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7年底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成为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财富和收入分配空前不公，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信贷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但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为特征的增长模式的终结。经济金融化，社会保障私有化，先天不足的工人运动和政党工会关系，垄断资本的全球化等等，从各个方面削弱和分割了美国工人阶级，使得劳资关系短期难有实质性转变。
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劳动成果不能共享的积累和增长体制
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实质是通过取消国家干预和削减社会保障，瓦解有组织劳工，达到收入从劳动向资本倾斜的分配目的;并重新确立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支配，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重组，对企业施加提高资本回报的“股东价值”压力。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资本和少数富人的收入越高，越有动机扩大生产性投资和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收入不公可以通过所谓的“滴漏效应”解决。然而，新自由主义重组和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对美国总体经济产生了悖论性的结果。
1.新自由主义加剧了生产过剩的矛盾。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使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普遍以裁员、削减工资福利、外包、劳动节约型技术作为主要竞争手段，导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率缺口不断扩大。1989—2010年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2.5%，而工人人均小时报酬却只增长了12%。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导致实体经济长期停滞。1950—1979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4%，1980—2010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则为2.7%。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把这种停滞称为“大稳健”。
2.经济金融化成为恢复积累提高利润率的主要手段。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能够促进生产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美国大企业生产性投资的主要融资来源从来不是金融市场而是保留利润。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金融公司用于生产性投资的保留利润以食利性收入的形式不断转移给金融部门，而后者的利润却不能转化为前者的生产性投资。美国的非金融公司为提高利润，纷纷削减生产性投资，转向金融投机业务。标准普尔500企业来自金融业务的利润比重高达40%。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来自金融业务的利润比重曾分别高达125%和157%，可见其汽车业务的亏损是靠金融业务弥补的。
3.金融资本利润来自对工薪阶层的直接金融剥夺。由于生产过剩和停滞，美国金融机构的主要利润不是来自工商企业的融资信贷，而是来自不断扩张的家庭投资理财佣金和消费信贷。因而，金融化的积累和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这必然不断放松信贷投放标准和金融管制，从而将最广泛的社会人口卷入金融赌博游戏当中。消费信贷暂时缓解了工资停滞的不利影响，使工薪阶层可以超越实际工资水平维持正常生活水准，住房成为工薪阶层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是投资品。从长期看，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不过是金融资本人为创造的虚拟财富，是满足其积累需要的一种再分配手段。随着工薪家庭债务的不断积累，财富加速从劳动向资本转移。住房价格的膨胀意味着工薪阶层最低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家庭可支配性收入不断被贬值和透支，最终还原为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经济的金融化趋势难以逆转，其危机的恢复过程也很特殊。在古典的工业积累危机下，危机本身播下了复苏的种子，固定资本更新和就业的增加成为经济复苏的市场自发机制。金融化积累危机复苏的特点是，金融机构和公司利润的好转伴随着就业和工资的恶化，即“无就业复苏”。因而，金融化和金融危机不断分割和边缘化工人阶级，造成工人阶级身份和利益的异质化：一是产业工人数量急剧减少;二是边缘化工人群体不断增加;三是工人阶级身份和利益的异质化。
二、社会保障私有化：捆绑劳资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1.社会保障私有化是金融资本积累的需要
社会保障私有化表面看是对人口老龄化、雇佣弹性化、全球化竞争等一系列问题的反应，但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一，目的却是服务于金融资本积累。社会保障私有化至少承担着三个职能：以金融资本市场取代企业和国家来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甩掉企业和政府的相关负担，社会保障从企业和国家责任变成个人义务;迎合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需要，为金融市场不断注入社会保障资本;捆绑劳资利益，强化资本对劳动的约束，使新自由主义改革具有不可逆性。
在美国，社会保障私有化始于里根政府，主要内容是削减福利开支、提高工资税和退休年龄，尤其是将养老金体制从确定给付体制转向确定提拨体制。前者采取社会统筹方式，雇员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是既定的;后者是雇员将缴存的养老储蓄直接转入个人账户，并委托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管理，进入股票证券市场。雇员最终的退休收入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工人缴存的退休储蓄规模，以及个人账户的投资组合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状况。
