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失去理智了。更准确点说，美国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集体制度性记忆。通过现有两党精英不愿面对和积极污蔑的价值观和战略思想，使得美国奠定了在现今世界上的杰出地位。正如戈尔韦达尔所提到，在所有美国健忘症中最被压抑的要数国家主义了——这样的国家主义包含了自信的却又死不认错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
译文来源: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the-case-american-nationalism-10297?page=show
正文翻译:
美国失去理智了。更准确点说，美国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集体制度性记忆。通过现有两党精英不愿面对和积极污蔑的价值观和战略思想，使得美国奠定了在现今世界上的杰出地位。正如戈尔韦达尔所提到，在所有美国健忘症中最被压抑的要数国家主义了——这样的国家主义包含了自信的却又死不认错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
直到最近，美国仍是最卓越的现代自由主义民族国家，也是拥有最大自决权的民族国家。美国的存在归功于脱离大英帝国的独立战争。之后，美国通过南北战争覆灭了南方脱离联邦的企图，从而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同时，早在威尔逊关于国家自主决策十四点内容的就职演说以及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的民族自决权内容之前，美国人就已经支持民族国家要从跨国帝国中脱离出来并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最好是形成民主的国家，但也不一定非要如此)。
美国为拉丁美洲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提供了道义和言论支持(虽然没有物质帮助)，为希腊抗击奥斯曼帝国提供支持，为1848革命中年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反压迫革命提供帮助。美国对被自己赶走的大英帝国缺乏敬意。虽然没能在1812年战争中夺取加拿大，但整个19世纪期间人们普遍相信加拿大有朝一日会自愿加入美国联邦。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捍卫了小国家抵抗帝国主义(包括其帝国盟友英国)的权利，在冷战中美国也非常体恤受到苏联“奴役的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实践其宣讲的自由国家主义。在其防卫战略中，美国政府在其大部分历史时间里崇尚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美墨战争以及南北战争，美国领导人将数百年来一直作为欧洲帝国主义战场的北美变成以美国为霸权的地区。正如米尔斯所看到的，美国一方面确立了自己在北美的霸权，同时又阻止其他任何强权在欧洲或者亚洲确立类似的霸权。
然而，从冷战结束起，美国为追求永久的全球性霸权，便摒弃了具有进步性的国家主义，而宣讲一种新的后国家主义教条思想。这种宏大的战略恰恰破坏了本应得到弘扬的道德、自由和防卫理念。因此在经历数场错误的战争和军事冲突后，美国政府必须批判其冷战后的全球霸权主义和后国家主义思想，必须为了国家利益对军事、贸易以及移民政策方面做出全面修整。这些做法将不会威胁世界秩序或颠覆美国人的理想。反而会起到促进作用。总之是时候应当建立新的民族主义思想了。
纵观美国历史，美国政府一直在追求的防卫战略是比劳师远征更加冷酷又精于算计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起到了“离岸平衡主义”的作用，在其盟友经历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后，才缓慢地加入战局从而利用最小的牺牲和代价打破了战争平衡。除了朝鲜和越南战争直接出兵外，美国在冷战期间只是向共产主义政权的敌对方提供了少量物质帮助和顾问，而利用禁运和军备竞赛便拖垮了苏联。当苏联投入GDP的三分之一用于发展军事时，美国的军备投入从未超过GDP的15%。即使在朝鲜战争达到最顶峰之时，美国也从未动摇过其和平时期的产业发展。从未采取过普遍兵役制，而仅依赖于有限的“选拔”制兵役。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的人员损失与所实现的战略价值远不成比例，与美国在二战中与德国作战付出的牺牲也无法比拟，而相应的二战中美国遭受的损失与其他大国相比更是微乎其微。
正如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冷战中的美国为了破坏其对手中国和苏联执政的合法性，支持一些像东欧、台湾这样的小地方行使民族自决权以对抗地区霸权。实际上，在过去的近百年间，美国将民族自决而不是民主放在了首要位置。
这种手段反映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的第五条里。而实际上，这一条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威尔逊倡导对所有殖民地的请求做出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公正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建立在在解决主权问题时严格遵守此条原则的基础之上。其中涉及到的人民的利益必须与那些尚不知归属的政府的公平诉求占有同样的重要性。
