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99％人民的觉醒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刘占辉 王成文 译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曾经是克林顿总统经济团队的成员，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进入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美国“每日野兽”新闻网2012年5月2日刊登了其题为《99%人民的觉醒》的文章，分析了2011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抗议运动的爆发原因以及这些运动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现在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全世界都有人站起来，指出有些事情出了错并要求改变。在动荡不安的1848年和1968年，情况也是如此。2011年当然也是这样。这一年，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失业、收入分配、不平等感到愤怒与不满，他们觉得制度是不公平的，甚至已经破产。

　　1848年和1968年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011年可能也是如此。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它让思想的酝酿与传播可以跨越国界。始于北非地中海沿岸小国突尼斯的年轻人起义，蔓延到了邻近的埃及，然后是其他中东国家，接下来是西班牙和希腊、大不列颠王国和华尔街，最后蔓延到了全世界的其他城市。在某些地区，抗议的火花至少从短期来看被扑灭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小规模的抗议最后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剧变，把埃及的侯赛尼•穆巴拉克、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赶下了台。

　　有些事情出了错

　　在实行独裁统治的突尼斯和埃及，年轻人发动起义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通过民主程序来寻求变革的机会。但是，在西方民主国家，选举政治也遭遇了失败。人们对政治过程越来越失望。2010年，美国年轻人对中期选举的参与就能说明问题：投票率仅为20%，低得让人难以接受;这与不能接受的高失业率相一致。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曾经承诺“我们可以相信变革”，但是他公布的经济政策却跟以前的政策并无二致，这些经济政策正是由那些导致经济灾难的人设计并实施的。在突尼斯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年轻人早就厌倦了那些老年迟暮、古板僵化的领导人，后者以社会大众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些参与占领运动的年轻抗议者们——后来他们的父母、祖父母、老师也参与进来——是希望的象征。这些抗议者既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想推翻现有的制度。他们仍然认为，选举制度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只是要有足够多的普通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抗议者走上街头，是为了推动制度的变革，为了提醒各级政府要对人民负责。

　　西班牙的年轻抗议者为其运动所选择的名字los indignados，意思是“愤愤不平”或“义愤填膺”——概括了全世界人民的感受。他们对许多事情感到愤愤不平。在美国，抗议者的标语变成了“百分之九十九”。举着这个标语的抗议者呼喊着我在2011年年初为《名利场》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属于1%的人的民有、民治、民享》。这篇文章引用的研究结果描述了美国不平等的急剧增加：1%的人口控制着大约40%的财富，把全部收入的约20%装入自己的腰包。在其他一些国家，没有机会和工作以及感受到普通人被排斥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之外，导致了人们的不满。埃及活动家加瓦德•纳布斯在他的文章中讨论了埃及的制度是如何被设计为服务社会上层的工具，他不断地提到“公平”这个词，来描述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所缺少的东西。

　　其他因素也为抗议推波助澜，那就是不公平感。在突尼斯、埃及和其他中东国家，人们得到一份工作很难，已有的岗位都给了那些政治上有关系的人。在美国，看起来好像比较公平，但是那只是表面现象。以前，从最好的学校毕业、拿到最好成绩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得到比较好的工作。现在，这样的制度被人做了手脚，原因在于有钱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这些学生就比别人有大得多的机会进入顶尖大学。在很多顶级的学校里，大部分学生来自顶层1/4的家庭，而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数量很少。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人们要有相应的经验;为了获得经验，人们得去实习;为了得到一份好的实习工作，人们要有关系和财力支持，以便在没有收入来源时能够继续度日。

　　在全世界，金融危机触发了一种新的不公平感，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最近才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不公平的，这一点在过去已经被模糊地感知到了，但是现在却无法再被忽视了。我们的报酬制度——哪些人获得高收入，哪些人获得低收入——一直遭到质疑，而这种不平等的辩护者们为这样的不平等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人们所期待的提供了论证。不平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缓慢增长。据说，有时候人们观察不平等的增长情况就像是观察小草的生长情况一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人们看不到任何变化。不过，那些住在被废弃的、依靠次级贷款购买的房屋附近的人太清楚了，几个月内，灌木和野草很快能取代以前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的发生是明白无误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增加到了不能再被人忽视的地步。这就是美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所发生的情况。

　　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不习惯阶级斗争的国家，现在人们也已对上层人士应该以较高税率或者至少不以较低税率纳税达成了广泛一致。可能有一些处在上层的人认为，他们的钱是通过辛勤工作挣来的，他们有权利持有这些收入，但是现实情况是，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自己单打独斗得来的(很多富人也的确认识到了这一现实)。通常情况下，穷人的工作远比富人更辛苦。在发展中国家，穷人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没有获得资金的途径，他们的经济运转不良，但是，他们要花大量时间去担水、砍柴、辛苦地从事手工劳动。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人们的人生际遇也受到了出生背景、教育程度、父母收入的影响。通常人们把这些都归结为运气，即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