克林顿在任期间，美国经历了空前的股市泡沫，争夺社会保障资本成为金融机构业务扩张的主要目标。华尔街呼吁推进社会保障私有化，以便更多的退休储蓄进入资本市场，同时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因为银行要分散和转移信贷风险、克服流动性不足，必须通过直接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制造金融衍生工具。分割的金融体系显然不利于达到金融资本的上述目的。在金融机构的大力游说下，美国国会于1999年通过了《国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抑制金融资本投机、分割投资和商业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金融资本扩张扫除了法律障碍。
布什上任后恰逢泡沫经济衰退，为重启华尔街主导的美国经济，他提出了“所有权社会”改革设想，把社会保障私有化扩大到医疗、教育和住房领域。财产所有权、可继承性和自由选择成了私有化宣传中最具诱惑性的卖点。它宣扬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独立取决于控制自己生活和财富的能力，而不是依赖国家转移支付，这种控制力是指对住房、企业、医疗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该改革方案的实质是为恢复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拉动的增长创造条件，有利于华尔街和极少数富有阶层。但是，私有化使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成本变得日益高昂，工薪阶层的处境更加艰难。通过养老基金，工人阶级的确成了美国公司最大的所有者群体，但未能像预想的那样，工人藉此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并实现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本质上代表资本利益，当其对公司实施“股东价值”时，必然迫使公司以裁员等手段激化劳资对立。对工人阶级而言，失去工作也就失去了控制自己生活和财富的能力，“所有权社会”实质上是“你必须依赖自己的社会”。
2.“所有权社会”改革与撒切尔夫人的“人民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政治意图
按照保守主义的观点，如果工人阶级拥有市场资产的一部分——住房抵押、股票投资、私人养老金，他们将不再视自己为工人，而是把自己看成和他们的资本家老板有着共同利益的所有者。工人会把选票投给承诺改善股票回报而非工作条件的政治家，阶级意识将成为历史遗物。换言之，不仅劳资对立可以通过将工人变成资本家来消除，还可以打造一个广泛支持自由市场政策和共和党的“投资者阶级”。但是，利益捆绑绝非利益共享，劳资对立也并不能由此消除。金融机构和大公司是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危机后又因“太大而不能破产”受到政府救助。
工薪阶层的养老储蓄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数百万家庭在次贷危机中失去住房。尽管雇员持股和养老金投资使工人也有资本所得收入，但没有改变工人雇佣劳动身份，而是加剧了劳资对立和阶级分化。1989—2007年，美国从富到贫的1%、9%、10%、20%、20%、40%家庭的股票资产价值分别增加了36.8%、44.3%、10.5%、6.5%、1.5%和0.5%。从家庭净财富分布看，2007年最富有的1%、9%的美国家庭所占比重分别为 34.6%、38.5%，其余90%的家庭只占26.9%。上述三类家庭净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2.7%、40.2%和17.1%。普通工薪阶层来自金融资产的收益比重微乎其微。
3.社会保障私有化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
由于社会保障日益和就业紧密联系，工人必须尽可能保持被雇佣状态，不管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必须接受低工资，更艰苦和长时间的工作以积攒足够的退休储蓄，甚至不惜延迟退休。
三、民主党和工会关系的形式化：劳资关系变革的政治困局
2008年，随着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以53%的公众支持率入主白宫，不少人期待他和民主党发动一场类似罗斯福“新政”意义的变革，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恢复到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劳资合作，开启美国工人阶级的新时代。然而，这种期盼的理想色彩远大于现实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劳资关系存在对立与共享的两面，但根本性质还是对立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共享的劳资关系需要特殊的前提条件作保障，不能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基础。劳资关系的调整也不是自发实现的。技术和劳动组织变革，进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能强化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即便出现资本积累危机，分配是否做出有利于劳动的调整，也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力量的对比。
美国先天不足的政党工会关系使得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削弱。美国工人阶级被种族、宗教信仰、移民、少数民族等社会标签分割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缺乏劳工基础雄厚的政党，他们有能力在车间、社区乃至整个城市同雇主和政府抗争，却不能团结起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护自身利益。虽然工会和民主党关系相对密切，但也只是始于“罗斯福新政”且出于选举政治需要。工会为民主党提供选举经费和选民支持，民主党总统上台后兑现政治承诺。因此，美国劳资关系不像欧洲那样，作为工党或社会党的政治纲领成为社会市场模式的重要内容，而是限于《瓦格纳法》框架下。该法虽赋予工人罢工、组建工会和集体协商的权力，但覆盖面很小且无实施保障，并受到《劳资关系法》的制约。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功能只是监督选举工会代表，没有强制企业接受集体协商的权力，对雇主拒绝集体协商、协商后不守信用、歧视工会会员等不当行为缺乏必要的惩罚和管制措施。美国的工会组织现状使劳动法改革显得非常迫切。尽管工会力量削弱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在美国表现得最为严峻。美国工会化比例从1954年最高纪录的35%降至2009年的12.3%，私人部门降至7.2%。美国工会率下降主要源于资方的强烈抵制。