《十四点和平原则》中并未提及世界各地的选举自由。《大西洋宪章》中也没有提及内部民主，但提到所有民族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均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样的也并未将选举自由列入他的四大自由中。这种排名的优先并不是对民主的敌意;恰恰相反，威尔逊和罗斯福会认为自由民主对独立国家而言是最好的民主形式。但是，美国对民族独立而非内部民主的强调表明了对美国而言，一个充满主权国家(大多数都是弱小的国家)的世界比一个拥有少数几个强大的跨国帝国的世界来说更安全。
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后民族全球主义者。恰恰相反，两人是老派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具有朱塞佩马志尼(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革命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威廉葛莱斯顿等人的特征。对于这些人来说，国际组织并非用来替代主权国家，而是用来协调主权国家的。毕竟，在她们所成立的国际性组织的名称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nation"(国家)这个字眼。比如，”国际联盟“(英文中含有“国家”字眼)，而非”世界公民联盟“，就好比”联合国“，而非“联合人类”。
纽伦堡审判和联合国宪章不仅要禁止大屠杀，还要禁止“侵略战争”。确实，联合国的核心原则就是反对外部力量侵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这一原则也正是冷战后那些“人道主义干预”和“自由的帝国主义”的后国家胜利者们所哀悼和致力于改变的。
在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美国也没有让自己偏爱的自由主义民主妨碍到其自私的国家战略。在二战前和期间，罗斯福政府对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实施的是绥靖政策，希望以此最大化的削弱邪恶轴心对美国后院的影响力。而在冷战期间，美国与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中东以及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独裁者和皇家独裁者结盟，以此对抗苏联的威胁。只有在冷战后，美国才在韩国，菲律宾以及拉丁美洲推行民主——因为这时推行民主的地缘政治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了。
在经济和防卫战略方面，传统意义上美国追求开明的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政策。今天很多其他知识分子认为美国一直在捍卫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除此之外都是假的。
从建国后到二战，美国除了把关税作为财政来源而且用于保护“新生工业”，防止受到来自像英国一样的工业化竞争对手出口的冲击。在从一个后殖民时代农业国发展为世界顶尖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美国成功的运用了保护主义(以关税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例如对承建跨大陆铁路的私人承包商提供补贴)以及公共研究和发展等手段(例如政府投资研究电报机、农业和航空产品)。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南部和西部的农场主们捍卫了自由贸易。他们中很多人本就满足于美国的政策，使美国专注于成为第二流的商品出口国。
美国拒绝自由市场思想的同时支持建立一种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延伸到知识领域。为了更好地解释政策如何帮助美国工业赶超英国，包括汉密尔顿和克莱在内的美国传统民族主义者将“国家经济主义”的“美国学院”与自由市场主义的“英国学院”进行了对比。作为来到美国的流亡者，德国自由民族主义者李斯特对美国民族主义经济规律进行了研究，并且撰写文章在欧洲发表。部分归功于李斯特，美国模式的民族经济鼓舞了德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经济的发展。
将保护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手段的成功运用使美国在关税保护下实现了工业化。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种不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战略，实现互惠的贸易自由化。当时，美国强大而又成熟的工业企业受惠于优越的联邦政策，寻求占领开放的国外消费市场而又不对进口过度保护。使得美国企业做好了与其他列强的竞争准备，在他们国家的市场中觅得一席之地。令英法帝国主义国家沮丧的是，美国利用其实力和财富在二战后迫使他们的殖民帝国迅速瓦解，实现了以纽约和华盛顿为中心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正如英国十九世纪40年代一样，当美国在二十世纪40年代工业霸主地位似乎已成为定势，从此成为自由贸易的领袖。
如果开明的自由民族主义为这个国家服务了两个多世纪，那么这种“民族主义”——包括美国的民族主义——现在是怎样经常被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当成邪恶的东西呢?
