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纵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阶段，因资本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以对资源地理纵深控制为目标的地缘关系成为了殖民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认为，在此背景下方能理解“币权”的时代特征，即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对此，中国亟须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以实体经济为本来推进国内产业纵向一体化战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和 “新重农主义”战略，并以陆权为基础构建自己币缘战略安全的陆域纵深。
(兰永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贾林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2年第3期
一、引言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以来，其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源的资本化过程。以资本内生性扩张为动力演化出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是大国强权向其货币体系赋权而形成的、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海权与陆权此起彼伏的地缘博弈过程。需要深入理解的，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殖民化伴生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以及资本内生性而形成的以争夺地缘空间的资源控制力为核心的、“列强”多重博弈形成的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了后殖民化的金融资本阶段，霸权国家依赖国家政治强权对货币进行赋权，形成了扩张货币信用及获取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率的超额利润的金融垄断资本，从而逐步摆脱了实体经济的羁绊，日益追求货币的流动性而获取垄断利润。货币信用与军事霸权的全球扩张两者间的内在结合，逐渐确立了以货币权力为枢纽的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货币权力继而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范畴，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
造成世界各国(无论贫富)都不得不接受“美元赢了，但世界输惨了”之局面的内在机制乃是单极霸权的单次博弈，这已成为新的币缘政治时代美国掌控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实质。
人们都看到，美国因其占有全球海权和陆权领域的霸主地位并主导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而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向全球收取铸币税(seigniorage)和通胀税(inflationtax)，并通过对全球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而得以长期享受低价消费和低通胀。第二，美国能够利用“特里芬”现象吸纳全球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并以低息借债方式进行全球再投资，即通过国内低通胀条件下的低息美元资本与接受国的高息资本之间的市场利差构成的竞争优势，低成本地控制其战略产业，获取跨国集团的回流资本收益支撑美国资本市场。第三，通过货币与资本价格的传导和重置，美元资本可以向全球转嫁国内金融与经济危机，在这种币权战略内涵的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上消除本国对外贸易的长期逆差以及本国社会福利成本不断上升等内生性矛盾。
中国学者王湘穗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文章中对币权、币缘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开启了货币权力与币缘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本文试图拓展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梳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生成机制，旨在透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并阐明衍生于传统地缘战略之上且以美元霸权为枢纽的新三角结构。
二、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全球化并不是新概念。自欧洲在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白银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而发生的哥布伦入侵(发现)美洲原住民家园的500年以来，在与资本结合的国家军事力量主导下，世界实际上经历了以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内以资本扩张为根本动力、以大国海权与陆权的地缘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此起彼伏的全球化过程。其阶段性特点是，在殖民化与工业化时代，得以空间扩张的主要是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且因资本空间扩张的同质性而引致列强之间发生了以国家暴力为主要手段的长期地缘战略博弈，因此，必然导致以陆权和海权的地缘战略多重博弈实现均衡(实为武力制衡)为主要内容的竞争，意在瓜分资本对资源要素战略纵深空间的控制力，即资源控制力。客观上，商业资本更依赖海权的力量，产业资本则因火车机动性带动了陆权的重构，进而催生了陆权国家的崛起，这就形成了海权与陆权共生博弈的全球地缘战略格局。
