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佩特拉斯 亨利·维特梅尔
在2011年2月中旬至4月上旬期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在突尼斯，突然爆发的抗议活动和社会动荡造成了政府的倒台;在埃及，政治革命造成了穆巴拉克专制统治的崩溃;在利比亚，卡扎菲的统治面临严重挑战。这些事件集中发生在一小段时间内，而正如亚当•汉尼耶(2011)所说，“多年的经验被浓缩到一小段时间内，看似微小的事变却可以产生巨大而重要的影响。”埃及事件的发展极其重要，成千上万的埃及人涌入政治舞台生动地说明了中东政治过程的构成。在其他事件中，“收到美国和其他世界强权长期稳定的支持的政权将其劣性彻底暴露了出来，这些事件还揭露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言词的空洞和伪善，暴露了所有阿拉伯政权的虚弱，同时还让我们认识到这些政权与以色列和美国的真实的联盟关系。”正如汉尼耶所说，“这些都是以后需要长期牢记的政治教训。”
动乱还表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裙带式政权是极其虚弱的，这些政权以秘密政治与特务网络为基础，还不忘在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问题上给国民灌输顽固的悲观主义观点，这种悲观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笑话里的辛辣讽刺中得到某种反映。”但是正如汉尼耶所言，“这些控制机制随着人们内心恐惧的褪去而灰飞烟灭了。”他进一步说，阿拉伯世界的暴动“推动了这种感觉的消退，成千上万的人民抛弃了自己的恐惧，增加了对未来的期望，这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让人民保持对这一革命时刻的牢固记忆。”这一过程的历史重要性不应被忘却：阿拉伯世界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具有如此巨大力量的时刻。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讲述这些起义的故事，也不是预测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过程在未来的可能图景。相反，这篇文章是为了提出一些对理解作为总体的中东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并且还要进一步指出，只有透过阶级斗争的棱镜，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抗争的含义。最近中东和北非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起义明白无疑地表明，阶级仍然是任何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同时也表明阶级斗争会采取多种表现形式，这推翻了任何还原论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单纯政治解读。
阿拉伯暴动的根源与早到的庆祝
有关阿拉伯暴动的很多解释一直将焦点放在一些直接原因上：政治专制、失业、镇压、侵害与对抗议者的屠杀，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产阶级”、年轻、受过教育并通过网络进行联络的积极分子身上(洛杉矶时报，2011年2月16日)，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密谋理论家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看不见的手”也属于这一行列(阿勒特日报，2011年2月25日)。
这些解释没有为理解暴动提供一个把大范围、中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政治行动的直接“导火索”都考虑进去的框架。民众暴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参与斗争的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排除了任何有关斗争的单一维度的解释。
最好的方法是一个“漏斗模式”，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下，在开放的远处(长期、大规模的结构)起作用的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以及阶级结构，在中期则主要取决于这些结构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变动的累积效应，而短期原因则或者促成了社会-政治-心理反应，或者诱发了政治行动的社会意识的产生。
阿拉伯经济
除了约旦，大多数阿拉伯动乱国家的经济建立在石油、天然气与旅游带来的“租金”之上，这些产业虽然提供了大部分出口外汇与国家收入(金融时报，2011年2月22日，第14版)，但只存在于雇佣了极少数劳动力却带来高度专业化经济的出口“飞地”之中(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这些出口产业与多元化的、生产性的国内经济并没有多少联系：石油出口、工业制成品、金融以及高科技服务全部进口，并控制在跨国公司以及与统治阶级紧密联系的国外移民手中(经济与政治周报，2011年2月12日，第11版)。旅游增加了“租金”收入，这一部门为阶级-部落国家提供了“外汇”和税收收入。后者依赖于国家补助的外国资本和本地政治化的“房地产”开发者，而这些房地产商往往从国外进口建筑工人。
