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全面修改民主倾听青年的声音和对待他们的方式。”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约束性控制的全球影响力和破坏性不仅体现在2008年经济衰退造成的广泛痛苦和人类苦难上，而且也体现在不符合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福利国家、工人、工会、高等教育、学生和其他仅存力量所遭受的无情的不断攻击上。在市场极端主义支配下，旨在减少人类痛苦和不幸，并保护公众不受市场危害的机构要么被削弱要么被废除，正如许多公共领域的遭遇一样，在那里，私人的困难被当作社会问题来对待。私有化猖獗，席卷了像公立学校和核心的公共服务业等在目标和功能上差别很大的机构，连监狱也不放过。这种从社会契约到野蛮的企业主权的转变是“减少国家对社会商品的支持意味着国家抛弃民众的”更大过程的一部分，国家本来处在捍卫工人和其他民众在过去的斗争中争取的利益的最佳位置。面对巨额赤字，美国联邦政府和许多州政府仍然拒绝向富人和有钱的公司增税，与此同时执行大幅度的削减开支措施，涉及医疗保险、食品银行、工人退休金、高等教育和儿童健康保险项目等。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司各特(RickScott)已经“提议削减营业税和财产税，裁减政府雇员6700人，削减教育资金48亿美元，削减医疗保险将近40亿美元。司各特的最终计划是彻底取消这个阳光州的企业所得税。他希望抽去佛罗里达失业保险体系的精华，使得失业工人‘比美国其他任何州的失业工人得到的经济保护更少’”。随着社会问题私人化和公共空间商业化，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社会问题的个人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市场关系和资本控制机构摆脱了政治、道德和责任问题的纠缠。强调公共财富私有化、消除社会保障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取消经济活动的管制实际上影响了美国所有政治和经济机构。在此情况下，公共福利、社区、公民义务等观念被个人责任的沉重要求和完全私有化的自由理想所替代。
在当今的市场社会里，持续的不确定性和集体焦虑日益严重，但政府鼓吹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经济原则，抛弃了保护公共利益的核心公共价值观。正如杰夫里•萨克斯(JeffreySachs)指出的：“收入不平等达到历史高位，但富人宣称他们对社会没有责任。他们拒绝帮助不幸的人，一有机会就要求减税。几乎人人都在抱怨，人人都激烈地捍卫自己狭隘的短期利益，人人都放弃了向前看或顾忌别人需要的假面。”共同的牺牲、共同的责任现在让位于共同的恐惧和对投资共同利益的蔑视，具体地说就是对未来数代青年安全问题的漠视。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似乎都认为，公共价值要么是自由市场追求利润目标的障碍，要么是造成社会不断衰弱的累赘。信奉公共利益的观点现在如果不是危险的病态，至少被当作软弱的标志。
曾经至少提供些微进步思想、开明社会政策、非商业化价值观和批判性交流的公共空间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了，比如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企业权力和文化的核心因素。像图书馆之类的公共空间已经与公共话语的语言割裂开来，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公共空间被降低为死的空间，不再充满活力的政治空间和伦理学场所几乎不能用来创建激动人心的民主所需要的知识、交流、潜力和有意义的干涉等模式。现在很清楚的是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国家、工人、工会的攻 击 与 针 对 高 等 教 育 的 全 面 攻 击 同 样 激 烈 。雅克•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认为，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保守派政客和政府攻击的目标，是因为至少在理论上它是学生学习民主和对话的地方，是与官方权力及其机构决裂并无情批判权力及其无休止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企图的场所。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攻击正如埃伦•施雷克(EllenSchrecker)指出的：“今天，整个高等教育界，不仅是持不同政见的教授都受到攻击，无论在大学内部还是大学之外。”在英美，大学和企业正在结成强大同盟，人文科学资金不足，学费飙升，知识商品化，科学研究也需透过审计文化的棱镜来进行评价。在英国，布朗报告已经确立了管理、金融和评价的模式，所有意图和目的都把高等教育变成企业价值观和利益的附庸。要求改善学生的就业能力已经重新调整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同时把老师和学生变成训练有素的商家和初露头角的顾客。大学是实现民主的公共空间，是提供民主政治所需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批判中心，如今这个观点已经被大学是生产新自由主义臣民所必需的市场机器的观点所取代。这完全与高等教育被结合成这样的前提的观念格格不入，即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形式的了解对于一个塑造性的文化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文化恰恰为生产批判性的参与和知情的公民奠定了基础。
