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美国危机治理政策批判
齐昊 李钟瑾
[摘要]本文回顾了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经济陷入大衰退的过程中的美国的危机治理政策。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应对危机及其所造成的萧条，然而美国目前仍然面对不稳定的经济增长、高失业率、庞大的失业人口、停滞的实际工资以及继续恶化的不平等状况。本文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了危机治理政策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美国的危机治理在财政政策上经历了从财政刺激到财政紧缩的转变，反映出保守势力在后危机时代利用陷入萧条的经济形势而再度崛起;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使美联储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成为危机后垄断金融资本的实际代理人。这些政策在本质上是以新自由主义来挽救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经济上把美国拖入长期衰退乃至滞胀，而且在政治上预示着阶级矛盾白热化时期的到来。
2007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将美国经济拖人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之中。为了应对危机及其造成的衰退，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这些政策是否代表美国资本主义开始扬弃新自由主义?这些政策预示着美国经济和制度将走向何处?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认为，美国的危机治理政策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但其本质仍然是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来挽救新自由主义本身。这种政策将在经济上把美国拖人长期衰退乃至滞胀之中，在政治上则预示着阶级矛盾白热化时期的到来。
一、危机治理的效果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危机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危机爆发开始到2010年上半年左右。出于对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恐惧，美国迅速颁布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其中包括2008年10月用于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TARP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和2009年2月用于补助失业者、创造就业以及增加政府投资的ARRA法案(American Recoveryand Reinvestment Act)。此外，两项具有长期影响的法案也获得议会通过：一是2010年3月改革医保制度的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Care Act)，二是2010年7月改革金融监管制度的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同时，美联储为了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而实行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在经历了5个季度的负增长之后终于在2009年第三季度出现复苏迹象;2010年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了3.9%。
稍有改善的经济形势引发统治者内部迅速分裂。从2010年下半年起，危机治理进入第二个阶段。以茶党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猛烈抨击经济复苏计划导致政府入不敷出，并以个人自由受到威胁为名联合部分自由派批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策。关于财政赤字的争论甚嚣尘上，财政紧缩取代了协调统一的治理计划。美联储开始推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货币政策成为第二阶段危机治理的主要措施。2010年11月，共和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奥巴马政府实行新举措的政治能力受到极大限制。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率下滑至1.8%，其主要原因就是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资连续6个季度的负增长。
纵观整个后危机时代，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并且第一阶段经济增长出现显著恢复，但是这种恢复并没有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境况。
1.失业率仍然很高，失业人口仍然庞大。