如果再放眼欧洲，更能理解为何不能期待美国出现劳资关系改革奇迹，为何国际金融危机不能成为劳资关系的转折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主导欧洲政坛的以传统劳工为基础的中左政党，在此次金融危机前后的选举中大范围失利，支持率降至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保守的中右政党上台给劳资关系改革蒙上了政治阴影。工党、社会民主党等中左政党的集体败选并不意外，20世纪90年代，不仅美国的民主党，欧洲传统劳工基础的中左政党在执政理念上都经历了“政党悖论”的蜕变。以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为代表的“新社会民主党联盟”推行“第三条道路”，试图调和新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但实质却是比保守政党更积极地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由于传统产业工人数量下降，这些政党出于选举政治需要寻求跨阶级的政治联盟，背弃了传统劳工选民。中左政党这种转变不仅使自己在政策取向上无异于右翼政党，而且陷于丧失劳工选民基础的境地。
四、垄断资本的全球化：劳资关系恶化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垄断资本摆脱国内生产过剩，扩张海外积累，却导致了全球性的劳动弱势地位。一是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就业岗位的海外转移，就业岗位外流压力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工会及其集体协商能力。二是以全球“劳动套利”战略降低劳动成本。跨国公司在它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将附加值最低、竞争最激烈、工资为竞争因素的生产和加工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有效控制着国际工资成本，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劳资关系日趋紧张。三是削弱各国对劳动保护的力度。跨国资本以退出相威胁，迫使各国展开降低公司和资本所得税的竞赛，或采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限制工会和集体协商、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等劳动保护措施。四是国际竞争削弱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工会、集体协商、工人管理参与、雇佣保护等刚性劳动关系，容易产生高失业和削弱产业国际竞争力;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弹性化”的劳动关系模式，有利于顺应市场变化及时重组，扩大就业，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是适应全球化竞争的最优模式。依据经济达尔文主义逻辑，全球化竞争会迫使欧洲和日本放弃僵化的劳动关系，最终趋同于美国模式。至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产业空洞化和失业问题，他们认为外包和海外投资虽导致低技能岗位流失，但会被国内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扩张产生的高技能岗位所弥补，形成净就业创造。外包虽会扩大高低技能工人间收入差距，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物价水平，从而提高了工人实际工资。总之，主流经济学把全球化描绘成劳资共赢过程，刻意淡化对劳动者不利影响。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劳资关系趋同于美国模式，也没有证据显示工会、集体协商和劳动保护妨碍了一国的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更不能证明经济全球化是劳资共赢的过程。事实上，尽管欧洲大陆、日本的劳资关系受到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各自的合理成分。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曾是坚定的撒切尔主义支持者，他把美国推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看做是新格雷沙姆法则，即“坏资本主义往往驱逐好资本主义”。因为它阻碍了在新自由主义之外寻求资本主义多样化发展模式的努力。
工会化、集体协商程度的高低和国际竞争力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但如果把贸易盈余看作竞争力指标的话，两者之间却存在某种程度的正相关。欧洲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程度较高的国家多数是贸易盈余国。相反，低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的英美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多数处于贸易赤字状态。在美国，工会化程度的下降却伴随着贸易赤字的急剧攀升，因而雇佣弹性化能提高一国产业竞争力的观点是个伪命题。无论耐克、可口可乐，还是IBM、通用电气还是福特汽车，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控制和经营商标、品牌、专利、广告、专业诀窍等所谓的“知识产权业务”，加工制造主要靠海外生产和外包获取成本竞争优势，甚至完全像个虚拟公司根本不搞制造业务，这必然伴随着美国本土就业岗位的海外转移。
撒切尔夫人当年曾经说过，新自由主义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当然这绝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必然的和不可替代的发展趋势。新自由主义危机实际上是这种模式找不到解决自身矛盾出路的危机。同时也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劳资关系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劳资合作或者改善则需要特殊的制度条件来保障。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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