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经过长达5个星期的漫长投票程序,第十六届印度全国下议院选举终于尘埃落定。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赢得了543个席位中的282席。这是自1977年以来,印度首次由一个政党赢得超过半数席位的选举。与印人党的胜选盛况相比,执政10年的国大党只收获了44席,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惨败。在过去15年的选举历程中,无论是国大党还是印人党的得票都远远低于半数,长期以来,两大全国性政党不得不去拉拢中小政党,将命运建立在政党联盟的松散意志之上。那么,印人党在本次大选中风卷残云般的表现,是否预示着一个新的独大党时代的来临呢?目前,下这一结论为时尚早。
印人党的救世主
印人党的胜利所仰仗的是新任印度总理、政治明星纳伦德拉·莫迪超乎寻常的个人影响力,而非党的组织能力与广泛且巩固的执政基础。虽然有不少观点认为,国大党劣迹斑斑的执政业绩使其民心丧尽,以至于发生政党轮替实属必然。但必须指出的是:印人党在近十年间的处境同样是非常艰难的。党的最大困境在于内部的分裂。经历了2004年和2009年两次大选失利后,印人党内已经没有一位能够统领群伦的政治强人。除了莫迪执政的古加拉特邦之外,在其他几个印人党保持较强影响力的地方,如拉贾斯坦邦、北方邦、恰蒂斯加尔邦、比哈尔邦、中央邦、北阿坎德邦等,党内纷争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卡纳塔克邦和恰尔肯德邦,分裂甚至让党的组织工作陷入瘫痪。即使在中央层面,元老级领袖阿德瓦尼在2005年出访巴基斯坦,并且赞美穆斯林联盟的创始人真纳,此行此举已经被党内的激进分子视为叛逆。为了重新凝聚党的组织,党主席拉吉纳特·辛格不得不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莫迪身上。2013年4月,莫迪重回印人党中央委员会,9月被提名为总理候选人。
印人党内部的分裂并非偶然。该党成立之初,由于严格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原则,党的主要支持者基本上是来自于印度西部和北部高级种姓的上层阶级,从1996年开始,印人党打破了狭隘的社会壁垒,在工人、农民、低种姓群体以及大型资本家当中发展支持力量,终于在1998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但是,吸纳社会各阶层入党的方案也导致了党内成员在价值原则上的相互冲突,甚至相互对立,而党组织对于这一变化明显准备不足。莫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执政古加拉特12年的时间里,成功地保持了党内团结。同时,他与印人党的上级组织国民志愿团关系密切。比如,奉行传统印度教伦理的国民志愿团虽然对于莫迪拥抱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态度历来心存焦虑,但仍然倾尽全力地辅助莫迪。在本次大选中,国民志愿团派出了大约10万名组织者和60万名志愿者深入选区,深度接触选民,监督印人党的工作人员。如果发现选民中出现对莫迪不利的言论,志愿者们当即会展开劝说,向选民灌输莫迪的正面形象,夸大其拯救印度的能力。另外,由于莫迪本人出身于社会下层,他的政治成就可以为那些出身相似的党内领导人树立一个“政治正确”的标杆,弱化党内的价值对立。或许,莫迪并非印度的救世主,但至少是印人党的救世主。
承诺有足够多的办法带领印度轻松跨越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组织层面上,印人党为莫迪精心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竞选方案。考虑到莫迪在2002年古加拉特邦骚乱期间对印度教暴徒的放纵姿态时常被传统平面媒体和西方媒体提及,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尽量削弱莫迪身上的教派主义色彩。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人党在大选中不可能不去宣传自身的意识形态,不过,他们决定让莫迪远离这项工作。宣传任务主要集中在印度教教徒的聚集区,由党内的激进分子,如莫迪的铁杆支持者阿米特·萨尔等人负责。在传统的印度教徒面前,萨尔等人一如既往地大肆发表极端言论,比如他们声称:印人党一旦掌权就会报复穆斯林“恐怖分子”;莫迪会给那些不信教的“世俗主义者”严厉的教训;一切反对莫迪的人都应该被送到巴基斯坦去,等等。尽管如此宣传,其实连萨尔本人都承认,在今天的印度,不属于某一政党固定票仓的选
民越来越多。也就是说,选民更多地是在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政党,教派主义的动员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印人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本次大选,笼络选民的核心任务正是莫迪完成的。在整个竞选活动中,莫迪只谈“发展”一词,包括吸引投资项目、加大公共服务力度、改善基础设施等执政理念。在他的乔装下,印人党俨然成了一个现代化与世俗化的政党。该党双管齐下的竞选方案既巩固了教派主义的传统阵地,又在心态相对世俗化的选民层面制造了印人党和莫迪已经放弃了教派立场的错觉。
