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襄阳:说说美国民主政治

说说美国的民主政治

 司马襄阳 　
   

    一、开头的话

    朋友向我提过数次，希望我能根据在美国多年生活的经历，谈谈美国的民主以及相关的热点问题。壬辰年春节，我们俩又谈及近来多见诸于报章的有关民主问题的言论，尤其是现在还有些颇有名气的人物，也把在中国实现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看成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危机的唯一方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做着美国民主梦。
    尽管我承认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均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上，我不敢认同非得走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这条路。
    关于民主的议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纷纷扬扬也谈了一百多年，对此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过谈起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说得不好，也许我的意见也会遭骂。我发表我的看法的意图是，国人若真的不了解民主究竟为何物的话，懵里懵懂跟着那些不知甚解的人跑，也许真的会闹出一点事来，于国家，于民族，于子孙，均没有好处。我观中国今天的知识界，对于当代西方民主大发赞词的，多半没有在西方那个社会中，长期体验过那里的生活，潜心研究过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过那么一段短短时间作为访问学者或留学生，或者作为一般游客走马观花经历的，大都因为一时一事大发议论，完全没有办法进入美国人的决策核心和主流社会中，理解那些人物的“民主思想”。国内的舆论界和媒体人物，因为同样缺乏深入的体验，人云亦云，听风便是雨，闹得年轻人也来大喊中国若不引进美国的民主制度，便没有出路之类的幼稚言论。近代中国的多次政治风波，其起因和结果均为对民主了解泛泛而导致的悲剧。民主不是一篇学术文章，也不是有闲阶级饭余茶后聊天的话题。民主政治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的一日三餐饭一样，非常实际同时又需要正确理解的东西。民主制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到底能不能适用，还远远没有定论。而今西风渐盛，现在似乎不说民主一词便不可得民心，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哭笑不得。这也难怪，在今天一切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看齐的日子里，万般皆下品，唯有“美人”高的风气是很不好对付的。
    唐末诗人司空图，面对三百年大唐盛世的衰败和五代乱象的肆虐，写过一首诗《河湟有感》，诗中说：“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说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几十年来，中华民族也有一帮学得西方名词和言语的时代宠儿，没了解太多西方政权和体系运作的真正道理，在中国的土地上胡言乱语自毁长城。
    据此，我也斗胆发一些议论，希望能够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我的同胞们，美国的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好在我们自家的国土上，有个实践运用中的借鉴作用。我声明在先，我觉得搞点民主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复杂，文化多元的国家，可以让百姓多一点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照搬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动乱，我们的民族矛盾就会急剧上升，我们的生产就会停顿，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就要灭绝，这个国家就要灭亡。

    二、先谈点哲学

    民主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政治学却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来自西方的学问。既然民主这两个字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本源和内容应该是带有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根本色彩。不过，在当今的中国，平民老百姓统统都望文生义，按照“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去理解民主，因此会对政府的政策，对决策者的方针提出种种意见，发出各种牢骚，甚至于闹出一些过激的行为，而且又统统放在实行民主的旗号下，自己觉得义正词严。不过，以“人民当家作主”来理解则完全不是民主的本义。以今天的概念来说人民当家作主,从普及民主政治，要求政治透明的意义上讲,也不算错。只不过这个问题要在政治治理的角度去谈，不能挂在民主这个政治制度特定意义上来讲。
    人类社会，单单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演绎了几千年。包括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以及在有文字记录之后，人类的一切活动，总是在试图了解宇宙的奥秘（对外的物质的世界和生命的来源）和生命的玄妙（对内的物质和心灵的探索）。一切的探索和争论，都是为了寻求身外世界与自身相互关系的真理。一切政治哲学，都是为了了解生命的玄妙和宇宙奥秘而做出的探索与解释之一。或全，或偏，万变不离其宗，都逃脱不了人类渴求了解生存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这个深刻目标。为了更好的生存，人类有必要规范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规则，虽然也是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中提炼出来的。但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不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的生存法则。人类有思想，便有各自对于这个所生存空间的解释。有一个个体的观察和解释，便有了多个个体观察的异同，于是便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便又有了群体内行事的准则。推而广之，群体之间对于共同生存的空间，又有了共识与分歧。尤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当按照什么规则生活,应当按照什么规则与人交往,应当如何看待一个个体的生存与生死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探索了几千年，而至今还在希求能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更好的生活方法，来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出于对于一个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生的追求和交流的需要，所以会有宗教，有文化，有语言，有文字。而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乃至于音乐歌唱，统统有基于不同地理空间，生存环境,不同历史基础，而演变来的特有生存规则和方法。人们为了认识这个外部的物质世界和理解人类本身的存在意义，经过了几千年的牺牲和奉献。但是如果不是从本源上去思索，往往受到地域和宗教、文化传承的限制。也许惟有人类这种有思想的动物(唯物的)，对人类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以及为什么会生存于这个世界，而后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进行深刻地反思（唯心的），才能理解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诸多赞誉，诸多批评，不过是过眼烟云，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如果跳开了对于这种反思的重要性，任何对现今制度和社会现象的批评，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无病呻吟而已。任何制度，都是基于一个有形的社会的影响和需要，而衍生发展设计出来的。一切有形的社会制度，都会生成与之相匹配的物质文明和物质文化，反之亦然。而当这种物质的生活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社会的制度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是辩证的逻辑。但是，辩证逻辑解决不了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即使有了物质生活的保障，人照样有烦恼，有痛苦，有不知所措的迷茫。这就是任何所谓设计的制度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们常常忘记一个更加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凡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会改变，会在某一时刻，某一阶段消失毁灭殆尽。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动。这个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即使是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主角的人类，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生、老、病、死。当一个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与这个社会相匹配的社会制度，也就同时发生变化。一切来自于虚空，一切也消失于虚空。
    同时，人类对自己的了解同对世界的了解一样，都还很少。每个人对自己的内心深处有多少认知，又有多少把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管得了自己的思想情绪欲望？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得了别人？人们对一件事物的认知，又有多少准确度？其实，量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同样适用于人文科学，适用于认知科学。人类认知事物的水平，充其量不超过《易经•系辞》所讲“象其物宜”的范围，也就是似乎、大概、好像是那个现象、事物，也可以说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总之，不管什么制度，在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面前，都会捉襟见肘，困惑而无奈。
    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以为今日的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等现代时髦概念的议论，只不过是人类历史演变千万年长河之中，短暂的浪花而已。近现代所谓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充其量在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过存在了数百年。而今日社会中“民主”“人权”的喊声喧嚣尘上，扳扳手指，还没有超过一个甲子的六十年。与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和宇宙变易的宏观真理相比，实在是称不上什么普世价值观。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下一点点结论的阶段。