显然，看书识字、批判性对话、知情的辩论、理性思考等任何要求都是对那种以无知、愚蠢、谎言、歪曲、诉诸常识为唯一交流工具的政治文化的威胁，这似乎同样适用于占支配地位的媒体。否则，该如何解释像赫尔曼•凯恩(HermanCain)这样的政客在美国何以获得广泛的大众支持呢?他简直就是滑稽的小丑，是政治圈内文盲和无知者的典型代表。实际上，人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从里克•桑托勒姆(RickSantorum)到里克•佩里(RickPerry)和米歇尔•巴克曼(MicheleBachmann)的整个群体都表现出不仅排斥科学、证据、知情的辩论和其他启蒙因素的特征，而且包含着对批判性思考任何仅存力量的根深蒂固的蔑视和仇恨。如今，愚昧无知取代了知识，人们对权力无可奈何。他们采取的几乎每个立场都可以返回到启蒙前的时代，回到信仰和残忍统治的时代，回到愚昧无知为政治和道德无能辩护的时代。在此情况下，高等教育和其他公共空间成为自由派、右翼政客和其他极端主义者全面攻击的目标和改革的对象并不令人吃惊，虽然在这方面英国可能还不如美国这么严重。虽然有很多评论谈及文化的迟钝麻木是企业控制下的主流媒体造成的结果，但该论证中常常忽略的地方是教育如何遭到类似的攻击，而不仅仅是因为有人试图将这种机构私有化或商业化。
在赌场资本主义下，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推动经济增长、创新、转型和促进国家繁荣等方面，但这里利害关系更大的是把大学变成了企业的附庸，而且存在把它看作由不同政见者、批判性对话和批判性地参与社会问题讨论的仅存机构而抛弃的企图。企业精英、右翼极端主义者等一直竭力要割裂大学与其作为能够产生批判性的塑造性文化和一整套机制的民主公共空间的作用的联系，在这种文化和机制中，复杂问题得到讨论、权威受到挑战、权力受到问责，公共知识分子被大量生产出来。美国的年轻人现在认识到大学已经成为旨在让学生不知不觉欠下大笔债务的庞氏骗局。
大学作为思考场所是如何被拆解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可以从布朗报告中看出来。该报告的指导性假设是新自由主义大学的核心，它包括学生的选择、消费者模式的教学法、监督实践的工具性文化、市场价值观等。像大部分新自由主义教育模式一样，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推动经济增长、创新、转型和促进国家繁荣等方面。虽然有些地方的学费已经增长了三倍，但很多学校还是倒闭了。实际上，高等教育是根据企业文化的指令来重新塑造的。2011年3月26日，伦敦的学生和工会积极分子、公务员等一道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2010年5月成立的保守党-工党-民主党联合政府提议的大幅度裁员、削减服务和高等教育经费的做法，但政府似乎对政策可能产生的毁灭性后果无动于衷。西蒙•赫德(SimonHead)已经指出布朗政策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威胁。实际上，报告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是对大学而且是对民主未来的根本威胁，尤其是对那些依然坚持批判性地进行社会问题探讨、坚持参与批判性对话的少数学校来说是一种威胁。新自由主义大学的批判中常常丢失的东西是它与更广大社会的联系。民主要求批判性的塑造性文化和一整套机制，在这种文化和机制中，复杂的问题得到讨论、权威受到挑战、权力受到问责，公共知识分子被大量生产出来。所有这些如今在英国等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都已经受到威胁。在此经济模式下，根本不谈论社会正义，不关心社会问题，不进行批判性思考，不处理包含社会责任的问题，不批判可能挑战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非商品化价值观。
在美国，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呈现一种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形式，因为各州控制高等教育的预算。在紧缩节省的呼吁下，各州已经开始了大幅度削减公立大学资金的行动，同时却在为企业和富人提供巨额的税收减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科研经费“已经采取了大中型企业的组织形式”。大学校长被视为首席执行官，教师被视为企业家，学生被视为消费者，而且情况日益糟糕，在有些大学，新的学院院长已经把注意力的焦点从校内转向校外以便开始“资金筹集、战略规划、寻找合作伙伴等等从前是大学校长职权范围内的活动”。学界领导人的水平高低现在部分是通过其筹款能力、参与战略规划的程度、与企业捐款者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来定义的。