　　2011年，让抗议者们感到愤怒的不仅仅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意识到不平等收入当中至少有部分收入不是靠诚实劳动获得的。不公正推动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们，也推动着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突尼斯青年们。如果一些人为社会中其他人收入的上涨做出了贡献，那么，他们从自己的贡献中拿走一部分(或是很大部分)，便被认为是公平的。实际上，经济学中的主导范式试图通过如下观点来证明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即社会不平等与“边际”生产力的差异有关：那些处在边际的人，对社会做的贡献更大，所以得到的就更多。

　　现在，金融危机的结果是，银行家们顺手拿走了大笔奖金，那些饱受危机之苦的人落得失业的结局，而正是这些银行家们不计后果的和掠夺性的借款导致了这次危机，这是极不公平的。同样极不公平的是，政府帮助银行脱离了困境，但是却不愿意为那些本身没有过错的不能就业的人延长失业保险，也不为失去家园的几百万人提供一些帮助(哪怕只是象征性的)。这就使得那些为不平等进行辩护的理由站不住脚了——这些理由主张，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应当得到较多的报酬。尽管银行家们对社会的贡献——甚至是对自己企业的贡献——一直就是负数，但是他们却拿到了大笔报酬。在其他行业，把企业搞垮、让股东和工人遭受损失的首席执行官们得到了巨额奖金作为报酬。

　　如果没人对此负责，那么问题一定出在经济制度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也是抗议者们有理由感到愤怒的原因。

　　以前的事情只能用道德剥夺这样的词来描述。大批金融业从业人员的道德准则发生了偏差。当一个社会的规范以数量如此多的人失去道德准则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为数不多的举报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出了大问题。这一问题不只是与丢掉了道德准则的个人有关，而且与社会本身有关。

　　这些抗议告诉我们：人们感到愤怒，而愤怒带来希望。美国人一直就有理想主义的倾向，这可以从他们的学校教育和政治言辞中反映出来。孩子们读《独立宣言》，里面写的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照着字面意思来解读这些话，认为所有人都平等，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并且他们相信这些话。他们背诵《效忠誓言》，里面承诺“为所有人谋求正义”，他们也相信了。

　　市场失灵

　　对各种企业的不满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而且这一清单由来已久。比如，烟草公司暗地里使它们那些有害健康的产品更让人上瘾，它们甚至想说服美国人相信：没有科学证据表明香烟对人体有害，而它们的文件中却满是相反的证据。埃克森石油公司也采用类似的方式，试图花钱来说服美国相信：有关全球变暖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尽管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其他科学机构都认为这方面的证据是强有力的。化学企业毒害了水资源;而且，当它们的工厂发生爆炸时，它们拒绝为导致的死亡和破坏负责。制药企业利用它们的垄断权使药价大大高于其生产成本，这宣判了那些买不起药的人的死刑。

　　金融危机本身暴露了更多的弊端。一方面，穷人深受银行掠夺性贷款业务之苦，另一方面，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深受具有欺骗性的信用卡业务之苦。经济仍然因为金融业的错误而在步履艰难地发展着，而英国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表明了企业草率行事的另一个方面：钻井过程中的漫不经心已经对环境造成危害，同时也威胁着以渔业和旅游为生的几千人的饭碗。

　　不过，即便在这场危机发生之前，也已经有证据表明市场经济没有给大多数美国人带来多大好处。虽然GDP依然在增长，但是大部分美国公民的经济状况却变得更差了。即便是受到右派长期支持的经济学规律也不再有效。前面，我们解释了为什么那种假设性地将报酬与对社会的贡献联系起来的理论已经被大萧条证明是错误的。这个理论认为，在一个极其有效率的市场中，竞争应该是极为激烈的，以至于“超额”利润(超出正常资本回报部分的收益)趋于零。但是，我们却看到，银行每年轻易赢得巨额利润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相信市场真的是竞争性的。标准经济学课程讲的是供需法则，价格的确定是为了让供需达到平衡。在这种理论模型中，没有失业、信用配给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既存在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比如，让穷人脱贫的投资，让非洲和世界其他大洲中的不发达国家进行发展的投资，调整全球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所需要的投资)，也存在大量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比如闲置的或没有发挥其最大生产潜能的工人和机器)。截止到2011年12月，2500万美国人得不到全职工作;在欧洲，这个数字也差不多。

　　创新与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观察市场失灵情况的环境。当初人们期待着创新与全球化使美国经济更加繁荣;可实际上，它们所带来的是让美国大部分公民愈加贫穷的经济。

