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引来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西方主流媒体对当今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很不客观，不是危言耸听地夸大中国的发展以制造中国威胁论，就是回避中国的发展现实，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公众对中国不屑一顾。
近年来到中国去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游览一些大城市，于是就产生了中国好发达，好繁荣的印象 其实，中国也可以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经过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确有了大的改变，但这种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东部沿海地区像欧洲，中部地区向南美洲，西部地区则像非洲。地区间，城乡间差别很大。同时这种低水平的资源消耗性的发展也带来了生态，环境和社会贫富悬殊过大的沉重代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国内已十分尖锐和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西方世界每当自己出了问题需要转移公众视线时，尤其是大选到来时，就把中国拿来当靶子攻击一把，甚至还要出台惩罚性法案以迎合部分选民的选票。根本不顾及国际规则和自己坚守的公平竞争的价值观。西方世界需要全面地了解中国，平等地对待中国，放心地信任中国。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1816年（清嘉庆十一年） 2月8日 ，英国国王再次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商谈贸易问题。使团团长阿美士德是英国著名的外交家。 1816年7月28日 ，阿美士德一行抵达天津口外。嘉庆皇帝对英使访华的意图有所了解，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地方官员 “如要求开通商口岸，严辞驳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1817年，不受欢迎的阿美士德踏上归路。此时，拿破仑被迫退位，不久被英国军队押送到遥远的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监禁起来。在回国途中，他正好经过圣赫勒拿岛。当听说这里正关押着名震世界的拿破仑一世时，很想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征得小岛总督同意后，他见到了这位昔日的皇帝。阿美士德讲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才能使中国专制统治者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当时，拿破仑对英国的做法充满了蔑视，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拿破仑接着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后，产生了极强的轰动效应，“一只睡着的狮子———中国”迅速传遍了欧洲和世界。十九世纪的前20年，清帝国嘉庆道光那时候儿。用英国派往清国的使臣妈噶尔尼的话说“清国几乎没有国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终于被西方列强击败，打开国门，势力瓜分，但西方人始终没忘记拿破仑的那句话。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个平手。随后原子弹，氢弹爆炸了，卫星上天了，西方人判断这个睡狮醒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精英们利用各种社团组织(据西方学者透露，共济会便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神秘组织）和他们控制下的媒体开始围堵中国。他们表现的非常成功。不仅能左右普通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一方面他们有大量的中国问题专家，及谍报人员。对中国的现状及动向十分了解。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什么？
旅法作家边芹2009年发表的《恶搞中国 法国的传媒与愚民策略》和2011年发表于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向西看的那个槛》列举了大量事实表明西方世界存在着一只只无形的手操纵者话语的流动权，以洗脑的方式蒙蔽公众于事实之外。她告诉我们所谓的“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至今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作为一名英语教师的我也深有同感。在我们阅读过的大量西方报刊涉及东方文明及东方文化的文章中他们大谈日本、韩国、印度，甚至柬埔寨、尼泊尔，偶尔提一下中国的台湾或西藏。（在他们的意识中台湾与西藏同中国是并列的）他们的学者们难道不知道日本、韩国的文化根基于中国文化吗？他们不知道日韩文字中使用着大量中国汉字吗？他们当然知道，否则，他们就不配做学者。其实西方有众多的中国问题专家或汉学家，他们对中国了解的程度远比中国精英们对西方的了解。而在老百姓的层面上中国的老百信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因此说，唯一的解释就是故意回避中华文明。