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5月按照U-3标准统计的失业率达到8.2%，而在2009年10月失业率达到本次衰退的峰值10%。对比上世纪80年代初的衰退可以看到：同样是峰值后的32个月，在80年代初失业率已经下降了3.7个百分点，而本次衰退只下降了1.8个百分点;后者不到前者的一半。2012年上半年每月新增岗位数量只能勉强与新增劳动力数量持平，解决失业问题步履维艰。
U-3是官方通常使用的失业率标准，但是它只统计在过去4周内找过工作(如投递简历、参加面试)的失业者。与此相比，U-6标准合理地增加了对两部分劳动者的统计：一是在过去一年中找过工作，但在过去4周内没有找过工作的失业者;二是无法找到全职工作但被迫从事兼职的劳动者。从不同标准下美国的失业率，可以看到在衰退中U-6与U-3失业率的差距大幅增加。在失业率达到峰值时有高达7.2%的劳动者没有纳入U-3标准，而他们被认为已经找到了工作(即使只是兼职)，或者是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当前美国的失业人口规模巨大。2012年5月按照U-3标准统计的失业人口有1270万，被迫从事兼职的劳动者有810万，在过去一年中找过工作但被认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有240万，所以按照U-6标准共有2320万失业人口。然而，实际构成产业后备军的劳动者甚至还要多：有390万失业人口处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未找过工作，所以没有被纳入U-6统计。以此计算的失业率高达16.8%，是U-3失业率的2倍还多。
2.实际工资先升后降，通货膨胀在部分商品中显现。
随着危机的展开，美国经济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通货紧缩。实际工资由于通缩而短暂上升，但从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下降。当前实际工资水平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相当，并且处在新世纪后的平均水平上。实际工资的停滞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进一步加剧：在2010年美国有1680万全职劳动者仅凭个人收入无法维持其家庭生活水平达到贫困线标准。实际工资水平已经低到无法维持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程度，这意味着失业问题不可能通过实际工资的下降来解决，古典学派在大萧条时期提出的应对失业的“良方”再次失效。
实际工资的变化与通胀密切相关。CPI -U是官方通常使用的通胀标准，然而这一标准的样本包括了以资本收益为主要收入的有产者。CPI-W标准下的通胀增长率的样本来自以工资或薪金为主要收入的阶层。可以看到，排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通胀率波动比较小;特别是在危机发生之后，食品和能源价格几乎左右了总体通胀的波动。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长期保持负增长的服装价格从2011年开始出现异常上涨，这与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不无关系。由于泡沫破裂后房价低迷，整体通胀仍处于较低水平，但与普通劳动者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食品、能源与服装却处在上涨趋势中。
3.最富的1%的阶层的收入份额先降后升，不平等情况继续恶化。
贫富两极分化是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之一，也是引发本次金融危机的潜在原因。在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恰当地打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矛头直指垄断金融资本。危机爆发后，随着泡沫的破裂，最富的1%的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包括资本收益)从2007年的24%迅速下降到2009年的l8%。然而，随着政府的慷慨援救与危机治理导向的偏转，2010年这一份额重新回到20%，相当于2004年的水平。
纵观整个新自由主义时期，最富的1%阶层的收入份额从1978年的9%，上升到危机之前的24%;危机之后的下降显然没有触动这一分配结构的根基。在1987年的股市危机中，该收入份额只下降了1年即得到恢复;新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这一份额仅仅下降两年即开始回升;2010年该份额的回升很可能是这一新自由主义的分配规律的历史延续。
在危机发生5年后，美国仍然面临着经济波动和高失业率，新自由主义时期停滞不前的实际工资和贫富两极分化仍在继续。危机治理政策为何产生此等结果?以下我们分别从财政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来探究其中的原因。
二、从财政刺激到财政紧缩
1.财政政策的资本拜物教。
危机治理政策中的TARP和ARRA两项计划由美国财政提供资金。TARP计划始于小布什政府末期，原计划投入7000亿美元用于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并减少房屋所有者的违约率。2010年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将TARP计划的规模减少到4750亿美元。此项计划已在2010年10月终止，自此之后该计划不能再进行新的支出和投资。截至2012年5月，该计划共支出4701亿美元，并收回了其中的73%。那么，究竟谁得到了此项计划的资助呢?