从所谓“新大陆的发现”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西方主要处于“重商主义”的商业资本扩张阶段，即马克思笔下的“手工制造”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维护商业资本利益引致海权力量的崛起，也改变了欧亚大陆作为“世界岛”和“核心地带”的枢纽地位。“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马和骆驼机动性的天敌”，海洋作为交通的便捷性和对于陆地运输的优越性，使欧洲人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后方，抵消了人类历史上欧亚大陆处于“中心地带”的长期优势。因此，处于大陆板块西部边缘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先后通过海权争夺成为控制全球贸易的海洋霸权国家。尤其是英国，因夺取海上霸权，先是成功地控制了边缘地带广阔的“岛状陆地”，后又遏制了“世界岛”上的崛起大国，才进而称霸世界。总之，是资本的内生性需求带动了“原始积累”，使原处“边缘”的国家在海权力量的主导下，对全球殖民地的原材料、劳动力、贵金属进行血腥掠夺和对相关贸易通道予以控制。
从工业革命的兴起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一直处于产业资本的阶段。一方面，产业资本要求以资源要素和市场整合为内容的地理空间扩张;另一方面，火车的大规模应用促进了陆上交通，使得产业资本在欧亚大陆获得广阔的陆地纵深;于是，“陆权重构”强化了核心地带的枢纽地位。出现了法国、德国、俄国(苏联)等陆上大国先后崛起的现象。然而，有限的市场容量与空间纵深使得众多陆权国家不得不在海权初定的格局下，寻求产业资本在陆地的战略纵深，并试图控制 “核心地带”来构建帝国霸权。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生存空间”的陆权理论指导下，放弃了威廉二世时期推行的商业贸易和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对外政策，转而提倡与实施“向东进行领土扩张，为德国在东欧、富饶的波兰平原、乌克兰和俄国寻求生存空间的大陆政策”，以谋求德意志产业扩张的陆权纵深。二战爆发之后，德国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尚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便东向进攻俄国。在同时期，日本将其主力关东军长期驻留在中国东北，而不是向南投于激烈鏖战的太平洋战场，其意也是窥伺对“核心地带”的控制权。
二战后，世界步入后殖民化时代，客观发生了从列强纷争转变为美苏“双寡头控制”的两种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海权为支撑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与苏联陆权为支撑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战略对垒。苏联因独占“核心地带”俯冲“边缘地带”而一度掌握战略主动权。美国则通过海权对新月形地区外围加强控制，形成对枢纽地区的战略遏制与威慑。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修正了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大陆心脏说”，提出边缘地带论:仅仅控制住世界的“心脏地带”并不足以实现全球霸权，而如能控制环绕心脏地带的欧亚沿海区域，将足以遏制心脏地带国家称霸世界的企图，进而能够与之争霸。因此，美苏全球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海权与陆权的战略竞争。
然而，具有更广阔市场纵深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率先步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1944年，美英两国共同主导推出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的全球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在1971年，虽然美元过量增发不得不与黄金脱钩，但1976年《牙买加协议》的签订仍使美元成为全球主要的定价、结算和储备工具，进而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到此，“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确立。这是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赢家以金融和军事结合主宰世界的必然结果。随之掀起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这三大潮流的融合与美国的“币缘战略”有机结合的深化变革，也就是说，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金融化进程之中。
金融化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的过程与结果，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本质是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在美国以海权为空间纵深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内，源于产业资本阶级与重商主义王权做斗争而构建的话语——“自由主义”进一步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壁垒”，形成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的世界趋势。这一趋势产生了如下客观结果:第一，金融化日益演变为巩固国家强权的支撑力量，反之国家更多赋权于信用体系又使金融资本成为控制一切要素资源的最重要力量。第二，金融化过程伴随着发达国家实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经济随愈益“虚拟化”更依靠强权支撑信用扩张。第三，随着美元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各国被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并逐渐形成了金融资本对全球产业纵深的空间整合。于是，金融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成为“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的经济实体和意识形态实体，俨然形成了“世界经济体”。在此背景下，苏联因西部北约掣肘、南部美国渗透而地缘战略空间有限，更因中苏长期交恶而致其远东战略受阻，同时，也因其占有经互会换货贸易体系之最大收益而致其内部无内生性动力对处于实体形态的资产和资源要素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就没条件形成类似《牙买加协议》赋予美元货币霸权的金融体系。因此，地缘竞争失利，加之苏联未能构建金融化战略纵深，于是在美国币缘战略运作下，苏联开始了从意识形态自我矮化到政治失控、再到求助于货币赋权的政治强权以致造成金融体系崩溃，最后致使整个苏东尚在实体形态的庞大物质资产即被西方强势货币完全覆盖，成为跨国资本凭借币权直接获取货币化巨额收益的屠宰场。