随后，在尼克松和克林顿在任期间，美国的自由民族主义也在向后民族主义转变。事实证明以尼克松式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另一个伟大战略最终被否决。
我所说的尼克松式的民族主义是由美国军事过度扩张和与经济相对衰退这一认知产生的。与艾森豪威尔一样，理查德·尼克松试图逐步结束由民主党前辈们发动的在亚洲与苏联的那场不得人心且耗费巨大的傀儡战争。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宣誓典礼上就曾发表宣言，“我要让每一个国家，无论他们对我们抱着善意还是敌意，我们将付出所有代价、担负所有责任、面对所有艰难、支持所有朋友，对抗所有敌人，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成功。”尼克松委婉地拒绝肯尼迪的宏伟愿景。并力图通过改善国际关系——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用中国来对抗苏联——和“尼克松主义”，以更小的代价来确保国家安全。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的附庸国家和盟国将自己为自己国家作战，而不是依靠美国的士兵为他们作战。在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对越南战争的国家发表讲话中宣布：
如果遭受了其他形式的侵略，我们将根据协议承诺为那些请求帮助的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希望那些受到直接威胁的国家能够承担起提供作战人员的主要责任。
和他的安全策略一样，尼克松的经济策略将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随着日本失去了中国市场，德国失去了东欧市场及俄国市场，美国为了帮助冷战同盟及它的受保护国家恢复经济单方面打开了繁荣的美国市场，与此同时，又对歧视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的重商主义视而不见。然而，在尼克松在任期间，这种慷慨的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恢复了，但是美国却开始陷入商品贸易赤字困局，直至今天仍是如此。
为了捍卫美国产业的利益，尼克松在任时做出了回应，通过一些列的政策，包括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和对日本进口实行配额。不管这些特殊措施的优点是什么，但都表明美国人意识到了1945年后这些为团结冷战盟友而牺牲国家经济利益的政策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来让贸易伙伴们繁荣的。
不幸的是，尼克松民族主义在美国安防以及经济上没有坚持多久。尼克松和亨利 基辛格的权利政治被左派和右派的人同时指责为不道德。而在中左翼政治领域，吉米 卡特致力于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会削弱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比如伊朗国王和尼阿拉瓜的摩索查加西亚。而在中右翼政治领域，新保守党表现出了肯尼迪式的漠视代价的苗头——他们中有许多人曾是前民主党派人士——批评现实主义就是姑息不道德，并要求为了全球的民主而采取大胆的行动。
里根政府分裂为新保守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这些现实主义者包括副总统乔治 • H•W•布什、詹姆斯•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在经济政策上，里根政府有两种思维组成——为了保护美国制造商而反对日本重商主义，于此同时又鼓吹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 乔治 • H•W• 布什那一届政府更倾向于采取现实主义的冷静和审慎的外交政策。虽然他主导了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老布什并不具备美国必胜的信念，而美国必胜信念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产物并怂恿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的现实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衰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来越有利的全球环境改变了成本和收益的算计。在被新兴大国包围的情况下，美国采用的政策是尼克松的民族主义政策——在安全领域上来自于苏联和中国，而在贸易领域里，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和西德 。而到了90年代，来自于安全和贸易的威胁暂时消退。苏联解体了。后毛时代的中国被美国公司视为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而非强劲的竞争对手。日本房地产崩盘和股市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数十年的停滞。而德国为吸收前东德地区付出了代价，遭受了十年的缓慢经济增长 。
同时，美国成为现存的唯一超级大国和以矽谷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的最初受益者。轻松打败萨达姆和塞尔维亚令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信心爆棚。限制美国的势力以及平衡能源需要的言论似乎是陈腐之谈。华盛顿能够通过像海湾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一样高科技闪电战以及流血相对较少的战争来推动民主和人权发展，这成为了一种信条。与此同时尼克松时代有关其他国家会实施掠夺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担忧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对外国重商主义的自鸣得意。