    三、在中国，德谟克拉西怎么就变成了民主？

    中国在刚刚开始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概念的时候，因为中文里面的词不达意，最初仅仅把这种制度称之为“德谟克拉西”。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民主概念，是严格地限定在某一种特定制度的形式上的。西方社会制度中的民主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来源于宗教体系中的平等相处，匿名投票选举神职人员的过程。修道院中的修士们早就在执行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了。而且“人人平等”、“秘密投票”（所谓的无记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等等形式，至今保留在罗马教廷选举教皇的制度里。民主的最早形式，根据学者们公认的考察，起源于雅典这样的城邦国家。古希腊城邦在当初被称之为国家，其实与我们今天国家的概念相比小了很多。雅典公民都可以参与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同我们今天所谈的民主政治有着巨大的不同。当时的雅典公民，只包含出生于雅典的居民。妇女、奴隶、外国人，都不包含在可以参与政治的群体之内。当时的雅典，是一个只有二十万人口的国家，其中不到六万人是出生于雅典的居民。自由公民的人数远远少于城邦内的居民，所有的自由公民（其实都是有产阶级）可以参与直接议政，并且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且，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除了选举这样的民主制度外，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通常是以抽签和轮流的方式选出的。因此，作为雅典的居民，除了可以通过选举担任军事领袖等贵族职务之外，还可以通过轮流抽签等方法，担任城邦中的重要职务，甚至担任城邦的最高领袖。这个是当代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由此得出的推论，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的尝试，是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的。
    这也难怪，当时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这样的伟大哲人，也对民主制度有过相当严格的批判。他们并不认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就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比较独裁政治或寡头政治而言，相对要好一点。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产生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决策。柏拉图认为，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亚里斯多德则认为，以简单的多数和少数对比来决定真理，并不完全鼓励人们对“德”的培养和追求，充其量不过比独裁政治和寡头政治稍微好一点。
    雅典城邦制灭亡后两千多年，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从来就没有被重新使用过。中间有过短暂的罗马共和时期（公元前一、二世纪），以及意大利北部自治邦（佛罗伦萨、威尼斯），但是以共和制为代表的民主共和体系，也就是以代议制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体系，一直到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的立国之后，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才逐渐显示出一些特色来，而至今也不过近三百年的时间。现在为人们津津乐道挂在嘴上的美国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民主作为主要特色提出来的，而是以共和——即以选举出来的参政代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至于所谓的选举权平等问题，美国人到二十世纪，才刚刚着手解决妇女和有色人种的选举权问题。
    中国的现代民主翻译，是直接从日本语的翻译中借过来的。最早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或许是严复（几道）做的尝试。严复在翻译法国人孟德斯鸠《法意》（现名《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就是借用了日本人的翻译方法。不过由于日语和汉语之间，有着动宾倒置的语法区别，李大钊就曾经评论说“把德谟克拉西翻译成民主主义，则嫌他治意味过重，所能表达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窄了。”因为日本在选择民主主义的概念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主权在君主”的概念,引进西方的民主概念突出“主权在民”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多半使用德谟克拉西全名，而不喜欢使用民主这样一个简单词语。因为德谟克拉西一词,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从西方引入的一种政治制度的意思，而民主一词的简单使用，则更有可能引起诸多歧义，可能走入无政府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混乱之中。不过，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出于普及革命的需要，把民主政治制度当成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来宣传，实在是动员民众的一种方法。将错就错，我们今天也只好以简单的民主二字，来替代很多严谨的复杂的政治内容了。也正因如此，社会上才出现如此众多的对于民主理解的歧义，也影响了今天的政治生活。
    这种基于平等人权概念上的选举平等的民主思想与制度，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从尧舜禹三代推选贤者为天子的禅让，到《礼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仁人爱物，使一切各得其所的大同世界政治理想，乃至汉代的诏举贤良方正，到隋唐开创的考试选贤制度，都是推举贤人共治天下的理想与实践。隋唐开创的考试制度，后来被西方学去并一直沿用到今天。中国战国早期的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不仅比西方亚里斯多德更早提出了平等的观念，而且提出人人自以为是，自私自利，争来斗去，正是乱源。因而主张选举贤者做天子、为官吏，想办法使上下顺畅，沟通情况，沟通意见、谏议，在此基础上，为使政令畅达，下级须服从上级，全体须服从天道、天理。墨家影响下的秘密结社团体中，天下兄弟一家，人人权利平等，以平权推举社团领袖的方法，也不是西方的独家发明。后来的孟子，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使被现代所诟病的所谓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也大有商榷和深入研究的必要。事实上，从秦始皇结束了封建制，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来治理这个大洲级的国家，两千年以来，历史文化道统、相权与文官制度、独立的士人阶层，无不是对君权与专制的有效制约，这是欧洲过去的专制制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也正因如此，中国从秦汉到满清的两千年来，在基本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而有多朝数代的繁荣昌盛，且长期领先世界。而近现代的英国文官制度，也是借鉴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而来。但与此同时，两千几百年前，老子就有“智慧出，有大伪……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等忠告，指出万事万物利弊无定法，得失无定则。而希腊当年参与所谓民主制度的人口规模，也并不超过老子所说“小国寡民”的规模。所以说，其实中国文化与历史不是缺乏民主思想与制度，而是中国人民自己不知道现代所谓的“民主”为何物，也不知道如何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而自满清王朝后，中国在领先世界的时候，轻视并忽视了世界，不了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巨变，失去了知己知彼，及时因应自强的机会，导致被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打得失去自信，茫然失措，从而病急乱投医，非得到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寻求各种药方，反而以洋人的说法唯是而已。
    再者，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的社会形态有很大的不同。基于农耕为主的生存形态上的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姓氏、村落为主体群落的，以传统文化自律，以宗族文化自治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以游牧、狩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辛亥革命才以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制度所替代。这个几千年的历史过程，除了掌权者的家族姓氏发生过变化以外，其统治的制度和方法几乎没有怎么变更过。在这个几千年的过程中，君与民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君权与文官系统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的关系，完全值得做深入的研究，从而了解中国的民与官的制度，应当如何正确地执行。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在于如何为民谋福利，在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理顺各种人伦社会关系、利益关系、人群与环境的关系。所谓政者正也，权者使衡平也。政治在平衡利益关系的同时，负有垂范与教化的责任。而权力的运用，则如秤砣在秤杆（衡）上，根据所称重量的变化而移动，使秤杆达到平衡。我们对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形，还远远没有研究透彻，不过也不妨碍借鉴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研究和批判，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一点参考。
 