以租金为基础的收入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财富，特别是当能源价格飙升的时候，但是这些财富会产生“食利者”阶级，这一阶级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和创新过程的秉性和倾向。食利者只会在以下方面进行“专业化”：金融投机、通过私有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无节制地消费高端奢侈品以及建立十亿计美元或欧元的秘密私人海外银行账户。
食利经济在现代生产活动中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岗位，其顶端控制在家族-部落成员和脱离国籍的专家们所有的海外金融公司手中，科技与低端就业被合同制外国劳动者占据，这些外国劳动者在收入水平和工作条件方面都比本地熟练劳动力的要求要低。
彻底的食利经济产生了一个以部落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这一阶级“搅浑”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国家”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构——绝对主义君主和他们的大家庭在顶端，他们雇佣的部落领导、政治随从和技术专家在中间。这些人是“封闭的统治阶级”，有资格进入其中的人被限制在部落或家族王朝的成员以及部落-阶级的一小撮“企业家”之内，后者为前者积累财富，并为其统治服务。其“内部循环”依赖于租金收入和通过提供无技术含量但却具有垄断性的官方许可证、土地证明、进口许可证以及免税待遇等参与房地产所带来的安全收益。
在掠夺公共财富之外，统治的部落-阶级还推动发展“自由贸易”，如进口廉价的工业制成品，因而摧毁任何国内土生土长的处于起步阶段的“生产性”制造业、农业或者技术产业。
因此，不存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资本家或者“中产阶级”。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那部分人大部分是公共领域的雇员(教师、医疗专家、低级公务员、消防队员、政府官员、军队官员)，这些人依靠他们的工资生活，反过来说，他们的工资是以他们为专制主义权力服务为条件的。这些人没有任何机会进入上等阶层，也不能为他们受教育的下一代提供经济机会。
封闭的部落-阶级所控制的体系使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这也导致了财富的巨大集中。既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社会距离，那么，过高的商品价格就会产生财富，并进而会产生一个高度扭曲的单位资本“财富”的图像。除此之外，凌驾于大多数低收入者和未就业青年之上的少数几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带来了世界最高的平均收入(华盛顿博客，2011年2月24日)。
食利者统治的动力：军队与救济品
为了弥补这种巨大的社会不公平，保护寄生的食利统治阶级的地位，后者力求与那些军火巨头公司结盟，以求获得来自帝国主义统治权力的军事保护。统治者致力于“邀请新殖民化”，为军事基地和机场提供土地，为海军提供港口，与金融买办相互勾结镇压反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力量，并且向地区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霸权投降(这里可以忽略那些偶然出现的微不足道的批评)。
在中期，具有家长制色彩的给农村穷人和部落家族散发救济品、给城市穷人发放食物以及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失业人群提供无出路的工作岗位等方式是这种统治的补充方式(金融时报，2011年2月25日，第1页)。高昂的军费开支和带有家长制色彩的救济金反映了生产性投资能力的短缺。数十亿计的钱被花在军费上而不是用来促进经济的多元化，上千万的钱被用来提供一次性的家长式的救济品而不是用在可以带来生产性就业的投资上。
将这个体系连在一起的粘合剂是对公共财富与自然能源的现代掠夺、传统部落与新殖民的融合以及通过雇佣兵控制和镇压大众的相互结合。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在为落后的、建立在十八世纪王朝统治规则之上的绝对主义君主专制政体服务。
大多数先进的通讯系统的引入和扩张以及超现代的购物中心迎合了消费奢侈品的精英阶层，这种东西与大多数受教育的失业青年严酷对立，这些青年人被从高等阶级中间排除出来，并且受到底层的只有很低工资的海外合同工的挤压。
新自由主义引起的不稳定
食利的阶级-部落在国际金融机构和本地银行的强迫下被要求“改革”他们的经济：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国内市场与公共企业，削减由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的全球危机带来的国内赤字(经济与政治周报，2011年2月12日，第11页)。由于进行“经济改革”，针对穷人的食品救济被削减甚至直接被取消，国家雇佣也因此减少，这使受教育的年轻人又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机会之一。消费者和工薪阶层的税收不断上升，但是房地产开发商、金融投机者以及进口商却获得了税收减免。放松管制已经在食利的统治阶级-部落和他们的中间代理商中催生了大批的腐败。