1991年苏联解体，最后一个陆权大国衰落，欧亚大陆这个“核心地带”被切割并拱手将其巨大物质资产纳入金融资本主义体系，西方过剩的金融资本突然获得巨大的金融化纵深空间，世界也由此进入了全球化、金融化加速度的新阶段。“双寡头”地缘控制突然解体，形成了美国构建单极世界霸权的客观条件。借助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美国以新保守主义为主流，强化了其以“新帝国论”、“单极稳定论”和“先发制人论”来构建“单极”霸权的全球控制体系的意识形态。由此，美元资本基本完成了对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战略纵深的全方位主导。
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是在二战后唯一实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国家，或称为全球金融的美元化和美元全球化的国家，它在本质上是美国以地缘战略纵深为基础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延伸于金融垄断和军事垄断并形成内在结合——资本派生于国家军事强权推进的金融化“再生产”过程形成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枢纽——美元金融霸权。这标志着在后殖民化时代，金融垄断资本在超强军事力量的支撑下完成了对经济产业链条的全球分工，形成以美元货币为枢纽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同时，也因其隐蔽性和一体性而避免了在产业资本阶段因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大国间直接的空间对抗演化的军事冲突。也因为如此，政治家们不再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转而追求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区域整合条件下的统一货币，为了币权“搭便车”跟进金融全球化而附势于美国强权推进币缘战略的单边主义。
三、美元霸权体系的战略实践
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业已形成的美元霸权体系，势必在全球扩张中维护其垄断利益并在进程中构建出币缘战略体系。它不仅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海权对传统地缘战略的主导地位为基础，同时又深刻反映了金融时代的崭新的经济政治脉门:货币金融力量成为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分工与分配的核心，进而货币金融权力内生性地生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金融枢纽，即币缘。
具体来看，货币在产业资本阶段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它在金融资本阶段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同国家的货币发行主体会因为货币信用背后的主权的强弱差异而享受不同的金融化收益。依托政治强权赋权才能获得信用的货币体系所承载的金融权力不仅主导了资源、产品、分工、分配、资本的定价，而且随着资源产品、利率、汇率、债权收益率等的价格调节来影响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财富的空间转移。
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1世纪之初，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不断向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遂使虚拟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逐渐成为发达经济体“高度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并在客观上形成世界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体系，即把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等强势货币的主权国的金融中心作为全球经济的金融枢纽，主导全球产业要素、产品和资本的分工与分配，并据此形成制度以便“合法”地占有收益。这也体现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世界系统论”中揭示的全球化内涵:围绕着货币枢纽国的依次是位于夹心层的产业链中低端的制造业国家以及最外围全球资源(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国与供给地区。在这一不平等的以货币金融权力为核心的体系中，越往外围就越处于产业分工末端和收益分配底端，同时也就意味着越处于依附的地位。高端是提供金融服务和各种金融产品的资本国家，中间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国家，而底层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
在金融深化的新时期开始之时，美国战略家构建的币缘政治总纲领是，“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也就是说，依靠美国在全球超强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实力，美国可以控制全球的石油(原料)、粮食(耕地、水)等重要战略资源，进而以石油霸权、粮食霸权、美元霸权的三角结构交融联动来共同支撑和强化以美元为枢纽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