　　在最近的研究中，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我将大萧条的根源追溯为农业生产率快速增长以至于为全世界生产粮食所需要的人越来越少。1900年的美国，大部分的劳动力在农场耕作;今天，不到2%的人口在生产粮食，其产量超过了庞大的美国人口所能消耗的数量——有大量剩余用于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从事农业的剩余人口在寻找其他的工作。可是，有时候，脱离农业生产的过程却并不顺利。1929年到1932年间，农产品价格猛跌，人们的收入估计也下滑了1/3到2/3不等。这种收入的急剧下降导致人们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相应下降。农村房地产的价格下跌，人们也拿不到信贷，所以，尽管农民的收入已经很低了，但是他们还是深陷这一衰退中的部门动弹不得。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这种衰退才能停止。如果人们能够得到重新安置，如果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就会增加人们的福利;但事实是，因为市场失灵，城市和农村的人口都受到了影响。

　　大萧条时期，当1/6希望有份全职工作的美国人都得不到一份全职工作时，商店里却用机器代替了那些低工资的收银员，这看起来让人觉得奇怪。创新可能很吸引人，甚至企业利润可能会增加，但是它所产生的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却不容忽视，那就是供需平衡不向工人倾斜时，非技术工人的失业率增加，工资降低，从而导致不平等加剧。

　　政治失灵

　　政治制度看起来跟经济制度一样失灵了，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失灵与政治失灵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制度没能阻止危机，没能制止不断增加的不平等，没能保护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没能防止企业的弊端。制度失灵了，而不断增加的赤字表明这些失灵在未来很可能继续存在。

　　美国人、欧洲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都为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感到自豪。但是，抗议者们却对是否存在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质疑。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每两年或每四年投一次票的权利。各种投票的选择必须是有其意义的。政治家们必须倾听公民的呼声。然而，逐渐地，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制度更倾向于实行“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政治制度不是在纠正市场的失灵，而是在加剧这些失灵。

　　像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亿万富翁所缴纳的税额(按他收入的百分比计算)比他的员工低，那些使全球经济崩溃的投机者们所缴纳税金的税率比那些为收入辛苦工作的人低，这样的税收体系强化了如下的论断，即政治是不公平的，并在促进不平等的加剧。政治和经济上的失灵是互相关联的，并且它们彼此加强。一个放大了富人声音的政治制度也创造了机会使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的方式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侵害，而且还让富人以社会其他成员为代价变得更加富有。

　　全球化与市场

　　我对全球化的批评针对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治理它的方式：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进行妥善治理，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对它进行良好治理，至少到目前为止，有几个国家的治理是成功的，则可以带来巨大的效益。

　　市场经济也是一样：无论好坏，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过去200年中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两千年，而市场起了核心作用，尽管政府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是自由市场主义者通常未能承认的事实。不过，人们必须要对市场进行驯服和调节，并且要不间断地进行，以保证市场能够为大多数公民的利益服务。在美国的进步时代，政府对市场进行了控制，当时第一次通过了一些有关市场竞争的法律。这发生在新政期间，当时通过了有关社会保障、就业和最低工资的法律。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们所传达出的信息是：需要对市场再一次进行驯服和调节。即便是在中东的部分地区，经济在增长，但是所产生的利益却并没有产生涓滴效应。

　　从开罗到华尔街

　　40多年在发展中国家游历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些问题。2011年，我愉快地接受了去埃及、西班牙、突尼斯的邀请，在马德里的雷蒂罗公园、纽约的祖科蒂公园见到了抗议者，在埃及我与那些在解放广场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年轻男女交谈。当我们交谈时，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知道制度在许多方面是如何失灵的。有人批评这些抗议者，说他们没有一个议程，不过，这样的批评忽略了抗议运动的重点。抗议运动表达的是对选举过程的失望。它们是警钟。

　　一方面，这些抗议者所要求的很少：要求能发挥其技能的机会，要求有得到体面工作和体面报酬的权利，要求一种更加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他们的这些要求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渐进性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要求的又很多：要求一种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人民而不是美元的民主，要求一种履行其应有职能的市场经济。这两方面的要求互相关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自发的市场不会运行良好。要想让市场按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去运行，恰当的政府管制是必需的。可是，要进行这种管制，我们就必须拥有一种反映大众的利益而不是特殊集团利益的民主。我们可能拥有金钱买得到的最好政府，但那样的政府却不够好。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抗议者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智库、政府机关、媒体已经肯定了他们的主张，即现今社会存在着高度的和不合理的不平等，市场体系失灵。“我们是99%的人”这个表达方式已经走进了普通人的意识当中。没有人能够确定阿拉伯之春运动或占领华尔街运动会走向何方，但是下面这点却是我们确信不疑的：这些年轻的抗议者们已经改变了公众话语，改变了普通公民和政治家的意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4期，摘自2012年第11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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