连接底层和中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家长制纽带已经被外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侵蚀掉了，种种所谓的改革将“现代”外国剥削与既有的国内私人掠夺的“传统”形式连接在了一起。因此，阶级-部落政权不能再仅仅依靠氏族、部落、牧师以及个人忠诚去孤立和分化城市工会、学生、小商人与低收入的公共雇员所发动的运动。
街头反对王宫
阿拉伯动荡的“当下原因”是部落-阶级统治下的食利经济在人口学上的巨大矛盾。寡头统治着大量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的年轻工人，后者包括50%-65%的25岁以下年轻人(华盛顿博客，2011年2月24日)。“现代”食利经济的动力不能为新近受教育的年轻人提供现代就业机会，相反，它把这些年轻人赶进了低收入的不受保护的街道“非正式经济”(如小贩、运输和建筑工人)以及私人服务业中。超现代的石油、天然气、房地产、旅游业与大型购物中心建立在传统的宗教、部落与氏族领袖的政治军事支持之上，现代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小型独立工会被明令取缔，中产阶级的市民组织也或者在国家控制之下，或者必须向绝对主义国家申请。
与从事现代生产活动的社会阶级相联系的社会组织的“不发达”也意味着社会政治行动的中枢是在街头。失业的以及在非正式部门中就业不充分的年轻人处于广场、电话亭、咖啡厅、街角社会以及市场上，他们在绝对的行政权力中心之外、毗邻这些中心而奔波着。城市民众并没有在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对大众运动而言，使街道和广场丧失功能的意义确实很大，因为它们是商品和服务转运和利润实现的场所。同样重要的是，由失业青年推动的大众运动为受压迫的教授、公共雇员、小商人以及自雇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参加反对行动却不会在他们工作的场所被报复的机会，这可以驱散丢失工作的“恐惧”。
政治和社会冲突围绕着对立的两极运动，这两大对立极分别是宗教寡头和底层失业的民众(阿拉伯街头)。前者直接依靠国家(军事/政治机构)，而后者依靠无形的、本土的、非正式的、面对面随机形成的组织。其中，人数很少的大学学生是一个例外，他们是通过互联网联合在一起的。有组织的工会稍后加入了战斗，并且更加关注经济要求，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如在寡头控制的公共企业里工作的工人要求改变管理方式。
由于这是食利国家的社会参与，反抗并没有以领工资的劳动者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大众政治反抗寡头国家的面目出现。以大街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展现了他们摧毁国家权威、经济以及推翻专制统治的能力。但用相对容易的方式聚集在广场之上的大众街道运动在反抗标志消失的时候也很容易消散。以大街为基础的群众运动缺乏组织和领导，更不用说设计一个全新的政治社会秩序了，他们的力量能对现有的精英和制度施加压力，却不能代替现有的国家和经济秩序。因此，由美国、以色列和欧盟支持的埃及军方可以非常轻松地夺取政权、保存整个的食利国家和经济结构并与其帝国主义主人继续保持紧密联系。。
聚集条件与“示范效应”
阿拉伯动荡向北非、中东以及海湾国家的扩散是相似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产物：依赖于来自资本密集型的石油和能源出口所得的“租金”、处于家族-部落寡头统治下的食利国家，食利国家的这种经济促使绝大多数年轻人从事边缘的、非正式的“以街道为基础”的经济活动。
“案例的力量”或者“示范效应”只能通过认识各国相似的社会政治条件得到理解。街道权力——大多数城市运动——将街道视为主要行动者的经济集中地，将广场视为发挥政治权力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场所。毫无疑问，埃及和突尼斯的部分成功引发了各地的运动。但是他们只是在与这两个国家有以下共同性的国家才会爆发：相似的历史遗产，在食利-部落统治者与边缘街道劳动力之间存在相同的社会鸿沟，特别是统治者深深地融入并服从于帝国主义经济与军事网络。
结论
食利统治者通过与美欧军事和金融体系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行统治，他们在让自己富足的领地现代化的同时，让受教育的年轻人边缘化了。这些年轻人被迫接受低报酬的工作，特别是无安全保障的非正式领域的工作，并且集中于资本城市的街道上。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对公共替代品的削减(如食品、失业救济金、家用石油、天然气，交通，健康与教育)割断了家长制的纽带，而在过去，正是通过这一纽带，统治者包容年轻人和穷人对宗教精英和部落领袖的不满。阶级与民众，现代与传统的合流是自上而下的自由化改革以及挤压社会底层的直接后果。新自由化的“改革家”们信誓旦旦地保证“市场”会用高收入的职位代替国家家长式的救济金的削减带来的损失，但是这种承诺已经破产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放松国家对大众控制的同时加剧了财富的集中。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美欧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这关紧了逃避现存政权的一个阀门——为到国外寻找工作机会而引起的未就业的受教育年轻人的大量外逃，海外移民不再是一个好主意，这些选择加剧了人们的挣扎和苦难。不同的研究都表明那些移居国外者都是最有抱负、在其阶级内部有更高教育水平并且是能够承受危机的人。现在，被限制在他们的祖国，很少有人还存在移居海外的幻想，这些人被迫通过集体的社会政治行动为他们在国内的个人流动性而斗争。