冷战后美国两党主流精英们共同倡导的全球霸权大战略得到后民族全球主义主义新观念的支撑。与威尔逊和罗斯福倡导的老式国际主义不同，新的后民族主义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同为一体。
在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中，新的后民族主义意味着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国家的自我裁决，而是支持永远保留欧洲之前随意划定的殖民地范围。美国最初反对苏联、南斯拉夫、厄立特里亚以及苏丹的解体和分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没有仔细考虑过要去分裂伊拉克或阿富汗，这两个都是专制的地域性国家，国内都含有对抗性的民族。
新的后民族主义者反对重新划定边界和国家分裂运动的同时，他们却倾向于削弱国家主权以赋予美国轰炸、入侵以及其他形式的干预以合法性。后民族主义号召建立令美国及其盟友可以随意废除其他国家主权的新规则，不仅当这些国家实施了大屠杀(正如二战后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之时，而且在这些国家没能尽到公民的“保护责任”时。“保护责任”规则成为的潜在通行证，使美国及其盟友们能对那些没有实施大屠杀或越境侵略行为的国家进行军事干预。这就是后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
在贸易政策方面，后民族主义者提倡继续并延伸美国冷战时期的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允许像中国一样的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市场，即使他们会利用各种商业手段排斥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他们的国家。对外商业政策方面的批评声往往被边缘化并且被嘲笑为保护主义。
在移民政策方面，总统和两党的国会议员们拒绝强化移民法，实际上形成了边境开放，导致非法移民数量迅速膨胀到一千多万。与此同时，传统的熔炉思想被“文化多元化”所替代。“文化多元化”意味着美国不是丰富多彩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各个种族或者民族国家的集合体。无论左派种族主义者还是中间派人士都将限制移民比作种族隔离。传统的美国理念希望移民融入美国主流语言和文化，最后总被指责为带有压迫性和过于狭隘。
然而，这种新型后民族主义共识仅存在于美国精英阶层当中，而并非普通大众，民众们经历了911带来的短暂恐慌，仍然对海外战争存有疑虑，支持捍卫美国制造业的政策并且敌视非法移民。
冷战后美国霸权战略的吸引力是基于这样一种广泛的观念，即美国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种观念认为美军如此先进如此强大，以至于美国能够统治全世界，并且以微小的人员和经济代价干预一个又一个地区冲突，尽管这些地区与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且人们总是设想，美国如此富有，可以轻易摒弃掉类似制造业一类的“陈旧”工业，取而代之的是诸如软件业一类的新兴“朝阳”产业，正如美国可以轻易地吸收大量贫穷的低技能移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冷战后美国具有无限实力的幻想与现实产生碰撞，体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经济大萧条以及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中。在所有迫使美国重新思考一贯流行的后民族主义共识的趋势中，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崛起无疑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90年代，乐观主义者预计中国加入世界经济圈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多党民主。事实并非如此。近些年中国在经济和战略前沿的发展都表现得更具有进攻性，包括：对外国企业采取更严格的管控措施，通过军事建设和企图重新划定单边区域安全边界来警告日本和其他邻邦。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其他中型民族国家而言，美国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些中型国家要想维持大国的地位就得建立强大的跨国帝国，比如英国，法国，英国，日本以及俄罗斯。同样的，美国并不受到微弱的欧盟所威胁，尽管纸面上欧盟在人口和GDP方面可与美国匹敌。除了中国以外，那些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比如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都是多民族的结合体，其中的有些国家或者说全部在未来很有可能分裂成同质的单一民族国家。只有中国在多数人口上可与美国匹敌，中国的这些多数人口共享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国内市场巨大，具备高度的工业化水平。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将在GDP总量上超越美国，所以，要想中国像冷战时期德日那样服从美国领导，这免费也太过痴心妄想。
当新的经典理论遭遇挑战时，后民族主义者总是试图平息争论，宣称实现美国霸权的伟大战略的唯一替代选择就是退回到旧时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然而拒绝美国昂贵的全球霸权计划，并不需要回到二战前的孤立状态;同样的，人们可以选择不用恢复19世纪的新生工业关税制度，而拒绝那种允许其他工业国家通过单方面出口美国消费市场换得经济和军事发展的政策;人们可以选择不支持排外思想或排斥移民的政策，而拒绝带有文化多元化的宽松移民政策。
一种新型进步的民族主义战略将复兴尼克松时代的主题，将更多的防御重任转移给美国的盟友和附属国，将现存的制造企业作为国家保护资产来对待，防止受到国外重商主义者的攻击，而不把这些作为利诱给予美国的盟友和受保护国。