相比于国民志愿团与印人党的组织支持,莫迪本人多年以来的精心谋划才是赢得胜利的决定性要素。鉴于古加拉特事件的恶劣影响,从2007年开始,莫迪就尽量减少教派主义言论。这年8月,他邀请国际知名的安可公关公司,包装并宣传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业绩,这就是他在大选期间重点推销的“古加拉特模式”的由来。在安可公司的包装下,印度各大顶级财团的富豪们纷纷把古加拉特邦视为投资的理想目的地,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投资与国际知名企业、世界银行和一些重要的政府建立长期联系。莫迪也对前来投资的企业给予了一些广告、环境、劳动保障和税务方面的优惠。事实上,最早呼喊让莫迪出任总理的正是这些大型财阀,莫迪的执政理念也被他们称为“友商政策”。随着“古加拉特模式”在资本家阵营中初见成效,2009年,印人党内曾有人建议让莫迪出任总理候选人角逐当年的大选。由于古加拉特骚乱的阴影仍然没有在莫迪身上散去,印人党高层否决了这一提议。随着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形势持续萎靡,莫迪才真正迎来了机遇。他打着“古加拉特模式”的口号向全印度承诺:他有足够多的办法带领印度轻松跨越经济发展的瓶颈。
莫迪胜选靠什么
那么,“古加拉特模式”真的如此神奇吗?必须承认,莫迪治下的古加拉特确实取得了账面上的不错成绩,例如年均11%的经济增长率,领先全国的技术设施建设,可观的个人收入水平。然而,近期有不少印度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撰文指出,所谓的“古加拉特模式”只是一出神话。他们的观点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古加拉特邦的总体经济形势在莫迪执政前后变化不大,比如,该邦在2011—2012年的人均收入排名全国第九,这与1993—1994年的排名是一样的。莫迪执政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其次,古加拉特邦的工业发展过分单一,虽然它的工业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可是大部分增长来自于以出口为导向的石油化工业,其他类型产业甚至发生了下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古加拉特邦的社会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它的经济增长。其居民物质生活指数只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学者通过对比古加拉特邦和泰米尔纳度邦的发展模式指出,尽管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如古加拉特,但是泰米尔纳度的模式更值得借鉴。该邦的发展充分得益于医疗、教育和居民营养水平的提高。在降低贫困率方面,泰米尔纳度也有更好的表现,其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发展指数更是远高于古加拉特。以上几点研究的结论,刚好与莫迪抛出的竞选方案相吻合。莫迪在竞选时的承诺,多数围绕着未来的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态度则缺乏明确性和系统性。比如,当谈到如何对待贫困问题时,莫迪没有亮明具体的扶贫政策,只是强调他会确保扶贫资金落实到扶贫对象的手中。此言意在直陈国大党执政时期的腐败要害,却难以掩盖莫迪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对策不足。
无论如何,竞选的胜利意味着“古加拉特模式”的推销工作取得了成功,这得益于莫迪的另一强援——媒体。在印度,传统印刷媒体对莫迪的报道还算比较谨慎。然而,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几乎成了莫迪的宣传平台。根据印度学者的观察,大约1/3关于选情的电视报道围绕着莫迪展开,排名第二的平民党领袖科热瓦尔占10.3%,而国大党候选人拉胡尔·甘地只有4.3%。新传媒行业欣赏莫迪是有缘由的。首先,得益于安可公司的帮助,莫迪养成了善于公关的能力,这使他在媒体面前游刃有余。再者,媒体是莫迪竞选的获利者。有印度学者指出,印人党在本次大选中仅广告花费就达到了500亿卢比,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奥巴马2012年参选时的消费。在重磅投资之下,莫迪显然会得到更多的关照。更重要的是,媒体的背后是资本,莫迪的亲商政策与传媒老板们利益息息相关,他们从骨子里都是莫迪的支持者。
莫迪的胜利不仅属于他个人,同样属于印人党,属于国民志愿团,属于占有巨额财富的印度资本家。莫迪深谙印度选举之道,他非常清楚,选举的重点不在于8亿选民的选票,而在于资本的支持。
原载《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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