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作为食利政权保护人的美国被有政治倾向的青年人视为一个下降的帝国霸权：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实力受到中国的挑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殖民统治面临失败的危险;因成为越来越受人怀疑的以色列(在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内部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卑躬屈膝和虚伪的仆人而蒙羞。美帝国所存在的腐朽和衰落的所有因素鼓励了反对美国代理人，争取民主运动的兴起，同时也消除了他们对美国军队会干涉其中从而造成第三方军事力量插足其中的担忧。民众运动将这些国内寡头视为“三阶”政权：处于美国霸权之下的食利国家反过来说也是处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操控之下。在联合国大会中的130个国家和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中，除美国外，都谴责以色列的殖民扩张行为。随着黎巴嫩、埃及、突尼斯以及即将在也门和巴林出现的新政权都保证实行民主的对外政策，大众运动意识到，以色列的所有现代化军事力量以及680000士兵也无法帮助以色列化解它的外交孤立、地区食利代理人的丧失以及对它被夸大了的军事统治者和它们在美国外交领域的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的彻底怀疑。(金融时报，2011年2月24日，第7页)。
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引爆了争取民主的大众运动，让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年轻人从“街道上”组织起来。现在，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大众可以变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吗?他们可以掌握国家权力，民主化国家政权吗?同时为了提供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机会，他们可以创造全新的在目前的食利经济中仍然极度匮乏的生产性经济吗?政治后果尚未确定，因为这取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与受美国资金支持的宗教、君主制和新自由主义力量之间的竞争。
要为一个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庆祝也许为时尚早。
华盛顿应对阿拉伯动荡的策略：牺牲独裁者，拯救国家
要理解奥巴马政府应对埃及穆巴拉克专制统治和民众起义所采取的政策，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是极为重要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深深嵌入阿拉伯专制统治(从突尼斯到摩洛哥、埃及、也门、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国家结构之中已有数十年，在此之后，华盛顿希望调整它的政策，向既存政权结构中包容与(或者)移植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客。
尽管多数评论员与记者讥讽美国的“窘迫”、埃及事件这一新鲜事物以及华盛顿日复一日政策公告，但是广泛的历史先例对我们理解奥巴马政策的战略方向而言仍是必要的。
历史背景
只要专制政权支持它的帝国主义政策，控制他们的人民，美国就会在建立、提供资金、武装以及扶持等各个方面对其予以支持，这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有着很长的历史传统。
在过去30年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在支持个人独裁或者军事政变方面通力合作。如为多米尼加民主共和国的特鲁西略专制统治提供支持，1950年代在革命前的越南建立吴庭艳独裁统治，在尼加拉瓜与两代索摩查家族的地方割据政府建立合作关系，1952在古巴、1964年在巴西、1973年在智利、1976年阿根廷为军事集团提供资金和宣传支持，在阿根廷还支持过后来的反动政权。当民众暴动威胁这些美国支持的专制统治时，当社会和政治革命马上要成功的时候，华盛顿都会推行一个三管齐下的政策：公共场合批评人权暴行，提倡民主改革;私下里发信号继续支持原有统治者;第三个方面是寻找可以替代现有统治者并且能够保护国家机器与经济体系，同时支持美国帝国主义战略利益的新精英。
