是注意到将这些工业发展的主角们与由于石油收入增加而扩张的国家（俄罗斯）或农业收入增加的国家（巴西）标出分界线。这种差别确定了增长的完全不一样的坚实程度。
    新兴国家之间的区别在地缘政治领域非常清楚的轮廓。俄罗斯或中国政策的自主权没有扩大到印度、巴西或南非。这些国家与控制世界秩序的大国保持密切的合作或依赖关系。因此，金砖国家的职能不包括相同的战略。
    整个集团政治上确实非常稳定，与中心的大国普遍出现的混乱明显地截然不同。但是这个特点并不决定国际联合行动的标准。
    在宗主国中心旧的联系受到破坏时，新的南—南联盟取得的进展有限，没有如一些分析人士所预测的使新兴国家要求的“第二次全球化”提前展开。到现在最突出的数据是新兴国家与G20的结合，以便扩大对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支持。
    外围的痛苦
    中等国家的加速没有延伸到外围其他的国家。危机重新以更大的毒害打击更贫穷的经济体，重现一种资本主义震荡的准则。这种冲突在收入的任何领域都得到证实。移民进入第一世界遇到更大的障碍，侨汇减少了，难民的浪潮成倍增加。
    当媒体只谈到中心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经济时，大多数国家都处于G20之外，承受日常贫穷的悲剧。那里有20.5亿人不能得到基本的医疗，8.84亿人缺乏饮用水的服务。
    但是现在这场“海啸”最新奇的是这些苦难与饥饿的悲剧相汇合。危机之前的食品价格上涨没有因为衰退而扭转，在很多地区营养不良的情况加剧了。比如在索马里，已经看到食品灾难所有的征兆。
    饥饿总人数约为10.2亿，但是威胁扩大到生存在贫困条件下的25亿人。在食品涨价时贫困增加了，这是因为出口型农业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加强，它破坏了小农所有制，消灭了当地传统的供应，使农村的移民成倍增加。
    这种农村的资本主义的重组决定了食品的匮乏，折磨着人类六分之一的人口，而全部生产可能满足营养的需要。利润的统治和极少数跨国公司（美国的ADM、邦吉、嘉吉和法国的路易达孚）对农业贸易的垄断操纵造成了饥饿的悲剧。
    全球经济减速造成的通缩后果问题得到缓解的希望并没有实现。粮食价格的上涨从2003年开始，直到现在没有大的变化。
    许多学者认为粮价上涨是由于形成了另一种泡沫。用粮食期货的价格进行投机已经成为一种非常赚钱的交易。这利于对结算的剩余资金的掌控，在发达国家失去了投资机会。
    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粮食的缺乏更多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来源于新的亚洲消费者日益增加的需求。他们还强调在农业部门生产的成本日益增加，生产率在下降。
    双方都强调这种现象短期和长期的解释是互补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金融的操纵和供求之间结构上的差距预示着粮食危机的加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所有专家也这样预测。
    此外，由于农业交易的压力这种不幸将会加剧，在G20峰会上任何对国际价格的调控都被冻结了。这些国家生产世界77%的粮食，操纵80%的农产品贸易。不受保护的居民的饥饿为这个团体的一些成员国提供了大量交易。
    多极化与霸权
    围绕着当前危机的地区形势的多样性使预言转向多极化。这种情况区别于战后的两极（美国和苏联）和90年代的单极（美国的优势地位）。美国的衰落与中国和新兴国家的进步有联系。一些学者强调新自由主义已经耗尽，预言外围国家开发式的增长，其基础是国家的干预和南方经济体之间的交流。
    但是这些看法忽略了将现在的时期与过去的时期联系的有重要意义的延续性。多极化可能改变大国之间权力的关系，但是不改变新自由主义世界化的支柱。跨国公司的主角作用继续存在，同时存在通过剥削劳动力赚取利润的全球的竞争。
    这种资本的国际化同时还决定自由贸易和跨国界资金的流动的延续。与战争时期发生的情况不同，现在的多极化并不预示出现准备通过战争为夺取市场而战的保护主义的集团。
    中心国家的停滞确实决定了中等经济体之间更大的相互作用。但是这些联系的发展与第一世界的企业密切合作。这种合作不是技术性的强制原则，也不是服从于提供资金的需要。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一起扩大了它的行动范围，继续加强这些联系。
    他们的战略不包括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或是“不结盟”的措施。也不鼓励贸易的商品计划或是团结的计划。他们按照利润的准则行动，倾向于重建中心—外围—半外围关系旧有的不同水平。