实际上，学院院长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复杂企业的头目，其工作表现取决于筹款业绩。大学校长现在不仅与企业价值观保持一致，而且心甘情愿地、公开地与企业利益沆瀣一气。《高等教育记事》报道说，“拥有最大运行预算的40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中的19位校长至少是一家公司的董事”。因为企业文化渗透在高等教育实践的各个方面，餐饮服务、具体授课模式、兼职教师聘用等所有事情现在都外包给私有企业。在寻找采用市场价值观和削减开支的过程中，班级规模迅速扩大，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越来越多地重视死记硬背和标准化考试。学费飞涨使得千百万工人阶级子弟难以得到上大学的机会。而且，高等教育的价值现在完全与资格证书的需要联系起来。不在数学效用和经济理性范围内的学科和课程则被认为是可以忽略的。
在新自由主义的财政紧缩政策和惩罚性措施下，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严重后果是学界打工仔的日益增长。因为采用企业管理的模式，大学热衷于削减终身教授岗位，增加兼职和专职教师岗位却不保证给予他们终身教职，而且常常攻击教师工会。在俄亥俄州和犹他州，立法机构已经通过法案废止终身教职，在威斯康辛州，州长已经取消了州立大学教师的协商权。在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职业化的时候，美国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规模显著减少，这进一步削弱了教师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如今，只有27%的教师进入终身教职序列或拥有专职教授岗位。因为老师被贬低为临时的打工者，他们不仅失去了影响工作条件的力量，而且见证了工作量增加、工资低廉、办公空间和设备被剥夺、旅行开会资助遭拒绝等问题，更可怕的是受到随意解雇政策的影响。该政策尤其糟糕，因为它若和右翼意识形态分子持续不断地对左翼进步学者的攻击结合起来的话，许多还没有进入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就会在课堂上自我审查自己的言论。学界内的批评家常常因为政治信仰而遭到解雇，或名字被张贴在右翼网站上示众，或被迫把来往电邮交给右翼团体，或遭受保守派媒体骚扰，在这样一个时代，保护教师岗位的安全和确保大学师生的学术自由权就显得特别重要。
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政治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攻击和英美等国学生抗议活动的兴起必须在远远超越批判学费大幅度提高的更大政治视角下来看待。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分析以便提供认识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抗议模式是如何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来的洞察力，同时提供在不同国家的学生群体间建立联盟的可能性。英国和美国的共同点是利用企业和市场力量的全面攻击以破坏作为民主公共空间的高等教育，虽然有持续存在的“渴望受教育的民众来维持充满活力的民主和提供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高等教育被视为企业秩序和国家安全体制的训练场，这已经违背了为年轻人提供民主未来的承诺以及大学对社会国家的投资。这种反公共的社会构造没有兴趣去塑造另一种世界的教育条件，年轻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受到经济达尔文主义的控制，他们很难去想象另外一种世界。
学生反对新自由主义专制
面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及中东国家民众的抗议，许多评论家已经提出了问题，为什么美国年轻人没有举行类似形式的广泛抗议活动?在占领华尔街抗议之前，每个左派批评家和主流媒体评论家都表达了对美国青年没有采取像其他国家的同行那样的集体行动的惊讶和失望。在全球性的抗议长辈和政客缺乏眼光、勇气和责任中，伦敦、巴黎、突尼斯、雅典的年轻人把历史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不仅争取生存的空间，而且争取实现正义、尊严、自由等集体斗争目标的社会。这些抗议已经创造了年轻人再次成为主角的被约翰•皮尔格(JohnPilger)称为“可能性剧场”的新舞台。年轻人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他们拒绝再生活在道德破产的市场政策和压制性政府的专制淫威之下。在整个欧洲，学生抗议福利国家遭受攻击，抗议新自由主义的野蛮政策和高等教育作为公共利益的贬值。他们这么做也是在挑战社会秩序，因为在该秩序中，他们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没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没有能力养家糊口，他们得到的是被剥夺了自我决定性和尊严的贫困生活。