对美国而言，不存在战略性关系，而只有不变的帝国利益，亦即保护代理人国家。但是专制统治却假定他们与华盛顿的关系是战略性的，因此当他们被牺牲以拯救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感到震惊和失落。由于害怕革命，作为华盛顿代理人的专制者中有一些人不是很情愿，他们不想继续往前走，因而遭到暗杀(特鲁西略和吴庭艳)。美国为一些人在国外提供了避难所(索摩查和巴提斯塔)，其他人或者被强迫进行权力分享(皮诺切特)，或者被安排做哈佛、乔治敦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
华盛顿何时重组政权是基于对以下因素考虑：独裁者经受政治暴动的能力、军队的力量和忠诚以及顺利进行政权交替的有效性。等待太久以及与独裁者绑定的危险在于暴动使随之产生的扫除政权和国家机器的改革走向激进化，也会将政治动荡转化为社会革命。1959年所发生的“误判”导致了古巴革命的发生，因为华盛顿站在巴蒂斯塔一边，无法建立一个可行的支持美国并连接旧国家机器的联盟。同样的误判也发生在尼加拉瓜，这一次是卡特总统按照原有的经验批评索摩查，并消极地袖手旁观，但是原有政权被推翻，革命力量摧毁了美国和以色列训练的军队和秘密警察以及教育机构，而且还进一步对美国财产进行国有化，提出了一套独立的外交政策。在1980年代，华盛顿在拉丁美洲保持了很大的主动性。它通过推行行之有效的选举转型，用表面温和的新自由主义下选举产生的政客替换了原有的独裁者，而这些选举产生的政客仍然保证保护原有的国家机器和拥有特权的国内外精英，并且支持美国的地区性和国际性政策。
以往的经验与当前的政策
甚至当运动在所涉及的人数上蓬勃发展并且反华盛顿的情绪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奥巴马仍然在是否换掉穆巴拉克这一问题上非常犹豫，原因有很多。首先，白宫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代理人，如洪都拉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这些代理人都相信他们与华盛顿之间有着密切的战略关系，一旦穆巴拉克被抛弃，这些人将会对他们的未来失去信心。
其次，美国国内支持以色列的组织(如AIPAC，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组织的主席)有着很广泛的影响力，他们中间的大批说客游说国会领导人向国会施压，要求继续支持穆巴拉克，因为以色列是独裁统治的主要受益者。这些独裁者已经成为以色列在这些国家的喉舌(如埃及和巴勒斯坦)，并且匍匐于犹太国家的脚下。
因此，奥巴马政府在不断高涨的埃及民众运动的压力下动作缓慢。它在寻找一个替代性的政治方案，这一政治方案将抛弃穆巴拉克，保护和加强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力，并将包容民众的选举要求作为对广泛的民众运动进行转移和去激进化的方式。
替换穆巴拉克的主要障碍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门，特别是325000人的中央安全部队和60000人的国民卫队直接控制在内政部和穆巴拉克手里。而且，军队的高级将领(468500名成员)已经效忠穆巴拉克达30年，并且通过控制多个领域的高盈利公司获得了大量财富。这些人不会支持任何质疑他们经济特权的市民“联盟”，也不会支持将政治界限设定在选举系统之内的任何权力。埃及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美国的代理人和以色列的合。
奥巴马果断地提出要与这些实力派进行通力合作，并予以支持。但是他也需要说服这些人，让他们代替穆巴拉克，并且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以消解越来越倾向于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强权的民众运动。奥巴马将会竭尽全力去保护国家的连续性，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大众运动与士兵相结合联盟的裂口，因为这种结合将会促使动荡转化为革命。
然而，在政治再造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带有民主倾向的市民中有83%的人不支持华盛顿，这些人将会获得斗争和自由的经验，要求对政策进行调整，特别是要求停止在以色列封锁的加沙地带进行的警察执法活动，停止对美国在北非、黎巴嫩、也门、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傀儡政府的支持。其次，自由选举将打开争论之门，带来巨额社会开支增长的压力，并且会没收美国70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穆巴拉克家族和裙带资本主义剥削埃及人民所得的财产。民众会要求将公共开支由过分膨胀的暴力机器向生产性的、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的部门进行转移。一个有限的政治开放可能会导致第二轮回合的较量，在这一回合中，在社会民主的倡导者和支持新自由选举主义的精英之间所进行的新一轮的社会政治斗争将会分裂反穆巴拉克力量。反独裁时刻只有在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第一阶段才会出现。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埃及，而且充斥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这一斗争的结果依赖于大众发展他们自身的独立组织和领袖的程度。