    “世界化”改变了这些联系的地理标准。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和它的原材料的供应者之间不再需要领土的接近。依附的关系超越了它传统的范围。
    结果是不可能预言这种变化的最后秩序，但是明显的是不是所有的博弈者都能得意地胜出。积累要求平衡一个中心（极）反对者的外围的进展。如果一个地区繁荣，另外一个地区应当没落，以便获胜的资本家的致富由失败的地区的居民埋单。
    多极化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发展这个选择性的原则。资本主义排斥长期共享的增长，或是逐步消灭所有伙伴地区的不平等。羡慕这种新场面的人无视这种同样标志的差距扩大。
    经常把多极化想象为有利于中国和使美国衰落的一种政治霸权的变化。但是从来没有搞清楚霸权主义的观念意味着什么。这个观念可以被确定为帝国的绝对优势或是反对强制的战争的一致造成的管理方式。在第一种情况需要的是中国的扩张将取代美国统治者。第二种情况意味着这种替代是和平的，结果是一种使人屈服的经济上的优先地位。这两种设想的不准确显而易见。美国从战后遵循明确的帝国主义的方向。它的作用是作为资本再生产的军事担保人，面对民众的起义和制度的不稳定，为所有的统治阶级提供保护。中国的领导人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不会把自己想象成正在发挥这种作用。
    那些因为东方经济繁荣简单的效果认为强制性的替代是不必要的，没有解释没有任何类型的军事担保全球的资本主义如何起作用。这种观点忘记了一个为了产生于剥削的利润的竞争制度，不使用武力是不能发展的。
    根据美国或它的欧洲伙伴的军事部署而确定多极化是一种天真的假设。在世界经济的任何“非西方化”中美国宪兵将继续监督侵略、占领和屠杀。第一大国确实已经不能再作为90年代万能的大国采取行动，但是它领导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中了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与在冷战期间与它站在一边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
    这个联盟主要的成员国在扩张它们的经济权力时，不会经常打破这种习惯。海湾石油资产阶级对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变的忠诚就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例子。日本的屈从更有征兆性，因为它没有寻求政治--军事自主的道路去抵销它的停滞。日本经济的倒退深化了，因为它的公共债务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地震后复苏的计划失败了。
    美国的中心作用在7国集团扩大，中间国家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出来保护现行的帝国秩序时再次实现了。全球的宪兵将利用它的权力试图收复已经失去的地盘。它把通过在韩国的海军演习、在蒙古的演习和在澳大利亚建立军事设施向其对手中国暗示施加压力的方式。美国甚至试探它的反对者在与台湾的争议、和印度的争夺以及解决西藏的地位问题上的反应。但是这些紧张关系到现在还没有打破从几十年前起与中国有效的合作框架。
    亚洲大国将资本主义的团结分极看待。它不是抚慰西方银行的垮台，救助破产的银行。最近欧洲的倾斜甚至加强了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汇合，对该组织的执掌者确定未来贷款的规格。
    新自由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者
    关于危机的经济辩论继续集中在正统的观点与异端的观点之间的对立。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是因为“财政的不负责任”，对那些将资金浪费在非生产性的开支上的政府出言不逊。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些拨款在开始时支持了工业化经济的扩张，而后来失去控制是因为要拯救银行。比如2007年以前，在欧洲多数国家都有财政顺差。
    新自由主义的论述掩盖这种救助，将现在的不幸归因于“人们的生活超出他们的可能性”，好像提高生活水平是一种罪过。它没有解释是什么原因赦免富人不让其做出任何牺牲。甚至危机持续的特点也也被用来为蹂躏进行辩解。已经没有任何人提出劳工的灵活性是走向繁荣的护照。必须勒紧裤带被看成生存的一种需要。
    在美国，同样的理由被共和党人用来要求更多地减少社会支出，保持银行家的特权和军事开支，降低富人的税收。他们要求确定一个严格的债务上限，由权力机构的负责人进行监督，回避提及对金融家的救助与自由—市场的所有原则是相抵触的。