    四、美国人相信民主吗？

    以我对美国社会的观察，美国人是既相信民主，又怀疑民主。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按照代议制的民主政治方法，实行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制度；美国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念，是崇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放任；而美国的经济体系，则是完全抛弃民主概念的独裁手段。这是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美国普通人的眼里，民主是个十分昂贵的玩意儿，是普通人根本就玩不起的政治游戏和政治赌博。因此，美国人痛恨这种为钱而参与的政治游戏，但是又不得不通过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来发泄自己对政治和生活中不平等的不满。
    参与美国的民主政治，是需要花费很多金钱的。举例来说，要当选为一个众议院的议员，首要的事情，是算算自己能够筹措多少钱。一般来说，在根据人口划分的众议院选区内，一个议员需要上百万美金的经费。而作为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如何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从而对法律和政策的决定，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则需要更多的金钱来购买广告，动员选民出来投票。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从本质上无根本区别。轮流执政的要务，是根据党派的执政纲领，对执政方向进行调整。美国的老百姓，几乎统统都是通过广告和电视上的人物形象，来主观判定对任何一个候选人的倾向。竞选人物还会请电影导演来，策划指导其竞选表演。其因此，用舆论和媒体控制选举结果，几乎成为美国政党选举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每次大选之前，都要像打仗一样，首先要计算国会中有多少席位需要变更。然后要选定可能在特定选区胜选的候选人。在关键的选区里，有的时候当地的候选人可能处于劣势，因此就有州的或者是全国的选举委员会，投入金钱购买广告在当地为候选人造势。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总统的选举。2000年，时任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与当时即将卸任的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竞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分别花了1.8亿美元和1.2亿美元；2004年，小布什和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竞选总统，分别花了3.5亿美元和3.1亿美元；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总共花了7.5亿美元，光是和希拉里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就分别花了1.5亿美元和1.2亿美元。一直打到希拉里“弹尽粮绝”收手，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让给了奥巴马。但是，为了争取本来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在全国大选的时候把票投给奥巴马，奥巴马不仅把未来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位置——国务卿一职让给希拉里，允许她对国务院成员名单有独断权，而且还私下替希拉里偿还因为竞选而欠下的债务。
    我的一位从大陆到美国的朋友，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政治圈子里很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89年以后，他一直在美国为中国留学生的绿卡奔走，在美国的政治界颇有人脉关系，由此还结识了后来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国会议员。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期间，他还被指定为民主党关于中国问题的顾问，专门到哈佛大学，给克林顿本人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谈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他是我见过的很少数几个没有多少钱，也在参与美国政治的华人之一。但是，他自己内心的压力非常大。因为那些党派的大佬，总是希望他能够联络那些有钱的华人富商，要他们多出点钱，帮助美国政客的竞选活动。有一次，他想邀请美国东北部民主党的几位大佬到中国访问，借此加深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同时，进一步提高他本人在民主党内相关的地位，就通过我在国内找了好几位商人朋友，为那些客人买了头等舱的机票，另外还送了好多价格不菲的中国的工艺品。他对我说过一段非常中肯的评论。他说，你在美国，没钱别想玩政治。你有了钱，进入到那个圈子里，大家都是有钱的，都有背景，因此，那个圈子内的交往过程，也许是比较公平的，也是比较有序的。换句中国民间的话来说，“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可以十分贴切地描绘美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五、买票赌马的民主政治