TARP计划中两项最主要的支出是银行支持项目和“其他”项目;两个项目分别占总支出的53%和31%。在银行支持项目中又有76%用于救援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大银行，9家主要银行分享了1250亿美元的资助;而在“其他”项目中，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Group)、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则瓜分了1475亿美元的资助。与对大资本的巨额资助相比，TARP计划中只有6%的资金用于HAMP(House Affordable Modification Program)项目;该项目原本要帮助300-400万房屋所有者避免违约，而实际上获得房贷减免的房屋所有者却只有100万人。
TARP计划对大资本的眷顾也为其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银行支持项目的收益率达到7.7%，而该项目中对大银行资助的收益率更是高达9.5%。大银行在量化宽松环境下可以轻易获得资金，而这些资金就可以用来偿还TARP计划的资助;这样，财政支出转化为银行和美联储之间的借贷，政府债务“神奇地”融化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
ARRA法案在2009年2月获得通过时可支配的财政支出是787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2011年更改为8400亿美元。从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来看，这笔资金共有4种用途：41%用于减税，26%用于公共投资，l9%用于补贴地方财政，13%用于失业补助。到2011年第二季度，这笔资金估计创造了216万个就业岗位。然而此时失业人口最保守估计也有1390万，所以ARRA法案所创造的就业可谓杯水车薪。
ARRA法案效果微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支出和投资政策畏首畏尾，所以用将近一半的支出进行减税，而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非常小：对高收入阶层减税的乘数只有0.2-0.6，而对中下等收入阶层减税的乘数也只有0.6-1.5;相比之下，公共投资的乘数则为1.0-2.5。
TARP计划竭尽全力挽救大资本，ARRA法案则重点为各个阶层减税。后危机时代的财政政策没有为引发金融危机的新自由主义体制提出变革措施，而是假设新自由主义仍然运行良好--这一制度所缺少的只是货币，而不是对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资本在这里被它的货币表象所取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是生产关系的危机，却被认为是缺少货币的危机，所以仿佛只要货币充裕，资本主义就能运转起来。这种资本拜物教一方面限制了财政政策的方向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导致它对凯恩斯主义满腹狐疑，阻碍政府通过直接参与社会生产来强制恢复资本主义的运行。
2.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作用微弱。
财政政策效果微弱，除了上述在规模和支出方式方面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本次危机是一场金融危机。在金融化过程中，各个阶级的负债都大幅提高。金融资本通过“发起-分销”模式极大提高杠杆率，生产性资本也越来越参与到金融化的过程中以实现价值，工人阶级则由于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而需要大量负债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泡沫膨胀过程中资产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财富效应产生了对消费需求的巨大推动，经济增长得以暂时脱离积累的束缚而由消费引导;但是财富效应依赖于泡沫的持续，只有在泡沫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各个阶级才会进一步增加负债从而增加消费，而一旦泡沫破裂，从财富效应到经济增长的整个模式就不复存在。
马克思指出：“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金融化使美国等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短暂地摆脱了生产过程这件“倒霉事”，泡沫破裂后这件“倒霉事”又立即出现在面前。但是，财政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并不触及生产过程，而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即以为金融化时期的增长模式仍然有效，以为通过补贴和减税就可以增加消费从而使经济恢复，实际上这种政策只能帮助各个阶级减少负债、增加储蓄，转化为消费的部分微乎其微。
可见，这种财政政策一方面不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也没有认识到危机前后经济模式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政策作用微弱并不出人意料，而美国保守势力恰恰利用这一契机对危机后美国政策的偏转进行了全面“纠正”。
3.财政紧缩的背后是阶级对抗。
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在2009年突然攀升至1.4万亿美元，占当年CDP的10.1%。引发赤字问题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军费开支，三是小布什政府时期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四是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图4说明新自由主义开始之初的里根政府时期就曾面临赤字问题;只有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赤字才出现下降，1998-2000年甚至出现盈余。小布什政府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和累退性减税又一次引发赤字问题;只是在金融化所推动的经济增长的掩盖下，赤字问题才没有凸显。