与寻求全球霸权相反，美国应当追求亨廷顿所谓的领先地位，即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领头人。霸权战略的中心思想是如果想阻止某些富有敌意的霸权国家统治欧洲、亚洲和中东的话，那么美国自己就要成为这些地区的霸权国家。霸权战略不仅允许而且鼓励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们投机取巧，从而减轻了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国防开支负担，这些盟友们从而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建设、民用产业和慷慨的社会福利中去。
作为领先地位战略而非霸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应当以代价较小的离岸制衡战略或我所谓的和谐平衡战略来替代对其他强国的单方保护政策。应当由欧洲和东北亚的区域和谐来替代美国的单方面保护，即地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而美国的做出更少的贡献。应当避免单方保护主义中美国纳税人和士兵承受绝大部分代价的局面，而应建立像一战和二战那样的同盟，美国只作为其中的参与国，一起进行权力的制衡。
协作平衡战略将能够使国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减少军费开支。美国可以从欧洲和亚洲撤出绝大多数部队，因为这些地区的盟友们会承担起更多他们自己的安保责任。部队规模可以减少，维持中等数量的远征军，大部分时间驻扎在美国，并且准备着与区域协作或权力平衡同盟并肩战斗，而不是为这些盟友而战但他们却在一旁观看。海军、空军和陆战队则相对更为重要。
这些并不代表全部。冷战时期苏联拥有一流的军事力量但却是三流的经济实力，未来的对抗将有所不同，更可能发生在地缘经济领域。如今，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密不可分，对于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将是今后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即中国、日本和德国(欧盟只是理论上的单一经济体)。某种程度上他们都采用非自由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利用各种方法维持永久的商业贸易顺差。这种贸易顺差直接或非直接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而美国从70年代一直承受着长期贸易逆差。由于重商主义的抑制工资水平政策的帮助，中国、日本和德国的取得了长期的出口顺差，而抑制工资水平则意味着抑制消费，从而总体上伤害到全球经济。
美国的战略家一方面专注于伊朗对霍尔姆斯海峡或中国海军对某个岛屿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又自满的接受美国军事力量所倚赖的国内工业基础的衰退，这种做法不仅荒诞而且危险。美国对中国军事包围加经济放纵的战略特别违背常理。合理的战略应当正相反，应当在军事上有限姑息中国在其自己周边的扩张，同时强有力地捍卫美国工业，抵抗中国的重商主义。利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包围中国只会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不会对中国实力的主要源泉——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国内工业产生任何影响。
很多美国当代的战略思想是基于旧时马汉和亚当斯的地缘政治理论，他们认为控制航路是建立世界强国的基础。还有麦继德，他浮夸地断言“心脏地带”即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才是“历史枢纽”。而更加有说服力的言论应该来自于艾莫瑞，即“成功的强国应该具有最优秀的工业基础。无论其处于大陆的中心还是在一个海岛上，拥有强大工业基础和科技发明实力的国家才能够击败其他任何国家。”
正如艾莫瑞意识到的，现代世界去工业化国家永远成为不了强国，无论其拥有多少金融家、房地产经纪人以及保险代理人，或者零售业网络多么发达。一个国家允许其制造业消失，允许熟练的工业劳动力数量萎缩，而寄希望在危急关头总能够马上组建起这些力量，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根据全球军情杂志，目前世界上军事力量领先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英国、法国、德国、土耳其、韩国和日本。并且根据世行统计，2012年GDP领先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俄罗斯、意大利和印度。GDP和军事实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极为显著。(当然，由于二战原因，日本和德国在军费投入的比例上一直比战胜国低)
强国必须在国内进行生产和创新。并且仅了维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须不断创新。考虑到知识产权会被高科技间谍轻易窃取，技术创新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资产浪费。
即使未来的列强们之间不会爆发直接战争，但强国之间的冲突会以新型冷战的方式体现。像美苏对抗一样，未来的冷战可能通过几种方式，包括：军备竞争、代理人战争和禁运。在每个竞争舞台上，拥有更高的国内制造业基础和更大的经济规模支撑的国家将具备优势。更强大的工业国家将更容易提高军备竞赛中的武器产量，并且不会对民用产品的生产造成严重干扰;更容易为盟友们、协作国家以及叛乱分子提供最新技术和产品;并且更容易抵御货物成品、工业零部件和关键资源的禁运。