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币缘政治时代，为维护其币权，美国已不再需要进行地缘空间的绝对控制;相反，美国只需要保障对全球资源和战略竞争对手的控制或影响能力。因此，美国谋求的是战略遏制、先发打击和控制能力。其主要手段除了以传统军事手段保持战略性威慑之外，还将重点放在控制现代经济“粮食”之称的能源、原材料(石油、铁矿石、铜等)、关乎人类生存命脉的食物(水和耕地)以及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货币金融权力之上。也就是说，这等于实际上掌控了他国进入工业化进程或进行主权货币扩张的战略要点。这就不仅为美国的“先发制人”、“单极稳定论”、“主权有限论”、“民主和平论”等四个紧密相关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强力支撑，也据此构建了由低成本舆论控制而具有“软实力”作用的“新帝国”的意识形态。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美元体系战略扩张，美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上述币缘政治总纲领，建立起军事强权对全球地缘政治和强权派生的金融资本对全球产业的全方位垄断。
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制造业转移和同步的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全球资源、商品投资利润反哺本国虚拟资本市场的全程控制。进入21世纪后，美国虚拟资本占全球虚拟资本的一半，政府的负债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军事开支也占全球军事开支的一半。同时期，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约有2/3的数额以美元的形式存在。
其次，美国海洋霸权地位和美元货币霸权地位不仅使其能对全球资源(粮食和石油等自然资源)、产地销售(通过跨国企业等手段)和贸易通道(海外驻军)实施有效控制，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国际几乎所有重要的大宗资源和贸易商品的美元来进行计价。
再次，由于美元体系的内生性结构不平等，以华尔街金融资本(其核心力量包括美国各大投行、评级机构、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导的美国金融市场客观上支配了全球金融资本，美联储几乎成了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央银行”，全球的商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机构都不得不时时刻刻关注美国三大股票市场的指数、芝加哥期货市场和美联储。
最后，在全球资源因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而日益稀缺时，能够吸纳和消化过剩金融资本的粮食和能源(石油)市场也超越了美元化地区的“美元池”的作用，与美元一道成为维护币缘战略的武器。
二战后，为回应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影响，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1974年起草了《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 号》，其副标题为“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旨在探求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和人口增长背景下维系美国的全球利益。在这种战略观念的指导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了全球石油、粮食等有基础性影响的资源品的战略方案，这就是基辛格关于粮食、石油与货币言论的真实内涵。
其一，在美苏双寡头战略对抗中，美国构建了对石油的美元定价和地缘控制。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达成了内部协议，以美元对欧佩克出口的石油进行计价、结算。随后，美国逐步完成了对全球几乎所有重要大宗商品(包括资源品和工业产品)的美元计价与结算，构建了控制 “微笑曲线”两端的跨国公司获取海外收益的基础。
其二，在对全球农业市场的战略控制中，由于炸药与化肥同源，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主导的绿色革命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推动美国军工集团和农业产业集团共同主导了美国的粮食市场。同时，美联储通过向全球征收美元税，低成本获取石油并补贴国内农业，获得对于世界农业生产的绝对优势;而绿色革命进一步延伸的转基因革命又大大强化了美国农业资本以技术研发为基础的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强大优势。于是，在以农业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东京回合” (1973-1979年)和“乌拉圭回合”(1986-1993年)谈判中，美国军工产业集团、农业综合企业集团和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共同推动和完成了对全球粮食市场研发、生产、加工、贸易、定价和结算的全方位过程进行垄断。
2005年起，美国谋求以生物能源来改变对石油的依赖。小布什政府签署了《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这标志着美国的粮食战略与石油战略正式合流。新能源革命进一步将粮食能源化，使得本已经石油化的粮食与能源高度复合。诚然，只要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利用美元资本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那就必然会产生“三大巨额需求”——对以石油为主的大宗商品的巨额需求(以美元定价)、对美国资本占垄断优势的农产品巨额需求(以美元定价)以及对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的巨额外汇顺差需求(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三大巨额需求”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是，以石油能源为主的世界大宗商品市场和长期不平衡的世界粮食市场将不断地、周期性地在美国以农业为原料的新能源战略的操纵下暴涨暴跌，上演“双冲击”。
并且，“双冲击”问题也将内生性地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产业链分工和价值分配体系中演绎美元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与货币的战争。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近两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以及2005-2008年及之后的石油-粮食价格“双冲击”等问题的出现，只是美国全球战略刚拉起的序幕。