在伦敦，学生一直处于抗议在经济紧缩意识形态框架下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卡梅伦-克莱格(Cameron-Clegg)政 府的群众性进步运动的前沿。这些严厉的政策旨在把经济衰退的负担和责任从富人转嫁到如老人、工人、低收入者和学生等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身上。虽然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像欧洲同行那样迅速上街，但他们现在已经充分参与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了。在美国，如今年轻人不仅仅抗议学费高涨、学界资金缺乏、许多人由此欠下巨额债务，他们还更广泛地攻击赌场资本主义的根本机构和意识形态，尤其是病态的新自由主义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在是处于从集中在孤立的议题向更广泛的批评转变的前沿，以作为能量充沛的社会运动的基础。该运动感兴趣的不是自由派的改革而是美国社会在更加激进和民主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和权力机构指导下的整体转型。该运动具有反讽味道的地方在于很少有进步人士看到它的到来，排除了抗议新自由主义野蛮政策的新青年运动的可能性。比如，包括《美国展望》资深记者考特尼•马丁(CourtneyMartin)在内的有些评论家认为是特权问题。马丁在该杂志2010年的一篇题为《为什么阶级在校园积极主义中重要》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学生常常是享受特权的，把政治看作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东西，与本土积极主义保持遥远的距离。
来自中上层收入背景家庭的许多人已经被社会化了，相信做出改变是自己的责任，但采取行动是为了他人，那些“真正的”穷人。我们发现非营利性机构的目标是全世界的学龄儿童，但很少承认高中球队的朋友付不起我们享有的机会所需的开支。再如我们创造第三世界自行车项目，却忽略我们的实验室伙伴乘公交车两个小时上班，因为他作为非注册移民没能拿到驾照。我们有幸进入律师行业，却忘却了飞涨的学费和金融救济办公室里令人受不了的官僚。
这个主题在马丁的新著《不管怎样行动起来：新一代积极分子》中有更详细的论述。令人悲哀的是，马丁在书中的分析就像她在《美国展望》上的文章一样遭遇她批判的那种特权。她不仅建议享受特权的中产阶级子弟应该是这一代人变革的合适先锋，而且具有自恋主义者拒绝审视自己的毛病和自我驱动下的政治意识，带有家长制和传教士色彩，而且焦点非常狭隘。这种批判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复杂性，没有考虑到社会议题，其方式就像她指控的年轻人缺乏深度一样令人讨厌。过分享受特权的青年的论调的另一面体现在资深积极分子汤姆•海顿(TomHayden)那里，他认为许多学生债台高筑，注意力集中在找工作所需要的准备上，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在海德看来，美国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来的学生运动一直是以狭隘议题为基础的，焦点从学生工会到男女平等到环保议题和招收更多少数族裔学生等，因此提前限制了年轻人参与更大政治空间的范围。虽然马丁和海德都提供了吸引人的叙述，解释了对学生抗议的迟到的攻击，但《校园进步》的专栏西蒙 • 塔里 (SimonTalley)的观点或许更接近事实真相，他认为美国的学生比欧洲学生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更少些，因为在过去30年里他们一直被告知高等教育既不 是公共福利对民主的公共空间 也不具有价值。
这些评论，不管偶尔说到点子上的观点有多少，仍然低估了保守派政治气候给美国校园和青年抗议文化带来的历史和现实影响。这种保守主义伴随着罗纳德•里根的竞选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纪律机器的出现而站稳脚跟。在过去几十年，年轻人实际上非常活跃，但在很多方面是为了争取保守主义的目标。正如苏珊•塞尔斯•吉鲁(SusanSearlsGiroux)指出的，一系列资金雄厚的右翼校园组织已经大量使用新老媒体炮制热卖的视频和学生的互动性网站，鼓励学生投诉学界所谓的左派专制下自己利益受到不公正损害的情况。苏珊 •塞尔斯•吉鲁的《在种族与理性之间：暴力、知识责任和未来的大学》写到：据民间团体“支持美国生活方式”(PFAW)说，保守派智库每年为校园右派机构提供两 千 万 美 元，资 助 像 “学 生 争 取 学 术 自 由”(SAF)等校园组织，该组织的信条是“你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只告诉你‘一半的故事’”。该组织宣称它在150个大学里有分部。其网站提供受到委屈的学生填写的投诉状，管理学生受到的侮辱 、诽谤或更加严重的侵犯等 。类似的，威廉•伯克利(WilliamF.Buckley)创建的“美国院际研究协会”(ISI)资助了该网络的80多个右翼学生 刊 物，已 经 创 造 出 像 丹 尼 希 • 迪 索 萨(DineshD’Sousa)和安•库尔特(AnnCoulter)之类的媒体明星;还有培训、支持，以及为213家保守派学生群体从事公共关系活动的机构“领导力研究院”(theLeadershipInstitute)，该机构为这些群体提供建议，邀请保守派演讲者到校园里作报告，帮助创办保守派报纸，培训赢得校园选举;还有“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AF)资助众多校园活动如“优惠蛋糕销售”，有人指控少数族裔学生买蛋糕时享受优惠价格或宣布 “只授予白人”的奖学金。