具备民用生产快速转化为军工生产的军民两用制造能力尤其重要，因为造价昂贵的机器人和无人飞机将成为国际安全竞争的焦点。今天在制造业方面的改革萌芽将不太可能削弱安全意识强烈和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自动化或许会吞噬掉大多数工业劳动力的工作岗位，但为了国家安全，在美国本土建设一个机器人工厂总比建设在国外更好，这样即使其他国家对美国禁运或者封锁，也不会对美国造成影响。快速成型技术或3D打印或许能够生产更多定制的产品。但如果以为3D打印能够催生家庭和乡村工业的复兴，那也未免有点痴心妄想。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大型工业企业成为3D打印技术的最成功应用者，其中很多企业都受到国家支持或是国有企业，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移民政策很少被认为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因素，但有益国家利益的移民政策也应该成为新美国首要地位大战路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种慷慨的移民政策帮助美国成为全球人才和企业精英库。其他国家的人才外流可能意味着美国的人才引进。而今天的美国移民政策主要基于裙带关系，大多数合法移民来自于美国公民的亲属。由于贫穷国家的贫民总是有更多的家族亲属，因此这种政策导致大量无技能人员从第三世界流入美国。同时，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移民却必须竞争有限的配额，包括H1-B签证——这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契约奴役，将移民工人绑定到雇主身上。美国应当效仿其他先进的英语国家，基于技术而不是裙带关系来分配大多数的合法移民配额。
未来移民甚至将更为必要，可防止人口数量减少，或许还能够使美国人口逐渐增多。美国过去大量引进移民，导致工资降低或者破坏了文化和经济整合进程，这种做法是愚蠢的。所以适当数量的移民再加上国内人口的出生将使美国人口增长，而缺乏移民的中国和印度在人口到达顶峰后将开始下降。此外，如果世界人口总数达到90~120亿，并且开始减少，美国将能够占据全球人口、市场和军事力量中相对更多的份额。
促进人口增长是美国的神圣而庄严的传统。1751年，富兰克林在其《有关人口增长的观察报告》中指出美国人视人口增长为首创精神和自由所带来好处的明证。1806年，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布朗预测未来10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3亿(这一数字到2006年才实现)。林肯希望未来有“5亿幸福并富足的人生活在”美国土地上。前科罗拉多州长基尔平在其1890年出版的书《世界铁路》中写道“密西西比盆地将能够轻易容纳和抚育罗马帝国10倍的人口，或者是13.1亿居民”。如果把加拿大也算进来，他写道“会有20亿人在这里自由生活，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2倍。” 如果美国历史性的人口增长突然停止的话，那才是令人惊讶的，从1790年的400万到1900年的7600万，再到今天的约3亿2000万。
美国的土地不会用完。只有3%的土地实现城市化。而人口增长会带来大范围的贫穷吗?至少目前还没出现这种情况。1900年到200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增长了7倍，尽管期间人口数量从7600万上升到约3亿人。
近些年，由于经济大萧条，美国的人口增速放缓，年平均约为0.7%。但即使按照这种缓慢增速，美国人口在2100年将超过5亿，到2200年大约为10亿。中国人口有望在2026年达到顶峰，为14亿，而印度有望在2060年达到16亿的峰值。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数量保持稳定并且开始下降，而美国人口(包括移民)将持续增长，那么听起来有些奇怪的是，未来一两个世纪的某个时候，美国会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毫无疑问，致力于增加美国人口而又不会对民族认同的同化过程造成破坏的移民政策势必令马尔萨斯主义者惊慌失措，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口已经过多了。但从建国至今，美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列强主要原因正在于人口和GDP的超越。
1990年本杂志的秋季刊上，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科克派屈克曾在一篇名为《正常时间的正常国家》文章中写道“美国在需要英雄的时候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当自由遭遇威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做着无私的付出。”但现在，她争论道美国是时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的需求上了，同时要学会去适应多极的世界。“当回到‘正常’的时代时，美国就可以再次成为正常的国家，注重解决迫切的问题，例如：教育、家庭、工业和科技领域的问题。在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又大约过了25年后，她的这一建议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切中要害。美国是时候抛弃全球永久军事霸权和后民族主义教条思想了，并以进步的美国民族主义来替代。在追逐首要地位的过程中，美国将能够卸下大部分防卫重担，让盟友和受保护国自己承担自己的防卫任务，坚持严格的互惠贸易而不能让重商主义国家通过保护或补贴自己产业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应将离岸平衡防卫战略与明智的经济民族主义相结合。最后，有益国家利益的移民政策应将重点从裙带关系移民转移到技术移民，利用移民保证长期的人口增长，但前提是要确保移民与经济一体化相容以及能在文化上进行同化从而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这是重塑美国安保和融合力的途径，自冷战后美国就应该走这条路了。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错觉、愚蠢和灾难后，美国是时候以国家利益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了。
林德是《国家利益》杂志特约编辑，新美国基金会合伙人以及该基金会经济增长项目的策略总监。他是《美国战略方法》一书的(牛津大学出版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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