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在2011年开始退休，世界的老龄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潮流正在使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枢纽——美元——不可避免地由“石油美元”向“石油-农业美元”转换，而使美元霸权的根基更坚实地构筑在美国国内广阔的水、耕地等农业资源的优势上。美元货币的农业化趋势必将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农业能力的竞争将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内容之一。
美国币缘战略纲领实践的结果是，石油、粮食和美元三角霸权结构高度复合。于是，资本全球化已将关乎任何一国经济发展和生存保障的石油、粮食等资源都被绑定在美元霸权的全球战略之中，石油、粮食和美元三大体系间实现战略联动:美国对全球的控制力已得到战略性加强，成为其构建“单极世界”的深层次动因。
在2005-2008年间，石油-粮食价格上演了第二次“双冲击”，在数年时间内，其价格暴涨了4-5倍。在粮食危机之后，粮价伴随着暴涨暴跌仍然在持续走高，已经远远突破了蛛网波动模型。这意味着全球经济体持续增加庞大数量的美元资本造成全球通胀，并导致全球美元体系内边缘国家的美元资本向凭借最大强权维持金融安全的美国流动:其实质仍然是美国对外转移危机代价。
当前的西亚北非的动荡局势也是由于美元持续贬值和粮食价格暴涨等因素而引发的，其中的表现特征是，粮食霸权、石油霸权与美元霸权联动，地缘、军事和币缘力量协作。美国认为，只要控制中东就可以阻遏欧盟向非洲扩张，防止历史上的欧非传统关系强化;驻兵东欧就掌控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遏制了欧亚大陆国家的陆上扩张。这就将这两个欧元区最重要的原料来源地基本上置于美国掌控之下，以便完成对欧元圈战略空间的有效遏制，并使得其从原料、加工到金融服务的产业链条无法实现欧元化(欧元币权推进的货币深化)。
当然，欧元区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欧洲缺乏霸权国家所具有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向财政金融信用体系赋权的政治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法兰克福-布鲁塞尔共同体”拳脚施展，使欧元圈从地缘纵深到币缘纵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两方面都暴露在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垄断军事力量(地缘)和垄断币缘力量(“华尔街- 华盛顿共同体”)面前。近两年来，服务于美元资本扩张的评级机构触发的欧元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揭开了欧元圈的政治软肋。
从根本上来说，美元币权如果完成了对石油、粮食等资源的战略控制，那么欧元、人民币、日元以及未来的卢布的货币化扩张，就都要直接面对占据地缘优势和军事优势的美元币权力量，并都将处于币缘战略竞争的不利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发生的石油-粮食价格第二次双冲击、中东乱局、欧元危机、人民币加速升值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在本质上都是美国向外转嫁危机，狙击大国的币缘扩张并维系美元全球地位的表现。
人们看到，金融全球化以来最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先后陷入输入型经济危机，成为美元资本对世界转嫁危机代价的主要对象。这也是中国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遭遇输入型经济危机的基本教训。据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已经不可能在当前的美元体系下，群体性地实现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了。
四、货币权力的基本特征与原则
从民族国家兴起时任何人反对任何人的斗争到如今美元体系下国家间的无政府主义，都表明资本扩张内生性特点导致其会追求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最大化利益，这实属海洋文明体系的天性。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币权为枢纽的今天，大国维护货币权力的角逐只能受到币缘政治一般原则的约束。
第一，币权延伸于资本内生性扩张的传统地缘政治力量，仍然以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为根本后盾。币权的支撑依然是国家军事实力所掌控的地缘政治纵深和对资源的控制力。不同的是，币权能够通过货币金融实现全资源要素、商品和资本在全球或区域内的动员、定价、分配及再分配，并使当前的国家间竞争直接表现为金融垄断权力的竞争。伴随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也客观地造成美国凭借其军事优势与中国直接对峙于远东第一岛链这种传统地缘战略关系显著恶化。因此，大陆型民族国家只要走向海洋，客观上必然因呼唤与其经济力量相匹配的维护海权的军事力量而引起与原有海权国家关系趋紧。
第二，资源(定价权)成为当前币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内容。资源(广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如石油、水、耕地等，还包括核心专利、科研能力等)是现代经济的“粮食”，是货币信用(货币权力)的物质基础。所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多是资源政治的倒影”。而且，离开了依托于地缘战略纵深的资源权力，主权货币也就失去了资源动员整合和分工分配的安全空间，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货币权力。因此，币缘战略在本质上内涵性地包含了传统地缘政治、能源、粮食、货币等战略性资源工具。如果中国不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获得所需资源的定价权，则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纵深也将非常有限，激进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政策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笔者认为，中国避免“陷阱”的根本出路主要在于获取全球资源的定价权。
