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这不是新闻，即使在一人一票选举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但两位政治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最近发现了关于美国的一些冷酷结论，他们的发现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运作具有重要影响。
两位的研究基于吉伦斯之前的研究。吉伦斯费尽心思收集了从1981年到2002年间近2000个政策问题的民意调查。接着，两人考察了美国联邦政府是否在调查后4年内采取了被调查的政策，并追踪了该结果与位于收入分配不同区域的选民偏好的匹配程度。
单独看来，“普通”选民—即位于收入分配中端的选民，他的偏好对政府最终反应具有强大的积极影响力。普通选民所喜欢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吉伦斯和佩奇指出，这会形成人们一个错误的乐观印象，就是政府能代表民意。普通选民和经济精英的偏好在大部分政策事务上并无重大差异。比如，两个群体的选民都希望看到强大的国防和健康的经济。更好的检验政府做了什么的办法是考察这两组人群观点相左时的情形。
在检验中，吉伦斯和佩奇比较了普通选民和经济精英(定义为收入分配最顶端10%的人群)的偏好，研究哪类选民施加的影响更大。他们发现，普通选民的影响力下降到次要地位，而经济精英仍具有很大影响力。
含义很明显：当精英的利益与社会其他阶层相左时，他们的观点最重要—几乎可以无视其他阶层的看法。(吉伦斯和佩奇解释说，我们应该将顶层10%的人的偏好作为真正的富人的观点的指标。真正的富人是最顶尖的1%，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对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吉伦斯和佩奇的结论也是如此。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政策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他们指出，如果将利益集团联盟和美国富裕阶层的偏好考虑进来，则“无论普罗大众想什么，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不同影响”。
这些令人沮丧的结果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对绝大部分群众的利益视为不见，而对最富有的人几乎有求必应的政客是如何当选—更重要的是，是如何连任的呢?
部分原因也许在于大部分选民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作用的，也不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为经济精英服务的。吉伦斯和佩奇强调，他们的证据并不表明政府政策让普通公民的境况变坏了。普通公民常常确实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偏好往往与精英阶层相似。这两个群体的偏好的相关性，使得选民很难察觉政客的歧视。
但另一个更危险的答案在于，政治领袖为当选而采取的战略。主要代表经济精英利益的政客需要找到其他途径吸引大众。这条途径可以通过民族主义、宗派主义和身份政治找到—即基于文化价值和符号而不是面包和黄油利益的政治。当政治建立在这些基础上时，赢得选举的将是最能“激发”我们潜在文化和心理标签的政客，而不是最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政客。
卡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的含义是，宗教情绪可以让工人和其他被剥削人民日常所遭到的物质匮乏被模糊化。
同样地，宗教右翼抬头，以及随之而来围绕“家族价值观”和其他极端化问题(如移民问题)的文化战争兴起，这些都被利用以使美国政治似乎可以和1970年代末以来经济不平等急剧上升的真实状况隔离开来。其结果就是保守派得以维持权力，尽管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与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利益根本不相符。
身份政治危害极大，因为它会画一个圈，圈出享有特权的圈内人并排斥圈外人—即外国人、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和其他种族的人。这在非自由民主国家特别明显。为了巩固选举基础，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严重依赖民族、文化和宗教符号。
这样做往往能够煽动针对宗教和民族少数派的敌对。对于代表经济精英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往往从内到外都腐败透顶)来说，这是一个能带来可观民意好处的策略。
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性，造成了对民主政治的两大冲击。它不但导致中产阶层和下层人民选举权日益被剥夺，也在精英阶层中间酝酿了极其危险的宗派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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