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在赤字问题上大做文章，把削减赤字作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一方面，保守势力要求以更大规模的减税来“刺激”经济，批评奥巴马的反石油补贴法案，阻止通过向百万富翁增税30%的“巴菲特规则”，实则是想把奥巴马的财政政策推向破产;另一方面，保守势力抨击政府滥用税收，反对旨在提供全民医保的“奥巴马医改”，要求削减公共部门就业。美国当前的公共部门就业超过2000万，其中将近700万是中小学教师，而公共就业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大幅下降。新自由主义时期工人阶级整体的工会参与率下滑，但公共部门的工会参与率远高于私有部门，至今仍有37.0%。保守势力把矛头对准公共部门，从而发起了针对罗斯福时期建立的新政体系的最后攻击。所以，财政紧缩是后危机时代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一边是维护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资产阶级保守势力，一边是近30年来不断被分化、瓦解的工人阶级。
三、货币政策与量化宽松
1.美联储成为垄断金融资本的代理人。
危机发生后，美联储迅速下调了作为短期利率基准的联邦基金利率，这一利率从2007年8月的5.25%下降到2008年12月的接近0%。同时，美联储大幅降低了金融机构通过贴现窗口获得资金的成本。但是，这些传统做法已经不足以应对此次危机，于是美联储自身取代金融机构成为“金融创新”的先锋，自我实施了一系列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联储法案》第13条第3款规定，美联储在“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对金融机构扩张信贷，于是重大货币政策无需经过民主决策，只要靠几个美联储“精英”就可以决定了。
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比，美国的财政政策可谓小巫见大巫。货币政策在形式上更为隐蔽，似乎不用拿出“真金白银”，而只要调整资产负债表就可以了。如表1所示，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总资产从9000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9万亿美元，上升了2倍多，其主要原因是美联储用增发的货币对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输血。第二，随着资产规模的上升，美联储的杠杆率(资产/资本)也迅速上升，从2007年的29倍增长到2012年的53倍;危机强制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同时却对作为最后贷款人的美联储增强了杠杆化。第三，从资产结构来看，传统资产(国债、黄金、特别提款权等)的比重显著下降，为应对危机而增加的资产将近总资产的35%。第四，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大幅提高，超过1万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停放在美联储的账户上而无法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贷款。
美联储在后危机时代成为垄断金融资本的代理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所有对金融机构的援助中，有83.9%流向了14家最大的金融机构。截至2011年底，五大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和高盛)共持有8.5万亿资产，相当于美国GDP的56%，而危机前这一比例仅为43%。美联储以自身负债换取金融资产的扩大，以政府信用弥补私人信用，以虚拟资本掩盖危机后垄断金融资本的矛盾，从而切实地和垄断金融资本联合起来。其二，美联储不仅起到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且直接参与到金融交易中，成为金融市场最后的维持者。危机的爆发使金融资本丧失了其社会必要性的外衣，金融市场的投机制度成为历史残骸，只有美联储作为金融资本的代理人维持着这一残骸的相对完整性，等待金融资本的归来。其三，美联储还通过与其他央行的互换协议为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美元资助，其累计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通过各国央行的代理而团结在一起。
2.量化宽松无法解决金融资本的问题。
金融资本的兴起是新自由主义时期长期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的结果。金融资本获取利润的两个基本条件是资产价格上涨和各个阶级负债的增加;脱离了任何一个条件，金融资本都无法实现增殖，经济将重新面对低迷状况。美联储在危机初期放松信贷之后，实行了额度高达1.75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长期资产以提升资产价格(即降低收益率)。2010年美联储宣布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额度为6000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伯南克认为美联储可以无成本地增发货币，而量化宽松政策的逻辑是美联储以增发的美元来购买金融机构所持有的长期资产，使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大幅增加，以此刺激金融机构向企业和家庭增加贷款。
可见，量化宽松与财政政策一样建立在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一方面，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了实体经济的情况，资本积累增长极为缓慢;在不确定的经济形势下，工人阶级也通过增加储蓄来减少负债。此时各个阶级对新债务的需求都极为有限，无论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如何庞大，贷款都难以增加。另一方面，在各个阶级不愿增加负债的情况下，长期资产价格受到实体经济中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联储对这一价格的影响能力极为有限，重新回到危机前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增长方式中去是不可能的。
3.美联储扩张资产负债表是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与畏首畏尾的财政政策相比，美联储能够轻易将资产负债表大幅度扩张，以此购买有毒资产并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随着危机治理进入第二阶段，通过量化宽松以求金融机构增加对企业和家庭的信贷的货币政策成为美国政府主要的危机治理手段。通过财政直接向金融资本输血可能遇到层层阻力，而“精英”控制下的美联储却能以账面平衡掩盖对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支持，所以货币政策取代财政政策成为主导手段是危机后代表金融资本利益的保守势力重新崛起的一个可想而知的结果。一方面，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关系到普通劳动者的重要商品价格上涨，2000万公共部门雇员受到保守势力诟病而面临失业，财政政策的就业效果微弱，紧缩把刺激计划推向破产;另一方面，在不受“民主”过程监督的情况下，量化宽松使金融机构摆脱有毒资产，坐拥超过万亿美元的储备。在这场大规模再分配中，新自由主义的腐朽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四、美国资本主义的前景