第三，货币权力内涵于以产业链安全纵深为基础的控制权。一般国家的金融资本收益仍只能内生于产业资本，从研发设计到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再到流通结算、金融服务等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收益和交易都是金融化的纵深。因此，主权货币的安全战略，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产业链纵深的控制能力。而全球资源定价权是工业化进程下全产业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所以说，任何主权国家币权的维系与拓展，都应该建立在对国内产业链纵深掌控的基础上。而作为制造业与市场(人口)大国的中国，也就客观地具有了维护货币权力的竞争优势。加快货币化以促进其对国内产业链的全方位整合，已经成为国内应对全球经济周期的重要工具。
第四，“币缘政治”安全是新的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以货币为宿主的金融权力日益成为“左右全球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杆”，并实质性地成为国家利益金融化条件下政治关系的枢纽——通过控制金融资本影响世界经济体系运行和利益分配的权力关系——除了以国家信用强化主权货币在交易、流通、结算和储备中的战略导向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控制金融资本体系的增值链，即控制全球资本投资、产业分工链和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现代国家能否拥有完整的货币权力不仅关系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货币金融权力内生的不平等性在根本上派生于主权货币国家先天性的政治经济权力不平等。在现实中，往往是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受侵蚀甚至被完全消解，而位居中心的发达国家政府组织和金融机构却支配着当代世界。在美元体系下，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而其他各国央行不得不依附性地建立自己的货币政策选择区间。进而，这种内生的不平衡导致了“币权”主导国通过货币金融市场向外传导与转嫁经济危机，尤其是在贸易长期逆差和不断逼高的政府债务等的压力下向他国转嫁危机。人们应该理解:以货币主权为核心的金融主权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新形式，它是一条看不见、却是当前国际关系中主要博弈内容的国家金融边疆。
第五，货币权力以国家独立自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力为前提。在全球经济金融化时代，霸权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成为推动资本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也是调控和应对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基本工具。在美元币权体系下，一旦一国丧失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就会直接建立美元与本国主权货币的支配- 依附性关系，成为美国国内危机成本的对外转嫁对象和美元金融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在当前这主要表现为各国主权货币与美元的挂钩，外汇贸易和储备都以美元结算。因此，其国内利率调节、货币发行等政策不得不跟从美国——“我只是我们国家的半个财长，另外半个在华盛顿”。这显然无异于将一国的宏观经济安全直接暴露于美国的金融“核威慑”面前。
以货币权力为核心的币缘战略竞争，是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全球较量。任何一块缺位而不能统筹兼顾，都可能会引发该国因短板效应而在币权为核心的国际斗争中被动。纵观在美国以强大海权为基础，能源、粮食与美元联动的三角结构的霸权体系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因为地缘或币缘的安全纵深敞开而受美国战略掣肘，无法形成主权真正完整的“币权”体系。二战结束后，英国霸权衰亡、日本军事与经济被置于美国控制之下，二者皆因成为深度配合美国防范欧亚区域整合的战略工具而得以分享其币权收益。欧盟几经起落，不得不向美国低头;俄罗斯在军事上受北约掣肘和地缘上“东欧、中东、东北亚”三面挤压，在经济上受石油和粮食美元遏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性帝国。
五、中国的币缘战略选择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高。自21世纪以来对美贸易顺差的很大部分回流美国，成为支撑美国币缘战略最主要的直接投资国，因而被人称为 “中美共治(G2)”，而这种历史上最好的“战略关系”却反映了中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尴尬地位——被动地绑定在美元全球体系上。对此，如何拓展中国产业资本安全空间，构建币缘纵深，从而更多地分享货币化和资本化的收益，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贸易问题而成为中国加入全球化的主要挑战。
就币缘战略的中短期目标来讲，中国作为“利益相关者”，应在承担相关国际义务，参与建立能够维护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安全框架和秩序的同时，也要积极谋求与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权力，并借已经确立的币权原则拓展中国的币缘战略纵深。
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处于陆权具有相对优势、海权基本缺失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应以陆权优势为依托构建资源与产业的纵深空间，并以之为基础建立应对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体系。
其一，提升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这是以人民币为基础构建全球币缘战略体系的前提。中国应逐步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在国家外贸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地位。比如对优势产品(例如某些稀缺资源品和农产品)强制进行人民币结汇，同时对以人民币结算的一般出口产品实行手续简化和税收、货币政策等优惠。在美元资本高度垄断的全球体系下，无币缘政治安全保障的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脆弱的，应开设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主权能有效保障背景下的在岸金融债券市场。当前，国际主权货币持续酣战，中国可以尽快建立以托宾税为主要内容的资本税，以防止在日益逼近的美国战略做空中国时热钱外逃，引发国内资产价格的雪崩效应。
