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

        虽然穷人和富人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拉大了，但把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以及美国的经济灾难归咎于不平等的看法却是错误的。真正的问题是消费已变得更具炫耀性，而且由于全球化，每个人——从中产阶级的西方人到每天靠1美元度日的非洲人——都会把自身跟最有钱的人做比较。
    在过去25年里，当收入不平等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逐渐拉大时，主流的经济讨论和出版物却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这实在不可思议。例如，人们都急切希望找到包含收入或财富不平等的各类宏观经济模型。即便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以及面对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时，当时收入不平等再次达到了经济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程度，它也并未引起多少注意。然而，自那时以来，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已经在公众最重要议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从突尼斯到埃及，从美国到英国，不平等被说成是发动革命、经济解体和政局动荡的一个首要原因。
    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感觉部分地反映了现实：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及2005年左右，在诸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瑞典和美国等不同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大幅度上升。基尼系数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一种尺度，范围从0－100（0表示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收入，100则表示一个人拥有一国的全部收入），基尼系数在美国已从约35升至40多一点，印度从32上升到35，英国从30上升到37，俄罗斯和中国从不到30上升到45，而在以平等出名的瑞典则从22上升到29。据经合组织的资料显示，在20个富裕国家里，基尼系数同期上升的就有16个国家。这种情况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没什么不同：除了印度和中国，印尼、南非和其他国家的基尼系数全都上升了。
    对穷人来说，这种差距是很明显的。在世界许多地方，经济蛋糕的尺寸一直在不断缩小，而贫困人口所获得的相应份额则变得越来越小。因此，穷人的实际收入在两方面都下降了。尽管全球平均收入（不包括中国）在1980－2005年间已经大幅度增加，但靠低于绝对贫困线（每天1美元）的收入度日的人数依旧保持不变，为12亿人。
    然而在许多国家，对不平等的看法似乎甚至超越了这种巨大而非常真实的差距。在最近三次（分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的早期）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当让世界各地受访者在更多自由和更加平等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在后两次的调查中更多地选择了第二项。即便各国在过去30年里进行了结构改革，但这一选择结果却依旧不变。公众对不平等的看法在过去20多年里落伍了，但看来现在已超前了。
    此外，即使在穷富差距未出现任何显著变化的国家里，公民也相信这种差距已经加大了。这可能是正确的，计量问题有可能导致错误的数据。例如，被普遍采用的家庭调查（有关不平等的数据就是由此推导出来的）在记录富人收入上有可能已变得不那么可靠了。比以往更大的数字往往来自于那些并没有亲历的调查或者如实反映的收入报告。
    印度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点闹得满城风雨了。它自加世纪90年代初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人均GDP年均上升近5%。但正如家庭调查所显示的，人均消费量只是略有增加，为每年1%。这种差异有些被认为是因为个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下降，有些则被认为是因富人瞒报收入所致。换句话说，收入中间值的提高是因为富人变得更富但却并未得以反映，而穷人和中产阶级只是收入稍有增加，但却在这些调查里得到了充分反映，而且这种收入增加并没有更多地用于消费。
    也许富人根本就没有接受调查。难道统计工具会因而变成不可靠的收入分配和政策制定的指南？大概不会。自从半个多世纪前首次认真进行家庭调查以来，富人的回避始终是一个难题，而且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表明问题已变得更加糟糕。此外，诸如个人税务报告这样的统计工具大体上应该是较难篡改的，而统计结果同家庭调查的结果差不多。在美国，两者都表明不平等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加重。
    对贫富悬殊言过其实，原因并不在于调查技术的高深或者富人的狡猾，而是在国内和全球因素的叠加。下面就是一个例子，考虑一下在突尼斯和埃及最近发生的革命，这些革命的原因就被归咎于不平等。事实上，这两个国家近年来都没有出现经济增长放缓或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迹象。过去10年里，埃及的人均收入以过得去的年均2.6%的速度增长，而突尼斯则年均增长3.4％。同一时期，这两个国家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欧元区的增速（后者未超过1％）。
    这种较高速度增长的成果并未全部落入富人之手。在突尼斯，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又有增加，而且此后一直都没有变化。在埃及，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下降。就在革命爆发之前，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虽然高，但并不离谱：突尼斯几乎与美国相同，而埃及则更低。基本稳定的基尼系数意味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大致是相同的——水涨船高。这种情形通常与公众的觉醒和革命的降临联系不到一起。
    所以必须从别处－一从现行收入分配促成的不公平感和不平等程度言过其实的看法中——去寻找发展演变成“阿拉伯之春”的愤怒起源。
    不公平感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当与腐败和失业率高企结合在一起时，不平等在人们的头脑里就蜕变成了不公平。无论在埃及还是突尼斯，收入金字塔的塔尖系由靠腐败获取财富之人所组成。失业者认为自己的问题是因富人聚敛财富而直接造成的。其实，与发扬创业精神、发挥独创才干或者更加艰辛劳动来获取财富不同，不诚实的发财致富是非生产性的——一场“零和游戏”的结果。