    美国的民主政治，从法律上有一个十分实用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只要你有钱，而且把钱放在赌博台子上，你就可以玩一把操控民主政治的游戏。赌局是公开的，而方法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操控美国民主进程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公关公司对政府的决策部门施加压力和影响,促使政府部门或者立法机关的决定有利于出钱的雇主,也就是客户的利益。而那些出钱雇佣公关公司的，有美国的大公司，也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利益集团，他们都希望通过公关公司的运作，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获得自己期望的利益。换句话讲，美国的民主政治，是让来自各方的赌徒，在赌盘上下自己的利益赌注。
    1994年，当时美国最大的公关公司卡西迪公关公司，收到来自台湾的一个大订单。李登辉政府通过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与卡西迪公司，签订了三年450万美金的公关合同。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促进美国政府，批准李登辉以“个人”名义到美国访问。当时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是卡西迪公司的法律顾问。杰瑞卡西迪先生又是我老板的好朋友。因此，他们在我的面前谈此事也毫不顾忌。卡西迪公司动用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大佬，包括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等重要人物，游说了美国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买通了美国国会76名参议员，37名众议员，以民主、自由、人道的名义，联名写信要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李登辉以康奈尔大学校友的名义，参加校友返校日的聚会。同时又通过两项不具约束性的国会议案，要求克林顿行政当局，关注台湾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联合国的地位。尽管当时克林顿政府，已经向中国外交代表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会考虑李登辉的签证申请，不过，克林顿政府当时确实处在内政立法的四面楚歌包围之中。1993-1994年间，以希拉里克林顿为首推出的美国健康保障法案，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克林顿的其它政治改革要求，在国会遇到多重障碍。也许是为了保住他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克林顿宣布批准李登辉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从而造成中美关系的大幅度倒退。
    十年之后，媒体开始披露当年卡西迪公关公司，是如何通过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的权力人物，造成李登辉访美事件的全过程。又过了将近十年,我通过直接的关系了解到，当时卡西迪公司的副董事长本人，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员。当时就是这位老兄亲自到台湾，游说李登辉签下这个大单子的。现在，由于台湾在美国的地位慢慢失势，那位美国中情局的老兄，又转向服务于中国驻美大使馆。卡西迪公司和台湾这个单子的闹剧，从一开始，就是那家公关公司配合CIA，利用美国的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可操控性，为了自己和那些政客牟利的典型案例。
    在美国，像卡西迪公关公司这样，在政府直接注册的院外活动机构，有好几千家，而且每年都在增加。除了专门的公关公司之外，如果一个律师事务所中，有代表某些集团利益的，需要在提供法律服务之外，对特定的国会或者政府部门进行游说的，也可以向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美国上百万名律师，几万家律师事务所，每天其实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和政府、政客进行沟通交流。利益集团对每个政策法律的通过都会有着不同的想法。以麦当劳公司为例，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一家卖汉堡包的食品公司与国会、政府有什么关系。直到我有个熟人进入了麦当劳公司的公关部门，我才知道麦当劳公司每年花在公关上的费用，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为什么？因为麦当劳不仅仅是一个食品公司，同时又是美国最大的地产公司。作为地产公司，麦当劳在美国乡镇城市，有许许多多物业需要管理，对税收的敏感度很高，所以需要时刻关注国会和政府对这个方面的立法进程。作为食品公司，麦当劳在用人的问题上有劳工法的问题，有少数民族政策问题，因为在麦当劳快餐店打工的，有很高比例的工人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也有移民政策问题，因为这些墨西哥移民的来历，是否符合现行的移民法，是一个大问题。麦当劳希望有更多来自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希望放松移民政策。同时又不希望劳工法强制建立工会，影响最低工资的谈判。因此麦当劳还专门用美国国会劳工委员会，招聘了资深工作人员为其服务。另外，麦当劳还有采购食品的方方面面问题，比如牛肉的问题，玉米和小麦的问题，政府对农业补贴的问题，甚至食品安全监察的问题，等等。为了确保麦当劳公司在美国轮流掌权的两党中，都有自己人替麦当劳的利益说话，麦当劳公司每年捐赠给两党的政治捐助，都有几十万美元。其中还不包括动用公关公司另外花费的百万美元。