    相反，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危机是由坚持没有调控金融系统和需求的萎缩造成的。因此，克鲁格曼建议给富人加税，支持公共投资，重建收入。斯蒂格利茨以同样的论调主张免除抵押贷款，对银行治罪。
    这些们正确地指出了风险的失控，会计师的圆滑，被打包的债券和金融衍生品交易造成了现在的金融“海啸”。但是他们忽略了这种不作为被将资本主义强加在信贷的管理的竞争本身打破了。同样情况发生在家庭债务和社会的排斥方面，这不仅是经济政策错误的后果。
    持异端的技术人员忘记积累本身造成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分离，同时购买力又打断了生产率的提高。这些矛盾因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对立而加剧了。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认为，通过公平地分担危机结果同样对减弱这种不平衡是可行的。他们建议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同样地分担金融的损失。但是看一下面对免去希腊的债权银行家的反应就足够了，可以看出这场战斗是多么艰难。这一主张在风险评估机构中引发一场风暴，欧盟提前进行财政调整。这同样的病毒引起金融界人士空前的反应，他们将面对取消银行天堂的措施，或是取消高管人员的加薪。
    为抵销银行家的这种抗拒，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如中止债务的支付，审计债务，将银行系统国有化。同样需要的是重振增长，创造就业。实现这些目标要求关闭向债权者的支付管道，控制资本的流动，引入激进的累进税。
    在现在的情况下，进行没有反对资本主义行动的社会改革的空间已经紧缩。存在着一种可能自救的气氛，“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政策余地很小。处理银行破产、清理企业和劳动力贬值的压力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倾向不遵守占统治地位的右派的意识形态或是金融家占有优势的影响。所有的统治阶级与银行家们一起支持调整。这种一致也反映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表现之中。在实施回调时与他们的右派对手没有区别，接受默克尔和萨科齐强加的专横做法。比如帕潘德里欧敢于要求进行一次公民投票时，这两位领导人决定取代他，对希腊发出坚定的新殖民主义的干涉信息。
    这种倾向本身在美国政府对自由派的要求表现的冷漠中得到证实。这种态度与3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占主导地位的改良主义的渗透性截然不同。
    许多凯恩斯主义者承认这些场景是不利的。但是认为在国际范围内普遍推行阿根廷根据拖欠和交换债务采用的中间解决办法是可行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取得那些经验的特殊原因。阿根廷能够与国际资助相对保持切断联系，是因为它作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已经进入世界贸易。它享受国际的高粮价，变成亚洲正在上升的经济体有特权的供应国。此外，它利用巨额出口收入鼓励国内的需求，然后货币大幅度贬值净化了资本，有利于利润率周期性的补偿。
    显然，多数受危机影响的依附型经济没有资金和条件去实现这种复苏。它们确实可能采取阿根廷的某些措施，但是只是作为更加激进和大胆的措施的出发点。
    危机的剧烈程度要求采取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视野，远离同一种社会制度各种变数现在的制约。统治的思想强加这种限制，强迫在英美模式、德国、中国的选择之间做出抉择。
    强调这点否认了当前的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根源，掩盖了矛盾，即积累的进程定期地创造和按照路线扩大的矛盾。一种建立在因占有来自剥削的利润而对立的基础上的制度必然产生某种现在已经看到的震荡。如果承认资本主义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可能最好的制度，其结果有利于另外一种解决危机的选择范围。这种开放有助于克服屈从，加强斗争的意志，为大多数居民想象到有益的出路。
    社会的抵抗
    危机的变化可能因最近几个月民众行动的推动而出现剧烈的改变。分析人士忽略了在社会真空中使经济进程变得合理的这种反应，最多被官员和金融家占有。