自由派学生参与的积极主义也往往模仿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指南。越来越多地强调消费主义、即刻的满足和自恋的私人道德使得一些学生抗议提出参加派对权和“为喝酒权辩护”等议题。正如马克•埃德曼•伯仁(MarkEdelmanBoren)在其论学生抗议活动的信息丰富的书中指出的，与喝酒有关的议题已经在美国校园引起学生骚乱。他记述了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在俄亥俄大学，数千学生在1998年4月发生骚乱，这是第二次年度抗议活动，因为夏令时结束拨快的一小时再调回来，抗议失去的一个小时饮酒时间，被迫从酒吧赶出来的学生用石块和酒瓶袭击警察，警察因为去年的骚乱在到来时已经穿上全套防暴服”。他们最后 向骚乱 者发射橡 皮子弹才把骚乱控制住。
拓宽视野
所有这些解释在阐明美国学生没有抗议时都有一些说服力，但在进行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一切都变了。不过，笔者想转移分析的焦点。美国的学生抗议应该在更广泛的政治场景下看待，尤其是当前占领华尔街抗议可能采取的方向带给我们的启示。除了少数例外，这个场景仍然没有得到重视。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尤其是英国的学生遭遇到一系列危机，年轻人受到的攻击更直接、更大胆、更严厉，所以比美国学生承受的生活压力更大。在经济衰退时，教育预算继续被削减、福利国家被拆除、学费高涨、年轻人的失业率比美国更高(除了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的年轻人之外)。英国学生已经经历了对他们生活、教育机会和未来的更大冲击，而且这些学生生活在更难把公共生活变成私人问题的社会里。这些国家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广泛的批判性公共空间，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还没有完全堕落为明星/商业文化的舞台，左翼政党依然存在，工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比美国工会更大。持不同观点的报纸、进步媒体以及更广泛的公共空间里充满活力的批判性的塑造性文化和政治机构的深刻宪政意识等都帮助培养和维持了批判性思考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组织集体行动和参与能够形成批判性理论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相反，在美国，对大学的攻击一直没有这么统一，因为高等教育资金来源和管理方式的多样性本质，削减资金和服务一直是在社区学院、公立大学、精英学院等不同程度地展开，因此缺乏引发抗议的统一的压迫性的叙述对象。而且，校园“文化战争”叙述已经刺激了许多年轻人围绕在反动的文化项目周围，同时与针对自己未来发起经济和政治攻击的活动本身保持相当距离。所有这些都显示需要提出另一套更重要的问题，这种问题具有双重性，不至于引起常见的把年轻人妖魔化为缺乏同情心的人的现象发生。第一，问题不应该是直到最近以前为什么没有学生抗议而是为什么从前的抗议都基本上被忽略了?这些新抗议的证据实际上一直是非常广泛的。学生针对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州长司各特•沃克(ScottWalker)的抗议活动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支持试图摧毁工会权利和老师集体协商权的右翼野蛮政策，这说明学生实际上是积极的，并愿意参与政治活动的。在包括纽约城市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美国其他校园不同的学院还发生了小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不久以前，学生积极分子是美国学生中的少数，职业学院中的学生参加的很少。许多学生积极分子来自艺术系、社会科学系和人文院系(学院的良心)。第二，存在一个重要的议题，年轻人从美国社会中已经继承下来什么样的无能遗产。是什么政治和文化转型共同破坏了他们发起反对日常生活面对的众多不公不义的群众性抗议活动的批判能力?毕竟，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攻击虽然不像欧洲那样激烈，但仍然为学生提供了上街抗议的充分理由。
将近43个州已经宣誓要削减高等教育开支以弥补资金不足。这意味着学费空前高涨在执行，招生削减、工资减少、以需要为基础的奖学金被削减。让穷学生上得起大学的联邦“佩尔奖学金” (PellGrants)也在削减。罗伯特•里奇(RobertReich)已经描述了对大学预算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其中包括佐治亚州高等教育资金削减1.51亿美元，密歇根州削减学生经济援助1.35亿美元;佛罗里达州11家公立大学的学费增加15%，加 州 大 学 在 两 年 时 间 里 学 费 增 加 了40%。与这些增加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过去几十年学费一直在稳定增加，已经令人担忧地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