    六、笙歌豪宴中被吞噬的灵魂

    院外活动集团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国的院外活动集团，几乎参与了美国所有立法程序的制订，参与了对行政当局所有重要决策的过程。而院外活动集团的腐败和奢侈，也是出名的。根据我在美国首都实际生活的经历，几乎所有的私人会所，高级餐厅，都有院外活动集团的座席。所谓公关公司的影响力，首先就是在笙歌艳舞中，悄悄地开始进行的。美国有一个叫“大都会俱乐部”的私人会所，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主要大城市，都有会所设施。进入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非富即贵，等待入会的名单排了好几年。一般要等到一个现任会员去世，才会有空缺腾出来。而入会的程序，又需要两名以上的现任会员推荐介绍。美国华盛顿最出名的餐厅，一个叫国会山烧烤，另外一个是公关公司老板杰克亚伯拉罕自己开设的。亚伯拉罕后来被控利用他那个高级餐馆，向美国的政客行贿，操纵国会运作。在美国，有钱阶层最大虚荣心的体现，就是和政治人物同桌进餐。在和政治人物同桌进餐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政治需求，直截了当地向那些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提出来。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是美国南方一个州的参议员，又当过驻华大使。几乎每次我去华盛顿，他总是说要和我一起吃饭。吃饭的地方，一般都是安排在国会山烧烤店里。当然，虽然是他请客，买单的总是我或是其它在场的朋友。吃饭聊天，会非常自然地聊起美国政治。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诉求，所以他和我吃饭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他说，如果是其它的什么社会团体来请他吃饭，他就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对付。
    当进入选举年的时候，政治人物的募款活动也就频繁起来。和这些政治人物的聚会是有明码标价的。克林顿筹款宴会，两千美金买个入场票，坐在边上的桌子。五千美金买个前场座位，可以和他握个手。一万美金买个主桌的席位，还可以与总统一起照相。所以，我回国以后，每次看到某个商人给我看他在美国访问期间，和一些著名政治人物的合影，我心里总是在琢磨，不知他是花了多少钱买到这张合影的。
    在美国，那些著名的城市，著名的旅游景点，著名的高尔夫球场，都是美国政客做场外交易的理想地点。美国大公司开年会，一般都安排到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郊外的球场，洛基山脉中的太阳峡谷高山度假村，等等地方。由公关公司邀请美国政界的重要人物，私人飞机，美女陪伴，高度私密，场外交易。这些情景，在电影中都有拍过，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我的一个朋友邀集了一批在哈佛毕业，在美国各个大律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工作的同学，一共凑集了2百万美元捐给奥巴马阵营。条件就是如果奥巴马当选之后，一定要安排一些捐款人到相关经济政策的部门去任职。
    小布什总统当年竞选的时候，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富人俱乐部，其中有几十个人平均每人捐出来十万美元。后来，小布什当选后，在那批捐钱的朋友中任命了一大批部长和大使，大约有四十多人。
    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否决了对美国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此后美国公司的政治捐款没有了上限，权钱交易已经市场化自由化。

    七、无知者无畏的美国民主政治

    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是，美国民主政治体制是由从普选而产生的议员代表，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成员，以及以全国选举产生的总统制度，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但是这些成员到了美国国会之后，恰恰是由一批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美国的议员们，如果离开了国会山的工作人员，基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是，这批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的富有激情的国会工作人员，恰恰又是涉世甚浅，对美国实际经济状况和国际事务知之甚少的人。美国国会和主要服务机构中，有大约三万名年轻人为各个议员工作。其中，每个议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厅主任。这些办公厅主任绝大多数，是这些议员政治上的长期盟友。议员当选了之后，他们就陪伴议员到华盛顿上任。如果议员落选了，他们也就丢失了饭碗。不过，为这些办公厅主任服务的，就是那些年轻人了。议员办公厅主任助理的主要工作，是协调议员的日程,根据议题的轻重缓急,提示重要事务,等等。根据美国国会发布的数据，在美国国会和相应服务机构工作的年轻人中, 92%是大学本科毕业,基本没有研究生毕业, 70%是女性, 97%是白人, 70%以上未婚。美国议员都有若干名立法助理，主要负责起草法律条文，协调各议员提议的法案情况，了解法案修改和通过的进程。在这些人中45%是大学本科，26%是硕士生，60%是女性，90%是白人，67%是未婚。选区选民通讯专员（替议员给选民写回信的人），26%只有高中学历，基本没有研究生学历。
    这些年轻人在美国国会中工作，掌握了所有美国议员，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事日程，法律法案的起草以及谈判的进程。我在美国的时候，常有机会和那些在国会工作的年轻人接触。有的时候是工作场合，有的时候是私人会面。我总的印象是，这些人对工作都带有激情。很多人还因为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方向，到国会山工作是为了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以便将来有所收益。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是因为自己的父母有钱，是那些国会议员的主要捐款人，而那些父母又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自己那些子女直接到美国国会去工作。好多人除了暑假可能到欧洲或者什么地方去旅游过，基本上完全没有国际交往的经验。美国的国会议员中，有一半以上的议员从来没有办理过护照，没有出国考察和旅行的经历。正是这些人，可以振振有词地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发出最为“慷慨激昂”的指责。最突出的例子，是国会山上那些选民通讯专员。这些人的名头很大，实际上就是专门负责给选民写回信的那些年轻人。我的一个亲戚是当地国会议员最大的捐款人。他家的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成绩平平，主要的时间都是用来和那些篮球明星约会。毕业以后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就通过那位国会议员在国会山找到了工作。她平时就是按照这个国会议员对一般政策的口径，给当地选民写信。有的是争取捐款，有的是解释这位议员的立场。基本上，都是按照格式的信件填写了抬头和相关内容后，用电脑打印这位国会议员的个人签名。看上去好像是这位议员亲自回信一样。这样一套别人代笔，电脑操作的程序，在美国各个政治机构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因此有人在中国说，美国的某某大人物给一个学生回信啦，某某大人物关心什么事件啦，在我的眼中，说不定都是通过那些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经过电脑处理后发出来的标准信件。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年轻人，振振有词地为美国利益辩护的时候，心里总是捏着一把汗。因为我知道，正是这些无知且无畏的年轻人，给决定政策的人物提供了各种信息，提出了各种政治解决的方案。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现在已经沦落到靠机器来运作，靠一批未经涉世的年轻人提供决策意见，这样的制度怎么能够让人信赖。