    两个全球性因素造成对不平等言过其实的判断：当今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思潮。当今世界所取得的成功被过度夸大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系20世纪80年代分别始于英美的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所带来——奉行赢家通吃。更糟的是，赢家希望人人都知道他是赢家。铺张浪费的消费、政治权力的展示以及豪华奢侈的生活都被当作成功的标志。
    大约在一个世纪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描述了一战前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与当今社会恰好相反：“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收入增加中的大部分被用于控制最不可能去消费它的那个阶级。19世纪的新贵没有赶上巨额消费的年代，但更加喜欢权力，因为投资权力给他们带来了即时消费的乐趣。事实上，正是财富分配不平等使得固定资产和资本的庞大积累成为可能……这就使得那个年代有别于其他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此。如果富人将新财富花在自我享受上，那么世界早就发现这种制度是无法容忍的了。”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长期生存就取决于维持这个独特的结构，富人是储蓄罐而非额外消费的引擎。禁欲主义是凯恩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成分，他会被今日的愿景弄得不知所措。一方面，社会主义不再像两次大战之间那样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但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赢者通吃的设计也远远偏离了凯恩斯心目中的工业资本主义，以致很难相信凯恩斯会对它的可持续陛感到乐观。
    今天的经济习性因为媒体只关注顶层人士——那些最富有的人、最美丽的人，最成功的人——的生活方式而被放大。当然，媒体不会随意选择自己的故事，它既受公众喜好的驱动，也影响着公众喜好。而人们又想了解顶层人士。例如，虽然世界头号网球选手与100号选手之间的球技差别是很小的，但他们所获商品代言的差别却是巨大的。今天，决定收入的不再只是“有形的”边际产品（个人比赛的质量），而且还有成功的形象。没人会穿一件展示排名第78位选手形象的广告衫。
    由于全球化，这种思潮已变得普遍了。随着10年来互联网、手机和社交媒介的传播，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了解到国内外最有钱者的生活方式，并将自身同这群人比较。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已经出现了。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罗尔•格雷厄姆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斯特法诺•佩蒂纳托的研究已表明，越来越感到被抛弃的不仅是全球的穷人，而是“失意的成功者”——那些其实做得好但却因为他人做得更好而自感失落的人。按照格雷厄姆的说法，失意的成功者越了解那些做得更好之人，他们的自我感觉就越糟糕。
    中国的今天或许就是说明这一现象的最好例子。虽然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已获得普遍改善，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却显示，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却有相同幅度的下降。研究人员把这种不满归咎于不断膨胀的收入差异，尤其当炫耀性消费变得更加明显的时候。
    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同18世纪和19世纪时所发生的并无太大的不同，当时欧洲的各个民族国家诞生于迥然不同的村庄和乡镇，此前过着始终不知道邻居是谁的生活方式。政治整合、运输条件的改善和接触的增多，使得人际差异更加明显。正是知道了这些差异而产生的经常性不满迫使各国政府尽量去减少各个阶级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为何法国的贵族在大革命时期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封建权利，而朱塞佩•马志尼的意大利试图“意大利化”梅佐乔诺的原因。
    当然，全球化了的世界缺乏一个能够对收入差距做点什么的中央政府。全球化没有任何“隔板”：虽然收入差异被曝光，失落感增加，不过对于它们既没有任何发泄途径，也没有任何解决之道。那么，世界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想要更多”的年代呢？通过全球层面上的补救行动来解决该问题——例如，财富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是不可想象的。官方对贫困国家的发展援助总额不到富人世界所赚美元的千分之三。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压低这个数字。而这么小的数字决不可能在消除世界各地绝对贫困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更不用说消除失落感了。
    现代资本主义的习性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不管怎么样，没有人随时准备替代愉快的、周游列国和腰缠万贯的加尔文教徒。抛弃全球化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完全是愚蠢的。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好处；可以看到，过去20多年间的收入增加足以比肩1914－1980年之间的收入增加。
    虽然应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唯一办法还是现代资本主义，但这是一个增长迅速而公平感缺乏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像一波浪潮，不仅抬高所有的船只而且淹没了腐败的暗礁。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是：低增长、极度不公、高失业率和高度腐败。埃及和突尼斯在后两项上得了高分。即便按照世界标准来看不算过高，但不平等也是不公平的，而增长并非消灭腐败的良药。
    鉴于客观的长期增长、新贵的习性和全球化的各种力量，不平等已经赢得了一个列入世界首要议程的机会。这三个因素不是独立的。全球化促成了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虽然那些发财致富者的想法是合理的，但他们的行为使得这些不平等现象更加显眼和更有可疑之处。它最终破坏了他们从中受益最多的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