这是因为中华文明一直领先与世界只是最近二百多年落后于西方。明朝以前的世界重要发明和伟大的科技成就有300多项，其中有175项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使欧洲望尘莫及，有许多项目比欧洲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如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欧洲早1700年；南朝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精密数值（准确到小数点以后的七位数）比欧洲早1100多年；北宋沈括创制“十二气 历”比欧洲早800年；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年；元朝郭守敬对地球公转的精密推算比欧洲早300年。总之，中国17世纪 以前的科学发明占世界近75%，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也有少数立场公正的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他对中国文明给予高度赞扬，他说：“世界上有古无今的文化很多，有今无古的文化也很多，而有古有今的文化则很少，像中国这样波澜壮阔的文化传统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其影响力纵横整个亚洲。然而在西方神秘组织及精英们眼里，它是唯一游离在西方文化圈之外而又有能力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文明。如果让平民百姓知道了事实真相就有损于他们老子天下第一的形象，有损于他们话语权的力度。因此常常用设计完美的谎言一千遍地重复已达到从根上培养民众对中国的不满。为此一道严密的“防火墙”建立起来，注意:是秘而不宣的，其使命则是双向的，对内封堵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无限夸大负面信息，对外误导中国知识分子，扶持和豢养他们中的叛逆者。被精心挑选的中国叛逆者，其实他们真正的名称应为“负面中国的证明者”他们大多不知道自己实际承担的使命。他们不知自己被如此利用，而“墙”的其他各环节都对肩负的使命赤胆忠诚。
大凡到过欧美的人在与当地人聊天中几乎都会被他们问及西藏问题，或台湾问题。在德国的时候，我的房东，中学校长兼当地议会议员，特爱谈论政治。聊天中他就问“你们中国军队为什么不从西藏撤出让西藏独立呢？”我告诉他“历史上西藏一直由中国政府管辖，它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怎么会因为跑出来一个喇嘛主张西藏独立，你们就觉着也该独立呢？你们德国希望民族分裂吗？况且各国政府及联合国都承认西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表示他们当地人很喜欢达赖。他很会讲故事，很幽默，总是满面笑容。我也表示这样的人我也喜欢，不过喜欢一个人不一定就得赞同他的政治主张。况且作为一个活佛本不该涉足政治。你们所不知道的是他根本不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他在替当年失去统治权的奴隶主们代言。在美国大学一位教授也问我同样的问题。这让我相信西方主流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如出一辙，似乎是训导出来的。我们有必要客观地了解一下达赖其人。
达赖十四世名丹增嘉措(1934～ )。出身于青海省湟中县的藏族农民家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达赖十四世曾派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重新回到了祖国大家庭。1959年，西藏一部分农奴主为了抗拒民主改革，发动了武装叛乱。达赖十四世出走印度。达赖自出走印度后，长期以争取和平独立的姿态活跃于西方社会。讲述其藏传佛教和争取和平独立的主张。加上西方人高度尊重不同宗教、不同思想的传统，达赖不仅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受到尊重，而且他一口流利的英语，很会讲故事，且风趣幽默，笑容可掬。在西方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信众，这就使达赖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官方都受到了欢迎，博得西方人对西藏处境的同情。一九七九年他初访美国。那时在美国青年间，禅宗甚为风行，对西藏佛教不大理解，到了一九八九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西方的名气才大扬，其中原因的一部份与希尔顿小说《失去的地平线》有关。喜马拉雅山上的香格里拉因后来的电影而出名。虽然自称只是「一个简单的佛教和尚」，达赖其实已经成为国际时髦人物，受人欢迎的程度不下于好莱坞那类爱出风头的女郎。有关他的书籍及传记多得无从算计，这一点只要到欧洲任何书店走一趟便可以知道。另一方面达赖喇嘛人缘好的最大原因是出在他的幽默感。这里有几个例子，一次记者问及，「中国领导人似乎不怎么喜欢您，称您为政治和尚，您怎么看待此事?」达赖听完便笑了，他说，不，我对中国或中国领导人绝不会怀恨，只要想到中国菜那么好吃….还有一次，记者和他闲谈起他的服装，问起他的袈裟缺一边袖子，冬天会不会冷?他说，他有围巾，以及，这样穿才没有臭味啊….达赖喇嘛的亲和力十足，很多政治领袖都表示从他那儿他学到不少东西。由于中国政府或民间及佛教界在西方声音缺失，就形成了不对称的偏见。同时不能否认，西方热捧达赖的一个背后的目的便是暗中培养反对中国的势力来打压肢解中国。看不到这点你只是看个表面。