可以说，货币权力是综合国力博弈的结果，而人民币国际化也应该是中国综合实力延伸的重要战略。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使用应与获取定价权综合使用，伴以各种操作方式来保障币缘政治的基础性安全，例如对资源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加征高额资源税和村社重建费。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一对一地构建互惠双边关系来瓦解第一岛链的军事同盟，逐步整合东亚地区的地缘和币缘关系。
其二，以实体经济、制造业为本，构建币权的产业链纵深。要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利益格局中因“两头在外”而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局面，以税收、金融政策强制推动对制造业的国内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整合，削减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从而增强国内产业争夺全球定价权和话语权的能力。还要强调从设计研发、原料供给、加工贸易、物流结算到金融服务的全产业链在地化。在路径选择中可以学习日本综合商社模式，把宏观外部性问题在企业集团领域内做内部化处理，有效地降低资本扩张的信息成本。中国的外向型企业的制度选择应该更多参考东亚经验。为此，我们不仅要调节和制约国内金融资本，还要尽快制定政策、法规，遏制国外金融与产业资本对国内产业链的垄断和已经发生的恶性渗透。
其三，实施“资源重商主义”战略，争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美元资本对能源和粮食的全球定价权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任何挟带庞大人口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的障碍。在应对跨国公司寡头垄断时，只能以国家力量为本，构筑统一的资源重商主义战略框架及有约束力的方针政策，谋求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供给。在国内资源政策上，应以环境税和资源税等为主要手段，对稀有资源实施保护性开发。在海外资源战略上，应打破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进口的政策，实施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制度，以政策调控为基础公平对待各类中资企业，并优先进口海外中资企业产品，以强化中资企业收购国外企业的谈判筹码。
其四，实施“新重农主义”战略，重建粮食安全体系。无论是在币缘政治层面，还是在地缘政治层面，粮食都已经成为币缘战略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国内农业资源的硬约束日益显现，粮食进口持续增加，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日趋瓦解、“三农问题”遭遇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纵深空间几乎完全不设防地暴露在华尔街金融集团、美国军工集团和农业综合企业集团面前。由于美元霸权已经预先将其基础深植于其国内的农业资源优势和对国际市场的垄断优势上，全球性的粮食危机随着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和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而长期持续。所以，中国无论是从战略防御角度还是从人民币未来国际化的角度，都应该在保有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建立积极的新重农主义安全战略。其要点是:在国内，建设以小农村社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进而建立“国家综合农业集团无缝对接农民合作体系”的市场结构，增强“三农”组织对外部资本的议价能力，以此为高风险的城市经济提供危机软着陆的基础。在国外，一方面要将钾肥、耕地和水等关乎农业安全的资源纳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范畴;另一方面则要依照币缘和地缘相结合的考虑，将中东产油国、非洲产油国和东亚区域市场等纳入中国的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体系。尤其在在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整合中，提高“三农”组织化将强化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撬动东亚地缘与币缘版图的战略支点。
其五，以陆权为基础开展周边合作，构建中国币缘战略的安全陆域纵深。中国应“西进北上”，侧重资源与产业链的陆域整合，谋求具有传统地缘优势的陆权纵深，把欧亚非(世界岛)地理枢纽的战略价值与陆域资源、产业整合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重点，开发中亚、联俄(罗斯)、联欧(洲)，在可控的陆权地缘空间内，构建人民币的币权扩展的安全纵深，同时为国内的资源需求和过剩资本提供市场空间，以对冲过量持有美元的内生性风险，规避美元转嫁的危机。另外，这也将有力配合与美国第一岛链对峙的海权力量，平衡海洋战略的巨大风险。具体来讲，我们应积极持续地推进“西部大开发”，首先是积极构建国内联接中亚、中东、俄罗斯、欧洲等亚欧大陆区域的路桥和路网，尽快恢复并有序发展高速铁路网，以此引领“世界岛”陆域地缘纵深整合的交通网络建设。其次是以陆上交通网为基础，扩大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数量和强化合作范围，并将其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
对上述区域实施整合战略，需要同时强化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使中国国内的经济能够承受经济周期和外部输入波动的影响，必要时应以主动的战略性收缩来应对币权国家提出的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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