美国学生花费这么长时间才开始动员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到了美国学生毕业时，他或她不仅拿到一个学位而且拥有了平均23000美元的债务。正如杰夫里•威廉姆斯(JeffreyWilliams)在2008年《异议者》上的文章“学生债务和契约精神”中所说，这笔债务让许多学生成为债务不断增加的契约仆役。因为毕业时过重的债务缠身，遭遇的还有失业率高涨，“2009年，最近刚毕业的学生的失业率从5.8%增加到8.7%”，这些都肯定破坏思考、组织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债务负担和就业机会减少，个人为遇到的问题负责，所有这些使他们很少有空间重新思考社会问题或反抗系统性不公的集体行动。而且，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就业的基本要求，培训代替了教育，学生成为消费者，教师成为廉价的打工仔，整个学院成为生产部件的车间。高等教育不再被视为公共利益或者社会斗争的场所，而是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在全球化经济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文凭工厂。
与此同时，不仅学界工作岗位一直在消失，而且考虑到向基本上属于技术论者的工具论教育的转变，批判性思考的文化也在美国校园逐渐消失。所有的大学和学院都在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技能，学生既不学习批判性思考也不学习如何把个人麻烦和更大公共议题结合起来。文科继续缩小，许多学生必须养成的对公共价值观、社会责任和批判性公民素质的更广承诺的大部分重要机会已经消耗殆尽。批判性思考因为高等教育越来越明显的公司化倾向而遭到破坏。而且，在企业价值观的影响下，思想在操作意义上多数已经失去了作为批判性思考“文明、存在和评价形式”的功能。学生们越来越难以认识到他们的正式教育和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是如何遭到系统性贬值的，这不仅破坏了他们成为经济参与的批评家的能力，而且造成了美国民主的进一步恶化。否则，如何解释过去十年学生对抗议学费上涨的活动沉默不语呢?他们接受的那种工具性训练破坏了把支付的学费和美国把更多钱投在资助战争、武装力量、军事武器上联系起来的批判潜力，要知道美国的军力是其后25国所有军力的总和，这些钱本来可以用于高等教育的啊。没有能力批判不公不义，没有能力把这些与对政治的广泛理解联系起来，说明人们无力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规定性情感角度之外思考问题，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把知识孤立起来，把民众与权力的关系正常化。实际上，正如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理查德•阿鲁姆(RichardArum)和约斯帕•罗克萨(JosipaRoksa)发现，“45%的学生到了大二结束时并没有显示出在批判性思考、复杂推理和写作水平方面的明显进步”。
过去几十年教育的公司化和知识的商品化已经让大学成为企业的附庸，产生了不会批判的文化，进一步破坏了促使学生成为真正参与的政治公民所需要的条件。知识的价值和原始的工具主义有关，唯一重要的教育似乎是热心学习在市场上可出售的技术，拥抱优胜劣汰的道德，仅仅根据积累最新消费品的程度定义好生活。学术知识被剥夺了作为社会利益的价值。与此相关，能够用市场术语证明自身价值的知识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否则只有等待消失。
强制的私有化、批判性的公共空间被封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无休止商品化造就了这样一代学生，他们是在一种政治被视为与自己无关、民主斗争被人从社会记忆中抹去的社会中长大。但这并不说明美国人已经放弃了思想的威力或意识形态鼓动性的观点。进步主义者提出了对右翼意识形态和政策的真诚挑战，但他们似乎不大愿意承认权力和意义的生产、分配、管理的文化功能教学法力量的多样方式。与此相反，保守派愿意使用文化的教育力量部分解释了茶叶党运动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进步人士尤其是年轻人中间没有类似运动的事实。虽然现在情况在发生改变，但威斯康辛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等茶党候选人已经上台的地方出现了右翼针对工会、公共领域的工人和公立学校教育者的盛气凌人的攻击。基本上不愿意以严肃的方式利用更大的文化教育力量作为其政治战略一部分的进步人士已经失败，他们没有能将保守派远远超过左派和其他进步力量，并成功抓住政治因素的方式理论化。他们的批判性分析中所缺乏的就是对公共教学法成为政治本身的核心因素的方式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教学法指众多不同的场所和以形象为基础的媒体技术及屏幕文化改造了政治、文化生产、知识和社会关系的本质。市场驱动下的公共教学法如今主导了主流文化机构，如主流电子、印刷媒体和屏幕文化，它们的片面活动几乎不受任何挑战，企业价值观泛滥成灾。多个世纪以来基本上拒绝严肃对待公共教学法作为其政治战略一部分的进步派运动只剩下自己的方式，以去政治化的消费文化教学法为特征的新老媒体或许最终遭遇全球各地学生越来越多的抵抗。