    危机首次出现在习惯于确定与第三世界的经济灾难的居民中开始时引起茫然。这种惊讶也表现为对失业的恐惧。但是到2010年底阿拉伯世界的起义为这种行为嵌入一个铰链。表明他们不可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的胜利。
    这种推动加深了在希腊的反抗，变成为民众回答主要的堡垒。在占领广场和包围议会的示威者中间存在一种起义的状态。这些抗议同时鼓舞了愤怒的西班牙人，他们指责对银行家的救助，要求“真实的民主”。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合法性、有陪伴和扩大到全国。
    另外一类社会的反应出现在英国，不论是在被警察敌视和失业的青年中间，还是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中间。在意大利发生罢工，在葡萄牙出现示威。这些斗争开始扩大，同时欧盟原有的“仁慈的”的形象逐渐崩溃。一次从下层强加的胜利有助于更新旧大陆反叛的重大遗产。
    但是去年最引人注目事情发生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那里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个组织已经扩大到全国，得到民众的同情和国际的声援以及工会的支持。在几十年里在资本主义的心脏第一次重新引发了大规模示威。
    在所有的大陆利用社会网络了解情况和组织起来的运动中都证实青年的主角作用。去年10月15日出现了第一个国际连接的雏形，在80个国家的950个城市发生了全球的游行。这种规模的协调行动是从2003年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活动以来未曾有过的。
    如果这些抵抗的地区的和国际的汇合得到加强，可能发展成为对资产阶级与不同国家的劳动者对立企图的一种回答。德国的统治者带头实施这项战略，散布德国的工人“已经做出他们的牺牲”的信念，不应当为南方的闲散者付账。这种信息寻求让一部分工人反对另一部分工人，掩盖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右派反对移民的运动也追求同样的目标。
    逐步走出危机要求抵消这种阶级兄弟之间的分裂。德国工人与希腊工人，美国工人与中国工人或西班牙、摩洛哥的工人之间的紧张会导致将现在的灾难的所有后果转嫁到人民的头上。国际主义的回答将抵消这种威胁，有助于青年与工人阶级的阶层重新聚会，新自由主义的斥责使这种聚会没有恢复。2012年提供了改变危机的环境而有利于劳动者的机会。
    总结
    一个新的衰退阶段隐约可见，对各地区的冲击很不相同。在美国由于调整和政府的不作为贫困在扩大。但是第一大国通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进行干预银行的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探一种通货膨胀的选择。
    欧洲在德国的统领下历史的社会成果被破坏，德国扩大了对出口的控制，但是酝酿一个没有完成的集团。财政协议试图实现超自由的集中化，以便让旧大陆的外围适应德国的竞争力。
    右派已不再承诺繁荣，而仅是为了生存。他们地区的重组将造成重大的分裂，引入专制的政策。
    中国的增长限制了全球的衰退，但是打断世界的周期，表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变革。诸多不平衡阻碍人民币元的国际化，预期将转向国内市场。把中国与变化模糊半外围的经济体归类在一起是错误的。在金砖国家内部地缘政治地位、工业的基础或收入的不同决定它们的巨大差别。折磨贫穷的外围的粮价上涨在衰退中因金融家的操纵、不平衡的加剧和出口商的投机而继续存在。
    走向多极化的倾向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内部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升的资产阶级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霸权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军国主义的减弱。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压抑表明实施改良政策的空间缩小。凯恩斯主义者为了制约社会侵略的需要回避对抗，滥用阿根廷的经验使之普遍化。
    进步的出路要求接受反对资本主义的视野。在第一世界一次爆炸造成惊讶以后社会的反抗已经开始。阿拉伯人的反叛推动了这种反抗，它面对着统治者反对不同国家的劳动者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