另一方面，从国内政治文化的角度。多数公民相信中央政府，相信国家对西藏的大力经援应该得到藏人的理解和感恩，特别是自元以来，西藏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中央政府管辖之下的事实，让藏独的思想在中国内地完全不能够给民众接受（西方一般认为一个地方如果要独立而且公投表决多数通过就可以独立，但这是西方文化不是中国文化，咱们习惯和遵守大一统）。大概西方多数国家和政府也知道和相信这一事实，所以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并不参与类似的争论或探讨，但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及政治自由的社会价值观使他们并不禁止普通民众包括新闻媒体、主持人就此发表个人观点，只要不违反社会道德和国内法律当然也不会受到遣责与惩处。同样的道理，巴黎市长和法国政府的观点和做法也可以不相一致。日本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日本政府不能否认（由于实行各级自治，市长和总统或首相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也可以不是同一个党派，当然也不必统一意见。）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主流意识的形成同现代传媒的作用极其密切，以美国《纽约时报》1999—2001年间的涉藏报道为例，在近50篇报道中，除了两三篇较为中性的报道之外，所涉及的内容都充满了冲突性和对中国的挑战。例如，对于达赖访美，《纽约时报》反复报道，对达赖予以高度的肯定和推崇；其他的发自中国的有关西藏的报道和对11世班禅的寻访，胡说中国对西藏进行威胁、迫害，以及“中国指定”班禅。我们可以看出，在新闻报道方面，《纽约时报》主要偏重的是负面报道，对我国实行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都视而不见。
在标榜“言论自由”的西方，媒体操纵在垄断资本家手中。他们左右了公众舆论，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欧美传媒在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过程中，美化达赖、妖魔化中国，对欧美的西藏政策和双边关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即便是报道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的经济援助，也是对西藏进行侵犯，侵犯了西藏原有的独立，是对西藏进行汉化的表现。报道中只字不提西藏的经济如何落后，这就对受众产生了巨大的导向性影响。由于这种“成见”所致，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西藏的时候都用到了一些既定的词语，比如，描绘1951年西藏的解放基本用“入侵”（invade）或“占领”（occupation）；1959年中央政府平息西藏叛乱，则被称为“镇压”（repression）或“入侵”，形容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文化关系的词则多用“破坏”（destroy）。这些已经在读者心中根深蒂固的词汇，则进一步加深了整个美国的民众社会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成见。了解了如上说述，有人在问及西藏问题时，你就可以坦然应答了。不过这种局面不尽早扭转，后患更加无穷。必须指出我国传媒在国际大传播场中严重缺位，这对提高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提高中国软实力，中国话语权，中国产品定价权都极为不利。中国传媒应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中国的声音应尽早走入西方每一个人的心中。才有可能让西方世界在了解中国的基础上公平地对待中国。
柳传志作为联想集团的创始人，现任名义董事长，一名中国精英的代表在美国一次高级别聚会上认真地对愿意听他讲话的美国智囊机构成员和政治家们说：劳动力成本过高是美国的问题，而欧洲的问题在于过度的国家福利。 ”针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产品采取不公平政策时他比喻说“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那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年2月24日文章，原题：把中国当敌人？ 在如何应对蔚为壮观的中国复兴方面，华盛顿(及西方)出现严重分歧。这是21世纪地缘政治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承受不起应对不当的代价，今天的错误或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中国无疑会成经济大国，但不足以强大到颠覆现有全球体系。鹰派视中国为敌的做法隐藏着极大风险，将助长中国的强硬派力量。
大凡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知道中国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和满族人统治的清朝领土有较大地扩张。而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汉人是很爱和平的，包容心也很强的。近现代中国没有侵占过他国一寸土地。二战结束时罗斯福想把琉球群岛给中国管辖，但中国政府都拒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即便迫不得已同邻国发生军事冲突，也是打过去还撤回来。中国的崛起是不会给他国带来威胁的。放心地信任中国是明智的判断。这有利于世界的和谐与和平。
：付顺华，访美学者。Shunhua Fu, a visiting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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