高等教育和批判性性格塑造文化的消除
在无情的私有化和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及消除批判性公共空间等支配下的社会秩序中，年轻人不知不觉进入这样一种社会：民主生存所需要的塑造文化已经遭到削弱或者简化为消费主义的景观，如整天沉溺于网络游戏、现实电视、明星文化中。美国社会特别令人担忧的地方是缺乏塑造能透过消费者鼓励看出问题实质、在陷入危机的民主中提出不同政见并采取集体行动的质疑者所需要的塑造性文化。谢尔登•沃林(SheldonWolin)的坚持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认为民主的塑造性文化的创造是根本性的，能够维持可靠的民主所意味着的批判性理解和政治潜能。在沃林看来，“民主就是让普通人通过成为政治人而改善其生活，让权力回应民众的希望和需要成为可能的条件。民主政治中重要的内容是普通人是否认识到他们的关心得到了政权的最好保护和培养，政府的行为受到共同性、平等和公平原则的管理。
在该政府中，参与政治变成了确立边界和分享公共生活及其自我实现的方式。民主不是共同打保龄球，而是共同管理那些会给他人和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带来即刻的巨大影响的权力”。美国社会不是提供促进对话、辩论和用证据论证的公共空间，相反通过将年轻人接触的一切都幼稚化，同时将娱乐领域完全不考虑证据、理性和文明的观点合理化，从而为他们提供保守的消费文化。删除键取代批判性知识和长期承诺以及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所需要的那种教育。亲密投入的社会情感变得很短暂，即刻满足的快感取代了自由、理性和责任的结合。作为长期的社会投资，年轻人如今在市场概念下如果不被视为病态，至少被视为负担。青年不再是希望和未来的象征，反而成为经济的累赘，如果不能成为消费者，就被视为可抛弃的东西。
在过去30年，市场极端主义支配下的美国已经被改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它关注更多的是忘却而不是学习，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是确认私人利益而不是争取民主权利，是塑造残酷性的文化而不是浸透社会责任意识的民主政治。在一个热衷于让消费者满意和长期感情都被迅速抛弃的社会里，美国年轻人不再被鼓励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再有人提供帮助、指导、培养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投入的公民素质的那种教育。正如奇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指出的：“即刻的专制让人们很难生活在现在，更不要考虑在更大的整体框架下去理解社会了。”在此情况下，正如西奥多•阿多诺认为的那样，思考丧失了超越自身的能力，被简化为模仿现有确定性和常识。如果说年轻人没有表现出强烈支持民主政治和集体斗争，那是因为他们生活过的30年正处于“对自己未来的遭到削弱和羞辱的投资缩减时期”，尤其是对那些因为阶级、种族、民族出身而处于边缘化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对年轻一代来说，这个历史时刻的新内容是他们亲身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教学法体系的无情传播，以及该体系对放纵的个人主义的吹捧和对社会、公共价值即公共利益的病态的蔑视。他们已经淹没在鼓励竞争的文化和导致相互残杀的市场价值体系中，这是鲍曼所说的 “民主压力被削弱，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越来越弱，大规模地从政治和负责的公民身份上撤离”。但是，他们拒绝允许这个喧嚣的权力体制制造出的无知和意识形态影响自己的生活。美国学生现在重新恢复对新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政治性使用的内在可能性，大规模抗议正在进行的对高等教育和福利国家的 激烈攻 击，拒 绝阿列克 斯 • 霍 耐 特 (AlexHonneth)所描述的“失败的社会性的深渊中”，即“学生感受到的痛苦没有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中找到共鸣”。
年轻人、学生和99%的其他成员不再简单地承受他们在周围看到的不公正，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赌场资本主义下美国政治的腐败和永久性战争经济以及公共领域和高等教育上越来越大的投资削减，他们用身体对抗野蛮的政策机器，建设新的公共空间，拒绝接受常常被称为“失败一代”的右翼观念。相反，年轻人明确指出赌场资本主义的失败在其他地方，揭示成长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下的心理和社会后果，该政权尽一切努力将愚昧无知神圣化，把希望私有化，让公共价值观脱轨，促使经济不平等和附属社会不公。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像伦敦、雅典、开罗等地的其他抗议者一样清楚表明的是，赌场资本主义不仅是政治腐败和经济骗局的场所，而且不断产生劫持了批判性思考和民主履行承诺的行动能力的“失败的社会性”。