    八、“旋转门”后面的美国民主政治

    到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国会工作，薪水会比在私有企业里工作大大减少。不过，经过美国政府内部的官位之后，这些人的身价则大幅度提高。很多人参与政治，是为了在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分到一杯羹。与中国人的理解不同，美国人相信在政府中做事是为了“奉献”，而“奉献”之后的回报，则是在退出政界之后的财务收入。
    以克林顿总统为例。克林顿在当总统的时候，每年的薪水只有二十多万美金。在他的白宫岁月的后期，因为受性骚扰指控和国会弹劾的威胁，克林顿不得不支付大量的律师费来应付这些事件。在他离开白宫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负债累累。但是，他一旦离开白宫，首先得到的一笔巨款，就是他受约撰写回忆录的预付款，超过一千万美元。克林顿总统离开白宫之后，每次演讲的收费不低于三十五万美元。根据克林顿夫妇的报税单，克林顿夫妇从2000年到2006年六年间，共收入一亿零九百万美金，其中克林顿作为离职总统的收入，仅为十二万美元多一点。
    我认识两位美国律师，原先是美国贸易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和首席律师，在任的时候，年薪不过十几万美元。这两位官员离开政府之后，到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主持有关美国贸易法律方面的事务，年薪立刻就涨到了每年三十多万美元。而他们的客户，是来自韩国的钢铁公司和来自日本的电子公司和汽车公司。原来他们在位的时候，是他们主持了对日本韩国企业在钢铁、汽车、电子工业上的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而他们一旦离开了政府部门，则立刻为美国利益的对手服务。旋转门的效应立刻体现。这里面没有原则，只有利益。像这种通过“旋转门”出来的官员，在美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尽管美国的舆论对“旋转门”现象进行了持续的抨击，尽管国会也想通过法律对这样的现象进行限制，不过由于起草法律的人和执行法律的人，都有共同的利益和相关的立场，所以每次出台这样的规定，都是流于形式的。

    九、半数不到的选民决定全体人民的命运

    美国人一直说，他们的民主制度是值得世界上所有国家仿效的。他们说，根据普选原则选出来的议员，是代表了多数美国人的利益而行事的。不过，即使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现今人们最为吹捧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也很难作为一个典范去追随。美国老百姓是非常厌恶政治的。普通的美国人宁愿去看棒球赛，或者是看美式足球，而不愿意出门去投票选举一批他们认为不可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状态的政客。因此，每当选举投票之前，候选人花的最多的精力，是动员大量的志愿者，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出来投票。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是美国的大选日都是定在十一月份，美国北方的城市和农村早已是大雪冰封，是人们躲在屋子里取暖喝啤酒的时候。志愿者上门动员投票，经常要遭到那些对生活不满的人们的抱怨和讥讽。我的一个律师朋友，出生于名门之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在一家美国基金中有高薪的位置。在奥巴马出来竞选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要赌奥巴马胜选。为此，他辞去了工作，在几个州的乡村里动员选票。大雪纷飞，他还得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鞋在雪地上一滑一跌的踉跄而行，到一家家选民动员他们出来投票，而且还为此受了伤。他后来告诉我说，正是由于这样的表现，他才能向后来当选的奥巴马总统要一份政治任命，出任美国派驻非洲开发银行的大使级执行董事，在非洲代表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只有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才能吸引半数的选民出来投票。从1960年到2010年五十年间，只有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和1964年肯尼迪被暗杀后约翰逊当选美国总统的这两次，美国选民的投票人数，超过了美国合乎选民资格人口的60%。而那两次的选举的背景，是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国家进入危机。当时美国在国际上和苏联冷战对垒，对越南发动战争，直至1968年约翰逊总统，因为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而黯淡下台。老百姓觉得那个时候，应当出来支持自己的总统。1992年，虽然美国人取得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美国老百姓对老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还是大为不满，把主张在国内平衡财政赤字的克林顿，推上了总统宝座，当时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占美国够年龄选民总数的55%。到了1996年，克林顿的健康法案遭到巨大反对，其经济政策并无长进，仅有49%选民参与了投票。又过了四年，小布什以微弱多数上台之后，干了政绩平平的四年。如果没有2001年的“9.11事件”，小布什根本没有连选连任的可能。正是在小布什掌权的八年中，美国更变本加厉地把全民教育、医疗保险、甚至国防系统更进一步市场化，造成整个美国经济加速坠入危机的轨道。2008年，美国人终于由于在国际上搞“反恐战争”而众叛亲离，在国内遭遇金融危机而民不聊生，从而投票把一个黑人送到了白宫。那一年，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8%。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除了每隔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之外，每隔两年是美国的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的换届选举，称之为中期选举。而这五十年中的二十五次中期选举，没有一次选民人数超过50%，都是在30%至40%之间徘徊。由此可见，被不了解内情的人趋之若鹜的美国民主政治体制，是连美国人民的一半以上都不信任，不愿意参与的政治体制。