1.美国经济可能进入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滞胀阶段。
随着石油、食品和服装等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上世纪70年代终结美国战后“黄金时代”的滞胀可能再次出现。美国的危机治理政策给垄断金融资本提供支持，在美国国内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刺激了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投机性扩张。例如高盛的财务报告显示其净风险值在2009年的前两个季度仍在不断增加，第2季度的净风险值甚至比2008年同时期高出了33%。这说明政府的支持恰恰成为金融机构进一步投机的保护伞。不少金融资本流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催生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泡沫，诱发了新一轮热钱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投机高潮，导致通胀压力增强。仅2009年一年粮食价格上涨了l6%，金属价格上涨了96%，石油价格上涨了110%。2010年棉花期货价格上涨了162%。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随着美国的进口又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滞胀”这一概念本身只是对特定宏观经济现象的描述，并不包含对其根源的解释，也体现不出究竟滞胀对谁不利。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体现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重要投入品价格攀升，工资上涨侵蚀利润;本次滞胀则以关系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为主。如果说70年代的滞胀针对资本，那么本次滞胀的矛头却直指劳动，资本试图通过进一步压低实际工资来恢复新自由主义的活力。
新自由主义的30年中，工人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工人收入水平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水平。美国劳动统计局数据表明，201 1年有380万劳动者小时工资低于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一个无需抚养孩子的工人在全职工作的情况下收入也只能达到生活必需预算的60%，即便是无需负担孩子的双职工家庭也无法承担基本生活需求，更别提抚养子女的费用。工人阶级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牺牲就业、压制工会力量、挤压劳动力成本、限制最低工资上涨已经达到了极限。此种情况下，滞胀必然给工人阶级带来严重后果。
2.美国社会阶级矛盾进入白热化阶段。
每当资本主义经济从扩张进入紧缩，各个阶级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社会进入动荡期。资本主义在危机后促成阶级调和的成本难以被陷入衰退的经济所承受，从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美国政府慷慨补贴金融资本，而后者恰恰是危机的始作俑者。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严重失业的进一步持续以及对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削减，整个体制的合理性日益受到质疑。
危机治理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也没有动摇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对于为何政府不针对金融市场进行彻底改革有多种解释。“认知绑架”理论认为政府完全采纳了金融机构的视角;“勒索”理论认为金融机构控制了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彻底改革将付出巨大代价;“绑架政府”理论认为金融产业拥有寡头地位可以收买政治影响力;还有“范式崩溃”理论认为现有制度框架限制了政治决策所能做出的反应，即使现有范式濒临崩溃，决策者也看不到其他替代性的制度。
经济复苏乏力的根源在于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危机治理政策延续了新自由主义对市场万能的盲目崇拜。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历次危机中，美联储通过下调利率放松银根来拯救银行系统并刺激经济复苏，这一手段被美联储当成了万能钥匙，以此美联储迎来了1981-2006年所谓的“大调和”时代。然而鲜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复苏无一例外是以就业增长的乏力为代价的，而政府在实现全部就业的承诺上则一退再退。如今，这把万能钥匙在金融化的危机面前已经黔驴技穷。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一方面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日益明显，着眼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的精英阶层在政策导向上与极端保守势力相冲突。奥巴马政府倾向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往往受到猛烈抨击，其出台和执行都举步维艰。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压制日益政治化的民众反抗上又相当一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波特兰、奥克兰、丹佛、盐湖城等地出现的示威参与者与警察的暴力流血冲突反映出资产阶级在维护统治上的一致性。同时，美国政府危机治理的非民主方式也激化了阶级矛盾。为金融资本制定大规模输血计划成为少数精英的专权，工人阶级唯一的角色就是承担经济衰退和财政紧缩所导致的失业。阶级矛盾的白热化成为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强制性解决的必经阶段。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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