在右翼反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库、媒体机构、政客等组织化的政治无知面前，占领华尔街抗议者拒绝提供乌托邦未来的秘笈和蓝图，相反，他们复兴了激进政治中最深刻的因素，认识到批判性的教育、对话、新型团结和交流作为自主性的条件和民主化作为持久社会运动的可持续性条件。这次运动令企业大佬、银行家、媒体专家等感到恐惧的不是它抓住了民众的注意力而是它不断传播的信息，即实质民主要求民众能够自我反思和社会批判，要通过集体斗争实现目标，这些在激进民主社会有高效参与政治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的公民是批判性的性格塑造文化的产物。统治阶级和企业精英的这种恐惧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我们看到的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教育改革斗争是争取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的更大斗争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条件赋予民主以意义和实质内容。在看到巴黎、开罗和雅典街头15岁的年轻人勇敢反对当权者的命令并希望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时，我们看到了年轻人进入“作为麻烦的现代主义叙述”意味着什么。“麻烦”这个词超越了主流社会把年轻人看作病态和魔鬼以及对市场秩序的消耗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麻烦有了新内容，更清楚地表明了约翰和简•卡马洛夫(JohnandJeanComaroff)所说的“渴望、沮丧、愤怒等激情下支配性思想控制的生产性动荡”。市场社会框架中的期待正在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他们已经不再受低俗的承诺所诱惑或控制，不再相信企业主导的或者独裁政权的空洞承诺。
这些年轻人的运动告诉我们赌场资本主义和专制政权内在的社会观已经失掉了将其价值观正常化的能力，不再能够有力量通过威胁、强迫或者国家暴力恐吓和压制不同意见。年轻人不惜任何代价抗拒当今的恐怖和现代主义的进步梦想，至少现在成了建立在平等、正义、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浸透渴望、梦想和希望的激进民主的先锋。他们这么做是在指出未来一定不模仿现有世界秩序。自1970年代以来弥漫新自由主义政府的人造的无望已经被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青年运动彻底打破。某些评论家总结了其特征，如作为让人想起1960年代的年轻人乌托邦主义的爆发实际上或许是“最具体的最紧迫现实”的后果。
这次运动真正杰出的地方是它强调把学习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愿意通过新的集体教育形式来实现变革。该运动鼓舞人心的地方是它把其存在本身和集体身份视为争取赋予民主以意义和实质内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更大斗争的一部分。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清楚说明赌场资本主义和专制政权的社会观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转而采取威胁、强制和国家暴力进行恐吓。年轻人不惜代价地拒绝现在的恐怖和现代主义者的进步梦想，至少在当前，他们已经成为争取激进民主的先驱，表达自己对建立在平等、正义、自由原则基础上的世界的欲望、梦想和希望。1968年5月的著名口号之一是“面对现实，提出高要求”。这种口号体现出来的精神再次复活，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口号而且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共鸣，不仅是批判性话语而且是可能性和长期集体斗争的词汇的一部分。当今，无知、剥削和残忍的右翼政治学不再能藏在无知的洞穴里，由主流媒体作为可耻的帮凶为其辩护。光亮已经照射到整个美国，年轻人、工人和其他进步分子开始行动起来。思考不再被视为愚蠢的行动，集体行动不再被视为不可思议，年轻人不再愿意被看作可以随意抛弃的累赘。
在美国，有关美国学生的最重要问题不再是他们为什么集体抗议而是什么时候加入到伦敦、雅典和其他地方的青年抗议活动中以建造不同于现有世界的全球民主秩序?这些运动的考验是形成全国性协会和国际联盟以维持长期存在的能力。只有在年轻人开始集体组织起来培养性格塑造的文化、公共空间和重要机构之后才有可能，这些机构将帮助他们抗衡新自由主义以及它对环境、公共利益和因为种族、阶级、年龄而处于弱势的群体的威胁。只有到了那时，个人和集体共同努力才能将高等教育改造成为对创造新想象和民主社会前景都必不可少的公共利益。(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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