    十、美国民主政治的路怎么走

    以我的观察，美国的民主政治体系的发展，起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被称之为“美利坚公司”的庞大美国资本社会。英语中有一个词叫做“Corporate America”。用中文直译，称为“公司美利坚”。按照中文的意译，前后次序要颠倒过来，称为美利坚公司。美国人创造了这个词，是说美国社会的实际生活，是受美利坚公司主导的，而不是所谓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整个美国就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是为着掌控着这家公司的股东，尤其是那些大股东的利益服务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就是美利坚公司的董事会。美国总统就是这个美利坚公司的CEO。每次大选，实际上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大股东在争夺这个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决定这个国家的走向。
    我在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这些年来，亲身体会到在美国的企业中，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可言。任何一家上规模的美国公司，董事会基本上是个摆设。董事会选定了一个CEO（中文称为首席执行官）之后，公司的所有运作就通通由这一个人来决定。虽然公司法中，有关于股东权利的种种保障，也有对管理层的种种约束，不过在日常的所有决策中，这位首席执行官的权力就大得惊人。举一个例子：有一家美国上市公司，按照规模来讲，是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之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我有一次参加一次电话会议，讨论关于中国的投资问题。尽管出于某种考虑，这位首席执行官也让亚太地区的主要官员参与讨论。不过在他自己本人的倾向性意见受到挑战的时候，他可以不顾公司在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武断地喝斥那些在中国长期工作的下级官员，坚持按自己个人意见行事。后来他的决定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公司损失了巨大的财富。不过董事会依然信任他，继续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在美国的很多大公司里，所谓的民主决策是基本不存在的。美利坚公司的整个决策过程，完全是依靠专权和独裁来实现的。对此，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根据市场规律做出的选择。但是使我多年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民主的精神不能在美利坚公司里体现出来。有一次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我的老板。他曾经是卡特总统任期内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到律师事务所当了合伙人。他对我的解释是，如果公司的事务要通过民主解决的话，这个公司早晚要破产。因为，搞民主决策的过程，会耗费太多的时间和太多的金钱。公司不能因为多数人的意见而放弃真正能够赚钱的机会。我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利坚公司通过金钱来摆布华盛顿的政治决策进程，从而创造为自己赚钱的机会。而一旦这个赚钱的机会出现了，美利坚公司就绝不允许有“民主”的辩论和犹豫，必须立刻抓住这些赚钱的机会。
    其二是美国有着非常强大的宗教势力。这股势力长期以来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美国，以上帝的名义，基本上是一句口头禅。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要上帝的保佑。在美国法院作证，要手按圣经，对上帝起誓说实话。在美国的纸票子上，就印着“我们信靠上帝”的箴言。美国是世界上教堂最多的国家，也是各种宗教派别最多的国家。
    不过，在美国真正决定其政治生活的，只有两个宗教流派：一个是基督教徒，就是所谓的从欧洲大陆移民过来以后，以清教徒的基本信念开拓美洲新大陆的基督教徒。这些人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吵闹声音最大的群体。如果有任何对上帝稍微不敬的口吻，这些人就会以上帝的名义把你诅咒个半死。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想要真正介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不可不归属于某个教派，不可不熟读《圣经》。以上帝的名义，是打压政治对手最有力的工具。即使是挖出什么八卦绯闻，其真正的杀伤力，不是中国人所习惯的所谓道德败坏，而是在上帝面前破了摩西的十诫，这才是真正要命的致命伤。中国很多专家和媒体，在批评美国的社会问题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往往打不中要害，就是因为不理解宗教在美国的力量。
    第二股宗教势力，就是美国的犹太人。这些人非常强大，而且非常低调。犹太教是美国犹太人的精神寄托。但是美国的犹太人很少把这些挂在嘴上。美国的犹太人掌控着包括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命脉，掌控着舆论和电影制作的发布权，掌控着美国最高端的对外政策的思想库，比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都是犹太人。犹太人过自己的节日，不向其它的宗教开放自己的犹太教堂。犹太人办自己的学校，对自己的后代，从小就做正宗的犹太教教义传播。犹太教义中，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承认耶稣是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类罪恶的。圣诞节从来就不是犹太教的节日。但是在一个基督徒吵闹声很大的国家中，当美国整个国家都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默默地守住自己的宗教节日，从来不提出重大的抗议。这股重大的宗教势力，是对美国的实际政治和经济生活起到重大影响的力量。
    但也正是因为宗教的力量，在美国的大众中，尚有守戒尚善的基本良心存在。宗教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还能制约美利坚公司纯粹为了金钱利益为所欲为的本能。不过近些年来，宗教的力量实际上在逐步地减弱，制约能力也在减弱。以我之见，宗教在美国，也是无法抗拒追逐利益、追逐金钱的堕落趋势。
    其三，是美国的新闻媒体。从1791年开始，美国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禁止任何以官方的名义，确立所谓的“国教”，保证美国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有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以及有为维护自身权利而请愿的自由。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美国的新闻界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无冕之王。曾经有过一批非常有修养的美国记者，按照一个相对公平的价值观去观察问题，挖掘新闻，调查事件，追求平等和公平的价值观，对美国的政治体系和舆论取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在某种程度上讲，让美国的媒体人基本上还保留了一点良心。但是，随着美国教育制度的衰败，好的新闻记者越来越少。我在美国的时候，正是美国的整个经济社会，从大规模的产业经济形态向虚拟经济形态倾斜的时候。这个过程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一直到最近的金融危机，终于把美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暴露出来。但是，三十年前的美国，正好是美国刚刚从越战的阴影中爬出来，虚拟经济刚刚起步，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开始大批地向金融行业和法律行业寻求挣大钱的机会。而美国的教育系统，也开始大批地制造这些金融和法律界的精英。原来在美国社会中受尊敬、讲真话的新闻工，开始被排挤，被边缘化。原来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可以受到舆论监控的那一部份，开始慢慢地减弱。一切向钱看！走了三十多年，美国现在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价值观危机和教育危机。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允许新闻媒体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披露，老百姓永远不可能知道在身边发生了什么不公正的事件，从而在舆论上制约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中国的新闻媒体，因为不容许对政治症结做完全的披露，反倒纵容对八卦花边新闻的炒作，以至于推动了社会整个道德观的沦落。甚至像现在的美国媒体一样，常常被种种利益势力所利用或收买。这都是需要认真借鉴的。曾经的无冕之王，在金钱为王的当代，究竟还能发挥多大的力量，是一个并不乐观的疑问。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年来，中国媒体在报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时，常常见到的是羡慕与赞誉，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报导中国时，却往往是丑化。最近的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心目中的最大敌人，中国竟然排在第二名（伊朗第一、朝鲜第三），而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就是美国媒体与政客。
   