要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动力，我们就必须同时利用“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但是在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者的文献中，这两大学科恰恰被割裂成同一过程的不同部分。例如，这些学者宣称埃及示威游行只是为了反对穆巴拉克，争取所谓的政治自由——这是美国和其他世界强国的主要叙事方式，也是大多数新闻报道的内容，当然，这种说法扭曲和误读了这些抗议活动的性质。很显然，正如亚当•汉尼耶就埃及事件的最新发展所做的深入分析指出的那样，“虽然抗议活动已经包含了非常广泛的有着不同诉求社会阶层，但是他们的总体逻辑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在中东的深刻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不单单是“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而是首先围绕在以下两点上，即哪个阶级统治埃及以及谁的利益上升为埃及国家利益。这些问题具体包括：(1)全球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本性在埃及的表现;(2)埃及在保持美国在中东统治模式中的角色。汉尼耶指出，穆巴拉克统治的本质与以下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为什么反抗政治专制的斗争必然与阶级斗争的动力交织在一起”。
结论
埃及发生的事件不仅被很多大众媒体所报道，而且被美国和欧盟的官方用谨慎的语言修辞所表达，但他们的意思是埃及事件只是一场民众推翻个人独裁者的斗争而已。当然，这种说法在以下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抗议者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诸如穆巴拉克和本阿里这样的要人们。但是将埃及事件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的观点并不能让人明白这些抗议活动的本质，而只能让人更加迷惑。三分之二的埃及民众都在30岁以下，这意味着大多数的埃及人民并不只是在穆巴拉克的统治下度过自己的所有生命，他们还经历忍受了非常残酷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示威游行是穆巴拉克的统治所体现的赤裸裸的阶级权力的直接后果，汉尼耶认为，资产阶级基本上在抗议爆发的头几天就逃离了国家恰好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阿拉伯世界中，有如此之多的政权具有反民主的特征，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只与文化有关，而是资本主义在这一地区的一种政治形式。在这样一个有着惊人的不平等水平同时在地理上处于对美国全球权力体系来说具有核心意义的地区的社会，资本主义要运转起来就必然采取这样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拉美具有很大的可比性，这两个地区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都存在着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而且，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对统治拉美政治版图的每一个军事专制政府和威权政体都给予援助和支持本身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这个原因，在数十年来公共空间一直萎缩的社会，要求民主表达权是以阶级问题为中心的更广泛的斗争的一个方面。例如，穆巴拉克是军事政府展现在大众面前的一张脸，因此，移除这张脸并不能改变军事统治的特征，也不能改变这一统治保护特殊阶级统治权的方式。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地区联系，就不能使埃及军队的角色发生彻底改变。这一分析明显与奥巴马和其他强权的领导人的修辞不同，正是他们在数十年间对穆巴拉克和其他阿拉伯独裁者进行粉饰，并且将这一地区爆发的市民反对其政府的运动仅仅视为一场政治“转型”。因此，当地精英和美国政府以及他们在本地区的所有盟友，现在强烈希望将民众斗争分割为“政治的”和“经济的”两部分，同时还希望将这一斗争限制在民主转型的范围内，从而排除任何对政权合法性的更深的质疑。2011年2月14日的媒体报道明确显示，埃及军方将宣布罢工和其他形式的独立工人组织不合法。但是，反对埃及独裁政府和该地区其他威权政体，在本质上始终是一场阶级斗争。
本文译自“Beyond Neoliberalism：A World to Win”一书第九章，James Petras 和Henry Veltmeyer著，Ashgate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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