    十一、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可能照搬美国式民主政治

    我摆出这些事实，并不是大而化之笼统的说民主政治好或不好。民主是现在几乎人人向往的理想，但是如何保证其有效实现，尽量避免负面问题的产生或持续，就是大问题了。多少年来，人们总是希望在各自交往的过程中，在决定自己利益与命运的过程中，在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能够通过一个民主的程序来商量解决争议问题。当然，民主的大前提，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尤其是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现代社会，奢谈民主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兑现的政治游戏。金钱、权力与人性弱点的结合，并夹杂着效率问题，便永远不会容忍以普通人为多数力量作出决策的政治局面。民主是一个概念，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被充实，被修整。民主又是一个因地而异的概念。每个人在谈到民主的时候，他心中的民主实际上与他的同行人完全不一样。你的民主，我的民主，他的民主，完全不一样，此民主非彼民主。民主还是一个内涵不断变易的概念，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可以保证此一时之民主，便可适用于彼一时的民意，亦无此一地的民主便可适用于彼一地的实务。因此，不会有一个完全的精确的民主制度或者民主程序可以依循，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可以套用，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以追求。
    现代的社会，物质上的丰富，或者说金钱上的富有，成为大部份人设定成功与否的标准。越是到了现代，人们越是被所谓的科技进步所困惑，越是被声色犬马所包围。好莱坞的3D大片和美式民主的宣传，都是虚无的数字游戏。就像金钱到了今天，也不再以黄金为代表，甚至不再用纸币作代表。一切都是在数码手段中的一个信号而已。二十一世纪的人民，统统生活在一个被数码技术统治的虚幻世界中。在这样的虚幻世界中，再去相信美国的民主政治，等于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阿Q一样，不过是被自己的幻想所蒙蔽欺骗。
    可以设想一下，倘若拥有十三亿以上人口的中国，放开进行美国式的民主选举，光是用在广告和候选人的互相攻讦、辩论、诋毁上的金钱，恐怕不是以多少亿美金来计算，而是以十亿、几十亿美金来计算。倘若没有一批新闻记者，敢于仗义执言，坚守新闻道德，不被任何力量收买，不怕被打压恐吓，披露制度中的瑕疵，深究政治人物的阴暗龌龊与钱权交易，以及与之相配套且合法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老百姓还不是被表面文章所蒙骗，被政客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现实中的世界，符合这样理想标准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制度，可以说世上稀有。因为不论公立或私立的新闻媒体，都要用权或钱来维系运转，而新闻记者也是活在现实中的人，都有弱点，有弱点就可能被人利用。倘若中国的社会，不是坚持固有的传统道德美德和与时谐进的核心社会价值观，不相信因果，那么物欲横流的蛊惑煽动，将成为人们追求的虚伪目标，国家的资源也因此而浪费。在民主自由的旗号下，新型的利益交易将成为政治背后的主导力量，种种资源将重新被各利益集团瓜分，中国将由统一的大国变成一盘散沙，被国际势力乘虚而入。这样的民主政治选举会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光明，而是毁灭。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中国必须认真总结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也要总结美国文化的历史经验。在没有很好总结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缜密设计改革方案与实施步骤的前提下，冒昧去推广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茫然不知所措而混乱溃败的陷阱中。
    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需要深刻地反省。因为在中国，普通老百姓非常崇拜有文化的读书人。这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在现代，被一些戴着知识分子帽子，不学无术的流氓痞子所利用，无端造出太多的事情来。也有一批知识份子，被各种力量所收买，说着收买者需要的话，写着收买者需要的文章。还有相当一批知识份子，怀抱着主观想象的理想，以对国内、国际、历史、现实肤浅片面的认知，夹杂了个人恩怨或个人利益的不平衡情绪，配合上对现实的不满，发表言论，蛊惑人心。这些都是要警惕的。
    不过，历史终究会依着自己的规律和轨迹来发展，历史也终究会证明，中国的繁荣富强，必定是建立在警醒而清醒地立足于自己与国际的真实状况，靠自立自强走自己的路来实现的，而不是靠发展美国式民主政治来达成的。借鉴他山之石可以，但如何借鉴，是个非常现实而且十分复杂的大问题，决不是空泛议论褒褒贬贬那么简单。（成稿于2012年3月）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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